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子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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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第二卷）试读：
见义不为
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②③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④⑤⑥⑦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注释】
①世：古时称30年为一世。也有的把“世”解释为朝代。
②因：因袭：沿用、继承。
③损益：减少和增加。
④鬼：这里泛指鬼神。
⑤谄：谄媚、阿谀。
⑥义：人应该做的事就是义。
⑦勇：就是果敢，勇敢。【解释】
子张问孔子：“十世以后（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就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孔子说：“不是你应该祭的鬼神，你却去祭它，这就是谄媚。见到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就是怯懦。”【故事】
孔子志向远大老有所养
有一天，颜回和子路陪在孔子身边闲谈，孔子说：“你们何不谈谈自己的志向？”
子路是一个非常有豪侠之气的人，胸襟非常开阔，他豪迈地说：“我希望把自己的好东西都和朋友分享，就是用坏了也没有关系。”
颜回的性格比较温和且谨慎，他舒缓地说：“我希望有好的道德行为和成就，对于社会有善行和贡献，但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
子路和颜回的回答是一文一武，志向不同。他们说完了，孔子听了以后，还没有说话，子路忍不住了，转而问孔子道：“老师，我们愿意也听听老师您的志向。”
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老人有所养而得到安逸，让朋友得到信任，让青年人得到关怀。”
法显艰苦跋涉取经学道
先秦时期形成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经过秦汉时期的发扬光大，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比如东晋时期的法显大师，他在人类还缺乏地理知识、交通条件又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为了取经，穿行亚洲大陆和南洋海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优秀品格。法显，姓龚，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他有3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就在他才3岁的时候，就送他到佛寺当了小沙弥。
法显10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
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法显20岁时受大戒，这是出家佛教徒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法显受戒后，更加苦心研究佛经。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常慨叹律藏残缺，立下了前往天竺即现在印度求取佛法的志愿。
399年，65岁的法显不顾年老力衰，决定前往天竺取经求法和参访佛迹。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年逾花甲，如果再不完成夙愿，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4位同修：慧景、道整、慧应、慧嵬，4人非常支持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且表示愿意跟法显同行。法显大喜过望，稍做准备之后，5人就一起从长安出发，踏上了向西苦行的路途。
法显等一行5人离开长安，日夜西行，翻越了六盘山的南段陇山，来到了西秦地界。此时正是初夏时节，按照佛教徒的习俗，要停留下来坐雨安居。
雨安居结束后，法显等人继续赶路，经过南凉国，翻山越岭，于第二年暮春进入北凉王段业治下的张掖。法显在这里又遇到了佛教徒智严、慧简、僧韶、宝云、僧景、慧达。这6个人听说了西行求法的事，也很欢喜，表示想一同前去。
队伍又壮大了，法显非常开心。不过此时又到了夏季，于是11个人一起坐雨安居。坐完夏之后，法显的11人僧团离开张掖，经过酒泉来到敦煌。宝云等6人还想在敦煌停留些日子，去鸣沙山看凿石窟，于是11个和尚分成两拨，法显领着4个人先走了。
临行前，敦煌太守李暠给了他们充足的水和干粮，并对法显说：“去西天的路艰险异常，这里向西不远，就有800里沙河，那里不但有恶鬼食人，还有热风吹人昏迷，明明看见有水草，人畜却被活活渴死，你此去可要多加小心，如果不能前行，就回敦煌来吧！”
法显道了谢，说道：“我在长安已经立下了宏愿，不到西天求得戒律决不回头。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再见吧！”
法显等人离开敦煌，走了近半个月，终于看见了渺茫可畏的沙河。这里流沙漫漫，极目苍黄，天上没有飞鸟，地上也没有走兽，没有水源，连一棵草木也不生长。法显没有皱眉头，几位僧人结伴向前走去。
走进沙河，才真正体会到旅途的艰苦。行人的两脚经常陷进沙里，走得很慢；沙河里的风时常卷着沙砾迎面打来，让人睁不开眼睛。随身携带的水和干粮吃完了，前面的黄沙还是漫无边际。
僧人们又干又渴，找不到水草，四顾茫茫，不辨方向。只有路上零星可见的古往今来堆积起的人畜骸骨，触目惊心地指示前进的路途。
法显一行跋涉了17天，才走出沙河，来到鄯善国。这里人原来住在楼兰古城，因为罗布泊干涸没水，这才被迫南迁，到了现今这个道路崎岖、土地贫瘠的地方定居。法显等人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跟僧侣们交流学习了天竺语文。
离开鄯善，他们向西北方向走了15天，来到焉耆。法显等人川资路费已经花费罄尽，要留留不下，要走走不得，十分尴尬。于是智严、慧简、慧嵬自告奋勇，要前往东北方的高昌国化求盘费。
法显等两人在焉耆待了两个月，没等到智严，却等来了宝云等6人，大家重逢十分欢喜。又等了些时日，还是不见智严等回来。他们只好先行上路了。一行人，离开焉耆往西南方向行进。经过龟兹后，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
塔克拉玛干沙漠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沙漠之一。这里气候干燥恶劣，寸草不生，沙漠里的风推动着200米高的沙丘缓慢移动，使旅途倍加艰难。就是年轻小伙子，遇到这般千里渺无人烟的景象也不免心惊，在里面走上一天也会叫苦不迭，可是年近古稀的法显，却硬是带着僧人小队，咬着牙横穿大沙漠，历时35天。
走出沙漠之后，法显一行来到于阗。都城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一带。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法显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3个月。
法显一行在于阗收获颇丰。随后继续西行，准备翻过葱岭。葱岭又叫“雪山”，今天被叫作“帕米尔高原”。葱岭海拔超过4千米，冬夏有雪，气候恶劣，地势险峻，亘古难行，而且经常发生雪崩。
法显的僧人小队不怕艰险，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翻过葱岭，来到北天竺境内的陀历。
法显等人从陀历向西南方向行进，沿途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山上除了石头寸草不生，往下望一望是万丈悬崖，令人心惊目眩。印度河在崖下奔流而过，水声雄浑，气势宏大。
从这里过河无舟无桥，只能沿着前人凿出来的700级狭窄的石阶，小心翼翼地贴着山崖前进。
走完梯级，就看到一根悬索通到80步外的河对岸，要想过河，只有抓住绳索攀援过去。7个人一鼓作气，抓着晃晃悠悠的悬索，从波涛汹涌的印度河上凌空而过。
法显对和尚们说：“释迦涅槃后300年，就有僧人背着经律从这里渡河而东，东方自此有了佛法。如今又过了400年，我们从这里渡河西去求取经律，这也是一种因缘啊！”
法显的7人小僧团渡过印度河，来到乌苌国境内。这时候已经是402年的春夏之交，也是法显远行的第四年了。法显准备在乌苌国坐雨安居，而慧景、道整、慧达听说西南方的那竭国有一处胜迹佛影窟，里面留有释迦牟尼的影子，心里向往不已，马上就想去看。于是这3个和尚再一次组成了先遣队，往那竭国先走了。
法显等4人在乌苌国雨安居结束后，准备继续南行。这时候，先到那竭国去的慧达返回弗楼沙。慧达、宝云、僧景也表了态，打算供养佛钵之后就回国去。慧应又得了急病，没过几天就不幸去世。
法显觉得很伤感，这是他西行以来感到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但他又没法放弃，慧景和道整在前方等着他。他默默收拾好行装，深吸一口气，一个人孤零零地朝那竭国进发了。
法显独自向西来到了那竭国的酰罗城。这里以供养着释迦牟尼佛的头顶骨而著称。法显在这里与慧景、道整会合。开春以后，3个人启程南下，走到了小雪山。
小雪山冬夏积雪，寒冷异常。他们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
当初颇具规模的11人小队，死的死，回的回，离队的离队，如今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两人互相帮扶着，经历了常人不能想象的艰难，翻过了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
404年，法显二人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在这里看到佛陀的遗迹。
法显一方面感动赞叹，另一方面又想到自己一行11名僧人，历经千辛万苦，游历诸国，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半途折返，还有的无常坐化，再也不能亲眼看到此番庄严胜景，不由心生悲恸，默默垂泪。
法显和道整从舍卫国继续东行，先后游历了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城以及佛教的圣迹。
后来进入天竺，遍历中天竺，参观了鹿野苑后，辗转来到巴连弗城，此时两人已跋涉近2万里，游走近6年。
法显在巴连弗停留了3年，专心学习梵文梵语，抄写律论经典。3年过去了，法显准备启程回国。
这时候，道整对法显说：“此地法度齐备，僧众仪范可观，相比之下，汉土戒律残缺，僧徒修持难得要领。我已下了决心留在此处，从今往后直至证道，我愿生生世世不再生在法外边远之地！”
法显说：“我又何尝不想留在天竺，证道成佛呢？但是我们当初离开故乡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取得戒律回国，让僧戒流传汉土，让佛法发扬光大。你留在这里也好，我就一个人回国去吧！”
法显准备好行装，带好抄得的典籍，告别了道整和巴连弗的僧人，独自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法显顺着恒河东下，经过瞻波国，又向南来到多摩梨帝国。这里佛法也很兴盛，法显在这里写经画像，住了两年。之后，他搭乘商船，在南亚初冬由东北向西南的信风吹送下，经14昼夜来到狮子国。
法显在狮子国停留了两年。有一次，法显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用一把祖国产的白绢团扇供佛，他捧着扇子老泪纵横：他已经离开故国12年，当初跟他同行的伙伴们或死或分，如今剩了他一个；所见的山川草木跟故乡完全不同，他已经很久没有讲汉语了。
法显那么想念祖国，那么想念长安，想念吕梁山，想念汾河，想念宽面，想念滩枣，想念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故乡人。他决定动身回国。
411年农历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船，循海东归。船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
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100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5个月，又转乘另一艘商船向广州进发。
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漂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的崂山。时为412年的夏季。
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30余国，历经13年，回到祖国时已经78岁了。在这13年中，他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
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他在临终前的7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6部63卷。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我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的惊人壮举，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玄奘历尽艰险取佛经
随着唐宋时期三教思想的进一步融合，促使人们向往真理，追求真知。唐代高僧玄奘为求佛法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成为一位勇敢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玄奘，俗名陈袆，唐代洛州缑县人，即现在的河南偃师。他的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时期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代初期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
玄奘幼年即受家教的影响，当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11岁就出家当了和尚，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13岁时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敬。
玄奘32岁的时候到长安大慈恩寺度僧，被破格入选，拜名僧为师，深入钻研佛教各派经典。
有一天，天竺国一位高僧来到长安讲经，介绍天竺的那烂陀寺有位戒贤法师很有学问，对佛教各派学说都有精深研究。玄奘决心去天竺向戒贤法师学习。
玄奘34岁的时候，只身一人离开长安，踏上了去天竺的路。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到天竺的路途又非常遥远，艰难险阻数不胜数。
玄奘离开长安，到了瓜州，先是被李昌捉住，后因李昌是信佛之人，所以把玄奘放了。
玄奘被放之后，去一座庙里求佛。在这里他偶然遇到一名胡人，名叫石磐陀，希望请高僧为他受戒，让他成为居士，于是就请玄奘帮他受戒。当他得知玄奘要远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发誓要帮助玄奘，随师父前往印度。
但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担心玄奘在途中被山贼抓去而把他供出来，担心惹来杀身之祸，由此他竟产生了杀师叛逃的恶念。
这天夜晚，玄奘刚躺下睡觉，发觉有人正向他走来，定睛一看，正是石磐陀。石磐陀抽出刀，向他逼近，走过来，又返回，又走过来，又返回。
玄奘知道他已经动了杀机。此刻，不论是厉声斥责，还是乞求饶命，都会激起石磐陀的杀心。于是玄奘静静地坐着，闭目不视。见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终于还刀入鞘。
至第二天早晨，石磐陀终于向玄奘承认了错误。于是玄奘送石磐陀一匹骏马，自己带着一匹瘦老的马继续西行。
玄奘在西行的路上，路过龟兹，被当地盛情招待。事后，玄奘去拜见当地地位最高的法师木叉麴多。由于木叉麴多有点看不起玄奘，所以处处轻蔑，还说玄奘的西行取经是多此一举。于是，在木叉麴多的神奇庙里举行了一次辩经。
由于木叉麴多处处狂妄自大，最后惨败给玄奘。经过这件事后，木叉麴多再见到玄奘不敢再坐着，都是站着和玄奘说话，以表示尊重。
在西行途中，有一天玄奘走进了大沙漠。这里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满天沙土，像暴雨一样落下来。走了一天，他感到十分疲劳，就下马歇息，取下挂在马鞍上的皮囊想喝口水。不料，一时不小心，皮囊掉到了地上。
仅有的一皮囊水全洒在了沙漠里，他十分懊悔。于是，决定回去取水，拨转马头，向东走了10多里路。这时，他想起出发前立下誓言：不到天竺决不向东后退一步！现在怎能因水而东退呢？他又立即调转马头，继续向西北行进。
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四夜五天，没有一点水喝，口渴得像火烧一样，终于支持不住昏倒在沙漠上。至第五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10多里，发现一片草地和一个池塘。
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到了高昌。高昌王麴文泰遣使迎候，高昌王由侍人陪同，亲自迎接玄奘入后院，住一重阁宝帐之中，王妃与数十名侍女皆来膜拜。
麴文泰又命年逾80岁的国统王法师规劝玄奘留住，但玄奘没有同意，说道：
我来到此地是为西行求法，今天受到你的阻碍，大王只可留下我的尸骨，我求法的意志和决心，大王是留不住的。
以后便绝食3天以示抗议。
麴文泰被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所感动，只好放他西行。麴文泰还要求玄奘从印返国路过高昌国时，留住3年，受王供养。还要求现在讲《仁王经》一个月，玄奘一一答应。
玄奘离开使他备受敬重的高昌，又踏上了万里征途，历经艰辛，踏过20多个国家的国土，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北印的滥波国。
玄奘用了4年时间，行程5万里，沿途拜访了16个国家的名僧求法。终于到了北天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有僧众1万多人。其中通晓经论20部的只有1000多人，通晓30部经论的只有500人，通晓50部的连玄奘在内只有10人。全部通晓的只有著名的佛学大师戒贤法师一人。
玄奘拜印度戒贤法师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戒贤法师虽然年事已高，多年不讲经了，可是却特地为玄奘开讲，一连讲了15个月。玄奘起早贪黑，刻苦钻研了5年，终于通晓了全部经论，掌握了天竺佛学的要义，成了很有学问的佛学大师。
玄奘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又到印度的其他一些国家继续学习，学识更加渊博。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
有一次，他在乘船渡恒河的时候，碰到一群强盗。他们迷信妖神，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祭神。船中的强盗看中玄奘，要把他杀了祭神，玄奘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
说也凑巧，这时正好起了一阵狂风，河里浊浪汹涌，差一点打翻了船。强盗害怕起来，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放了。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还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呢！
经过6年的学习后，玄奘又回到了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叫玄奘主持讲席，给全寺僧众讲经。摩揭陀国的戒日王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听到玄奘的名声，很是钦佩。
642年12月，戒日王在他的国都曲女城举行了5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印度18个国家的国王，熟悉佛教教义的3000多僧人，那烂陀寺的1000多僧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人士。这是印度文化史上一次有名的盛会。
一天，有个婆罗门教徒，写了40条经文，挂在那烂陀寺门口，高傲地宣称：“如果有人能破我一条，我甘愿把头砍下来认输。”几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敢和他辩论。
这时，戒日王请求玄奘出来驳斥那个异教徒。玄奘叫人把寺院门口所挂的40条经文取下来，请戒贤法师等做见证人，把那个婆罗门教徒驳得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输，请求履行前言。
玄奘笑着说：“佛门弟子是不杀人的。你就留在我身边做杂务吧！”这个婆罗门教徒高兴地顺从了玄奘。
经过这件事，大家一致推举玄奘为论主，即主讲人。玄奘在大会上宣讲了他的佛学论文，并由人抄写一本，悬挂在会场门口，供大家讨论。会议开了18天，无一人提出疑问。对玄奘都很佩服，公认他是第一流的佛学学者、大师，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散会那天，按照印度的传统，戒日王请玄奘骑上装饰华丽的大象游行一周，表示对他的尊敬。从此，唐僧玄奘的名声传遍了印度。
玄奘在会后准备归国。消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也表示，只要他留在印度，要为他造100座寺院，这些优厚待遇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645年，50岁的玄奘带着600多部佛经，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长安，人们欢迎他的归来。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
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
此后，玄奘译出多卷佛经，其中包括他自己口述、由弟子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在这本书里，他把亲自到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听到过的28个国家的地理情况、风俗习惯记载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著作。玄奘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
玄奘回国后，和印度名僧一直保持着联系，中印度摩珂菩提寺的智光、慧天等曾经致信玄奘，称他为“摩珂支那国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木叉阿遮利耶”，间谓“善解诸经律论的中国大师”。
由于玄奘取经这件事本身带有传奇色彩，后来，在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说他取经路上，遇到许多妖魔精怪，这当然是虚构出来的。比如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面的故事，跟真正的玄奘取经事迹已经离得很远了。
千百年来，玄奘历尽千辛万苦，舍身求法的精神，孜孜不倦为中外文化交流献身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和传颂。
鉴真百折不挠东渡日本
唐代域外求经的佛教人物除了玄奘外，鉴真法师数次东渡日本，其所体现的既定目标，坚定信仰，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同样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
鉴真，俗姓淳于，唐代扬州人。鉴真14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
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鉴真在大云寺出了家，从著名僧人道岸禅师受戒。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鉴真刚刚遁入空门时，寺里的住持让他做个谁都不愿做的行脚僧。每天他都很勤奋地做着住持交给他的工作，已经两年了他每天如此，从来没有一次让住持对他的工作觉得不满意。
但鉴真一直想不明白，认为自己很委屈，觉得住持分配得一点都不公平。
有一天，已日上三竿了，鉴真依旧大睡不起。住持很奇怪，推开鉴真的房门，只见床边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瓦鞋。住持很奇怪，于是叫醒鉴真问：“你今天不外出化缘，堆这么一堆破瓦鞋干什么？”
鉴真打了个哈欠说：“别人一年都穿不破一双瓦鞋，我刚剃度一年多，就穿烂了这么多的鞋子。”
住持一听就明白了，微微一笑说：“昨天夜里刚落了一场雨，你随我到寺前的路上走走吧！”
寺前是一座黄土坡，由于刚下过雨，路面泥泞不堪。住持拍着鉴真的肩膀说：“你是愿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是想做一个能光大佛法的名僧？”
鉴真回答说：“当然想做光大佛法的名僧。”
住持捻须一笑接着问：“你昨天是否在这条路上走过？”
鉴真说：“当然。”
住持问：“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鉴真十分不解地说：“我每天走的路都是又干又硬，哪里能找到自己的脚印？”
住持又笑笑说：“今天再在这路上走一趟，你能找到你的脚印吗？”
鉴真说：“当然能了。”
住持笑着没有再说话，只是看着鉴真。鉴真愣了一下，然后马上明白了住持的教诲，开悟了。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鉴真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22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
鉴真在文纲、道岸、弘景等律宗传人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逐渐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
由于鉴真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
713年，26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以至于成为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
鉴真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他45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4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江淮间尊为“受戒大师”。
在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僧人普照等人随遣唐使入唐代朝廷，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他们访求10年，决定邀请鉴真。
742年，鉴真毅然应请，决心东渡。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4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当时日本僧人中持有宰相的公函，因此地方官也加以援助。
不料有人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时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744年1月，鉴真做了周密筹备后，带了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5天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阿育王寺安顿。
开春之后，越州、杭州、湖州、宣州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让鉴真去日本。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江浙一带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但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前4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748年6月27日，东渡日本的队伍又出发了。由于逆风，船在海岸附近停留了近3个月，大家都急坏了，老天爷怎么对传法如此磨难！
一天，鉴真对大家说：“昨夜，我梦见3个官人模样的人，一个穿红，两个穿绿，站在岸上向咱们作揖告别，这定是国神。想来这次渡海该成功啦！”
过了一会，果然刮起了顺风。船上的僧众齐齐跪下来，面朝西方，泪水纵横，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了。
船离岸越来越远了。傍晚时分，突然刮起大风，大海顿时像开了锅一般，白沫乱滚，风声夹着涛声，仿佛水底有千百个水怪在咆哮，海水黑得如同墨汁。船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被摔入浪谷。船上的人慌得晕头转向，僧人们断断续续念起《观音经》来。“船要沉啦，快把货物扔下海！”船夫忽然大声喊道。
有些僧人死死抱紧箱笼，说：“这都是法器，比性命还重要！”“现在还有什么比命更紧要的！快扔！”船夫急了。几个水手抱起栈香笼就要往海里扔。
正在这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莫抛！莫抛！”这声音一时压过了风浪声。船夫吃了一惊，马上把栈香笼放下来。
鉴真喊道：“大家不必惊慌，菩萨一定会帮助咱们渡过险境！”
第二天，风浪平静了许多，船又继续航行。第三天，船飘到了蛇海。几尺长的海蛇，或青色，或红色，在船四周闪电般地游动，十分骇人。过了蛇海，又进了飞鱼海。成尺长的鱼时不时成群跃出海面，在天空中闪烁着银光，让僧人们看得眼花缭乱。不久又到了飞鸟海，一群群巨鸟在海面上飞翔，鸟群倒不怕人，时时落到船上歇脚，几乎把船压沉。
隔了两天，风又大起来了。全船的僧人个个吐得翻肠倒肚，昏昏沉沉，躺在舱板上。只有普照还能走动，每天给大家发些生米充饥。但船上的淡水用光了，海水苦涩，根本不能下肚。大家嚼着生米，痛苦不堪，因为咽喉干涸，米咽不下，也吐不出来。
鉴真也躺在舱板上，鼓励道：“好事多磨，大家要坚持啊！”然后努力地咽着生米粒。这时候，海里不知哪里游来4条金灿灿的大鱼，围着船转圈。大家正在惊讶，风就停息了，天空显得格外明净，鱼也不见了。
第二天，船靠上一个海岛，船上的人都拥到岛上找水，结果发现了一个水潭，众人敞开肚皮喝了个饱，又把所有能盛水的东西盛满水带回船上。
这时，已经是冬天了，可这岛上却一片葱茏，满树花果，气候宛如夏天。原来，鉴真他们辛苦了半年，并未去到日本，而是飘到了海南岛，离日本更加遥远了。
虽然当地的地方官是个佛徒，极力挽留鉴真，但鉴真仍不放弃东渡的念头，地方官只好派人护送他回大陆。第五次东渡结束。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
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就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从余姚赶来。
753年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一行前后历时12年，6次启行，5次失败，航海3次，几经绝境。先后有36人死于海难和伤病，200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鉴真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他被圣武天皇委任为大僧纲，掌握传律的大权，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
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我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鉴真大师东渡是一座历史丰碑。他不仅被他那种为把大唐文化传播到日本，不畏艰辛精神所折服，而且为宣扬佛法永不放弃的信念所震撼，终成为一代家喻户晓的宗师受万人敬仰。
苦难成就的诗圣杜甫
唐宋时期的文化重构，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或许最为鲜明。比如像杜甫这样的人，面对惨淡的人生，不逃不避，敢于直面，这是他最大的精神力量，并用这种力量来写他的作品，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令人警醒的艺术魅力。
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树立了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
杜甫早慧，据称7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们交游酬唱。20岁以后的10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途做准备。
杜甫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
杜甫35岁左右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但滞留10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
由于杜甫在到长安不久之后，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
此外，他还多次向唐玄宗献赋，指望唐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安史之乱”的前夕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朝廷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唐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
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在759年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4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困苦。
杜甫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月夜》、《兵车行》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杜甫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
杜甫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
事实上，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免没有在自觉的忙忙碌碌、于世无益中，存在精神上的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挣扎。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著，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
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都是就这一种执著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
儒者本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而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富，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越是社会崩溃昏乱，他越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这种执著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其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4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腐朽现象给予严厉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执政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当政者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
杜甫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在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他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
759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潼关、石壕等地，目睹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6首诗。
杜甫“忧国”，不回避眼见的事实；“忧民”，不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中的途径。而这种折中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
其实，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杜甫之所以能够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他对现实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廉洁、爱民，期盼皇帝的贤明能减征赋，务农息战。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
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其中的第一首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
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记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
杜甫具有强健的人格筋骨，经得起炎凉的摔打，受得了家国破碎的痛击，以悲痛为华章，写长歌以当哭，赢得了千秋万代的美名，无人能望其项背，无人不赞其坚韧，堪称忧国忧民和直面苦难的人格理想的典范。
苏轼超然物外的追求
苏轼在历史文化长廊中是一个丰碑级的人物，他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屡遭贬谪，却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胸襟开阔，既能超然物外，又能自强不息，其高尚的品德，极具感召力，令人叹为观止。
苏轼是北宋眉山人，就是现在的四川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少年时代，就深受其父儒家思想的濡染，怀有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苏轼怀有儒家“奋厉有当世志”，同时也接受了道、佛思想的熏染。其父苏洵和云门宗圆通居讷关系密切，苏轼少年在蜀中时就同成都大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郊游。
正是基于胸怀天下、兼收并蓄的可贵之处，加之勤奋好学、扎实严谨，苏轼的各方面才能日渐累积。
功夫不负有心人。1056年，21岁的苏轼跟随父亲披坚执锐、夺关斩将，在吏部考试中以600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赢得第二。随后又顺利通过所有考试，进士及第。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赞誉说：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30岁时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有志于改变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现状，但反对“求知过急”，结果引起革新派的排挤。为远身避祸，苏轼要求外任。
他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八九年间，苏轼虽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处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可谓勤政爱民，尽心职守。
在这期间，苏轼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笔下的西湖多姿多彩，波光粼粼的晴天那么美妙，就是濛濛雨雾中的西湖都那么动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密州写的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江城子·密州出猎》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是千古传诵的苏轼“豪放派”代表词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
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同时，这首词既表现了诗人跃马扬鞭、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也抒发了他要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志向，爱国激情，慷慨激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篇构思奇拔，蹊径独辟，情韵兼胜，境界壮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体现出苏轼词作清雄旷达的风格。
诗词文赋造就了苏轼的伟大，也带来了灾祸。1079年，苏轼刚调任湖州不久就因“乌台诗案”再次被贬黄州。
在当时，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可以任由诗词在社会上传播，这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宋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而苏轼对大部分指控并不掩饰，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由于北宋时期当时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面对新的打击，如何平衡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中的矛盾呢？苏轼开始以超然的态度重新审视现实和自己。
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受挫折，但却始终没有走向消极颓废。在困顿的黄州期间，他不仅没有忘记承担人生的责任和义务，而且适时地调整了生活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人生追求的蜕变。
在黄州期间，刚开始时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苏轼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对官场产生了厌倦情绪。他感到苦闷，失意，找不到出路，他开始逃避现实。这种心态流露在他的许多诗文当中。
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在这首诗中，诗人自嘲之意溢于言表，他因自己的获罪而对仕途失去了信心，进而产生了归隐之念。深受《庄子》影响，而且喜好和僧道来往的苏轼，开始全身心的投入禅道。
苏轼在与僧道友人的交往中，思想得到了清静。在贬谪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借佛门清静地来排遣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修养性情。苏轼所追求的正是老庄所提倡的随缘自足，超然物外。
佛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以更充沛的精力，更深刻的思索来认识人生的意义。
与此同时，苏轼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儒家深厚的思想修养，仍然使他在贬谪之地心系国家。尽管他想获得解脱，但由于他所受到的深厚的儒家思想教育，他无法弃国家民族于不顾，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为国尽忠、为国效力。
苏轼一贬再贬，他的精神始终没有颓废，更与他开阔的胸襟，深厚的修养分不开。特别是在黄州与下层人民亲密接触以后，他更多地了解了民生疾苦，对人民的苦痛有切肤的感受。
苏轼曾经在《前赤壁赋》中这样写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虽然“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心旷神怡，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怎能忘却人世的苦恼，怎能忽略曹孟德当年“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固一世之雄”的威风？这是一颗炽热的心，在为国家、为人民，也为自己的雄心壮志而流泪和滴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支配下，苏轼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去关注社会问题。
如当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后，“闻之酸辛，为食不下”，连忙写信给朱寿昌太守要求革除陋习；当地瘟疫流行，他又向巢谷苦求圣散子药方，“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他以自己的宽厚、仁爱，博得了黄州人民永久的怀念。
这一时期，佛老思想和儒家的勤政爱民主张在苏轼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矛盾可以从他的多部作品中找到痕迹。
比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中既有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又抒发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同时流露出功业难成的惆怅。全词即景抒情，怀古伤今，咏史写人，苍凉悲壮、气势磅礴，卓然成为开“豪放”一派词风的“千古绝唱”。
黄州谪居时期，是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时期。他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实现，不仅创作到了辉煌时期，人格精神也得到了升华，既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既超然物外而又自强不息。
苏轼人生追求的实现，源于他在不断克服人生坎坷与磨难中形成的自强不息的品质，以及宁愿忍受苦难，甘当黄州贬官而不忘忠君爱国忧民的厚德载物的胸怀。
苏轼曾经在《晁错论》中说过，“古人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读懂了苏轼，就读懂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八佾舞于庭
①②③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④⑤⑥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注释】
①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即季平子。
②八佾：古代奏乐舞蹈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
③可忍：可以容忍。
④三家：鲁国当政的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称“三桓”。
⑤《雍》：《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宗庙完毕撤去祭品时唱的诗。
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诗中的两句。相，助祭者。维，语助词，无意义。辟公，指诸侯。穆穆，庄严肃穆。【解释】
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六十四人在自己的庭院中奏乐起舞，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容忍的呢？”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完毕撤去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这篇诗。孔子说：“《雍》诗里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这样的礼仪，怎么能用在你三家的庙堂里呢？”【故事】
李密牛角挂书志向大
李密少年时候，曾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后来隋炀帝认为他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
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正好当时宰相杨素坐着马车在后面赶上来，看到前面有个少年在牛背上读书，暗暗奇怪。
杨素在车上招呼说：“哪个书生，这么用功啊？”
李密回过头来一看，认出是宰相，赶忙跳下牛背，向杨素作了一个揖，报了自己的名字。
杨素问他说：“你在看什么？”
李密回答说：“我在读项羽的传记。”
杨素跟李密亲切地谈了一阵，觉得这个少年人很有抱负。回家以后，杨素跟他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孩子的学识、才能，比你们几个兄弟强得多。将来你们有什么紧要的事，可以找他商量。”
打那以后，杨玄感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
徐光启融汇中西文化
明代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先进科技也开始传入我国，这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学东渐”。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者苦苦求索，致力于研究和介绍西学，推动了中西文化的融汇与交流。在这些人当中，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可以说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徐光启将中西文化交流确定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在科学的险径上艰难攀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一位献身科学的伟人。
徐光启幼年时，由于家境贫困，他的祖母、母亲无论寒冬酷暑，日夜纺织不辍，以维持生计。连他的父亲也不得不下田耕作，以图自给。
那时，读书人都是走的科举的路子，徐光启也不例外。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取了金山卫的秀才。32岁那年，他应他人之邀远行广东韶州教授家馆，开始了“经行万里”的旅程。
徐光启南行之际，西方传教士已经叩开我国的大门，在我国的南方进行宣扬基督教的活动，因此他同西方传教士有了初步的接触。
利玛窦是最早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并取得成功的耶稣会士。他于1582年抵达澳门，第二年到端州。在此地利玛窦潜心学习汉语，钻研《六经子史》等书。后行迹遍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徐光启在韶州教书期间，一次偶然到城西的教堂，没有见到已经北上的利玛窦，却与接替利玛窦主持堂务的郭居静谈得很融洽。
这是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萌生了对传教士和西学的好感，由此开启了与传教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先河。
1597年春天，徐光启远上北京，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这次他不但考中了，而且还被取了头名解元，名声大震。中举之后，徐光启留在京师等候会试，但未能考中，于是离京返乡。
徐光启回到家乡继续以教书为业，同时更加刻苦地读书学习。因为事先看到了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对上面提供的经纬度、赤道、五带等地球知识饶有兴趣，又仰慕利玛窦的学识和为人，便于1600年到南京拜访了利玛窦，聆听他的议论，对他的博学多识留下深刻的印象。
1603年的秋天，徐光启再往南京访利玛窦，因后者居留北京不遇，遂与主持南京教堂的郭居静、罗如望两人晤谈。此后，他读了利玛窦著的《天学实义》、《天主教要》等传教著作，听罗如望讲了《十诫》等天主教的基本教义，观看了宗教仪式，决意受洗入教，并取了教名“保禄”。
西方传教士传授的科学知识对历来学主实用的徐光启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觉得入教或许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能有所裨益。徐光启入教以后，开始了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把西学介绍到我国的事业。
1604年春，徐光启再度赴京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并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成为朝廷着意培养的高级人才。
就读翰林院期间，徐光启为了集中精力攻读实用之学，放弃了对诗词书法的爱好，专心致志地研习天文、兵法、农事、水利、工艺、数学等自然科学。
徐光启仍然继续与客居北京的利玛窦交往甚密。他时常布衣徒步，前往利玛窦邸舍问学。在徐光启的请求下，大概是从1605年至1606年间开始，两人便开始合译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之所以首选《几何原本》进行翻译，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又是数学的本原。其中的公理虽不以直接以具体事物为对象，但它所蕴含的道理却是一切科学技术必须遵循的。
徐光启为翻译《几何原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要前往利玛窦的寓所，由利玛窦口授，他负责笔录。翻译中反复推敲，务求译文准确，文词通畅。
经过前后3次修订，终于译成了《几何原本》前6卷。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这次翻译也是非常成功的。徐光启在译书过程中创立的一套几何术语，如点、线、面、直角、四边形、平行线、相似、外切等，一直被沿用下来。《几何原本》译毕，徐光启又与利玛窦用同样的方式译出了《测量法义》初稿。徐光启历来重视水利，这时也向利玛窦询问西方水利设施和器械的情况，并从中受到启发。
1607年4月，徐光启结束了翰林院为期3年的学习，授官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5月，其父病逝，徐光启按惯例归籍守制，回到上海。
守制期间，徐光启仍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农学试验，他把已经译成的《测量法义》加以整理，删削定稿。随后，又相继撰成《测量异同》和《勾股义》。这3部书，都是对《几何原本》的发挥和应用。
在这几种书里，徐光启运用西方几何学的原理，对传统数学的经典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进行整理，初步揭示了传统数学作为经验型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萌生了创立“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的科学体系的强烈愿望。
在此前后，徐光启还帮助李之藻把根据克拉维《实用算术纲要》翻译的《同文算指》整理成书。这些西方科学的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可以发挥作用，产生效能。
1610年10月，徐光启守制期满回到北京，恢复翰林院检讨原职。此前，徐光启曾经计划与利玛窦共译《泰西水法》，但当他回到北京时，利玛窦已于当年4月去世，因而改请传教士熊三拔口授。
这次翻译没有采取照本直译的做法，而是结合我国已有的水利工具，只选译其中比较实用和确实先进的部分，一边译书一边试验，把制器和试验的方法与结果都记录下来。此书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很有指导意义。
以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为发端，在明代晚期的学术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成为一时盛事。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焦勖译《火攻挈要》、王征译《远西奇器图说》等书。此外，当时还译介了一批欧洲宗教、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书籍。
自唐代大规模翻译佛经以来，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译书高潮，而此次译书涉及的领域之广，科学意义之大，又是第一次译书高潮无法比拟的。它在较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我国和欧洲两大文化体系的融汇与交流，使我国文化初步纳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体系，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徐光启运用西方科技解释农业生产，把传统农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有相当高的水平。如他的《农政全书》，就是他收集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许多珍贵经验编纂而成的。他对这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鸿篇巨制，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和农学的巨大贡献，代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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