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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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雪天下：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平反昭雪
●彭德怀写下：“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周恩来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邓小平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中央为彭德怀冤案平反
1978年12月，虽是隆冬的季节，空气中还有些潇瑟的寒风，但金色的阳光洒满京城，天空分外晴朗，朝霞格外灿烂，一切都预示着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隆重举行。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有183名、候补中央委员119名，共302名。加上因工作需要，中央政治局决定9位同志列席会议，因此，参加这次全会的应该311名，而实际出席的有290人。
就在准备召开这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举行的。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小组进行讨论。
11月12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会议。
据这个组的召集人之一，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后来回忆，12日这一天，陈云来参加他们的会，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拉地上简报？他们回答说，当然可以。于是，陈云同志就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来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但陈云认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首先说到了震动全国的薄一波等61人的案件应予以平反后，接着，陈云又对陶铸、王鹤寿和彭德怀等案件提出平反。他说：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问题，是涉及我党历史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积极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
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在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
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框框，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11月13日，东北组的与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中南组的同志在这一天的发言中说：
陈云同志所提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同志也发言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
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王首道发言说：
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万里、康克清、谭震林等也纷纷发言，赞同陈云的意见。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10条决定，对陈云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决定对几个重大案件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等。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在林彪、“四人帮”的陷害下，1959年8月16日，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提出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彭德怀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
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这就是彭德怀的坚定信念。他曾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
不幸的是，彭德怀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重现了希望的曙光。
在当时，因受彭德怀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在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辞，根据她伯伯彭德怀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她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又将信交给了王震。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王震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小平。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
邓小平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曾经在1965年，在彭德怀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曾对他说了这么三句话：
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胡耀邦在整理彭德怀平反材料时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即《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
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做出的错误结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做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
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2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为彭德怀、陶铸两位同志恢复名誉的追悼大会。
寻找彭德怀元帅的骨灰
1978年，彭德怀的追悼大会定于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
但当时大家却没想到：彭德怀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
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
彭德怀去世前，他的侄女彭梅魁、彭钢，侄子彭康白每月去三〇一医院，在专案人员监视下看望他们伯伯一次。
在彭德怀病危时，他的侄子侄女每周去一次。彭德怀去世时无亲人在身旁，遗体火化时也不让他的侄子侄女参加。
彭德怀去世后，当他的侄子侄女问到骨灰存放到何处时，专案人员答复：“深埋了。”
追悼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傅学正带着彭钢去解放军画报社找彭德怀的遗像时，彭钢告诉他，她知道一些有关骨灰的线索。
彭钢说：“伯母告诉我，伯伯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傅学正大惑不解地说：“彭总是在北京去世的，骨灰应当在北京，怎么可能放在外地呢？何况，彭总逝世时，浦安修并未在身边，遗体又是秘密火化的，她怎么知道骨灰下落呢？”
彭钢告诉傅学正，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在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
在当时，孙明告诉浦安修：“李大章曾悄悄对我说，彭德怀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在当时，周恩来对保存彭德怀的骨灰做出明确批示：
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那是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
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李大章及段君毅。
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
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
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省委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7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回到北京后，四川省领导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此时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四川省领导一下黯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
沉思片刻后，李大章强自镇定，向两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两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
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
杜心源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
两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需存放在成都。”
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
两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在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
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
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
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两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杜信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持省办事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
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看了他的介绍信。
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负责人便问：“什么骨灰盒？”
杜信只是说：“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
这位负责人说：“没问题，你去办就是了。”
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
这位负责人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
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杜信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
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
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办事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需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上这样写着：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3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
委托人姓名：杜信；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1978年12月，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了彭德怀的骨灰。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4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德怀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德怀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德怀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德怀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德怀的骨灰下落。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张振亚：“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这件事已事先通知了成都军区。”
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
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时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魁英、景希珍两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两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
两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他们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干事说：“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
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
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德怀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
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魁英、景希珍两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在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德怀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缓缓地离去。
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
见两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
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云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
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人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18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两人见面。
王承光也是彭德怀以前的秘书，3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
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舱门刚一打开，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
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
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她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不由得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
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
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德怀的骨灰盒至八宝山殡仪馆第一室存放。“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
经过整整4年的异地飘泊，彭德怀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
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一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邓小平批示为陶铸平反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着极大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陶的遗体作为“烈性传染病人”被火化。火化单上，死者的名字是“王河”，专案人员用“斯亮”两字签上了亲属的名字。
陶铸1908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建国后，陶铸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6年，由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把陶铸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11月初，陶铸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而且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文革”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因而在“四人帮”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
就这样，陶铸从地方调来中央工作刚满半年，就被打倒了。“四人帮”一伙可以剥夺陶铸的人身自由，却无法征服他那颗不屈的灵魂。身处逆境中的陶铸每每借物言志，抒发他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胸襟，表达他不尽的愁绪和不灭的希冀。
他的一首咏梅诗这样写道：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
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但在那段时间里，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
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她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当时依然到处碰壁。
在绝望之中，传来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的遭遇。
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
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的诉说，邓小平只是认真地听着，他一言没发，直到把曾志母女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在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母亲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
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
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
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中央为陶铸冤案平反
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刊出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这封信以丰富的感情色彩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迫害陶铸的罪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地反响。
陶斯亮这么深情地怀念着父亲：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世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9年前，您含冤死去；9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报社收到了几千封来信，强烈要求为陶铸平反。
陶斯亮的这封信，震动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她的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吁。
中共中央决定为陶铸平反。
1978年12月，陶铸1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直，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了又和好如初。胡耀邦也极力呼吁为陶铸平反。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马上组织工作，展开寻找陶铸骨灰的工作。
那是1969年年底，曾志被下放到广东农村改造。
这时，已是癌症晚期，又被隔离到合肥长达一个多月的陶铸音讯全无。
陶铸被疏散到合肥第四十三天就去世了，终年61岁。
陶斯亮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我妈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说你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一〇五医院的医生说，我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他死了以后，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尸体送往火葬场，骨灰盒上用的是“王和”这个假名，烧完了也没放在北京，而是存放在安徽合肥没人管的骨灰架上。
这一放就是9年。
9年后，在追悼会前3天，陶斯亮才带人乘坐由中央派出的专机，把陶铸的骨灰盒从安徽合肥接回北京，准备召开追悼大会。
二、追悼缅怀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
●江泽民强调说：“我们纪念彭德怀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李长春说：“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举行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沉痛悼念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怀念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同志。
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彭德怀和陶铸遗像两侧。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康世恩等。
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杨静仁、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参加了追悼会许多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也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医院赶来的。
24日下午15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大会，宣布追悼大会开始。
参加追悼会的全体人员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
邓小平、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彭德怀亲属表示慰问时，浦安修、彭钢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又一次涌出眼眶，邓小平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应该哭，应该高兴！”
彭德怀晚年在西南从事“三线”建设的有关同事、战友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是：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副主任程子华、钱敏以及吕正操、郭维城、段君毅、徐驰、廖志高等。
20世纪60年代住在成都的彭德怀的老战友邓华也参加了追悼会。
12月24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宣读陶铸的悼词：
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陶铸同志不幸逝世，我们非常悲痛。我们深切怀念他。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威武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敢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勇于负责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艰苦朴素，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追悼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慰问了陶铸的夫人曾志及亲属。
追悼会后，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天送花圈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广东、湖南、陕西等省市党委。
黄克诚著文悼念彭德怀
1979年1月3日，新中国开国大将黄克诚在《人民日报》发表《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一文。
彭德怀与黄克诚同为湖南人，他们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同的是彭德怀火辣到底，黄克诚刚中带柔。
黄克诚一走进革命的队伍，就在彭德怀的领导之下。他们在长期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就这样，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相互间的争论、切磋和提醒，使他们成了一对知心朋友。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对此，黄克诚表示不平。有人提醒他，只要揭发并划清界限便可解脱。
黄克诚回答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一起检讨
随后，黄克诚被批斗和免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又降级，经过一段闲居后改任山西省副省长。
彭德怀对黄克诚确实十分信任，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写检讨过程中，就曾经感叹地说：“免掉我这个国防部长，是我愿意的。原先总以为还有黄克诚可以当，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这一套不会中断。现在看来，黄克诚也当不成了，要是把很多工作中断下来，那就太可惜了。”
黄克诚对彭德怀确实十分敬佩，在抗美援朝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他曾经给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写过一封慰问信，其中写道：
敬爱的彭总，每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在哪里出现，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
山西曾经是黄克诚与彭德怀战斗过的地方，他触景生情，想起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彭德怀，不禁黯然伤感。他遥望“西南三线”，浮想联翩，连夜填成了《江城子》一阕：
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又被关押审查后，被拉去为彭德怀陪斗。
彭德怀没有忘记黄克诚为他做出的牺牲。在彭德怀看来，是他让黄克诚受到了牵连，遭了罪。他常常感到内疚、自责……
黄克诚是彭德怀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弥留之际，彭德怀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地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并将他遗留下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黄克诚回到北京。
彭德怀冤案即将平反。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把她伯伯私藏在家乡的回忆材料，即《彭德怀自述》，送交给黄克诚，并请他转送给中央。
黄克诚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沉甸甸的材料：这哪里是一本普通的自述回忆材料啊！这分明是彭德怀对党、对人民无限眷恋的赤诚之心啊！
回到家里，黄克诚打开已经发黄的手稿，彭德怀那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因为这字迹经常出现在彭德怀给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上。看着看着，彭德怀魁梧的身影仿佛在他的眼前浮现……
他又回忆起那次在山西高平县分别后的情景。那天，黄克诚把彭德怀一直送到村外的路口。临别时，彭德怀一改往日干脆利索的作风，像兄长一样千叮咛万嘱咐，他要黄克诚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守到胜利的时刻。
坚守到胜利的时刻。黄克诚知道，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他和彭德怀1959年的冤屈即将昭雪……想到这里，黄克诚眼中泛起了一层晶亮的泪光。
黄克诚虽然像个文弱书生，但他却是一个流血不流泪的倔强硬汉。面对童年的艰辛，他没有哭；面对战争年代的残酷血腥，他没哭；面对庐山会议上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状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是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然而，当他读到彭德怀的自述材料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78年12月，彭德怀的冤案终于平反了。黄克诚激动万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年前庐山会议的冤案得以平反，黄克诚又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黄克诚将军在1979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一文写道：
彭德怀同志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了！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得到了全面、公正的评价！抚今追昔，我的感慨是难以名状的。彭德怀同志临终前，迫切希望组织上给他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现在，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彭老总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泪飞如雨、瞑目含笑的！
黄克诚将军在叙述了彭德怀的战斗革命生涯后，他写了彭德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则小故事。
黄克诚将军讲了一则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故事，他说，彭老总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尊敬和拥护的。但是，当他与毛主席有不同意见时，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旗帜鲜明而毫无顾忌地向毛主席直抒胸臆。
一九五一年一月，彭老总从朝鲜回来，有紧急重大的问题向毛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
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他又火急赶到外地；毛主席正在休息，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推门进入毛主席的卧室，毫不保留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刚正直率是十分了解的，不仅没有责怪彭老总，还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无赞赏地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彭老总常对人讲：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把真实情况和意见反映给毛主席，问题就容易得到及时有力的解决。
彭老总常常告诫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否则，如果看到错误的东西不敢挺身而出，坚持斗争，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阳奉阴违，都只会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因而误党误国，一害人民，二害革命。
黄克诚将军又讲了一则彭德怀高贵品德的故事，他说，彭老总最不喜欢那种明哲保身、看风使舵、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滑头干部”，对于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派行为尤其深恶痛绝。
记得，1956年，当苏联一个代表团来到我国时，彭老总当面质问米高扬：“斯大林有缺点，他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他死了你们就拼命反对他！？”
米高扬回答说：“当时不敢提呀，提了要掉脑袋！”
彭老总义正词严地斥责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黄克诚将军评价到，我们的彭老总就是这样，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他有意见不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提。
黄克诚将军接着写道，现在，当我们讲述彭老总这种高贵品德时，我的心里是极不平静的。正是因为彭老总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不信鬼邪，勇于斗争，林彪、“四人帮”一伙才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百般诬陷，残酷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我们的彭老总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屈服，直到一息奄奄，还在与这伙凶恶的敌人顽强斗争，还在大骂林彪、江青！他虽然满腔悲愤地含冤死去了，但是，历史向我们揭示，他并没有白白地付出牺牲，相反的，他那勇敢正义的行动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给我党和我国人民争得了不可估量的利益。
黄克诚将军说到，今天，他对我们认识真理，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他那耿耿的忠心，铮铮的铁骨，是光昭日月，永生永存的。
彭老总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又不固执错误的意见。每当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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