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笑的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拿大] 艾米丽•卡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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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笑的人试读：

女传教士们知道我要来。她们派了个身材高大的爱尔兰人，划着一尾小小的独木舟前来迎接。我所乘坐的汽轮抵达尤克卢利特码头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那时我只是个十五岁的女学生，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庞大、阴冷而陌生。码头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爱尔兰人毫不费力就把我认了出来。

当时正值退潮，所以我需要爬过一条长长的梯子才能下到独木舟里。梯子上每一格都是黏糊糊的，令人恶心。比梯子更吓人的，是摇曳不定的小船和那男人的大笑声。他粗壮有力的胳膊划动双桨，小船在风浪中迅疾前行。

我们来到“托克西斯”，这是印第安人对传教所的叫法。它伫立在岸边比涨潮线只高一点的地方，面朝大海，背靠森林。

传教所是一座木制建筑，没有涂漆。窗户上也没有挂帘子或百叶窗，从水上看过去里面黑黢黢的。我们朝它划过去，独木舟陷在岸边的淤泥之中。那个大个爱尔兰人用胳膊把我一把抱了起来，走到门口才放下。

修女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烹鱼的香味从她们身后传来。鱼类是尤克卢利特人的主要食物。

两位修女仪态端庄，院长嬷嬷尤显高贵威严。她们高高的鼻子上架着眼镜，嘴唇薄薄的，眼神温柔，身穿深色直身修女袍，纽扣一直扣到颏下。

厨房里所有的器具都只有一式两份，所以我只好在一个箱子上坐下来，用大碗喝水，用一个锡制的馅饼烤盘吃饭。

早餐之后，我们跪下来，开始念长长的主祷文。从厨房的窗户向外看去，离森林边缘几英尺开外长着一棵巨大的香脂松树。树干笔直，高耸入云。“请宽恕我们的罪孽”，这句祷文将我的思绪从松树上拉了回来，正好来得及说“阿门”。我们站起身来，才发现屋子里已经站满了印第安人。他们都是来看我的。

站在印第安人和两位庄严尊贵的修女面前，我感到自己如此年幼而无知！酋长老西比被奉为能看面相的人。他蹲坐在修女嬷嬷的药箱之上，棕褐色的双手像铁钳般抓在箱子边缘，手肘紧绷，双肩前倾。破旧的鞋子从箱子边上松松地悬垂下来，似乎里面空无一物，只是吊在绳子上。他搜寻的眼睛紧盯着我，仿佛能穿透我的灵魂。忽然，他结束了对我的审视，眼睛从我身上移向窗外。他嘴里蹦出几句简短的奇努克语，从药箱上跳下来，大步朝村里走回去。

我几乎不敢开口，但还是向修女们问道：“他说什么了？”“没说太多。只是说你无所畏惧，不自高自大，是个知道怎么笑的人。”

托克西斯地处的海滩平缓而狭长，印第安村则位于海岸线上向内陆凹进来的一段短短的海滩上，两侧是嶙峋的礁石，向大海延伸过去。

托克西斯和印地安村相距一英里，学校位于两地正中。和前两者一样，它也夹在大海和森林之间。

每到礼拜日，学校就摇身一变成为“礼拜堂”。它有个尖尖的房顶，两边各有两扇窗户，正面是大门，后面连着一个柴棚。

学校的设施包括一张世界地图、一块黑板、一个炉子，以及一些做工粗糙的课桌和长椅。在门背后的一个箱子上还放着一桶饮用水和舀水的锡勺。

小修女嬷嬷会先去学校，把火生好。如果碰到涨潮，她就得从森林边的那条小路绕过去。海水侵蚀了大树的树根，弄得小路上坑坑洼洼的。有时，巨大的树根翻起，翘在空中，人只好绕道从沙龙白珠树坚硬的叶子中，或者臭菘湿地里穿过。地面上长满了野生植物，让人无从下脚，小修女嬷嬷恨透了这样摸索着前行。每次当她从幽暗的林中出来，看到那未经粉刷的学校小屋，她都是满怀欣喜。院长嬷嬷则毫无畏惧，总是沉着地大步向前。她从小径走出来以后，会用一个牛角吹号。她的气息悠长，吹出来的号角声令人震惊。但这号角声从来也没能成功地把孩子们召集到学校里来。对于这些印第安孩子们来说，还从未有人向他们提到过时间或者责任这一类的概念。于是院长嬷嬷接下来就会到村里去，把她的那些学生一个个地从茅屋里揪出来。

我刚到尤克卢利特的那天早上学校里座无虚席。因为在这里，有人从外面来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念完主祷文之后，两位修女唱起了赞美诗，而孩子们则一直盯着我看。

修女们在黑板上写起A、B、C的时候，孩子们开始从自己的座位上扭身下来，啪塔啪塔地朝水桶跑去。喝完水后，孩子们会把勺子扔回去，发出咣当的声音。

教室的门吱扭吱扭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开门和关门中间只相隔一秒的时间。这是孩子们到门外去吐口水，因为在室内直接往地上吐痰是不被允许的。他们也还没有学会在口袋里带一块手帕，所以你可以一直听到他们吸鼻涕的声音。

看来课堂教学进展顺利，于是我悄悄地从教室里溜出来，想去村子里看看。

一秒钟之后，以为我出门吐痰的孩子们发现我没有及时回转，便开始从自己的课桌里扭身出来去找我，先到水桶边，再到吐痰的台阶上。到了门外以后，他们的小光脚丫更是停也不停，直到最后把我追上。

从那之后我就被“严加看管”起来。直到学校开课之后很久我才会得到允许离开托克西斯到村里去。路过学校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伏低了身子从窗下轻轻掩过。

在海湾的两头，各有一组低矮的房屋聚在一起——房子大而平，用厚厚的手工制作的雪松木板材搭制而成。房子正面平整方正，侧墙用的是海上漂流过来的原木。房顶用树皮和木片铺制，上面压着巨石以防被风刮走。房子和房子之间并不相连，冷风从房子之间狭窄的空隙中呼啸而过。

这里的人和房子给人一种相似的感觉——它们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下，同样被风雨、森林和海塑造着。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这些印第安人。当我敲门听不到回答，怯生生地走进房里，却总是受到屋里人的热情欢迎以后，我才知道印第安人并没有敲门后再进屋的习惯。通常，你会发现某个老妪蹲在土地上，用雪松篾片或者碎布条编织挂毯。编条的一端固定在一个简单的木架上，编条的另一端在她干枯而弯曲的手指中上下翻飞。在她身边，印第安小孩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她担负着织毯和看护孩子的双重任务。

每个大房子里都住着好几家人。他们共用大门和排烟孔，但是每家都有自己的火堆，周围放着各自的物品，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了。

大房子里面很暗，满是烟雾，熏着人的眼睛和喉咙。泥土的地面脏兮兮的。

印第安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打开折凳。我的素描袋也让他们大感新奇。当小船、大树、房子在画纸上一件件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围拢过来，指指点点咕噜个不停，但我听不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有一天，我通过手势和笑容的沟通，得到允许为一个织毯老妇画像。她对我点点头，于是我开始画画。忽然，一只猫从排烟孔里跳进来，从椽子上一跃而起，落到一堆散落的盒子上。喧嚣将息，忽然间又有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响起，一堆毯子、被子飞向空中，一个男人的脑袋从里面冒了出来。他冲着我大声喊叫，黑眼睛锋利地朝我射来。老妇人的微笑倏地从脸上消失了。

她冲我叫道：“卡拉塔瓦！”（奇努卡语里“走”的意思）。我赶快跑了出来。

后来，那个老妇人从海湾对面叫我，我却没有理会。

修女嬷嬷问我：“老瓦努科夫人叫你，你怎么不理她呢？”“她刚才发火了，还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可我听见她说：‘克里瓦克，回来，回来！’”“克里瓦克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这时传教所的屋门吱扭一声打开了，乍一看上去，好像一团破布滚了进来，发出了一阵呻吟声。“天啊，瓦努克夫人！”修女嬷嬷惊叫出来。“我还以为你不能走路呢！”

那累得半死的老妇人探身向前，拉起我的裙摆用手抚摸起来。“瓦努克夫人，克里瓦克是什么意思呀？”修女嬷嬷问道。

瓦努克夫人用大拇指把两边的嘴角向上拉，又指了指我。然后她和修女嬷嬷用低沉粗噶的奇努卡语咕哝了半天。最后，修女嬷嬷告诉我：“克里瓦克是印第安人给你起的名字，意思是‘爱笑的人’”。

老妇人试图对修女嬷嬷解释说，她丈夫以为是我弄翻了那些盒子，结果把他吵醒了，他不知道其实那是猫干的好事。修女嬷嬷听出来她没有说实话，让她实话实说。于是瓦努克夫人告诉我们，老派的印第安人们相信，如果你把一个人画在画上，他的灵魂就会被禁锢在里面，即使他死了以后，他也只能陷在画中，永远不能出来。

我说：“请转告她，我以后不会再给老人们画像了。”对于这些印第安人来说，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信念遭到践踏和剥夺，一定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大森林怀抱的珍宝是它的寂静；大海和天空的珍宝是海鸟们四散的叫声；在密密的大森林里，鸟雀无声，即使野兽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怀抱的珍宝只有无比的寂静。

夜幕在尤克卢利特降临，印第安人们回到自己的大房子里，栖息安眠。

传教所里仍然闪着烛火。我们吃完了以鱼为主的晚餐，大声祷告之后，修女们便各自手持锡制烛台走上楼去，光秃秃的楼板在她们脚下吱嘎作响。我也迅速地爬上自己的简易床。卧室里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即使是夏日的天气，仍然让人觉得有些阴冷。

屋里一片死寂。屋外，同样寂静的黑森林却仿佛充满了无声的生命之颤动。从床上，我能看到那株香脂松树更高一层的地方。因为它离我很近，其他的松树都好像屈居于它之下。它尖尖的树梢直插九霄。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一个星期的常日和礼拜日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托克西斯，每星期只有第七天才是礼拜日。这一天，学校变成了教堂，牛角声变成了礼拜开始的信号。修女们会在这一天带着大家做礼拜。

印第安女人们头上包着手帕，肩上披着格子披肩，不紧不慢地朝着教堂逛过来，宽大的裙子在她们腿边晃来晃去。孩子们的课桌对她们来说实在太小了，很难把整个身子挤进座位里去。她们一个人要占两个孩子的座位，即便这样，恐怕还是挤得挺难受的。

女人们坐在教堂的一边。另一边坐着寥寥无几的几个男人。修女们要求来教堂的男人必须穿长裤，上衣的下摆也必须掖进裤子里，因而那些印第安男人都避而远之。

对宽恕“我们罪孽”的祈求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唱赞美诗。起调经常不是起高了就是起低了。好不容易，我们终于找到了调子，这时大门却被猛地撞开，差点把门后的饮水桶碰倒。大门开处，老坦努克站在阳光之下，衣服的下摆飞扬，双腿裸露。他进了门，大步向屋子正中走去，坐到了第一排。

在场的女人们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院长嬷嬷沉着地保持住了她唱歌的音调，小修女嬷嬷的歌声则不由自主地往上滑了八度。

坐在后排的一个女人解下了披肩，一双双手把它从课桌下往前传，穿过过道，递到老坦努克的侄子吉米·约翰的手里。吉米从座位上艰难地转过身来将披肩盖在了坐在他身旁的老坦努克裸露的膝盖上。

台上，修女嬷嬷用磕磕绊绊的奇努克语讲道，屋子后面，一个温柔的声音用纯正的印第安语对坦努克小声说明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忽然，老坦努克猛地站起身来，挑衅地甩了一下蓬乱的长发，将披肩缠在腰上，沿着过道大踏步向外走去。路过饮水桶时，他停下来喝了口水，弄出很大的声响，又把水勺咣当一声丢了回去，然后才大步走出了门。

布道结束，大家纷纷离开了。教室后面，一个身穿粉色印花衣服的妇女仍然坐在座位上，把头深深藏在胸前。她在等着所有人都离开，自己再偷偷溜回家。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女人不戴披肩是比男人不穿长裤更为不雅的事情。这女人的英勇行为为丈夫在修女面前挽回了尊严，却害得自己在族人面前蒙羞。

院长嬷嬷走到她身边，拍着她的肩膀，对她微笑着鼓励说：“你是个勇敢的人！”

一天，我路过一段狭长的光秃秃的土地。

这地方常常被海水淹没，土地的盐碱度太高，树根无法存活，因而森林不能在此繁衍。

在这片海陆之间的土地上，我遇到了一个老人。他身上简单地披着一件短衣，正在锯一棵倒下的大树。隆隆的锯木声不时被海潮声盖过。锯木声悄悄向森林漫去，又被厚厚的森林挡回，再次传向大海。大海和森林总是这样将尘世的喧嚣推来挡去，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

那棵树横卧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上，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在印第安锯木老人身边坐下，用手势和他攀谈了起来，一会儿指指太阳，一会儿指指大海，还有空中的鹰、和沙滩上的老鸦。就这样，我坐着，他锯着，我们彼此点着头，笑着。老人的动作不紧不慢，仿佛他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仿佛所有过去的日子都是一样的闲适，而将来的日子也会如此。他的牙齿已经严重磨损，披落在肩头的缕缕长发也已灰白。但是他的脊背和身躯却仍然充满了力量。时间让老人的生命丰满成熟。他就像是收获季节里的最后一批草莓，汁液饱满而甜美。

我留下最后一个大大的笑容，站起身来，拍拍他的胳膊：“再见啦！”他也拍拍我的手作为告别。当看到我想从森林里穿过去，好绕过那棵倒下的大树，他忙跑过来追上我，把我从林边拽回来，一边摇着头，用责备的口吻说我。“斯娃娃！亥以斯娃娃！”斯娃娃是豹子的意思，山林里到处都是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印第安人不许他们的孩子走进大森林，哪怕只在森林边上走也不行。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对他们了解甚深的野生动物一无所知。在这件事上，印第安人可比白人权威得多。  第二章塔诺

吉米有一艘很不错的船。他和妻子路易莎答应带我到位于夏洛特皇后群岛南岛上的古老村落：塔诺、斯坎达斯和库姆舍瓦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印第安人惯常的“八点”出发，在常说的“近午时分”到达。传教士拜托我带他漂亮的女儿同行。

我们的船一路颠簸，经过各样水域，终于在傍晚抵达了塔诺。随着我们的靠近，塔诺显得愈发庄严肃穆。吉米在距离陆地颇远的地方就关闭了发动机，将锚抛入大海。然后，他将独木舟推下水，在把我和我的牧羊犬放到上面之后，便小心翼翼地操纵着独木舟在巨大的海藻之间穿行。独木舟摩擦鹅卵石的刺耳声音打破了塔诺原有的静寂。

我和狗从独木舟上跳了下来，吉米驾着它折回去接其他人。

海滩上仍是一派寂静庄严，一切都仿佛在屏息以待，似乎连大声说话都是一种冒犯。连我的狗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它站在那里，竖起耳朵，发起抖来。直到其他人抵达并四处走动交谈，这种感觉才消退不见。

塔诺海滩的一侧峭壁高耸，此刻，太阳已经落到它后面去了，所以它看起来黑黢黢的。据说那里闹鬼。峭壁的脚下零落着一座房子的遗骸，残存下来的只有大梁和角柱，两端还各有一根经过雕刻的柱子。房子里以前住人的地方现在被接骨木树丛、灌木和杂草所占据。村子的那个部分没有别的房子，却竖立着很多图腾柱。其中有一根高大修长，属于路易莎的祖母。上头刻着一个故事，路易莎含含糊糊地给我们讲了讲，看样子她自己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柱子下部雕刻了一个男人，头戴一顶高高的、由很多圈组成的帽子，象征着极大的荣耀。帽子顶上停栖着一只渡鸦。帽身从下到上，每一圈上都雕着小小的人像，紧紧抱着这些荣誉圈。故事是这样的：这个男人曾经收养了一只渡鸦作为义子。结果那渡鸦是个邪恶的骗子，将一场洪水降临到他的养父母身上。当洪水上涨时，男人的侄子和亲戚纷纷爬上这顶荣耀之帽，从而幸免于难。这柱子保存尚好，所有的颜色已经褪去，又被霉菌染成了黄绿色。

吉米和路易莎对这个他们自己人曾经生活过的古老村庄的感情必定与我们有很大不同。在这样的感情面前，我的好奇心显得微不足道。时不时地，吉米和路易莎就会手拉着手走得离众人稍远一些，一边用印第安语独自交谈。

一段长鼻子似的岬角从塔诺伸向海中，将村庄分为两半。这两部分朝向大海的角度略有不同，于是塔诺村活像个双眼外斜视看着大海的人。

在那一小块岬角之外，坐落着三座房子。每间房子的门前正中都竖立着一根巨大的图腾柱。吉米砍去了柱子脚下的杂草和灌木，柱子上鲜亮的涂漆就显露了出来。中间的那根柱子底部雕刻着巨鹰，另外两根上面则是露出巨齿、手持棍棒的海狸。这三个底座雕像上各有一个贯穿柱身的大洞，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图腾柱进出房门了。

我们在这寂静的塔诺渡过的头一个夜晚颇为离奇。

看到印第安人抬着小独木舟朝水里走去，我们就问：“你们去船上做什么？”“我们要在那里睡觉。”“难道你们要把我们独自留在塔诺吗？”“要是有什么不对劲你们可以喊我们呀，”他们回答。

但我们很清楚船远在那片海藻的另一面，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独木舟滑行远去，只剩下茫茫黑暗。我们两个女孩子吓得瑟瑟发抖。我决定把帐篷的门帘打开。如果能感觉到周围有树，这一夜还不至于太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忙碌。船仍然远远地停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印第安人夫妇没有回到岸上。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很想吃早餐，就朝着那边大喊，但没有人回答。“你还记得有人说过曾有印第安人在熟睡中被发动机的烟雾窒息而死的事吗？”“我也正想那事儿呢。”

我们往陆桥的尽头跑去，一直跑到尽可能接近船的地方，两个人一起冲那边喊啊喊。一种可怕的感觉从心底升起，但谁也不愿意说出口。过了好久，终于，一颗黑色的脑袋从船上探了出来。“你们可不能再这样丢下我们不管了。”我们对吉米和路易莎说道。

下午他们穿过沙滩向我走来。路易莎匆匆走在前面要赶去弄晚饭。吉米落在后面，我看见他背着个可怕的东西，那东西巨大的圆形身体穿在吉米肩扛的棍子上，长长的形似手臂的部分拖在沙滩上。

经过我身边时，路易莎笑道：“我们带传教士的女儿去抓章鱼了。”

晚饭时我们把一部分章鱼像香肠那样烤来吃。味道像鸡肉一样甜美，但是嚼起来很费劲。章鱼们是在退潮时被困在岩石周围的水坑里的。它们看到有人来了，就用触手攀住周围的岩石，把头塞进岩石间的褶皱里。要把它们弄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机会敲打它们的头。

这时候早已过了晚餐时间。路易莎没法煮饭，因为营地里没有水。那本是吉米的工作。泉水在树林里，只有吉米知道那地方，可他此刻正远在海上修补船只。路易莎冲他喊了又喊，吉米显然听见了，因为我们都看到他把头伸了出来，但他就是不回来。路易莎又喊他，每次用的都是同样的两个印第安单词。“你就不能说点厉害的吗，路易莎。我要回去画画儿。”于是她又喊了那两个单词。“那些是骂人的话吗？”“不是，要是我想骂人的话我就得用英语了。”“为什么？”“因为海达语里根本没有脏话。”“那你们要是生气了，或者想要羞辱什么人时会说什么？”“我们会说：‘你个奴隶养的。’不过我是不会这么说吉米的。”“好吧，那你说点发脾气的话吧。我可急着想吃晚饭呢！”

她又喊了同样的两个单词，但这一次她的音调变了。于是吉米回来了。

我给所有的柱子都画了速写，并收在袋子里。我把袋子扎好，说：“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塔诺恢复了它的寂静，图腾柱们依旧默默地矗立着，远眺着大海。

我们很快就回到了波涛汹涌的海上。吉米在船底铺开了帆，让我们几个女人躺下来。谁也没有说话，只有低低的呻吟声。船在海浪中忽上忽下，大家的身子不时被推向一侧，一会儿又翻回来。我总觉得自己躺着的帆布下面有什么滑溜溜的东西。“吉米，我身子下面有什么东西吗？”“只是章鱼罢了——我们准备带回家送给妈妈的，她可喜欢章鱼了。”“呃！”我惊叫。晕船，还躺在章鱼身上，这可真是太过分了。

吉米却说：“放心，它们已经死了，你在上面滚来滚去不会弄伤它们的。”  第三章斯坎达斯

对印第安人吉米来说，斯坎达斯海湾每一处犬牙交错的礁石他都了然于心。

他知道哪里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巨藻扎根的地方，它们长管状的茎叶猫在水下，随时准备缠住他的螺旋桨。今天，海面上涂着一层宁静的光晕，抬起头来是湛蓝的万里长空，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但吉米清楚地知道，斯坎达斯湾的海底总是变化莫测，危机四伏。他趴在船头，一边焦虑不安地盯着水下，一边朝正在掌舵的妻子路易莎打手势。

离岸边还有很远，吉米就关掉了发动机。随着“扑通”一声，船锚哗啦哗啦地滑进海里，稳稳地固定在海底。接着独木舟沿着船的边缘吱扭吱扭地被推了下来，“啪”地一声落入水中。吉米先把我和牧羊犬送到海滩上，这样我就能立刻着手我的画作，随后他再返回去接路易莎和修女嬷嬷的女儿。

斯坎达斯比塔诺更为空旷。森林远远地铺陈在它身后。海湾的后面另有一块海面凹进陆地，点点灯火隔着水从村子后面传来。

放眼望去，看不到一点裸露的泥土。海滩后面长满了繁茂的植被，这片土地是如此地生机勃勃，每一粒轻抚过她脸庞的种子都在这里生了根，发了芽，而后枝繁叶茂。万物生长，汇聚成一片稠密的灌木。斯坎达斯的植物紧密而热烈地生长着，每一棵都紧紧地挨着另一棵，急匆匆地为自己舒展出最广阔的一片天地。强劲者和孱弱者在这片肥沃湿润的土地上共生。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这是片充满回忆的土地。在他们闪亮的目光中，在他们彼此简短的海达轻语之间，你可以看到这些记忆的浮现。

斯坎达斯海滩十分宽阔。海浪卷来了浮木，散落在海滩上。在这些浮木之后，走上一个小坡，是一处古老村落的遗址。如今它已经被一片杂乱的绿色植物所覆盖，只剩下一块灰色的屋顶在灌木丛中隐约可见，还有一排斑驳的图腾柱环绕着海湾。它们大都是丧葬柱，高高的柱首前部雕成方形，上头刻着飞禽走兽的图腾，顶端被凿空，一具具棺木立在里头，正面的方形遮住了每具棺木的洞口。这些古老的阴宅有些已经破旧不堪，你会看见一具具骷髅正从破裂的缝隙间向外窥视。

斯坎达斯的右面是两座泥土和岩石构成的圆锥形山丘。高高低低的树和灌木错落其上，一直覆盖到山顶。大地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海湾犬牙交错的暗礁。

我们穿过比人还高的植被来到了小屋。它的样式挺老旧，但因为一些捕捞大比目鱼的渔夫偶尔会来歇歇脚，他们已将小屋稍作修葺。小屋的墙壁上布满了裂缝和节孔。屋里头的泥地上有几块被火熏黑了的石头。在它们正上方的屋顶，有一个很大的排烟口，下面留有一块风帘，可以依据风向调整。沿着墙壁摆放了一排供人睡觉的长凳子，还有一张做工粗糙的桌面，是大比目鱼渔夫们用浮木拼成的：印第安人以地为桌，亦席地而坐。

火在熊熊地燃烧，毯子在地上铺开，食物在路易莎的炖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这地方棒极了——和在真的房子里没有什么两样。斯坎达斯的一切都不会糊弄了事。

暮色降临，我们钻进毯子里。夜晚宁静无比，只有海浪轻柔而平缓地拍打着海滩。当你面朝墙壁时，你会感到大海的气息正渗过墙缝，涌入小屋；而当你翻过身来面对屋内时，黏土地板上篝火那好闻的烟火味又会钻进了你的鼻子。

第二天一早，吉米起来拨了拨火堆的余烬，随后出门为我们带来清凉的泉水洗脸。他砍出了一条碧绿的隧道，这样我们便可以轻松地往来于小屋和海滩之间。我离开小屋，去丧葬柱那儿写生。

这些海达人的丧葬柱列成长长的一排，东倒西歪地散布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无论怎样歪斜，它们都从未失去尊严。或许，那些向前方倾斜的柱子更显悲怆，而那些向后倾斜的柱子看上去更为冷峻。岁月的流逝使它们褪去了最初的色彩，变成泛着桃红的淡银色；阳光的照耀又让它们布满了裂纹。然而，没有什么能让它们显得破败或卑微，因为印第安人在它们身上注入了他们的信仰，庄严而虔诚。

扭曲纠缠的枝叶、高高抛起的浮木，这一切都意味着斯坎达斯可以惊涛骇浪，正如她可以静若处子。她对一切率性而为。  第四章库姆舍瓦

从地图上来看，塔诺、斯坎达斯和库姆舍瓦离彼此相当近，可是只有当你真的到了那儿才会发现它们其实大不相同。虽然都有着西海岸的湿润气候，但库姆舍瓦似乎永远滴答着小雨，永远雾气缭绕，就连树木的叶片也永远湿漉漉地垂着脑袋。库姆舍瓦的雨浸湿了我的画纸，库姆舍瓦的雨在我的颜料油管间滴答流沥。

库姆舍瓦村里只剩下一座废弃的房屋，屋子很大，低矮而荒寂，门上像模像样地挂着一把锁，一旁的墙壁却裂开了个大洞。

我们在这栋老宅里度过了悲催的一夜，身上每块骨头都冻得发抖。大颗的雨滴透过排烟口，落在我们燃起的火堆上。整个夜晚我们都蜷缩在湿漉漉得让人难受的毛毯里。

早上起来后，吉米生起了一团旺火，雨水溅落在上头发出嗤嗤的声响。我冒着雨去海滩上写生。吉米草草为我的画架做了个遮板，因而，虽然雨水顺着我的脖子流淌，我的画却得以保全。可是天气糟糕透了，即使我能有蜈蚣那么多的手脚，也无法护住所有的东西。我的画架和材料全都未能幸免于难，情绪也糟得很。

透过屋子的破洞我听见猫焦虑的叫声。印第安人和天气相处的方式就像一对兄弟，他们总是去适应彼此而不是开口抱怨。我的印第安朋友从不会对我说“快点做完活儿离开，这样我们就能回家舒舒服服地待着了。”印第安人总是随遇而安的。

房子不远处有一只木制的巨型乌鸦。它立在一根相当低矮的图腾柱上，翅膀收拢于身侧。另一根空荡荡的柱子竖立在几英尺之外。木鸦的伴侣曾经伫立其上，但却早已腐朽消失，只留下它那满布青苔、破旧衰败之身，孤零零地注视着印第安人的骸骨。多年之前这两只巨大的乌鸦曾分立于一所大房子门廊两侧，那房子里堆满了死于天花爆发的印第安人的遗骸。

茂盛的草木覆盖了年代久远的房屋和骸骨，雨水将他们的骨尘化作泥浆。或许正是得益于这些骨尘吧，这里的树木茁壮而年轻，比其他地方更为茂密。树木环绕着破旧的木鸦而生，为它遮蔽寒风的肆孽。雨水侵蚀着木鸦爬满苔藓的脊背和空洞的眼窝，令它日渐老朽破败。库姆舍瓦的图腾柱沉郁而暗淡，在倾泻的暴雨中无声无息。

当吉米、路易莎、猫咪和修女嬷嬷的女儿看着我从洞里挤进屋子，听到我说“画好了”的时候，他们都立刻跳了起来。路易莎让猫蜷在她的帽子里，开始收拾行李，吉米去准备他的船。只有猫咪好像不太高兴，比起外面的大雨，她还是更愿意躺在火边路易莎的帽子里。

库姆舍瓦的记忆是一种烟雨朦胧下的深深的孤独。我们的小船向大海出发。当我们从海湾尽头转过，忽然之间，库姆舍瓦的一切恍惚得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第五章索菲

我认识索菲是在温哥华。有一天，她轻轻敲响了我工作室的门。“篮子，卖篮子。”

那是她的族人——西海岸印第安人自制的篮子，非常漂亮。大的篮子用一块布包着，布的四角扎在一起；小的装在个面粉口袋里。

她背上用披肩兜着个婴儿，一个小女孩紧紧扯着她的裙子，还有个面带愁容的男孩步履沉重地跟在她身后。“我没有闲钱买篮子呀。”“不用钱也行，”索菲说，“旧衣服，暖和的裙子，都能换篮子。”

我看中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篮子，价格是八块钱。“下个月我会去维多利亚市一趟，拿些衣服回来换你的篮子。”

我请她进来歇歇脚，给孩子们吃了些面包和果酱。她把篮子重新包了起来，却把我看中的那只篮子留在了地板上。“你把它收起来吧，”我说，“我一个月后才会去维多利亚。到时候我会带衣服回来换你的篮子。”“你先拿着，”索菲说，“慢慢给钱。”“你住哪儿？”“北温哥华教区。”“你叫什么？”“索菲·弗兰克。人人都认识我。”

索菲的住所很简朴，但很整洁。原先有三个房间，后来天冷了，索菲的丈夫弗兰克就把所有隔墙都拆了。索菲说：“三间屋，三个炉子；一间屋，一个炉子。”房间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白天权当桌椅，到了晚上就成了全家人休息的床铺。屋里还有把货真价实的椅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索菲将孩子们轰到角落里，把我的旧衣服在地上摊开，细细考量，很是满意。就这样，认可了彼此的交易诚意，我们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漫长友谊就此开始。索菲快乐、悲伤、生病以及醉酒的模样我都见过。我常常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她们印第安人的那一套我经常搞不懂，而她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好女人就该这么做。”这就是索菲的理想——做个好女人。

索菲每年都生小孩，也几乎每年都要埋葬一个孩子。那些小小的坟墓散落在墓地各处。据我所知，她一共有过21个孩子，但在同一时间活着的从来没超过三个。到了她五十岁出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索菲哭干了眼泪，后来，她就开始喝酒。“我又有宝宝了。又一个宝宝。”

我从敞开的门走进她家的时候，索菲正坐在地上，两个小女孩在地板上滚作一团，新生儿则躺在她身边的摇篮里。索菲一看到我，就向我摇晃着婴儿的摇篮，还打开遮在摇篮上的布巾，把里面瘦得可怜的小家伙给我看。

索菲自己就非常瘦小。她的黑头发又粗又厚，干净笔直地分作两边，编成麻花辫子垂在双肩。她的眼睛饱含悲伤，眼皮总是耷拉着。颧骨高而圆润，衬得她的鼻梁低平且宽，鼻尖有点上翘。她的上唇宽厚，轮廓清晰，往外撅着，露出一排糟糕的牙齿来，仿佛是在试图缓解牙痛，或是想要用嘘声来安抚哭泣的孩子。她个头很小，身体柔软，脊背挺直，像所有印第安人一样小手小脚。

索菲的英语还说得过去，不过只要她的丈夫弗兰克在场，她就会变成一只锯嘴的葫芦。“索菲，为什么在弗兰克面前你总不开口呢？”“弗兰克学的学校英语。我，没学。我说英语，弗兰克会笑话。”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索菲就会像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5月的樱花将村庄染成一片白色，布勒内湾蔚蓝的海水悄悄漫上来，距离索菲的家门只隔一道狭窄的灰色沙滩和栈道。此时的温哥华市，隔水遥望比身在其中更加美丽。我喜欢在这时节乘船到北岸去，造访索菲的家。

村庄背后的高山之巅是名为“狮子峰”的两座古老山峰，显出一片苍蓝和银白。近处的山峦则染满了新绿，柔嫩的灰绿色逐渐加深，可你走近的时候，却会发现它们其实还不及村中小草的颜色。母鸡大摇大摆地带着幼雏到处走，小狗和小猫随处可见——在春日的保留地里消磨一天着实令人身心愉悦。

索菲先带我去给她的孩子们扫墓。她从墙上的钉子上摘下了她最好的、下摆饰有三道天鹅绒缎带的格子裙，并将一条黄丝巾包在头上。无论天气如何，她总是披着大披肩，下摆用双臂夹紧，流苏垂在指间。和我一起出门时，索菲只要想得起来就总是会穿上鞋。从这边我们可以望见一水之隔的都市。印第安人保留地则是另一个世界——不慌不忙，也没有商业活动。

我们沿着曲折起伏的道路来到墓地。卡萨敏、汤米、乔治、罗茜、玛丽亚、玛丽、埃米莉……所有孩子都在缠绕的藤蔓之下安息。我们慢悠悠地走着，寻找孩子们的坟墓。有的坟墓上立着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有的上面立着块石碑。有两个婴儿不得不葬在墓地的围栏之外：因为他们夭折的时候还太小，没来得及接受洗礼。“你看！我给罗茜弄了一个石头墓碑。”“看起来真不错。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索菲。”“守墓人给我算便宜了。他说：‘索菲，你已经从我这儿买了很多石碑了。万一不幸日后你又有宝宝夭折，还得接着买。所以我给你个优惠价。’ ”

索菲的厨房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妇女，她们都是来看索菲这对新生双胞胎的。索菲躺在炉灶旁边的床垫上。双胞胎女娃用带子绑在索菲自己编的小小的婴儿摇篮里，紧挨着索菲的床垫。因为裹在棉絮里的缘故，她们的肤色显得更深了，布满皱纹的褐色小脸蛋好似烤熟的带皮土豆，小手还没有褐蛛大。

小小的婴儿触动着人们的心弦，每个人都为她们兴奋不已。我在索菲旁边的地板上坐下。“索菲，我们说好要是你生了个女儿，就随我的名字。现在有两个宝宝，我只有一个名字，这可怎么办好呢？”“大的、好的那个随你吧，”索菲说。

随我名字的埃米莉活到了三个月大。索菲的玛丽亚只活了三周。我出钱为埃米莉购买了墓碑，索菲买了玛丽亚的。

索菲乳鸽一样的小小胸膛中咆哮着狮子般的“狂怒”。“你看，”她手里拿着一个红黄相间的手帕，手帕四个角扎在一起，碎玻璃和小块的熟石膏在其间叮当作响。“有坏小子弄坏了坟墓上的花！五加元一朵呢，现在全碎了。可恶的坏小子！你能帮我找警察报警么？”

到了市政厅，她把手帕摊在桌子上；我讲述情况的时候，她把半朵石膏百合花和一只断掉的石膏鸽子尾巴举到法官眼前。“我气疯了，坏小子弄坏了我孩子坟墓上的漂亮花朵，”她说，盛怒之下甚至忘记了她深感羞愧的“英语”。

大个子法官是个好心人。他说：“这真糟糕，索菲。那你希望我怎么处理呢？”“叫那小子给我孩子的坟墓买更多这种花。”“那孩子没钱，不过我可以让他的老祖母每周赔点钱给你。”

索菲久久凝视着那些碎片，最后摇了摇头。“那老太太也没什么钱。”索菲的愤怒烟消云散了，她对那位老奶奶充满了温柔的孩子般的同情。“不关老太太的事，”说着，索菲把碎片拾掇起来。“警察先生，你可以好好教训那小子一顿吗？别让老太太赔钱。”“我会的，索菲，我保证。”

一个包装箱放在索菲的房间中央，上面盖着一条黑裙子。白色的小棺材就安置在其上，头尾各摆着一支点燃的蜡烛。逝去的小女孩躺在棺材里，怀抱着一个洋娃娃。自从一周前我把这娃娃送给她，她就一直抱着它，爱不释手。娃娃的玻璃眼珠直直看向棺材外面，而小女孩的眼睫却永远地合上了。

虽然索菲已经历过19次这样的死别，这第20次依然痛彻心肺。她的两个朋友苏珊和萨拉也在棺材旁陪她落泪。

外面的门开了，六、七名妇女走了进来，披肩拉低至额际，表情肃穆。她们走到棺材边，朝里面看了看，然后围着棺材在地板上坐下，哭了起来，一开始是婴儿般的轻轻呜咽，随后哭声越来越大，直至嘶声哀嚎，泪水从她们的眼里奔涌而出，滚落面颊。索菲、萨拉和苏珊也一起哭。这哭声太可怕了——简直像是正遭受折磨的狗在惨叫。

突然，她们停了下来。索菲走到桶边，往锡盆里盛水。然后她手拿毛巾，端着盆依次走到每一位客人面前，她们洗完脸，用毛巾擦干。其后妇女们都出去了，只剩下索菲、萨拉和苏珊。自打那孩子去世以后的三天里，这样的哭丧每隔一会儿就会举行一次。索菲整个人都垮掉了。在这之前，她还经历了罗茜渐渐被结核病夺去生命那漫长的几个星期。“索菲，你不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么？”

她摇了摇头。“死者下葬之前，印第安人的房子里不能睡觉。”

所有的床都被搬走了。“葬礼安排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牧师去温哥华了。还有两天才回来。”

她把手放在小棺材的一角。“你看！棺材匠根本没把印第安孩子当回事。”

廉价的小棺材接缝处已经开裂。

我和索菲沿着村子的街道上走路时遇到了一名我不认识的印第安妇女。她朝索菲点了点头，又看向我，停了一下。索菲紧闭着双唇，赤脚嗒嗒地快速拍打着地面，催着我从这女人身边走过。

她问我：“现在去教堂？”

天主教教堂上建筑有双子塔。教堂前门总是敞开着，宽阔的台阶直通其上。走进门，里面是一片迷蒙的光亮，静谧中唯有风声和海浪声在回响。窗户上镶嵌着鲜艳的彩色玻璃。木质脚凳和长木椅在人跪下时就会吱吱作响。安详的氛围弥漫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常年点燃的蜡烛跳动的火焰，所有东西都纹丝不动。

从教堂里出来，我们又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我问道：“索菲，路上我们遇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奇夫·乔·卡皮拉诺夫人。”“哦！我倒想认识一下这位奇夫·乔·卡皮拉诺夫人，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她本想停下来的。”“我不想你认识奇夫·乔夫人。你是我的朋友，不是她的。”“索菲，我心里能装得下好几个朋友呢。”“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想让奇夫·乔夫人得到你。”“索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心中你永远排第一。”她低下了头，嘴固执地紧闭着。我们一起朝萨拉家走去。

萨拉是索菲的姑姑，她是个干瘪的小老太太，眼睛、鼻子、嘴巴和皱纹扭作一团，仿佛从来都是痛苦不堪的模样。她也曾经有一颗欣悦的心，但苦难抹杀了那些欢乐。她躺在床上，床柱上垂挂着洁白的帷幔，床后的墙上也重重叠叠地糊满了报纸，免得过堂风吹着她的“风湿病”。“嗨，萨拉，你好吗？”“埃米莉！索菲的埃米莉！”

萨拉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去，露出一个微笑，转瞬又因痛苦而皱缩回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埃米莉。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一切都让萨拉感到困惑。她快乐的内心和饱受折磨的身体总是让她处于矛盾的煎熬当中。她屈起手腕擦了擦鼻子，每句话后面都以重复的“我不明白”结尾。“再见，索菲的埃米莉；以后常来。我喜欢你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疼，太疼了。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我对索菲说：“你看！别人都知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叫我‘索菲的埃米莉’呢。”

这下她开心了。

索菲的房子一侧与苏珊家挨着，另一侧的邻居是约翰逊夫人，一名白人男子的印第安遗孀。这位未亡人的房子干净得简直无以言表。炉灶光亮如镜，地板擦洗得白如床单。约翰逊夫人有一双灵巧而忙碌的手。厨房的一排硬木椅子各有自己的椅套和椅垫。钩针编织的床罩和绣花枕套平滑整洁，这些都出自约翰逊夫人之手。她的亡夫是个船长。她深爱他，虽然在他死后有无数人向她求婚，她依然坚持为他守寡。有一天，一名印第安事务官找上门来，对她说道：“约翰逊夫人，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家里有农场，银行里有票子。他人很腼腆，所以托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事务官先生，请帮我向他转达谢意，但也请你转告他，约翰逊夫人心里只有已故的约翰逊先生。”

索菲的另一个邻居苏珊也像索菲一样不停地生孩子又不停地埋孩子。两个女人分享着彼此的欢乐，也分担着对方的悲伤。她们曾经一道背着婴儿，挎着篮子，乘坐渡轮前往温哥华，挨家挨户地兜售篮子。到了我的工作室，她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和我一起喝茶。我的鹦鹉、牧羊犬、白老鼠和图腾柱图片都让她们深感兴趣。“你还有印第安花儿啊，”苏珊说。“印第安花儿？”

她指了指我从树林里采回的蕨类和野生植物。

索菲家闭门不开。门上拴着链条和挂锁。我就去找苏珊。“索菲去哪儿了？”“在病院。她害了眼病。”

于是我去了医院。狭小的印第安人病房有四个床位。护士把我带去的冰淇淋分作四份。

房间一角，一个想家的印第安小女孩在床上哭泣，一个老妇人在另一张床上咕咕哝哝地说着什么。第三张床上是个带着宝宝的年轻母亲，索菲占据了第四张床。

房间十分明亮，还摆放着鲜花。在我想来，较之躺在村里硬地板上的床垫上，周围是乱哄哄的家人，如今靠在白色枕头上的这些褐色面庞应当显得更加快乐和舒适才对。“索菲，这里真不赖啊。”“埃米莉，医院没多好。”“哦？哪里不好？”“床不好。”“床怎么不好了？”“它动，老动，一直打颤。我一动，床就也动。”

她翻了个身，向我演示弹簧床的变化。“我是老派人啊，埃米莉。生病了我还是喜欢躺在厨房地板上。”

苏珊和索菲待在我的厨房里，翻来覆去地念叨她们的伤心事，间或也因为什么小笑话而咯咯地笑眯了眼。“埃米莉，你现在要是去维多利亚市，”索菲哭着说，“我们就再没希望看到那些孩子了！”

这些天里两个女人都没再背着孩子了。墓地里却多了两座小小的新坟。我曾向她们提起一个朋友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的事。我走到电话机前。“丁格尔夫人，你说过我可以带索菲去看你的双胞胎对吗？”“当然了，随时都可以，”对方的回答不出所料。“来吧，索菲、苏珊，我们现在就去看两个小宝宝。”

两个母亲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两个精力旺盛的白人宝宝摊手摊脚躺在小床上、又踢又抓。她们自己的孩子们全都长眠在墓地里的小土堆之下。“哦，我的天！——哦，我的天！”她们一遍遍地说着。

苏珊的手试探着从披肩下伸出，想去摸其中一个婴儿的腿。索菲一把拍开了她。

这时候婴儿的母亲说话了：“没事的，苏珊，你可以摸摸我的宝宝。”

索菲目光灼灼地瞪着苏珊，因为她敢于做她自己也十分渴望去做的事。索菲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手交叠在披肩下，小声对我说：“埃米莉，好女人不乱摸人家。”  第六章德·索诺奎尔

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正在一处偏远的印第安村庄写生。有些村庄印第安人每年只呆上几个月，剩余的时间则空空荡荡，无人居住，这座村子便是其中之一。我在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来到这里，正赶上村子的闲置期。“这儿可连个人影都没有哩。两天后我来接你。”送我来的印第安人把我丢在村头的海滩上，冲我说道，接着便离开了。

我带着一只小型格里芬猎犬。还有一个印第安小姑娘也陪在我身旁，一见船开走了，她就紧紧攥住我的袖子，哭喊着“我怕”。

我们来到一处陈旧荒废的传教所。钥匙插进锈迹斑驳的锁孔，声音惊得老鼠们四散逃窜。火炉是坏的，木柴湿漉漉的，而我也忘了带蜡烛。我们把毯子平铺在地上，度过了可怜巴巴的一夜。也许正是因为没睡好，我第一眼看见她时才会如此震惊吧。

空气中弥漫着水汽，一半是雾，一半是雨。我用手拨开刺人的荨麻，尽力寻找荆棘丛中隐藏的小道。高过人头的荨麻在我的耳朵和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巨大的黄色蛞蝓蠕动着，把小道弄得又粘又滑。我两脚一滑，脑袋冲前，正好摔在了她没有脚的基座前。那些比我还要高的荨麻只够得到她的膝盖。

我“噢”地尖叫了出来，不仅是因为这一摔，更是因为面前这幅高高耸立着的木像实在是把我吓着了。

荨麻地在她身后几码就到了头，更远处是一处向外凸出的岩石断崖，断崖底下拍打着汹涌的海浪。我爬起身来，走到断崖尽头，这样就可以看清楚这座高耸在荨麻之上的怪像。她面朝着大海，而森林铺陈在她的身后。

她的头和躯干与其说是雕刻而成，不如说是深深嵌在一棵高大的红杉树干里。看上去仿佛她就是树的一部分，原本就长在树心里，而雕刻师只不过是凿开了外面的木头使她得以呈现于世。她的手臂嵌在树干的契窝中，向外张开，作出一个有力的环绕姿态。她的双乳是两具造型凶猛的鹰首，还有她那粗大得像柱子一样的脖颈和坚毅的下巴，这一切当我摔在她身前的时候就已看见。而现在，我又见到了她的面庞。

在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之下是一对漆黑的眼珠，外围一圈白色。它们死死盯着我，仿佛是这棵古老杉树的灵魂正在向往探望。她的嘴是个巨大的圆洞，丰厚的嘴唇向前突出，仿佛从这里会爆发出老树的声音。她的耳朵是圆的，向外张开，像是要捕尽所有的窸窸窣窣。咸湿的海风并没有使她黯淡斑驳，她的躯干、手臂、大腿依然保持着深红的色泽。她的手掌是黑色的，轮廓生硬的指尖被漆上一层耀眼的白色。我站在那里，凝视了她许久，许久。

雨停了，白雾从大海而来，渐渐使她的身影与森林融为一体。好像她原本就属于那儿，只是乘雾而归罢了。不久雾气也湮没了森林，携它们一同归去，不见了踪影。“那个是谁的雕像呀？”我回到房子里，向印第安小姑娘询问。

她明明清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为了拖延时间，她说，“什么雕像？”“特别吓人的那个，就在断崖那儿。”“我不知道。”她撒谎了。

后来我再没去过那个村子，可无论是在醒时还是在梦中，那个可怖的木像都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几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一个印第安村落里写生。村子里住着一些印第安人，正以一种迟缓而平和的方式向现代生活靠近。也就是说，他们用新的建筑取代了老式的群居大屋，并且将森林的边缘向后推移了一点儿，让阳光能够照到房子上。以白人的角度来看，那些小房子十分原始粗糙，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落在老宅之间。一些老宅被拆掉以获取建房用的木料，但老宅角上的大柱子和屋顶的主梁却常常被保留下来，光秃秃地对着天空。新房子一般就建在昔日老宅的原地，坐落在那些角柱和主梁之间。

就在这样一处荒寂的废墟之中，我又一次见到了她。她曾作为顶梁柱，和矗立在对面的乌鸦柱一同支撑着房屋，但搭建在它们头上的横梁已经不见踪影。这两根柱子面对面地立着，从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可以丈量出这间屋子十分宽敞。角落里的柱子还在，而那曾被一双双赤足踏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地板上，如今已绿草如织。

我凭着那向外伸出的耳朵，呼喊状的嘴巴和深深的眼窝认出了她。这次她的眼窝里没有眼珠，仅剩一对空荡荡的窟窿，却好像灌满了深沉的凝视。这目光不似先前那尊凶恶，却更加热切而强烈。在她的身上，充满的不是凶恶，而是权威、力量和主宰。一头熊蹲坐在她脚下，肩膀宽得可以一边坐上一个人。她的双脚深深嵌刻在熊的脑袋里。她的身躯未涂彩漆，饱经风雨侵袭、烈日烤炙，一双手臂松垮垮地垂悬着，手指刺入两颗倒悬的人头口中，人头的王冠冲着地面。阳光从后面照来，在那两颗人头的眼睛里，面颊上，口中涂上了变幻莫测的阴影，那刻骨的恐惧呼之欲出。

我看见印第安人吉姆正在海滩上，便向他走去。“那是谁？”

印第安人将目光从海面缓缓地移到我所指的方向，皱巴巴的像个青褐色烤苹果的脸上浮现出憎恶的神色——对白人窥探印第安人专属事物的那种憎恶。“那个巨大的女性雕像是谁？”我重复道。“德·索诺奎尔。”没有哪个白人能像他一样将这个名字说得如此柔情。“德·索诺奎尔是谁？”“是荒野中的树灵。”“她是做什么的？”“她会偷小孩。”“偷去吃掉？”“不，她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洞穴。就是那个，”他指向海湾对面山上的一块紫色痕迹。“那就是她的洞穴之一。当她发出‘噢——噢——呜——’‘噢——噢——呜——’的叫声时，印第安的母亲们就会吓得不敢动弹，只能像树一样呆站着，于是孩子们便被德·索诺奎尔抢走了。”“那么她是个坏人喽？”“有时坏……有时好。”汤姆答道，偷偷瞥了一眼那双向外伸出的耳朵。然后就起身离开了。

我走了回去，坐在雕像前头，以凝视回应她的凝视。但她的目光大大压过了我的目光，我几乎不能将视线从她那对深陷的眼窝中移开。我所感知的这股能量并不来自于这尊像本身，而是它背后某种强大的力量，那是雕像者所尊崇的信仰。

一个影子闪过她的手指和她手中那阴森可怖的人头，原来是一只小鸟衔了满嘴筑巢用的材料，飞进她的嘴巴深处，就在她发出“噢——噢——呜——”的必经之路。这时我又发现了一些之前漏掉的东西——她双脚之间还趴着一只虎斑猫。

这就是德·索诺奎尔，只属于印第安人的超自然的神灵。“当然，”我自言自语，“我才不信有什么神灵，不过——谁又能说得清森林的秘密呢？如果人真的遇到神灵，她又该怎么办呢？”我心里希冀与惧怕交集，一方面盼着能真的见到她，另一方面又希望千万别碰到她。

吱呀——吱呀——，小船摇曳着来到海湾，把我带往另一个比这儿还要孤寂荒芜的村子。谁知道我会在那儿见到些什么呢？但很快，那些超自然的神灵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晕船的自然反应让我吃尽了苦头。

当你被颠簸得七荤八素还冻成了冰块儿的时候，任何一个码头看起来都棒极了，就算它摇摇欲坠，下面支撑的柱子歪歪扭扭爬满了藤壶也一样。我们的小船在一片粘湿阴冷的黑暗中挪到了它的边上，我爬上黏滑的直梯，心里琢磨着晕船的自然反应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超自然“感应”究竟哪一样更为糟糕。茂密的林木密密麻麻地一直长到水边，最外层的枝桠伸到了水面之上，在海岸线上投上一层天鹅绒般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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