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正东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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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试读：

出版前言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2006年9月9日于北京序

正东教授与余系同辈人，学苑问难之兄弟也。然论道德文章，余敬之至深。此语出自内心，绝无虚妄。盖有因焉。

先生尝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勉。先生长期从事外语教育研究，有其独特之见。但于“择善固执”之中，又善听百家之言。先生一贯倡导“学无大小，达者为尊”之古训，主张“在治学讨论中互相‘抬杠’，求真务实”，以实践为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深合余一贯信奉之辨证精神。此可敬之一也。

一切从国情出发，乃先生治学之最大特点。先生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中外各家之言，但坚持他为我用、洋为中用；学风朴实，不事空谈；主张一切理论研究均须以调查研究始。先生自1952年即自主进行调研。其后曾多次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委托，主持对我国基教阶段外语教育现状之调研，写出报告及专著，并提出相关建言。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提出“外语立体化教学法”，认为“外语教学是由目的语、学生和环境为三维构成的立体系统，其底为经济发展，顶为跨国文化交流”，在我国外语教学法研究中独树一帜。此可敬之二也。

五十余年来，先生“不求闻达而闻达至”，但始终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全身心献与祖国教育事业，而臻“无欲则刚”之境界。此余之所最敬佩于先生者也。

愿借正东教授新书之一角，祝先生青春永驻，治学之树常青，在我国外语教育大业中更创辉煌。陈　琳2006年3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代序（一）[1]——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简介前　　言

在我国一百多年的外语教学史中，召开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供全国外语界的学者研讨富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体系，尚属首次。这是我国作为外语教学大国之发展的必然，是教育要“三个面向”的需要，也是同行学者应对转型时期之挑战而必须抓紧的大事。但是这种研讨须得以既有探索为基础，因此会议选择了张正东教授的外语教育思想作为切入点。希望以此打开保存当代和前代同行学者研究中国外语教学之成果的宝库，将有益的理论与经验凝聚起来，群策群力，共同建成适应中国需要的包含外语教学理论、政策、组织、课程、模式等等内容的教学体系。

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之所以值得作为此次研讨会议的切入点，在于他的思想植根于中国外语教学并有序地提炼了中国外语教学经验。张老自1952年起专治外语教学，目前仍从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层面的研究。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活动，他形成了能体现中国外语教育特色的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其内容散见于张老逾400万字的书文之中。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在进行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与杨振常教授合作过一篇介绍张老学术成就的文章，题名《论张正东的学术贡献》。此文主要从事实出发，概述了张老秉承中华文化和借鉴国外成就，在学术上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以及所做贡献的机理。但对张老外语教育思想未作系统分析。由于学术思想的整理与研究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这里只能作一简介，供同行研讨张老外语教育思想时参考。

一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一门学科的形成相似，必须符合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方法论的前提；第二，具有与相邻学科不同的内容；第三，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下面以这三点为纲，简介张老的外语教育思想。一、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方法论前提

科学的发展以方法论的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儿的分析还原法，近代科学的演进是决难成功的。方法论多种多样，而追根溯源，都可纳入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外语教学来看，自拉丁语教学法到近代语法翻译法，以至自觉实践法和卡鲁尔的认知法，都以理性主义为方法论前提。而自12世纪拉丁语教学改革，经19世纪末欧洲外语改革运动，到听说法、视听法、交际法以至英语课标提倡的任务型教学，都以经验主义为方法论前提。但从哲学层面看，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互涵互补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论证的归纳与演绎的关系一样；在运用中人们可以采用“归纳—演绎—归纳”线路或“演绎—归纳—演绎”线路，而不可能采用单一的归纳或演绎。张老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同样不可能单用其一而排斥其一。所以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方法论前提是实践；即通过实践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又通过实践对理性认识进行检验。借用邓小平理论的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的统率下，各种方法论都可应用；如分析还原法，系统论，不同的语言教学方法论。所以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方法论便是“以一元驭多元”。正因为如此，张老的外语教育思想能够切中中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而并不封闭；同时在引用中外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又能取长避短，不搞折中主义。例如，他推崇H.H.Stern把语言教学论框架分为研究相关学科的基础层次，研究应用语言学的中介层次，以及研究方法论和政策管理的实践层次。但张老从我国外语教学面大而研究滞后的实际出发，主张从实践层次展开研究。因此，他在研究之中不仅有主见，还有独见、预见。例如，张老在1996年《中小学英语》1－4期上发表的《外语教学法发展的新趋势——热点问题的冷静思考》一文中提出的十点趋势，已在嗣后10年里为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一一证实。不仅如此，张老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曾为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填补空白。例如1956年写作新中国第一部外语教学法专著和1987年写作第一部外语教育学专著；第一个研究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第一个把中国近代学校型外语教学史划分为译学中心、西法中心、东西跳动和走向自立四个时期；第一个提出少数民族的外语教学问题；第一个把统计方法用于学术成果的综合研究；……有的同行借用郑板桥的两句诗称赞张老的学术贡献：“删繁就剪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正好说明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方法论前提。二、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

张老外语教育思想与中外语言教学的理论、经验有着不同形式和不同方面的联系，也与作为语言教学之基础学科和中介学科乃至社会伦理及政治体制都有着不同的联系，但通观张老著述，决非“人云亦云”，也无唯上、唯众的论述。相反，他常常言人之所不能言或不敢言。张老总是通过删繁就剪而推陈出新，使自己的观点犹如领异标新的二月之花。以下分三部分简介张老外语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1. 构建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的四个立足点

这种立足点是对中国外语教学国情的概括。（1）自上而下的中华大一统文化

这是外语教学国情的总根子。因为广义地说，外语教学也是文化传承活动，文化是不能割裂的。中华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以大驭小的大一统文化。其正面影响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制止分裂。但它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在文化方面的集中表现则是自上而下的思维和活动。人们办事、思考、言行、研究都要从“上面”找到根据。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却重视处于基层的具体的人和事。比如，中国英语教学牵涉两亿多学生、上十亿家长，但英/外语教学研究却只能算三、四级学科；又如几十年来我们总想引用一种教学法通行于全国，从而求得外语教学的事半功倍。这些都是自上而下大一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到汉语和英语的差异之上，比如，英语说This seems to be a hat of hers（具体事物在她之前），而汉语却说成“这好像是她的帽子”（*帽子在她的之后）。为此，张老主张“承古吸洋”，认为教学观点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特点，才能长出自己的东西，而在发展之中又须从国外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2）语言教学的“西方中心”

张老认为，由于学校型外语教学起源于西欧，作为外语教学目的语之现代语言又属西欧国家的语言；西欧国家因受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之利，在推行和研究外语教学方面起步较早，投入也大，因而在外语教学界形成了一种“西方中心”；西方学者原本研究西方人学习西方语言的规律和途径，却有意无意地认为其研究结果与实践经验可以适用于全球。这使非西方国家的外语教学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国也不例外；以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充斥着崇西鄙中和“拿来就用”的现象。因此，构建中国外语教学理论，必须警惕“西方中心”的负面影响。（3）学生的思维发展超前于目的语水平

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母语系与思维同步发展；而学习外语者即使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其思维发展水平已大大超前于外语水平。所以我国的外语教学必须十分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4）外语教学面大，发展不平衡

我国是举世无双的外语教学大国，面对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必须区分层次，分别对待；借鉴经济建设所采用的“先富后富”策略，摒弃计划经济追求统一的影响。所以张老在1980年就提出了“教材不可一刀切”。2. 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不能等同于西方外语教学理论的三点根源（1）母语与外语的关系不同。西方是先用外语（拉丁语）后用本族语（英、法等现代语），所以母语受目的语的影响大，研究外语教学常借鉴于母语学习经验，中国则相反。（2）母语与外语的渊源不同。西方学生的母语和目的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乃至同一语族。而我国学生的母语、通用语都属汉藏语系，因而中西学生学习西欧现代语（外语）时母语的正负迁移大不相同。（3）教学目的的走向不同。西方外语教学最早以拉丁语为目的语，其教学目的是偏重素质教育，以后才日益实用化。我国近代学校型外语教学是为了搞洋务活动，以后逐渐走向以素质教育为主要目的。

2）中华文化衍生的外语教学理论（1）外语是学得的，就学习者总体说，习得只宜借鉴。

单就概念讲，张老认为学得主要指掌握外语的过程，习得则指掌握外语的结果。由于外语教学不是西方的第二语言教学；后者系为溶入目的语社会而学，又有全息性目的语交流环境和无处不在的“教师”，而我国学生主要为掌握一种新的认识工具，基本没有目的语交流环境，加之班大学程长，所以除了极少数例外，外语只能学得。（2）教学目的，体现为几个结合：从跨文化关系说，是传播与吸收相结合；从教育角度说，是素质与实用相结合；从目的语作用说，是工具与融入目的语社会相结合而以工具为主：工具又以部分功能为主。故中国外语教学目的应该多层次化，不可统一要求。（3）教学原则，共五条：教师推动原则；温故知新原则；教、学交错原则；活化事件原则。（4）教学内容，共三条：取法经典，必学规范性强的语料；形式先行，这与二语教学相反；学用结合，包含结合学生生活，但必须结合相应学生年龄所能认识的生活，不能把外语教材弄成百科全书或只反映目的语人民的生活。（5）外语教学途径，综合内隐的心理途径和外显的行为途径来看，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途径，在心理方面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在行为方面是演绎循环，阅读辐射。（6）教学过程，共三点：统一、和谐、平衡；在基教阶段淡化作为教学目的的翻译；控制，循环。（7）教学策略。首先是四条总的原则：教学有法，法无定法；集中里分散，分散后集中；以旧托新，用新拓旧；语言知识是学会语言的工具。其次是五大操作策略：其一为“裁缝”，包含破大攻易，提纲挚领，便学利习，分分合合，收收放放；学习交际。其二为滚雪球，包含控紧核心，点面互及，循环往复，五步教学，滚动不息。其三为发酵，包含寓知识教学于语言运用能力训练之中，立足学习，借鉴习得，模糊控制。其四为迂回，包含回避与以退为进，蛀蚀与囫囵吞枣，暗度陈仓与移花接木；其五为反刍，包含新旧引托，凝零为整，攀附比较。这些教学策略主要提炼于中华语文和外语教学经验并融汇了可用于中国的国外教学及学习策略；而用语通俗，便于师生理解与应用。（8）外语教育的学生观。主要说明学生是重要的教育影响源和外语语言活动中心，学生还能自我教育，所以具有推动教育的作用。

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还具有多种互动作用，因为学生也具有教师功能。学生学习外语产生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目的语形式；所以输入先于输出，形式引托意念。以意念表达为载体的西方二语教学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外语教学。（9）外语课堂的操作理念，共五条：排除心理障碍，错而后通；教会拼读、书写，培养自学能力；以课文为中心，精背多读；变换循环，逐渐加深；注意个体，人人学有所得。（10）主次文化论。我国外语教学除了在跨文化交流中须得传播与吸收相结合之外，就宏观而言，应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学习借鉴目的语民族文化为辅。否则就会本末倒置。这应是我国制订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的外语教育，满足国防对外语的需要，以及在外语教育中进行德育和处理中外两种文化冲突的出发点。

3）外语立体化教学法

这是张老落实其外语教育思想而构建的外语教学法体系并经多次实验和反复验证。此法的结构为观点、模式和技巧三层次，而侧重于观点；模式和技巧则采取开放态度。在观点上，此法认为外语教学是由学生、目的语和教学环境为三维，而以经济发展为底，跨国文化交流为顶的立体系统，教师也为环境要素之一，其作用在于维系此立体系统的内稳态。此法的教学四条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包容中提炼，层层相联。此法的本质特点是：全面考虑，从国情出发，包容百家，着眼发展，用法之法。此法除了以中华外语教学理论为据之外，还从国外语言教学理论，教育发展趋势，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及整体性原则等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所以它充分展现了中国外语教学体系的特点，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称赞，如魏立明教授就喻之为“本土之法”。三、张老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

张老以其方法论前提为辐射点，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其中又侧重运用了调查法。张老曾主持和参与了五次全国性的外语教学调查；1980年中学英语课本1－4册使用情况调查；1985－1987年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1991年外语教学经验的调查分析；1996年首届义务教育毕业生的英语教学调查以及1999－2001年全国高中英语教学调查。在这些调查活动中，张老鉴于同行还不熟悉统计推理，且统计推理的结果含有较重的概念性的抽象理解而缺乏实感性认知，故他采用百分数的算术统计法表达调查结果；与此同时，他采用参照性调查，即在调查的同时，另外组织独立的参照性调查，就同一内容对不同样本进行调查，然后对比其结果，从而印证调查结果的信度。他还采用统计方法研究和提炼外语教学的经验。

除此之外，张老还常用纵向及横向比较法以及反思法和内省法。但他在采用这些方法时必定以解决一定问题为核心，而一般不以概念阐释为核心。此外，张老善于逻辑推理，并在推理之中善于把分析与综合以及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这些方面体现他活用了笛卡儿《方法论》的四原则，是其外语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结束语

综上简介，可以看出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立足国情，秉承中华文化而推陈出新；借鉴国外理论而洋为中用；针对我国外语教育中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自成体系。所以张老不愧为“在中国土地上研究如何帮助中国学生学好外语”的杰出学者，他为我们今后建构出完善的中国外语教学体系以加速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铺就了一条大路。我们在祝贺他八十华诞之际，一定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利用他所搭建的中华外语教学理论阶梯更上一层楼。杜培俸2006年3月于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1]　本文系杜培俸先生在《中国外语教学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暨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主旨性发言。原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5年第10期。代序（二）[1]——论张正东的学术贡献杜培俸　杨振常[2]

我国是举世无双的外语教育大国，而外语教学研究却不相称，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研究尤其薄弱；专著性成果仅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李良佑等三人合著的《中国英语教学史》等几部，且主要根据官方资料阐释了重大事件。但历史是发展的记录，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所以研究外语教育的发展，必须重视外语教育家的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张正东教授在所著《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一书中，简介了自1862年我国开展近代学校型外语教育以来四代学者在外语教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算开了一个好头。不过，由于那只是全书的一小部分，所以，作为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外语教育教学专家的学术贡献，应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重大课题。

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象可以从1847年首位留美学生容闳开始，直到当代中青年专家，根据笛卡儿《方法论》之四原则，我们得把对象剖分并从最容易处着手。剖分的准则有两个：第一，侧重基础教育的外语教育教学；因为按教育科学概念规范和语言教学研究的通例，外语/语言教学的研究对象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语言教育教学。第二，由近溯远，以求通过研究改进实践并突出“发展”之特点。这样，我们选中的首位研究对象是张正东教授（以下简称张氏）。因为张氏受教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而自1952年即专攻外语教育教学，迄今未辍。就外语教学学科而言，其治学时间之长，研究之专，创意之多，著述之丰，都很突出；且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秉承中华文化、力求中西合璧者，也只有张氏。本学科大师级学者张士一先生（1886－1969）虽从教53年，而1949年以后，专业学术活动甚少，尤其是未能参与拨乱反正以后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活动，而这个时期是我国外语教育长足发展的时期。晚于士一先生的前辈学者李庭芗、吴棠两先生虽得参与拨乱反正之后的许多活动，但终因年龄关系，未竞其志。所以张氏是研究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最宜首先研究的学者。

但张氏治学面甚宽，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他从事外语教学研究50年出版的自选集《琼林摭萃》中，把全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勘原证道（回溯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领异拓新（简介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创造），争鸣百家（不同于国内外流行观点的理论），拳拳悬念（悬之于心，有待解决的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单从这四部分内容来看，张氏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学术贡献，决非一篇文章所能阐述。因此我们把对张氏学术贡献的研究，又集中于三个方面：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植根中华文化的外语教学理论，建构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流派。一、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

学术发展以方法论的发展为前提，促进任何学科的发展，研究者都必有意或无意地以一定的方法论为前提并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古今中外科学发展的事实所印证了的规律。试想，如果没有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儿的演绎法，近现代科学能够如此发展吗？如果没有兼容的方法论前提，我国先秦诸子的成就和20世纪初叶“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运动能够出现吗？所以论证张氏的学术贡献首先应考察他在方法论方面的创新。

我国对外语教学的研究起自对直接教学法的引用以及教育学的分科教学法，由于研究内容就是方法，所以研究者反而忽略了研究本身应具有方法论前提和具体方法。以致时至今日，在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两种极为粗放的方法：一种是变相的“拿来主义”；国外流行什么就引进什么，乃至片面地引进，自己老是处于“追赶”状态。一种是封闭于自我经验之中，在众多“个人经验”的八阵图里打圈子。这两种现象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因为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方法论，没有方法论而从事研究，就不可能有主见。

张氏则不然，他在所著《外语教育学》的绪论里，就明确提出了鉴定一个独立学科的三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有自己的方法论前提和研究方法。其后，他在反对将外语教学法等同于“教材教法”或“应用语言学”的论证中，又不断地强调进入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应有自己的方法论前提。什么是张氏治学的方法论？纵观张氏的研究活动，他总是立足于中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把它看作我国外语教育的“实事”，据此“实事”，追求促进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之“是”。张氏认为，研究中国的外语教学决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实际；因为学生是中国人，目的语是中国所需要的语种及其适用部分，教育教学活动受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特点和社会结构的制约，目的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如果不重视这个“实事”而求其“是”，那就不可能是研究中国外语教育教学。所以，深入浅出地说，他所使用的方法论前提是实事求是，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是在实事求是中能够扬长避短的各种方法，包含产生于国外的方法和国内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出来的大小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把张氏所使用的方法论命名为“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这是很大的创造性贡献。

先说实事求是这“一元”。从其渊源看，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除此之外，张氏还考虑到外语教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师生关于外语学习的外显行为和内隐心理活动，而师生是在中国社会及其学校环境中生存和活动的，他们和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整体，不存在脱离生存、学习环境的师生。所以研究中国外语教学决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张氏反复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土地上研究中国学生学习外语”，必须实事求是。我们只能“洋为中用”，不能误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此前提下，张氏指出了外语/语言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他认为，由于近代学校型外语教学首先起于西方，所学语种主要是西方现代语言，研究外语/语言教学的专业队伍首先在西方形成，把自己民族的语言作为外语在本土以外推广的，也是西方。所以研究外语/语言教学的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把西方关于外语/语言教学的概念、设计和措施看作能够适用于一切地域和人群的规范。我国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也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中心”的影响；以致我们在听说法已受批评之后，效仿听说法，在克拉申已受点击时大兴“输入说”，习得论已在向学习靠拢时，言必称心灵主义的习得论。这些盲目“从外”的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外语教育的正常发展，必须把实事求是用作一元化的方法论前提，才能予以驳正。

方法论前提是制导研究的出发点，反映对外语教育教学的基本观点，故必须一元化。有了一元化的方法论前提，才能把众多方法为我所用。所以张氏既主张系统法，又重视分析还原法；既强调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必须相互结合，又反对西方一度风行的“折中法”；在国内同行论争我国外语教学法的发展趋势是折中还是综合时，他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在外语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技巧的选用上，可以混合；而能够制约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理念的观点，则必须力求合乎客观规律；多种方法/技巧的选用也必须取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这就是一元驭多元。

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当然不能泛化为难以付诸实践的哲理。所以张氏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从多方面把这个方法论用活、用得产生实效。为此他首先把调查用作先行性的研究方法。由于只有调查才能看到“实事”，所以，张氏先后主持、参与了五次大规模的国内外语教学和研究的情况调查。其次数之多，总体规模之大，分析之独到，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中都难有其匹。1986年春，他在第二次调查中由于复核数据时间过长，视力昏花，误以为吞食生鱼胆可以明目而造成了严重中毒，险丧性命；而张氏在以后调查中仍然亲自复算数据。从此可以看出张氏是把“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用作左右研究的指南针而身体力行。本此方法论，张氏在多次参与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订工作中，都主张将国外理论与术语“本土化”，以结合中国实际；比如，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教材不可一刀切，接着又提出翻译不宜作为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

一元所驭的多元方法，当然不只是调查，而是与多元文化、多元智力论相适应的多种方法、策略。比如，实验、行动研究、活动产品研究、统计分析、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以及裁缝、滚雪球、发酵、迂回、反刍等等策略。从张氏的研究实践看，这些策略和方法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投入实践和扶助他人进行实践。张氏在解放前后都曾在中学任教，上世纪50年代就曾脱产深入重庆市各中学听课，拨乱反正之后，他积极到基层讲学及参与教研活动、听课，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全国各省市地县区的英语教学活动和英语课堂之上，广泛地接触第一线英语教师和学生，对师生来信有问必答。此外，在扶助他人进行实践方面，他带头组建了西南—西北地区外语教学法研究会，为西部地区同行提供专业学术活动园地；他还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委托，举办外语教学法研修班，培养专业研究骨干；进入新世纪后，他仍为硕士班开课，引导青年用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治学，并鼓励他们超过自己。所以，从张氏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实践看，他的活动都可以概括为运用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的活动，这使他的活动既切合实际而又促进实际，也为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研究和我国外语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自然是他的重大学术贡献。二、植根中华文化的外语教学理论

张氏自1952年就摒弃其他爱好与追求，潜心专注于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广义的外语教学法）研究，由于所取方法论的正确，又长于独立思考，善于实践，虚心学习，加之学通中西，所以他的重大活动以及体现他研究成果的20来部专著和近百篇论文，许多都是国内第一。比如，第一个进行课堂教学调查（1953）；第一个出版外语教学法专著（1956），第一个制作语法歌曲和单词教学卡等教具（1955－1956）；第一个提出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的主要矛盾是外语语言形式不能满足思维活动的需要（1981），第一个提出翻译不宜作为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1981）；第一个提出课堂教学应给学生以安全感（1982）；第一个到藏区教课并呼吁重视少数民族的外语教学（1983）；第一个提出拼读能力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必须取得的首要学习能力（1983）；第一个呼吁把外语教研员的工作从“打杂员”转入教学研究（1984）；第一个把外语教学法概论称作外语教育学（1987）；第一个受上级委托带头举办英语教学法研修班（1988－1990）；第一个提出外语教学目的除工具性之外，还有远效性、开放性和国防性（1990）；第一个用统计方法研究国内外语教学科研的情况（1991）；第一个提出融合型（fusion）国际化的外语教学（1996）；第一个与杜培俸合著外语教育实验的专著（1997）；第一个取得国家社科资助金项目关于外语教学研究的课题（1997）；第一个为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以及西南师大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提供系列科研成果，在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2000）；第一个提出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与中国外语教学法流派（2001）：第一个区分英语教学论和英语教学法的异同（2003）。……诸多“第一”，尚难一一列举。而综观多种“第一”的共性，都在于“植根中华文化”。尽管张氏在自己的研究之中于学习、借鉴、应用中国普通教学，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与经验之同时，也同样重视学习、借鉴、引用国外古、近、现代语言教学、二语教学、外语教学的理论与经验，但他秉持自己所制的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总是着眼于中华文化这个根；有益此根之生长旺盛者吸之、用之，不利于此根之发展者弃之、避之。所以研究张氏在外语教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应抓住他根据中华文化特点而提出来的“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因为这不仅对张氏学术成就具有代表性，且是中外学者都未进入的外语教学学科的研究领域。

张氏认为，外语教育教学也是人类文化传承活动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具有“基因性”的影响力，只能开发，不能斩断或更换。即使到了“地球村”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互促互补，而不同文化社会仍会独自存在；有如一座茂盛的森林里，不会只生长单一树种。中华文化博大精湛，可以开发出来“古为今用”者甚多。孙子兵法可用于商业，儒学精神可用于治国，外国人都能为此，我们在外语教学这一个学科之内难道不能据以为之吗？按文化发展学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与它所属文化系统的其他文化形式，都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何况我们进行外语教育的实践目的是跨国文化交流/交际，交流必然有来有往，来的是外国文化，往的是中华文化，我们的外语教学研究又怎能不顾中国文化呢？事实上，我国自古即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理论，语文以至外语教学的经验也十分丰富，问题是缺乏挖掘开发。因此，张氏经常呼吁，在了解、借鉴、学习外国理论之际，一定要以中华文化之特点为取舍之标尺，切不可“食洋不化”。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解释，中国外语教育教学是中国人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不可能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我们要善用中华文化遗产，在继承其精华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欧美外语教学研究的投入大，而对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的影响有正有负。我们既不可封闭自守，也不可跟着西方跑；而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的特点对古今中外的有关理论和经验加以提炼，既用其可用，又力求创新。

但是，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对于中华文化的特点以及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中国外语教学与西方外语/语言教学的异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张氏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了中华文化衍生的外语教学法理论，即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

张氏首先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澄清了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不同于西方外语/语言教学理论的根本特点：其一，母语与目的语的走向不同。西方是先通用外语（主要为拉丁语），再通用母语（主要为深受拉丁语影响的英法德西等现代语），故西方人学习作为外语的现代语语种，具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和自我丰富的情感，有如发现母语的故旧亲人。相反，中国学生的母语源远流长，与作为外语的一些语种了无瓜葛；作为外语的现代语言，主要是西方大炮送来的；故学习中自然会首先利用母语教学经验，同时也引进西方的教学理论。其二，母语与目的语的渊源不同。西方作为外语的现代语与学生的母语同属印欧语系，母语与外语都不同程度地引用了拉丁语，而中国学生的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这种不同导致中、西两地学生在目的语环境，学习难点和师资、教学条件上，都不相同。其三，教学目的走向不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外语教学目的是从素质培养走向实用追求；中国却是从实用目的走向素质教育。根据这三方面的不同，张氏提出了中国外语教学新理论。这些理论既衍生于中华文化，又适用于当代中国外语教学实践；既具中华文化特性，又吸收、借鉴了西方理论。这些理论共分六类，在此仅就张氏所著《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一书所载，列其标题，以观其全面内容。

1）教学观点（1）以学得为主的学习论。这点从西方二语习得论研究终于摒弃心灵主义的习得论转而重视外在学习环境和研究课堂教学来看，西方学者也有所认同了。实际上人从生物个体转变为社会成员就是学习的结果。学习能力才是人所具有的普通能力，在缺乏类似母语的环境里学外语，自然依靠学习能力。（2）兼重学会外语的内、外过程。我国学生学会外语的过程在心理方面主要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在行为方面主要是“演绎循环，阅读辐射”。这从我国多代外语教育家和学生的外语学习经验中，已一再得到证实。

2）教学目的（1）从世界外语教学目的演变看，有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文化，有的是为了吸收别国的文化；而我国应是传播与吸收相结合，并逐步走向融合型国际化。（2）素质培养与实用追求相结合，侧重可持续发展之基础的培养，即重视远效性目的。

3）教学原则（1）教师推动原则。教师应发挥亲亲、严师、畏友和先锋的作用。（2）温故知新原则。熔中华文化、建构主义与联结论于一炉。（3）导而弗牵原则。教师帮助学生自己求得发展，解决主体与主导问题。（4）教、学交错原则。以学生为本，教师可以教学相长，学生可以互学互教、合作学习。（5）活化事件原则。将语料活化为事件，近似“任务教学”。

4）教学内容（1）取法经典。中华文化自来主张“取法乎上”，中外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无不受益于经典语料。（2）学用结合。这是中外学者的一致主张，只是对怎样结合存在不同看法。

5）教学过程（1）统一、和谐、平衡、循环。这是外语教学过程从严格控制走向开放之中处理多种矛盾的理论，它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2）淡化翻译。中小学宜淡化翻译技巧的学习，适当使用教学翻译。（3）控制、循环。阶段侧重，螺旋反复，以求形式与内容相结合。

6）教学技巧（1）教学有法，法无定法。张氏认为，教学有法的法指反映教学规律的观点；法无定法的法指教学技巧、策略。（2）集中里分散，分散后集中。继承中华语文教学经验，并运用分析还原法。（3）以旧托新，用新拓旧。旧以双基为主，新以综合运用能力为主。

与此同时，张氏还专门阐发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学生观。他认为，学生是重要的教育影响源，是外语言语活动的中心；学生能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故学生具有主要的教育功能。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存在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比如，人格的形成，学习态度的变化，学习中的双向和多向活动；学生以其活动为教师完成多种职责提供支持和保证，等等。其他学者对这些问题都很少提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述。此外，张氏还对中国外语教学的课堂教学提出几条操作理念：排除心理障碍，错而后通；教会拼读书写，培养自学能力；以课文为中心，精背多读；变换循环，逐渐加深；注意个体，人人学有所得。

从上列提纲，我们已可看到，张氏所提出的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虽以中华文化为根，而其内容却是中外并用，理论与实践兼顾。此中倾注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也溶汇了一个半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界专家学者和师生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心得。分散看来，可能觉得平淡无奇；而整体细斟，会感到已为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园地，并将使它长出最美好的植被。三、建构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

张氏把1862年以来我国近代学校外语教育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译学中心期（1921壬戌学制之前），欧法中心期（1922－1949），东西跳动期（建国后至拨乱反正），走向自立期（1977－1999）。建构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在东西跳动期之初，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一度在学界讨论过。但当时因“一边倒”大政策的影响，讨论内容只是广泛反映了外语教育界追求自我发展的心愿。到了走向自立期，李庭芗先生首先提出过“辩证综合法”，其后由吴棠先生倡议，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月刊上展开笔论，探讨我国外语教学法体系应具什么特色。但不同意见都以西方外语教学法不同流派的基本主张为出发点，且侧重于课堂教学，故主张“综合法”、“折中法”者居多。到了2000年张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所著《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专著，才以一篇篇幅介绍了他所提炼的八种外语教学法流派：张士一教学法，林语堂教学法，辩证综合法，华式结构功能法，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情意、情景、知识、交际、调控”五因素教学法，双重活动教学法，外语三突破教学法。每个流派都包含了自己的教学观点、教学模式、教学技巧，都具有中国特色；所以都可看作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因为以中国外语教育群体之大，外语教学环境之多种多样，外语教学终点目的之不同差异，使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也不可能“定于一尊”。所以从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中提炼国人自创的外语教学法流派，是建构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的必要工作。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提炼者得具备多种条件，比如，合适的方法论，掌握中国国情特点（中华文化影响）用作标尺，借鉴国外成果和洞察语言教学发展趋势。所以张氏阐述我国外语教学法的八个流派，实际上用上了他数十年孜孜研究的成果；虽然他申明这个工作还只是开头，但理应是他的重大学术贡献。尤其是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更是他亲自建构，并在杜培俸、王恩群、杨振常等人支持下从1986到1992年经过初一到高三六年的规范实验的验证。所以本文在此简介外语立体化教学法及其创意，作为张氏建构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的实例。

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把外语教学看作一个立体系统；它以目的语、学生和教学环境为三维，而以经济发展为底，跨国文化交流为顶：五者是这个立体系统的五要素。跨国文化交流指中←—→外沟通，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也是后来引进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内容。经济发展是推进外语教育的基础，从总体上制约外语教育教学。教学环境包含各种教学条件；内隐的心理环境和外显的人物、社会关系，也包含教师。因为教师作为主要教学媒体在外语教学立体系统中起着调整、稳定其内稳态的作用。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教学结果归属的主体。目的语是教学的内容，也反映经济发展和跨国文化交流的需要。然而目的语的选择和学生活动的展开及对学习成果的需求，都直接制约于教学环境；教学环境的优化又受制于跨国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所以按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施教能够发挥l＋1>2的功能。虽然张氏仍称之为假设，也不愿借助行政力量去推广，但从理论上看，此流派有三大优点。第一，打破了西方单从目的语或学生或目的语及学生去研究外语教学法的“惯例”，把外语教学与经济、文化、环境联系起来，形成了大外语教育观，使外语教育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条件。反观西方，直到1991年国际英语教师协会第25届年会上，才认真考虑外语教学的教育因素；在那前后才出现研究语言教学环境的著作，且主要是研究目的语语言环境。第二，在标明外语教育五要素作为“学术无国界”的共性范畴之同时，从五要素的内涵突出了外语教学必具的民族特点；也打破了外语教学研究中“言必称希腊”式的学风。其三，中西融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显示了作为文化活动之外语教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向。

这三大优点来自外语立体化教学法的六个本质特点：全面考虑，从国情出发，辩证论法，包容百家，着眼准备（发展），用法之法。全面考虑突破单从语言学、心理学研究外语教学的传统，全面地抓住教学主体、客体、环境以及相互关系。从国情出发指出以中华文化特点为轴心，根据国情特点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上坚持辩证法，素质教育优先于实用训练，从古今中外吸取有益的观点；实践上考虑本族语特点、社会伦理结构特点、学习特点、教学法遗产等历史形成的国情特点，以及社会需要、教学条件和目的语环境等现实产生的国情特点。辩证论法指从实际出发，既不好奇猎新，也不抱残守旧，而要审视具体教学环境的需要与可能，选用、创造能够促进教学发展的多种方法、策略、技巧、手段。但辩证论法须得以全面考虑和从国情出发为前提，故必然要包容百家，从而了解百家，借鉴百家。着眼准备指基教阶段的外语教学首先应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准备，实用是第二位的。因为外语课具有多种特殊作用，且素质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用法之法标示外语立体化教学法看重教学观点，以观点驭教学模式、策略和技巧。观点力求反映客观规律，模式、策略、技巧则放手让教师创新，以求切合地区、校、班的具体情况。张氏还指出，创造具体方法的重要内容是根据具体情况翻新，以推陈出新。翻新的具体方法有十种：翻方式之新，翻组合之新，翻功能之新，翻范围之新，翻生成之新，翻反应之新，翻教学顺序之新，翻激发兴趣之新，翻设备利用之新，翻扬长避短之新。

综合六点本质特点，外语立体化教学法完全是运用“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多元化以及多元智力论对外语教育发展的影响，也继承了中华文化在语言教学方面的宝贵积累。但是，建构外语立体化教学法除了运用中华文化的有关理论与经验之外，还运用了国外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和当代中外外语教学的实践经验。所以张氏又专门阐述了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所包含的六类理论根据。第一，语言教学理论，主要是国外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二语习得以及国内语言教学等方面可用的理论和经验。在这里，张氏特别强调了区分外语教学与二语教学的必要性。第二，教育发展趋势。教育作为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密切了，因而外语教育将扩大与延长。从全球外语学习十大特点看，外语教学较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心灵主义的习得论取代学习论，致使许多措施脱离实际。第三，相关学科的理论。主要是语言科学，教育科学，心理科学诸多分支科学中直接、间接与外语教学有关的理论；这些科学主要是国外的，也包含国内的。第四，整体性原则。作为认识客体，一个系统必然是一个整体；系统是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整体性是系统的核心。研究、学习必须从整体出发而注意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从这种联系中去了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特点。根据整体性原则，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既用系统论方法，又用分析还原法，还要求处理好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知识与技能、综合运用与文化沟通诸方面的矛盾；也用以扼制实践中存在的“串讲”。第五，中外外语教学实践，尤其是中国当代英语教学的实践经验。但实践指社会实践，不是个人经验。因为知识是人们理解了的或经验验证了的真实东西。第六，大一统文化——中国国情特点的总根子。中华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文化。这种大一统文化使我国各民族融合成中华民族，并世世代代都厌恶分裂而谋求统一，我们应该珍视，并在外语教学中用以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的整体性以及语言、文化、情感、策略的整体性，从而在学习中力求“整进整出”。但大一统文化也有负面效应。比如，不思破旧立新，缺乏创新精神；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行活动、办事、思考、言行、研究都要从上面找到根据，因而往往以空驭空，脱离实际。这种负面影响使外语教育界也追求“一统天下”的教学法和相关举措；使一些人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还使我们学生习惯循演绎式学习和重视系统语言知识。因此，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本着“一元驭多元方法论”，在本质特点和理论根据上都特别重视“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张氏就曾说过，“极通俗而概括地说，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是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而选择、创新的教学方法。”联系我国小学普设外语课后单基础教育阶段就有两亿多学生在极不一致的教学环境里学习外语，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教学法太重要了，所以外语立体化教学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外语教学法体系的特色。四、贡献的机制

上述三方面只是摘要地列举了张氏为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对这些贡献的阐述分析以及张氏学术贡献的全部，有待于专门研究。但仅此“摘要地列举”，我们已可看出，张氏的学术贡献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张氏何以能作出这种学术贡献呢？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结果，都由一种机制做功而成，从本文分析，已可显现张氏做出贡献的机制在于运用一元驭多元的方法论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中去开拓创新。不过任何机制的功效，都受到动力和能力（功能）的制约。笔者有幸不时参与张氏的研究活动，在长期合作中体察到他的动力主要来自爱国敬业，他的能力主要来自善于学习。

先说爱国敬业。张氏幼承诚实为人之庭训，长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又常读中外史书，所以极其“爱我中华”；并认识到改进外语教育为国家兴旺发达之必需。自1952年经组织安排专攻外语教学之后，心中总是装着这个专业，并很自然地把爱国、敬业结为一体。拨乱反正以后，尤感今日学术环境来之不易，总想把虚掷的光阴追补回来。在善于学习方面，他不仅善于反思和联系实际，还能时时事事存学习之心，向同行学习，也向非同行学习；学习专业文献，也学习非专业文献；学习成功经验，也学习失败的教训；向长者学习、向同辈学习，也向学生、中小学学生学习；向个人学习，也向群体、会议学习。而且他总是学以致用，力求“我向百家学习，百家为我所用。”所以越学头脑越灵，越灵越觉得“学无大小，达者为尊”，从而力求在学习上既有益于己，尤要有益于人。以致同行都认为张氏具有“甘为人梯”的品质。因此，张氏作为当代外语教育专家，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既继承了中华学人锲而不舍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同行及人文科学的成果，中西融汇，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治学方法与风格。他调查实践又博览群书，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而又联系实践问题潜心思考，故能敏锐地提出新鲜见解。他读书必求甚解，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说的“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事必求其根底，言必求其依据，旁参反证，多所贯通”。他常批评一知半解，装了半瓶就摇的作风。比如，交际能力一词来自海姆斯，其本意乃指语言除了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之外，还应包含交际能力；海氏并未指语言教学的要求。交际法吸收交际能力概念之后，对其内涵的解释也存在多种说法，仅四因素说即达五家之多。国内许多人不知国外学者谈交际能力时各有所指，想当然地认为交际能力就是听说沟通能力，并据以大谈交际能力的培养。张氏认为，对别人的学说理论应翔实地加以了解，然后才能分析其成败并从自己所处的教学环境去衡量其可取可用之处何在，新意何在，与相关理论、经验的联系、影响何在，虽不可用，对自己的启发何在。他还认为，研究外语教学是为了促进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故必须不存私心，“惟学是从”。因此他以“敢于直言，不唯上，不媚俗”见称于同行。比如，他曾力反将初中英语改为选修的“上级意向”；在“交际教学法是先进教学法”的浪潮中，指出它只是适应现实需要的一种教学思想，从操作层面看，它只是“按需取材，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式的实用性教学方法。从哲学角度看，交际法植根于理性主义，而其实施又采用了经验主义，因而，其使用效果在欧共体也不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则引发了众多交际教学模式，但大多较适用于二语教学或具有目的语环境的外语教学；任务型教学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在我国基础外语教学领域引用任务型教学，须从奥斯汀提出的语言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出发，去认清任务型教学生效的机制，主要是在用语言做事中借助产出活动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交互接触的学习效果。故在缺乏目的语环境且课时有限、师资水平不高的教学环境下，不宜全面引用；引用之中必须着力培养学生完成任务的能力；因而仍应注重语法知识的教学，要把语法知识作为学习工具来学，像为掌握拼读能力学习国际音标一样去学习实用语法。类此新鲜见解，在张氏著述中极多，很难一一列举。从这方面看，张氏无愧于同行学者赞他“信息灵，见解新。”

治学和做人的统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张氏之所以能长期刻苦自励，力求在学术上为国为人做出贡献，与他做人的品德有关。在外语教育界张氏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故旧学生“相识满天下”，师友关系长及几代。但大家都认为他为人诚恳，笃守信义；对事负责，提携后进；敢于直言，是非分明；淡泊自守，不凑热闹。所以张正东先生不仅是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必须研究的学者，也是我国外语教育界，尤其是教学研究领域值得景仰的风范。参考文献

本文参考了张正东教授的许多书、文，其中直接引用的专著有：

1. 《外语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7。

2. 《中国外语教育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

3. 《琼林摭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　本文署名系以姓氏笔划为序。杜培俸现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杨振常曾任重庆涪陵教育学院副院长；两教授均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本文原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4年12期。[2]外语教学研究是语言教学研究的一部分，目前国内也称之为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外语教学可与外语教学法同义，与外语学科教学论相近。自　　序——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青年时期从一本美国小书中读到一段话，内容说：“上帝比人蠢得多。人训练士兵射击总是先让他用来福枪；随着他射击技术的提高，更换更好的枪支。而“上帝”训练人生活，却在他最无知的时候给他用最好的枪支，随着他生活能力的提高，更换坏一点、更坏一点的枪支，等到他能力成熟之时，他手里拿着的就只是一支破旧的来福枪了。”

写这篇自序时我已过着81岁的日子，虽然生活能力还不成熟，而手中确实只有一支破败的来福枪了。想来读者会有兴趣了解，这个拿着一支破来福枪的老头儿想给我们说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给大家从外语教育角度勾画一幅简笔画式的自画像。

我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执着追求者，其终点性的目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又是一个人文精神的违反者，在那个“检讨时代”我说了、写了许多不把自己看作人的言语。

我是一个终身与英语教育打交道，而在受教育时期尚未省悟到英语教育之内涵的人。终身与英语教育打交道缘自“无意插柳”，许久没省悟到英语教育的内涵，乃因自己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时只抱着“掌握一门工具”的认识，没有省悟到外语学习的重点在于文化，以致在青年时期没充分发挥学习英语的潜力。

两句话使我“足慰平生”。读者说，“读了你的书，进教室就可以用”；同行朋友说，“他讲真话，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两点品格令自己无怨无悔：善于学习和不负天下人。善于学习表现为时时、事事、处处、人人都可学习；其核心要素是独立思考，取其可取。不负天下人的表现是“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所以，我力求不负长者之瞩望，并尽可能为晚辈学者服务，不负他们从我一游。

我一辈子最大的败笔，是疾恶过甚，其实质是“修养”太差。虽然我常自勉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心胸不够宽广。每遇心所谓恶，必击之、吐之而后快；好像眼里容不下沙子。这常常于事无补，于己有害；也可能误伤了一些好人或朋友。如果我某一天病重了，被问及有什么遗言，我会向这些受我误伤的朋友们说：“原谅我吧，我己经悔改了！”

上面这幅自画像虽然不太好看，却是我在决定编选《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之后，在搜集、整理其内容的几个月中，反复自我追问、质疑的结果。因为从包括这本选集的丛书策划人的来信看，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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