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乾
出版社：中国市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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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天下人试读：
自序
同治元年三月十八日，即公元1862年4月16日，桐城诸生方宗诚在安庆拜见曾国藩。对曾大人的礼贤下士，他早就耳闻，但第一次拜见似乎还是让他有些诧异：这位手握四省兵权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又是协办大学士，俗称副宰相，不但毫无尊贵气象，反而“望之如老教师”，方宗诚顿时毫无拘束。因曾国藩“虚心纳善”，方宗诚也就“知无不言”，一番畅谈，临别时没想到还得到曾大人的墨宝——亲笔手书对联：
敛气乃宏才学识，高文待续方刘姚。
正是这副对联，让方宗诚对曾国藩钦佩不已，并作出了关系他一生的决定——给曾国藩做幕僚。方宗诚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而后一句是以桐城派的三位大家——方苞、刘大櫆、姚鼐，期许方宗诚。一次见面，就能把一个人的优点、特长乃至一生的成就，特别是锋芒毕露的性格弱点“诊断”得如此准确，委实让方宗诚大感惊讶。难怪他当即称赞曾国藩“真伟人也”。（《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
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里，也详细记下了他接见方宗诚的细节：
洪琴西来，久坐时许，戏言余有扑面相法，谓初次一见，即略知其人之梗概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这里的“洪琴西”，是举人洪汝奎，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一直做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他说曾国藩有“扑面相法”，尽管多少有些“戏言”，但曾国藩并没有否定，反而在日记里记下这句话。
曾国藩确有“知人之明”，左宗棠于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廷奏请，希望皇帝下一道诏书，让全国有用人权的大臣，学习曾国藩为国家悉心求取人才的做法（《左宗棠全集》，《奏稿》）。而曾国藩自己倒是很谦虚，后来在安庆忠义局修志的方宗诚曾问曾国藩：您何以知道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载福、鲍超这些人能成大功？曾国藩回答说：
此皆幸而遇者，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朴，各任以事，稍能成就，人遂谓吾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
至于说到曾国藩的用人，蒋介石在为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写的序言，最能道出本真，这就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蒋介石还说，仅此一点，足以为吾师。
曾国藩提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体现在政治家身上，就是“立人达人”，即自己要想立得住，也要让他人立得住，自己要发达，也要让他人发达。因此，他“将大禹‘善与人同’四字，每日三复”，更一反用人者恩威并施的惯常做法，提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就是“立人达人”，“礼”就是与上级、下属、同僚保持交往、合作、共事的一个“界限”或者距离，为此他还提出要诚心求人，虚心纳益，取人于善，与人为善，绝不可用权术笼络。
他还提出，评价大人物，有两个重要标准：一是树人，一是立法。并将能否“树人”，即培养、提拔人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依据，说今日知晓树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知树人，明日就是小人。“生平喜推功于人，而自愿受过”，因而有非常多的人愿意追随他。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评价曾国藩是中国近百年技术性专门人才走向领导舞台的开创者（《从历史看领导》），此言实为的论。
个人以为，曾国藩能够率部最终打败力量强于乙方几倍、几十倍的太平天国，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两大阵营的构成，包括知识、智力层次，内部协调等方面差距甚大。就像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后撰写的挽联下联所说：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不负平生。
曾、胡、左、李等之间也有龃龉、有分歧，但他们又都绑在一起。用胡林翼的话说，做大事以集才、集气、集势为要，认识到“气类孤则大事不成”。回过来看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把好端端的江山葬送了。李秀成在狱中自述里总结天国有十大失误，其中前四条是战略问题，后面六条都是用人出了问题。
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写的第一句话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并说，以常人而论非常人，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因此也就经常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尤未定者。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曾国藩。林乾第一章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在奏折中说，刘松山本是王珍（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世界管理学大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人事决策决定着组织取得成效的能力，并对一个组织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难以改变。可见，识人和用人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为“中兴第一名臣”。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近百年来无数风云人物，包括梁启超、蔡锷等人，都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探讨，或者以他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或者以他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本人及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也在不同场合交谈过。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做高官、负大责任的领导者，主要应该抓两件大事：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他说：“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圣贤教导我们的话有千言万语，但根本是立人、达人。“今日懂得立人、达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懂立人、达人，明日就是小人。”在与胡林翼通信时，他特别强调说：“今日世风颓靡，我们慎之又慎的，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下手之处。”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总结说：曾国藩始终不变、一生坚持的，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即“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并说曾某的成就“二者足以尽之矣”。前者是讲修身，后者是讲用人。他发挥说：大凡一个人如果修身的功夫不到家，就是本源不立，最初表现在学术上立不住，最终会成为事业上的拖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端并不明显，但效应异常显著。曾国藩修身方面，有诸多可资吸取之处，他每遇一件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在用人方面，“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薛福成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概括曾国藩成功的两个方面，堪称精辟。而曾国藩的一生也验证了这一点。1.曾国藩的人生三境说
孔子曾讲过人生的“三段式”：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简单回溯一下曾国藩61个年轮的人生历程，他对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体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话来概括就是：
少年经不得顺境，
中年经不得闲境，
晚年经不得逆境。
曾国藩61岁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从孩童时到28岁这个年龄时段，标志性的成就有两点。一是曾国藩在28岁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了进士，并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从而拿到了传统社会的敲门砖，打破了曾氏家族几百年“寒籍”的历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为曾国藩写年谱时感叹道：“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曾国藩在“出湖”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为他改变时代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在这一时段中，曾国藩还练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本领，尤以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受到湖南经世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15年。这15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部级的领导，9年连升12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15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封建时代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大环境下，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10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易经》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艰辛的。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旁边这位大学士的提醒，吓得朱笔都掉到了地下。咸丰帝从此以后牢牢记住了这一点——绝对不能给曾国藩这个手中有兵的人封疆大吏的权力。所以，曾国藩在地方带兵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封疆大吏的权力。这也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途当中，显得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他成功了。因为在他54岁的时候，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把金陵城拿下来了，还封了侯爵，做了大学士、宰相，等于说爬到了大清帝国中臣僚所能攀登的最高位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他的事业也处于一个巅峰。
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是最后的8年。这最后的8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年人经不得逆境。他经历了逆境——天津教案。这是曾国藩处理的第一起对外交涉事件。
处理这起交涉案件使他由原来拯救帝国的中兴名臣一下子威信扫地，犹如打到地狱一样，所以他后来在日记当中，给友人的通信里，也一再讲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就是指全国的舆论都不容他，骂他是卖国贼。“内疚神明”就是说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过意不去，为什么要我替国家承担这样大的历史罪名呢？他晚年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处理天津教案前，他给儿子写了遗嘱，最后没有处理完，他就重新回到了两江总督任上。这是他第三次到两江总督去上任。但是到任一年多，他就去世了。2.左宗棠：向曾国藩学习
曾国藩去世的日子跟他的父亲是同一天（他父亲是在咸丰七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见证者薛福成在其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右眼已失明两年多的曾国藩自当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右脚麻木，经久稍愈。二十六日傍晚，他到水西门码头迎接早年在京城读书的好友、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因发眩晕旧症而回衙署调治。二月初二晚，眩晕。次日晚，口不能言。初四当天上午，薛福成与他下围棋，一连下了三盘，曾国藩这次特别出奇，三盘都赢了，所以他非常高兴。等薛福成走的时候，他把薛福成送到了门外。
回来后他继续办公。下午，他去两江总督署的后花园散步。走着走着，他连声喊足麻，接着就向前扑，跟随在身后的儿子曾纪泽连忙把他扶住，当即就传轿子，把他抬到大厅的中间。任凭大家千呼万喊，曾国藩这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画了几个圈圈，别人是否知道他想说什么，不得而知。然后端坐三刻而逝，去世时间是戌时，即晚上7点钟。
这样一个挽救清朝命运于将倾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举国震动。皇帝得知这一噩耗后，立刻派当时非常有名的大臣去治丧，同时辍朝三日，三天不接见朝臣、不处理朝政，以示国家对他的哀悼。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正在西北战场，前往兰州途中。得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非常悲痛，在给他的儿子孝威信中说：
涤侯无疾而终，真是大福。唯两江替人殊非易易，时局未稳，而当时贤能殊不多觏，颇为忧之。
左宗棠悲痛不已，后来又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大体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说，曾国藩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但从个人的私情交谊上感到悲痛，更重要的是，我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曾国藩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去世，势必在整个大清帝国当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第二，他说，我们之间过去有争论，可能别人不太理解。我自己刚刚写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道出了我真实的心情。世人议论所谓的曾、左不和，是外间腐儒的看法，我们所争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国事兵略，并非争权竞势。
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此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
第三，他告诉儿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两白银作为丧仪，但仍不足以表达哀思。当曾国藩的灵柩过到湘江的时候，你要以晚辈的身份前去祭奠，“牲醴肴馔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诔词以致哀，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最后他告诉儿子：我最佩服曾国藩的是，他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写的挽联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联中的落款特别重要，写的是“晚生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1岁，两人结识甚早，相知最深。曾国藩后来做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为总督。按照国家规制，总督在大学士前应以晚辈相称，即在大学士前称“晚”，但左宗棠给曾国藩去信说，我只比你晚生了1年，我们之间能不能破一破官场的规矩，我今后跟你书信往来的时候仍一如既往，不称为“晚”。曾国藩与他开玩笑地说：恕你无罪，今后我们就这样以兄弟相称。但是在这种极郑重的场合，左宗棠送的挽联恭恭敬敬写上的是“晚生左宗棠”。
左宗棠这里讲的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出自同治七年他给皇帝上的一个奏折，他通过曾国藩识拔刘松山这一典型事例，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说：
刘松山本是王珍（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3.慧眼识松山
刘松山是湘军后起的一个鼎鼎有名的大将。《清史稿·刘松山传》主要写了他三件不同寻常的事，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赏识：
第一，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攻打徽州城时夜袭湘军营地，湘军的许多将领和士兵都逃窜而溃。只有刘松山把旗帜往营地一插，坚定月下，岿然不动，并且对那些溃逃的人说，我是第四旗刘松山，大家不要退。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对刘松山以国士相待。
第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把几十万的湘军几乎全部裁撤，唯独留下刘松山这一支。而且，他后来镇压捻军北上的时候，奏请从征的唯一原来湘军嫡系的人，就是刘松山。湘军将士打了十几年的仗，都想回家，只有刘松山毅然前往。后来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曾国藩又把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
第三，刘松山自从打仗起十几年间，除了仅有的一次回家乡招兵之外，没有回过家乡一次。他有个待嫁之妇，早在十几年前就写定了聘书，要成为他人生的另一半，但是他一直没有回自己的家乡，去完成这个夙愿。后来，他的待嫁之妇在洛阳等待，刘松山才回去完成婚礼。十天之后，刘松山立刻奔赴战场，从此一去没有复返，直到死在战场上。《清史稿》最后用了一句话，颇为惋惜地说：
如果刘松山安享天年，他的功劳绝不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之下。
传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在西北战场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就，更多的是倚重于刘松山。正因如此，左宗棠才向皇帝上奏折：
此次西北平定，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特异功能”把刘松山这位在左宗棠看来普通的将领，一个营官、一个最底层的官员识拔出来？
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召见了两个营官。营官是湘军最基层的官员，是武官。这一天他跟刘松山有一场谈话，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国葆）处当长夫。咸丰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王珍）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殁，嫂嫁，有二侄。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王枚村不言而善战。挺拔明白。
可见，曾国藩不但记录下刘松山的个人履历、家庭状况，而且对他加入湘军以来的表现尤为关心，在同他谈话时，也了解到相关战役的具体情况，最后是对刘松山的断语——“挺拔明白”。
挺拔，就是人有担当。没有担当的人，曾国藩是绝对不重用的。“明白”的含义有二：一是能够透彻地理解领导的意思，不用上司费口舌；二是包含不给领导惹是非的意思。理解领导的意图，又敢于担当，当然靠得住，因而在曾国藩看来，此人有培养前途。初次面试，即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又有守徽州城时的镇定自若，因此以国士待之。4.《吕氏春秋》的“八观法”
中国古代有很多鉴识人才的办法。曾国藩要想有更大的成就，必须具备伯乐的本领，把更多的千里马从他这个大本营中不断地识拔出来。《吕氏春秋》中有《论人》一篇，堪称中国较早的鉴识人才法。当时称为“八观法”，就是从八个方面观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能不能做大事情、能不能有担当。
第一是“通则观其所礼”，是指一个人在命运通达的时候，礼遇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成为他的门上贵客，每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
第二是“贵则观其所进”，是指一个人在地位高的时候，能够提拔、栽培更多人的时候，提拔的是什么样的人。这能够反映一个领导者在用人上的取向。
第三是“富则观其所养”，是说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他是否有周济穷人的恻隐之心、推己及人的儒家博爱情怀。
第四是“听则观其所行”。就像孔子所讲的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是讲一个人言行是否如一，是否能够说得到也做得到。
第五是“止则观其所好”。这句话尤为重要，是指在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持住自己，约束自己的身心，也即儒家“慎独”的功夫。
第六是“习则观其所言”，是指一个人学习的时候是否有自己的心得、体悟，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第七是“穷则观其所不受”，是指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否做那些不义之事、攫取不义之财。这是衡量一个人做事是否突破底线的一种状态。
第八是“贱则观其所不为”，是说一个人地位低贱的时候，是否做了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吕氏春秋》的“八观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三国时期，人才竞争的态势更趋强烈，魏国一位大臣刘劭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声音、相貌、气味等，探讨一个人能够担当什么样的职务，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本书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被西方的管理学引用过去，英文版名字为《人类才能的研究》。5.冷眼识英才
曾国藩最重要的本领是冷眼识英才，从刘松山这件事情上就可以想见。《清史稿》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曾国藩每次识人的特异办法。它说曾国藩为人威重，凛然不可犯，长着美须髯，胡子非常长，三角眼棱角非常分明。每次见人的时候，他总是盯着对方仔细端详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直把这个人看得心里发慌。随后，两个人才开始对话，主要是曾国藩提问题，考察对方思路是否有条理。对话完成，这个人告退，他立即在日记中写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突出的优缺点。《清史稿》还特别用了三句话，专门讲曾国藩在这个方面的才能。
第一句话是，经过面试、谈话后，对人优劣的评价“无或爽者”。
第二句说他将俸入包括养廉银等全部用来养士，“老儒宿学，群相归依。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
第三句是说他“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就是从来没有失过眼。尽管这样的记载多少有些美化，但他确实在识人方面有超乎常人的本领。不光正史，他身边的幕僚也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证。
桐城诸生方宗诚是曾国藩身边比较晚加入的一个幕僚，他的日记中记载了第一次到安庆拜见曾国藩时的情景和感受。
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手握十几万重兵的湘军统帅，按照他的这些身份推测，肯定是一个威严又高大的形象。令方宗诚意想不到的是，曾大人一点架子没有，就像一个老教师：
凡属士人来求见，无不立时召见，退则记其人言语气象如何，皆笔之日记。在总督衙署设置了一个箱子，专门接收各方人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晚上定时开视，有可采纳的，立即施行。
予初次见面，以公虚心纳善，知无不言，公皆笑纳，临行书楹联以赠，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盖以予学无含蓄，圭角太露，故警戒之也。
经过这一次“面试”，方宗诚得出曾国藩“好贤出于天性”的结论，立即决定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最愿意送给人的“礼物”就是楹联之类，他送给方宗诚的楹联是针对方性格外露的弱点而发，“敛气乃宏才学识”带有规诫的意味。这让方宗诚钦佩不已。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领袖，而这个称号的获得可以说容闳功不可没。容闳给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中国要学西方，应从“制器之器”入手。
第二，把中国的留学生送到美国去读书，接受西方教育。
容闳于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农家，十七岁入教会学校，十九岁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毕业，1860年到南京。曾国藩在安庆时，听人谈到容闳这个人很有才干，立刻叫身边与容闳熟悉的张斯桂给容闳写信，招容闳到他的幕府中来。容闳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很害怕，此时他正在九江城跟太平天国打得火热，给太平天国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容闳最初以为总督要用这个办法把他抓到之后杀掉。正在犹豫中，曾国藩又指派张斯桂给容闳写了第二封信，还是请容闳来，并附上容闳非常信任的好友李善兰（著名数学家）的信。这次容闳弄清楚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原来不是要杀他，是要请他去做事。随后，又收到了第三封信。第三封信又附上了李善兰的信。
这样，当年九月份的时候，容闳就来到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大营。容闳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总督让我坐到他前面，含笑不语则数分钟。他又以锐利眼光将我自顶及脚仔细估量，好像要查看我什么，外貌有没有跟常人相异的地方。最后，总督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射我面，特别注意我的双眼。
曾国藩在他的《相人口诀》中，特别重视相人的眼睛。容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此时虽不是特别扭捏、非常不安，但肯定是不自在的。容闳也详细记下了曾国藩的容貌：
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为五十二岁）矣，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曾门四子之一的俞樾（著名古文学家）也有一个记载。曾国藩更早的时候，即1850年，还在京城做礼部侍郎，当时举行礼部考试。这次考试的试题是，要求考生就“淡烟疏雨落花开”先作五言律一首，接着发挥诗意。俞樾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曾国藩一见就给予激赏，对他的诗评价非常高。
曾当时向大学士杜受田建议把他拔为第一，但是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你凭什么判断这个人有才能，莫不是他原来自己有腹稿，押对了题？曾国藩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出的这个题“淡烟疏雨落花开”本来是形容花落的情景，但是俞樾的第一句话就不同凡响：“花落春仍在。”花虽然落了，但是春天仍然在。这样的诗不是跟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吗？难道诗也是他原来做了功课，这次偶然而中吗？
但还是有人觉得把他作为第一不太合适，曾国藩指着俞樾的卷子，说了一句重话：这个人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既然礼部侍郎这样说了，也是为朝廷识拔人才，主持考试的大学士杜受田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把俞樾拔至殿试第一，不久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后来成就非常大，带出了非常多的弟子。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吴昌硕是他的嫡传弟子。还有一位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给邹容《革命军》作序的人——章太炎（章炳麟）。章炳麟后来的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小学方面，文章也写得好。
俞樾的后人也不乏才俊，红学大家俞平伯就是俞樾的曾孙。
曾国藩常说：文章与国运相关联。打天下靠枪杆子，但治天下必须靠笔杆子。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和俞樾这一武一文两个学生有个著名的定评：
李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做了五十年的官，但从不言退，没有一次跟朝廷说我要退休了，一生不言退，确实是拼命做官。而俞樾是拼命著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勤奋耕耘，所以一生著作等身。可见，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方面确实有独特的秘籍。
同治三年，方宗诚在安庆忠义局修志时，曾经问塔、罗、李、彭、杨、鲍何以知其能成大功，曾国藩回答说：
此皆幸而遇者，与诸人共事，不过识其忠勇勤朴，各任以事，稍能成就，人遂谓吾能知人，实则知人甚难，予未敢自信也。
正因为他阅人无数，即见到的人才非常多，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他经常讲“五到”，其中的“眼到”着重是做两件事情，即“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五到”中还有“手到”。“手到”就是对人之贤否，具有哪方面的才能，一定要笔之以录，要记下来，然后再用这个人的行动、成就等方方面面来加以验证。第二章曾国藩识人秘籍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曾国藩相人口诀1.曾氏人才从哪里来
曾国藩是怎样把人才网罗来为他效力的？他有四句话，概括自己从鉴识、培养、网罗到使用人才的过程：
第一句话是“广收”，即网罗人才范围一定要广，而且选拔人才还要有诚。
第二句话是“慎用”，就是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地使用人才。
第三句话是“勤教”，指对人才要经常地进行教导、培育、栽培。
第四句话是“严绳”，是指用严明的制度、纪律、规章，以及奖惩的各种办法来使一个人才更加符合用人者的要求。
为了实践这样的目标，特别是做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设置了很多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他安置、培养、教育、提拔人才的最重要机构和场所。
湘军有两个最主要的机构：秘书处和营务处。
当时没有秘书处这个名称，叫幕府，它是幕僚群体中最重要的机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各种文件。这类人待遇最好，人员最多，多达百人以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赵烈文、李鸿章、左宗棠、李榕、薛福成等后来很有成就的这些人，都曾在秘书处工作。营务处是湘军的参谋部，要求任职人员兼资文武，既懂得军事，又善于出谋划策，如沈葆桢、李宗羲、李鸿裔、李兴锐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秘书处、营务处的人才一起讨论，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最后供曾国藩进行抉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机构，比如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主要机构。曾国藩带兵后，一改“君子不言利”的陈腐观念，认真学习理财，提出“利权所在即威权亦归之”的观点。仅他任两江总督后的短短六年间，就筹集军费一千八百五十四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还有劝捐局，就是到处为他筹钱。胡大任就是在湖北主持劝捐局并受到曾国藩极力赏识，而被举荐给朝廷。
湘军创建之初，没有国家财政拨款，它的运转全靠自己到处化缘，所以曾国藩开始出山的时候，非常犹豫，虽然皇帝下了圣旨，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一再恳请。曾国藩觉得主要有三个难处：
第一个难处是儒家的经典。在四书五经中浸润良久，这些经典已成他的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家的要领平生没有任何涉猎，知识准备几乎是零。
第二个难处是行军打仗。朝廷不给拨款，那么所有的钱都要向富人化缘，但是他平生结交的没有富人，无从化缘。
第三个难处是他当时正在为父守丧，如果出来有违孝道。
曾国藩后来做了两江总督，手下人得到高升，爬得最快的是为他筹钱的部门，而最出彩、最出人才的则是秘书处、营务处、厘金局这些核心部门。李鸿章就曾任他的秘书处首席幕僚，撰写了很多份高质量的奏折。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幕府中设置了很多近代化的军政机构。曾、左、李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要搞洋务，搞近代化。打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企业，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留学事务处。这也是他的人才培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事务处，这是为了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而设。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有英语一科，之后又开设了日语、法语、俄语班。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
湘军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采编所。采编所是专门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从事潜伏活动的。湘军起初并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有一个叫张德坚的人，他先前是湖北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巡捕，此人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进献给清朝的封疆大吏，希望他们能重视这本书。但是所有的封疆大吏都不理睬张德坚，甚至看不起他。因为张经常化装成太平天国的人，或化装成难民到太平天国的营寨中进行实地的调查，搞情报。这时有人跟张德坚说，曾国藩有求贤之明，你去投奔他吧。曾国藩一见这个人，就立刻给他设置了单独机构——采编所，还给他配备了助手。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贼情汇纂》，就是这个机构工作的例证。
其他的还有忠义局。曾国藩最早设立的忠义局，是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太平天国兴起后，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当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便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没有了是非，没有一个界线，所以世风日下、黑白颠倒了。他设置忠义局，专门采访跟太平天国作战而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迹，以重视气节、扶持名教、维护风化为使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要建一个“昭忠祠”。建立这么多的昭忠祠，不但是为了多安置一些人，重要的是让清廷奖赏那些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形成一种风气，来扭转人心所向。
此外还有编书局。最初设在安庆，后来移到金陵。金陵书局的前身就是安庆编书局。《王船山遗书》和全本《几何原本》就是曾国藩主持刊刻的。金陵书局合刻的“二十三史”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二十三史”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曾国藩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构。如此多的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需要非常多的途径来海选。曾国藩大致从四个方面来遴选人才：
第一个途径是招募，第二个途径是推荐，第三个途径是猎取，第四个途径是投效。
先来谈一谈招募。曾国藩提出天下事中最难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招募人才，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办团练之始，发布《招某绅耆书》：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
他做两江总督后，就发布告示，希望两江的有志之士来帮助他，跟他一起来扑灭太平天国的火种。北上镇压捻军之际，他发布告示说：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人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量才录用，如有举荐贤才的人，除赏赐银钱外，酌量保奖。
在直隶任总督时，曾设立德、才、学三科求才：
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的，为有德之科；凡出力担当难事，出财以成善举的，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的，是有学之科。要求各州县采访、保举，每一个县少的一二人，多的五六人，全没有举荐及举荐不实的，记过。举有德的，寄扁旌宅；举有才的，安排位置，给薪水，或帮办事务；举有学的，招徕入学，给膏火，或者直接使用。
他在开始办团练发布的一个告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
第二个方面的来源是推荐。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在京城时，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曾国藩早前看过吴的文章，当时吴已是内阁中书，曾国藩劝他放弃京官，认为其在古文方面肯定会有大成就。吴于是留在幕府，只读书不做事，后来非常有成就，是曾门四子之一。他还办了桐城中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校史。李善兰、张文虎、容闳等都是经人推荐的。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相互吸引，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赵烈文。赵是周腾虎推荐的，关于这件事，赵烈文与曾国藩密谈时讲得很清楚。其情形大意如下：
曾国藩：胡林翼做事最有气魄，过去他很认真地规劝我，说我在军队中保举的官员不多，钱物开销也不大方，不足以鼓舞人才。我非常佩服他说的话，因此，后来做事一切都比以前宽松得多。
赵烈文：老师本来只是自我严格要求罢了，对他人未尝不宽容。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仅仅因为周腾虎（赵的四妹夫）的一席话，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
曾国藩：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因为周腾虎夸奖你，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这是不常有的事。
赵烈文：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很有生气，自然是英雄面目，相比之下，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不差毫厘，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就军事打仗来说，本来崇尚的是谋略。自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急功近利，追逐名望，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因此，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今天的世道大乱，荆棘丛生，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曾国藩：你说得对，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从胡林翼、江忠源去世后，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久之计，令人感叹。
第三个方面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中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办团练很有名，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将朱挖过来，在营务处任提调。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因为善于断案而为曾国藩所赏识，将他调入。
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所以立刻投效而来。李元度也是如此。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咸丰二年，各地开始办团练，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
次年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曾国藩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经曾国藩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再如无锡人薛福成。同治四年，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剿捻”的途中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曾国藩看过“故友”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发现他见识不凡，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为求取人才，用尽各种办法，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
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麾下，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一天也分不开。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郭昆焘）是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时到我这个地方，奉商一切军政大事。后面曾国藩还加了关键的一句话，请你一定携仙眷，一定把你的夫人一起带过来（曾国藩明白，如果让郭昆焘离开妻子，他就不会在这里长久）。我这儿现在已经“扫榻以俟”，把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快来吧。
郭昆焘见曾国藩如此盛情，很难推却，便到了曾国藩那里，当然这次他没有带夫人。曾国藩一想没带夫人，那是不想久留，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鸳鸯每天肯定是在一起生活的，朝夕相处，不能一个人独处。你还是回去吧。
郭昆焘收到信之后，便来到曾国藩这里做了兼职幕僚。曾国藩手下幕僚众多，但是很少有做兼职的。郭昆焘是个特例，当时既在湖南巡抚那里打工，又在曾国藩手下任职。2.以天下为笼，雀无所逃
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察其真伪，鉴别贤否。曾国藩经常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人，弃政从商，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司马迁称他为“天下言治生祖”，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这句话，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白圭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还提出，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传说中的一种小虫子。据晋干宝《搜神记》等书记载：青蚨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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