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春松,张晓芒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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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常识(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微型百科)试读：
序言
从起源的时间看，中华文明并不是最久远的。然与其他主要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却更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这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分析其原因，除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之外，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更为重要的依据。
从价值观的层面，中华文明主张仁爱，既肯定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也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为人类所追求的境界；在政治理念上，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都特别重视民众的利益。儒家坚持民为贵，道家主张以百姓心为心，虽然对秩序建构的理解有所不同，但终极价值却都是将百姓视为政治的目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提倡诚信和互助、尊长爱幼，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事的哲学；在社会秩序的原理中，主张公道和正义，并以此来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因为将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追求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因为将他人看作是“同胞”所以天下一家，平等友爱，并设计了平等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些价值虽因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我们祖祖辈辈坚守的信念。这些价值也是建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倾向于从整体和局部的统一、客观和主观的结合等方式来看待事物，肯定现世的生活秩序，在信仰生活中充满了美德和伦理的光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的一些特点，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军事和经济上一度失败的影响，导致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全盘西化和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而白话文的普及和现代的教育体制也导致人们不再集中心力阅读儒家的经典和其他的传世作品，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人对于文化传统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因此，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国学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阅读传统经典提升文化品位，并依此修身养性。但是，国学的熏染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掌握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做到这些的第一步。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样一部以“常识“为名的中国文化简明读本。
本书从思想、制度、习俗、礼仪、文学、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所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内容，并以比较轻松和活泼的文字加以介绍，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特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已故的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在生前就十分关心，后来又得到了楼宇烈先生、方克立先生和沙莲香教授的指导，保证了这部常识不会因为其通俗性而失去其准确性。本书由我和南开大学的张晓芒教授共同主编，因为术业有专政，邀请了其他院校的许多教师共同撰写，我想大家都是本着让中华文化浸润每一个读者的内心世界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尽心尽力，以求满足读者的需要。干春松于北京海淀万柳2016年9月一、中国 世界“中国”名称的由来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我国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华夏族人居于黄河流域，称其四境各民族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黄河流域居中，故自称“中国”，此名所指的是地域。
中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名称及其近代溯源》中，对于秦汉统一之前的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进行了考察，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有178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五类：龙形玉佩
其一，表示京师的意思有9处。
其二，表示国境之内的意思有17处。
其三，表示领土概念的意思有145处。
其四，表示中等国家的意思有6处。
其五，表示中央之国的意思有1处。
王尔敏认为，鉴于先秦并无政治统一的事实，所以最早的“中国”一词实际显示了当时中华族类全体的民族与文化统一的观念。“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近代学者柳诒徵认为：“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后世遂沿用之。虽亦有专指京师，或专指畿甸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中国文化史》）这种解释虽有很多比附的地方，但从文化观念上看，也很有启发。《周易》里有29处谈到“中”：“正中”、“中正”、“中道”、“中不自乱”等。可见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等观念，素为中国古代圣人所推崇。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北宋理学家二程也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总之，不偏不倚叫作“中”，不改变常规叫作“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要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中国这个“中”字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5种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其实，这体现了古代汉民族对自己文化优越的感受，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故有“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又由于“中”者正也，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只有“允执阙中”（《尚书·大禹谟》），才可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也”（《荀子·大略》），才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
但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分别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朝的正式国名为“大清国”。不过清初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已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而我国的一些与之交往的士大夫也以“中国”来自称。“中国”之名最先出现在外交文献上，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当时我国以战败国的身份签约，怀着一种传统心态，以“中央，中心，天下之中的国家”的字面含义着眼。“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从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赵海燕 干春松）中国的别称“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国”之名出现很早，最初主要是指大地的中央。中国除了地理上的意义之外，还是文化发达的意义，这就是说，在古代，当我们谈论夷夏的时候，所指的是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我们以夏来指文明的发达，而以夷来指文明的落后，但随着文明的发展，那些原先属于夷的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即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所以也有人将中国称为“文明国家”而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中国还有许多别的称呼。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作邹衍的人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华
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左传疏》有：“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另一种说法是，“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为“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我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中华
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翭诗曰：“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华夏
商朝时，由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治，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九州
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训》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州、冀州、台州、弇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赵海燕）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哪些国家
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
西汉时期，我国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等地区，叫作西域。后来发展到葱岭以西，中亚一带，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叫西域。西汉初年，西域一带共有36国。张骞通西域路线图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随行人员100多人出使大月氏，欲与大月氏结盟夹攻匈奴，他们越过葱岭，途中虽为匈奴扣留，时间长达10余年，但始终没有屈服，后伺机逃脱，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中亚西尔河流域）到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安居乐业，无意还击匈奴。张骞在大月氏留居一年多，见事不成，只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所俘获，直至匈奴发生内乱，才乘机逃出，返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虽未竟使命，然而了解到了西域的风土人情，有“凿空”（开通道路）之功。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目的是劝乌孙回河西故地，与汉共同抵抗匈奴，并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此行带领300多人，每人备马两匹，又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随行的还有许多副使，沿途分派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联络。此行虽然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迁的目的，却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其副使也偕同大宛、康居等国大臣，陆续来到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都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但却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赵海燕）最早的遣唐使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的密切往来，而对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就要首推“遣唐使”了。唐朝以前，日本就一直派遣使者来华，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进行贸易交流。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了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遣使节。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主要代表有大仁犬上三田和大仁药师惠日。
日本早期派遣使者到唐朝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和僧人来学习大唐的经史律令和礼仪、佛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列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在隋朝的时候，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根据地是任那，但新罗的兴起，开始危及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通过加强和大唐的友好往来，扩大列国的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和影响。
遣唐使来华之后，很善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并把中国的佛经以及艺术等传入日本，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630-894年的260余年间，日本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共计有12批。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主神、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官、史生，以及各行工匠。随行者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并随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2艘，以后增为4艘，人数增至500余人。通过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密切联系。（赵海燕）马可·波罗和“中国趣味”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可罗和叔父马菲奥随出使伊儿汗国的元朝使臣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在元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受到热情接待，后被充任访问罗马教皇的专使，于是返回欧洲。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11月，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复命，沿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3年半的艰苦跋涉，于1275年夏抵达元朝上都，从此侨居中国17年之久。约从1277年起，马可·波罗从北京出发到中国各地游历访问。他曾到过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江浙、福建，并到过西藏地区，还自称任扬州总管3年。因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马可·波罗还多次奉命出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1292年，马可·波罗随伊儿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蒙古公主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到波斯，然后从泉州由海道继续西行，于1295年和父亲、叔父回到故乡。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对同狱的比萨作家鲁思梯切诺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笔录成《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风俗情况基本属实。1298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后成为巨富，因向乡邻讲述中国情俗时常以百万之数形容，故被称为“百万先生”。
马可·波罗从中国给他的故乡带回了大量的中国特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工艺品；而他的游记则被陆续译为各种文字，流传到欧洲各国，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和展现了中国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激起了哥伦布漫游东方的决心，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在十七八世纪的近代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amode）。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深入影响和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都以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领略中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为时尚，被称为“中国趣味”（Gout Chinois).
欧洲社会流行的“中国趣味”之体现，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法国出现的“洛可可”（Rococo）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和影响，其艺术风格模仿中国式样，尤其是在庭园设计、室内装饰、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曲线讲究趣味和非对称法则，色泽柔和而艳丽，崇尚自然，人物意匠上具有谐谑性和飘逸性等。中国的文学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并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为当时的欧洲人所推崇，作家菲费尔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歌德也对儒家提倡孝道大加赞赏，他说道：“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此外，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风”也十分盛行。不仅在装饰器具、园林建筑、纺织品等方面，中国的皮影戏、宠物饲养、许多被称为“中国”的社交场所甚至“中国浴室”也都普遍风行于18世纪的欧洲。1700年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迎接了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中国趣味”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纪欧洲的象征性情调。而且，这种情调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时尚，中华文化的光辉与精华已照耀并渗透到西方人的头脑和生活中去了。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到近代欧洲流行的“中国趣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化西传的高潮时期，这不仅是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佳话，更为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杨名）郑和下西洋到过哪些地方
郑和，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1371年出生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相传郑和的37世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过。出身伊斯兰教名门望族的郑和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并对西洋事物做过一些了解。郑和幼年参加明军，为燕王朱棣的近侍。《明史·郑和传》中，称郑和“自幼有才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为此，郑和深受朱棣的信任。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郑和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升他为内宫太监。郑和下西洋航海图
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起，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领庞大船队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前后共28年，历经亚洲、非洲30余个国家，涉足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史称“七下西洋”。鉴于其船队规模之大、时间之久，被后人称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
郑和七下西洋中，每次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带大量的财物，然后从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古称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其中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有：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国家，郑和都要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当地官府赠送中国的锦绮纱罗、瓷器、金银等礼品。
在郑和第四次到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中，他的船队最远曾到达非洲的东海岸。航行途中经过的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满刺加（今马六甲）、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郑和航海所用航船
在前后28年的时间里，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而且也极大地发展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杨名）开封城里的犹太人
宋徽宗年间（1101-1125年），一批犹太移民经天竺（印度）迁徙到当时繁华的宋都东京（今开封市），他们向徽宗殷勤致意，并进贡了西洋布匹。徽宗热情相待，并给予他们“归我仲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优厚待遇。自此，这一支犹太人就定居中国，繁衍至今，史称“开封城里的中国犹太人”。
开封是当时中国犹太人的三大聚居地之一，是中国犹太社团的中心，犹太人在这里存留时间最长，留下的遗迹也最多。当时，在开封的犹太人有70姓，约1000人。教经胡同是开封犹太人一直居住的地方。为纪念祖先雅各，犹太人宰杀牛羊时要先挑除脚筋，所以他们聚居的地方也被叫作“挑筋胡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以其名不雅为由，便改名为“教经胡同”。
犹太人定居开封200年之后，金朝军队攻入中原，犹太人不愿随北宋王室南逃。此时的开封几乎成为一座空城，100万人口只剩下5万。犹太人此时在开封城内得到永久的安居地。1163年，开封犹太人兴建起在中国的第一座犹太会堂。随着犹太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正常进行。他们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习规和传统风俗，实行族内通婚，遵守教规所包含的规定，一日3次对上帝礼拜，每月4次“会斋”，即守安息日，一年7次“守戒”，即过宗教节日。
明代是开封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时代，发展成为一个最大的犹太社区，有73姓、500多家，约5000人，并建有专门的犹太墓地。他们精通生意之道，又重视教育。据史书上记载，在开封考取进士的犹太人就有20多位，当地大宗的商业更是少不了他们。犹太人被汉民族同化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儒教文化的熏陶下，开封犹太人中间的许多知识分子逐渐放弃对犹太教经典的学习，改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出现了一批封官进俸的犹太名人。随着这些人在中国各地宦游或经商，开封犹太人逐渐向全国各地流动。由于他们与中国汉人自由平等共处，便逐渐接纳了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同时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习俗，加速了被同化的过程。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开封城。开封犹太人当中有200多家外迁。洪水过后，返回开封重建家园的只有7个姓族。他们力图恢复正常的犹太人生活，凑钱修复犹太会堂，重新修订《犹太圣经》。
1850年，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个拉比（犹太教的职业神职人员）去世，却没有人能来接替。随着拉比知识的逐步萎缩，年轻人的心已不再被信仰所吸引。犹太会堂最后一次被洪水毁坏后便无人重修了，终于在1854年即清咸丰四年毁废。此后，开封犹太人中的一部分人改信伊斯兰教，名曰“蓝帽回回”，而更多的人在与当地人的通婚过程中被同化，犹太社区已不复存在。到19世纪后半期，犹太人终以“蓝帽回回”的身份，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进入20世纪后，开封犹太人的外部特征进一步消失。但其中一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态度十分严肃。他们在与中国其他民族相处时，仍然保持祖先的遗风，在屡次人口普查中，坚持认定自己是犹太人。据统计，目前开封仍有犹太人后裔200多户，约1000人。（赵海燕）圣方济各·沙勿略——最早来中国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基督徒是圣方济各·沙勿略。沙勿略（1506-1552年）生于西班牙那瓦尔的沙勿略城堡。父名若翰，母名玛利亚。上有二姐二兄，他是幼子。1522年，16岁的沙勿略领受了剪发礼，成为凭柏隆纳（Pamplona）教区的初级神职人员。19岁时，他到巴黎留学，攻读古代语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修辞学和诗词学。3年半后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教授希腊哲学。在此期间他与圣依纳爵结为好友，并深受其影响，走上了献身基督教的道路。1534年，以依纳爵为首的第一批耶稣会士献身侍主，沙勿略就是其中一位。3年后在威尼斯领受神职。耶稣救难图
1541年，沙勿略等人受葡萄牙国王派遣，以教皇使者的身份远赴印度果阿传教。这是耶稣会首次派人到远东布教。沙勿略也是耶稣会东方使团的总负责人。他足迹遍及印度、锡兰、满刺加、新加坡等地，行程超过10万公里。在传教期间，沙勿略在街上摇动着手中小铃，以召集人们听道，也探望病人及教导儿童，并向教外人士传福。每到一个新地方必与当地的人同吃共住，夜间睡在地上。他刻苦坚持、矢志不渝的精神获得葡萄牙国王的嘉许和赞誉，教会将他树为楷模，并被后人誉为“东方布教之勋”。在印度传教非常成功之时，沙勿略决定去日本传教。
1549年4月，沙勿略搭乘中国商人的帆船，从果阿出发渡航日本。经过4个月的艰苦航行，8月终于在日本鹿儿岛登陆，开始了他在日本的传教生涯。在日本两年多的时间里，沙勿略发现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就更加向往中国。他在多次发回教会的信函中，表达了景慕中国、一心向往华夏文明的心情。
1552年4月，沙勿略又上书葡萄牙国王，表示他要前往中国，觐见中国皇帝，代表葡萄牙国王献礼，向中国皇帝和人民宣传天主圣意，劝喻中国人民信奉天主。这一年8月，沙勿略偕同他的伙伴费莱拉（Alvaro Fereira）修士，带同两个仆从，其中一个是中国人，千辛万苦，冒险来中国，到了台山上川岛。沙勿略冒险进入上川岛后，即建立一小圣堂，每天做弥撒，救助病人，结交当地朋友。但当他要求中国人带他去广州准备谒见提督时，均被婉拒。不久，沙勿略因身染重病，希望能进入中国内陆之梦未圆，于1552年12月3日病逝，葬于上川岛上。
沙勿略来华传教，给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带来一定的影响。他心仪中华，孜孜以求，不避艰险，至死方休。沙勿略后被教会尊为“传教区主保”。（赵海燕）传教的基督徒
利玛窦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他改变以往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改穿儒服，学习汉语，入乡随俗，融入中国社会，成功地打破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加上他学识渊博，又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著名的学者结交，与各级官吏的关系处理得也不错，使天主教被官员广泛认识。利玛窦为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开辟了有效的活动方式。而他的合译、翻译及其他的著作，在中国和欧洲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利玛窦（1552-1610年），原名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东部的马切拉塔（Macerata）城。利玛窦的父亲名叫若翰·利奇，是一位医生，曾经做过市长和省长，他共有12个孩子，利玛窦是长子。利玛窦年少时就生性聪颖，身体强健，性情活泼，深得父母亲友和老师的喜爱，16岁时就读完了中学。这时他的父亲已做了省长，对于长子，父亲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这个儿子将来能继承他的官职，为家族增光添彩。因此，利玛窦的父亲把他送到罗马的一所大学去学习法律。而利玛窦的母亲是一位极其虔诚的教徒，幼年的利玛窦经常跟着母亲诵经，做弥撒，这就萌发了他的宗教情节。利玛窦所就学的小学和中学，就是耶稣会开办的，这里浓厚的宗教气息对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罗马后，利玛窦开始接触教会人士，受到了他们的直接影响，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皈依上帝，将来能够上天堂，于是决心献身教会。利玛窦的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打算亲自赴罗马阻止，不料却在途中大病一场，在利玛窦母亲的劝说下，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了儿子献身教会的选择。
当利玛窦在罗马学院学习神学时，葡萄牙在印度传教的代理人到罗马，向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印度。1577年5月，总会长派遣4位传教士从罗马到里斯本，其中包括利玛窦修士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神父。在经过充分的精心准备后，1578年3月29日，利玛窦一行13名耶稣会教士离开里斯本，踏上了东方之旅。1578年9月13日，他们辗转来到了印度的果阿。在此后的四年中，除了在交趾（今越南）待了几个月之外，利玛窦一直在果阿。
后来耶稣会决定派利玛窦前往中国传教，1582年8月7日，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利玛窦到澳门后开始学习汉语。1583年9月，利玛窦经历数次失败后终于到达了两广总督的府邸地——肇庆，在总督王泮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座教堂——花仙寺。为了能更容易地被中国人接受，他把衣服换成和尚的打扮，以减少当地人对他的排外心理。在肇庆，他一边刻苦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一边向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及民众展示他从西方带来的精美物品——印刷精美的《圣经》、魔幻般的三棱镜和神奇的自鸣钟等，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在此期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了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但是他的传教事业却是收效甚微。
1589年，因继任的两广总督刘继文看中花仙寺，利玛窦被迫迁到韶州。1592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利玛窦又把和尚服换成了读书人的服装——儒服，这使他能够从容出入中国的学者圈。
1595年，利玛窦遇上了一位官员，后者愿意带他到京城北京，但没有成功。结果他到了江西省的南昌。1598年，利玛窦虽被人带到了北京，但没有留下来，于是又到了南京。在南京，利玛窦扩大了他的交际范围，与许多地方官员和学者的交往都很深，也很受他们的欢迎，利玛窦的西洋物品和科学知识在这里继续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1601年，利玛窦以进贡的名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又到达北京。他向明朝皇帝赠送了一些礼物，其中自鸣钟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好感。万历皇帝因为他的学识授予他官职，赐给他住所。在北京期间，利玛窦结识了不少有地位的官员和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和李之藻。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学》，这两部书是中国数学向近代转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他还修改了在肇庆时绘制的世界地图，绘制成新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当时所用的许多地名如“大西洋”、“地中海”、“古巴”等一直沿用至今。他还与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合译了《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同宪图说》等科学著作。亲笔用中文撰写了《乾坤体义》《西字奇迹》《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他还根据自己的回忆用意大利文写作了《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即中华书局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这部书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传教方面，利玛窦在宣武门内建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堂”，还成功地使200多人接受了洗礼。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享年58岁。万历皇帝专门为他划出一块墓地，他的门徒和朋友们为他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葬礼。他的墓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北京的阜成门外。（巴文泽）利玛窦
自17世纪中叶起，在中国大地发生了一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后发展为修会（天主教的修士、修女组织，一般须经罗马教皇批准后成立）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100年（1643-1742年），史称“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自利玛窦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们都遵从“利玛窦规矩”——以学术作为在中国立足的方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新奇的工艺制品和美术作品引起清朝知识分子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尊重并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以“合儒”和“补儒”的策略，达到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的目的。这种方式在明末清初得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默认，天主教在华的教区也慢慢扩大起来。利玛窦死后，他的继承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就对他的传教方式提出了质疑。西方教会在中国教区的扩大，使具有不同国家背景的、不同派别的教会纷纷来华，而这些教会为了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罗马教皇也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区加强了控制，教廷也越来越多地插手这一大教区的教务。此时的欧洲，宗教改革正在进行，所以对中国的礼仪与基督教教规不相容的地方比较敏感。后来修会为了加强自己在华的势力，取得教廷的支持，乘机对利玛窦开创的耶稣会所奉行的“利玛窦规矩”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这其中既有教义教规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各修会间相互争斗的因素。
要不要祭祀祖先和祭祀孔子，这是“礼仪之争”的第一个方面。在中国，祭祖和祭孔是很普遍并且也是很隆重的活动，但在欧洲的一些传教士看来，这无异于是另一种宗教信仰。“礼仪之争”的第二个方面是“GOD”的翻译问题，“GOD”翻译成新词“天主”还是翻译成中国固有的概念“天”或“上帝”，不同的教士、不同的教派也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神父如何给中国的女信徒洗礼。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如何给中国的女教徒洗礼在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必须有所变通才能顺利进行，但在不同的教派看来，这样做是不是天主教的礼仪是值得商榷的。“礼仪之争”始于利玛窦的继承者龙华民，后来又有不同的教派也加入进来，并且使问题不断地复杂化，争论也不断升温，最后不得不诉诸教会的最高机构——罗马教廷。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做出裁决，准许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意见传教，对中国的祭孔、祭祖的礼节及丧葬仪式等，教徒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前提下，均可自由参加。虽然教皇如此裁决，但是反对派并没有放弃，而是固执己见。两派的矛盾愈演愈烈。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驻福州的主教颜铛（Charles Maigrot）忽然下令：在福建的教徒严格禁止举行祭孔、祭祖的仪式。这个命令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奉行“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就一面向教廷申诉自己的理由，一面请求康熙皇帝声明祭孔、祭祖的意义。这样，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都卷进了争论的旋涡之中。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正式发布上谕解释说：敬孔、敬祖仅仅是中国人表示爱敬先人和先师礼节，和宗教没有关系。他还派遣传教士百晋等到罗马谒见教皇，打算谋求一项折中的解决方案。
但是，罗马教廷和新上任的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在审视了这些争论之后做出了禁止中国教徒祭孔和祭祖的决定，并派红衣主教铎罗（Charles-Thomasde Tournon）到中国传达此禁令。康熙皇帝心存和解的希望，热情而隆重地接待了铎罗。但当康熙皇帝得知铎罗此行的目的之后，非常失望和生气。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二月，康熙皇帝颁旨，在华的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而得到“印票”和在中国居住的条件是传教士必须发誓遵循“利玛窦规矩”。
1707年，铎罗到南京后，对康熙皇帝的御旨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宣布了教皇关于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孔、祭祖的教旨。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愤怒，下令将铎罗遣送到澳门，他在那里被葡萄牙人投入了监狱，直至1710年病死。
尽管如此，康熙皇帝仍然信赖和支持奉行“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并继续遣使和罗马教廷沟通，希望能够妥善处理这场争论。但是，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却一意孤行，于1715年3月19日，颁发了著名的《在登基之日》的教谕，主要内容是：
只准用“天主”一词，作为中文标准的统一用词，不得再用“天”和“上帝”的字眼（后来，在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版本中，“天”和“上帝”都被换成“天主”，即使在引证中国典籍时也不能例外）；
入教之人不得参加祭孔仪式，不得进入孔庙；
入教之人不准进祠堂行礼，家中不得摆设祖宗牌位；
入教之人无论在家中或坟地都不得行磕头跪拜礼；
停止中国的礼仪之争。
同时，罗马教廷还指使一些教会派别公然对抗中国法令，排挤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加大在中国南方的传教活动，其所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引起了中国地方官员的反教情绪。
1720年，又一位教皇特臣嘉乐（Carolus Mezzabarba）带着执行礼仪禁令的任务抵达北京，声称要清洗耶稣会的“异端邪说”，使原本已激化的形势火上浇油，被更加激怒的康熙皇帝在这份公文上批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742年7月12日，教皇本笃十四世宣布《自登基之日》必须严格遵守。直到1939年12月8日，教皇庇护十二世才发布命令，取消了禁令。
现代学者对这场“礼仪之争”曾评论说：“康熙皇帝在位共61年，1720年是第59个年头，他从教皇的来信中看到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的习俗，干涉中国的内政，才决心禁教，这是他对天主教政策的大改变。在此情势下，康熙皇帝的禁教政策趋于严厉。大批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一些教士弃教从商或潜伏内地。即使领有‘印票’的耶稣会士，也不像从前那样受到器重。中国人的信教也受到阻止。”“‘礼仪之争’由教会内部的争论演化成教皇与康熙皇帝的冲突，由礼仪习俗之争发展到传教与外交之争，可以说绝非双方意料所及，其中颇多偶然性的因素，推使事态步步激化难以转圜，导致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顿挫。”（巴文泽）清代宫中的外国人：汤若望和郎肚宁
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成功取得传教权，使紧闭的中国国门稍稍有所松动。此后，传教活动很快就达到一个高潮，不仅赢得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信任，而且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大教区。1644年清军入关后，在华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又吸引了清朝统治者，他们得到了重用。西方传教士不仅顺利地渡过了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而且在清朝宫廷中获赐任职，一时间清宫中“洋官”云集，形成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汤若望与郎世宁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位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1591-1666年），字道未，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德国科隆人，1611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抵达澳门。起初在北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明崇祯三年（1630年），经明臣徐光启推荐被召至北京译书，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并筹办了一所相当规模的科学图书馆。又监铸大炮，传授用法。清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将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等三种天文仪器呈献给清朝统治者。次年，又整理成《西洋新法历书》，被摄政王多尔衮更名为《时宪历》而颁行天下，后被清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外国官员。自此，汤若望在清宫中屡受官职，地位不断提高，先后被加封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大夫，赐号“通微教师”，甚至顺治皇帝也尊称其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由于清廷中历法派系之争，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前钦天监杨光先为首的官员指斥汤若望历法荒谬，诬告其图谋造反，在当时执政的鳌拜集团对控告的受理下，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其余所属官员均被罢黜治罪。康熙四年，汤若望被赦免，一年后，因年老中风而病卒于北京。
汤若望著述丰富，除《崇祯历书》与《时宪历》外，还著有《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测日历》《新法历引》《交食历指》《历法西传》《学历小辨》《火攻薭要》《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以及《汤若望回忆录》等。汤若望自来到中国传教，任职于明、清两朝，以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对己之职务的忠实尽职而赢得了两朝统治者的信任。汤若望既是一位神学家、史学家，又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在华40多年间，他为推动西学东渐、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年），原名Giuseppe Castiglione，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进入北京，入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师。康熙皇帝非常欣赏郎世宁的才华，命他学习中国画技法。在雍正年间，郎世宁曾为雍正皇帝画过多幅画像，但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命郎世宁为他的首席宫廷画家，使郎世宁有机会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不同题材的画幅，有乾隆皇帝的画像，如《弘历射猎聚餐图》《哨鹿图》等；有反映后宫生活的画幅，如《亲蚕图》等；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卷，如《万树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郎世宁在意大利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学习了中国画技法之后，他用西洋油画透视和明暗的技法画中国水墨画，融西洋画三维感和中国画工笔绘法为一体，创造了新的画风，对中国的宫廷绘画影响非常大。
朗世宁的艺术才能在乾隆皇帝修建圆明园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乾隆皇帝让他主持在圆明园修建一组西洋建筑，他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意大利洛可可传统风格的城堡式建筑依喷泉而设，喷泉如雨，绿树成荫，美丽别致。这就是以后的西洋楼。从今天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之中，仍然能看出当年其构思精巧的设计和装饰奇特的技巧。在圆明园中，最著名的建筑是一座以十二生肖为题的喷泉，它位于海晏堂及其阶梯旁，这也是郎世宁主持设计的。该喷泉由12只动物铜像组成，每一只铜像轮流喷水一个时辰（两小时），到了正午，水柱从12只动物口中同时喷出，场面极为壮观。可惜1860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这些建筑也惨遭破坏。
作为一名传教士，郎世宁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他的宗教。他利用自己高超的绘画技艺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器重——他曾被乾隆赏三品顶戴，又用此来保护他的宗教。他曾三次面请乾隆皇帝缓和教禁，使一度严厉的教禁有所缓和。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7月16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乾隆皇帝颁旨对他的功劳进行嘉奖，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此圣旨也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终乾隆一朝，郎世宁所受到的恩遇之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传教士。郎世宁去世之后，乾隆皇帝赐银300两为他安葬，而一般的传教士只有200两，可见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偏爱。（杨名）二、人物 掌故姜太公钓鱼
姜太公原名姜尚，单字望，又字子牙，世人尊称其为姜太公。姜子牙曾经在殷纣王那里做官，因为纣王暴虐荒淫而离开，之后隐居于东海之滨。
在隐居的日子里，姜子牙终日以钓鱼打发时光。据说他钓鱼用的是直钩，从不挂钓饵，这样自然无法钓到鱼。这就是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来历。其实他不过是以钓鱼为掩饰，等待贤良的君主，寻找出山的机会。姜太公钓鱼
当时西周君主文王姬昌实行仁政，甚得民心，是老百姓非常爱戴的国君。一日，姜子牙正在垂钓，正好碰上了游猎的姬昌。两人纵谈天下大事，十分投机，都觉得相见恨晚。姬昌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策。姜子牙提出要将“贤”作为治国之本，国君要注意提拔贤人，大臣要注意任用贤人，文士要尊敬贤人，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姬昌听后大喜过望，就亲自把姜子牙扶上车，并拜姜子牙为太师。
姜子牙得到周文王的信任，于是尽心尽力，为西周的强大出谋划策。不久，周文王去世，武王姬发继位。武王对姜子牙的话奉行不渝，使周朝的政治更加清明。周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的忠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逃。姜子牙遂劝周武王兴兵。周武王率领大军聚集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军队展开决战。殷商之兵此时已毫无斗志，很快就败下阵来。从此，殷商灭亡，周朝建立。姜子牙因兴周灭商中建有殊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范松义）骊山烽火换美人一笑
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几十座烽火台。一旦犬戎进袭，军士就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附近的诸侯见到后，知道京城告急，就会发兵来救。这些要算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烽火台了，因为它们居然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可谓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骊山烽火台遗址
西周末年，镐京发生大地震，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周幽王不知体恤百姓，反而重用佞臣，大肆掠夺人民，使得国力衰竭，社会动荡不安。大臣褒鮱劝谏幽王，周幽王非但听不进忠言，反而把褒鮱关押起来。褒鮱的亲人为了救他，就把一个名叫褒姒的漂亮姑娘献给了幽王。幽王十分高兴，立刻释放了褒鮱。幽王从此对国事更是不闻不问，只知宠爱妃子褒姒。但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却是个从不肯笑的冷美人。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想尽了办法，甚至悬赏求计。
一日，虢石父献计说：“现在久无战事，烽火台长久没有使用了。假如把它们点起来，各地诸侯见了，一定会急急忙忙赶来。王妃见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一定会发笑的。”昏庸的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马上带着褒姒，由虢石父陪同登上了骊山烽火台。幽王马上下令点燃烽火，顿时浓烟滚滚，烽火冲天。各地诸侯见烽烟大起，以为犬戎入侵，战事紧急，立即率领兵马赶来救援。到了骊山一看，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儿也没有，只见周幽王和褒姒正在饮酒作乐。诸侯们这时才知道受了欺骗，都满腹怨言，怏怏而回。褒姒见了各诸侯的狼狈相，觉得十分有趣，果然微微一笑。幽王见了，心中十分舒畅。他认为虢石父立下了大功，赏赐了千金。
过了不久，犬戎果真发兵进犯，幽王听到犬戎进攻的消息，惊慌失措，忙下令点燃烽火报警。可是诸侯们因为上次上了当，以为又是周幽王在戏弄他们，便没有一个诸侯发兵。于是犬戎攻破镐京，把周幽王和虢石父杀了，抢走了褒姒，西周宣告灭亡。（范松义）卧薪尝胆的勾践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于公元前494年发生战争，结果吴军惨败，吴王阖闾也被越军射死。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厉兵秣马，发誓要报越国杀父之仇。两年后，吴王夫差率兵攻越，在夫椒（今太湖洞庭西山）大获全胜。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走投无路，只得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虽然吴王夫差同意，但是他的大臣伍子胥却坚决反对，事情悬而未决。文种回去后，多方打探，发现吴国的大夫伯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带了一大批美女和珍宝，悄悄送给伯，请伯在夫差面前讲情，接受越国的降书。伯见财眼开，答应了请求。他参见夫差，多方劝说，使吴王接受了越国的求和，让勾践与大臣范蠡留在吴国，作为奴隶。勾践将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在阖闾墓旁的石室里为吴王养马，对他百依百顺。这样过了整整3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便放越王君臣回国去了。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恨。为了磨砺志气，铭记屈辱，不让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意志，他撤下棉被，用柴草做被褥，晚上就睡在上面。同时在屋内悬挂一只苦胆，吃饭时先舔一下苦胆，同时问自己：“你忘记了以前的耻辱吗？”以使自己警惕，不要忘记复兴大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卧薪尝胆”。勾践卧薪尝胆
勾践励精图治，礼贤下士，任用贤能，重用范蠡、文种等忠臣。他亲自与百姓一起共同耕作，还让自己的夫人也织布裁衣，来鼓励生产。他敬老恤贫，以百姓为念，减缓刑罚，轻徭薄赋，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深切爱戴。因为战争的灾难，越国人口大大减少，勾践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奖励生育。“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经过长期奋斗，越国国势蒸蒸日上，终于转弱为强。而在同时，吴王夫差却骄傲自大，荒于政事，不能容纳贤良，国力不断衰微。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王夫差与诸侯会盟之机，发动了复仇战争，大败吴军，还俘获了吴国的太子。当时吴国实力犹存，勾践答应了他们求和的请求。公元前475年，勾践再次大举攻吴，两年后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夫差自杀，吴国被越国吞并。从此越国成为强国，勾践也成为当时政坛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后来勾践被周王封为伯，也就是各个诸侯的首领，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范松义）成语概括人生——蔺相如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人。赵国的惠文王曾得到天下闻名的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了，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说愿意用15座城地来换和氏璧。赵王跟大臣们商量，如答应秦国，恐怕秦国不守信用，不给城池；如不答应，又怕秦国派兵来攻。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认为他可以应对这个局面。赵王将蔺相如召来，蔺相如说：“我愿意去一趟。秦国若给城，我就把璧留在秦国。不然，我一定完璧归赵。”到秦国后，蔺相如将和氏璧献上，秦昭襄王十分高兴，却根本不提城池的事。蔺相如知道他毫无诚意，就说玉上有一个小瑕疵，要指给秦王，将玉璧拿回，然后靠着一根大柱子说：“我看大王您没有交换的诚意，若是您逼我，我就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秦王无奈，急忙拿出地图，指出了15座城。蔺相如估计秦昭王只是假意应付，就提出秦王应当斋戒5天，以示郑重，昭襄王只得答应。回到住处，蔺相如便让人带着和氏璧偷偷返回了赵国。到交换的时候，他提出只有秦王先将城池交给赵国，然后才能将和氏璧奉还。秦王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让蔺相如返回了赵国。
蔺相如回到赵国后，因为为国立功被封为上大夫。公元前279年，秦王约请赵王会于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到了渑池，秦王设宴款待赵王。酒过三巡，秦王说：“听说您喜欢弹琴，请弹奏一曲。”赵王就弹了一曲。秦王则命其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见秦王如此骄横，就说：“请秦王击缶为乐。”秦王再三推辞，蔺相如说：“你我相距不过五步，假如您不肯敲，您的血可就要溅到我身上了。”秦王只好在缶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就让赵国的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由于赵国的军队集结于边防，秦王虽恼怒也不敢发作。因为蔺相如不辱国体，回国后被封为上卿，位置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见自己居然不如一个文人，十分恼怒，多次扬言要羞辱一下蔺相如。蔺相如听说后，却多次回避廉颇，不与他正面交锋。手下人愤愤不平，蔺相如则说：“我和廉将军必须团结，这样才能抵御强敌。”廉颇听说后，十分惭愧，就背负荆条，到蔺府上请罪。
蔺相如智勇双全，和他有关的事迹已经演化成“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成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范松义）中国最著名的说客——苏秦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人。苏秦年轻的时候比较落魄，常受人讥讽，嫂子甚至不给他饭吃。后来他忍辱负重，发愤读书，夜间如果疲倦欲困，就用锥子自刺其大腿，有时还把头发拴在房梁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经过一番苦读，他终于把兵书谋略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苏秦发现各个诸侯国中齐、楚、燕、韩、赵、魏、秦最为强盛，而七国之中秦国最强。于是，苏秦决心促成六国结盟以共同对抗秦国。
苏秦首先到了燕国。经过一番游说，燕文侯见他所说合情合理，就资助他去游说赵国。之后苏秦先后游说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样大获成功，合纵的谋略终于实现了。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首领，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佩戴上了六国的相印。苏秦商定六国联盟之后，就返回赵国。途中经过洛阳，苏秦的兄弟、嫂子、妻子都来迎接，非常恭敬。苏秦笑着问嫂嫂说：“你以前为什么傲慢，现在却如此恭顺呢？”即所谓“前倨后恭”。他的嫂子脸贴着地面，诚惶诚恐地说：“因为您地位高贵并且有钱啊。”听了这些话，苏秦非常感慨。回到赵国后，苏秦被封为武安君。这时秦国虽然强大，但也无法和六国的合力抗衡，从此不敢轻举妄动。后来秦国用计使苏秦受到赵王的责备，他不得不出使燕国。
由于燕、齐两国仇恨未了，燕昭王想攻打齐国。苏秦献计说：“如果使齐与西面的宋国发生征战，那么就可以削弱他们的兵力，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燕昭王就让他再次出使齐国。苏秦对齐王说：“宋国国君荒淫无度，假如我们加以讨伐，正是顺天命的举动。这样您就可以名震诸侯，成为中原诸侯之首。”于是齐国发兵攻宋。后来宋国割地求和，而齐国的国力也受到了损耗。其后，苏秦利用齐宣王对他的信任，劝齐王大兴土木，同时不断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征讨。这样齐国的国力不断削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差，苏秦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后来苏秦被人刺杀。他死后，燕、赵等国联合攻齐，大获全胜，这与苏秦的谋略是分不开的。（范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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