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春花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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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企业管理思想研究(珍藏版)试读：
前言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企业经营实践中，中国涌现了一批知名企业，许多企业保持了长期的增长并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行业领先的企业。它们的高成长、经营哲学和组织文化、组织管理制度、运营模式、技术能力（标准）等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发展。这些领先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思想、技术和方法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而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土壤中，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更是具有草根经营和草根管理的本土特征。
领先企业持续成功的管理实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本土管理智慧”的研究兴趣，这正如德鲁克所预言的，“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由此而行，中国管理研究正在从向西方学习模仿、引入学科方法的“照着讲”阶段，进入关注本土情境、融入全球管理、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的“接着讲”阶段。在“接着讲”的本土管理研究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评价和反思中国管理学界的管理研究，探讨中国管理（学）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研究取向、研究水平和学科建制等研究选题、方法和结果的评价问题。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作为中国本土管理科学和本土管理研究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它必然应当从理论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三个方面接受本土管理研究从选题、方法、程序到结果方面的评判。
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探索和评价的思潮中，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尤其是领先企业的实践越来越受到关注。以海尔、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领先企业被许多企业视为追赶的对象、模仿的典型，成为企业建立民族信心的力量和中国本土管理成功的标杆。这些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并在与西方前辈企业竞争中成长壮大的公司，为研究者深植于中国管理现实，观察和理解管理实践提供了成功实践的范例样本。我们（课题组）长期跟踪国内领先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并在《领先之道》中通过“纵贯”案例研究揭示了领先企业采用“中国理念、西方标准”的“以道示法”的本土管理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领先企业本土管理思想导入的逻辑”，探索性地提炼“和、变、用”三个本土管理元素，其中“和”的管理元素包含聚和、联和、利和三个维度，“变”的管理元素包含自变、势变、量变三个维度，“用”的管理元素包含实用、适用、管用三个维度。通过借鉴波特价值链思想，探索性地提出领先企业“和、变、用”管理价值链模型。
中国本土管理元素依循价值链结构来推动企业领先成长，必定能够使“和、变、用”管理思想成为有迹可循、价值关联、链式驱动的企业竞争领先的正能量。我们选取了华为、阿里巴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TCL四家领先企业来验证其经营管理实践中蕴含的“和、变、用”管理思想，分析本土管理元素价值链逻辑，总结领先企业管理实践的价值贡献：华为的自组织管理实践，验证了“灰度平衡之‘和’、驱动开放经营之‘变’、协同管理之‘用’”三者的阴阳价值链逻辑；阿里巴巴的案例则充分印证了“价值观之‘和’”如何引领企业顺势而为、拥抱变化的组织行动，践行“帮助顾客创造价值”的实用主义，从而成就阿里巴巴电商“神话”的“精神与物质”互动的价值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战略核变，展现了以“战略经营机制之‘变’为中心，报业精神文化之‘用’为推手，产业、资源与使命聚‘和’为境界”的核变价值链结构；TCL集团的国际化成长则揭示了利益共享之“和”稳固企业体制的根基，塑造鹰文化逆难而变的企业躯干，成就TCL国际经营的涅槃重生和逆境飞跃的神奇。
本土领先企业实践研究成果来自这些领先企业长期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累积，经由管理研究的归纳、抽象和提炼形成本土文化特征的管理理念和实务知识，对于无数后发公司或者处于艰苦跋涉阶段的公司，具有迁移示范性和实践学习效应。然而，要做好领先企业的管理知识的移植迁移，必须掌握知识迁移和转化的规则与影响知识迁移转化的关键因素。就“和、变、用”管理思想的移植而言，更应当明了落地实施的应用方法论：“和”的管理元素在客户价值链节点和组织结构节点就有不同区分；“变”的管理元素在研发及产品设计价值链节点和生产运营价值链节点的聚焦点不一；“用”的管理元素是对目标与过程的效用链接。在管理知识的具体移植方略上可从价值理念移植、制度结构嵌入和激励环境营造三个方面来开展移植转化的工作。
通过对领先企业本土思想的理论探索和案例企业的提炼分析，本研究初步验证了领先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中蕴含的“和、变、用”管理思想（元素），它们内嵌于领先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深层文化构型。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体现在：①提出了中国管理实践研究评价的三维论和中国领先企业研究开展的科学方法论，为实践领域的本土管理指明了价值贡献的方向；②依据前期领先企业研究成果和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中国领先企业经营管理的三个本土管理元素，即“和、变、用”，并揭示了三个元素的管理含义及其维度；③探索性地构建了“和、变、用”管理思想嵌入企业经营管理的价值链模型，并以华为、阿里巴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TCL集团的经营管理实践为例验证并提炼了“和、变、用”管理思想在优秀企业中的情境应用；④提出“和、变、用”管理思想（元素）向其他企业进行移植的迁移应用方法论和移植方法对策。
关键词：领先企业，“和、变、用”，管理元素，管理思想，管理实践第1章中国本土管理思想研究的兴起和现状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2位，在中国经济崛起创造奇迹的进程中，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相发展和壮大无疑是奇迹创造的主力军。它们在向跨国公司学习制造技艺、管理方法、制造流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展现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对本土市场渠道、顾客价值、产品结构、竞争谋略的独到理解和运用，并涌现了一批后发崛起、竞争领先的本土企业。中国本土企业的创业、崛起和竞争力的形成，对于世界而言，属于微观经济领域的“中国现象”，它们的经营管理实践，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备组织管理研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情境（Tsui等，2004），为深入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现实资源。另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及管理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的30年间，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及模仿西方管理理论的初级阶段。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今后20年如何走，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管理研究的问题应当来自具体的管理情境，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才有可能构建具有不同程度普适性的、科学性的管理理论。中国学者应以中国本土的商业环境为背景，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本土管理研究。管理实践先行
我们有机会研究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是源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实践的腾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实现由封闭管制向开放开发，再向创业创新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人才、土地、劳力、技术、市场等各种动力要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能量。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历了长达30年的超过10%的GDP发展速度，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0.26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267万亿美元，由当年的世界排名第15位跃居到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21世纪初期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
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吸引了世界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的热情，推动了社会创业和企业改革的热潮，中国进入了“企业家和企业推动经济与变化的时代”（陈春花，2009）。在这股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洪流中，中国本土企业注定从一开始就必须面临在向外资企业“拜师学艺”并与“师傅”直面竞争中的生存、发展与壮大问题，而外资企业强大的技术、资本与管理优势，是绝大多数本土企业所不具备的。例如，当海尔从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起步时，西门子、东芝、松下等外资品牌在中国的经营和市场拓展已风生水起；当华为公司还处于交换机代理和技术积累阶段时，通信巨头爱立信在中国已有8家合资企业、13家办事处，拥有2600名员工，年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
就是在这种技术落后、管理滞后和市场夹缝的情况下，中国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充分显示了创业和经营的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能力、灵活运作谋略和成本控制能力，在向跨国公司学习制造技艺、管理方法、制造流程的过程中，他们创造性地展现了中国企业对本土市场渠道、顾客价值、产品结构、竞争谋略的独到理解和运用。在与“洋师傅”的同场竞技中，在部分行业或产业，例如白电、钢材、通信、玩具、电商等，本土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性品牌，即使在许多仍然为国外企业和品牌占有明显优势的行业，本土企业也已开始展现强劲的竞争实力，如计算机制造行业的联想、手机行业的华为和中兴、汽车行业的长城与吉利、IT行业的腾讯、快递行业的顺丰，等等。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投资发展，展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国际化。自1989年中国银行作为中国首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后，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见图1-1），2011年上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位。2013年最新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达到95家（内地企业89家），占19%，中国此次上榜企业的总收入达到5.2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企业总收入的17%。可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登上了世界舞台，并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图1-1 2004~2013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内地和美国上榜企业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网.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公司逼近100家.http://www.cnstock.com/v_news/sns_yw/201307/2647560.htm.
针对中国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后发崛起”以及逐鹿全球市场的态势，有不少声音认为，成本控制、技术和产品模仿、价格优势以及渠道能力是促成中国企业追赶甚至超越知名跨国企业的主要原因，而少有论者关注到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对打造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事实上，许多本土企业尤其是占据行业领先优势的企业，它们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不仅重视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也十分重视提炼合乎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哲学和管理方法，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实战性管理思想或管理体系，例如华为基本法与高绩效管理、联想的管理三要素、海尔的OEC和人单合一、中国建材集团的央企市营、娃哈哈集团的家文化、邯郸钢铁的模拟市场成本控制法，等等。
如果说在20世纪初，支撑美国工业化成功的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标准化及流水线生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企业得益于丰田的看板管理和精益生产模式，那么，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担此大任的经营管理因素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从福特汽车、GE公司、苹果公司、戴尔公司、宝洁公司找到美国成功企业的管理典范，如果我们能够从丰田制造、松下公司、索尼公司、三井物产、东芝电子发现日本成功企业的经营秘诀，那么，我们能否找到支撑中国本土企业后发崛起、持续成功的“管理之道”？
虽然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比例和排名不断刷新，但我们可以发现，在与世界一流企业的进一步比较中，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在企业规模实力方面，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还远远落后世界同行领先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企业500强的发展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在人均营业收入方面，2011中国企业500强为102.15[1]万亿元，仅占到世界企业500强的45.6%（何宗渝等，2011）。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当，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命周期仅3.7年，而欧洲和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5年、美国企业8.2年、德国500家[2]优秀中小企业有1/4都存活了100年以上（邢利宇，2010）。过去20年，中国工厂工人的平均生产率已提高了10倍，但仍不及美国同项[3]指标的1/3。为了让更多企业在“质”和“量”上成为世界领先的标杆企业，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总结中国优秀企业的成功管理思想，发现适合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土管理基因，不仅具有了实践可能性，而且正逢其时。
[1] 何宗渝，侯大伟.从2011中国企业500强看中国大企业10年之变[EB/OL].新华网，2011-09-03.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03/c_121962873.htm.
[2] 邢利宇.中小企业平均寿命3.7年家族企业多“富不过三代”[EB/OL].新华网，2010-12-17.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2/17/c_12889731.htm.
[3] 美5年内超中国成制造业老大？[EB/OL].搜狐资讯，2011-05-07.http://roll.sohu.com/20110507/n306942954.shtml.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中国的管理思想尤其是治国理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源流深厚，并历来受到执政者重视，但管理思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知识在以前从未独立存在，直到20世纪早期才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传入中国。根据有关文献，中国最早的本科层次的管理学教育开始于1929年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的建立。1949年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和管理理论基本照搬苏联的管理和管理学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方略。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量引进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现代管理学知识，在管理学理论知识全面“向西转向”上非常典型的做法就是引介西方经典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介绍了科学管理、职能管理、科层管理、社会人管理、权变管理、组织设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共37本管理学著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和应用向西方“照着学”“照着做”的步子更大、步伐更快。早在1990年中国就参照美国商学教育模式，在9所大学引入了MBA教育，1997年参照西方管理学科体系框架，将管理学科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其下设14个学科专业，并于1999年在中国大学中首次颁发管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中国又推出了EMBA教学体系（陈佳贵，2009）。以此为主导，逐步构建了商学院的专业学位体系，使中国商学院在办学架构上完全与国际接轨，这种接轨从语言架构、评估体系到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上均有体现（余明阳，201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管理学热潮，不仅在管理实践领域、管理学教育和管理学学科设置方面几乎全面实行“拿来主义”，照搬西方管理学，而且在管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也几近“照着学”和“照着用”。一方面是更大范围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管理研究著作、论文和实践案例，不断地模仿或复验国外管理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从研究方法来看，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管理学界广泛接触、模仿和使用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实证研究法，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国内学术界近10年基于实证研究法的研究成果层叠垒硕。从研究内容来看，在公司层次的问题中，研究者引用的概念来自制度论、代理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战略选择、环境决定论、文化距离以及竞争与合作动力学；在个体水平的研究中，角色理论、公平理论和文化多样性等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国内的管理研究也在不断追踪国外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南京大学的贾良定教授的研究团队选取国内有关组织管理研究的10本影响因子最高的重要学术期刊，识别出1981~2010年30年间所发表的关于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四个领域的5647篇论文，对中国内地组织管理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前10位受到关注的主题包括创业与创新、企业战略、竞争优势与绩效、知识管理、企业资源与能力、公司治理及控制、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体制改革、国际化经营和关系/社会网络。国内研究者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管理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耕耘产生了一大批成果，有研究者对1998~2006年CSSCI期刊数据进行统计，发现管理学论文数量共有54101篇，排在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的第3位，被引次数达47600，排在第5位（马晓军，2009）。
回首中国管理研究走过的路，单从研究成果发表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基于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日益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已经为自身学术研究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而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对话也显示了其所获得的学术认同。这种努力是无可厚非的，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管理学者们也在做出同样的努力，因为国家经济地位和企业实力的日益增强需要管理学术研究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话语权（Rodrigues等，2012）。
尽管从表象来看，中国管理研究空前繁荣，目前对全球管理研究最新动向的跟踪几乎达到同步的程度，国内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发文量不断增多，在管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客观地说，我们的管理学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新兴的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相当杂乱（谭劲松，2006）。这种杂乱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学术研究导向不够多元，呈现同质化趋势（Tsui，2009），绝大多数研究都在验证西方理论，“临摹”型文章犹如雨后春笋，在凝练科学问题、贡献有价值的学术知识、增强管理知识实践指导价值等方面，国内的研究总体乏善可陈。
第二，管理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几乎停留于学术圈内的交流，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性以及管理研究向中国企业实践转化的可能性基本处于一种脱节断裂状态，正如郭重庆院士所言，中国管理学界“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郭重庆，2008）。
第三，管理研究主体的“价值迷失”，研究成果成为（机构评判）研究人员职位升迁、职称晋升、科研业绩、声誉地位、科研奖励、学术排名等方面的最主要或最重要的标尺，在这种价值观的误导下，有些对成果产生的速度和数量的追求已经背离了求真求实的学术理想甚至丧失学术操守（高婧等，2010）。
第四，从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及其对世界管理科学的贡献来看，国内管理研究当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管理研究的“中国化”和中国本土管理的“国际化”。长期以来，我们的管理研究的主流是在追随西方的步伐，关注西方管理学界关注的话题，置身于西方式的管理学话语圈，而相反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国内企业成熟的“中国式”管理经验、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等，似乎保持一种“漠然”和“忽视”的态度。正如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安迪·范德万（Van De Ven，2012）所指出的，中国的许多管理研究所阐述的理论，都未能充分地分析现实问题及其相应的本土情境。因此，即使采用了合理有效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也许并不能为管理学科的发展贡献知识，而仅仅是“很好地解决了不恰当的问题”。这样的成果无论是对中国的政府还是对企业管理实践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谢佩洪等，2012），实践价值的缺失也正是实践人士对管理学术研究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的前20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以学习、借鉴、模仿为特征的初级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谢佩洪等，2012）。现在面临的是今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诚如郭重庆（2008）所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应该借鉴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思路：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也应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进而转到“本土讲”。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曾经多次受外来文化的传播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溶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不只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有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价值传统、习惯、信念以及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管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的表象，必须本土化。正如德鲁克先生谆谆告诫中国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走上了经济开放、企业兴起的振兴之路，许多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运用，涌现了一批知名的企业，并积累了大量的管理知识和案例，为中国管理研究从“照着讲”向“接着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攻坚克难、企业发展腾笼换鸟、民族振兴雄狮崛起的时代，中国管理学界的重要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是如何“接着讲中国”，研究中国情境嵌入和中国情境依赖的管理科学，为世界管理科学谱写重要篇章，为企业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思想。研究的兴起与展开
从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早期其实是依附于西方管理理论之下逐渐成形的，具有强烈的学术主体倾向。随后不久，管理研究就显示了它的实用取向，逐步成为指导中国企业发展的工具。虽然管理的科学方法以及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方法作为科学方法具有一般性，但是，在管理实践中，由于情境的差异，管理方式、管理类型等会因各个国家文化类型基础上的认知结构、价值偏好及行为方式等不同而迥异（王利平，2012）。管理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之一，不能只是依附于西方理论，毕竟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必须审慎考察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同时，事实也证明从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与其他许多学科类同，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阶段，而目前正是利用本土化研究探索和总结中国本土管理经验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学者就率先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所谓的“本土化运动”式的反思和前瞻性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90年代中后期，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管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并以新的视角研究管理学科。直至21世纪初期，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内地学者开始意识到开展本土化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由此发出呼吁、展开讨论。而在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亦发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有其独特之处，发迹于欧美的西方管理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这些发现使得身处其境的管理学者们开始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与探索。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2位，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备组织管理研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情境（Tsui等，2004）。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成为现阶段的必然，而这种工作将有利于丰富和创新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管理情境及其研究。而近年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涉及中国情境的论文数量及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正统的研究领域，对于填补世界管理知识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张玉利等，2012）。LI、TSUI及贾良定等学者分别对过去30年间在国际顶级期刊中发表的研究中国管理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梳理。例如，贾良定所带领的团队对1981~2010年这30年，在国外7种组织管理类顶级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这7种期刊包括：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统计结果显示，1981~1990年为6篇，1991~2000年为55篇，2001~2010年达到209篇（见表1-1）。而在国内，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对国内组织管理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0种期刊进行统计（这10种期刊包括《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管理评论》），结果显示，1981~1990年年均32.8篇，1991~2000年年均113.8篇，2001~2010年达到年均418.1篇（尤树洋，2011）。表1-1 1981~2010年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论文总数
资料来源：L.D.Jia，S.Y.You，&Y.Z.Du.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A Three-Decade Review.
尤树洋，贾良定，蔡亚华.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30年：论文作者、风格与主题的分布及其演变.
致力于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管理方式，尝试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采取本土视角来理解中国独特的本土现象，一方面能够为中国管理实践提供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世界管理知识宝库添砖加瓦。我们可喜地看到，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已逐渐引起重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这些成长与繁荣的背后，中国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依然任重道远，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与理论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要想建立属于中国的管理理论需要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长期的、共同的努力。研究的缘起
中国管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进中国学者的专业视野，并全面进入中国的科研及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是近二三十年间的事情，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历史则更短。不容否认，在这期间，无论是对中国管理学教育或是管理研究，西方管理理论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水土不服”的现象证实，西方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管理实践过程中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备普遍适用性（徐淑英等，2005）。中国数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企业实践者们发现，他们所遇到的发展问题不同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所诠释的，完全依赖于西方管理理论已经无法适应中国企业的变化，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陈春花，2010；李垣等，2008）。因此，单纯依赖学习获得进步已经不足以支撑发展的需要，拥有了一定发展基础的中国企业，需要解决自我发展的模式问题。管理实践者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已经使中国管理学者意识到，管理研究的问题应当来自于具体的管理情境，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才有可能构建具有不同程度普适性的、科学性的管理理论（贾旭东，2010）。中国学者应以中国本土的商业环境为背景，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本土管理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突出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的管理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管理学者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徐淑英，2009）。这一比喻清晰地概括了中国管理学研究未来发展之可能，就是一定要做出中国的管理研究。中国管理研究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陈春花，2010），而“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则是建立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最终目的。部分华裔管理学者凭借对西方管理学术科研体系更为深入地体察，从研究情境化、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出发，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进行了思考，并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见解与帮助（Cheng等，2009；John，2009）。例如，2009年，由徐淑英等创办的《组织管理研究》期刊，在第5卷第1期刊发了一组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和中国式管理理论的专题，她呼吁学术共同体以及学术制度安排的改变，以促进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Tsui，2009）。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内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出发进行探讨，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郭重庆指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同时，他还明确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郭重庆，2008）。韩巍则对本土化学科构建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如何认识中国管理情境、发展新理论的必要性、学术探索中的“实然与应然”以及组织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刘人怀总结道：为借助独特基因来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科学，学术界运用了文化核心植入式与文化情境嵌入式两种策略。前者忽视了其与当前管理实践之间的不匹配，而后者则忽视了文化的内生角色（刘人怀等，2013）。诸如此类的研究都推动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良好发展。
此外，国内各大期刊也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管理世界》组织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论坛旨在将“本土化”问题付诸企业实践，并希望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其刊出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论文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毛基业等，2008）。而《管理学报》在创刊不久便发起了“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学术讨论，开辟的“中国管理论坛”“中国管理理论介绍”“中国管理学派园地”“管理学在中国”等栏目更集中展示了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成果（张金隆等，2012），陆续介绍了包括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学、和合管理及道本管理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罗纪宁，2005；韩巍，2005）。同时，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快速成长的诸多本土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已经为深入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现实资源，那么，探索和总结这些经验背后的规律，建立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则应成为中国管理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初具成果。中国管理学者或从传统文化出发，或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涌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推动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这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成果一方面尝试发现中国管理理论并解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现有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将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推向世界，让更多西方管理学者了解并逐步接受和认同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何谓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管理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即具有情境依赖性，其研究范式、可复制性以及结果的普适性、预测性等各方面与自然科学均存在较大差别。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任何研究都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因此，任何研究都是本土化研究，且得到的都是应用范围有限的地方性知识（郭毅，2010）。甚至至今依然有学者质疑，中国本土管理学是否真正存在。例如，Whetten就认为，除非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均不能解释本土现象的独特性和新颖性，否则便不存在中国本土管理学。对于此，郭毅等人提出了反驳，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建立本土管理学，而不论西方管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所有的本土现象（郭毅，2010）。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只是对西方管理进行了多年的模仿，因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的管理之道。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自己，当然需要模仿。但是，当单纯的技术模仿走到尽头，中国企业要依靠什么才能保持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的管理难道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部分吗？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全模仿有价值吗？尽管各种西方管理理论广泛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但中国企业还是遵循着属于自己的管理方式，尤其那些行业先锋企业更是如此。中国企业家从来不乏创新精神，中国企业对资源、机会和变化的把握也往往有其独特之处，即便是那些需要企业精心策划的战略安排和精耕细作的管理活动，中国企业依然有其独创的应用。因此，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本土化研究，不仅有其合法性，也有其现实的根源、价值与意义。
本土化的英文表达为indigenization，源自于indigenous，其释义为“在某种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或者发生的”，即“土生的，天生的”（高婧等，2010）。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各类现象的涌现，有必要对中国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进行理论探索。本土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在中国独特本土情境中企业管理实践所遇到的管理现象和问题。然而，对于何谓“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而清晰的定义。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就本土研究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土的研究对象和富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即本土研究。其中，本土化的特征是指，在这些研究中，情境因素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都已经明显地成为理论建构的因素之一（Tsui，2004）。第二种观点则赋予了本土研究更为广泛的意义，认为“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这一定义强调了“本土视角”的重要性，认为“本土视角”是本土研究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本土管理研究的两个主要特点，即基于本土概念的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以及将某个独特本土管理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作为研究对象（李平，2010；李平，2012；梁觉等，2010）。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第三种观点则是在本土方法论的界定基础上，结合管理学研究的特性，将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定义为“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问题的确立、理论的架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及工具的选择所形成的研究体系，能够充分、全面而准确地发掘、描述、解释、分析及解决在中国这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所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高婧等，2010）
因此，综合上述各类观点，我们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概念或者从中国本土视角出发，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某个独特的管理现象或者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为研究对象，且采用的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和工具能够真实反映在中国特定文化情境中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的一套独立的管理研究体系。
中国30年高速的发展浪潮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领先企业，也有一大批企业停滞甚至倒闭，这就需要寻找出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发展道路，并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定会创造出新的属于中国的管理理论，进而丰富和发展世界管理理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一方面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确立中国管理理论学科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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