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此不可：顾准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峥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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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试读：

书名：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作者：吕峥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9-01

ISBN：978755490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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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罗米修斯

文革。

红卫兵勒令“牛鬼蛇神”写罪行交代，贴在布告栏上。所有人都认真“交代”，唯独顾准，拿着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黑黑的大字：读史。

贴好这张彪炳史册的“大字报”后，他并未离去，而是像参展的画家一样，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自若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人群。

红卫兵问他什么意思，回以：“最近什么事也没做，唯独看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造反、抄家、打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看狂乱的中国到底往何处去——顾准确实在读史，因为他相信，这一切，都将载入史册。

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自序

刘慈欣的《诗云》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某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

它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汉字排列的每一种可能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但我找不出来。”

对于出生在一个只问成败利钝的商人家庭的我来说，这则故事具有特殊的含义。

还记得《三体》里，当太阳系被降维攻击，颟顸的人类终于明白，如果世界注定即将毁灭，唯一重要的事便只剩下如何证明我们存在过；

还记得《2001太空漫游》里那个默然不语地凝视着人类进化的神秘石板。电影上映之初，一个观众激动不已地冲到银幕前，张开双臂高声道：“这就是上帝！”

还记得《银翼杀手》里被人类创造出来从事危险工作的复制人不甘心只有四年阳寿，逃跑并寻找延命之法，却被前来追杀的主人公逼至绝境。临死前，看似冷酷无情的复制人竟在滂沱大雨中吟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般绚丽的遗言：我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壮美，见过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里闪耀。所有的那些记忆都将消失于时间，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纳博科夫说：“就像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

又如博尔赫斯所言：“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

对意义消散的恐惧，贯穿生命的始终。

起初，我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并愤怒不已。但就像萨特所说，人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发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冀求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而一旦开始，这种内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成为一切苦痛的源泉。

命运的锁链越铰越紧，逐渐，妥协了、接受了，与现实融为一体，乏善可陈地活着。世界越来越坚固，你对现实基本无能为力。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捶的牛一样。

寻求意义而不可得的茫然与空虚，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物质的丰饶使人生的困境早已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衣食无忧人畜无害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开心的人，也可能偏偏因为绝望而自杀。

幸运的是，在喧哗与躁动中，我找到了王阳明。

他让我明白，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

让我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让我明白，所谓启蒙，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让我明白，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让我明白，去私欲可以让人快乐，可以跳出意识的层面，穿透因缘和合的“假我”把握事物的本质；

让我明白，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让我明白，作为人，何谓正确。

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说：“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人人大谈道德却无视规则、不知群己权界的国度，最终只会沦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

为了厘清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我开始了50万字的跋涉。在第二本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截稿之日，若有所思地写下“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从改良旗手到独夫民贼，袁世凯的转变无非为“路西法效应”做了又一个注脚。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走得更远，却未能摆脱兴勃亡忽的周期律。洪宪梦碎30年后，当一批从延安采访归来的记者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和富于理想时，第一夫人注视着长江，说：“如果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在这片制定规则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的土地上，难道人人都会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胡适曾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主张由社会贤达把政治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但历数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唐绍仪到熊希龄，皆为一时之选，却劳而无功，不得不令人对政治道德化深表怀疑。

以嘉庆皇帝为例。庙号“仁宗”的他亦步亦趋地按圣德典范行事，如履薄冰，戒慎恐惧，把他老爸晚年的毛病都改了。乾隆晚年那叫一个贪，临死前，有人在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一块两吨重的玉石。乾隆很高兴，说赶紧运来，让我看看。

结果玉石还在运来的路上，乾隆却挂了。

嘉庆立马给押运官下旨，说不管运到哪，当场给我扔了，我不好这个。

某年冬天，皇室观看冰嬉表演，结束后嘉庆回到养心殿，命人去拿当天奏折。太监回禀说，没有，因为大臣们觉得您看了一上午演出，天又那么冷，可能已经累了。

嘉庆勃然大怒，下旨痛骂全国官员，无论满汉，不分文武，一体申斥，说我每天五更起床，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借口心疼我，让我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没事干。

还有一次过五十大寿，一个御史上奏说，我们按祖制在京城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吧？结果当即被嘉庆踢了回去，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御史。御史的职责是当皇帝要去玩的时候把他拦下，你倒好，撺掇我去玩？发配边疆。

当然，嘉庆主要是对自己严，对臣下还是比较体恤的。一次，湖北学政杨怿会到北京汇报工作。夏日炎炎，嘉庆一见杨怿会进来，立刻把扇子放下。因为君臣对奏，臣子于礼不能扇扇。

嘉庆就能做到这点：扇子我搁下，跟你一起流汗。把杨怿会感动得晚年写回忆录提起这一幕还老泪纵横。

但又能如何？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已通体皆烂，苍蝇老虎环环相扣，嘉庆位于这个严丝合缝的生态圈的顶端，束手无策，甚至连下面发生了什么事都难以获悉，甚至孕育出曹振镛这等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心诀的军机大臣，其悲哀不下于万历年间面对政以贿成的现实不得不用抽签来遴选官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

事实上，政治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就社会治理而言，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远比儒家的王道仁政更接地气。

比如“环形监狱”的构想。

监狱中央设一监视塔，看管者可以监视囚犯，囚犯却无法窥见看管者。边沁建议，将环形监狱承包给私人运营，收益即罪犯的劳动所得，以节省政府开支。

又如“乞丐管理”。

边沁认为，无论悲悯还是厌恶，遭遇乞丐都会降低路人的幸福感，并对政府不满。因此，要把乞丐从街头赶到救济院里。

问题是建造救济院会增加纳税人的支出，违背“使社会全体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主义原则。

边沁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遇到乞丐的公民都有权将之带到最近的救济院，乞丐在救济院必须工作，以换取其生活费。从而，“乞丐管理”的计划自给自足。

并且，为了调动路人的积极性，边沁还提议，每抓住一个乞丐便奖励20先令。当然，奖金将记入该乞丐的账单。

对功利主义的反对集中在其忽视个体权利，可能沦为“多数的暴政”上。

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

从这个角度看，在政治的动态演进中，文化和制度互为表里。

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制度是文化的保障。早在西汉，路温舒就用《尚德缓刑书》呼吁言论自由，并以“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的华丽辞藻入选《古文观止》，但历览青史，因言获罪者俯拾皆是。

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只是昙花一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儒家文化圈顶礼膜拜两千年，但在描写“脱北者”的韩国电影《北逃》里，朝鲜的政治机器依然对啼饥号寒的草民咆哮：“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

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作了回答：“星星都会灭亡，国家为什么要永远存在？需要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存在的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

都是从茹毛饮血的时代一路走来，民主和宪政根本就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西方历史上也不乏查理一世、路易十五这样的暴君。

但自1859年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写下“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人类终于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发言权，即使是毫无理性或极端保守的人也不例外，那么人性的良知将会在所有可能性中进行挑选并做出正确的抉择。

没有一个文明是因为其公民了解了太多的真理而招致毁灭的。

然而，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寥寥数十字，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之所以至今不可动摇，绝不是靠开国先贤的御笔朱批，亦非凭借法律机器的刀锯鼎镬，而是通过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审判，有惊无险地驶过各种暗礁险滩，方才成为汉莫拉比石柱上的不刊之论。

它既非宗教，也非主义，而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理性精神，是人类对个体遭遇不公和蒙受苦难的不可遏止的同情，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敲响的恢宏圣音：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责任，也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根本原则。先辈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组织都会面临种种威胁。但他们明白，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于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持。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同所有历史进程一样，对《第一修正案》的探讨和实践亦有反复，《防治煽动法》《防治间谍法》以及麦卡锡主义都曾使宪法蒙尘，但追求自由的火种却从未熄灭，正如布伦南大法官接过前辈的衣钵，在判词中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

的确，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只有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真理才能在流通的言论市场上得到检验。

1965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约翰逊总统一拖再拖，最后极不情愿地签署了法案。

很快，技术的发展消除了交流中的滞碍，抹平了传播学里的“知沟”，信息传播的效率一日千里。

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疲劳”。即“因为暴露在过量信息当中而导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其指由于试图从媒体或工作中吸收过量信息而引致的压力”（《信息简史》）。

人们难以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找到一条独立思考的路径，更多的是成为情绪的奴隶、偏见的附庸。人性的丑恶被空前放大，但这激起的不是悔改与反思，而是更多的阴暗。

世界仍有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危险，奥威尔对信息被集权政府垄断的担忧并非多虑。但与此同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更加恐怖的画面正鳞次上演。

不再有人禁书，因为没人看书；不再有人隐瞒真相，因为没人关心真相；不再有人控制言论，因为大众早就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失去方向，麻木不仁。

一切都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呈现的那样：被广告和软文淹没，把思考防线拱手相让的人类贪婪地吸食着精神鸦片，宛若《梦之安魂曲》里的老太太，整日抱着电视，不辨真假，安静腐烂。

媒体是现实世界的隐喻。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接触的媒体。因此，电视出现后，总统没有了胖子。

但就像宋代思想家张载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一样，知识与智慧有着本质的不同。

即便孔子号称“韦编三绝”，也早已赶不上现代人的阅读量。而即使把春秋时全天下的竹简搜罗到一起，也没有微博一天的信息量大。

问题是，六祖惠能不识字，你能说他没智慧？

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如果说知识是做加法，看到事物的不同，那智慧恰恰相反，通过去除盖在真相上面的东西，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相同。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酒桌上、手机里，每天都听到、看见无数与己无关却使焦虑成倍放大的垃圾信息，却没想过其实远离喧嚣，才会成功。

所幸，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外界到回归自我、回归内心。无论社交工具还是新闻客户端，移动互联时代，举凡成功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即把最有价值的信息推送给最需要的人。

稻盛和夫认为，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编织出来的。找到线头，追本溯源，从洋务运动的变器物到新文化运动的变思想，构建互联网思维的哲学基础，是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在写作《顾准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重塑社会价值观，不能依赖政府。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道统”被“治统”打压、利用、欺骗和强奸的血泪史。从来都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刘歆还是朱熹，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走入专制权力，几乎都会变成同一模样。

以此观之，孔子其实是没有权力的王莽，王莽则是得到权力的孔子。

对此，顾准反思道：“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当年，鲁迅在演讲中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20世纪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破门而出的娜拉，其无远弗届的能量甚至感召了美国牧师吉姆·琼斯，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宣扬社会和种族平等的人民圣殿教。

在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的60年代，琼斯接济贫民，帮扶黑人，打造了一个守望相助的进步团体。但随着威望日涨，野心愈大，他开始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控制教徒人身自由。

1978年，吉姆·琼斯唆使党徒杀害国会议员赖安，并威逼利诱900多名教众同他一道服毒自杀。至此，无论人民圣殿教有过多么美好的过往，都永远被钉在邪教的耻辱柱上。

一切正如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所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归根结底，政治学的内涵应当是“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把某个人、政党或者国家送上至高全能的宝座。

独立战争前，平民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用《常识》《人权》等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点燃了美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被尊称为“公民潘恩”。

而他只是一个鞋匠。

近代以来，“士绅”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从写作《盛世危言》的买办郑观应，到公然抗命的银行家张公权，再到清末咨议局里推动立宪的张謇、汤寿潜等衮衮诸公——在董仲舒写下“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两千年里，商人从未如此华丽的在历史舞台上集体亮相。

然而，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历代改革家的共同愿景，虽说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不乏“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放活微观）的政令，但一俟国库告急，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汉武帝为敛富人之财而颁布的“告缗令”即为明证。

1894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接手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担心企业步入正轨后被政府收回，向幕主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

从“织布局”到“织布厂”，一字之易，大有微妙。而以盛宣怀浸淫官场之深，亦惧其朝令夕改，过河拆桥，日后刘鸿生、卢作孚的悲剧，可以想见。

不过，商人若转变观念，从“得君行道”到“得民行道”，把重心放在思考如何重建溃败的社会上，《大明王朝1566》里的丝商沈一石的悲剧并非不能避免。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这是最简洁的辩证法。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我们都曾没有焦虑、竞争和压力地存在着。饿了，向母亲哭喊；饱了，则甜甜睡去。周遭的一切，无不新鲜美好；任何东西到了手中，都能变成有趣的玩具。

我们拥有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的充实和喜悦，同世界浑然一体。

然而，随着年龄见长，我们产生了对立分别的意识，与万事万物割裂，开始区分我的、你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对的、错的……

原本完整的世界，塌陷出一道道巨大的鸿沟。而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一场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社会的无休无止的博弈和冲突，直到精疲力竭，百病丛生，年华老去，死亡降临。

艾瑞克·弗洛姆认为，在古希腊，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则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

在小说《熵》里，托马斯·品钦用一场混乱的公寓派对隐喻日益无序的后现代社会。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能量可以转化，但无法100％利用。比如汽油的化学能可以转化为发动机的动能，但一定伴随着大量的热能与废气。

这种转化过程中永远存在的无效能量，被称作“熵”。

任何粒子的常态都是随机运动，要使其呈现出“有序化”，必须耗费能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际上是说，当一种形式的“有序化”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有序化”，必然伴生某种“无序化”（熵）。

由于能量交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从高温物体到低温物。因此，封闭系统内，熵增不可逆，即越乱越混乱，好比无人打扫的房间。

这是宇宙宿命——从有序开始，走向无序，直至熵值达到最大，陷入永恒的死寂。彼时，一切有效能量都消耗殆尽，不再有任何变化发生。

那是时间之矢的尽头，人类文明的所有辉煌与灿烂届时已然作为齑粉，归彼大荒，如电如露，如浪花消弭在大海之中。

以地球而论，技术手段越先进，商品交换越频繁，熵增的速度便越快，世界也愈发支离破碎，后工业时代人的迷茫与孤独亦因此挥之不去。

但同时，人类始终没有停止“减熵”的努力。艺术家用意义对抗虚无，物理学家提出“麦克斯韦妖”的猜想，假设封闭系统内有个精灵日拱一卒地做功。

其实，在死神永生的普世悲凉中，信息是熵增唯一的制衡。这是一种无损的存在，不像能量会散失，价值体现在被人读取。

从微观角度看，铁匠把铁打成镰刀，是一次熵减。但站在宏观层面，世界上的镰刀也许早就过剩，其实是做了熵增。

铁匠应该打铁还是打犁，当由上游资本决定。投资人砸的是真金白银，自然会千方百计探求最有价值的信息。

而这种价值，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人生态度。

20世纪50年代，顾准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比大多数中国人超前了30年。时至今日，距他出生已整整一个世纪，距他离世也过去了40年，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但加诸其身的功过荣辱却逐渐被世人所淡忘。也许，这正是反对“造神”的顾准所希冀的，一切都如凡·高对他弟弟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事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是为序。

引子

1959年，河南信阳，商城县。

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

彭楚南又一次扔了铁锹。一开始众人还侧目而视，慢慢便习惯了——毕竟是中科院下放的右派，有点脾气可以理解。

只有顾准和另外四个同事明白，彭楚南其实早已加入马来西亚籍，属于在华的外国人。根据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理应允许他持护照返回马来西亚。

可惜，在商城县委看来，国际公约基本等同于《辛丑条约》。彭楚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铁佛寺上空回响着他凄楚的哀号：“我是外国人哪！”

铁佛寺劳动大队原本关着一百来号当地的右派，顾准等人的到来提高了劳动队的规格，县委专门派一个名叫沈万山的恶煞统一管理。

第一次训话，沈万山得意扬扬地对一排排蹲坐在泥地上、仰脸聆听他教诲的“臭老九”们自报家门：“我年轻时是地主家的雇工，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解放军送过情报，就此参加了革命……”

资历秀得趾高气扬，顾准却在听到“革命”二字时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虽然每天要连续劳动十五个小时，但最难过的其实是政治表现关。

为了跳出火坑，右派们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摘帽，即使出卖灵魂、诬陷他人，亦在所不辞。

沈万山在自吹自擂的同时，注意到了顾准。这是一个个子很高，穿着整洁白衬衫、背带式西裤，头发三七开，显得潇洒干练的中年男子。饶是满面尘灰、一脸倦容，也挡不住黑框眼镜后那深邃而有力的目光。

沈万山冲他一指，道：“就你吧！”

意思是让顾准当联络组长，随时向他汇报中科院小组右派们的思想动向。

顾准觉得沈万山纯属《鸡毛信》看多了，还活在十年前偷送情报的浪漫幻想中不能自拔，当场表示拒绝。

这直接招来了疯狂的报复和折磨。

半夜两点，顾准被叫起来下地劳动。漆黑的夜色里，伴着他翻地、种菜和浇水的，只有当空的那轮明月。累了，顾准就撑着锄头喘气。

抬眼望去，铜钱大的月亮泛着昏黄的湿晕，像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

隔着四十年的时光，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时

天生我才

1915年，当《新青年》在上海租界宣告创刊时，一声啼哭划破了陆家浜的晨曦。

这是陈文纬（1873—1944）的第五个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女儿。

之所以这么敢生，皆因家境不错。

陈文纬的哥哥陈蓉生搭上了上海发展的高速动车，棉花生意做得很大。在哥哥的提携下，陈文纬从苏州搬到上海，当上了“陈记花行”的二东家。

可惜，陈蓉生因长期吸入原棉纤维，且操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病。沉疴日久，终于在1914年去世。

陈文纬没有其兄的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生意渐渐败落下来。

小顾准对此一无所知，他和上海所有的小孩一样，头戴瓜皮帽，身穿肥马褂，操一口杂糅着苏州音与上海话的方言，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长大了。

顾准的母亲顾庆莲（1885—1979）在嫁给陈文纬前，顾家曾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顾庆莲所生之子，都随母姓。

陈文纬鉴于已娶了顾庆莲的姐姐，顾家两个女儿都跟了自己，后继无人，便答应了。

对顾准而言，童年的美好回忆永远少不了城隍庙。

逢年过节，父母总是带着他和哥哥们逛庙会。吞蛇吐火的民间艺人，让猴子画画的杂耍，还有弯弯曲曲的窄弄里那数不清的江南小吃铺——酒酿圆子、赤豆糖粥、小笼包子、鸭血粉丝汤……不一而足。

由于陈文纬曾自学中医，并研究过《黄帝内经》等医药典籍，因此，耳濡目染之下，好学的顾准跟着父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

1922年，7岁的顾准已念了两年私塾，陈文纬在征得离家不远的留云小学的同意后，直接将他送去读了三年级。

上学前，按照旧俗，陈文纬给儿子取字“哲云”。

留云小学毗邻香火旺盛的禅宗名刹海潮寺，烟云缭绕、清净庄严，是一所师资雄厚的私立小学。

在德高望重的海潮寺住持应乾法师的资助和奔走下，留云小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凡该校毕业的学生，皆可直升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中院（附属中学），继而免试升入交通大学。

交大的前身是盛宣怀创办于晚清的南洋公学，二十年间培养了章宗祥、邵力子、李叔同等青年才俊——由此不难推想留云小学在家长们心目中的地位。

虽然顾准的国文和数学成绩极为出色，虽然顾庆莲经常把他搂在怀里饱含爱意鼓励他将来做个人上人，虽然交通大学的朱漆大门似乎已在向他招手，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却每况愈下，快要撑不住了。

后来同顾准关系最好的六弟陈敏之（1920—2009，由于陈家坚持，敏之一生下来便不再姓顾）的出生，进一步增加了开支，陈文纬不得不卖了珍爱的包车（人力车），辞了车夫，从中产阶级沦为小康市民。

顾庆莲东省西攒，仍感左支右绌。肉类已很少上桌，主菜经常是凉粉和小黄鱼。

屋漏偏逢连夜雨，顾庆莲的大姐在39岁时暴病身亡。对亲生的顾准、陈敏之，与大姐留下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顾庆莲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然而，在上海这座“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虚荣之都，三个上留云小学的孩子连穿衣服都成问题。

为了让顾准和他两个哥哥（老三、老四）上学时能有体面的衣服，顾庆莲别出心裁地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质地不同、颜色各异的长衫，轮换着穿。

于是便委屈了年纪最小的顾准。他常常穿着比自己大很多的衣服，拖着袖子，走起路来好似孔夫子上朝一般“趋近，翼如也”，频遭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家道衰落的苦涩，学业竞争的压力，让顾准养成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也塑造了他不甘受辱的倔强性格。

一次上国文课，老师布置大家作五言律诗，顾准认真写完后交了作业本。

谁知，老师看不上顾准的诗，批了一句“狗屎，猫屎，臭不可闻！”，就返还给他。

顾准勃然变色，当众撕毁了作业本。

老师厉声道：“顾哲云，你干什么！”

顾准高声道：“既然臭不可闻，为什么还要留它！”

顿时，举班哗然。

自此，终其一生，顾准再也没写过诗。

童年的时光，就像陆家浜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不知何时才能东入黄浦江。

顾准和陈敏之常常饶有兴致地站在河边，望着满载稻草的货船来来往往，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金黄色。

对未来的憧憬，就沐浴在这样一片暖色调中，令人迷醉。

租界里的童工

1925年，成绩优异的顾准提前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唱起了留云小学的校歌：“滔滔黄浦歇，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

为了帮家里摆脱困境，顾准决定舍学战而就商战。他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并顺利被录取——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到各大商号工作，薪水丰厚。

中华职校教会了顾准两项重要的技能：英语和打算盘。

中华职校校长黄炎培（1878—1965）以“民主科学”为教学宗旨，教材里不仅有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君》，也有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译文。顾准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树立了他远大的志向。

可惜，顾家花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已接近赤贫。

陈文纬每天宅在家里借酒浇愁。顾准放学归来，书包还来不及放下，就被父亲差去跑当铺，然后用换回的钱沽些廉价酒。

新学期开始了，顾准却因交不起学费，休学了。

望着邻居家的孩子有说有笑去上学，小顾准跺脚落泪，不知所措。

母亲和搬来一起住的外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咬了咬牙，决定为顾准拼一笔私蓄（旧社会的女人为了养老和以防万一，都会藏些私房钱）。

阔别一个多月，顾准攥着两个女人压箱底的20余元，回到学校。

一天，过早负担了家庭重担的大哥陈怀农借着酒醉大骂顾庆莲，说就是因为她嫁进门，自己的母亲才抑郁而死。

顾庆莲很委屈，说她跟姐姐一向相处甚安，姐姐去世时，自己还执了披麻戴孝的大礼。

陈怀农不依不饶：“你还好意思讲，就是你生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外婆吃穷了这个家。”

无尽的纠纷中，陈文纬备受煎熬。

一次吃饭时，他正自斟自酌地喝闷酒，突然听到一句不爽的话，积蓄已久的怒火登时爆发。

他掀翻桌子，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全家都被吓傻了。

顾庆莲默默地蹲在地上，含泪拾起满地狼藉的盘碗碎片。

顾准心如刀割，联想起平日课上所学，愈发憎恨起这个黑暗的社会来。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配合北伐军，在上海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直系军阀派驻上海的淞沪镇守使出动军警进行围剿，结果被工人武装队全歼。

枪声稍歇，顾准兴奋地跑上街，去看工人对警察局实行接管。只见身挂红布标志的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开到昔日令人生畏的警局门口，一把夺下门卫的枪，将其大盖帽轻蔑地扔到地上。

这是顾准第一次邂逅“革命”，观感只有一个字：爽。

转眼到了七月，暑假一结束顾准就要升读高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退学几成定局。

百般犯难之际，贵人从天而降。

曾在中华职校任教，后供职于工商银行的王志莘（1896—1957）得知顾准的情况后，心生垂怜，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留美时的同学潘序伦（1893—1985）。

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的人彻底改变了顾准的一生。

20世纪初，现代工商业在上海等大中城市蓬勃发展，简单落后的旧式记账方法早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潘序伦回国后，在暨南大学开讲西方会计学的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计事务所——潘序伦会计事务所。

炎炎夏日，12岁的顾准沿着黄浦江一路向北，在公共租界洋气十足的事务所中见到了潘序伦。

对这个知书达礼、性格开朗的学生，潘序伦非常满意，当即谈妥待遇（试用期每月6元，三个月后12元）后，就说定了上班时间。

顾准的新差事辛苦而卑微。

遇有客人来访，他必须立即趋前迎候，帮忙脱大衣，恭恭敬敬地引入内室，沏茶倒水。没有来客时，潘序伦或其他职员一声招呼，便得接过信函，穿街过巷，四处送信。

除此之外，还要帮老板料理私事，甚至倒尿盆……

创业之初，人手不足，顾准经常忙得头昏脑涨。喘息之余，不禁怀疑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天，顾准到工商银行送款，王志莘一见到他，便严厉而含蓄地说道：“你可千万不要马虎啊！”

顾准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他肯定在潘序伦那里听到了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从此，他愈加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自己输不起，也没有任何退路。

无论多苦多累，他总是任劳任怨，甚至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不久，潘序伦发现顾准写得一手好字，英语也不错，便在增添人手后免去其杂活，而让他专心做抄写、打文书。

终于，顾准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赢得了潘序伦的信任，初步站稳了脚跟。

16岁的民办教师

事务所的日子繁忙而寂寞，顾准和新来的年轻职员夏星寿很快成了好朋友。

夏星寿多才多艺，英文极好。顾准一边读着他从英文读物上翻译过来的文章，一边把许多不愿对别人讲的心里话都告诉了这个没有代沟的大哥哥。

可惜好景不长，入职不到半年，夏星寿便突发疾病身亡。顾准悲恸万分，趴在好友的小木床上哭了许久。

在夏星寿的影响下，顾准养成了阅读外国作品的习惯。他接触到了由巴金翻译的无政府主义名著《面包与自由》。

作者克鲁泡特金原是俄国亲王，自愿放弃奢华的宫廷生活，远赴西伯利亚服兵役，后来因参加民粹活动遭到沙皇的逮捕和迫害。

在这本流亡法国期间撰写的书中，他大声疾呼：“人类的趋势是减少政府的干涉以至于零”，“当旧的制度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打得粉碎的时候，呼声便起了：‘我们要的是千万人的面包、住所和安乐！’”

克鲁泡特金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所有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他主张这个任务必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

思想尚未成熟的顾准也一度深受感染，向往起那个自由浪漫的乌托邦来，直到养家的重担暂时浇灭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7年，家庭矛盾激化到了极点。陈文纬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去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上班，把每月30元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顾庆莲姐姐生的五个子女，一半给顾庆莲这边，自己则搬到会里去住，靠行医的出诊费维持生活。

从此，便算是分了家。

顾准面临的窘境是：外婆老了，母亲和姐姐陈秉珍都没有工作，下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妹。并且，七个人从家里搬了出来，不得不租房子住。

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顾准咬紧牙关，努力工作挣钱，并承接了刻钢版蜡纸的活。

每晚，顾准都冒着严寒，披着棉袄，在家中挑灯夜战。即使贴着钢板的手指冻得通红，手背上长满冻疮，他仍然坚挺地握着铁笔，只为刻满三千字的会计学讲义，换得两毛五分钱的报酬……

经年日久，顾准对所刻讲义倒背如流。他把一点一滴的理解和体悟融会贯通，在闷声不响中成了会计学达人。

于是，每当事务所的会计师聚到一起讨论业务时，顾准站在一旁观摩体会的同时，经常发表不同意见。

一开始，众人还不以为然，久而久之，竟发现这个孩子确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便赶紧报告给了老板。

潘序伦起初不信，试探了几次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原来千里马就在自己身边！

他连续擢升了顾准的职位，从会计员到查账助理再到会计夜校的助教，月薪也随之翻到了40多元。

每月发完工资，顾准总是悉数带回家，毕恭毕敬地交给母亲。眼见儿子一天比一天出息，望子成龙的顾庆莲高兴得合不拢嘴——自己为补贴家用在外面接的洗衣、缝纫等苦活总算能减轻些了。

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逐步确立。潘序伦从美国引进的现代会计学愈发受到重视，业务越来越多。

他把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语出《论语》里的“民无信不立”，并以“信以守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宗旨，很快便叫响了上海滩。

1930年，刚刚15岁的顾准开始出任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负责人。

夜校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函授课程，为上海培养了许多会计人才，顾准的名字也逐渐在会计界传播开来。

十里洋场，霓虹灯光闪闪发亮。旖旎的夜色中，下班回家的顾准总是一袭长衫、一把洋伞，腋下夹一本书，行色匆匆。

1931年，不拘一格的潘序伦大胆提出，让16岁的顾准走到台前，担任兼职教师，开讲会计学。

欣喜之余，顾准为此做了大量准备，想在课上给学生一个惊喜。

开学那天，他穿着整齐的蓝布长衫，夹一叠厚厚的讲义，兴冲冲地走上讲台。

结果悲剧了。

夜校学生多是成年职员，工薪阶层，利用休息时间来充电显然不是为了看一个瘦弱少年如何适应讲台的。

他们又笑又骂，不断起哄，非要把顾准撵下台。场面一片混乱，年轻的顾准无可奈何，只得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学生们仍不买账，闹了一个星期，潘序伦迫于压力，只好让步，转而让顾准筹办立信的学术杂志《会计季刊》。

此刊第一次使现代会计学在中国有了争鸣之地，而作为主编，顾准也通过约稿同颇有名望的章乃器（1879—1977，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成为忘年之交。

废寝忘食的顾准像生生不息的永动机，一有时间就跑到东方图书馆看书。

这座只需两块铜板就能竟日流连的公共图书馆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馆藏十分丰富，刻苦钻研的顾准从此步入了思想的殿堂。他终日埋头书海，不仅阅读了陈寿的《三国志》、许慎的《说文解字》、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传统经典，还涉猎了诸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类的西方名著。眼界大开的同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来年，他再次登上立信夜校的讲台。

个子长高了，浓密的黑发上打着蜡，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神情泰然。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老成笃定的眼睛。

这一次，顾准没被赶下台。相反，他语言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

正巧教授“银行会计”的老师因故离职，潘序伦便点了顾准的名去代课。

这是会计学中最艰深的领域之一。顾准接手后，发现这门课长期以来竟没有正式的教材。

于是，他又一次决定挑战自我——编写一套大学通用的银行会计教科书。

工作之余，顾准笔耕不辍。在家里新装的15W电灯下，他通读了日本左翼学者河上肇（1879—1946）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1884—1970）翻译的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又补充了大量银行学、货币学方面的知识。终于，焚膏继晷之下，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的大学教科书《银行会计》新鲜出炉，并迅速风靡各大院校。

潘序伦为此自豪不已，逢人便说：“我没有看错人啊！这个顾准，的确是少有的天才！”

第二章 战火中成长的地下党

被点燃的革命激情

天才被“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等宏大命题猛然出现在眼前。恰巧此时的顾准正处于愤怒的青春期，难免会有“愤青”的情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就在蔡廷锴与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与日寇在上海浴血奋战之时，蒋介石却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抗日救亡使顾准胸中的政治热情激荡起来，而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则使他深感失望。

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李公朴（1902—1946）主编的《读书月报》、邹韬奋（1895—1944）主编的《生活周刊》不遗余力地推介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而一本由犹太人主办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更是孜孜不倦地介绍苏区和红军的状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

其中就包括顾准。

他甚至想去寻找传闻中的共产党。

问题是，寻找主流社会眼中的“共匪”比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还困难，顾准约上三哥陈怀德，把上海翻遍了，也不见共产党的影子。

正焦灼间，逝友夏星寿的哥哥夏增寿从天而降。

夏增寿是南京一家无线电台的职员，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前，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下狱，放出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便跑到大上海谋生活。

顾准像捡到宝一样，天天往夏增寿家跑，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

正好夏增寿在自学经济学，便借机同顾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很快，陈怀德与几个立信的同事也被吸引进来。热血青年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最后达成共识：欲消灭压迫与剥削，铲除贫穷和愚昧，只有跟着中国唯一的希望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

舍此别无他策。

1934年，热血青年们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顾准家的厨房。

他们三天两头举行集会，议论时政，研究马列主义，交流思想，探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后来，经众人商议，该“非法组织”被命名为“进社”，以示追求进步，并推举顾准为社长。

春去夏来，进社发展到28人，终于引起中共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的注意。

经过一番严格考察，党组织正式宣布同进社建立上下级领导关系。

为了工作便利，顾准将进社的秘密活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思想开明的顾庆莲表示无条件支持。

于是，顾准把进社的印刷机关设在家里，开足马力油印“非法”刊物——《前卫》。

一次，正当同志们热火朝天地刻钢版、印材料，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在外望风的顾庆莲吓得收起马扎就往里跑，向众人报信后又担负起毁灭证据的重任。为烧得快而彻底，她在灶里添了过量的柴，竟把一口大铁锅的锅底烧裂了。

这也难怪老太太会紧张过度，由于此时中共正执行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激进盲动，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陈赓、陶铸等大批高级干部相继被捕，政治局势万分险恶。

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准仍冒着40度的高温，印发抗日传单和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法”出版物，确属顶风作案。

与此同时，经过全面修订的《银行会计》正式定稿，准备出版了。

潘序伦提出把这本书并入“立信会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而且还霸气外露地表示，顾准是立信的职员，按老规矩，《银行会计》的所有版税都要归入事务所。

作为原作者，唯一的报酬只是立信以分红的方式支付给他的800元现金，远远低于版税收入。

顾准不服，当众和潘序伦大吵了一架，斥责老板待他刻薄。潘序伦反唇相讥道：“我比你老子对你还好！”

潘序伦的逻辑是：若非他为顾准提供了一个展翅翱翔的平台，这个穷孩子离真人版“三毛流浪记”也就一步之遥了。

潜伏在“孤岛”

1935年初，《银行会计》出版发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见解独到，语言晓畅，顾准的名字刹那间响彻沪上。

许多老板和政客慕名以求一见，却被潘序伦告知：顾准已经不在立信了。

原来，“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在政府的历次“围剿”中受到严重冲击，直接领导顾准的上级被抓进局子，进社与组织断了联系。

为了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顾准通过章乃器和新成立的武卫会接上了头。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指导下的抗日机构，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为领导班子，实际负责工作的是武卫会书记、共产党员林里夫（1909—2001）。

在林书记的指导下，顾准解散了进社，带着社员集体加入武卫会。

一天，顾准在路上偶遇潘序伦。潘抓住他的胳膊不让走，非要顾准重回立信。

顾准摆了摆手就是不同意回去——倒不是耍大牌，因为他想当职业革命家。

潘序伦见此时的顾准像骑着哈雷机车狂飙在革命的大路上，也不好再坚持。他又抛出第二套方案：为他代笔写一本《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顾准不署名，但可以拿到高额版税。

正好手头缺钱，顾准爽快地答应了，并因此领到400元稿费。

有了这笔巨款，他终于可以同心爱的人结婚了。

方采秀（1914—1968），又名汪璧，安徽徽州一个小茶商的女儿，因父母不和，同母亲迁来上海居住，并随母姓汪。

高中毕业后，汪璧入职同昌车行，担任会计。

这是一家专售自行车的大商店，对职员要求很高。为了自我提升，汪璧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立信夜校充电。

由此认识了正直诚实、风趣幽默的顾准。

一天，当身着素色旗袍的汪璧拎着书包笑盈盈地从立信夜校走出来时，顾准夹着一叠讲义跟了上来。

他将进社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她，问汪璧想不想加入。

春风拂过，汪璧仰起脸，眼波流转，眉目传情。

她郑重地点了点头。

革命家的爱情最浪漫。在一次次紧张而刺激的厨房集会上，两个年轻人顺理成章地擦出了火花。

经过漫长的冬季恋歌，顾准终于在南市的一间出租屋里迎娶了汪璧。

婚礼非常简单，连双方家长都没通知，只是请了一些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来闹新房。

新娘亲自下厨，烧了几道拿手好菜。在美酒与众人的歌声中，顾准醉了。

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武卫会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华南分会（负责人叶挺）、北平分会（负责人周小舟），顾准因表现突出，经宋庆龄批准，正式担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

同时，在林里夫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那天在党旗下所立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时，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那是中共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红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在长征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所有驻上海的中共组织，全部同中央失去联系。截至抗战爆发，上海仅存的共产党员不足200人。

如此险峻的情势反倒激起了顾准的革命热情。他把在书店当伙计的六弟陈敏之拉了进来，同他一起写稿、排版、宣传，筚路蓝缕，不舍昼夜。

当然你会问：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顾准却安然无恙？

答案是，他打入了敌人内部。

早在办《会计季刊》时，顾准便向中国银行总账室的主任刘攻芸（1900—1973，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约过稿。《银行会计》出版后，刘攻芸觉得人才难得，一直想把顾准挖过来协助自己工作。

他通过潘序伦联系到了心目中的千里马，并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薪水。

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直接归宋子文领导，对想走仕途的人而言，可谓终南捷径。于是，夜间忙革命工作，白天挎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中国银行16层的大楼上班，成了顾准日复一日的生活。

顾准的算盘是：以这样一份颇为官方的工作掩人耳目，有利于搞地下活动。

刘攻芸给顾准安排的任务是核对全国几百个分行汇来的账单。

虽然这是一项烦琐而乏味的工作，但顾准处理起来易如反掌、精准高效，惹得刘攻芸心花怒放，对顾准佩服得五体投地。

办公之余，顾准见缝插针地套刘处长的话，收集情报。由于按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都是一帮吃不起饭的穷鬼，因此，对顾准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社会名流，刘攻芸打死也没料到竟然也是个“共匪”。

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乱。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1900—1976）在长征途中派陈云（1905—1995）和潘汉年（1906—1977）回上海重建党组织，结果两人刚到上海，国民政府便抄了党组织的老巢，在沪的共产党人纷纷逃散。

林里夫跑来通知顾准，让他赶紧辞去中行的工作，并暂停一切政治活动，蛰伏待命。

顾准的辞职信刚递上去，刘攻芸的说客便纷至沓来。

可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员。顾准去意已决，无法挽留，刘攻芸只好摇头作罢。

炒老板鱿鱼是很爽，但炒完后怎么生存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为了维持生计，顾准找到潘序伦，表示想继续帮他写书。

潘序伦趁机再次力邀顾准重回立信，结果仍遭婉拒，只好退而求其次，让他帮忙撰写《簿记初阶》，稿酬360元。顾准欣然应允。

寒来暑往，顾准已记不清帮潘序伦代写了多少书稿。除了当枪手，他还在潘文的基础之上，为其大幅度改写出两部力作：《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和《所得税原理实务》。

潘序伦名利双收，不少朋友却为顾准当了幕后英雄感到十分惋惜。

顾准满不在乎地说：“志不在此。”更何况，潘序伦在酬劳上从不亏待，还一直向外界隐瞒他共产党员的身份。

而通过为现代会计学的开山鼻祖捉刀，顾准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经过秘密谈判，决定携手抗日。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向中国守军开火，被当场击毙。

日军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侵略。

三个月下来，国军不敌，上海沦陷，顾准生活的租界成了被围困的“孤岛”。

少了国民党的掣肘，中共决定重新在上海建立地下党。

张闻天点将，点中了刘晓（1908—1988）。

此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奉贤县县委书记，在王明的领导下，执行了盲目的“庄行暴动”，使组织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因此，对上海地下党如何低调地开展工作，刘晓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教训和认识。

在审查了留存的200名党员后，刘晓迅速组建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1908—1964）、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爱萍（1910—2003）、文化运动委员会书记孙冶方（1908—1983）以及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顾准。

在地下会议上，刘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地下党员都必须以合法的职业作为掩护，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尽量进行合法斗争。

如此一来，顾准负责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便成了最关键的部门。

在顾准的介绍下，地下党员们逐渐渗透到银行、外企、百货公司等各行各业，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如说服杜月笙把一千件刚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在昔日同事惊讶的目光中，顾准堂而皇之地回到立信。

潘序伦如获至宝，任命他为编译科主任，每月工资加分红高达250元，并对顾准的革命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

论收入，20岁出头的顾准已堪称“金领”。在许多上海人眼中，他少年得志，宠命优渥，是不折不扣的成功典范、青年偶像。

然而，对演奏着萨克斯音乐的西餐馆、镂花银盘上精致的小点心以及流光溢彩的华美舞会，顾准丝毫提不起兴趣。他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指挥职委的同志在上海和新四军根据地之间建立秘密的交通路线，以便输送各类物资……

一天，之江大学的名誉校长李培恩特地来拜访潘序伦，请他推荐一位能讲授银行会计的专家，去学校任教。

潘序伦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顾准的名字。

由于之江大学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杭州搬来上海租界的，李校长也没听说过顾准的大名，开口便问是哪国深造的留学生。得知没留过洋，又问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潘序伦笑道：“他没读过大学，要问学历，不过是一个初中生。”

李培恩有些不满：“一个初中生，到名牌大学当老师，未免不太合适吧。”

潘序伦正色道：“《银行会计》就是顾准写的，现在各地商学院都已作为教材，你聘请这方面的专家，舍此尚有何人？”

李培恩保守谨慎，总是不应。潘序伦面露愠色，让他另请高明。

没过多久，上海最有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也来立信寻找银行会计教师，潘序伦还是推荐顾准。圣约翰的美国校长比较开明，决定冒险一试。

潘序伦非常高兴，立刻告诉了顾准这一好消息。

几天后，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顾准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地折服了圣约翰的高才生们。

消息传开后，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的负责人相继登门，给顾准送来了大红的聘书。懊悔不已的李培恩再次造访，赔礼道歉，恳请重聘。

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顾准身兼数职，摇身一变成了会计学教育家。

由于国人“见不得你好”的传统，《易经》乾卦里“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春风得意的顾准终于被自己人盯上了。

省委副书记刘长胜（1903—1967）是一个在苏联待了十几年，才回国没多久的老革命，对顾准发明的“联谊会”的工作形式横竖看不顺眼。

这种职业界的群众组织没有“救国会”那样又红又专的名字，开展活动也多以“跳舞”“打牌”等娱乐方式进行，虽颇受职员欢迎，也符合“隐蔽”“安全”的敌后工作原则，却激起了刘长胜的反感。

趁一把手刘晓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之机，刘长胜在省委内部清算了被他称为“右倾”的“顾准路线”。

刘晓回来后，觉得刘长胜和顾准一左一右，难以协调，便玩起了平衡术，让顾准去文化运动委员会当副书记，配合孙冶方工作。

孙冶方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史功底深厚，同“孤岛”里那帮文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

自从前任副书记曹荻秋（1909—1976）调离上海后，孙冶方一直苦于找不到理论素养说得过去的得力副手，直至顾准的到来。

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合作非常愉快，领导唐弢、胡愈之、许广平等左翼文人在笔墨间同敌人战斗。

文委旗下新创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一时间声名大振。孙冶方与顾准备受鼓舞，又把触角伸进强势媒体《申报》和《文汇报》，指挥柯灵等人打入其副刊，担任主编。《申报》的立场顿时左转，被惹恼的汪伪政权派特工用报纸包了一枚手榴弹扔在报馆门口，炸死炸伤多名工作人员。

文委不但没被吓倒，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1975）受文委指导，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明末遗恨》，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成为京剧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在《杀官》一折中，崇祯含泪对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每当周信芳在哀怨动人的伴奏下悲愤难抑地唱出这几句血泪交融的台词时，感同身受的观众无不含泪鼓掌。而当崇祯那句抑扬顿挫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尾音还没拖完时，台下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许多观众再三再四地观看《明末遗恨》，就是冲着这句话而来，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小孩打闹时都会来上一句。

周信芳深受鼓舞，于1940年义演了曹禺的《雷雨》，饰演周朴园。而随着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周大师也收到了汪伪特工的“礼物”——两颗装在信封里的子弹。“孤岛”已载不动顾准洋溢的革命热情，他多次向省委提出，自己要奔赴前线，参加苏南的新四军。

苏南的外县原归中共江苏省委管辖，1940年4月，新四军指挥部派谭震林等人接管此地，成立了东路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随即请沙文汉帮他物色几个能干的助手。

顾准再次被寄予厚望。

得知调令的孙冶方依依不舍。他已同顾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这种感情还将持续几十年。

更不舍的是潘序伦。他一直把顾准当成自己会计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当顾准委婉地向他提出自己要辞职奔赴外地时，潘序伦完全愣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无论诱之以利还是动之以情，顾准就是不为所动。潘序伦只好摇头叹息，久久不语，最后在福州路的一家豪华西餐厅为他设宴送行。

启程前，顾准托人把汪璧介绍到罗蔓饭店担任会计，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大体可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不愿当“潘序伦第二”的顾准目光坚毅地望着南方，踏上了新的征途。

解放区的天

苏南。“东抗”（东路抗日根据地）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至上海，西通南京（时为侵华日军总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

在东抗的一年，顾准主抓宣传工作。他负责的江南社旗下有一报一刊，还有十几条船，船上设有流动的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

没过多久，苏北的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骆耕漠（1908—2008）向华中局组织部要人，把顾准抢了过来给自己当副手。

骆耕漠是闻名沪上的经济学家，与顾准虽不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也是陈毅、刘少奇和饶漱石等高级领导的活动区。在盐阜的半年里，顾准多次参加高层会议，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里谈到的问题颇有感触。比如他在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比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很快，淮海区的一把手李一氓（1903—1990）也听说了顾准的才干，又把他从盐阜区调到了自己麾下，仍任财经处副处长。

走马上任后，顾准放开手脚对全区的经济进行统一规划。

淮海银行设立，顾准兼任行长，发行“淮海券”。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和春耕贷款。

货币手段的成功应用使淮海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李一氓逢人就说：“我请来一个财经专家！”

作为苏北三大根据地之一，淮海区的党政机关实行军事供给制，等级分明。副处级以上配马，有专门的干部服，吃饭开小灶。

时间久了，一股官僚主义的习气弥漫开来。

受此影响，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顾准也免不了栽跟头。

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淮海区党委被迫紧急撤离。然而，银行的印钞厂还存有大量待发的淮海券，必须就地销毁。顾准犹豫再三，最后命副行长前去执行，自己则掉转马头，往枪炮声稀少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躲到一个老乡家，隐蔽了两个月，其间只收到一张转交的字条，是淮海区党委一个常委路过时留下的，大意是：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埋伏，等候通知。

其实这只是常委同志在情急之下的私人意见，顾准却误以为是区党委的决定。直到等得花儿都谢了，日寇已经开始建立据点，才发觉苗头不对。他打听到党委的新址在泗阳县，迅速起身前往报到。

经此一役，苏北根据地地盘缩小，盐阜区和淮北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黄克诚任区委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

党内一些人对顾准的“逃跑”行为严重不满，觉得他党性不强，需要回炉重炼。

晾了一个多月，李一氓宣布处理结果：你去延安学习吧。

顾准紧绷的心弦刚刚松弛，李一氓又补充道：“没有马。”

这意味着从苏北到延安三千里的路必须徒步完成——考虑到一路上战火纷飞，艰辛程度堪比从日喀则磕长头到拉萨。

他默默地背上行囊，跟两个同志一道，心情复杂地踏上了“朝圣”之路。

穿过陇海铁路，长途跋涉来到驻跸在莒县的山东军区。休整了几日，编入新四军四师赴延安同志团，在孔石泉的带领下开拔。

众人昼伏夜出，赶至枣庄附近。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越过铁路，心惊肉跳得像在玩战棋游戏“抗日地雷战”。

东曦既驾，一行人安全抵达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佛山后”。正要端起碗来吃饭，忽然，一人急匆匆地进门报信，说伪军已经进村，大家赶紧撤离。

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顾准和同志们撤到了屋后的山岗上。

伪军追至山下，向上射击。游击队据险还击，敌不敢近。

趁此机会，同志团三五成群地散开，各找地方隐蔽起来，到了傍晚才重新集合，再在游击队的引领下上了微山湖渔民的小船。

接下来的路更不好走，一行人便在湖里割芦苇草时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休息了两天。

这是真正的敌占区，环境极其险恶。顾准在窝棚里可以清楚地望见对岸的夏镇，以及周围密密麻麻的敌伪碉堡群。

再次出发，中间没有立脚点，必须一口气穿过七十五公里的距离。从太阳还未下山就上路，连夜急行军，到达宿营地已是翌日早上八点。大家累得躺在地上，谁也不想动弹了。

伪军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是由强迫农民挖掘的宽阔陡峭的深沟组成的，没有辅助工具，难以逾越。在游击队和老百姓的配合下，顾准发现沟壑上已经搭起了结实的门板。

一天夜里，顾准一行又遭遇了伪军。游击队命众人进入交通沟继续行进，并互相嘱咐低下头来防备流弹。

顾准个子高，脑袋露在沟外，一不留神被流弹击中，打在后颈的颈椎骨上，当场倒地。

他强忍剧痛，爬起来再走。等到了宿营地，同行的军医检查后发现子弹只伤及皮肉，并未击中要害……

八个月的暴走，一次次冰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验，凤凰涅槃的顾准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宝塔山。

然而，解放区的天不一定总是明朗的，也可能风雨如晦。

心潮澎湃的顾准还来不及平抑一下激动的心情，就赶上了整风运动。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1898—1975）灵活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的政治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留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重建了政权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了一系列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的概念和范式。

不过，延安虽说气氛沉闷，但对远道而来的顾准，中央还是非常欢迎的，安排他到党校学习，按中高级干部的伙食标准，配给西北少有的白面和小米。

平时，学员们在党校附近的山坡和平地上种蔬菜瓜果，虽说一天下来也挺累的，但同志之间那种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氛围深深地感动了顾准。坐在窗明几净的窑洞里，他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彼时的顾准还看不到诸如王实味事件等阴暗面。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一个胜利的政党，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伟大预言：“新中国航船的帆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44年春，中央党校聘请顾准担任会计。以此为机，他结识了党内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

时任西北局财经办副主任的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听说过顾准的大名，此次一番畅谈，对其深厚的会计学功底更是赞叹不已。

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提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在他的动议下，财经办开了个会计训练班。陈云亲自点将，把顾准调来当会计教员。

为体现训练要求，顾准不用现成教材，一上课就“设例出题”，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

同时，他十分注意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立即投入假想的记账实践，等有了亲身体验，再讲解学生必须了解的复式簿记原理，使其迅速、深刻地掌握要点，以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口皆碑的教学方法传到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1908—1989）的耳中，求才若渴的他立刻聘请顾准前去兼课，讲授会计原理。

事实上，顾准从来就对当学院派知识分子不感兴趣。教学之余，他搜集了大量的边区财经问题，分别致函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1895—1967）与物资局长叶季壮（1893—1967），向他们请教。二人接信后热情邀谈，共同商讨如何发展贸易、克服经济困难以及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逐渐，一向挑剔的陈云萌生了把顾准留在身边协助他搞财经工作的念头。

与此同时，刘晓也带着江苏省委的干部来延安汇报工作，并等待参加中共七大。其间，他的窑洞成了白区（敌占区）干部们聚会的“根据地”，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搞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最多，陈赓和潘汉年的惊险经历总是让大家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刘晓向顾准转达了汪璧的问候。她和顾庆莲在上海虽说清苦，倒还算安稳，党组织也没少给予关照。

而一直待在“联义善会”的陈文纬，在72岁时无疾而终。虽说父子俩已多年不往来，但听闻噩耗，顾准还是非常悲痛，以传统礼仪为他服了丧。

刘晓到延安后兼任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全面负责白区工作。他非常重视顾准创造的联谊会的组织形式，想挖他回去协助工作。

正当顾准犹豫不决时，陈毅派人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窑洞。

这个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首长此刻正因受饶漱石的排挤，被中央调到延安参加七大的筹备工作。快人快语的他对顾准的才华极为欣赏，早就想引为知己。

在关怀备至的气氛中，顾准打开了话匣子，道出自己在扫荡中当了逃兵的心结。

陈军长大手一挥，斩钉截铁道：“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已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件事里是没有责任的！”

大人物都发话了，顾准这才稍觉心安，但并未完全放下思想包袱。

陈毅鼓励他重回白区，继续战斗，顾准郑重道：“一切听组织安排！”

即将调任东北局财委主任的陈云想把顾准带走，他找到刘晓协商，谁知后者死活不肯放人。

相持不下间，刘晓估计自己抢不过陈云，便找到顾准，向他摊牌。

顾准选择跟刘晓回上海。

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天意莫测，命运之神似乎在为造就一个青史留名的奇才而精心布局。

第三章 走向人生的“最辉煌”

红色土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顾准作为上海地下党干部，离开革命圣地延安。

不久，他摇身一变，变成了顾老板。

当时，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党员缴纳的党费又杯水车薪，中共不得不绞尽脑汁筹措经费。华中局在党中央的建议下，成立了许多由党委投资、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公司。

这些被称作“党产”的企业同工商局备案的其他公司表面上一样，但活动能量却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资金，利用军队、地下党等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易，一些海外华商和国民党大员为了追逐高额回报，也暗中同“党产”公司秘密交易。

经华中局书记邓子恢（1896—1972）批准，华中财委指定由顾准来负责华中区的“党产”工作。腰缠万贯的顾老板大笔一挥，“利丰棉业公司”挂牌营业，汪璧担任会计，协助他开展工作。

顾准先搞大规模的棉花收购与出口，继而扩大到棉纱、棉布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最后利用地下党的关系开拓了上海市场，使利丰逐渐成为远近闻名、如日中天的“民营企业”。

顾准一鼓作气，又兼任了鸿济外贸、大成贸易等公司的总经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作为党产的“总舵主”，顾准每天过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但他克己奉公，以清教徒般的自律将所有利润全部上缴，不留一个铜板。

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华中党产摊子铺得太广，一时难以收手，为处理好善后工作，顾准在大军压境的危情下依然坚持了三个月，才同李一氓一起向山东撤退。

渤海区是山东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此，顾准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1904—2005）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争论。

当时，渤海区在财政厅长顾准的经营下，生产的粮食完成上缴和储备后仍有大量积余。

顾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趁此机会帮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

邻近的敌占区正好缺粮，粮价很高。顾准颁布了一条新规，准许治下有富余粮食的农户拿出一部分到敌占区的市场上交易，换取他们各自所需的物品，尤其是区内短缺的茶叶。

政令下达后，渤海区的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推着小车去自由贸易。

同时，顾准又在边界设卡，照章收税，大大提高了区委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可惜，这一消息传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薛暮桥不高兴了。

财政经济部领导中共在全国的财经工作，薛秘书长给顾准发去了申饬的电报，说他资敌。

出于战争的考虑，当时的解放军严禁对敌占区输入粮食。

然而，顾准对薛暮桥的论调却不以为然，他发了封辩解的电报，不谈什么苍生大义、阶级敌人，而是从尊重常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

薛暮桥固执己见。两人通过电报你来我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一直处于胶着之势。

彼时的中共党员皆信“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而是时间的”。因此，无论是中财部部长董必武，还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都静观这场辩论，并不插嘴或干涉。

上海滩的钱袋子

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

进攻前夕，陈毅命令攻城部队“不准开炮，不准爆破，就是子弹也要长眼睛，避免误伤市民”。

作为接管上海的干部，顾准和潘汉年、刘晓等人在丹阳县集合待命。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兴奋，来到一个小饭庄喝酒庆祝。回顾地下党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斗的往事，畅想新中国的明天将何等美好，顾准醉了……

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在吴淞口登船，仓皇撤离。

顾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随接管委员会入驻南京路的金门饭店。

由于需要接管的部门众多，人手不够，上海地下党赶来帮忙。年轻的地下党员顾树桢见到顾准后非常兴奋，对他的年龄发生了兴趣：“顾局长，您究竟多大年纪？”

顾准道：“三十四。”

顾树桢惊讶道：“我念大学时就看你写的《银行会计》，来见你前，猜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

顾准笑道：“出书时我十九岁。”

顾树桢这才恍然大悟，对顾准更是敬佩有加。

五月二十七日，顾准率顾树桢等人接管财政局。当他坐在豪华的局长室传唤原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1896—1971）时，汪突然要求同顾准单独谈一谈。

顾准沉思片刻，答应了。

待旁人退下，汪维恒爆出一个惊天大猛料：其实我是共产党。

1925年，汪维恒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克农（1899—1962）手下干情报工作，潜伏在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后受陈诚举荐，任少将军需署长，在国共内战时为共产党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他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1896—1971），结果却被陈市长委任为财政局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早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领导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交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顾准打了个“了解”的手势，又使了使眼色，让门外诸人进来。

汪维恒心领神会，当着众人的面对顾准鞠躬行礼。顾准厉声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是。”汪低着头回答。“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马上让随员递过大印、钥匙和账册，由他双手呈送给顾准。

接管手续完成后，忍俊不禁的顾准派人将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

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

新时代开始了。

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一万多家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

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1. 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2. 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

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既要从财力上支持肃清残敌、调运粮食、供应煤炭、抢修公路桥梁，又要疏散、救济十几万难民，清除城市垃圾、恢复交通秩序，还要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改造租界供水系统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

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什么叫‘大脑袋’活动？”我纳闷地发问。“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大脑袋’？”他笑着说。“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位于外滩6号大楼的本部学习。顾准亲自上大课做报告。说是报告，更确切讲是谈心。因为他讲话从不用稿，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员工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员工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做出解答，然后像珍藏宝贝似的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为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都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用心听着汇报。有一回，我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他接过来翻看了一下，低声问道：“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当然是你局长做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顾准莞然一笑：“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己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

诚能动人。“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都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子，下面没有畏惧心。”

然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次，听完顾准的报告后，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喊我们‘留用人员’根本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限！”

的确，接管的税务局，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旧机关转过来的，心里埋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认为新领导未必会对自己坦诚相待。

而这种长期压抑的委屈，又因顾准一口一个“留用人员”的无心之失发酵成强烈的失落感。

顾准得知后，自责不已，专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同志们，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是平等的，是同志。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

自此，“局长检讨”在全局上下传为美谈。

为了让顾准更好地工作，市府将一栋三层的洋房分给了他。

楼前是一个将近一千平方米的西式大草坪，院内摆满了盆栽与花坛，楼后还有一个车库。

除此之外，政府又给他配了秘书、警卫、司机、门卫等九名工作人员，但顾准从来只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待之，极少使唤他人。

刚搬进来时，顾准一眼就瞥见了客厅里那套奢华的硬木家具。他想都没想，便让人统统搬走，一件不留。

顾庆莲不乐意了。好不容易熬出头，儿子当了大官，改善改善生活都不行吗？

顾准见母亲执意要家具，怎么劝也没用，只好跪下来求她撒手。看儿子长跪不起，顾庆莲便也不再坚持。

于是，所有去顾准家做客的人，都看到宽大的客厅里只摆了几张破旧的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

顾准却不以为意。

警卫员不止一次向汪璧感叹，说真不知首长的精力从何而来，似乎用之不竭。

汪璧也很郁闷，孩子们总盼望临睡前能见上晚归的父亲一面，可连这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当时的上海，三个局长最忙，一个是公安局长扬帆（1912—1999），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1906—1988），还有一个就是财、税局长顾准。

组织上给繁忙的顾准配了三个秘书，其中税务局的秘书刘方锦跟他关系最近。

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

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三十度，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

1950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隐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

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中央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

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

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三类：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1951年12月，陈云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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