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志野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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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对人的心理哲学思考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心理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体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都有自己的认识。本书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1.从个体的角度探讨“我”是谁？“我”和外界环境的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2.本书提出“心理空间”这个新概念。这里的心理空间和其他所有心理学家研究的心理空间不同。这里的心理空间和宇宙空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3.本书提出“情绪波”这个新概念。任何人只要对情绪波有所理解，并能够适当地运用，就有可能避免心理障碍的形成，能够减少或消除极端的思想念头（如犯罪或自杀的念头等）。4.本书特别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建立。如果个体没有道德义务和道德自律，法律再多也不可能使社会和谐。要使社会得到真正的和谐，法律条文可以减少，而道德义务是不能不建立。5.本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新理解。
绪言
我一生喜爱读书，但生性愚笨，不求甚解，学而易忘。圣人说他十而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来去自如。我自比之，相距太远。我痴长七十有六，不仅不能来去自如，随心所欲，耳顺知天命，甚至于我不断有惑而不能解。从年幼开始白天喜欢思考，夜晚多梦。每每梦中有所悟，醒来却又梦去无存，疑惑不断。因此，我热衷于梦。有时我把梦中的零星所悟和有学问的朋友们谈起，有的批评我胡思乱想，有的嘲笑我异想天开，还有的认为我是不识时务。只有个别的朋友说我的梦中所悟，虽显杂乱，但还有些道理，劝我不妨写出来，闲时一读，聊以自慰。可惜梦中所悟大都忘记，即使能够记起的也是支离破碎的梦中图像，不能成章。自以为身心不错，不知长眠之日临近。我来自自然，也即将回归自然，所以要抓紧时间，趁头脑还清醒和生活尚能自理之时，把能够记起的梦中所悟的片段书写出来，让子孙后代了解他们竟然有这样一个梦中奇悟的祖先。我的梦中所悟和他人梦中所悟不同，曹雪芹梦的是现实世界，英国作家彭扬梦的是宗教和神话世界，是他个人理性世界的发展。
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在普通人民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圣人，孔夫子不过是他们的化身或者代表。在最普通的人民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哲学家、评论家和文学家，问题是一方面他们没有被人看重，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和抒发他们的见解，有的虽也曾经表现出其才能，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在封建王朝，人们要对帝王高呼万岁。其实任何帝王都不可能活到万岁，高呼皇帝万岁只不过是人民对他们的愚弄。能够活到万岁的只有人民，人民不仅是万岁，而且真是万万岁，梦想万岁的人其实是最愚蠢的人。
圣人的圣书不全是圣人创造的，而是在人民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圣人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经过思考和提炼加工叙述了常人的话语。古往今来的革命家、军事家和领袖同样也都是站在千百万烈士的尸骨上建立起功勋的。没有烈士捐躯，任何伟人也是枉然，所以最该纪念的除伟人外，就应该是烈士。所以人们常说，一个成功将军的背后有无数烈士的白骨，因为将军是烈士们造就的。最伟大的和真正伟大的是人民，是草根，是泥土和砂石，而不是某个个人。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千万不要崇拜个人，崇拜个人就会阻止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我再三思考，既然我是一个草根，是一个教书匠，我就只能进行草根式的思辨。古语说，童言无忌。我想草根之言和童言一样，也是无忌的。草根就是根生于地上的普通小草，是最普通的和最底层的无人问津的小花小草，虽然小花小草非常渺小，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的感受和所悟。每个人来到这个大千世界，除了一生为生活奔波，时刻都在意识流里度过。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对不少问题会感到困惑。草根的思辨就从困惑开始，草根的梦悟也不会离开思辨的困惑。我的第一个困惑就是我自己，我是谁？为什么会有我的存在？为什么在我出生之前我就不存在？那么我死之后还存在吗？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的村夫乡语和梦悟随谈。也许我这里所谈的在别人看来完全是杂乱无章，不过敬请原谅，因为这只是类似童言的村夫乡语。
一 我是谁
我的困惑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感到疑惑，怎么有那么多的“我”？为什么每个人都是“我”呢？后来才了解每个人对别人来说，自己都是一个“我”。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自己就成为“我”，对个体来说是唯一的我，是不可以用别的我来代替的。也正因为有了“我”这个个体存在，所以这个个体就有了和“我”有关的思想。如果不来到这个世界，当然就无思无想，不生不死，也就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困惑。“我”来到世界后，常常会想到许多问题，而且会感到异常的困惑，有时感到无限的恐惧。这些困惑比如：什么是自然和宇宙，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死后又会到哪里去，“我”究竟是谁，人为什么又会有心理，心理究竟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神吗，可是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神啊！等等。这些疑惑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一生都是草根，我当然不懂哲学，也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和心理学，我和任何理论和任何家都无缘，我仅仅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草根，我就想以我这个草根的身份来思考这些问题。
我读过一些书，尽管读书不多，也不懂得做学问的道理和方法，自然，我不想也不会以那些学者们引经据典的方法来思考，我只是用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语言试着谈谈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外古今历史上的名家名言可用可不用的就不用。已经成为普通常识性的问题，我就不再加注。有根据的一些重要的数据或某些事实我会说明其来源。没有说明的当中有些想法也许和他人的理论相似，但我绝对没有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只能说我的认识和他们的认识相似，也仅仅是相似，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我所说的只是广大草根时常想说的东西。
人们喜欢讲自然，其实很少有人去想一想自然是什么。我问过许多人，也翻过一些书籍，得到的答案大多认为自然是指任何一件独立于人类而存在于地球上或宇宙里的东西，比如天气、矿藏、动物、植物，包括所有的花草树木等。地球本身和宇宙本身理所当然地是自然，这里的意思是说，凡地球上除人类以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称为自然，这是地球人对自然的说法。其实，我认为，人本身也同样属于自然，或者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暂时我们先不讨论这个说法是否对，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球本身和宇宙本身就是自然或者称为自然界。有时人们把自然称为自然现象。
自然，用抽象的语言说，就是存在。存在包括任何事物的产生、生长、发展和衰亡的整体过程。无论是中国的理论还是西方的理论，都脱离不了这一明确的原始自然观念。自然就是存在，也就是存在本身的意思。自然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指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自身就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组成的生命共同体。
大多数学者都把人和自然分开，因为人和一般的存在不同，人能够思维和创造。但是，只要深思一下就可以明白，人本身也是自然。所谓人，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从存在角度看，人是一种存在；从动物角度看，人是一种动物；从社会角度来理解，人是具有群体性的动物或称为社会人。根据基督教的理论，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当然，谁也没有看见过上帝，上帝只不过是某些人们头脑里的一个幻觉，或者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能够主宰一切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创造出一个非人的神，就把他称为上帝。或者第一个提出上帝的人所说的上帝就是宇宙。基督教的《圣经》说：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名字叫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名字叫夏娃。后来因为夏娃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她和亚当都被上帝打到凡间，这样才繁衍成人类。当然，这只是神话。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原始神话，而且中国的神话似乎更加朴实一些。据说在盘古时代，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神，名字叫女娲，她感到太寂寞，就想如果有一些同伴就好了。这样她就创造出一些和她相似的人。这只能看做是初民们的神话，我们不能够从神话里得出人的结论。至于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原始神话里的女娲又是谁创造的，这就没有人说过。难道上帝和女娲都是与世永生的？他们的与世永生实际上就是古人们对困惑的最初解答。他们千方百计地思考人的来源，认为神造人的可能性最大。这和宗教的诞生很有关系。既然是神造人，就对神崇拜，认为神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亵渎的，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实际上初民们就把宇宙当成神。
有人认为，人和其他物体不同，人具有认知特点，人具有感情，人有主观意识或自我意识。之所以人具有这些特点，这是物质的发展结果。那么，除人之外，其他生物难道就没有认知能力、没有感情、没有意识吗？其实认知、感情和意识本身也是自然。人是不能和自然绝对分开的。关于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人类脱离了一般的动物，改变了生活方式，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人际交往，这样人类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类也正是持续地参与了实践活动，才使得自己完全从动物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和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动物类别和品种。这样人就从无意识的自然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有意识的社会人。社会和自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归根结蒂，社会也是从自然中脱胎换骨出来的新的自然，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
从本质上讲，人是自然。但人是从自然里分化和发展出来的，和其他自然的成分有区别，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断地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变化。人可以改变自然和美化自然，但是在改变和美化自然的同时必须和自然的步伐相一致，一旦和自然不一致，不仅自然会遭到破坏，人类也同样要遭到破坏。所以，古代和今天的人们都提出人应该和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才符合自然。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的生活当然就该符合自然。自然需要整体的生态平衡（包括人类和自然的平衡），违反了生态平衡，就可能失去了和谐。过去，我们常听到人们讲：要生活得好，就应该和天斗，和地斗。我想这里所说的和天斗以及和地斗，实际上是指寻找出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就是符合自然。有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实现和自然的和谐有很大的意义。这要从两方面来看，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那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只能阻止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有些地区乱砍伐树木，结果造成洪水泛滥；一些国家过多地排放废气，形成了温室效应；城市无限地扩大，使得气候不正常；国际间的GDP竞赛，汽车推销竞赛，人们浪费资源的竞赛等，都对原有的自然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这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颓废的科学技术发展。所有这些破坏都是违背了自然规律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要认识到自然是统一的，在自然里没有独立于自然之外而存在的个体或类别，所有的生命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都要依赖自然，破坏了自然，也就破坏了自己。一些科学家提出，应该用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其实这种说法要加以注解。无论认识自然或者是改造自然，都必须在符合自然自身的情况下进行，脱离了自然自身，也就无法认识自然，更不必说是改造自然了，这不过是对科学的恶搞而已。还有人认为社会发展越快越进步，我看这也不一定对。首先要看如何发展，破坏性的发展，发展越快我们的母亲地球就加速趋向灭亡。
我们都是人，但并非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究竟是什么，而且各人不仅对人的认识不同，各人对自己的认识也不同。即使知道人是什么，也不一定大家知道的都一样，也就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认识。一般人们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和动物不同，因为人有思维，人能够言语。无论怎么说法，人总是自然界里的一种物体，尽管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物体不同。这种说法也有漏洞，难道除了人，所有动物都不能思维吗？至少，这样说仅仅是假说，因为我们已经观察到不少动物都有简单的思维，我们不能认为它们的思维就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了。农村里的狗和城市里的狗就有不同的思维。农村里的狗见到汽车时早就逃开了，而城市里的狗对待汽车一类的东西就不买账。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文化不同，思维也就不同。
我常常在想：在人的社会里，人们制定了许多法律，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遵守法律，特别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常常就违反法律。甚至于那些参与制定法律的人中还会出现严重的违法，如贪污腐化、结党营私、舞弊造假等。因此，我们也常常问自己，并且寻找答案，自然界里是否有其他成员和人有同样的行为呢？植物、动物以及矿物有和人类相似的行为吗？植物和人类不同，它们一般不能行走，有些爬藤类植物可以行走，但它们行走的范围很小，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发展，不能离开它们的根，除非借助风的力量把它们的种子带到其他地方。它们有一定的感知能力，对寒冷和温暖有简单的感知。动物和人一样，能够行走，但是动物没有人类的智慧，动物不能像人类那样具有复杂的创造性。但是不能说动物就没有简单的思维能力。矿物是无生命的，不能行走，没有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人和矿物、植物以及动物在自然方面没有两样。人们常常问，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回答很简单，人的出生是自然，人的死亡也是自然，因为生和死都是自然的本性。任何生物都必须经历发生、发展和毁灭的过程。因此，人们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死亡。人、矿物、植物以及动物都是自然。甚至地球和太阳，或者整个宇宙都不能逃避最终的灭亡。
为什么说人是自然呢？
对人的来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前面提到《圣经》说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古兰经》也说人是真主创造出来的；科学家认为人最初的祖先是鱼，从解剖学可以证明，人的脊椎只是鱼类骨结构的发展。然后由鱼一步一步地进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后才由猿人进化为人。还有人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做的实验，等等。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即使有外星人的存在，即使地球是外星人的实验基地，那么外星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无论人、外星人、动植物甚至于上帝（如果有），都和矿物一样是自然的存在或者自然的发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是自然。人和其他自然成分不同的地方，在于人能够思考人自身，而且会提出许多疑问和担心。其实，这也是人们自己的认识，究竟有没有其他自然物体有和人相同的能力，人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许人们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思维的动物只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几万年后说不定会发现在地球上有不少比人类更有智慧的生物存在。因为自然是一个复杂体，不同的感觉器官可以感觉到自然的不同方面，而人类的感觉器官有限，自然界一定有许多方面还不为人类所感觉到。
不管怎么说，人们最担心和恐惧的是生命和死亡。在我看来，人类意识随着宇宙的不断膨胀而更加丰富健全。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宇宙起源于137（或者150）亿年前的大爆炸。宇宙并非永恒。宇宙爆炸后不断膨胀，并且开始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宇宙学家们认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前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他们还认为，最初整个宇宙被挤压在一个零尺度点，当时宇宙密度和时空曲率都是无限大，这样就出现了宇宙大爆炸。想想在无限广袤的宇宙就有1 000多亿个星系，而每一个星系又有差不多1 000多亿颗恒星。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仅仅有35亿年的生命年龄的小星球。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团队围绕银河系中心一周就需要2亿～5亿年。人的寿命很短，地球会毁灭，恒星自然也会毁灭，宇宙也会毁灭，看，脆弱的人类内心是多么恐惧啊！
的确，死亡是人们困惑的一个问题。人艰苦地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为什么又要匆匆忙忙地离开？从理论上说，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是说：个体的生命是一个诞生、成长和死亡的过程，这是必然的自然规律。无论知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不死，至少能够长寿。然而死亡又是必然的事情，这是人们的一个暗伤。在历史上，特别是那些愚蠢的帝王将相，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追求长寿，寻找和研制什么长寿药、长寿膳食和不老药，结果死得比别人更早更惨。今天的人们同样为了追求长寿，反而仿制古代皇帝的膳食，说如何如何可以美容、使人健康长寿，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那些皇帝大部分都是年轻夭折的，长寿的皇帝是屈指可数的。所以他们的那些想法都是愚蠢可笑的，而善男信女们却紧跟其后，希望从短命的皇帝膳食里找到个体长寿的秘诀。
什么是生命？有人认为，生命就是一口气，一旦失去呼吸的能力，人就死亡。科学的认识是，生命是在有机体内同化和异化这一对矛盾的可持续运动，这个运动一终止就是生命的结束。不过这种说法太抽象了，简单地说，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死亡。许多人都害怕死亡，其实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规律。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发生、发展和死亡这一个相同的过程。当然，生命的过程要根据各个不同个体而定，有的生命体只活几个小时，有的生命体可以活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关于人的生命期限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人的平均自然寿命是120岁，有的认为是140～160岁，还有的认为人的寿命期限也是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也是与时俱进的，不能确定人类个体的绝对寿命限期。苏格拉底、荷马以及莎士比亚这些世界名人也都对死亡这个问题困惑不解，在他们各自留下来的著作或诗歌里都有不同的反映。其实死亡只是个体的消失，而人本身是永远地符合自然规律发展着。人对结婚生子的欲望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是人类永远地繁殖而不衰亡的表现，即使人类最终也会随着太阳系或者整个宇宙的消亡而消亡。
从行为方面来看，人和植物以及动物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森林里，有的树木高大魁梧，有的娇小柔弱；动物也是一样，在一个群体里，有的强壮，有的弱小。达尔文认为这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着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既然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可以解答了。为什么有些人满嘴的仁义道德，而做的全是男盗女娼？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总是高唱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在紧要关头偏偏就要为发展中国家制造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这里存在着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问题，那就是自然的利己主义。自然本身是利己的，它不知道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植物、动物和人从某一个方面来说都是自然的，既然是自然的，他们也同样是利己的，但是在利己的程度上有所不同。植物是绝对的利己主义；动物就不同了，动物已经出现了母爱，就说狼吧，狼不仅懂得维护自己儿女的生存，而且也会爱护其他的小动物，比如对人类的幼儿喂养，历史中出现的狼孩就是例子。不过动物的利他是初始的和简单的，是动物文化发展的沉淀。人类从其本身来看是利己的，但是人类文化的发展，逐步地使人类从自利行为向利他行为发展。整个人类历史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任何一个人从小到老的成长过程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一个幼儿起初是不懂得什么利他，但是随着年龄和身体的成长，在父母亲的培养下，在周边文化的熏陶下，在社会教育下就会建立不同程度的利他行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养、不同心理素质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利他行为。这就是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就说明某些发达国家的领袖们和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们实际上有更大的利己行为。
上面所阐述的就是自然的利己主义，无论植物、动物或人都有着这种本能的自然利己主义。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也代表了人的心理特征是从自然的利己主义向自觉的利他行为渐进。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影响，自觉的利他行为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人意志特别坚强，有的就显得薄弱。那些在革命队伍里锻炼得十分坚强的干部，有的仍然在糖衣炮弹的袭击下摧毁了原来的革命意志，成为贪官污吏，这些就是意志薄弱的人。而保尔、邱少云、焦裕禄这类人就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我们应该承认人之初是自然利己主义的，这是发展的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初期，再过几千年或几万年，那时的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的和谐社会，人类就有可能达到更高的利他境界。
人是从无到有，最后再从有到无。《圣经》尽管是神话，但是它却说过，人来自尘土，归至尘土。我们中国也有古人言：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我”对死亡都感到奇怪和害怕。人们对他们来到世界之前没有生活在世界上一点不疑惑，但是他们担心的是死后不存在非常害怕。就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一段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就是引起学者们注意的一个关于对死亡害怕的例子。下面引文用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唔，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都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哈姆雷特的独白实际上就是莎士比亚本人对“我”的哲学思考，所不同的是他利用哈姆雷特的嘴说出自己对死亡的疑惑。哈姆雷特从这个独白里一方面表现出对死亡的疑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死亡的害怕。他想了解死亡是什么，究竟死亡带走了一切的不幸和困难呢，还是像做梦一样的死呢？如果像睡眠一样的死亡能够消除一切人间的不幸，本来是可以用一把小刀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人们都有怕死的思想，哈姆雷特当然也不例外。死亡是不是和做梦一样呢？死亡是不是像睡眠一样可以忘记人间的一切不幸呢？如果是这样，不是就可以用一把小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吗？这个问题就泄露了他想自杀的念头。这个独白表现出独白者在面临一个重大的自杀问题时的犹豫不决的心情，这种心情是逼真的，是许多自杀者在自杀前的真实写照。作为王子的哈姆雷特也是普通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就好像是一个神秘的王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到这个王国旅游的人回来过，大家惧怕它，大家的意志受到了迷惑，甚至宁愿成为懦夫而愿意忍受人世间的折磨。自杀后就要死亡，可是死后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死后的人又复活。所以死亡无论如何是一个谜团。正因为惧怕死亡，所以他和其他的人一样，自己的意志受到了迷惑。他知道他这样做就是一个懦夫。
柏拉图在他的《申辩篇》里谈到苏格拉底对死亡的看法，西塞罗在他的《图斯库伦辩论集》也谈到过对死亡的看法，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不少名人的死，如什拉曼尼之死，普鲁图斯、麦提鲁斯、普里阿姆和庞贝等人之死，以及最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死是不幸的，但为了斗争取得胜利就不能怕死。当你处于暴君的虐待之下，你甘心接受虐待还是英勇地和暴君抗衡呢？西塞罗提到普鲁图斯的例子，他不恐惧死亡，他宁愿在战斗中倒在战场。这就是在紧要关头人们常常思考的问题。哈姆雷特同样会做如此的思考。哈姆雷特想他究竟应该在叔父的淫威下慢慢地死去还是和他作一殊死的斗争？这时他处在怀疑和两难之中。
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里也说过：“睡眠是死亡的兄弟。”（见《伊里亚特》XIV231）对死亡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特别是古罗马的西塞罗，他引用苏格拉底的例子，苏格拉底在临刑前对陪审团作了一篇演说，其中有如下的话：“我怀抱着崇高的希望被送往死亡之路，是因为我的善良。死亡之路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要么死亡带走所有一切的感知，要么经过死亡的道路从这一处到达另一处。由此，假如感知全部消除，死就像睡眠一样，这是最平静的休息，再不会受到梦魔的烦恼。善良的诸神啊，这只有死才能获得这种平静。处于如此令人满意的长夜究竟要多久呢？假如这即将来临的无限绵延的时间像睡眠一样，谁又能比我更加幸福呢？假如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死亡是通向彼岸的过程，那儿是这里的逝者所住的地方，可真的令人快慰。”（见西塞罗《图斯库伦辩论集》拉英对照本第一篇，XLI，哈佛大学出版社）
苏格拉底说完，便把致命的毒酒杯放在手上，口里念念有词，似乎他不像是被推进死亡之人，倒像是正升到天堂的人。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苏格拉底的心灵如此的平静呢？因为死就像睡眠一样，死后就得到最平静的休息，再不会受到梦魔的烦恼了。而哈姆雷特在他的独白里更加发挥了这一个思想。他在探索着死亡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如梦一般可以带走一切的烦恼，和消除一切的不幸，如果是这样，本来就可以用一把小刀自杀。他思考到是不是应该自杀的问题。我是谁
前面我说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其实，无论是谁都会发生同样的疑惑，“我是谁？”或者“谁是我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小小的“我”，可是“我”究竟是从何处而来，又将去何处？我就是我，是独特的我，是史无前例的我。尽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我，但是每一个我都不同，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我都要把握住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我。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观察过一个幼童，她正在独自玩耍得起劲时，父亲在门口问：“宝宝在房间里吗？”因为她这时不希望有人打扰她的游戏，所以答道：“不在。”虽然她的回答已经告诉别人她在房间里，而她的目的是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房间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和现象呢？这可以说是“我”的初始异化。因为每个个体的我在不同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我的异化。什么是我的异化呢？我的异化系指外表的我和真实的我不同。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感受。我们知道有些动物为了保护自己，会使自己身体的颜色发生变化。例如，竹叶蛇在竹林里就像一根小细竹枝一样发出嫩绿的颜色。人类运用异化的我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用异化的我掩饰原有的行为，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上面的叙述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研究过“我”，对“我”有不同的理论，最出色的研究者之一是弗洛伊德，他认为每一个个体有三个不同的“我”，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所谓本我，实际上就是指动物的本性，或者说是原始的我。本我指的是动物的基本欲望和冲动，是绝对的自由，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是不起作用的。本我唯一的特点就是获取快乐，求得个体本身的生存和繁殖。本我是无意识的，是不为个体自身所觉察的。自我就意识到“我”的存在，从无意识的绝对自由原则进步到现实原则，是有意识地满足本我的需要，同时保护个体自身不受到伤害。超我是自我的升华，因为人们在社会里受到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逐步有意识地使道德规范内化，并逐步形成对一定文化的价值观念，以此来检查、督促、批评以及管理个体的行为。超我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需求。实际上，从本我到超我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利己倾向向利他倾向的发展过程。个体和个体之间的超我行为是不同的，因为在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不同的人文环境、不同的文化教养和不同的民族特征，不同的个体就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素质。“我”这个概念在某种情况下不一定是指个体的我，而是意味着整个世界。因为任何一个集体或者世界，都是“我”的组合。前面说过，我本身也有斗争，因为我具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特征。由几个小我组成的家庭，也属于我，是我家，一个家庭的意见也会有不同。一个单位，构成我单位，同样具有单位我的集体精神。我地区、我省、我国等，实际上都是一个集体我。在某个方面都有集体意识。小我从出生经过发展成长到死亡，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确定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和人类的发展过程几乎相同。个体的认知和人类的认知也几乎相同。人们常常只看到小我，忽视大我。整个世界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体身上的细胞，各自分工合作完成有机体的生命活动。哪一部分的细胞效率高，生命活动就旺盛；哪一部分弱，就说明这个部分的生命活动相对衰弱。
许多理论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是归根到底各种理论最基本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比如，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的本质也脱离不了从自利到利人的发展。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从生理需求开始，发展到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相互尊敬的需求，最后到自我实现的需求。所谓生理需求是指一般动物的本能，即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比如饥、渴、衣、住、性等方面的要求。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这种本能的需求，就属于利己的行为。安全的需求就进了一步。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接下去的社交需求，人与人的相互尊敬的需求，就逐步地从动物性进入到人性。特别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系指人性的进一步升华。到了这个阶段，人性就达到了利他的境界。因为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即把实现个人理想和发挥个人的能力发展到最高境界。这样，人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满足。
人生活在自然里，但是人所生活的自然和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不同，人所生活的自然是一种自然的变体，我们把它称为社会。除人之外，其他动物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如蚁群生活的蚁群社会，狼群生活的狼群社会，蜂群生活的蜂群社会。这里不准备探讨它们的社会，只探讨人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人类创造了自己所独特的风俗文化和交际方式。
那么什么是（大我的）社会和社会来自何处呢？我们知道，人缓慢地从动物解脱出来后，就发现自己的生存有阻力。因为人奔跑的速度不快，人的体力较小，和其他动物相比，生存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发现，只有团结起来，以群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其他的动物。这样，人类一产生就开始群体生活。后来人类又发现，分散居住是很危险的，这样就形成了原始部落，并且在原始部落的外面筑起一道保护的围墙，也就是原始城墙。这样原初的社会就形成了。社会的建立，就开始了人类独特的习惯、风俗和生活方式。
许多人一想到宇宙，就有可能出现无限的恐慌。我们知道，宇宙就是时空概念。在我们的汉语里，宇指上下左右的整个空间，而宙这个字是指古往今来的整个时间历程。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无限时空。其实，最早在《庄子》一书里就提到了宇宙。庄子认为宇指的是东、南、西、北等一切无边无际的空间；而宙指的是古往今来白天和黑夜连绵不断的无始无终的时间流。中国的宇宙概念含义比西方Universe或者Cosmos更加合理。因为Universe其意思是指一切现成的东西所构成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指宇宙。按照物理学的说法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或者说宇宙是万物的总和，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物质世界整体，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并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
人体是那么的精妙，整个世界是那么的精妙，难道这些都是自然的发展吗？许多人就会问：“是否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呢？”佛教有佛祖，基督教有上帝，伊斯兰教有真主，这些宗教都说有神。可是，人们仍然会提出新的问题，即使宇宙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操纵，那么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宇宙没有产生之前就有一个神？这个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神学家们一直为神的存在辩护，可是他们永远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
尽管人们从现实中知道，每一个我都是从母体里出生的，然而还是对自己这个我迷惑不解。对自己有许多疑惑，为什么我与我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平等，为什么某个我的一句话就使另外一个我受害或者死亡？为什么我会生老病死？这一类问题都得每一个我自己去经历和承受。也就是说，究竟我是谁的问题也得每一个我自己去体会和理解。什么是幸福
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人们也经常讲幸福，可是究竟什么是幸福，再说“我”的幸福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所奇怪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追求幸福。为什么要GDP竞赛？为什么要鼓励人们购买轿车？为什么明明知道吸烟有害还要发展烟草工业？既然所有的“我”都知道酒后驾车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结果，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要酒后驾车呢？甚至他们在酒后驾车遇到车祸死亡之前还一直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的人。人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幸福？似乎许多具体的我，甚至国家这个大我都追求和提倡一种几乎相同的幸福。其实，我认为幸福是没有标准的。各人的幸福感是不一定相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大山里劳动，那可以说是我的艰苦年代。每天一早就和几位农村妇女一起上山放牛。一到山上，她们就各自去砍柴，我就一个人留在山坳里，这时那座大山就成为我的天下。我从口袋里掏出我偷偷带来的一本英语诗集，开始背诵。因为这是不能公开的，否则就要挨批斗。在读诗和背诗时我感到极大的幸福，那是平常人们没有体验到的幸福。平时我都是孤独的，人们不和我多说话，因为我是“反革命”。有一次，一个和我一齐上山放牛的17岁农村姑娘在我背诗时突然从山上下来，我吓了一大跳，以为她揪住了我的小辫子，我一定要挨她的批评了。结果她走到我的面前，疑惑不解地对我说：“老师，你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来放牛？”我告诉她，我是接受组织的分配。她又问我：“你还没有结婚吧？我嫁给你行吗？”我听了她的话可吓坏了，要是有别人知道她的问话，我就要坐大牢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不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她的问题，也会成为我的错误。我没有回答，因为无法回答。接着她又问道：“不过，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真的是反革命吗？可是，我真的想要嫁给你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他们叫我下到农村劳动，就说我是反革命，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是反革命。我真的失去了自我，我甚至连自己是谁也弄不清。两年后，我调回城市，临走前在上船时我看到那位农村姑娘抱着她的第一个孩子站在树下望着我，也许是送行吧。一刹那之间又过去将近40年。我现在应该是幸福了，由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我早就平反和解放了，一切工作生活都改变了，经济条件也好转了，什么也不愁。可是，我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幸福，回忆起来我最幸福的时代还是在大山里劳动时。特别，一个人在大山里偷偷读书时的情景，那是多么的自由啊！最幸福的一刻竟然是那位农村姑娘对我说她想嫁给我时，我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一个大家叫反革命的人孤零零地在大山里，居然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会喜欢我。虽然，第二年她就嫁给别人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她的那一句话永远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尽管听到她的问话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恐惧，然而恐惧也掩盖不了心头的喜悦。
从以上所说，可见幸福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以为工资提高了，有汽车了，住上了洋房，或者当上个什么代表和什么大官就满足和幸福。幸福本身也是自由的，幸福是不能强行规定的。也许一个大山里的山民要比一个亿万富翁更感到幸福。所以古今中外的读书人曾经说他们最宝贵的书房，用国王的王冠来调换也不愿意。
任何人不能按照自己对幸福的认可来衡量别人的幸福。事实上每个我都有不同的幸福。各人的幸福是不同的，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修养的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其幸福都有所不同。比如儿童能够满足吃喝就感到幸福，成年人会考虑到在情感、交际以及文化生活需求方面的幸福，达到了这些才会感到满足。而更高层次的人就会考虑到个人的自我实现。贫穷国家的人民达到温饱就感到幸福；一般国家的人民要求达到小康；富有国家的人民对幸福的要求也就更高。对相对困难的群体可以同情，不能“可怜”，他们不需要你的可怜。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所感到的幸福程度比可怜他们的人还要高。幸福指数是无法统一核定的。现在人们的确富了起来，即使原来认定的贫困户也在政府的扶贫规划中提高了生活水平，居住的房屋也得到改善。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幸福，他们认为他们满足的只是最低级的温饱，他们要求能够提高文化知识，参加文化活动，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普遍要求提高文化素质，能够达到真正的和谐和友谊，体会到人间真正的温暖和爱，提高人性的水平。
我记得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江南北的时候，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解放军露宿街头，受到所有老百姓的欢迎和称赞。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是秋毫无犯，老百姓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无比的幸福。如今6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许多，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质生活的提高并不等于幸福指数的提高。相反，现在的幸福指数却比当时下降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不少干部，特别有些高级干部已经失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不仅和上个世纪50年代的干部形象无法相比，而且蜕变成了贪官。他们不仅挥霍了纳税人的血汗，而且大量索贿受贿，甚至把人民的血汗卷走外逃，举家投靠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在报纸上和网上许多人都提出疑问，为什么贪官越演越烈、越反越多？而且年轻干部成腐败案件高危人群，犯案率占56%，百分比还呈上升趋势（见2009年4月24日广州日报）。报纸的评论认为，是因为这些年轻的领导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缺乏自我约束力，有的甚至明知触犯法律仍我行我素，滑向腐败的泥潭，教训非常深刻。人们又提出问题，为什么他们缺乏自我约束力呢？为什么把缺乏自我约束力的人提拔成高级干部呢？一些官员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父母官”，完全忘记了今天他们应该是人民公仆。当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的是“维农山庄的农夫华盛顿之墓”。他给老百姓写信时，后面都写着：你的仆人华盛顿敬启。老百姓一读到华盛顿墓碑上的字就会肃然起敬。而今天的人却喜欢在自己的墓碑上加上无数的桂冠。
现在有不少国家和不少机构进行幸福指数问卷，结果发现最感到幸福的国家却是一些相对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每一个我来说，幸福的内涵是不相同的。GDP的增加和物质享受绝对不是幸福唯一的指标。GDP的竞赛和财富的夸耀只能使人们患上偏执狂的人格障碍，并不是真正的幸福。我的选择“我”来到世界，做什么事情都面临着我的选择，只有个体的出身无法选择。一个人诞生了，父母可能是帝王将相，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或者穷光蛋。孩子对自己父母也可能不认可。但是，孩子的诞生是无法选择自己父母的。任何一个我都是无法选择父母的。即使是试管婴儿也不是自己选择的。任何一个“我”出身后就面临着不断的选择，终身在选择，无时无刻不在选择。在关键问题上，任何不同的选择都可能改变“我”一生的命运。我想这是尽人皆知的。
任何我的道路都是由这个我自己决定的。我是自己的最好教师，我也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如果我不能自我选择，那必然受到别人的控制。所谓独立、自主、创新都和自我选择有关。特别在求学、婚姻和工作这几个人生重大转折点的选择上，更为明显。先说说求学吧，读书的目的在于获取已有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不在于死读书读死书和别人比成绩。虽然个人的成绩不一定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但是吸取了书本里的精华，学以致用，未来在事业上起到促进作用；即使门门功课获得良好的成绩，可是没有获取书本里的精华，学而无用，对未来的事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可见在读书时期，选择运用怎样的方式读书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中国，年轻人的第一目标都想进入清华、北大以及其他的优秀大学。不能说这种选择不对。进入这些大学的学生都是在全国中学生里挑选出来的，按理说这些年轻人都应该个个成才。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根据统计这些大学里竟然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废品。比如浙江大学，几乎每年就有将近400名学生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被开除或退学。因为进入大学后，摆在面前的就是选择努力学习之路还是终日上网玩游戏之路？可见每个人一生都在不断地选择，在某一环节上发生选择性的错误就有可能堕落。可是，这些被退学和被处理的学生如果到了一般的大学读书，也有可能成为非常优秀的人才。
再说婚姻，婚姻是任何“我”的一生大事，所谓终身大事。有的“我”只强调自由恋爱，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甚至和父母亲闹翻，结果结婚后没有多久就感到失望。根据报道，有的年轻人结婚不到三天就离婚，说明自己的婚姻是一次错误的选择。反对父母包办，争取自由恋爱是对的，但是这不等于非一意孤行不可，我行我素成为失去理智的选择。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一旦失去符合自我的选择，就等于掉进了茫茫大海，悔之晚矣。有许多人认为，婚姻的选择就是代沟的具体表现。其实，每一代可能都存在着这种问题，然而等到下一代有了自己待婚的孩子时，才知道原来父母亲的话没有错，当自己关心儿女的婚事时，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也唱起了反调。这个时候才知道他们之间不是存在着代沟，而是一个怪圈。中国的古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选择不是空泛的字眼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也有过一些错误的选择，并且从这些错误选择中吸取了教训，最后确定了个人选择的标准。从幼年起我就在家庭的教育下对人讲真话，我不懂得如何说假话。一般来说，大多数青少年都不大会讲假话的，讲假话都是在生活的经验里学到的。在1949年解放前几个月，当时我还是高中学生，为了学习好，几个要好的同学常常聚集在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为首的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学生。1950年我被保送到东北行政学院（即现在的吉林大学）统计班学习。该班的王干事（相当于现在的辅导员）对我很看重，他要我写入党报告，并且和我谈了几次话，了解我过去的情况。当时我只有15岁，我非常尊敬王干事。我就告诉他我参加读书会的情况。他对这个读书会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还要我写成书面材料。殊不知就是这个读书会引起了我半生的麻烦。后来由于身体不好，我离开东北，1954年我参加高考到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读书，从那时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我都受到这个读书会的牵连。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个读书会变成了第三党，在大学毕业时因为这个原因说我是只专不红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直到1979年平反，我的问题才算了结。后来我知道凡是和读书会有关的成员都受到了株连，尤其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同学。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仅仅“读书会”这三个字，就造成了许多麻烦。这怪谁呢？怪王干事吗？不能。怪我自己吗？我说的完全是真话，说真话难道错了吗？当然不是。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据说在反右运动中划了那么多右派分子，结果除了几个外全部都划错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该考虑如何选择。但是，说真话这一点我绝对不放弃，尽管由于说真话带给我半生的麻烦。我只是考虑到在说真话时应该怎样说，如何运用语言把事情说清楚，如果感到真话可能达到不好的效果，就干脆不说。但是绝对不说假话。
我的选择标准是以做人的原则为基础。我的做人原则是：诚信、明智、宽容、礼义、美德、承诺、微利以及和善。这些名词谁都会说，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做到这几点。我认为说真话仍然是第一位的，不仅说话要真实，而且做事要讲究诚信。不过，在讲诚信的同时应该注意明智，不明智就有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再说宽容，一些老朋友聚会时常常对以往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对曾经批判过他们的同事同学进行指责。我对他们说，应该原谅别人，过去的一切都和当时的社会有关，如果当时领导单位政治运动的不是他们，而是你的话，你难道不按照政治运动方向吗？问题不是由于何人，而是由于社会。人在社会里变得畸形不是自己要变得畸形，而是社会要把你变得畸形，即使你不想变得畸形也不行，因为社会是畸形的社会，社会里的人当然也就变得畸形了。至于礼义，这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对人要有礼貌，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讲义气。讲义气就是要善于帮助别人。其实，前面和后面的几种都是美德，但这里的美德还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个人的道德。微利系指生活简朴、做生意只赚取微小的利，绝对不做奸商贪官。承诺指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和善就是待人接物以和善为贵，宁可谦让，不求争吵。我个人在我生命的后期是运用以上的原则作为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方法，特别在利的方面。因为任何一个个体必然和个体生存有关，所以常常利字当先。在遇到和利有关的问题时，我都退后一步，宁可让利别人，正是这样我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
从个体来说“我”是一个单一，但是“我”是不断在发展的。不仅我这个个体本身在发展，而且“我”的范围也在发展。从小我到大我，一个家庭是“我家”；一个地区是“我省”、“我州”，甚至“我国”。最后在星际交通开始后，那么就成为“我星球”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我之道。当然，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抛弃狭隘的小我观念才行。从小我到大我的发展也是从自利到利人的发展过程。
世界上有几十亿的“我”，我与我之间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达到高尚我的人目前不是很多。有些我是卑鄙的，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是人面兽心的我。嘴上讲得冠冕堂皇，其行为是男盗女娼。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这一类的我是非人的我。但是人们确信社会的未来所有的这些非人的我都会被改造成为高尚的我。改造的过程是缓慢的，要经过悠长的历史，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未来。
二 人怎么会思想
一个婴儿呱呱落地的那一刻，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来到人间。可以说那时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落地以后，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就有了最初的感觉，而且是单个“我”的感觉。接着他开始很自然地学习把单个的感觉和有关的感觉联系起来，逐渐形成知觉，开始了认知，也许这就是它最初的思维。思维也像生物体一样，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然后形成每个个体的语言网络，包括表现出来的语言，而没有表现出来的语言就是思维。
我在童年时对思维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想，而且常常想入非非。所以我时常会考虑思想本身。我读李白的诗，比如说我读到他的《长干行》，然后在回想起这首诗时，除掉他原有的诗句，还会出现一幅幅图像。包括一个妇女在不同年龄段的姿态，以及她所居住地的不同时间的状况。这只是我的心理图画，和别人的心理图画不一定是相同的。又如在想到水蜜桃时，不仅出现了水蜜桃的可爱形象，而且出现各种不同的感觉，如触摸时的手感、吃时的味觉等。我感到在思想的时候，一方面用语言，另一方面配合着各种感觉的图像。我就和其他的人一样，最初是不会语言的，我对语言的认识是缓慢的，人类对语言的认识也是缓慢的。尽管人们都可以自由地用语言交际和写作，可是对语言的形成、语言的真正意义却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语言呢，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定义也是简单化的。特别，人们只知道如何使用语言，而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语言。要了解语言，首先要了解语言的诞生和发展。要了解语言的诞生，首先要了解语言出现之前的思维情况。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以及我对我的女儿和外甥女以及其他儿童的思维观察，觉得人们的思维是从前语言时期思维逐渐向运用语言思维的过度。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前语言时期的思维
语言的诞生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全世界的人们都用有声语言进行交际活动，也正是有了交际的手段语言之后，就更加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全世界交流的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目前有上千种语言。而且每年都有若干语言被淘汰，很多人因此而惋惜。其实，语言不断地消失，不断地发展本来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或者说也是一种自然现象。要想保留所有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古猿人时期，几乎每一个小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后来由于群体的扩大和合并，语言也随之融合和统一。那么，语言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猿人最早出现距离现在至少有几万年，他们究竟是怎样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情况，已无法得到证明。现在只能根据语言的发展进行推断。我们可以把人类语言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前语言时期；另一个是语言时期。因为语言和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思维必须要运用语言。在语言尚没有出现的时候，古猿人有思维吗？如果有思维，是如何思维的？当然，这里也有疑问，现在的聋哑人是如何思维的？有人说，他们有手势语。设想，他们在学习手势语之前是如何思维的呢？另外，人以外的动物有思维吗？如果有思维，又是如何思维的？所以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探讨思维是很有意义的。而且，研究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是很有价值的。前语言时期的思维可以说是适应古猿人和其他动物。当然，各种不同的种群其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是有差异的。以人类来说，从前语言时期的思维发展到用语言思维可以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可以是1：前语言时期思维的阶段；2：从前语言时期思维阶段向语言时期过度的阶段。至于后来语言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
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到，思维是用语言进行的，思维是不可能脱离语言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我们思维时是不能不用语言的。可以说思维是不发出声音的内在的自言自语，或者我们说语言是发出声音的思维。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语言越精细，思维也越复杂。我们这里只讨论口语方面的诞生情况，不讨论文字的诞生情况。因为有关文字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然而，在口语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重要的理论。在已有的一些探讨中，又局限于手势语言和声音语言这两方面的争论。
现在的问题是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或者原始人、或者诸如所有不能用语言交际的动物有思维吗？人类常常武断地认为，动物是没有语言的，没有语言当然是没有思维的。事实是否这样呢？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简而繁、由少而多的。人类的思维同样是由简单而复杂化的。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前语言时期的思维问题。按照前面的说法，原始人在语言出现之前是没有思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简单化了。这和前面说的思维靠语言进行并不矛盾。思维有广义的和狭义的解释。思维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进行是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指大脑对外界反映的模糊接受和模糊反应。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自然本身是有思维的，如云朵的不同变化表示天气会有不同的变化。大自然的万物也都有思维，动物有，植物也有。比如，你剥掉一棵树上的树皮，就可以看到被剥过树皮的表面有一层淡青色的痕迹，那就是树皮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说明它对人们的这种行为是不满意的。再说，动物的思维和非动物的思维不同，动物的思维是自觉的和主动的，而非动物的思维是不自觉的和被动的。人和其他动物的思维当然也不同，人的思维是有联系的、有系统的，而且是复杂的；一般动物的思维是零散的，缺乏复杂的推理。比如植物的思维可以认为是一种反应，和植物本身的行为没有关系。动物的思维直接和行为有联系。一般动物的思维只是简单地和行为有联系，只有人类的思维才和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大自然比如云朵的变化本身是自然情况，是一种相对的规律。我们说人类的思维是有意识的思维，自然变化是无意识的思维。科学家不会赞成我的说法，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
我们知道在婴儿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实际上和动物一样，用动作进行思维，以后进入了图像时期，语序经过动作探索获取信息。这以后人开始和动物不同了，因为人和动物所处环境不同，大脑的结构不同，喉管的结构也不同。
首先我们要说明，语言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而且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因为语言不仅是指有声的，也指无声的，如人们的手势、体态、图像、眼神，这些都是可以用作交际手段的；还有属于个体的、即不是用作交际手段的，如身体的各种感觉以及在大脑里出现的画面，甚至客观世界提供的各种人类能够感知到的诸如声光雷电等自然现象。这些不仅对于人类而且对于所有动物，甚至对于某些植物也是一样的，但不是相等的。因为各种物种的感觉方法和程度存在着差异。如狗的嗅觉就比人类要灵敏得多，蜜蜂对震动方面的感觉同样比人类要高超许多倍。不管怎么说，其感觉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从一般心理学实验来看，婴儿状态正是属于前语言时期，这时婴儿的思维就是前语言时期的思维。对于前思维时期的原始人来说，现在对其思维情况假设作如下的描述。
前语言时期人类的思维和其他动物的思维是一样的，都属于图像时期。大脑把眼球所摄入的现实画面全都反映到大脑的图像区。大脑可以在其他时间出现这些图像的画面，而且可以引起感觉器官的反应。比如，某一个古猿人（这里指人类的前身）偶然吃了一只成熟的桃子：1.有视觉图像；2.有触觉方面的柔软性；3.有味觉方面的酸甜等。当他回忆起这只桃子的时候，就可能引起条件反射。在条件反射时他可能发出感觉良好的声音，并且伴随着身势的快乐动作，面容出现一种喜悦的表情。这就是古猿人对某一件事物的综合表现或整体表现。当时古人猿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比如对火、对地震或者雷电会产生恐惧的表情和行为；对获取食物或者其他快慰的事情表现出喜悦的表情；对亲人的丧失会表现出悲伤的表情。不过，具体的表情方式不一定相同。各个具体猿人的思维综合图像也是有差异的，不可能是绝对相同的。
人类常常认为动物是没有思想的，也是没有自尊心的，可以随意打它们和伤害它们。其实不是这样，任何动物都是有生命的。据说一条猫被主人丢掉多次，后来它又跑了回来，最后主人把它丢到几千里外的一个地方，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它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了老家。这不能不说动物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也许有人认为上面的例子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是不可靠的。下面我就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到大山里劳动三年，我的任务是放牛，五七干校有7条牛，当地农村有6条牛，我就是和这13条牛三年多打交道。因为天天和十几条牛一起，无意中观察到牛的一切行动，连老母牛生产小牛时我都不能离开现场。我在无意之中注意到了牛的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情况。下面我举几个难以令人理解也难以相信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老牛的号令。每天13条牛一起上山吃草，它们自然地组合成一个群体，而且干校的一条老母牛也就自然地、顺理成章地地成为牛群的领袖，上山时它总是走在第一个，其他12条牛都跟在它的后面。一上了山，牛就不需要管了，它们自己在山上寻找要吃的草，几乎在规定的时间也在几乎一处固定的地方休息。最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每天下午3时半牛会自动从山上走下来。我一般就在它们要下山的时候坐在它们必经的一条小道旁的一棵树下等它们。有时牛群会在三时左右走过来，它们也许知道回家早了一些，所以在走到这条小道转弯角落时都停下来，老母牛先把头伸过来看我在不在，如果我不在它们就顺着这条小道回家。如果我坐在树下，老牛就发出一声奇怪的轻而尖的声音，然后它们就回头从另外一条小道穿到下面的山谷回家。最初我没有发现它们的行动规律，有时因为发现它们不见了，回到家后才发现它们都在牛棚里。后来知道它们的规律，我想它们应该有一定的思维能力。现在我认为这就是前语言时期的思维。
第二件事情是牛救了我的性命。只要是晴天，不在农忙时节，冬季我总是在早晨8时出发，把牛放到大山里。11时回家吃饭，12时再上山去。这时牛群也总是坐在一个大山坳里休息。我就睡在山腰的一片草地上，在温暖的阳光下很舒服，因为太舒服也就睡熟了。在睡梦里仿佛听到牛奔跑的声音。等我睁开眼睛时，看到13条牛把我围在中间。我很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坐起来才发现对面山头的一块大石头上蹲着一条大灰狼。农民们多次告诉我，大山里有狼，要我在放牛时留心。我一直在考虑，难道牛真的懂事吗？如果牛群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真的不让它们的主人被狼咬死才齐心相救，牛应该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我又想，这也许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说牛救主人不过是一种错误的联想而已。
第三件事情是母牛收藏刚出生的小牛的怪事。老母牛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生下一头小牛崽子，过了两天我去放牛时老牛竟然带着它的小牛崽子一起上山。在经过水库时，牛群习惯地都下水，老牛居然也让小牛崽子下水。我当时非常担心，如果小牛崽子有什么闪失，我的反革命罪就要加一等，可能要吃官司。我赶忙绕道跑到水库前面，而牛群早已走到山道上了。我追上去，13条大牛都在，但是小牛不见了。我内心害怕极了。小牛崽子真的死了，我也真的要被关进监狱了。等牛群上山后，我很快跑回山下的小村子，找到了一位老农民，据说他是看山林的，过去又是一位老放牛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他笑了。说道：“因为老牛知道小牛崽子小，走不动路，所以就把它收藏在一个灌木丛里，不要怕。等牛群下午回到水库时你就会看到小牛崽子了。”听了他的话我有些放心了。当天下午我赶着牛群回来时，走到一片沼泽地，突然发现老母牛不见了，我又着急起来。不一会儿，我看到老母牛从沼泽地出来，身后跟着小牛崽子。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不正是说明牛有思维活动吗？当然它们的思维可以列入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我以为不能笼统地说这只是动物的本能，而应该是动物的模糊思维。
前语言时期思维因为没有用语言建构，所以是一种初步的、固定的、单独的、非系统的思维。另外，我还听说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传闻，看来也不全都是捏造的。比如，屠宰场里被宰杀的牛会流下痛苦的眼泪，卖出去的牛几天后又跑回老家，象群会报复杀害小象的人或其他动物等，这些都涉及动物的模糊思维。
人类在古猿人时期就处在这种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时代。其实，即使在这种时期也可能存在着简单的思维交流。很可能运用最简单的声音表达某些有一定意义的信号。如同刚刚提到的牛群传达的信号。既然有简单的思维，就和信息传递有关。虽然是前语言时期的思维，还没有懂得利用语言，但是信息的传递已经开始。可以利用尚未成为语言的声音、手势、其他身势语言和各种各样的交际方法。观察动物的联系方式对理解人类在前语言时期的思维是有益的。从前语言时期思维向语言思维过渡
最初词汇的出现都是偶然的。任意性是语言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任意性系指语言的符号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偶然性。许多语言学家喜欢举“狗”为例，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动物称为狗，而英国人称它为dog，古罗马人却称之为canis。这里就说明任意性的特点，因为无论狗，还是dog或者canis都和实际的狗没有任何联系。与其讲任意性，不如说偶然性。在前语言时期思维向语言时期思维过渡期间，最初人类就是把某种声音和实体联系起来，而且把这种联系在小群体里使用。比如，某个人猿一次见到一个友善的动物，突然发出gou的声音，后来该群体里的所有人猿看到这种动物时就都用gou这个声音来代替。这样，某个种族语言的最初词汇就这样诞生了。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和“狗”有联系的词汇、词组或者句子，就不一定是任意性的了。比如狗崽子、狗熊、狗头、狗尾巴、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等等，就都和现实中的事物多少都有联系。所以语言里的任意性问题不是永远的任意性，而是一时的或者说是初始的。
语言的出现影响着原始人感情的发展。自然语言符号对前思维时期原始人所引起的原始感情。前语言时期的原始人有没有感情呢？虽然当时还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感情，但是感情是存在的。前面提到过的有关牛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老母牛生产了小牛崽子，饲养员喂它吃糯米稀饭时，它所表现出来的百依百顺的态度就足以说明它对主人的感谢。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在动物园里，一个幼童给猴子一只香蕉，或者给狗熊一瓶果汁，它们会向幼童作揖表示感谢。动物是有感情的，不过在前语言时期的感情比较简单。语言出现后，随着语言的运用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感情也随之丰富和复杂起来。
语言的出现改变了人际关系。在前思维时期，因为没有语言，原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极其简单。虽然也可以运用某些声音和身势动作相互交流，比如我们现在可以从动物的交往中所看到的那样，但这些只限于某些非常简单的互动，比如集合、吃饭、行动等等。原始人进入语言时期最初运用的语言符号是肯定和否定符号，比如摇手或摇头代表否定，点头代表肯定。各个部落所用的符号不一定相同，而且有可能是某个声音和某个身势符号联合使用。比如，假使表示肯定的符号是[en]这个声音配合点头动作，这个动作和声音就代表所有可行的事情，如好、美、赞成、喜爱、愿意、可口、可行等意思。随着部落经济的发展、语言器官的进化和原始人的活动对大脑发展的促进，人们对表达意思的要求明确程度提高，这样语音在意义的传达方面就得到了发展。初始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才从单一的意思发展到多义，并且用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表达。后来的区别随着生活与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一般语言的含义都是由简单而复杂，由单义而多义。今天的语言可以说日新月异，将来语言的发展会更加快。比如“阳光”，原来只是指太阳发射出来的光，表示一个实体，是一个名词，而现在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在“我今天要阳光一下”里阳光变成了动词；又“今天真阳光”里的阳光就是形容词；另外“我要阳光地干一场”里的阳光就是副词了。这种趋势还继续加强着。
有一些学者认为，初始的语言是手势语，当然也有可能在某个部落里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部落、种族或民族都是这样。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初始的语言是声音配合身势动作。不仅初始语言是这样，今天的各国语言都和身势动作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说话的同时，不仅运用手势，而且运用眼神、耸肩、摆动身体、摇头点头等。这实际上都是从远古留下来的人类语言习惯。各个部落的语言在萌芽阶段或者初始阶段都是纷繁复杂的，而且具有非常模糊、不稳定和随意性等方面的特点。特别在古猿人时期，虽然古猿人是群体性的，但是当时集体是很小的。各个小集体都可能有自己的交际声音符号。古猿人由于要抵抗外来侵犯的野兽，不得不合并小集体成为较大的集体。在成为大集体后，不同的声符必然要重新组合，统一某些可以共同使用的符号。在历史上人类群体就是这样由小而大的，语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语言经过不断地融合和不断地统一而发展。即使成为一个国家的统一语言后，同一种语言也会因人民的迁徙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地理的变迁等，发生变异，这样就可能形成方言。即使今天，各国语言还在继续自然地融合着。这种融合过程从历史的长河来说是非常快的，不过由于人类的寿命太短，因此不能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只要注意一下还是可以发现的。比如起重机叫“磕头”（英语kato），中国的“再见”逐渐被英语里的“bye⁃bye”（拜拜）代替，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最初原始人所用的声符代表单纯的名词或动词。因为这两种性质的词类用途最实际也最广泛。有时动词和名词是合一的，比如“雨”这个词，不仅说明物体，而且说明了下雨这个动态。这从古汉语里可以得到证明，在古汉语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如王、妻、衣、饭等都具有名词和动词的意义。这和语言的最初形成很有关系。王作为名词是一国之君，而王作为动词时，其意思是领导一个国家；妻用作名词时是妻子，而用做动词时为娶妻之意；衣和饭也是一样。不仅古汉语表现出这个特点，其他语言也同样有这种特点。另外，形容词和动词有时也是一致的，如“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见《大学》）第一个“恶”和第一个“好”都是动词，而第二个“恶”和第二个“好”就是形容词了。接下去，由于名词出现多了，有时需要同时表达两件物品，就需要有一种连接的方法，这样连接词就相应而生了。其他词类也是随着生活与交际方面的需要而出现的。由于需要表现出语言力度强弱，就出现了限定性的形容词和副词等，逐步使语言从简单而复杂。未来的语言会更加复杂。但使用者在相对短的时间域里是感觉不到的。
各个群体或民族种族所运用的语法其实也不同，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和共同的语法，而是在群体合并或者在介绍其他语法时，某些语言接受了别个民族或种族的语法，在分析语法时就好像是相似的。比如汉语，就有自己的语法和修辞，可是学者们把拉丁语法介绍到中国，也把国外的修辞介绍到中国，这样中国的学者们就用拉丁语法和国外修辞来分析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如果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汉语语法和修辞，就显示出诸多的不同。
人类语言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小群体过渡到大群体，从小社会过渡到大社会，从古代的小国过渡到如今的大国，要了解整个的详细发展过程是很困难的。我们这里也只是一种推断性的假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而复杂化，也随着人们的运用而逐步统一。人类所以能够运用语言进行交往，是因为人类具有直立行走与相互交际的特点。人的直立行走和与野兽斗争、寻求食物和生存、巩固群体、建立社会和人际交往的增加、大脑得到开发等都有关。大脑越得到开发，语言运用就越进步。我们现在可以预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语言必然会继续相互融合，最终全球会出现一种共同语言。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语言是信息传递的材料，而信息是语言运用的手段。一般来说，动物的集体性是发展语言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质疑，蚂蚁就是集体性很强的动物，蚂蚁是没有语言的。其实这样的论断过早了。蚂蚁有没有语言现在尚没有证明，可是我们从蚂蚁相互传递信息的方法来看，它们是有文明的，虽然它们的文明现在尚没有了解。要研究其他动物的文明问题，人类首先要抛弃既成的观点，也就是说抛弃人类所习惯的观点，包括时间和方位的概念。比如，我们发音的速度，一分钟可以发多少个音。而蚂蚁如果有语言的话，蚂蚁传递信息的速度和人类肯定是不同的。我们观察蚂蚁在传递信息时只需要触觉接触，也就是若干分之一秒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它们能够传达多少信息呢？我们看电脑传递信息的速度就会意识到人类自身的信息传递其实是很慢的。也许蚂蚁在百分之一秒之间传达给对方无限的信息，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的说法。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人类惯常的思考方式要重新审视，因为动物可能有不同于人类的感觉器官，也有不同于人类的传达信息的方式。比如人类常常可怜动物，然而动物并非如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就好像我们认为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值得同情，或者几千年前的古人生活很苦，其实他们有不同的享乐观。各人的幸福观是不同的。每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进步的，因而都会同情以往人们的生活。然而100年后的人们会同样认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很不幸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动物的时间观念和我们人类是不同的，所以蚂蚁在若干分之一秒之间所传递的信息可能是人类的一百倍或一千倍。
语言的发展不仅和生活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而且
也和运用语言的力度有关。比如在吃东西的时候，母亲问孩子东西的口味怎样。最初只是一般的表示可吃和不可吃，是肯定和否定的回答，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好吃、很好吃、非常好吃、好吃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好吃，以及不好吃、很不好吃、非常不好吃等。形容词和副词的出现就初步表明了语言不同的力度。语言出现后的思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出现了不少的学派。特别是语义学、语用学和句法学开始成为鼎立于语言学界的三大部分。语义学、语用学和句法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研究其中的任何一门，都必须涉及其他两门。因为语言学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任意的分割会破坏语言的整体性。所以在研究这些学科时，既要注意其整体性，也要注意其差异性。在这之前，学者们常常孤立地看待语言学，比如把语言仅仅看成是斗争的工具，或者把语言看成仅仅是交际的工具，现在看来就显得片面。其实，语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是世界历史的凭证，是一切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斗争性和交际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目前对语言的认识仍然还很肤浅，但随着语言春天的到来，距离语言吐艳喷芳、万花争妍的时代就不远了。
语言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绝对不是上帝在制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在他们大脑里设定语言区后而形成的。看来倒是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以后从朦胧之中觉悟，领悟到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也可看出撒旦语言对夏娃的诱惑力，魔鬼和魔鬼的语言不可以等同。世界上有许多人种，人种的皮肤颜色不同，而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既没有三条手臂的人，也没有天生一条腿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当然就属于怪胎了）。所有人的人体结构和内脏器官是相似的，这是人体演化的结果。世界上的民族、种族以及部落人群都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和文化，甚至于在同一个部落里就有多种语言，发音不同，书写不同，语法不同。不同语言的人要交际就需要有人翻译，或者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所以，学者们考虑，在人类的各种语言中是否存在着普遍语法呢？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全世界有几千种语言，是不是语言也像种族一样，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但是所有种族的人体结构是相同的，那么几千种语言虽然不同，是不是语言内在的普遍语法是一致的呢？
在讨论到语法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考虑到逻辑问题。因为逻辑里的概念、判断以及推理和语法有很大的关系，相对于语法里的词、陈述句和语篇。从历史功能来看，语法的出现，实际上是使语言规范化。从比较语言学来看，不存在绝对的普遍语法，但是人类语言的相似性是存在的。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儿童似乎不用花费多少时间就能够掌握自己的母语，能够自由地运用母语，同样能够创造出无数新句子。可见语言是人脑的产物，语言和大脑的机能有着根本的联系。上海人的孩子出生并住在在广州，就能够掌握广州的语言，同样，广州的孩子出生在上海并住在上海，就能够掌握上海的语言。中国的孩子出生在国外也同样能够掌握所居住国的语言。这并不能说明人类存在着普遍语法，我以为这是一种荒园效应。
我想利用荒原效应来说明上面提到的问题。事实上感知是由大脑皮层的接收区根据感知的内容或意义决定的，而不是由位置决定的。学习功能不是按照大脑特定的结构编码的，而是由于信息分布遍及大脑的整个广阔区域，是由相应调谐的细胞集合来编码并解码的。我们承认存在普遍语法，但是我们认为每个人大脑里的普遍语法绝对不是相等的。当然，普遍语法的确是通过遗传而生成与发展的，但是普遍语法和人类的生理器官还有一定的区别。只能说人类存在着语言能力，存在着使用普遍语法的语言能力，但是这无论如何不是器官，当然和他们的语言能力本身就是语言器官说法不同。另外，语言能力和普遍语法也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设想有一个荒原，在荒原里杂草丛生，但是我们知道荒原有生长植物的能力，但是生长植物的能力并不是荒原的一个部分。起初荒原生长的都是杂草，后来来了一老农，他在荒原里把杂草除去，然后种上了玫瑰花，不久这个荒原就成了一个玫瑰园。如果另一位老农在荒原里种上茉莉花，这个荒原就变成了一个茉莉花园。我认为用荒原效应来解释人类大脑可能更加具有合理性。
人类大脑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人类大脑经过了多少万年的演化后，比其他动物发达。人类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在人类大脑里存在着一个比较完善的语言区。这个语言区就包含着能够应用语言的能力。但要注意的是仅仅是能力。这种语言能力仅仅包含对外界物体的全息反映系统、记忆信息系统和语言创新系统。这种能力只有和思维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这类思维形式相结合，才能把语言能力转换为思维能力。
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发音器官相配合用语音表达出词的发音。只有当语音（词和句）和语句（概念、判断、推理）以及语形（不同的书写形式）三者形成一个语言的立体系统时，大脑之中固有的语言能力才能够发挥。
在婴儿时代，婴儿刚出生时的大脑就同荒原一样，无意识地反映客观事物，对客观事物没有任何了解。这时婴儿的大脑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普遍语法，他必须通过发音练习，并且要和语义、语词以及词句书写的联系，逐步改变大脑的荒原时代。婴儿的大脑生来就存在着语言区，这是通过人类大脑的演化过程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婴儿时代的大脑就等于荒原，荒原具有生长各种植物的能力，而大脑具有如何运用各种语言的能力。刚才说过，要真正能够运用语言还需要培养运用语言的能力，要和发音器官以及思维能力相配合才行。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够完全运用语言，而其他动物不具备全方位运用语言的能力。之所以其他动物不具备全方位运用语言的能力，可能由于发音器官的不健全，或由于思维能力的缺乏。
在语言的荒原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普遍语法。人的肉体是实体，可以通过正常的基因遗传各部分器官，包括大脑及大脑中的语言区。而抽象的普遍语法只有在深层结构中才能诞生，在表层结构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乔姆斯基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所有的演算以及转换只能在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中进行，不可能在大脑的荒原时代进行。大脑的荒原时代只有生成任何语言的能力，抽象的普遍语法本身不能通过基因遗传。
地球的任何地区任何种族的最初语言都不相同，但是临近的
地区或者有交往的地区在语言交际方面有相互吸收的可能性。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地区人们的交往加强，语言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比如日本语言最初是汉语的变体，美国人讲的语言来自英语，拉丁语系的许多语言都和古典拉丁语有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来地球上的语言总有一天会形成一种地球语言，尽管各地仍然存在着可能性的方言。但是在人类大脑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普遍语法。一定要去寻找人类的普遍语法，那也只是各种各样语言的相互融合的结果，没有天生的和天赋的普遍语法存在。
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大脑有了更正确和更深刻的了解。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科学家就发现大脑中的网状结构对大脑皮层区域具有一种“上行激活”的作用，这对意识行为和注意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接着又发现大脑皮层对大脑干网状结构又有广泛的“下行投射”，这样就构成了皮层和网状结构之间的交互回路。
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科学家们又发现，大脑皮层不仅仅接受丘脑核团的投射，丘脑同时也接受大脑皮层的投射，而且在脑内普遍存在着这种交互的双向联系。我们知道，早在1861年科学家就把语言中枢定位于大脑左半球，并且都认为大脑左半球在许多功能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而这时科学家们的认识改变了，认为大脑右半球在空间识别、音乐、美术欣赏以及感情活动方面明显地优于左半球。而左半球在语言、逻辑分析和计算方面具有优势。在人的大脑中，左右两个半球分工互补说明了两半球内侧面相连接的胼胝纤维体参加的大脑神经元网络实体，是语言、意识等高级神经活动统一的物质基础。这就证明了大脑里存在着语言区，具有语言以及思维的能力。因为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的，而且语言和思维是同时形成的，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语言能力是语言形成的物质基础，这种能力和普遍语法的形成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人类的普遍语法。
人类之所以能够使用语言，是因为人脑经过长期的演化而形成使用语言的能力。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是对各种频率传播的信息波的接收。因为在个体周围存在着无数的波，在大脑里生成各种图像、声音、气味等复合的感觉体。大脑按照时空坐标接收各种波，并由此构建出经验世界。语言本生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语言的理论。
在客观事物进入大脑和把神经系统内的相关信息进行整合时，各种感觉脉冲都是由几百万根神经纤维传导的，各种感觉（如视觉）信息加工的区域都有好几亿个神经元。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神经元反映被感知对象，并且人脑还对被感知信息进行分析、解释，使感知者和被感知世界联系起来。人们对被感知信息的分析和解释，一方面归功于脑结构的遗传因素，另一方面还依靠个体的文化因素。
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息性质的，尽管感知者本人没有意识到全息，而事实上在大脑里反映的是物体的立体形象。全息性质的意义不仅如此，除立体外，还和声音、气味等组合成一个整体。比如一听到某种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谁的全息形象也就会出现在大脑之中。学者们认为，大脑皮层是由类似的全息接收场那样的树枝状系统组成的，信息结构本身成为一种分布式编码的全信息斑。并且证明大脑里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和其他的各种感觉系统都是以光谱为基础，按全息方式操作的。根据认知控制论，个体感知客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反馈环，即：被感知的事物按照收到的感觉信息，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解码和反映。大脑对外界的感知是不完全的，也不是终局性的，永远处于待完善的状态。人类的认识正是这样不断地处于自我纠正错误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有这些纠正的完善都是用思维和语言来表达的，如果没有思维中的判断、推理和语言的实际运用与操作，就不可能表现出自我纠正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在人类形成思维和运用语言之前，这个可变的信息流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依存
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反映形式是全息的，在没有思维的时代，所有的反映只能是模糊的图像，尽管各种感觉器官可能在大脑中生成某一事物的全部形象，由于思维活动尚未产生，所有事物形象都是模糊的，缺少动力学。模糊的形象对初始人仍然有作用。对事物模糊反映的形象实际上是思维的沉睡状态，也可以称为思维的初始静止状态。由于大脑在人类活动中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学会用某种声音、手势、身势、表情等来表达某种事物和情感，这就是最简单朴实的语言符号。正是这些简单的语音符号用来表达思维，使思维从模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语言不仅是发出的声音符号，前面所说的手势、身势、表情也和语言有关。如微笑表示高兴和喜欢，眼泪表示激动和痛苦，招手表示欢迎，摇头表示拒绝等，这当然是某些初民的语言，另外一些民族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表示，或者同样的符号表示不同的意思。不管何种语言符号，应该承认从一开始这些符号就和语义连在一起，语言符号的出现就是分析思维活动的开始。除以上外人们用某种工具的声音也可以当作语言，如今日的汽车喇叭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可以表达出不同的语气。
当今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只限于对有声语言的研究，比如训练猩猩发声，探讨猩猩是否能够言语。其实，动物的思维活动也在发展着，只不过发展得比较缓慢而已。我们知道，猩猩和其他动物也能够相互交流，它们用不同的声波声段、走路和跑步的姿态、身体的动作等来表达自己简单的思想。应该承认，动物是有简单思维的。比如当牛进入宰牛场时常常会流下眼泪；婴儿狗突然的死亡也会造成母狗的自杀行为；母狼甚至于愿意喂养人类的婴儿等，这些都说明动物有一定的情感，有一定的思维，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不能仅仅用“本能”两个字就能够说明的。不过它们所用的语言符号目前还不为人们了解，人们不懂得它们的思维活动的范围与情感的程度。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运用声波表达语言符号最方便，所以各个种族部落都把声音作为语言符号，经过多少万年的发展而形成现在的上千种不同的人类有声语言。在人类运用语言的同时会配合面部表情与声势语，在军队或探险以及航海活动之中，人们会运用旗语，聋哑人之间会运用手势语。不管运用什么语言、声音、书面语言、手势、面容、旗语等，所有语言符号都必须有意义，也只有有意义的语言才能和思维相联系，没有意义的声音当然和思维毫无关系和联系。
思维和语言最重要的依存关系表现在语言是符号，而思维是对符号的运用。语言能力只有在思维中才能表现，语言符号如果不运用只是僵死的符号，只有在运用中才能体会出语言的能力。同样，只有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履行语言的创造性。语言和语言力
语言在人们运用的时候，有可能产生正反不同的语言力效果。有些人虽然不懂得语言力学的理论，但是他们懂得发挥和利用语言力来挑拨是非，制造矛盾，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奸臣，他们总是利用皇帝这个不明是非、昏头昏脑的人挑拨皇帝和忠臣之间的关系。不过我现在要举的例子仍然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奥赛罗的下级伊阿古看到奥赛罗提拔了另外一个年轻人而没有提拔他自己，心中便记下这笔仇恨。于是他通过自己的老婆从奥赛罗的妻子戴斯德梦娜那里偷来一条手帕。这条手帕非常重要，是奥赛罗祖传的物品，奥赛罗转送给戴斯德梦娜留为永恒的纪念。而伊阿古将其偷来后用作证据来证明戴斯德梦娜和被提拔的年轻军官有不正当的关系。本来奥赛罗非常热爱自己的妻子，是不会相信别人谗言的。而伊阿古却利用语言的力量俘虏了奥赛罗，使他上当受骗，并且亲手杀害了自己最爱的妻子。这里不仅看出了伊阿古所用的语言的力量，而且也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奥赛罗的心理素质较低。如果奥赛罗的心理素质比较高的话，他就会真正地实现自己的诺言，即：他要去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戴斯德梦娜亲自把他送给她的手帕又给了别人，至少要问一下戴斯德梦娜本人，把情况弄清楚再动手也不迟。
语言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概念，任何人都懂得自己的祖国语言，都懂得自己家乡的语言，而且到老还留着家乡的口音。贺知章有两句诗行就表达了这种情况：“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语言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有人说语言要比数学复杂十倍。过去一个小城市里四个城门地区的语言都有差异。城里人的口音和郊区人的口音就可能有所不同，甚至于城里人听不懂郊区人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城市里的语言虽有不同，但其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一个国家尽管有许多方言，其基本规律也是一致的。全世界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究其基本特征也是极其相似的。语言首先是表达个体的思想，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工具。也可以说，语言是人们和谐相处的工具。然而问题总是有两面性，语言既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也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和。领袖的语言和老百姓的语言其力度有天壤之别。人们都知道“和为贵”的道理和有效性，同时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地遭受到语言不和的冲击。人们在为“和为贵”奔波的同时，又在制造语言的冲突。这种历史的怪圈反复重演，给人民的情感和事业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可见，语言不仅是和谐人们心理、减轻和消除人们心理压力、建立和谐社区的有效手段和武器，也是制造矛盾和事端、伤害人们心理、增加人们心理压力的锋利武器。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规定：“针对儿童的暴力主要包括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这就说明暴力语言对儿童有杀伤力。进一步看，语言不仅能够伤害儿童心理，而且也可以伤害成人的心理。所以我们不妨换一个位置来对待语言，也就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研究和探讨语言。
语言和个人的行为有关系，行为又和个人的个性有关系。所以性格、行为和语言是统一的。个体应该多考虑一下自身的特点，没有必要总是责怪别人。有时某人说了一句话，竟然使对方生气，他感到非常奇怪。如果他问一下自己，如果别人对自己说了这样的话，你会生气吗？许多人不了解自己语言的轻重，不知道自己语言所产生的不良效果。比如，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犯了贪污罪，有的群众就会脱口而出一句话：“共产党员就是混蛋。”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对的。共产党员有7千多万，犯贪污罪行的党员是很少的，而“共产党员就是混蛋”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包括了所有的共产党员。诸如这类的语言还有：“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所有的医生都要红包”等。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都是不妥的，打击面太大。实际上，只有部分商人是奸诈的，部分官员是贪污的，部分医生是要红包的。但是说话的人往往不注意这些。在日常交际当中，不注意这些，就有可能产生纠纷、造成心理障碍以及各种形式的反感。人们在说话时常常带有不自觉的片面性。说话的人其实出自善意，但是不自觉的片面性却带来不良的后果。一位母亲问她的女儿：“你的功课做完了吗？”女儿说还没有做完。接着母亲就发出一连串的话：“为什么你没有做完？你不准时做完真使我头痛！你这样学习真让我受不了！”母亲的话出自好意，可是她不知道这样的语言对自己的女儿造成多大的心理损害。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常忽略了言语策略。当然，在日常交际里没有必要过分地注意言语策略。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有必要注意言语策略了。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而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思想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一家医院里，有一次在查病房时一位病人对医生说：“我希望不动手术，因为我没有钱。”医生的回答是：“你有钱没有钱和我无关，我是医生。你不要进行手术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医治也是你自己的事情，都和我无关。”医生说的话是事实，没有错，但是这样说伤害了病人的心理。查过病房后，另外一位医生对这位病人说：“你不要发愁，你不是有医保吗？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你安心治疗，这里的手术是有保证的，你尽管放心。”他的话使病人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在住院时作过实际的考察，大部分病人对医护人员的语言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不少医生和护士把病人当作犯人一样对待，那种指责的口吻甚至使病人的病情加重。也许医生和护士不了解，医生和护士的语言是医治疾病的一剂良方，同样运用不当的话，就会形成错误的恶方。医生和护士如果注意自己的语言，就有可能加速病人病情的好转。
语言也有两面性，正当地运用语言力，可以使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化；不正当地运用语言力，就可能使情况恶化。比如，不恰当地使用语言，就有可能造成同志朋友之间的友情淡化和疏远，造成家庭矛盾，破坏家庭的幸福。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还有可能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甚至由于语言而产生战争。有人认为，如果当时伊拉克总统和新闻发言人的语气缓和一些，也许会改写历史，免遭战争的洗劫。我国所以得到全世界的赞扬，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外，领袖们运用的和谐语言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些流行语的不正确使用，同样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们说，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一部分人会形成心理压力，产生焦虑症。但是，我们同样也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这对事业的发展和个人的进展都有好处。可是某些人把什么都当成压力，必然会造成他们意志消沉，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过分追求成功，就可能产生焦虑症。如果把非焦虑当成焦虑，反而会形成真正的焦虑。这样的例子并不少。2006年6月2日有一则报道，说有一名高三学生对参加高考很有信心，但是父母亲和老师却天天讲焦虑症，结果这个学生真的产生了焦虑症，而且是很顽固的焦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存在着情绪感染的问题。前几年流行一句口头禅“我真累”，本来工作不怎么累的人，一回到家也会说一句“我真累”。过去在解放战争时期，几天的行军，甚至爬雪山过草地，战士们是真正的累，可是没有一个战士说自己累。现在的生活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进，为什么会感到很累，有很大的压力呢？这是因为某些语言使情感得到传播。人类习惯于模仿，对语言的模仿就使情感得到传播。
人民大众感染的某些情感，有时和媒体有关。媒体在无形中会误导群众的思想感情。比如在医患关系方面就是明显例子。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类似下面的事件，说某一个贫困人员因为疾病到医院诊治，而医院要病人交钱，否则就不接受病人入院。接着就批评医院没有人道主义等。媒体所用的语言都是指责性的。其实，这种指责是片面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出现是不能怪医院的。有些医院国家只拨给百分之三十的款项，百分之七十要依靠医院自己解决。医护人员也需要生活。如果医院不解决这个问题，医院是办不下去的。（媒体记者不妨想一下，如果单位给你很少的出差费用，你会不会满怀信心地去完成任务？）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问题，不是批评某一方就能够解决的。媒体需要运用公正的语言报道事实，一味地指责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媒体的误导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一位优秀的白领或者演员，本来是有远大前程的，可是突然自杀，追查其原因，仅仅是由于某人或者某个新闻媒体对她或者对他发表了不实之词。这些不实之词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形成了语言的作用力，对心理接受能力弱的人来讲就易于造成心灵的损伤。现在我们要研究的语言力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语言力学研究语言的力。从语言力来看，古人早就注意到语言的力了。
语言力学这个概念和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有直接的关系。语言的力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条件下以及在不同的心理情况下也有其不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各人的心理都有其共性和特殊性。比如，一次学生在远足时，经过一座独木桥，女学生们都不敢走。老师对她们说：“河水是很浅的，用不着害怕。不过走时要小心，免得把鞋子弄湿了。”这句话就起到了心理效果，女孩子们都走了过去。她们觉得，既然河水很浅，即使掉下去也没有关系。而实际上河水并非像老师所讲的那样很浅。如果老师说：“河水看上去是很浅的，而实际上是很深的。”女孩子们大部分都不敢过桥。作用于心理的语言力是有使用价值的。许多国家几乎都有下面的传说，说有一个老年人在死前对三个儿子说，花园里埋藏着一坛金子。葬礼举行之后，就开始挖花园里的金子。金子没有挖到，而土却松了，三个儿子变得勤劳了。这就是运用语言对心理产生的积极影响。如果不注意，语言力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父亲要孩子早起，但是母亲说：“孩子吗，晚点起床不要紧。”孩子听了母亲的话，结果变懒惰了。
从社会方面里来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具有不同的力度。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在火车站一个年轻人看到一位老妈妈背着一个大行李，年轻人对她说：“老妈妈，我来帮你背，你歇歇。”她一定会感谢这个年轻人。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情况就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一位年轻人用同样的话对老妈妈讲，可能适得其反。她会说：“你以为我老了，我才80岁，这点东西我拿得动，用不着你来操心。”
从人的角度来看，语言所起的力度和个体的地位和权力成正比。个体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他的语言所产生的力度也越大。权力多种多样，如领袖、学术权威、一家之长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有人提出要建立特区，要一国两制，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可是，这些话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样就产生了伟大的动力，使落后的中国成为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整个改革开放中，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运用了不同程度的语言力推动中国的前进步伐。
在人际交往之中想要建立和谐的交际环境，减少交际中发生的矛盾和纠纷，语言力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样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就会得出不同的效果，因为语句不同，所表达的语言力就不同。世界是复杂的，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环境来实施和谐的交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性，有的人性格温和，有的人性格暴躁。性格暴躁的人相对来说易于产生交际障碍，在某种情况下比较难以建立和谐的交际环境，自然也就难以进行和谐的人际交往。但是，无论是怎样性格的人，只要他们了解了语言力学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并且在人际交往中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力学，同样可以进行和谐的交际。
从语言力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有各种不同的力，比如有腐蚀力、诱惑力、固执力、迷信力、时尚力以及修辞力等。甚至于幽默运用不当也会造成对听者的心理伤害。有人喜欢对朋友和亲人运用幽默，许多女性在选择对象时也说她们所喜欢的男朋友要多一点幽默。谁也不否认幽默的人是不错的。可是，幽默要得当，如果幽默运用不得当，同样会造成不幸的后果。甚至于有人把开玩笑认为是一种幽默，不少家庭纠纷都是出自一方的开玩笑幽默。著名戏曲《十五贯》的情节就是由于一句玩笑而造成的人命案件。又如有一位年轻人喜欢幽默，他为了庆祝妻子的生日特地买了一块手表送给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他非要想幽默一下。他把表放在妻子的手上，妻子问他这块表是哪里来的，他对妻子说道：“这是我从前的女朋友送给我的，现在我转送给你。”他以为这句话很幽默，可是他妻子的心理接受能力有限，听后感到非常的不高兴，并且生气地就把表摔在地上，摔个粉碎，说道：“谁要你这块肮脏的表。”等到丈夫把事情说明白已经晚了，而且妻子认为丈夫一定心里有鬼，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她。两人之间的关系花了好几个月才有所回转。可见，幽默也好，开玩笑也好，说者必须要看清对象，不能以为自己的幽默适合于所有的人。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以幽默出名的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了。读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马克·吐温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作家，可是他的幽默也曾经出过问题。在《马克·吐温十九卷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十六卷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一篇演说的故事》。这篇文章里他叙述说1877年12月7日他被邀请在波士顿举行的庆祝J·G·惠蒂埃（1807—1892）的七十寿诞。当时在座的有爱默生（1803—1882）、霍姆斯（1809—1894）和朗费罗（1807—1882）。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当时的大作家，而且也都是马克·吐温的长辈。当时马克·吐温还只是一个刚在文坛上有些名气的30多岁的年轻作家。在这个庆祝会上，马克·吐温做了一篇自认为非常幽默的演说。这个演说是关于老矿工对三个假文人的可怕描写，他说：“我一直在期望着有人大笑，至少有人微笑，然而希望慢慢地毁灭，没有一个人反应……一直到结束，我面对的前排人人个个恐惧万分，呆若木鸡。他们面带如此表情，难道我触犯了上帝，触犯了圣人、圣灵不成？”这是在他演说后的第29年所说的一段话。马克·吐温的幽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就出在马克·吐温没有注意到各人对幽默接受的能力不同，没有注意到各位听者的年龄、身份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三位是当代伟大的诗人、大作家，而且又都是他的长辈。不同的年龄就可能产生代沟，马克·吐温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在庆祝寿诞的演说会上这个幽默用了适用于年轻人的力度的语言，使老一辈人无法接受。
马克·吐温的幽默故事是说在一个飘雪的黄昏，他走进一个老矿工的家。老矿工告诉他，在24小时之内他接待了四位作家的访问，马克·吐温是第四个到他家来的耍笔杆子的文人。前三个是朗费罗、爱默生和霍姆斯，并且用漫画式的语言对三个冒充的假文人进行了讽刺。马克·吐温的目的是要批评冒充的假文人，也就是说批评三个冒充朗费罗、爱默生和霍姆斯的假文人，而不是讽刺他们本人。可是坐在下面的三位真文人却都以为马克·吐温在讽刺他们自己，所以他们非常生气。这就是马克·吐温失败的原因，因为马克·吐温认为台下的三位文人肯定能够了解这是幽默而会哈哈大笑，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三位文人不仅没有哈哈大笑，而且非常不高兴。可见说者要进行幽默时一定要充分了解听者的心理情况和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弄巧成拙。马克·吐温就是没有注意对语言力使用的程度而造成三位作家的误解。这是在日常交际之中发生的语言力错误运用的情况。这就是说，有些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自觉很幽默，而忽视了听者的接受能力。
从医学生理学来讲，人的心理和人的生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生理疾病都是由于心理原因而产生的。人们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语言来调节个体心理，不仅能够减少疾病的出现，而且可以延年益寿。这不是什么歪门邪道，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认识到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对语言、言语行为以及语言力进行整体阐释，就能够使语言发挥更大的功效。从这里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开展对语言的研究。语言力学这一个概念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我们研究语言力学的出发点和宗旨。
人类生活在语言符号的网络之中，也就是说生活在言语交际之中，所以人类的行为必然受到语言力的支配。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能离开言语交际的。言语交际是指人类发明语言之后如何运用语言进行社会的交往。同时语言力也就开始起作用。当然言语交际是由言语行为构成的，而言语行为是受语言力支配的。要了解语言力就要了解言语行为，要了解言语行为，首先要了解言语交际。比如，有一位医生（或者一则广告）对一个病人说：“你服用这种药，就会还你一副明亮的眼睛。”于是病人就去服用它。至于能不能使其眼睛明亮，他/她并不知道，只是被语言力推动着去服用它。事实上整个人类在语言力的支配下生活着。在社会中人们想不受语言力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人们既然生活在语言的网络之中，受语言力的支配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语言力的控制之中。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本没有语言力这个概念，也不知道语言力对自己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研究人们对语言力的认识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以往人们虽然不知道语言力，然而在他们的实践中却和语言力已经打过交道。我们这里涉及的语言力学，是把语言问题提升到力学的阶段来研究语言对人们心理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前人还没有觉察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感到语言有着越来越有用的潜力。语言力学是什么
人们都知道“力”这个概念，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过力。因为力是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可以通过物体的变化感觉到力的存在，但是用肉眼无法看到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人类历史中力的发现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正因为人类发现了力的存在，所以才能够了解如何应用力学原理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面貌。我们要问，语言有力吗？物理学告诉人们有关物体力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听到力，就联想到物体力。从来没有人谈到语言力。
最初有一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我的心理。一个人用暴力打死了另外一个人，前者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又一个人用语言伤害了一个人，甚至于导致死亡，而没有任何法律制裁凶手，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凶手，凶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语言有杀伤力。因为，语言对人的伤害从表面上看，没有留下痕迹，社会也不承认语言能够伤害人或者杀害人。我一直在想语言有力吗？我以为在社会里存在着一种语言力，这种力不作用于物体的外部，而是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人类的心理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从实验里证明。这就是说力这个概念有了发展，力除了有作用于物体的力外，还有作用于心理的力。作用于心理的力可能来自行为，也有可能来自语言。语言力是作用于心理的一种力。语言力对心理的作用是看不见的，也可以从实验里证明。尽管历史上的学者们没有写过专门探讨语言力学的文章，但是他们早就对语言力有了注意。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们对语言修辞力的研究就是一例，特别是古罗马的西赛罗对修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修辞在法律中的运用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古代社会得到高度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自然伴随着语言的进步。学者们都注意到人际关系中的言语交际，他们对言语交际十分重视，指出语言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在语言里存在着一种力学关系。前面我们所说的运用易于促进人类和谐的词来代替易于产生矛盾的词，实际上就是调整语词的力度。比如一位医生对一位病人初次诊断确定有高血压，立刻就对病人说道：“你得了高血压病，以后你必须服降压药，而且要终生服药。”对医生来说，他所说的内容并没有错。但是，病人听了会感到很突然，不能接受。许多病人甚至于会坚持说他自己从来就没有高血压，并且心里感到非常紧张。医生这时如果再给他量一次血压，可能就更高。医生对病人讲的是实情，然而实情相告，反而使病人的心情紧张，血压更加升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语言力的力度运用得过大。如果医生注意自己所运用的语言力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医生对病人说：“今天你的血压有些高，是不是睡眠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你先按照我开的药方服几天药，等两天你再到我这里来检查一次，你看好吗？”这样的语言对病人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现在看来语言确实有力，当然语言力和物体力不同。虽然，语言力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可以肯定，如若语言力一旦被人们注意并运用到实际，便会发现语言力的功效是很大的。现实社会出现过多次高楼自杀事件，有关部门派出专门人员去说服企图自杀者。目的是说服对方舍弃自杀念头。但是说服的方式各有不同。如果能够说服对方，就说明说服的力度运用得适当。
几千年来我们根据社会和历史的记载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依靠语言，配合语言的有手势、眼神以及其他的身体姿势。所有这些在小到一般的人际交往到大如国际的战争与和平事业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生活的外层是社会，我们不能把社会仅仅看成是乡村和城镇，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讲，社会应当是一个文明系统，而且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多元化的文明系统。从前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文明系统其本身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无论是历史上所记录的和当代人们所谈论的与解决的问题、概念、观念、理念、纠纷、争议、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等，无一不是由一连串的语言符号所形成的。语言符号虽然有所不同，而其功用是一样的。
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明或文化系统之中，个人的行为也必然会受到这个文化系统的限制，若想不受它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另外不同的句际关系的语言网络来代替当前的文化系统。当然，那就需要思想革命，需要新观念新思想，这可能要用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命才能换得这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任何文明系统都脱离不了语言符号。这个文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要符合该系统。否则，至少会被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是对该语言文化系统的反动。尽管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的情感、生理反应和感觉器官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之中，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对该社会中的人会起到应有的限制和约束作用，如同太阳系里的行星一定会受到太阳系力学支配一样。在美国任何人可以指责总统的不是，指责者不犯法。而在满清皇朝，不要说指责皇帝，即使指责一个小县官，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任何人在说话的时候，要学会尽量用征询的语气代替命令的语气，对别人的幽默要掌握分寸，对不同的人运用程度不同的语言力。须知，每个人都有自尊心的，哪怕是一个小学生或一个幼儿，都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平等的人，稍一不注意就会伤害对方的心理。如果你是一个教师，就应当正确对待你的所有学生，你有什么事情要某一个学生到你的办公室来，最好用征询的口气说：“你如有空的话，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学生听到老师用这样的态度讲话是会很高兴的。事实上有许多老师不是这样对待学生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老师，就把学生当成听使唤的下级，这样教育学生的方式显然是不行的。全国模范教师斯霞之所以得到所有学生的喜爱，并不完全由于她的学术渊博，更重要的是她在和学生交往时能够正确地运用语言力，这样她不仅尊重了每一个学生的人格，而且用不同语言力度的交谈打开了学生们的心扉，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斯霞老师在她的一生当中都把自己看成是学生的朋友，把他们当成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事和同学谈话都是用商讨的口吻，不轻易责备他们，如果必须要责备，也是运用谆谆教导的方式。我认为要学习斯霞的经验首先是学习她运用语言的方法。
在我们日常谈话时，常常会出现歧义，比如下面这个句子：“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都没有锁。”这个句子至少有两个意思。1.指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都没有装上锁；2.指教学大楼的所有教室的锁都没有锁上。第一个锁指的是名词，第二个锁指的是动词。由于听者的不同理解，锁的歧义就有不同的语言力度。意思1让人们想到要找人去装锁；而意思2让人们想到赶快去把每一间教室锁
。其实在社会现实里，普通的物理力也会出现歧义现象。比如用一个苍蝇拍拍苍蝇，就可能有几种结果。如没有拍死苍蝇，反而把桌子上的牛奶杯子震翻了。也就是说物理力必须运用恰当。当然语言力和物理力的表现形式不同。就说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所以许多物理学家都说过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量子力学。因为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就表明电子射线既是一束粒子，又可能是一种波动。因为单个电子的行为是无法预言的，电子时常从一种状态突变成为另一种状态。当然，在力学具体的设计中是不能出现误差的，因为某一个设计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由于语言的歧义而导致对心理的不同语言力。这和物理力学一样，只要在力学工程方面有一点疏忽，就可能造成物理力学的歧义。比如，在我国的探月工程方面就考虑到嫦娥一号的轨道设计问题、飞行控制问题。因为嫦娥一号从地球出发，要经过大气层和电离层。在进行力学设计时就要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稍有一点疏忽，力学歧义出现的问题就会影响嫦娥一号的奔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运用错，就可能发生不同的语言力，对人民和社会都可能造成不利、威胁和灾祸。外交家在讨论问题时，每一句话都要精心设计好，不能出现歧义，但是在平常的语言中歧义是难以避免的。人们的语言之中，由于受到个体的支配，所以常常考虑不周，而且很容易表现出不准确。因为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间有可能由于考虑不周而出现交际失误。比如，一位母亲原来想使自己的女儿开心，问她：“你数学做完了吗？”她本想在女儿做完数学后，就带她到商场去购物。但是在女儿说没有做完时，母亲本来可以告诉她等她做完后一起到商场去，可是她又问到：“为什么还没有做完？”女儿认为母亲的问句是对她的指责，所以她的回答也不如意，结果不仅商场没有去成，而且造成母女之间的不愉快。
人们受到伤害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暴力（即物理力）对人体的伤害，另外一种就是语言（语言力）对心理的伤害。力是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可以从物体的变化感觉到力的存在，但是用肉眼无法看到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人类历史中力的发现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正因为人类发现了力的存在，所以才能够了解如何应用力学原理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面貌。最初人们并不了解力学原理，只是模糊地知道个人的身体和力有某种关系。
中国还流传一个关于曹冲称象的故事，这是从浮力的角度发现力的存在。因为大象是一种动物，又大又重，无法称其重量。年纪很小的曹冲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把象放到一艘船里，观察其船的吃水量，然后再把船的吃水深度记了下来。这样把象再从船里牵到岸上。然后把大石块装进船里，等到船的吃水深度和象在船上的吃水深度一样时，就知道象的具体重量。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力的概念是在人们的实践之中得到的。
同样，在西方很早也获得了有关力的概念。在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比中国的墨子略微晚一些。他认为世界万物的运动必定有一个第一推动者。对于能够自动的物体，推动者应在内部；对于无生命的物体，推动者应在物体的外部。一旦推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去推它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静止。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明显的错误，但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因为他的理论涉及力的问题。另外，更晚一些古希腊又出现了一位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公元前212年），他总结出了有关力学的基本原理，后来被称为力学之父。在《论杠杆的平衡》一书里，他提出了杠杆定律。在《论浮力》一书里他又提出了浮力原理。这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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