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洪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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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试读：
总序
郭湛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走向系统深入，愈发凸显学术性和专业性，涌现出诸多可被称为“范式”的研究路向。其中，尤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学研究，由于其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而将文本、历史、理论和现实“勾连”起来的系统性研究，而取得了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广义上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为“1857—[1]1858年手稿”），作为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一组重要文献，是我们在真正“回到马克思”时所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8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建立在严密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进行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与构建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变为有客观规律支撑的一门科学。诚然，国内学者近年来已经破除了所谓“《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将“1857—1858年手稿”视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并在版本考证、出版传播、方法结构和思想阐释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释方面仍较为薄弱，使得这部包含马克思各种哲学思考的手稿，至今还如同一块广袤的未被深耕过的荒漠土地，没有结出应有的理论硕果。
综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黑格尔在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成了[2]马克思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原本批判”过程中不是全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有意识地对它进行借鉴、运用、改造和区分。从这个意义来说，“黑格尔因素”是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绕不开的前提性环节。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1857—1858年手稿”是表征马克思在思想上借鉴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他们通过各种专著和论文的形式来证明上述结论。在这些成果中，解读和研究最为详尽的当属[3]内田弘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1985）一文，该文论证了“导言”与“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几乎涵盖了从“生命”到“因果性”这些黑格尔《逻辑学》中涉及的全部概念。这种研究方式对于阐释“1857—1858年手稿”中的“黑格尔因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学界关于上述命题的研究中缺乏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对黑格尔思想中原本就有的关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内在合一的论述的阐释；二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复杂思想关系的完整梳理。这种研究上的不足最终导致对“1857—1858年手稿”中“黑格尔因素”及其作用的不准确估量，或是贬得太低，或是拔得过高。有鉴于此，笔者的论述就从这两个方面开始。注释[1]通常来说，“1857—1858年手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泛指马克思于1857年至1858年期间所撰写的编号为I（A）-VII、M、C、B’、B”的11个笔记本。其中，笔记本C没有被保存下来，据推测其内容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部分初稿。其他被保存下来的笔记本对应着中译文普遍采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巴师夏和凯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狭义上的则是专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2]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理论探讨“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中译文参见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31-470.一、黑格尔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
尽管在黑格尔的诸多著作中鲜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论述，但却不能否认黑格尔有着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其所处的正值政治[1]经济学繁荣的启蒙时代的影响，黑格尔重点阐释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正如卢卡奇所说，黑格尔在理解重大世界历史事件时所具有的如下特质，即“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2]法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在同时代思想图景中的特殊地位。遵循卢卡奇开辟的研究路向，国内外学者不仅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来源和分期，而且还详尽地考察了他对包括劳动、需要、价值、货币、商品、资本积累等在内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不同理解。
其中，在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来源方面，卡尔·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已经考证出黑格尔于1799年2月19日至5月16日曾阅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并做了一些评注（这一文献后来遗失）。对此，卢卡奇指出斯图亚特的经[3]济学原理对黑格尔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与之相反，普兰特（Plante）指出，黑格尔从斯图亚特的理论中获得了三点启示：一是从积极方面肯定现代世界的历史哲学；二是交换经济在实现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形式；三是国家力量对市民社会具有[4]重要的作用。
关于黑格尔青年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卢卡奇做了两次划分：（1）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其思想发轫于英国古典[5]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对英国现实经济发展做了相关分析；（2）耶拿时期（1801—1807年），黑格尔尝试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整合，以将他关于最发达的经济系统中的发现纳入社会科学体[6]系中，而不是做经济学本身的原创性研究。普兰特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则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1）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做了关于需要和劳动、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倾向及其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两处讨论；（2）伯尔尼时期，他重点讨论罗马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公与私的分裂；（3）法兰克福时期，他从报纸上摘录英国最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相关资料，详尽介绍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的内容；（4）耶拿时期，他开始关注亚当·斯密的理论，着重研究了劳动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人的活动本质、劳动分工及其在市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5）思想后期，特别是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律和范畴做了较为成熟的判断，并在[7]市民社会层面懂得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思想史价值，但存在着研究前提的局限性。他们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出发，再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寻相关论述，忽视了黑格尔是否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更缺乏关于黑格尔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关系本身的探讨。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以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又内在合一的各个部分。他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作为伦理精神内在规定的自由为主线，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整合了起来：家庭包含着自由的直接形式；市民社会是自由的普遍性阶段；政治国家则体现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是自由的实现阶段。不仅如此，较之斯密的“感情”式的、单方面强调道德作用且带有功利目的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具有强大的历史感。不论表现形式是多么抽象和观念化，黑格尔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的，尽管后者只是前者的验证。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黑格尔的思考自然会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并形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见解，从而使他的哲学思考也具有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一）需要的体系及其中介环节
黑格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大多贯穿于需要的体系和市民社会的阐释中。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黑格尔揭示了需要和劳动的哲学内涵。他指出，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从而市场经济社会真正建立起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才作为有别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特殊领域而出现。很明显，人们在市场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根本无法准确地抽象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及其哲学内涵，更无从论及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表现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之前的契约论者无法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区分的原因也在于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黑格尔才对市民社会的内涵做了如下表述：“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虽然它的形成要晚于国家。因为作为差别[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为了能够存在，它必须有国家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此外，市民社会这个受造物（Schöpfung）属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遭遇到它们的正当性。如果国家被设想为不同的个人的统一体，亦即仅仅是共同性（Gemeinsamkeit）[8]的统一，那么其所指的只是市民社会的规定。”
黑格尔进一步分析说，市民社会中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而这种目的不能通过自身作为手段来实现；他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从而使他人成为（特殊的）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样，（个人的）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相关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在实现他人福利的同时实现自己。正是由于特殊性同普遍性的条件通过上述方式联系起来，整个市民社会成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介基地。显而易见，黑格尔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中，分析得出的“目的即手段”和“私利即公利”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述是同出一脉的。
需要作为同一般意志的普遍相对抗的事物，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是他自身最初的目的。所以，市民社会的首要环节就是需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通过自身的和一切他人的劳动和需要的满足，使自身得到满足。相应地，需要也得到了中介。这种需要不再仅仅是斯密所说的自然意义上的物质需要，而是“特异化了的需要”——市场上的需要，它必须通过外在物和劳动这两种方式才能从其主观性达到客观性。这样，这种需要就不可避免地同劳动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伴随着分工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会愈发地趋向特殊化，一些新的需要也会被创造出来。
另一方面，从需要的体系的一般概念来看，劳动也得到了中介。个人的劳动虽然是为了满足个人自身的需要即作为手段而存在，实际上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却具有社会的和普遍的内容（本质）。黑格尔指出，每个人的劳动按其内容来说都是普遍劳动，一切个人的劳动在完成个人需要的同时，就是满足一切个人的需要。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互相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同样，个人的劳动也不是对他自己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对一切个人所“是”的那种东西。这样看来，劳动本质上作为“特异化了的需要”和“特异化了的手段”的中介而存在。“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依赖性和交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满足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具有帮助的东[9]西，即通过普遍的东西使特殊的东西得到中介。”这种劳动不再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劳动。相应地，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不是劳动者自身的需要物，而是他人的需要物。由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因此，需要的满足就必然要依赖于市场交换。概而言之，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成为整个“需要的体系”的基础，而这又恰恰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仅如此，黑格尔本人也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于需要的体系的作用，因为那些经济学家是以需要和劳动为起点，然后从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的简单原理，“在需要的领域中认识这种包含在事物中[10]而且在起（调和）作用的合理性表现”，最终阐明在需要的体系中发生的关系和辩证运动。究其实，个人的独立性对于共同体的关系，是摆在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面前的共同问题；他们都试图从哲学上去重新描述由需要和劳动所产生的共同体关系，并证明承认个人的独立性对共同体的分化作用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种绝对利己主义观，而是要揭示出这一真实的本质及其合理性。由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的前提、内容、方法和归旨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11]所以，“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这个论断，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二）所有权和司法体系对它的现实保护
除了需要和劳动之外，所有权也是同个人成为特殊的定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分析说，个人的意志即人格性，是在同某种“天赋的”（vorgefundenen）本性相联系的同时，又突破后者的限制这个方式实现的。“人格性是扬弃这种限制并给予自身以实现性的活动，换句话说，它就是要把前一种定在设立为它自己的定在这种东西。”[12]在人格性突破自身限制的过程中，法首先是自由以直接的方式给予自身的直接定在。其中，自由在占有即所有权中是作为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而存在的，因而只是一个单一的人格同自身相处时的自由。正是扬弃人格的单纯性，而不是满足需要，才使得所有权合乎理性。
在需要和劳动的中介作用下，需要的体系不断融入新的要素而日益完善起来，市民社会的特征亦愈发明显。黑格尔认为，由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辩证运动，其结果是个人自身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正是在这种一切个人全面交织的相互依赖中，产生了他们的普遍财富。普遍财富和个人又是处于相互依赖的交互关系中，个人一方面分享了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另一方面通过其劳动中介的所得保存和增加了普遍财富。特殊财富之所以是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个人自身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资本和技能的交互关系的制约。至于技能本身，则又受到各种偶然情况（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制约。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整个关系构成为需要及其手段和劳动、满足方式和方法以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等方面的特殊体系，即个体分属于其中的体系，这就形成了等[13]级的差别”。随着等级的差别演绎为各种特殊的等级，也就是需要的某个特殊领域，个人只有把自身限制于其中才能实现其现实性。与此同时，个人又把这种限制作为普遍使命和纯粹外在的必然性。这样一来，成为定在即特定的特殊性的个人，不仅在自身中含有了自在自为存在的普遍性，即自由的普遍性，而且还实现了它的有效现实性。整个需要的体系亦是如此，它自身中包含的所有权法由于司法体系对所有权的保护而达到了有效的现实性。“在需要的体系中，每一个人的生计和福利是一种可能性，它的现实性既受到他的任性和自然特殊性的制约，也受客观需要体系的制约。通过司法消除了对所有权和人[14]身的侵害。”（三）维持需要的体系平衡的警察功能
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始终是悬在司法体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处于特殊性中的现实权利，既包括消除阻碍它实现的偶然性，也包含把特殊福利作为法权并使之实现的要求。通过司法只是保障人身和所有权的安全不受到侵害，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个人的生计和福利的保障。此时，就需要“警察”（Polizei）功能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警察的预防功能仍然没有超过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的范围。它一方面作为一种外部的秩序和机制，使包含在市民社会之特殊性中的普遍物得以实现并保持，又使大量的特殊目的和特殊利益的保护和保全得以实现，并把它们当作存在于上述普遍物中的；另一方面作为上级领导，负责照顾超出市民社会之外的利益。要言之，警察的功能在于维持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是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一般管制作用。
在强调警察的一般管制作用的同时，黑格尔也意识到，这种作用的发挥始终要与需要的体系相适应。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是重要的，但这种平衡不应该完全由国家的管制来加以保证，因为国家的严厉管制会给个人在市民社会中追求主观自由的努力带来“窒息”的危险。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仅逐渐得到解放，还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意识到他自身的价值和作为主观自由的中心的地位。由此可见，需要的体系才是主观自由和特殊性的中心。实现主观自由和特殊性的任何一种国家的管制形式，都必须和它们的存在相适应。因此，在维持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方面，应当使警察的监督和照管成为个体和普遍可能性之间的中介，避免管制过多和放任不管这两个极端：前者虽然可能保证平衡，但却带来公民和政治秩序之间进一步异化的代价；后者会使需要的体系中的一切存在，都成为盲目的和非理性的相互依赖形式，从而造成重大的损害。
相对于管制过多的代价，放任不管所带来的损害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管制过多表现为它和个人关于直观自由的意识互不相容所带来的矛盾，因为这种主观自由正是在加以管制的需要的体系中才得以实现，需要的体系的平衡还存在着。相形之下，放任不管却是使需要的体系完全失去平衡，因为需要的体系作为特殊性领域而存在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定。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对于放任不管的损害规避有余，而对于管制过多的代价认识不足。有鉴于此，黑格尔专门将管制过多的代价放在“正文”和“附释”中，把放任不管的危害“只是”作为“补充”。
黑格尔指出，只有在尚未意识到主观自由的意识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自认为管制过多是正当的形式。埃及的金字塔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巨大工程的劳动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巨大工程的兴建是出于公共目的，不以个人出于特殊任性和特殊利益的劳动为中介，因而被看作正当的行为。这种特殊性本身促使个人主观自由意识的觉醒：“它呼唤着工商业的自由以对抗上级的专横，但是上级的专横愈是盲目地浸沉于自私的目的，就愈加需要使这种专横回复到普遍之物，并使危险的震荡得以缓和，使冲突由于无意识的必然性而自动平复的间隔期间得[15]以缩短。”可是，这种特殊性在这里毕竟不是作为目的的存在，主观自由的意识的产生便无从谈起。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主观自由的意识没有萌芽且受到压制，对个人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集中管制才被视为正当的。
到了近代市民社会中，个人主观自由的意识断然不是处于上述地位。警察只应管制为了在需要的体系中维持平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事。不仅如此，政治国家本身外在于市民社会，这意味着为了将主观利益的特殊性加于经济领域，警察功能就必须置于某种代议制的政治管制之下。否则，警察就会成为一个异化了的结构，就像罗马帝国一样。黑格尔认为，在警察的范围内合法的管制有：规定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照管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警察在这些领域内的工作，将有助于需要的体系比在相反的情况下运行得更为有效和更为可靠。
以上就是黑格尔在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如果说，他关于需要的体系及其中介的阐释表明他是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上的，那么，强调所有权以及司法和警察对它的保护，就表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的，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再坚持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而是将分配作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所有权”和“司法、警察等制度对它的保护”。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证，笔者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进行，在此不再赘述。注释[1]不可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启蒙时代主要的重大成果。其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时代特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兴盛；（2）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3）政治经济学中彰显着启蒙时代特有的自由精神。[2]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23.[3]Georg Lukàcs. The Young Hegel.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1975：171.[4]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76-277.[5]同③168.[6]同③319.[7]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哲学家黑格尔的经济学贡献.李光林，编译.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第1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9.[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41.[10]同①336.中译文有改动。[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7.[13]同①343.[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8.[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70.二、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黑格尔因素”
如前文所述，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构成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导因，但是马克思在其思想起源时期并没有注意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他直到在“巴黎手稿”中尝试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进行内在整合时，才开始以间接的方式批判黑格尔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内在合一的论断。这种间接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主线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步骤，即超越黑格尔哲学以实现异化观的变革。概而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肇始于批判黑格尔，但却不是以批判黑格尔的形式展开的。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考察“1857—1858年手稿”中的“黑格尔因素”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全部思想进程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完整且准确地理解和评价黑格尔之于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手稿”的作用。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进程，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几乎囊括了后者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具体讨论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先对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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