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寂寞：张爱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习未,盛重梁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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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烟花寂寞：张爱玲试读：

前言

张爱玲的一生如何评说，已无关她自己的事了。她生前就不喜人为她作大传，或许有三句诗词是纪念她的最好方式。“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亲是遗少，给予的是冷漠；母亲是新贵，给予的是客气。这段刻骨的童年时光，作为底色浸入了张爱玲的文字间。雨打浮萍的江湖，她只能依靠自己，但她相信她是天才。少时的她，可以做的便是天才梦。“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临水照花的奇女子。一出手，便让民国成为值得追慕的存在。其时，大群读者为她沉醉痴迷。其后，坊间乃至学界亦传有一段佳话——“开谈不讲张爱玲，读尽诗书也枉然”。喜爱苍凉的她，风头最劲之时，终未得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生活，却在垂手间收获了众多“知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亭正晚，离意已决。辗转异邦后，她也曾想再现辉煌。但毕竟是红楼中人，当知繁华落尽的古老演绎，她进入了幽居的状态，安然而又自然。无人知晓的一个夜晚，她最终彻底归去。无牵无挂，与人无欠，寡情之下，自有一种旁人难解的自然。

第一章　家的风景

没落贵族

1920年，张爱玲出生了，她是在上海租界的一座洋房里“入世”的，当时被取名为张。

这座洋房是其祖母的陪嫁物，一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各间都装着透亮的玻璃，后面还有一排用人的屋子。这一年，张家家道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旧式的名门望族正走向没落。

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1848～1903），他是晚清的一代名士，传说仪容潇洒，能言善辩。22岁时，张佩纶就中了进士，与张之洞、陈宝箴等交好，被称为“清流党”。少年得志的张佩纶一向自视甚高，对当时手握重权的曾国藩、李鸿章也不买账，经常斥责其制定的治国方略。他闲时狎妓饮酒，常穿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竟引得京城士大夫争相效仿。

后来，张佩纶又成了“日讲起居注官”，专门陪在光绪皇帝身边进言献策。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实权，但对皇帝却有实际影响力。一时之间，张佩纶成了各派拉拢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张佩纶还不失为一名铁骨铮铮的谏臣，他不为种种诱惑所动，该骂的照骂，犯有过错的封疆大吏、六部重臣都成了其参奏的对象。光绪帝对张佩纶倒是颇为欣赏，但那些大臣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

满腹经纶的书生自然习惯多发议论，且喜好纸上谈兵。这一点，张佩纶也不例外。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而越南当时还属于清朝的附属国，法国人此举无疑是在挑衅。战还是和，当时朝廷争议很大。这时，张佩纶挺身而出，力谏抗击之必要，频献退敌之法。渐渐地，朝廷上下被张佩纶雄辩的口才和文章所服，迅速派遣他去福建办理海防事宜。孰料，这一年也是张佩纶的厄运之年。到了福建不久，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轻易地就被法军将领孤拔打败了。更令人不堪的是，本应坐镇指挥的张佩纶还临阵脱逃了，朝野上下极为愤怒。不久，张佩纶被革职查办，充军东北。

1888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张佩纶刑满释放，而故人旧友唯恐避之不及。一时间，张佩纶生活非常潦倒，其夫人也不幸离世。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年常被其弹劾的李鸿章居然将他招入府中，聘为幕僚。好事容易成双出现，不久，贵为中堂的李鸿章竟然还把幼女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尽管如此，清流之士的张佩纶依然看不惯李鸿章的不少做法，但他多少还知道知恩图报。于是，张佩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迁居南京，与娇妻寄情山水，实为神仙眷侣。◆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左）和女儿李菊耦（右）这一年，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18岁。5年后，她嫁给了年长她20岁的张佩纶。

然而，到了张爱玲父亲张廷重的时候，家境已大不如前了。1915年，张廷重成亲，娶了一位深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妻子黄逸梵。这位黄小姐来头也不小，她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在家也是娇生惯养的。张廷重与黄逸梵的结合应该还有着亲上加亲的意思，因为黄逸梵也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两家人算是世交。

尽管是旧式名门，黄逸梵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而且对变动着的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她喜欢阅读《茶花女》等翻译小说，崇尚个性自由。成年后的黄逸梵长相漂亮、身材高挑，待人接物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张爱玲成年后对母亲的长相颇有兴趣，还曾为此翻阅过不少人种学的书。因为张爱玲从小就听人说她的母亲像拉丁民族的人，头发不黑，肤色不白，鼻高眼深，脸上轮廓鲜明。

与妻子相比，张廷重更愿意活在过去，他喜欢追慕家族曾经的辉煌，身上透着浓浓的遗少气。他有旧式的文化修养，旧学底子很厚实，喜好吟诗作对，这对童年的张爱玲有着一定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上，张廷重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虽然家族已经辉煌不再，但是他的行为、做派依然保留着豪门的奢靡。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有了一辆私人轿车，而且还配有专门的司机，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分家后，张廷重更是肆意挥霍祖产，抽鸦片、豪赌、逛窑子、养姨太太，一掷千金。

这样的家庭只能加速走向衰落，而男女主人巨大的性格差异更是埋着分崩离析的导火索。

第一个家在天津

虽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但成年后的她对那里没有任何原初印象，她关于家的记忆最早来自天津。

1922年，也就是张爱玲两岁时，张廷重托亲戚推荐，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得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全家也从上海搬到天津。当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一岁了。同去天津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张家人搬到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座宅院，那也是祖产，是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购买的。张家在天津的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有车有司机，连厨房里都有好几个用人在打杂。张爱玲有个叫何干的专属保姆，其弟张子静也有个专属保姆，叫张干。后来，张爱玲回忆：“（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张干）。”言语间虽有戏谑成分，但张爱玲很小就有男女平等以及奋斗观念，与此境遇也有一定关系。

每天早上，张爱玲都要被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趴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睡眼惺忪的母亲背诵唐诗，与母亲逗乐一番。下午则是认字时间，据说认两个字就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夏天的日子显得更轻松，一到中午，张爱玲就会到后院里。她穿着白底小红桃短纱衫、大红裤子，搬上小板凳放在阴凉的院中坐着，喝着满满一小碗去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谜语书。◆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在天津的法国公园里

多年后，张爱玲仍记得庭院里有个大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环经常陪她荡秋千，那个丫环额上有个疤，被她唤做“疤丫丫”。院里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粗通文墨但胸有大志的男用人，常用毛笔蘸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字。这男用人瘦小清秀，还常常讲《三国演义》给张爱玲听。张爱玲很喜欢他，也替他取了一个匪夷所思但很可爱的名字叫“毛物”。毛物有两个弟弟，自然就依着叫“二毛物”、“三毛物”，于是毛物的妻子也就成了“毛物新娘子”，被简称为“毛娘”。毛娘倒是颇有姿色，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扑扑的鹅蛋脸，也经常给张爱玲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当然毛娘的机灵有时显得很工于心计，后来疤丫丫嫁给三毛物，就吃尽了她的苦头。再后来，毛物一家人都离开了张府，自己开起了杂货铺子，女佣们还经常带张爱玲姐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

幼时的张爱玲生活里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保姆斗法，特别是跟弟弟的保姆张干战斗。每每，张干看着这个决不饶人的“小大人”，总是被她气得七窍生烟。有一次，张干被气坏了，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了！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张干似乎能从抓筷子的手指所处位置上预测她将来的命运，并且一脸严肃地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连忙将手指移到筷子上端，急切地问道：“那抓得远呢？”张干一脸得意地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了。”顿时，张爱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爱玲从小就有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回来，因为太生了，就把它放在抽屉里捂熟。这个事情，张爱玲记在了心上，隔两天就打开抽屉看看。那时，柿子显得透红，张爱玲疑心保姆是忘了拿出来分给姐弟俩吃。但她还在跟张干处于“冷战”期，尽管很想吃，幼小的女孩也不主动提醒张干。后来，柿子都烂成了一泡水。成年后，张爱玲仍记得这个细节，懊恼不已。无论如何，这种旁人难解的自尊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伴随着张爱玲走完了一生，她极少“送”人情，更极不愿意“欠”人情。

与姐姐张爱玲相比，张子静倒显得单纯得多。他的乳名叫小魁，大眼睛，长睫毛，皮肤雪白，长得很漂亮。又由于是男孩，在家族中深得长辈喜欢。长辈们常逗张子静：“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一脸严肃地回绝。有一次，家里有人谈起一个女人真漂亮，张子静在一旁天真地问：“有我好看吗？”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淘气的张子静还很嫉妒姐姐的画，有时偷偷拿走撕了，或者直接在上面画两道黑杠子。

童年的张子静除了有一副漂亮的长相外，其他什么都不行，还显得很没志气。这一点，张爱玲在其后的散文中多有感慨。那时张子静多病，吃东西都受节制，而他却非常馋嘴，即使看见人嘴动，也非让别人张开嘴看看有什么东西。生病了，他哭着要吃松子糖。大人在糖里加了黄连汁，喂他吃，想让他断了念想。张子静大哭起来，把一只小拳头塞到嘴里，仍然要吃。于是大人又在拳头上涂了黄连汁，张子静吮吸着拳头，哭得更厉害了。

在天津，张家也有不少亲戚，其中就有一位叫张人骏。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任两江总督，从辈分上看，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爱玲叫他二大爷，女佣经常带着她到张人骏家串门。每次张爱玲都要先被带到一个光亮的小房子里，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房中的藤椅上，拿着线装书默默地看着。张爱玲脆脆地叫声二大爷，张人骏总会习惯性地问：“认了多少字？”这种时候，张人骏会让张爱玲背诗，她就很愉快地背诵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知半解的唐诗。而每次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张老爷子总会黯然流泪。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戴着厚眼镜、长相清秀的女孩，她是张人骏的孙女。张爱玲叫她妞大侄侄，她比张爱玲要大十几岁，但两人却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妞大侄侄嫁给了一个患有肺病的穷亲戚，生下的孩子也患有肺病，生活很不顺。

随着张爱玲姐弟俩渐渐长大，家里还给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学习比较枯燥。在读到“太王事獯于”时背不下来，张爱玲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最终记住了。那段时间，她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更苦恼的是，父亲还会不定期抽查。

父母生隙，姨太太入室

张爱玲的父母张廷重和黄逸梵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这种传统婚姻确实在封建社会里有着一定的稳定因子，但当20世纪早期西方思潮在多个层面渗透老中国时，这种婚姻模式便不再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中了。

张廷重是个遗少，思想大于行动，享受重于奋斗。以前在上海，他还有兄长的约束，到了天津，却是一点顾忌都没有了，于是尽情挥霍成了这个遗少的生活重心。这段时间，张廷重在外面还养了个姨太太。

黄逸梵要是一个传统女性也就罢了，可惜她不是，那么这个家庭也就难以维系下去了。不过在一段时间里，黄逸梵还能忍受，对于丈夫的放荡行为是懒得理会。

既然家庭生活不幸福，也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在那段日子里，黄逸梵经常和小姑子张茂渊一同逛街，大肆消费，挑选各种布料，回来后在大镜子前裁剪、比试。这时候，张廷重会皱起眉头，在一旁嘀咕：“人又不是衣裳架子。”然而由于自知理亏，张廷重并没有多少勇气去斥责，只是怏怏不快而已。

情况并没有这样一直维持下去，看着丈夫越来越出格的举动，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已经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向丈夫摊牌，提出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明确禁止丈夫抽大烟和养姨太太。张廷重一脸诧异，自然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家，黄逸梵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出走，成为娜拉，而且要走得远远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想法，但黄逸梵心意已决，剩下的就是时机问题了。当时，小姑子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逸梵以监护陪伴为名也偕同而去。

1924年，黄逸梵和张茂渊一同赴欧洲游学。临别那天，黄逸梵伏在床上痛哭，弄得周围人不知所措，她绿色衣裙上闪亮的装饰物随着痛苦抽搐而颤颤发光。用人几次前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起程了，她仍是哭，好像没有听见，不理会用人。这时，用人把张爱玲抱到黄逸梵面前，让她也帮着催。黄逸梵的声音哭得更大了，似乎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泻出来。

当时只有四岁的张爱玲显然被吓着了，但她却没有哭。后来，“寡情”的张爱玲回忆起那段生活，“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客观地讲，黄逸梵的出走与张廷重在外面包养姨太太有很大关系。那个姨太太是个妓女，名唤老八，其实比张廷重还大两岁，有着苍白的瓜子脸，相貌并不出众。

其实，在黄逸梵出走前，张爱玲也是见过这位姨太太的。那一次，张廷重要带着女儿去姨太太居住的小公馆，张爱玲觉得这是对母亲的不忠，拼命扳着门不肯去，还手脚乱踢。张廷重生气了，把她横过来猛打了几下，终于还是抱过去了。不过张爱玲倒也“入乡随俗”，到了姨太太那边，看见很多新奇玩意儿也就不闹了。而且由于姨太太的热情敷衍，那天，张爱玲很高兴，吃了很多糖，交流颇为顺畅。

黄逸梵出洋之后，姨太太就直接搬进张家了。一时间，家里很热闹，常常有宴会，姨太太有很多名目的姐妹，而张爱玲就喜欢躲在帘子后面偷看她们。成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对十六七岁的姐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留着长刘海儿，穿着一色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在一起，像是生在一起似的。常人喜欢关注的东西，张爱玲通常都是“盲视”，而那些普通人不在意的地方，张爱玲反而会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她真是注定要成为“天才”的。◆张爱玲（中）与姑姑（左）、堂侄女妞儿（右）晚年的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提到这张合影，称“我至多三四岁，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不会在这里。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不过这位姨太太很不喜欢张子静，因为他长得像黄逸梵，所以她就顺势抬举起张爱玲。每天晚上，姨太太都会带着张爱玲去起士林舞厅跳舞。张爱玲喜欢坐在桌边，面前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很高，她一个人埋头吃，吃完后就在昏黄的烛光里打起盹来。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她才趴在用人的背上回家，张爱玲的夜猫子习性不知是不是从这时候养起来的。

有时候姨太太高兴起来，还替张爱玲做时髦的衣服，并逗着问她：“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妈妈？”这时，张爱玲倒也豪爽，想都没想就回答：“喜欢你。”顿时，姨太太眉开眼笑。长大后，张爱玲每想起这一处，就会隐隐地浮上犯罪感，好像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似的。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并不怎么好。当时姨太太有一个侄子，她经常教他识字，但动辄就打这个侄子，她侄子的一张脸经常被打得睁不开眼。最后，张廷重也未能幸免，姨太太把他也给打了，用一个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族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交涉，逼得姨太太离开。

那天，张爱玲坐在楼上的阳台，望着姨太太带着两车子银器物品离开张家，默默不语。或许这个小姑娘见识了太多的悲欢，在言语层面已没有更多感触了，然而会不会作为母题化入文章里，那就难说了。用人们倒是拍手称快，纷纷高呼：“这下好了！”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起来，由于种种劣迹，张廷重在天津已是声名狼藉，官差不保。原本张廷重也没多看重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那就是一个闲职，他都没上过几回班。对于那份不厚的薪水，张廷重更是看不入眼。但这份官差一则得来不易，二则好歹也是个头衔，一旦失去，张廷重自是颜面无存。事实上，这也是张廷重平生唯一的官差，以后他只有过一段短暂的银行工作经历，也属于带薪在家的形式。

痛定思痛，张廷重写信请求妻子回来，并承诺戒毒，答应不再娶妾。为了重新开始新生活，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又搬回了上海。

现世终究难以安稳

回到上海时，张爱玲已经八岁了。望着千种繁华的大上海，张爱玲莫名地兴奋起来，或许她本来就属于这里。

不久，黄逸梵回国了。在出洋的四年里，她学习了音乐、绘画以及戏剧等。可能这些并不是系统学习的，却扩大了她的眼界，增长了她的见识。而经历的漂泊之苦，对于初出家门的新女性来说，也只有她本人深刻体会了。接到丈夫的信，黄逸梵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台阶，或许是淡忘了之前的家庭争吵，又或许是放不下一对儿女，总之她回来了。

母亲回来那天，张爱玲吵着让女佣给她穿上小红袄，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看来对于这个见面，她还是很重视的。可是黄逸梵一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一下子使得张爱玲很郁闷。然而不久，母亲就为她添置了新衣，把她打扮得漂亮极了。这时，父亲确实也想改好，他到医院接受治疗，戒除毒瘾。

张爱玲一家人又搬到了宝隆花园的一所欧式洋房里去住，那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客厅里铺着玫瑰红的地毯，椅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椅套。母亲还吩咐人给张爱玲姐弟俩重新装饰了房间，姐姐房间的墙壁是橙红色的，成年后的张爱玲仍记得这一细节，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温暖而又亲近。或许这种感觉是童年的她最需要的。总之，她对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她希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从小就希望。但生活对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显然并不眷顾，这也许就是一种令人扼腕神伤的宿命。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欢愉起来，欢愉得有点不真实。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的伯母经常在一起谈笑，她们喜欢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张爱玲就在旁边看着，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这一段光阴是张爱玲童年时期最开心的日子。后来，弟弟张子静撰文回忆：“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每读至此，都让人不胜唏嘘，这个天使仅仅就要求这些。

这种快乐，张爱玲是要与人分享的。她兴冲冲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描述新房子、新生活，足足写了三页信纸，而且还配了图。之后，她没有收到回信。成年后，张爱玲推测，那应该是粗俗的夸耀让人生厌了。

姑姑张茂渊的钢琴弹得很动听，她每天都坚持练习钢琴。那种画面在张爱玲脑海中永远定格了：姑姑穿着泛着银光的大红毛衣，扎着漂亮花绒的衣袖，伸出纤细的手指弹奏着，琴上的玻璃瓶内插着花，旁边就是明净精致的窗子，妈妈则站在旁边伴唱。

妈妈很喜欢新小说，自己也订阅了《小说月刊》。那时《小说月刊》上正刊载老舍的《二马》，妈妈很喜欢，一边坐在抽水马桶上，一边阅读，常常笑出声来。看到这种景象，张爱玲也靠在门框边上傻笑。此后，张爱玲也很喜欢老舍的小说，显然与妈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接受诸多艺术熏陶的张爱玲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充满着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一朵花，听妈妈说花的历史，她竟然掉下泪来。妈妈见了，就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而哭哟！”一被夸奖，张爱玲高兴起来，眼泪也没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张爱玲与弟弟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合影。

然而现世终究难以安稳，这也是张爱玲所不能得的。

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父母的关系又变僵了。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不仅如此，父亲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他不愿意出全家的生活费，要妻子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为的是把妻子的钱逼光，到那时她想走也走不掉了。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

于是父母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来，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

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

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

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姑姑张茂渊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母亲同住了。虽然父母离婚没有征求过张爱玲的意见，但她倒是赞成的，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于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用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用人们都害怕起来，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下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

入学风波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吃吃喝喝，懒懒散散，也没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样打发着。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了，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种时候不多，更多是呵斥打骂。

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黄逸梵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重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张廷重坚决不肯，倒也不是心疼钱，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结果两个人又是大吵了一架。

一次，黄逸梵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她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黄氏小学，想来个木已成舟。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逸梵愣住了，她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可能觉得张这个名字太土气，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黄逸梵还是没想好，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以后再好好想想。她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很明显，黄逸梵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她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其实黄逸梵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每每想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最终都放弃了。

张爱玲入读黄氏小学时，已经十岁了，由于有一定的学业底子，她直接插班读了五年级。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应该说，在这所小学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

张爱玲是住宿生，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张子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姐姐去了学校，所以多数时候，张子静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1930年初春，黄逸梵在西湖的一株梅树下。

读小学期间，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聪明善良，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面对两个人的背叛，素贞伤心欲绝，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写完后，张爱玲很得意，还拿给母亲看。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而且还具体指出，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这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的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过一如后来一样，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

起先这篇小说是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后来在同学间传开了，大家争相阅读，以致字迹都渐渐变模糊了。可见这篇小说迅速赢得了“市场”，张爱玲也收获了第一批读者。因为小说中的花花公子叫殷海生，一个姓殷的同学不干了，他要求张爱玲把姓氏改一下。于是张爱玲就改成了王海生，后来又做改动，改来改去，纸都被擦破了。这个细节，张爱玲一直记得，而这种记忆是否带着甜蜜，抑或仅是谈笑之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女时期的张爱玲通过自己的文字收获了自信。

对于经历了种种风波才换来的入学机会，张爱玲还是比较珍惜的，各方面还算上进。放了寒假，她还仿照当时报刊的副刊形式，自己编起报纸，文字和插图都一个人完成。张廷重看见了也很高兴，有亲友过来，他一定要向他们展示一下。

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后来，张廷重重新为儿子张子静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张爱玲每次回家，都要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爱玲从父亲的书房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由于里面的妓女都是用苏州方言讲话，她就缠着朱先生解释。朱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起来，姐弟俩大笑不止。谁又能料到，许多年后，在美国的张爱玲居然翻译了这部小说。

早慧的女孩

有人说张爱玲是没有童年的，她一起步就是少女。话虽偏激，却也有洞见之处。从小，张爱玲就与同年龄层的孩子不一样，显示出了独具特点的早慧气质。“抓周”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习俗，要求小孩子过周岁时在一个盘子里抓起一样东西，根据这个来预测其将来的命运和志向。张爱玲也经历过这个东方仪式，她选择了什么呢？遗憾的是，在众多的备选物品中，张爱玲的小手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这令一家人都扫兴不已，以致后来张爱玲也笑称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钱，她毫不掩饰地表示，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或许这一切都源自抓周仪式上的那个命运女神的神秘微笑。

三岁时，张爱玲就能背诵唐诗了，引得亲友们称赞不已。七岁时，她就开始尝试写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就跑去问厨子怎么写。写着写着，张爱玲就没心思了，没有坚持下去。同时，她对历史题材发生了兴趣，于是写起了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白处写的，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张爱玲用毛笔写满了一张。一个亲戚见了，逗笑着说：“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自然是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小说也就无疾而终了。

在天津，有一年大年初一，保姆没有叫醒张爱玲迎接新年，放完鞭炮她才醒。那一次，张爱玲哭闹得很凶，后来她回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分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五个小萝卜头中间的孩子为张爱玲，其他四个孩子都是她的兄弟姐妹。

母亲在天津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因此经常和姑姑逛街、买衣服。她们喜欢在镜子前试穿衣服，虽然父亲对此很反感，但张爱玲喜欢。她在旁边仰着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也憧憬长大后能像母亲那么漂亮。那时，她就确立了“理想”：“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从小，张爱玲就是孩子王，她喜欢自己拿主意，作出决定。有一次张家请客，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也带了很多孩子。舅舅黄定柱家来了很多女孩，另一个亲戚家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很可爱。张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见此情景，楼下的男孩们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有好几个表姐都比张爱玲大很多，但张爱玲却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

姐弟俩在一起玩的时候，姐姐也总是负责指挥的。多年后，张爱玲还撰文回忆：“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写作，后来，看见姑姑弹钢琴，她就感叹了一句：“我要是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只是无心之语，一旁的母亲倒是有心之人。为了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母亲连忙送她去学钢琴。母亲对她说：“既然是一生一世之事，第一要知道怎么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的，没洗过手不能碰。”母亲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钢琴上面的灰尘，并带她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张爱玲与弟弟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玩耍。

真正让张爱玲下定决心去好好学钢琴，是来自一个很偶然的事件。那段时间，在写作、绘画、弹琴之间，张爱玲一直举棋不定要做好哪一个。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就开始为未来的职业打算了。有一次，她看了一部描写穷困潦倒的画家的影片后，大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教琴的是一位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经常夸奖张爱玲，激动起来，抱着她的头吻着。张爱玲总是客气地微笑着，没有任何回应动作，但总记着她吻的地方，然后隔了一会儿偷偷用手绢子去擦。每次到钢琴老师家，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而张爱玲很矜持，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十来岁的张爱玲就如此懂礼貌，并且显出大人似的客气，学会用理性节制感情，这一点确实异于常人。而这是不能用优点或者缺点进行简单划分的，应该是一种特点，连对父母的爱也不例外。

1932年，黄逸梵又要动身到法国去了。那时张爱玲还在学校里住读，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难舍惜别的表示，母亲倒也很安然。母女俩的对话很平静，没有什么伤感之色。张爱玲知道，母亲会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但是她就是无法也不愿表露自己的情感，这种寡淡或许真是遗传的。正值亟需母爱的年龄，以及纠结于家中复杂的情况，此时母亲却选择远走，一次本应生离死别的告别场面，就这样悄悄过去了。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张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漠然地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长久地呆站以后，渐渐地，她有了泪，在寒风中大声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第二章　我的天才梦

圣玛利亚女校生活

从1931年秋到1937年夏，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是一所声名显赫的贵族学校，其办学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上海滩培养名媛淑女。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但还是有诸多家庭源源不断地把女儿送到这儿来念书。原因很简单：女儿将来能从这里踏入上流社会，嫁入豪门，成为政界、商界要员的夫人。比起这一回报，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进入圣玛利亚女校读书，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种混合着欣喜与忧郁、绚丽与灰暗的独特经验。能够暂时远离冷漠、阴郁的家庭氛围，来到一片洋溢着西式风情的崭新天地，这对于一向对外部环境敏感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新鲜的刺激。

然而与她那些求学目的明确的同学们相比，张爱玲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这所学校当做成为某某太太的跳板，甚至对此深恶痛绝。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在她毕业时填写的调查栏里，“最恨”一项，她写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可以说，张爱玲是与这所学校的整体气质不合拍的。也正因为如此，她回忆起中学时代时，总是认为那是一段不愉快的时光。

撇开教育目的不谈，圣玛利亚女校的教育风格也显示出一种奇异的混合。这里的课程分为两大部分。英文、数理、西洋历史等课程全部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多为外国人，使学生接触到十分现代化的西方文明成果。然而，在中文的教学方面，这所学校所传授的却是最为保守、落伍的八股文，教师也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在这样一座拥有钢琴房、健身房、游泳池等现代设施的校园里，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们却要聆听一群身穿长袍马褂的夫子们，摇头晃脑地吟哦“说立志”、“论知耻”之类的八股文章。张爱玲在校期间曾写过两首打油诗，绝妙地描摹出这样两位先生的形象：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中学时的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对张爱玲来说，姑姑是比母亲还要亲近的人。这个出身贵族家庭、留过洋的女子，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这两首匿名的小诗发表在校刊上，当即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们争相传阅，被讽刺的先生气得直瞪眼，其中一位还直接告状告到了美国校长那里。校长给出三种解决办法：一、由刊物编者向该先生书面致歉；二、该刊物停办；三、张爱玲不准毕业。不过好在这位先生也担心事情闹大，有伤和气，便撤回“诉讼”，不了了之。张爱玲逃过一劫，然而从这个小插曲中，也能看出她对当时学校的这种教育风气的不满。

正是这种气质上的不合，让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常常感到落寞、不合群，也让正值花样年华的她表现出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郁郁寡欢、懒散消沉。在学校，张爱玲的“健忘”是出了名的。这既表现在生活细节上，也表现在课业上。比如学校规定不穿的鞋子必须放在宿舍的鞋柜里，不能随意乱放，否则就要把违反规定之人的鞋子放在走廊里“公示”。这种“待遇”，张爱玲是常常享有的，因为她总是忘记把鞋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常常忘记交作业，遇到老师催问，才猛然惊醒似的说一句“我忘了”。因为她的成绩优异，老师们大多不会对她大加责备，只得无可奈何地放过她。

在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子中间，张爱玲无疑是独特的，是被视为“异类”的。以致多年以后，她的同学们回忆起中学时候的她，还往往夸张地模仿她摊开双手、无辜地说：“啊，我忘了。”这个口头语，几乎成了张爱玲的一个标志，一个留在他人记忆中的被放大的印记，似乎这女孩身上充斥着一股懒散的，甚至病恹恹的气息。其实这除了天生的性格原因外，不能不说是张爱玲对于周围环境的一种无意识的、带有防范心理的反应。她感到自己难以融入周围的人群，那些花枝招展、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没有经历过像她这样凄凉、黯淡的童年，没有体会过父母的争吵、眼泪、出走，没有体会过寄人篱下的滋味。

在生活上，张爱玲感到自己是“滞后”的。那个弥漫着烟雾的家是滞后的，踉踉跄跄跟不上母亲决绝的步伐。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张爱玲，也感到自己在生活方面是滞后于自己那些毫无负担、欢笑着冲向前方的同学们的。这一点，从她对衣着的敏感上就能够看出来。

张爱玲对穿着有着天生的兴趣，爱美也是她从小表现出来的天性。梦想早早梳上爱司头、穿上高跟鞋、涂上鲜艳唇膏的她，在中学时代却始终是一只丑小鸭。缺少母爱的她，从未被人当做小公主来宠爱、打扮。她在宿舍被“公示”的鞋子，往往是破旧、寒酸的旧皮鞋。她所穿的衣服，也大多是亲戚们穿剩下的旧衣服。在她父亲再婚后，斤斤计较的继母曾送给张爱玲两箱旧衣服，还得意扬扬地声称这些衣服的料子都很好。可实际上，这些衣服不要说时髦，连整洁大方都算不上。张爱玲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穿上像浑身生了冻疮，可是由于没有别的衣服换，她只得一天天地穿着，甚至一直穿到春天。她无法猜测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唯一的解脱方式便是自己将自己遗忘——“我忘了”三个字是怎样的忧郁呵！或许唯有这种对自己的麻木，才能掩盖她内心深处的卑微之感。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让张爱玲感到深深的厌恶与羞耻。在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贵族小姐中间，她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落寞让她的心过早地铺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让她用懒散、健忘等迟暮的症候来掩盖内心的孤单。在女孩子最美丽的时光里，张爱玲始终袭着一身黯淡无光的衣裳。然而，她的光芒逐渐开始在另一个领域里熠熠闪耀。

才情早露

虽然张爱玲在中学时代有诸多的不愉快，可是她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也正是在这一时段开始展现出来，并赢得人们的惊叹的。而这首先要归功于一位慧眼的伯乐——圣玛利亚女校国文部教师汪宏声。

与其他满嘴之乎者也的守旧老先生不同，汪宏声到任后，对国文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再要求学生们写八股文，而是要求她们发散思维，用真实的思想、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命题和体裁的限制。

这种要求看似给了学生最大的写作自由，可刚开始时却愁坏了这些女孩子们。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写八股文，真要漫无边际地自由发挥，还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因此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中，优秀者寥寥。不过汪宏声还是注意到其中一篇名为《看云》的作品，署名为张爱玲。该文虽然有几个错别字，但瑕不掩瑜，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很容易就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汪宏声由此开始注意到张爱玲，虽然他当时还不能把名字与具体的人对上号。于是在发作业时，汪宏声特意点名表扬了这篇《看云》，并让作者前来领作业，这才认识了这位穿着并不时髦的少女。而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即使在受到汪先生极力赞扬时，也像不关自己的事一般。

在汪宏声的大力提倡下，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美文的气氛，摆脱了八股文的桎梏，文章体裁也渐渐丰富起来。不过，在所有写作者中，张爱玲依旧是引人注目的。

当时，圣玛利亚女校有一份名为《凤藻》的校刊，张爱玲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当时她年纪尚小，但这些文章却写得浑厚、沧桑，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也正是这种老练的笔法，让张爱玲的写作才华逐渐得以彰显。《不幸的她》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32年《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只有十二岁，还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小说描写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密友，长大之后，两个人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反差。其中一人为反抗母亲为她包办的婚姻而孤独地漂泊四方，另一人通过自由恋爱、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十年后，两人再次相见。短暂相聚后，那个不幸的女孩悄然离去，因为对方的快乐更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凄苦。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笔下流淌出的不是对未来梦幻般的美好憧憬，而是一个如此悲凉、哀伤的故事，不得不说这是父母婚姻的失败对张爱玲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幸的她》中也显露出对于女性独立、女性命运的最初思考，而这种思考将贯穿张爱玲的一生及其所有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的她》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对于了解张爱玲的全部写作及其一生，都是一把最好的钥匙。

除了小说外，张爱玲还在《凤藻》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如《迟暮》、《秋雨》等。这些文章更是写得老练沧桑，让人不敢相信是出于一个中学生之手。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张爱玲在学校中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这时，她的伯乐汪宏声也在学校办了一份新刊物，起名《国光》，办刊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国光》问世之初，汪宏声就希望张爱玲能协助自己担任编辑工作，但对万事似乎都漠不关心的张爱玲，自然也对当编辑没什么兴趣，婉言谢绝了，不过答应给《国光》投稿。当然，她所谓的投稿，往往也是被汪先生催稿，有时候催得急了，她还是来那句经典台词——“我忘啦”。◆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国光》的第四期上，张爱玲发表了一篇名为《某同学之甜梦》的漫画。

不过，张爱玲还是在《国光》上发表了几篇受到交口称赞的作品，甚至连老师们在课间休息时，也在教师休息室里讨论这些作品。这些作品里，小说《霸王别姬》是颇为独特的一篇。它写的是项羽与虞姬的故事，可又与千古流传的版本不甚相同。它不是为了感念项羽的悲壮、虞姬的忠贞，也不是为了歌颂这段爱情的伟大，而是从虞姬这个女性的内心出发，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在这篇小说里，虞姬开始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她不愿仅仅成为项羽的附属品，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宁可死。于是虞姬的自刎在张爱玲笔下有了新的含义——不是殉情，而是自我实现。

看到这篇观点新颖的小说，汪宏声的眼睛直发亮，他甚至把这篇小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提并论，对张爱玲大加赞赏。或许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班上的这个女孩虽然沉默寡言、举止懒散，但却有一支生花妙笔，未来在文学上的发展将不可限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眼光是极为准确的。

其实除了写作之外，张爱玲原本对音乐也是很有兴趣的。在她童年最美好的那段时光里，她聆听过母亲、姑姑欢快的琴声，那琴声是与家庭的和睦、喜悦联系在一起的，让缺乏家庭温暖的张爱玲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向往。她也曾希望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然而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后，她对钢琴却逐渐失去了兴趣。原来是教钢琴的先生太过严厉，如果张爱玲弹得不好，这位先生甚至会打她的手背，有时候会一把将她的手扫到琴盖上，疼痛万分，结果张爱玲对钢琴课甚至恐惧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写作渐渐成为张爱玲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圣玛利亚女校对于张爱玲来说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其优秀毕业生有机会到欧美著名大学去深造。作家林语堂就是从圣约翰青年学校毕业的，并被保送到美国去读书。其实中学时代的张爱玲一直把林语堂视为偶像和目标，她希望像他一样优秀，出国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她选择了写作这条路，从此义无反顾。

后母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

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原本冷清的家就显得更加冷冰冰了。再加上学校毕竟有各种新鲜的气息，因此张爱玲很少回家，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不过有时候，她会去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姑姑张茂渊家里做客。在姑姑家的时光大多是快乐的，然而有一天，姑姑却告诉张爱玲一个让她惶恐的消息——她的父亲要再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张爱玲的第一反应是如遭晴天霹雳。喜爱阅读的她看过太多有关恶毒后母的描述，对这个词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没想到自己也要有后母了。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会像童话和小说里写的那样凶狠吗？会像自己的生母一样美丽、独立吗？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自己和弟弟吗？对于这些问题，张爱玲毫无答案。她只能猜测、祈祷，甚至希望能阻止父亲再婚，把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后母的人推下阳台摔死。

当然这只是孩子天真的愿望，而现实往往不遂人愿。1934年，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嫁入张家。说起来，她与张廷重也算是门当户对。一方面，她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出身大户名门；另一方面，她与张廷重有着同样的爱好——抽鸦片。这样两个人组成的家庭，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可想而知。

对于张爱玲而言，如果说父母尚未离婚时，家庭的冰冷是由于父母无止境的争吵，那么在父亲再婚后，家庭的冰冷则是由于两个消沉、懒惰的瘾君子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感受。这两个拥有共同癖好的人经常一起躺在榻上抽鸦片，家里充斥着鸦片的烟雾，昏暗、阴沉，让人昏昏欲睡，没有一丝生命的活力。张爱玲是痛恨这种氛围的，正是这种氛围逼走了母亲，毁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得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原本应该欢乐无忧的童年。现在，有了“同谋”，父亲更加沉溺于鸦片无法自拔，张爱玲对家庭的失望又加深了一层。

父亲再婚后，全家人又搬回张爱玲出生的老房子里。但如今，她对这所房子已经没什么好感，因为这里有太多伤心的回忆。她更少回家了，与后母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冷冰冰的，偶尔见面打个招呼，也是纯粹礼貌性的。

孙用蕃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却没有多少大家闺秀的修养，对于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表现得就像小说中的后母一样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缺乏爱心。她很少给张爱玲做新衣服，而是常常把自己穿剩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让这个敏感的女孩在一群打扮时髦的女同学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张爱玲更在意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家人之间应有的关心与体贴，但是在后母身上，她发现这只是奢求。

有一次，全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大发脾气，还打了弟弟一记耳光。目睹此景，张爱玲心中一震，一股酸楚从心底升起，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她不敢大声哭，只得用饭碗挡在脸前，但还是被后母发现了。从弟弟被打到张爱玲流泪，这位后母不仅没有帮弟弟求情，也没有安慰爱玲，而是若无其事地一边继续吃饭，一边责怪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听到后母这样冷漠的话，张爱玲再也忍不住了。她扔下手中的碗筷，站起身来冲进浴室，从里面把门插上，对着镜子默默地流泪。她感到自己心中有莫大的屈辱和仇恨——对后母的仇恨，对这个家的仇恨。她咬着牙在心里发誓：“我要报仇！”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砰”的一声，转头看去，发现是一只皮球弹到了浴室的玻璃窗上。原来年幼的弟弟已经忘记了刚才挨打的事，又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浴室隔壁的阳台上玩耍起来了。弟弟对于耻辱的麻木，让张爱玲感到更加心寒且悲哀，她无法像弟弟一样迅速忘掉自己遭遇的一切。后母就如同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盘旋在张爱玲的心底，成为一块伤疤，一簇即将被点燃的火苗。◆张爱玲的父亲、姑姑与他们的异母兄

旧家庭的背叛者

家庭已经无法让张爱玲感到温暖，于是她想要离开这个家了。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在她面前，似乎即将展开一个新的天地，而她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不过，离开家，到哪里去呢？

这时，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恰好回国了。母亲的回归，为张爱玲展示了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黄逸梵也正有此意。留洋多年的她深知女儿要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就必须打开视野，多见世面，沐浴崭新的文明与文化，于是她托人约张廷重谈送女儿出国的事情。但张廷重总是避而不见，不愿与黄逸梵谈判。事情也因此总是僵持着，没有下文。

张爱玲则对出国留学充满了向往。一则，沉闷、不愉快的中学生涯终于结束了；二则，她亲眼看到从国外归来的母亲是那样气质出众、风采动人，尤其是那样自由、独立地生活着，这正是她最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她觉得只要能出国，她这只丑小鸭就能变成白天鹅，她要穿上最漂亮别致的衣服去周游世界，享受生命中迟来的美好与欢乐。知道母亲在为自己争取留学机会，她更加高兴了。

可是父亲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留学的事情久久被耽搁。日子在一天天的忐忑中过去，留学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张爱玲无比焦虑地等待着，日复一日。终于，她等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向父亲表明自己留学的决心。

在一个春日午后，面对躺在榻上抽鸦片的父亲和继母，张爱玲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想要出国留学的念头。这个场景，她事先已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次，但真的说出口的时候，还是紧张万分，心扑通扑通直跳。她一边说，一边偷偷看父亲的反应。糟糕，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显然是生气了。张爱玲咬咬牙，把自己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说完。紧接着，屋里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等待。而父亲终于爆发了。他一下子从烟榻上跳起来，把烟枪直接摔到地上，对着张爱玲破口大骂。一旁的继母不但不帮忙求情，还添油加醋地责怪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说是她指使张爱玲这么做的。这样一来，张廷重更生气了，因为他也觉得是黄逸梵给了张爱玲留学的念头。他不愿让张爱玲去留学，因为正是这“留学”二字，让妻子离开了他，现在女儿也想要离开他了，他不甘在这个问题上连输两次。

父亲的态度让张爱玲心灰意冷，她只好暂且不提留学的事。当时上海正处于战乱中，她请求到母亲那里住一段时间，张廷重同意了。在母亲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后，张爱玲又回到父亲家中。没想到，刚进家门，就遇到了继母。继母阴沉着脸问她：“你怎么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张爱玲说自己已经告诉父亲了。继母冷笑一声，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伸手就打了张爱玲一个耳光。

这个突如其来的耳光让张爱玲呆住了。她没想到继母竟这样找自己的茬，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她本能地伸出手想要还以颜色，却被闻声赶来的两位用人拉住了。继母估计也没想到张爱玲有还手的念头，她尖叫着冲上楼去找张廷重，嘴里还喊着：“她打我！她打我！”张廷重以为张爱玲真的打了继母，他原本就对张爱玲想要留学的事耿耿于怀，现在更是火上浇油。他从楼上冲下来，一把抓住弱小的张爱玲，嘴里叫嚷着：“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张廷重像失去理智一般对自己的女儿拳打脚踢，可怜的张爱玲被打了无数耳光，挨了无数脚踹，几乎神志不清了。◆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高三时的张爱玲已经流露出孤傲不凡的气质。

过了许久，这阵暴风雨才算过去。张爱玲慢慢清醒过来，她看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明白这个家对她而言已经彻底陌生了。她慢慢凝聚起一个念头，到巡捕房去报案，再也不管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教条。她拖着受伤的身体，慢慢走到大门口，没想到看门人却把她拦下，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张爱玲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她拼了命地大吼大叫，试图引起门外巡警的注意，可是无济于事。她只得回到房子里，父亲知道她想去报警，拿起一只大花瓶就朝她砸去，幸好砸偏了，碎了一地。他甚至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张爱玲在房间里整日整夜地哭，她几乎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这样完结了，世界上没有人关心她、在乎她。仅仅几个星期，张爱玲的心苍老了许多。她不愿就这样死在这间房子里，她的脑海中涌现出许多逃跑的计划，此前看过的《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小说中有关逃生的情节全都浮现出来。不过小说毕竟与现实不同，这些方案都被张爱玲无奈地一一否决了。

正在犯愁的时候，张爱玲偏偏又得了疟疾，病入膏肓。父亲对她还是不管不问。张爱玲悲哀地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死了。将张爱玲从小带大的用人何干看到她的惨状，实在于心不忍，又害怕她万一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不好交代，于是偷偷把她的病情告诉了张廷重。张廷重也怕这个女儿真的死了，自己也难脱干系，因此趁孙用蕃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给张爱玲注射抗生素。过了一段时间，张爱玲才终于渐渐好转。

大难不死的张爱玲并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反而让她更坚定了决心。她仔细研究了看门的两个用人换班的时间。在一个冬日的夜里，她首先用望远镜看清楚当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于是轻轻走出房门，挨着墙慢慢摸索到大门口，拔出门闩，闪身出去，没有弄出一点声音。

重获自由的张爱玲起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在深夜的街头急急地走着，大地看起来是那样的亲切。之后不久，张爱玲把自己被软禁的经历写成文章，投给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之所以投给这份报纸，是因为张廷重一直订阅该报，张爱玲故意要用这种方式复仇。报社的编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还给文章起了个引人注目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这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女孩的生活！）张廷重看到此文时，不知会是何种感想。

母亲的家亦不再温暖

从父亲家中出逃的张爱玲，来到母亲黄逸梵家里避难。其实在她出逃之前，带她的用人何干就看出了她的心思，并曾劝阻她说：“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但张爱玲当时决心已定，非走不可。而她走后，果然再也回不去了。她的继母把她的东西都分给了别人，连何干都被当做同犯赶回了皖北老家。张爱玲自由了，同时也一无所有了，她只能去投靠母亲。

从小时候起，张爱玲与母亲之间就似乎一直隔着一段距离。即使当她们处于同一屋檐下时，母亲对于她也是遥远的、疏离的。后来母亲出了国，她更是只能在记忆中拼贴母亲的模样。虽然张爱玲是尊敬、爱慕甚至羡慕自己这位敢爱敢恨的母亲的，但她却始终无法与母亲产生普通母女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

而这时，张爱玲与母亲突然要生活在一起了。她最初是兴奋的，这兴奋一方面是由于逃离了父亲与继母，重获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对与母亲在一起的向往。然而，在母亲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张爱玲却不安地发现，母亲的家也渐渐变得不那么亲切了。

首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张爱玲初到母亲家时，母亲就提醒过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当时张爱玲正被自由的激情所鼓舞着，所以仍不假思索地表示不后悔。然而在现实到残酷的日子里，张爱玲逐渐感到钱在渐渐销蚀着母亲对自己的爱。

母亲原本并无多少积蓄，对于张爱玲的索求，也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这让张爱玲感到十分尴尬。孩子向母亲要零花钱，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换作别的女孩子，恐怕要起钱来理直气壮，得不到也会耍耍赖、撒撒娇，缠磨着母亲不放。可张爱玲不同，她从小就与母亲之间有距离感，再加上对于母亲收留自己已是十分感激，因此不敢再有许多要求。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这样写道：“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这些琐屑的小事，让敏感的张爱玲感到是一种隐形的折磨。这种折磨虽然不像父亲那样以狂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平静的、隐秘的、滴水穿石般的折磨，让张爱玲更为窘迫。她慢慢地感到，“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黄逸梵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虽然出身豪门，缠过脚，但却是一个完全新派的女性。

在母亲的亲戚家里，张爱玲也常常感到贫穷给自己带来的困扰。有一次，她到舅舅家吃饭，舅妈看张爱玲总是穿几件破旧的衣服，就主动说要把自己女儿穿剩的衣服送给她穿。舅妈或许只是好意，没有别的意思，但张爱玲听到这话，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赶紧低下头假装吃饭。她觉得自己在亲戚眼中已经成了被怜悯、被接济的对象，这让敏感、清高的她情何以堪！

与母亲的隔阂并不仅仅是因为钱。母亲一心想要把张爱玲培养成一名德、才、交际能力俱佳的西式淑女，当初把她送到圣玛利亚女校读书，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在与少女时代的张爱玲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却失望地发现，张爱玲距离西式淑女的标准相差太远了。虽然张爱玲的德与才都没有问题，但她对日常的生活常识、待人接物却表现出惊人的愚笨。后来在香港读书期间，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用自嘲的口吻回忆了自己让母亲失望的愚笨：她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害怕上理发店，害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她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还不知道电铃在哪儿；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连着三个月，可还是不认识那条路。用她自己的话说，“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

也正是这些在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让张爱玲的母亲觉得恼火。她也曾试图手把手地教张爱玲这些事情，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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