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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0 22: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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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斌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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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郑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郑和作者:周志斌排版:良瑞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1-01ISBN:9787214136336本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第一章从马和到郑和一、元咸阳王的六世孙

明朝永乐年间,中国远洋航海事业曾经有过一段极其辉煌的历史,而创造这一辉煌历史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一名宫廷太监——郑和。

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云南昆阳州(今属云南昆明晋宁县)回族人。明洪武四年(1371),此时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已有四年多,但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行省仍处在蒙元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之下。

这年一个普通的日子,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的一户马姓人家,随着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一个健康男婴降临这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家庭。新生男婴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和欢乐,也带来了希望。年轻的父母给他们这个小儿子取名“和”,乳名“三保”,祈求真主保佑他们的儿子马和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据《郑和家谱》记载,马和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中亚不花剌国(又称“普化力国”,位于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一带)的国王所非尔,他是马和十一世祖。相传,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遭到邻国入侵,所非尔国王被迫“舍国适宋”,与弟弟艾尔砂和三个儿子,带领部属七万余人和七千余匹驼马不远万里来到北宋都城开封,归附北宋王朝。宋神宗对所非尔宠信有加,授职本部总管。宋元丰三年(1080),不花剌国内局势稳定后,不花剌国使臣阿力、蜜尔拾沙率文武官员在数百名骑兵的护卫下抵达北宋西京洛阳进贡,请求国王所非尔回国复职。宋神宗盛情挽留所非尔“驻京保国”,并加封“宁彝侯庆国公”,赐赤金200两、银5000两、丝1000匹,每年加俸500石。所非尔考虑再三,决定让弟弟艾尔砂带领不花剌国余众返国,主持不花剌国政。所非尔统领的本部护卫5300余人分散于山左、山右、淮泗之间从事农业生产,免征粮赋,听从宋廷调遣。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所非尔国王安然离世,享年97岁,宋朝廷赐赠“戎部总管、宁西域国朝奉王”称号。

元朝初年,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是所非尔六世孙、马和的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相传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孙,其全名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1220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兵西征灭西辽,占领了中亚布哈拉。当时,赛典赤·赡思丁的祖父、当地部族首领赛典赤率领骑兵千余人,带着花豹、白鹤迎降,少年赡思丁和父亲苦马鲁丁也一起归附了成吉思汗的西征军,并被编入宿卫部队,后任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成吉思汗常以“赛典赤”称呼赛典赤·赡思丁,而不呼其名,后来“赛典赤”也就成为其整个家族贵族身份的专称。

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汗位后,赛典赤·赡思丁以战功出任丰、靖、云内三州(今大同、呼和浩特一带)的都达鲁花赤(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因政绩突出,后升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和燕京路断事官。1251年元宪宗蒙哥汗时,任燕京路总管和采访使,负责燕京军政事务,督查地方官员的政绩优劣。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他又先后出任燕京路宣抚使,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等职。赛典赤·赡思丁为官多年,政绩斐然,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发、治理云南,对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274年,为整治云南乱局,忽必烈特派年过花甲的赛典赤赴云南担任平章政事,他也成为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在六年任期里,他兴利除弊,协调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先后开垦田地二十余万亩,广设驿站,重视文化教育,修建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孔庙——文庙,从思想文化上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统一与联系。由于他为政宽厚仁义,深受百姓爱戴。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病逝昆明后,当地百姓闻讯,纷纷前来哀悼。史称,赛典赤·赡思丁被安葬于昆明东北二十余里的松花坝,送葬时“百姓巷哭”、“号泣震野”,旁观者也无不为之动容。为了纪念他,当地民众又在昆明北郊给他修了一座衣冠冢。不久,元朝廷追封赛典赤·赡思丁“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号“忠惠”。此后,人们常以“咸阳王”代称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死后,其子孙后代大多数留居云南,有的承袭封爵,有的成为当地有名望的缙绅。其后裔繁衍为云南回族的几个大姓,马和祖辈即为其中之一支。赡思丁的五个儿子,个个文韬武略,身居要职:长子纳速剌丁,曾任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左丞、右丞和平章政事;次子哈散,曾担任广东道宣慰使和都元帅;三子忽辛,曾任兵部郎中、陕西行台御使中丞、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四子苫速丁兀默里,曾任建昌路总管;五子马速忽,曾官至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马速忽为郑和的五世祖,袭封滇阳侯。由于长时间与汉族士民共处,因而改从汉俗,以名中首字为姓,定姓马氏,因此马和之姓即源于此。

经过多年的探究,史学家们基本理清了马和家世的渊源:所非尔→撒严(所非尔次子)→苏祖沙(撒严长子)→坎马丁(苏祖沙长子)→马哈木(坎马丁长子)→赡思丁(马哈木长子)→马速忽(赡思丁五子)→马拜颜(马速忽长子)→察儿米的纳(马拜颜长子)→马哈只(察儿米的纳长子)→马和(马哈只次子)。

马和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曾祖马拜颜、祖父察儿米的纳和父亲米里金(汉名“马哈只”)等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城)朝觐过,在昆阳地方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元末明初,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马和的先辈们要前往遥远的天方麦加朝觐,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漂洋过海,沿途充满各种风险,同时还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持,这些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当时能平安抵达麦加并完成朝觐之旅的穆斯林很少,所以在云南曾朝觐过麦加的人普遍受到当地穆斯林的羡慕和敬重,尊称他们为“哈只”(阿拉伯语,意为“朝觐归来者”)。据史料记载,当时云南一带的穆斯林到麦加的路线大致为:先由云南昆明和大理出发,出境到缅甸曼德勒,乘船由伊洛瓦底江南下抵达仰光,再由此地漂洋过海,先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换乘海船出孟加拉国湾,绕过斯里兰卡岛,横渡阿拉伯湾进入亚丁湾,再通过红海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最终到达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圣城麦加,这条朝觐之路一直是数百年来云南穆斯林的朝觐路线。

马和父亲本名米里金(1344-1382),后改称汉姓“马”,人称“马哈只”。马和的祖、父辈都曾是元朝的封疆大吏,祖父被元廷封为“滇阳侯”,父亲米里金曾担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并袭封滇阳侯。马哈只身材魁梧,性情豪放,为人正直。人有过错,他总是当面指出,毫不隐瞒。平时在乡里,扶危济贫,乐善好施,遇见贫困、孤独无依的人总是尽力帮助和救济。因此,他在乡间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

马和的母亲温氏是一个贤惠妇女,勤劳善良,共生育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马和排行第三,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名叫马文铭。马和自幼聪明伶俐,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额头,人见人爱。母亲温氏很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专门请老师辅导他们的学习,所以马和从小就跟着哥哥姐姐学习文化知识,诵读诗词,七八岁时就能阅览诸子百家的著作,史称“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当然,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少年时期的马和已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修养当属无疑。

童年的马和特别爱听长辈们讲故事,尤其是听他们讲述“朝天方”的故事。祖父和父亲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都曾不畏艰险赴伊斯兰圣城麦加朝觐,见多识广。平日里,父亲马哈只常向孩子们介绍伊斯兰教教义,讲述他们“朝天方”途中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经历、沿途的风土人情和奇闻趣事。这些故事使少年马和从小了解到许多伊斯兰教常识,对异域和远洋航海充满了好奇心,立志长大后要远航大海,像祖父和父亲一样“朝天方”,朝觐心目中的伊斯兰教圣地。

明人祝允明在《前闻记》中说,幼时的马和喜欢用纸折成船放在水中游戏,用嘴吹动,纸船在水上飘浮前行,直到水浸纸船沉入水中,游戏才停息。马和家乡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邻近的滇池,是云南最大的淡水湖,有“高原明珠”之称。向往航海的小马和常和伙伴们一起到滇池中游泳、驾船游戏,平静的湖面上,时常可看到马和与小伙伴们的身影。稍长大后,马和又让大人用木头做成一条小独木舟,每到夏日,便与伙伴们一起到滇池里划独木舟,在湖水中尽情地游戏。由于马和水性好、驾船本领高,深得小伙伴们的拥戴。马和俨然一个老练的水手,挺着胸脯,指挥伙伴们在滇池中划船冲浪。

关于少年马和,其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个“马和智斗乡绅”的故事。传说,马和家乡有一乡绅平时为人十分霸道,常仗势欺人。他见马和常和小伙伴经常到滇池游泳、驶船,便贴出告示,声称“滇池沿乡一带,均归本乡管理,未经本乡绅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下湖行船、游泳”。然而,倔强的马和毫不理睬,对小伙伴们说,不要管它,照游不误。但其他孩子的父母亲害怕得罪乡绅,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去滇池玩,马和只好一个人去滇池游泳、玩船。为防乡绅使坏,每次到湖中游玩时,他都要随身携带一根芦苇,以防不测。乡绅见马和拒不服从,为教训马和,暗中派人跟随马和,乘其不备,将他推入湖中,一阵大浪打来,马和竟被打得无影无踪。

马和落水后,迅速将芦苇衔在口中,把芦苇口伸出水面进行呼吸,最后平安游到岸边,悄悄回了家里。次日,乡绅见到马和,大吃一惊。马和说道:“昨日,滇池水怪把我拖走了,送到了龙王那里,龙王知道我是被坏人推入湖中,大怒,要我回来转告想害我的人,若再生歹念,就要把他全家拉到湖中喂鱼虾。”乡绅听后十分害怕,再也不敢阻挠马和及小伙伴们到滇池游泳、划船了。

这件事在村中传开后,人们都说马和福大命大,是被龙王送上岸的,不是凡童,将来必成大器。二、燕王府里的小侍童

在风景秀美的滇池湖边,在平静安逸的家庭环境中,马和逐渐长大,转眼间成长为一个翩翩英俊少年,故乡的山水和小伙伴给少年马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然而,好景不长,在洪武十四年(1382),马和的人生发生一次重大变故,这场变故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一生命运。

宋代,云南为白族首领段氏建立的大理国所统治。元宪宗三年(1253),元灭南宋前,忽必烈远征云南,灭亡大理国。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云南行中书省,立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西南边疆。忽哥赤死后,其子松山袭封梁王,继续镇守云南。大理国的最后一任国王段兴智则被任命为第一任大理总管,此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元顺帝至正年间,把匝剌瓦尔密(?—1382)袭封梁王,驻守中庆路(治今云南昆明)滇中地区。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割据四川的大夏政权派遣万胜、邹兴等分兵进攻云南中庆路,占领中庆城(今云南昆明),梁王兵败退守楚雄一带,向盘踞在大理地区的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出兵援救,挫败大夏军队,暂时保住了云南地盘。梁王重新回到中庆,恢复了统治,升段功为云南平章政事,并将女儿嫁给段功作为援救的奖赏。然而,梁王与段氏分别占据滇池和洱海地区,双方力量旗鼓相当,矛盾重重。为了对付大夏军队的进攻,他们暂时联合起来对外,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后来,梁王借故杀掉段功,此后与大理段氏长期失和,彼此攻战不断。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割据政权。洪武四年(1371),明朝军队平定了明玉珍的四川大夏政权后,有人建议乘胜进军拿下云南,消灭仍然割据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复杂的地理、历史环境,认为“云南僻远,不宜烦兵”,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招抚政策。明朝廷多次派遣使臣前往云南招降梁王,试图以和平方式统一云南,但均无功而返。洪武五年(1372)六月,朱元璋又派翰林院侍制王祎携带诏降书不远万里来到云南,规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奉版图,归职方”。梁王拒绝了明廷诏谕,坚持割据一方,奉元正朔,不久杀死明使节王祎。洪武八年(1375)八月,朱元璋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出使云南招抚梁王,结果吴云又在云南沙塘口被杀。

政治招降、和平统一云南的策略失败后,经过数年准备,朱元璋决定用武力平定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任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分任左、右副将军,统领30余万大军分路出征云南。大军出师之日,长江之上,旌旗蔽日,鼓乐喧天,朱元璋率文武百官为远征的将士们饯行。

傅友德统率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南京龙江出发,溯江而上,进入湖广,然后兵分两路,从东、北两方面夹击云南。北路由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率5万明军由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进逼乌撒(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这里为云南、四川、贵州3省交界处,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东路军由傅友德与蓝玉、沐英等率领由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进军贵州。东路军连克普定(今贵州安顺)、普安(今贵州盘县特区)及其附近地区,招抚了当地罗罗(彝)、苗、仡佬等少数民族,进逼曲靖。曲靖乃云南东部水陆交通要地,明军占据了曲靖,便扼住了云南的咽喉。梁王得知明军占领普定、普安等地后,立即派司徒平章达里麻调集精兵10万防御曲靖北郊的战略要地——白石江。明军日夜兼程,也先后抵达白石江的北岸,沐英一面虚张声势,令明军鸣金击鼓,摆出一副要渡江作战的态势,一面派出少量精锐部队渡江绕到敌军后方。明军吹起号角,擂响战鼓,在山林到处竖起大旗伪装兵营。达里麻果然中计,急换后军为前军助战,仓促回撤部分江边守军,掉头对付背后的明军。傅友德、蓝玉、沐英乘势指挥明军大举渡江,抢登南岸。顿时,矢石炮铳齐发,杀声震天动地。沐英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奋力拼杀。明军取得了战斗胜利,俘获梁王士兵数万人,达里麻最后也被生擒,云南曲靖遂为明军占领。白石江之战是明军平定云南的决定性战役。

接着,明东路军再分两路:一路由蓝玉、沐英率领,进军昆明;一路由傅友德率领挥师北向乌撒,以策应北路军。明军攻入云南曲靖后,由于梁王与大理段氏长期交恶,此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蓝玉、沐英统领的明军直扑中庆城,梁王见势不好,携妻带子弃城逃往晋宁忽纳砦(今云南晋宁新街乡梁王村),右丞相观音保等举城投降明军。很快,明朝大军跟踪尾追梁王至昆阳,两面夹击梁王及其残部,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降临到马和家乡。激战中,梁王见大势已去,绝望地驱赶妻儿投滇池而死,然后自己与部下一起自杀而亡。此后,明军势如破竹相继攻克大理、鹤庆、丽江等地。经过半年多的激战,明军平定了云南全境。明廷在云南建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并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沐英统领出征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部分士兵屯守南疆。此后,沐氏子孙世代承袭,经营云南达260余年,直至明朝灭亡。

在明军平定云南的战争中,马和的家庭遭到战争的沉重打击。马和父亲马哈只作为元梁王统辖下的滇阳侯,在战争中只能站在梁王一边,支持梁王与明军决一死战,最后马哈只也血洒疆场,年仅39岁。作为梁王重要部下的后代,11岁的马和也被明军当成战利品抓进军营,做起了杂役。

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诏令傅友德、蓝玉率征南大军班师回朝。马和随明军来到都城南京,并被明军当作征服云南的胜利礼物送给朱元璋,进入皇宫当了一名侍童。

入宫前,13岁的马和接受了残酷的“净身”手术。“净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肉刑,受害者在生理、心理上遭受严重摧残和极大伤害,少年马和也不幸成为这种酷刑的受害者。“净身”就是生殖器官的阉割手术,手术多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官或刀匠主刀,医官先让男童喝一杯乌头酒(古代中医常以此作为麻醉剂),懵懂不知情的男童喝下后很快昏迷不醒。刀匠用盐水和辣椒水小心把男童下身清洗一遍,然后把阴囊连同睾丸一起切掉,用桑白皮丝结扎,然后把阴茎包皮提起来,露出龟头,将龟头切掉,创面敷上军功散(专治刀伤,有一定的消炎止痛功效),尿道插上麦管。“净身”手术后,男童要在一个四周既密不见光、又不透风的“蚕室”中静卧100余天,伤口才能逐渐愈合,许多男童由于感染等原因在净身手术不久便痛苦地死去。

历经百余日地狱般的煎熬后,马和幸运地活了下来。“净身”手术的痛苦和屈辱没使马和消极沉沦,反而促使他性格和思想更加早熟,使他的思想和言行较同龄人更为沉稳。大多被阉割的男童成为宦官,主要供宫廷和皇族役使。现在,人们常把宦官都统称作“太监”,其实是不确切的,太监只是人们对宦官的尊称,就像人们把医生、护士、卫生员都尊称为“大夫”一样。明代宦官分为四等:一等叫太监,官阶正四品;二等叫少监,官阶从四品;三等叫左右监丞,官阶正五品;四等叫侍童,官阶不一。洪武十八年(1385),明将领傅友德、蓝玉率部调防北平府,协助燕王朱棣加强中国北方的军事防御,作为宦官侍童的马和也随军来到北平。在此后的几年里,马和跟随傅友德军队转战漠北、辽东等地。洪武二十三年(1390),傅友德军队划归燕王辖制,19岁的马和因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被燕王朱棣选中,进入燕王府中服务,伺候燕王朱棣的起居。

明朝正史记载,燕王朱棣(1360-1424)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而实际上朱棣亲生母亲碽氏是一个蒙古族女子,是朱元璋的第六位夫人。传说,因怀疑碽妃与他人私通,朱元璋赐其“铁裙”(用铁片做成裙子),将她放置火上活活烘烤而死。按照封建礼制,皇位“传嫡不传庶”,有嫡子在,庶子绝对不能继承皇位,否则就是篡权夺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朱棣当上皇帝后,为维护皇位的合法性,指使御用文人篡改《太祖实录》,将自己描写成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嫡生第四子,极力掩盖庶子的历史事实。后来,朱棣在南京修建了壮观的大报恩寺塔,表面上是为报答父皇母后之恩,而实际是为报生母碽氏的生育之恩。然而,一直到死,朱棣都未公开承认生母碽氏的身份。

洪武三年(1370),11岁的朱棣被父皇朱元璋分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21岁的朱棣正式就藩北平。当时,蒙元的残余势力虽已被赶到了漠北蒙古草原一带,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时常南下骚扰、劫掠明朝北方边境地区。北平作为明朝北方军事重镇,对于巩固北方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朱棣多次奉命以燕王身份统帅明军北征蒙元残余势力,这一方面锻炼了他的军事才干,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他在明廷朝野的影响力。

洪武二十三年(1390)元月二日,朱元璋命晋王朱棢、燕王朱棣率军队分路讨伐逃至塞外的元军残部。三月初,朱棣率师行进至塞外古北口一带,远望茫茫无边的黄土沙丘,却不见敌人的踪影。他便派出骑哨四处侦查敌人踪迹,最终获知元军乃儿不花所部驻扎在迤都(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以北)一带。此时的塞北春寒料峭,朱棣指挥明军冒着严寒如天降神兵杀到迤都,将元军乃儿不花部包围。朱棣恩威并施,最后明军以微小的代价迫使乃儿不花率部众数万人投降了明朝。捷报传至南京,朱元璋大喜过望,笑对众臣道:“此次肃清漠北之敌,燕王功不可没。”随即派人给燕王部队送去赏银钞100万锭,奖赏燕王将士。此后,朱棣获得朱元璋的信任,逐步掌握了明朝北方军队的指挥大权,成为诸王中实力最强大的藩王。

侍奉燕王朱棣是个十分辛苦的活儿,一天到晚,要随叫随到,少年马和因贪睡,时常因此误事,没少挨打。后来,有好心人告诉他多喝茶能够少睡觉,于是他就开始喝燕王朱棣的剩茶。小孩子嫌茶水太苦,就放了糖去喝。果然喝了甜茶,就不爱睡觉了。燕王朱棣也逐渐喜欢上这个聪明勤快的侍童。特别是在随侍燕王北方征战期间,马和的谦虚好学、聪明能干等品质得到朱棣的欣赏,被选为贴身侍卫。为了提高内侍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朱棣还选派了一些博学儒士到燕王府给他们辅导文化。此外,元灭南宋后,南宋朝廷的大量图书由海路运至元大都(即北平),加上后来元朝宫廷的藏书,朱棣入主元朝旧宫后,这些藏书都成为燕王府藏书。丰富的藏书,为马和等王府内侍们博览群书、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加之,马和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凭借其学识和才干很快从众侍童中脱颖而出。

在燕王府,马和还结识了朱棣的谋士道衍法师。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出生于苏州长洲(今苏州市吴中区)的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好学,14岁落发为僧,法号“道衍”。他擅诗书画,通兵法,精儒、佛、道诸家之学,是元末明初江南的知名高僧。洪武十五年(1382),他经友人举荐入京,朱元璋派他前往北平住持庆寿寺,并辅佐燕王镇守北方,由此成为朱棣的主要谋士。道衍法师与马和交往密切,“时时屏人语”,并且还将马和收为佛门弟子,给他取了一个法名“福吉祥”,出资以“福吉祥”的名义刊刻佛经,分发给各个寺庙。除了佛教知识,道衍法师还向马和传授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宦官在世俗人眼中都是刑余之人,道衍教育郑和,不管世俗如何褒贬和蔑视,作为一个宦官要懂得自尊自爱,不仅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且要成为人上人。只要不懈努力,忍辱负重,定能成大器;努力学习,学问既要精深,也更广博,那些为士大夫不齿的杂学也应学习,杂学更能培养人的心性,造就自己各方面的才能。

在道衍法师的引导下,马和饱览群书,逐渐成长起来。此时年方20的马和作为内官近侍,鞍前马后,随侍护卫燕王征战北方各地,多次参与了征讨蒙元残余势力的战斗,各方面的能力得到磨炼。在与燕王的密切交往中,马和与燕王的情谊日深,燕王对他也更加信任并经常委以重任。三、郑村坝建功赐姓郑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日,朱元璋在南京病逝。临终前,朱元璋秘密召见了驸马都尉梅殷和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嘱令他们齐心辅佐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帝位。十六日,朱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建文”,诏令全国以次年为建文元年。因年号为“建文”,世称朱允炆为“建文帝”。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次子,由于朱标因病早逝,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朱元璋册立为皇太孙。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其祖父朱元璋时期的严刑峻法,实行了一系列宽政改革措施,深得朝野支持,“四载宽政解严霜”。然而,建文帝推行新政所倚重的主要大臣如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等人,他们都缺乏残酷政治军事斗争的丰富经验,只有齐泰一人略知兵法,一些改革措施也脱离社会现实,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和复古主义色彩。

鉴于元朝主弱臣强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为保朱家大明王朝千秋万代永传承,朱元璋广建宗室,大举分封,将诸子分封为王,镇守全国各地。此外,朱元璋身在南京,心念北方边防,派诸子驻守北部边防重镇,对于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藩王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当皇帝有难或朝廷出现奸臣时,诸王有索取奸臣和领兵“靖难”的权力。按照明制,明代藩王不但享有万石禄米的优厚俸禄,而且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藩王不仅要有“藩屏帝室”的责任意识,还要拥有屏藩的军事实力。每个王府都设有一套官僚机构,冕服车骑宫室等仅次于皇帝。每个藩王府设立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拥有护卫士兵少者3000人,多者有15000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在紧急情况下,亲王也可直接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驻防士兵。每有重大军事行动,诸王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一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也要受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

建文帝即位后,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拥兵自重,对皇位虎视眈眈。建文帝担心手握重兵的叔叔们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等人“削藩”建议。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前,他与建文帝祖孙间曾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想法。朱元璋踌躇满志地对朱允炆说:“现在,朝廷内飞扬跋扈的大臣都已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方,将来你即位后可垂拱而治了。”朱允炆反问道:“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又奈之如何?”朱元璋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朱允炆又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头称是,说道:“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这番对话明太祖自己也许很快忘记了,而建文帝朱允炆却把它牢记在心,即位后即把它作为既定国策。

至于如何“削藩”?齐泰主张先拿势力最强的燕王开刀,燕王一除,其他藩王则可顺势拿下。但黄子澄不同意这样,主张先削除周、齐、湘、代等弱势藩王,况且这几位藩王早在朱元璋时期就多有不法劣迹,削除他们名正言顺。因为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削除了周王就是剪除了燕王的手足,可先拿周王朱橚问罪。建文帝接受了黄子澄的“削藩”对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以谋反、贪暴等罪名削除了周王朱橚(太祖五子,就藩开封)、湘王朱柏(太祖十二子,就藩荆州)、代王朱桂(太祖十三子,就藩大同)、齐王朱榑(太祖七子,就藩青州)、岷王朱楩(太祖十八子,就藩岷州,后改镇云南)等5位藩王的王位,剥夺了他们的权力。

削藩之初,建文帝优柔寡断,没有果断地将削藩矛头直指势力强大的燕王,反而先削势力相对弱小的5位藩王,这就给燕王朱棣的反叛留下了充裕的准备时间。早在长兄朱标死后,燕王朱棣就对父皇朱元璋册封朱允炆为皇太孙心存不满,而建文帝即位后的削藩政策更使他怒火中烧。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朱棣遣王府长史葛诚来京奏报事务,建文帝召见葛诚密问燕府诸事,葛诚如实转告,建文帝令他回去后密切关注燕王动向,有情况及时密报朝廷。二月,建文帝诏令诸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官员。三月,明廷以北部“边防不靖”为名,调遣都督宋忠领兵3万人屯驻开平(今内蒙正蓝旗多伦附近),乘机将燕王府护卫军的精锐抽调至宋忠麾下,以斩断燕王的羽翼。宋忠所部与屯兵山东临清的徐凯、屯兵山海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的耿瓛互为犄角,控扼北平,试图在军事上对燕王领地形成战略威慑态势。同时,建文帝召燕王府护卫中的蒙古骑兵指挥关童等人进京,令其所属的骑兵转归宋忠指挥,进一步削弱了燕王的军力,并派遣工部侍郎张昺担任左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任北平都指挥使司,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五月,转眼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周年忌日。依照封建礼制,分封诸王都应当亲临南京孝陵参加祭典。燕王朱棣以病重为由,委派长子朱高炽携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燧前往南京参加祭礼。有人劝诫燕王不要让三子赴京参加祭礼,以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燕王不以为然,答道:“派三子赴京代祭,一可表示对父皇的敬重,二可借此向朝廷表明自己忠心,减少建文帝的猜疑。”朱高炽三兄弟入京后,兵部尚书齐泰奏请建文帝:燕王朱棣早有谋反之心,应将其三子扣押为人质。而黄子澄表示反对,认为朝廷现在扣押三子,无疑为燕王谋反授以口实,应放回他们以麻痹燕王。建文帝犹豫不决,这时三兄弟的舅舅魏国公徐辉祖入宫进言道:“臣三个外甥中,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于朝廷,将来连他父王也会背叛,必为大患,若放虎归山则后患无穷,不如将其扣留京城。”建文帝听后,默然不答,转而又召见徐辉祖之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商讨对策。这两人平时与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常在一起饮酒欢歌游乐,自然美言袒护朱棣,力保他忠诚毫无二心。建文帝素无主见,见同意放行的人多,便决定在祭礼结束后让三兄弟北返。临行前,朱高煦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盗走一匹良马,带着两个弟弟渡江北上,一起顺利返回北平。

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便生悔意,生怕三个儿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现在,看见三个儿子平安归来,朱棣喜出望外,完全解除了他反叛的后顾之忧,不禁叹道:“吾父子复得相聚,实天助我也!”

六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向明朝廷告发了燕王部下于谅、周铎等人进行谋反活动。很快,于谅、周铎被政府军押至南京处斩,建文帝下诏对朱棣严厉训责。眼见下属被杀、自己遭到斥责,朱棣也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继续装疯卖傻迷惑朝廷。在北平街市,他不顾亲王之尊,夺人酒食,胡言乱语,一会儿躺倒地上打滚撒野,一会儿又整日昏睡,出色地扮演一个病入膏肓、神志不清、毫无权力欲望的藩王形象。建文帝派驻北平的内线左布政使张昺和都指挥使谢贵都不敢相信那个能征善战、威风八面的燕王病情会如此严重,便以“探病”为名前往燕王府探听虚实。

时值盛夏,他们来到燕王府,只见朱棣披着棉被围着火炉烤火,浑身打颤,连呼“冷死我也!”就连在王府中走动,也要拄着拐杖,虚弱不堪。看到此情此景,张昺和谢贵也信以为真,向建文帝汇报,燕王重病缠身,无力谋反。

朱棣一边装病,一边加紧谋反的军事准备。他命谋士姚广孝带领卫士在王府后苑加紧秘密训练士兵,在王府中深挖地洞,建造重屋,周围筑以高墙厚壁,派工匠在地洞中日夜赶造军火兵器。为避免响声被人察觉,故意饲养了一大群鸭、鹅,以鸭、鹅的噪声掩盖住打造军器的响声。

七月,朱棣秘密进行的谋反活动还是被人发现了。燕府长史葛诚向建文帝密报:燕王并未生病,还秘密招募勇士,制造火器,图谋不轨。兵部尚书齐泰当机立断,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张昺、谢贵等人相机行事。然而,张信不仅未执行密令,反而将此事密告燕王。面对越来越危急的局势,朱棣和谋士道衍和尚商议对策,道衍鼓动燕王立即起兵。恰在此时,北平暴风雨临近,大风吹落了王宫檐瓦,朱棣大惊失色,以为乃不祥之兆。道衍解释道:“王爷勿慌乱,此乃祥兆。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檐瓦堕落,将易黄也。”

七月四日,朱棣诱杀了朝廷驻守北平的左布政使张昺和都指挥使谢贵,驻守北平的明军一时群龙无首,很快溃散,燕军迅速夺取了北平9座城门的控制权。五日,燕军基本控制北平城后,公开反叛朝廷,誓师“靖难”。朱棣发布了措词强硬的檄文,援引朱元璋《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指控齐泰、黄子澄等人为明朝廷的“奸臣”,高举“靖难”旗号。“靖”为平定之意,“难”指建文帝周围奸臣当道、给国家造成的灾祸。“靖难”即以军事手段清除建文帝周围奸臣,拯救为奸臣所蒙蔽的建文帝。朱棣将自己的反叛部队称为“靖难之师”,建立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割据政权,重新任命一批文武官员。历史上,这场朱明皇室内部持续3年的争夺帝位的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1399年8月—1402年7月)。

靖难战争初,燕兵势如破竹,连克居庸关、怀来、密云、开平、遵化、永平等地,部队也迅速壮大到数万人。巩固北平大后方根据地后,朱棣挥兵南下。

此时马和28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经过燕王府十余年的锻炼,他已从一个孱弱少年成长为沉稳、干练的内侍官。由于识文断字、聪明能干,马和被燕王提升为王府的管事太监。战争期间,马和随侍燕王朱棣身边,时常参与军事谋划,有时还领兵冲锋陷阵。

八月,建文帝以65岁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领兵30万讨伐燕军,明军先锋直抵雄县。十五日,正值中秋佳节,明军饮酒作乐,半夜燕军突袭雄县,明军先锋九千人几乎全部战死,八千余匹战马也被燕军所获。接着,燕军又在滹沱河以少胜多大败明军,耿炳文率余部退回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城坚守。燕军猛攻数日未下,撤兵回北平休整。

九月,耿炳文北伐初战失利后,建文帝将其召回,重新任命李景隆出任征虏大将军,调集50万大军继续北伐。李景隆乃明初骁将李文忠之子,袭爵“曹国公”,建文帝对他寄予厚望,赐天犀带,并亲到江边饯行,令他一切便宜行事。李景隆率大军一路北上,对耿炳文余部进行整编,进驻河间一带。他一改耿炳文稳扎稳打的战略,直扑燕王老巢北平,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十一月,数十万明军在北平周围安营扎寨,将北平城包围。李景隆将中军大营和明军九道营盘均扎在北平城东北20里的郑村坝(今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一边围攻北平城,一边分兵猛攻通州。此时,燕王朱棣因永平城被辽兵所围,领兵前往救援。永平解围后,又马不停蹄率军出山海关,收复了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一带)宁王朱权领地。留守北平的只有燕王世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和道衍等率领的三千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形势十分危急。朱高炽紧急动员城内16岁以上男子参加城池的守卫,甚至城中一些妇女也被动员起来上城墙投掷瓦石。燕军顽强抵御,多次击退明军的攻城。时值隆冬,趁明军暂停攻城的间隙,道衍令守城士兵提水浇在城墙上,一夜过后积水在城墙上凝结成冰墙,给明军攻城造成很大困难,明军屡攻屡败。

得知北平被围,燕王率兵日夜兼程回援。朱棣深知:北平危在旦夕,此围不解,不仅世子朱高炽等家人性命难保,燕军也将失去可靠的根据地,胜负在此一战。明军号称50万,然兵不在多,而在将。明将李景隆只知纸上谈兵,缺乏调兵遣将的实战经验。燕军虽少,但将士战斗经验丰富,骁勇善战。擒贼先擒王,若以奇兵突袭明军郑村坝的中军大营,其军必乱,城内守军同时出城攻击,内外夹击,北京城之围必解。朱棣讲述了自己的战术意图,要求众将自荐承担突袭任务。然而众将皆知此战十分凶险,默然无人敢出来应战。

见众将默不作声,马和挺身而出,大声说道:“王爷,我愿意带800勇士突袭敌军大营。”燕王见马和主动应战,十分高兴,当即嘱咐几句,挑选800骑兵精锐,交由马和指挥。

在夜幕的掩护下,燕军800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郑村坝。在马和指挥下,800骑士挥舞战刀,奋勇争先,冲入明军中军大营,来回砍杀,明军死伤无数。最后,燕军点燃了明中军大营,顿时明军大营一片火海,火光冲天。

朱棣见郑和的骑兵突袭取得成功,指挥主力如猛虎下山冲杀而来,杀入敌阵,连破明军七营。同时,城中朱高炽也从东直门率兵杀出,内外夹击,李景隆力战不支,率余部逃往德州。此役明军三万余人伤亡、十多位偏将阵亡。明军群龙无首,军心大乱,兵败如山倒,各部很快溃败。燕王、马和、世子燕军所率三部胜利会合,进入北平城。

战后,燕王举行隆重的庆功宴,论功行赏。燕王对众将士说:“马和率精骑800冲锋陷阵,入敌营如蛟龙戏水。此战首功,当属马和。世子高炽守城有功,也当嘉奖。”见马和长剑已钝,燕王随即解下身上所佩宝剑赠予马和。

郑村坝战役的胜利,消灭了明军大量有生力量,彻底解除了北平之围。经此一役,燕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涨,迅速转守为攻,乘胜南下。燕军连战连捷,先后取得白沟河(建文二年四月)、沧州(建文二年十月)、夹河(建文三年三月)、藁城(建文三年闰三月)和灵璧(建文四年四月)等战役的胜利。其间,明军虽也胜过几仗,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战争后期,朱棣接到南京皇宫内应宦官送来的情报,说南京城内兵力空虚,要燕王抓紧时机,长驱疾进,直捣虎穴,占领南京,以京师号令全国,各地即可传檄而定。朱棣决定改变战争策略,不再打消耗战,不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绕过山东等地,率大军长驱直入,锋芒直指京师——金陵。

建文四年(1402)四月,灵璧之战后,燕军占领徐州、宿州一带,夺取大量粮食物资。五月,朱棣智渡淮河,击溃明军盛庸所部,守淮明军全线溃败,领兵将军或逃或降。燕军乘胜占领盱眙,接着避开明军重兵把守的凤阳、淮安城,直扑扬州城。五月十七日,燕王派都指挥吴玉到扬州招降,扬州守将开门投降燕军,燕王不战而拿下扬州这座江北重镇。受其影响,高邮、通州、泰州等州县相继归降燕王,很快扬州以东的长江北岸基本为燕军所控制。接着,燕军乘势攻占仪真(今扬州仪征)、六合等地,在长江北岸设立大营,准备渡江。

南京危如累卵,建文帝急诏天下,要求各地派兵勤王,同时派人向朱棣求和,许以割地、划江而治,但遭到朱棣严词拒绝。

六月一日,燕军至浦子口(今南京浦口),盛庸率明军迎战,兵败,退至镇江高资港(今属镇江丹徒)沿江防守。三日,燕军主力渡江,很快突破长江天堑,明军望风而逃。为避免两线作战、消除进攻南京的后顾之忧,朱棣决定先取镇江,再西进攻取南京。燕军东进,进攻镇江,镇江明军相继投降。六月八日,燕军自镇江西进,进抵龙潭(今属南京栖霞区)。

面对压城而来的燕军,南京城内的建文帝十分恐慌,不知所措。方孝孺强作镇静,安慰道:“今城中劲兵20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尚可以守,请下清野之令。”建文帝一边坚守以待外援,一边继续派人求和,仍被拒绝。十三日,金川门守将谷王橞与李景隆见大势已去,开门迎降。燕军骑兵很快将燕王同母兄弟周王朱橚解救出来,历经劫难,燕王、周王兄弟相见,百感交集,相拥而泣。燕军进入南京城后,燕王要求军队严守军纪,不得骚扰百姓,违者必斩。

经过近三年的苦战,燕王朱棣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并最终如愿登上大明皇帝宝座。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在故作姿态拒绝文武群臣几番劝进后,先至孝陵拜谒父皇,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表明自己是继承明太祖的皇位,而不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以下一年为永乐元年(1403),废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凡有建文年号的字样一律毁除,企图彻底从历史上抹除他这段“夺嫡称帝”的历史。同时,朱棣发布文告,将其登基的消息遍告海内外,废止建文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尽行恢复洪武旧制。因年号“永乐”,朱棣又被称为“永乐帝”。朱棣死后谥庙号“太宗”,百多年后嘉靖帝朱厚熜又改谥为“成祖”,故后人又称朱棣“明太宗”或“明成祖”。

朱棣违背封建伦理以战争手段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引发人们对朱棣的不满和对建文帝的无限同情。虽然朱棣以天子礼仪安葬了建文帝(或许根本不是建文帝的遗体)及其亲属,但拒加庙号,未给谥号,仅私谥“孝愍”,直到南明福王朱由崧时才追谥建文帝庙号“惠宗”。乾隆元年(1736),清廷追谥建文帝“恭闵惠皇帝”。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段历史,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和是通过这场战争走向成熟的,更重要的是,郑和此后所进行的一连串重大活动,都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那就是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数百年来人们对于建文帝的真实下落众说纷纭,它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也是至今未解的一大谜案。

关于建文帝的结局,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

一是自焚说。朱棣为维护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一直坚持认为:建文帝与长子及嫔妃阖宫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燕兵进入南京城后,包围皇宫,突然皇宫大火冲天,朱棣急忙派人前往灭火营救,可为时已晚。事后,人们从燃烧的余烬中仅找到几具已烧焦的尸体,其中一具被认为是朱允炆的遗骸。朱棣派人收敛,并假惺惺地哭道:“你真痴傻啊,吾来是为了帮助你,为你好,你竟不体谅,竟走此绝路!”朱棣停朝三日,礼葬建文帝,遣官致祭,布告天下。鉴于朱棣即位后,曾数次下令修改《太祖实录》以美化自己,并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对《明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自焚一事多持质疑的态度。

另一是出亡说。民间传说,朱允炆并没有死在大火中,而是化装成僧人从皇宫地道秘密逃出,后出家为僧,云游四方。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文人对建文帝出亡之事记载甚少。直到明天顺、正德后,政治环境才有所宽松,此时开始出现建文帝出亡的史料。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中记载了明中叶以后各种民间流传的建文帝出亡故事。当燕军兵临城下时,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拔刀准备自尽,翰林院编修程济急忙上前劝阻他,建议他化装出逃。少监王钺跪在地上说道:“高皇帝(朱元璋)驾崩时,留下了一个匣子,遗嘱子孙若有大难时再打开。”建文帝忙叫人将匣子取出来,红色的匣子四边皆用铁皮包裹,连锁心都用铁液封固。王钺敲开匣子,发现里面有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剃刀一柄、白银十锭、一张纸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品。纸上写着:“允炆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朱允炆看罢,明白祖父用心,马上令太监剃发,同随从9人一起从地道逃出京城。从此,建文帝云游四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的深山古刹都留下了他的踪迹。

朱棣登上帝位后,大肆杀戮建文帝遗臣,对于孝忠建文帝、反对自己的朝廷文武官员残酷镇压,公布了“奸臣”榜,并列出“奸恶”29人。齐泰、黄子澄两人被列为“首恶”,被凌迟处死,并诛三族。有“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则被诛“十族”,九族外,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也被算作一族一起被处死,因方孝孺而被诛杀者共有873人。至于被投入监狱和充军流放者则更多,超过千人以上。此外,许多忠诚于建文帝的官民不仅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妻女姊妹也受到无情羞辱,有的被下放到教坊司当官妓,有的送入军队,实行残酷的“转营”(在各军营间辗转,相当于军妓),许多女子被摧残至死。对于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靖难功臣,朱棣则论功行赏,大封功爵。一些原来地位卑下的小军官们和亲兵首领,一跃成为帝国的新贵。护卫千户朱能封为“成国公”,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此外,封侯晋爵各有十余人。甚至一些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运水浇城、运砖运石,在守城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都受到赏赐。保定运砖妇女,每名赏钞100贯,绢1匹,棉花3斤。渡江时,曾为朱棣开船的上海县船工周小二被提拔为巡检,赐彩帛和钞锭若干,并且减免徭役3年。通过这些赏赐,朱棣努力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一个知恩图报的侠义皇帝形象。郑和像永乐二年(1404)一月一日,马和因在“靖难之役”郑村坝一战中机智勇敢、战功卓著,朱棣特御书“郑”字,赐以为姓,此后马和便改称郑和。不久,刚刚三十出头的郑和又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官位正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成为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几个大太监之一。明代宦官的执掌机构统称为“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官监为十二监之一,主要掌管皇室木、石、瓦、土、搭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以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此外铜锡妆奁、器用和冰窨等工程也都由内官太监负责办理。由此看来,内官监相当于外庭六部之一的工部。明代南京内官监衙署位于明代南京皇城北安门内、北上门附近,大致在今天南京后宰门一带。第二章受命远航一、睦邻友好政策

元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明王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丝织、棉纺、制瓷、造船等手工行业也有很大提高。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明朝建国后,鉴于元朝统治者对外武力扩张的教训,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周边各国遣使通好,周边各国每年往来中国的使臣频繁不断。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颁布了《皇明祖训》,按地理方位,列出周边15个“不征之国”:东北方向的朝鲜,正东偏北的日本,正南偏东的大小琉球,西南方向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瓜哇(今印尼爪哇)、湓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地区,又称“彭亨”)、白花(今印尼爪哇岛西部,又称“百花国”)、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北部,马六甲海峡西口)、浡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和西洋顼理(今印度南端)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明朝来往密切,基本上都处于明朝人认为的东洋范围,位于今天东北亚和东南亚一带。周边国家将强大的明王朝当作可以信赖的宗主国,当遭遇外来入侵或与邻国发生纠纷冲突时,它们经常请求明朝廷帮助斡旋调停,明朝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影响力。

明初,面对东南沿海的反明武装和倭寇的不断袭扰,明朝廷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对外贸易由官方“朝贡贸易”所垄断。朱元璋认为,民间商船出海进行海外贸易,有可能与沿海的反明势力和倭寇相勾结,只有切断它们与国内的联络,才能杜绝这些危险因素。倭寇是指13-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他们不仅劫掠海上商船,还袭扰沿海内陆城乡居民。早期的海盗主要是一些日本失意武士和浪人,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百姓习惯将他们称作“倭寇”。明后期,“大抵真倭十之三”,一些中国人和朝鲜人也加入到日本海盗集团,助纣为虐,从事走私贸易和劫掠活动。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关闭了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三处市舶司(明朝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洪武十四年(1381),因日本拒绝向明朝廷称臣纳贡,朱元璋决定停止与日本等国的朝贡贸易,并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禁止沿海民间商船、海船出海,甚至连福建沿海运送食盐的船只也予以禁止,禁止沿海居民修造两桅以上的海船。从此,除了少数特许的海外朝贡船只外,中外海上贸易几乎断绝,民间商船更不能出海经商了。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多以“天朝上国”自居。因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低,多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明初,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成为维系中国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政治上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意义。藩属的各国向明廷“称藩纳贡”,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中国皇帝赐予它们印玺、大统历和财物等。与周边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一直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为维护宗主国的尊严,显示大中华的富有和宽宏大度,不惜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牺牲以换取周边小国政治上的藩属和“臣服”,对周边各国的赏赐之物远远超过他们朝贡物品的实际价值。周边各国在对华朝贡贸易中获利颇丰,所以朝贡贸易十分积极,经常提前朝贡,其朝贡人员和船只也常常逾越规定之数,使明朝廷不胜其繁。久而久之,明朝廷便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船只、人数严加限制。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逐步赢得周边各国的信任,其间尽管也发生了朝鲜、爪哇、日本、三佛齐等国扣留、凌辱、甚至杀害明朝使臣的恶性事件,但总体而言,明朝与周边各国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朱棣登上皇位后,改变了父皇朱元璋时实行的海禁政策,对内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对外执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向海外各国遣使通好。通过朝贡贸易和遣使、封赏等形式与周边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各国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朱棣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遣使出访和迎送各国使节来华访问,是永乐年间睦邻友好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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