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武术项目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凤杰,冯宏鹏,肖亚康,王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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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武术项目志试读：

从中国猿人出现，到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唐尧、虞舜，再到夏代（约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原始时期。原始社会是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原始生民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原始部落之间为了生产资料和领地的争夺也经常发生战争。就这样，在人与兽、人与人不断进行搏斗厮杀的过程中，原始生民们逐渐地积累了大量的攻防格斗技能。同时，为了在部落战争中鼓舞士气以及表达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原始先人把那些积累下来的攻刺杀伐的技术动作编排起来，以原始武舞的形式来祭拜部落的图腾和始祖。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活动、军事活动以及宗教活动共同孕育了中国古代武术的萌芽。一 生产活动中的武术萌芽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鸳鸟攫老弱，猛兽食撷民”（《淮南子·览冥训》），“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蠢》），“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为了生存和获取食物，原始生民与禽兽厮杀搏斗便成了经常性的活动。在产生于3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云南沧源崖画上，真实生动地记录了狩猎、放牧、舞蹈、归家、娱乐等先民们生产、生活的各种场面，其中就详尽地描绘了人与禽兽搏斗的生动画面。就在这样的狩猎生产活动中，原始生民逐渐地积累了大量实用的劈、砍、刺等动作技术。虽然这些低级的攻防技术并没有脱离生产活动的范围，只是存在于狩猎、自卫和抵抗凶禽猛兽的原始生活中，但武术则萌芽于此。这些徒手进行的拳打、脚踢、闪躲、跳跃、摔跌等动作，就成为武术的雏形。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当人类社会进入石器时代以后，远古祖先在进行狩猎等生产活动中，主要以石、骨、角、木、竹等为材料，创造了很多石器（如石刀、石锤）、木棍、骨器等工具，并用这些原始器械同野兽进行搏斗。这些工具及原始用法便是武术中长、短器械及其使用方法的最初表现形式。许家窑人遗址位于大同城东北的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1.5公里处，距今约10万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许家窑人文化以石制品和骨角器为代表，石制品类有1.4万余件，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斫器、石球等。仅石球就发现1079个，数量之多，实属罕见。原始人用藤索将这些石球系起来，制造成“飞石索”，在狩猎过程中主要是用来缠绕和击打禽兽，这是武术器械中“流星锤”的原形。《兵迹》中说：“民物相攫而有武矣”，指出了武术的起源。二 军事活动中的武术萌芽

在原始先民的生产活动中，人与兽的搏斗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萌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搏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则更为直接地催生了武术的萌芽。原始社会随着人口数量日益增长，生产逐渐发展，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大分工，部落与部落在交往过程中，因利益相同而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原始社会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生存资料而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或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加速了武术的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大量的生产工具转变为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战争中的格杀动作和技能成为武术的原始形态。特别是在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后，传说许多武器都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言：“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蚩尤作兵伐黄帝”的记载。这样，人类通过战斗，不仅制造了兵器，而且逐渐掌握了一些具有攻防格斗意义的技能。武器也随着战争的需求，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逐步有了改进和发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所载：“新石器时代之石兵，业已大形进化，非但人工磨制精良，兵器平泽锐利，可与现代之石器相比而无逊色，抑且各种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斧、石圭、石镰刀、石锛、石铲等器，……几乎全套武装均有。”从史料记载来看，至新石器社会晚期，兵器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远射兵器，如弓箭、弩以及用“飞石索”投掷的石球等；格斗兵器，如石枪、石刀、棒、戈、戟、杖、矛、石铲、石锛、石戈、石斧、石钺等；防护兵器，如盾和甲等。这些兵器，都是后来古代战场常见的进攻性或者防御性的兵器。在众多技能中，射技是这个时期的亮点。先民们以弹弓为基础，经过操作经验的积累和不断改进，逐渐发明了弓箭。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私有制和阶级的逐渐产生，弓箭不仅仅是作为人们狩猎的工具以获取食物，还是部落之间战争的重要武器。因此，作为部落的统治者对其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少眸生般，是始为弓矢。”《越绝书》云：“黄帝作弓。”而在《世本·作篇》中则记载弓矢为黄帝之臣所制作，即“挥始作弓，牟夷作矢”。虽然在对弓箭的发明上，文献中的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黄帝时代弓箭的运用已经得到广泛普及，并且弓箭的制造工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也越来越成熟。原始先民们强悍好斗的勇武习性在史料的记载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吕氏春秋·荡兵》）；又有“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等等。在原始社会的战争中，弓箭、投掷器用于远程攻击，棍棒和刀斧则用于近身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有时是器械与器械的对打，有时是赤手空拳与手拿器械的较量，有时是双方徒手搏斗。在这样的战争实践中，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战斗经验，并掌握了许多作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徒手搏斗的技能、使用武器作战的技能、单人应战多人的技能，以及个人操练的单个技术等。为了生存，人们总是把从战争实践中获得的一切技能、知识和经验不断地加以总结，并和狩猎生产技能一样，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到这个时期，武术的技术概念经过部落战争的客观实践及其抽象的过程，又有了新的内容。原来一些从狩猎生产斗争中获得的技术概念，像劈、刺、砍、扎等不再是仅仅用于狩猎，同时也用于战争。三 宗教活动中的武术萌芽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神秘感和畏惧感，为了找到生命的寄托和生存的勇气与力量，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这是人类最早的信仰，而图腾武舞是中国原始部落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人们把动物、植物或自然物作为图腾，认为它是消灾降福的保护神。从出土文物和古代岩画上看到的人面蛇身、鸟身人面、人面兽身形象，就是氏族图腾的形象。原始先民们经常以武舞的形式来表示对神灵的敬畏，祈求神灵的降福。这些舞蹈蕴含了十分浓厚的“武”的成分。传说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是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族先祖。伏羲氏舞名《凤来》，唱《网罟》之歌；女娲舞名《充乐》，是颂扬伏羲氏发明网罟、教民捕捉鸟兽和女娲制定婚配、教民嫁娶的业绩的。阴康氏舞名《大舞》，教民体育锻炼，以抗阴湿之病。黄帝以“云”为图腾，《云门》是黄帝氏族的图腾舞蹈；“凤鸟天翟”舞是帝喾时的图腾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帝尧时各氏族的图腾乐舞。原始的求神、娱神活动，常常是数十上百的人群手执武器号叫狂舞，或者模拟战斗场景，或者表演战胜猛禽巨兽、歌颂胜利，但都与武术的演练分不开。原始社会的武舞还经常在战争之前进行，以祈求神灵超自然能量的加持，护佑他们取得胜利。在古人出征前或战后庆祝胜利及娱乐和祭祀的场合，“执干戚舞”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淮南子·谬称训》），这就是中国武术史料中记载的出现最早的、最有名的原始部落武舞（也叫战舞）——“干戚舞”。在原始社会的宗教中就已经出现了“较武”的内容。“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人们以掷剑比赛的方式来乞神显灵，而只有技艺超群者，才能被奉为部落首领。这种竞技比赛，也可称得上是武术竞赛的萌芽。人类早期有意识地练武活动使武术在其初始阶段便具有了表演性、实战性、健身性与娱乐性等多重价值。第二节奴隶社会时期的武术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上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大禹的儿子启，改变了过去禅让方式，确定首领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奴隶制国家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夏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从氏族社会进入王位世袭制社会的标志。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结束，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社会大致经历了夏、商、西周及春秋几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奴隶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度过了原始社会时期的萌芽状态之后，古代武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体活动方式逐渐开始形成。一 军事战争与兵械演变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战争是武术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体活动方式的主要动力。战争形式的变化发展促进了兵械的演变。车战是从商代后期到春秋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当时军队中的兵种主要是由车兵和步兵组成，车兵是作战的主力。每一个战车上配备三名士兵，他们站成“品”字形。四马拉一车为一乘。千乘之国，指拥有1000辆战车的国家，即诸侯国。春秋时代，战争频仍，所以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衡量。春秋时期礼制是这样的：天子六军，每军千乘，共六千乘；大国三军；中国两军；小国一军。所以说，在孔子时代，千乘之国已经不是大国。每个战车中坐在中间的战士负责驾车，左侧的战士是射手，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右侧的战士拿着长矛，负责近距离搏杀。由于战车体积非常庞大而且笨重，所以车战中武士们要用相当长度的兵器才能击刺到对方。战车上一般配置的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有令人吃惊的长度，其中酋矛20尺（约4.3米），夷矛24尺（约5.25米）（《周礼·考工记》）。正是出于这种车战的需要，那个时期武艺的训练主要是力量训练。另外，车战还大大促进了箭术的发展。与长而笨重的矛戟相比，弓箭在车战中的作用变得非常突出。习射在夏朝已成为学校的一项教育内容。至周代，“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在周代的社会和政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六艺”中的“礼、乐、射、御”都与武术有很大的关联。后羿，又称“夷羿”，相传是夏朝时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有穷氏这个部落十分擅长射箭技术，后羿的射技高超。当时夏王姒启的儿子姒太康不打理政事，沉迷于田猎游乐之中，后羿趁机发难，驱逐了太康。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之弟姒仲康为夏王，后羿于是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仲康死后，他的儿子相继位，后羿又把相给驱逐了，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后羿凭借高超的射技而“代夏”，可见习射在夏代人们心中的地位。殷商时期的射礼，在经过夏代的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射礼仪式已初具规模。周朝的射礼与殷商时期的射礼相比，在礼仪程序、种类以及规模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后又经儒家的制礼作乐，达到了射礼最为鼎盛的时代。《礼记·射义》载：“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用射天地四方来表明男子的人生志向。周朝射礼日趋大众化和平民化，逐渐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了春秋时期，冶铁技术得到了发展，春秋末期，位于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已经可以制造铁剑了。当时有两个著名的制剑专家，一个叫欧冶子，一个叫干将，他们曾经为楚王造剑。他们选用茨山的矿石，冶炼成铁，锻制成三把铁剑，分别取名为龙渊、泰阿和工布（《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奴隶社会的兵械大体上可以分为远射兵器、长兵器和近身搏斗用的短兵器等。1953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有铜矛头、铜勾、铜戚、铜刀、铜斧、铜镞等。此时的兵器不仅种类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铁兵器有刀、枪、剑、戟、矛、匕首、箭镞、铠甲、兜鍪（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等。二 古代武舞与角力手搏

古代武舞发展到奴隶社会后，其活动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武舞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象舞”，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象舞”的记载。《毛诗序》云：“《维清》，奏象舞也。”《毛诗正义》注曰：“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汉代的郑玄云：“《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可以看出，所谓“象舞”，就是一种模仿“击刺之法”这种军事实战之技的人体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舞已经具有一定的体育锻炼功能。第二种是“万舞”。先是武舞，舞者手拿兵器；后是文舞，舞者手拿鸟羽和乐器。“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毛传》云：“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毛诗传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显然，在当时万舞是一种军事训练手段。第三种是“大武舞”，又名武凤夜，是为武王伐纣成功而作，共分成六段，展现了伐纣灭商的全部过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礼记·祭统》），“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士卒皆欢乐，歌以待旦，因称之武凤夜”（《周礼·大司农》），大武舞在后来也很流行，曾被西周以后的学校列为必学的纪念历代“先王”的多种“大舞”之一。除上述几种外，还出现了商乐《大汉》、武王伐纣时的“巴渝舞”“干戈舞”等。可以看出武和舞的结合以及武舞中对器械的应用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奴隶社会时期的中国古代武术，已受到“武”与“舞”两种文化的合力滋养。

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军事训练手段叫作角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最原始、最早的一项体育活动。《礼记》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在《王兵篇》和《管子》等书中也提到“春秋角武，以练精材”。春秋之后，这种角力“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示）”，具有很强的娱乐观赏成分，到了秦代就演变成角抵了。除角力外，另一种体现为徒手搏斗技能的“手搏”活动也在逐渐形成。“公子友谓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榖梁传·僖公元年》）鲁公子友与莒“相搏”，“搏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庄子·人间世》），等等。手搏这种人体活动艺术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但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项相对成熟的搏击技能，并可以通过比赛来衡量搏击者的水平。三 民间习武与武术论著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统治权力和威信逐渐减弱，各个诸侯国为了自身利益，相互攻伐，一个诸侯争霸、豪杰辈出的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各个诸侯国都很崇尚武功，军事武艺逐渐在老百姓中普及开来。各个诸侯国采取各种措施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农民平时耕田种地，战时编成军队，上阵打仗，一年之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当时不仅满腹经纶的文士可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进入仕途，武艺高强的勇士也能得到国家的重用。用武功博取功名，建功立业，改变自身地位，这样，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的习武之风，使武术活动在民间得到广泛开展。曾举起“尊王攘夷”大旗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就非常重视选拔勇敢的武士，让他们为朝廷服务。《管子·小匡》中齐桓公对一位地方官吏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齐国习武自国君到士民蔚然成风。“庄公陈武夫，尚勇力”（《晏子春秋·外篇》），“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五辅》），“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汉书·刑法志》），等等，都体现了齐国人民的尚武风气，因此，后来齐国人以精通格斗技术而天下闻名（《荀子·议兵》）。吴地人“尚勇轻死”，荆楚多有“奇才剑客”。“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庄子·说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疮）瘢”（《后汉书·马援传》）等。这一时期有很多以武技谋生的剑客，佩剑、斗剑成为流行风尚，这说明当时社会中存在浓厚的习剑风气。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曾请一位民间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们传授剑术。“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这是关于越女剑技的描写，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详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猛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此时，剑道发展成为亮点，剑的击刺技术日臻成熟。“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荀子·议兵》），“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等等，说明当时剑法的完善与高超程度。春秋时期也非常重视武技的传授，开创了我国数千年来民间传授武技之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追述其祖先的一支“在赵者，以传剑论显”，就是指民间的私家武技传授者。这个时期，文武分途、侠士兴起。如鲁国的曹沫执匕首强逼齐桓公还侵鲁之地，吴国的专诸藏匕首于鱼腹中刺杀吴王僚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与武术有关的理论著作，如《庄子·说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等。还有一些军事著作，如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这些兵书不仅讲述了带兵、打仗、布阵这些纯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来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节封建社会时期的武术

战国初期，奴隶制崩溃之势已不可逆转。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借助人民的力量，首先在几个大的诸侯国夺取了政权。这些诸侯国经过变法和改革，都逐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中国的封建社会起源于战国时期，秦朝建立后正式形成相应的封建制度，此后各代相继沿袭。中国封建社会大致经历了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么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武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快速发展期、逐步成熟期和繁荣完善期。一 古代武术快速发展期（一）秦汉三国时期的武术

秦朝（前221～前207）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到王莽改制失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绿林赤眉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推翻了王莽统治。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末年，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并逐渐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进入三国时代。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防止诸侯国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以及农民起义，便将民间的兵器全部收缴，集中进行销毁。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在民间的发展，但促使角力、手搏等活动成为一种娱乐项目。秦朝将角力活动正式更名为角抵，主要在宫廷内开展。《史记·李斯列传》云：“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记载了秦二世胡亥在宫中观看角抵戏。到了汉代，角抵活动在广泛吸收如舞蹈、音乐、杂技、戏剧和幻术等艺术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角抵戏。东汉学者应劭注“角抵”云：“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颜师古进一步证曰：“抵者，当也”，即抵抗之意。随着角抵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到了东汉就被人们称为“百戏”。“东海黄公”是汉代百戏中的一个重要的表演内容，在节目表演中，化了妆的黄公，在器乐的伴奏声中挥舞宝剑，与扮演老虎的人进行搏斗。这是一个典型的格斗类项目表演，在当时非常受老百姓喜爱。到了汉代，另一种类似于角抵的活动——手搏逐渐兴盛起来。《汉书·甘延寿传》引孟康注云：“弁，手搏也。试武士用手搏，以手搏固实用之术也。”手搏虽然与角抵相似，但二者不是同一个项目。到汉代，手搏已形成一种将踢、打、摔等技术融为一体的身体格斗体系。到了三国时期，手搏活动已拥有广泛的民间群众基础。这个时期的武舞具有很强的攻防格斗意识，并且种类很多，主要有钺舞、斧舞、剑舞、戟舞、剑戟舞等。

战国时期，青铜剑在军中占据主要地位，到了秦代，铁制剑已经取代了青铜剑。汉代为了抗击匈奴，大力发展以骑兵为主的军队。骑兵作战主要以砍斫为主，靠挥臂劈砍，很少有刺的动作。这样，环首铁刀逐渐地取代了剑在战场上的地位。三国以后，剑渐渐退出拼杀的战争，但是其作为一种私斗兵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其在统治集团、贵族阶层普遍开展，例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祖辈便以教授剑道而闻名，东方朔15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喜欢击剑，等等。剑在当时被称为“君子武备，所以卫身”（《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其次，习练剑术在民间十分盛行，“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从资料来看，当时的习剑已经对剑技的师承与方法十分讲究，“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遇，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关于剑术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两汉时期，刀不仅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佩刀的习俗，并以佩刀来表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汉代，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刀，甚至百姓也有佩刀的习惯，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些农夫俑都佩戴环首铁刀。汉代军队中的长兵器主要有戟和矛，尤其长戟，兼有刺、挑、叉、钩、斫等多种功能，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到了三国时期，兵器种类开始多了起来，形制和用法也都有新变化，除以往说的“五兵”变为“弓、弩、戟、盾、刀剑”外，还有铁柄刀、戈、殳、斧、狼牙棒等武器。三国时期，著名兵器鉴别家吕虔将汉武帝钦定的兵器概括为九长九短。九长即刀、矛、戟、槊、镗、钺、棍、枪、叉；九短为斧、戈、牌、箭、鞭、剑、锏、锤、抓。

在武术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提出了对习武者武德的要求和规范。较以前武德主以军功而言，此时的武术理论真正具有了武术文化意味，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述射箭方法和理论的著作，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大多为射法，少数为其他技法，如《逢门射法》两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篇、《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蹴鞠》二十五篇等。此书中“兵书略”部分把兵书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兵技巧”部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武术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武术拳法与器械技法的基本理论。（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术

两晋南北朝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期，朝代频繁的更替，社会动荡不安，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加速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战争的频发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同时民族大融合也促进了各民族间武艺的交流和借鉴。北齐统治者还倡导妇女习武，这便有了流传千古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现代的木兰拳也是以其命名。以武选士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武艺的发展，例如西魏开始实行府兵制，参选入士，既要掌握拳术的擒拿技术，又要善于运用各种长短武器。这对武术技巧和各种身体能力均提出了要求，加强了人们对武艺的重视。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发展迅速，这为以后武术与佛道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少林寺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汉代的角抵活动发展到晋代被称为“相扑”。“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晋书》），相扑之名，由此而来。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相扑活动都十分受欢迎。当时相扑活动已具有极强的技击性。除相扑外，文献中还记载了这个时期的一些其他武艺活动，如魏孝文帝有很厚的指掌功夫，年十余岁时“能以指弹碎羊髆骨（肩胛骨）”（《魏书》）；关于轻功的记载也让人称奇，“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时人咸异之”（《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据《梁书·羊侃传》记载，羊侃曾于山东兖州“尧庙中踏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尺为寻。踏壁五寻，显然是一种飞檐走壁式的能力；而横行七迹，大概是一种人踏壁上墙后依靠惯性，改变位移方向横向移动的能力。《魏书·释老志》中记载了惠始和尚能“身被白刃而体不伤”，这是抗击打功夫的体现，同时也能从中体会中国气功的韵味。

武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有史料记载的个人徒手演练的“力士舞”，它与武术单人套路有极其相似之处。这一时期还盛行矛舞和剑舞等持械的武舞，以及“跳剑”或“跳刀”等兵械表演活动。

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但用于军事战争，而且是人们日常佩戴的防身之器。此时的刀多是与盾配合使用，史料中有很多关于将士手持刀盾冲锋陷阵的记载。这个时期，剑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寓意，同时也产生了多种功用。首先是作为防身自卫的格斗武器，出现了很多剑客。《魏书》中记载有一位名叫拓跋仪的人，“少能舞剑，骑射绝人”（《魏书·昭成子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次是作为朝仪礼器。因制作材料不同，佩戴不同质地的剑，就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地位。最后是作为一种道家的法器，主要用于所谓尸解作法、辟邪诛鬼。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兵器主要是槊（矟）矛，在骑战中广泛应用。经过三国、两晋时期的积累，到南北朝时，无论在技艺上还是在理论上，人们对槊的掌握都趋向成熟。此时，出现了由梁简文帝萧纲编撰的理论专著《马槊谱》，此书对该兵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介绍，“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槊已成艺”（《马槊谱》）。《马槊谱》一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尚有收录。棍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长兵器之一，别称杖。晋代葛洪年长后“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外篇自序》）。在军事战场上，有“人马逼战，刀不如棒”（《魏书·尒朱荣传》）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导引养生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养生家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提出了把肢体活动和练意行气等各派养生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练习的思想，这对后来中国武术形成自己内外兼修、形神兼顾的特点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本名叫《黄庭经》的书，对后来内家武术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三）隋唐五代时期的武术

在南北对峙时期，经济文化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人民深受战争之苦，迫切要求实现全国统一。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潮流，建立隋后，于589年派兵灭陈，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但隋王朝是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隋炀帝施行暴政，使南北朝以后暂趋缓和的阶级矛盾又被激化，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瓦解。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唐代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盛世景况。907年，朱温灭唐后，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隋唐两代的开国者都经历了战争的磨炼，都十分重视对府兵的训练。唐代的府兵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战时打仗，平时务农。这样使兵源得到了扩展，也促进了习武练技在民间的广泛普及。唐代开始实行武举制，是国家为了选拔军事人才而进行的一种考试制度，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积极踊跃。武举考试的项目有七项，以枪术、射术和力量测试为主，具体内容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优劣等。唐代尚武崇侠之风盛行，李白、孟郊、元稹等人留下了很多颂侠诗篇。

这个时期的武术活动，首先表现为角抵活动的盛行，唐代的一些统治者对角抵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唐玄宗、唐宪宗、唐穆宗等人将角抵作为赐宴招待时的一项重要表演活动。唐代还设有专门管理角抵相扑的机构——左右军，亦称“二军”。角抵活动不但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在民间也非常兴盛。《吴兴杂录》记“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这时期还出现了关于角抵的专门论著——《角力记》。摔跤活动在继两晋、南北朝的衰落之后，于隋唐两代又重新复苏并盛极一时。也正是在唐代，相扑活动东渐传入日本。

隋唐军队作战以骑兵为主，中长兵器以枪为主。据史料记载，当时出现了很多隋唐英雄，如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单雄信等人，他们都擅长马上用枪。骑兵作战中，弓箭是常规的远射武器。唐代弓矢有长弓、角弓等四种，弩有擘张弩、角弓弩等七种，箭也有竹箭、木箭等四种。唐时刀有“仪刀、障刀、横刀、陌刀”四种，其中陌刀在战阵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唐代还出现了不少善用刀的猛将：“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唐纪》），嗣业“身长七尺，壮勇绝伦”，“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旧唐书·李嗣业传》）。唐、五代的兵器，除上面所列举外，还有套索、链锤、绳标、挝、锤、鞭等，均为打击兵器。

各种史书典籍中关于唐代武舞记载的主要有剑舞、剑器舞、矛舞、破阵乐舞、大面舞、狮舞等。其中剑舞达到了很高水平，剑与舞相结合是剑术艺术化的表现。大诗人杜甫看了著名的公孙大娘的剑舞，写下了千古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在武术理论方面，《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载王琚的《射经》（一卷），可谓专门的武术理论。此卷内容非常详细，反映了当时射艺理论的新水平。二 古代武术逐步成熟期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宋朝。与宋同时期并存的还有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各民族的融合。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宋元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代，也是中国古代武术的成熟期。

从宋代开始，火器在战场上有了广泛的应用，但并没有完全取代冷兵器。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武备，恢复了唐末五代时曾废除的武举制，并设置武学。宋代的武举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个等级，考试科目分武艺和程文两种。武艺主要是弓马骑射。武举考试和武学都促进了社会习武之风的形成。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摩擦不断，边患不绝，许多农民纷纷结社习武以自保，如山东、河北一带的“棍子社”，河北定州成立的“弓箭社”等。尽管宋朝统治者屡屡严禁，民间结社习武仍然不绝，有的还成为农民起义前的一种结聚形式。在乡村结社组织发展的同时，宋代城市结社组织也在悄然形成。如在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了徒手争交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弩的“锦标社”，使棒的“英略社”等。宋代的江湖游民或绿林豪杰都好用棍棒，“使棒”一词就始于宋代。

宋代的兵器千姿百态，当时已经有了“十八般武艺”之说。辽、金骑兵多用长枪，另备短刀，以枪为主，必要时刀枪并用。“出河店之役，太祖欲亲战，挞懒控其马而止之曰：‘主君何为轻敌，臣请效力。’即挺枪前，手杀七人。已而枪折，骑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壮之曰：‘诚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也。’”。金军将士以矛枪著名者不少，如“谋衍，勇力过人，善用长矛突战”，等等。宋代军队中的长兵器，以枪为主，长柄刀次之。宋代的枪形比较复杂。据官修的《武经总要》记载，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梭枪、太宁笔枪等九种。长柄大刀，同样是宋军中相当重要的武器装备之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刀的种类有掉刀、屈刀、掩月刀、凤嘴刀、笔刀等。元代兵器精细而实用。据《武备志》记载，有铁枪6种，刀7种，有飞钩、镋、马叉、梨花枪、狼筅（长枪）、双飞挝、飞锤、铁戟等兵器49种，还有火枪、火炮等6种。辽、金、蒙古诸族皆长于骑射，精于兵械，长短兵器均犀利精锐，短兵器以剑、刀、斧、锤为主，长兵器则以枪为主。契丹兵制中备铁甲九事，即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斧钺、锥、小旗、火刀石等器。

宋代盛行的武术活动主要有相扑、角抵和摔跤等。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人的武勇，“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轶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拔佩刀杀之”（《辽史·陈昭衮传》）。民间出现了“套子”这种武术表演形式，还出现了有组织、有规则、有奖品的拳棒擂台赛，这都体现了宋代武术发展的成熟。随着宋代市井文化的繁荣，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固定游艺娱乐场所——瓦舍（子）勾栏。

宋元两代都曾对民间习武实行过严厉的禁止，这从侧面体现了民间武术活动的普遍开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间武术在文艺戏剧表演中得到另类形式的广泛传播。元剧中的很多剧目如“关大王单刀赴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等，皆有不少武打的情节。武术向着表演艺术化方向发展，在其实战性能被抑制的同时，通过舞台的表演、宣传，使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元代武术的舞台艺术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在促进民间武术传播的同时，也为明清表演武术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三 古代武术繁荣完善期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朝。东北地区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趁机入关，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镇压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逐步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武术的繁荣完善期，主要表现为拳种大量涌现，门派林立，气象万千。武术与气功相融合，重视内功，讲求内外兼修。武术论著大量问世，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入了武术技术和哲学体系，中国传统武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两代都通过武举制选拔军事人才，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试、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明初建文元年，武学设立。明代武学与武举制的实施对武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太大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积极参加武举考试。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杰出人物。鸦片战争以后，频发的御侮战争暴露出武举人才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被宣布废止，而民间的武术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开展。

明清时期，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民间形成了很多秘密结社组织。至明末时，一些结社组织就“治甲兵，饬斗器”，如明天启年间的白莲教首领于弘志就成立了一个进行习武活动的棒锤会组织。清朝初年，满汉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动乱，促使各类秘密结社在民间的发展更为迅速，各地相继出现了如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秘密结社组织，还有青洪帮、哥老会等江湖组织。这些组织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常以反清为宗旨，成员大多来自下层民众，通过练武、治病、互济等方式，广泛开展各种武术活动，推动了武术活动的普及，也使各地区的武术文化发生了交融，丰富了武术内容。

明代时“十八般武艺”已经有了具体内容。“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钯、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在这十八种称谓中，“白打即手搏之戏……俗谓之打拳”，其他都是武术器械的具体名称。“十八般武艺”说法的流行，表明当时的武艺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徒手、器械，器械又包括长兵器、短兵器、远兵器、软兵器等。这意味着武术发展的日益规范化。

自元明开始，被尊为“百兵之帅”的枪一直是军中常备的兵器之一。戚继光提出军中习枪当“法欲简，立欲疏”，“教兵惟用封、闭、捉、拿、上拦、下拦六枪，只此已足用”（《纪效新书·长兵短用说篇》，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清代枪的种类繁多，八旗和绿营使用的装备有长枪、火焰枪、钩镰枪、双钩镰枪、钉枪、矛、戟等多种。明清时期，古代枪法的技术理论发展迅猛，枪法名家辈出。如山东、河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河南少林寺少林枪法、山东聊城韩氏枪法、四川峨眉枪法、杨家枪法、马家长枪等。清人吴殳《手臂录》载：“枪为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清会典图·武备》中所收乾隆二十一年（1756）定的枪式就达16种，如雁翎枪、虎牙枪等。再加上明清两代武术家们对枪法的苦心精研，使古代枪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兵家的“战阵之枪”和民间的“游场之枪”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诸艺宗于棍”，棍也是明代军队重要的兵器之一。“一名曰棍，南方语也；一名曰白棒，北方语也”（《武备志》），这是对该武器称谓的解释。“敌人盔甲坚固，射之不入，戳之不伤，遂用棒一击，则毋问甲胄之坚靡。”（《纪效新书》）“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可见，明代对棍的重视程度极高。此时，还出现了不同技法特点的各家棍法，如少林棍、梢子棍、连环棍、阴手短棍、赵太祖腾蛇棍、边栏条子、跨虎条子等。抗倭将军俞大猷的《剑经》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棍法著作。对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称“短兵长用之法，千古奇秘”。何良臣说：“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中写道，明代少林棍有势、有路、有谱，并用歌诀来说明棍势的攻防变化。可见，在明代时期，棍术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

据《江南经略》及《阵纪》等书记载，明代的刀法有十多家之多，如偃月刀、太平刀、定戎刀、凤嘴刀、将军刀等。在著名将领戚继光撰写的《纪效新书》中介绍了八种刀势：开扎势、仙人指路势、斜行势、滚牌势、跃步势、金鸡畔头势、低手势、埋伏势。清代名刀有大刀、单刀、少林单刀、少林双刀、春秋刀、梅花双刀、小提刀、连环刀、连环双刀、八卦刀、单刀花枪、单刀进枪、花枪大刀等（《清稗类钞》）。此时，刀技已能够灵活配合身体的腾跃，刀法也朝着灵活轻捷的方向发展。“下抑上扬，左荡右决，惟见光芒闪烁，不复辨其人”（《清稗类钞·技勇类》），清朝刀法变化莫测，令人眼花缭乱。

明清时期的剑术在民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长拳剑、太极剑、武当剑，少林武术的达摩剑、少林十三剑，峨眉山武术的峨眉剑，通背拳的通背剑、螳螂剑、八卦剑、三才剑、七星剑、八仙剑、青萍剑、六合剑、昆吾剑、青龙剑，等等，使剑术演变成为武术运动体系中优美潇洒、颇具魅力与神韵的项目之一。明清时期是剑文化得到保存、剑术套路得到大力创新的时期，此时期的剑文化是整个剑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便是武术与气功的融合，武术有内家和外家的区分。内外兼修成为中国武术的一大特点。易筋经和太极拳的出现标志着武术技击与内功修炼的结合已进入成熟阶段。内功的修炼一方面使习武者不断地内化，注重感知自己身体内部气血运行以及精气神的调节，另一方面也促使习武者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体会中国古典哲学，修身养性，提升武德，使技击功夫与德性智慧融为一体。技术上的发展使武术在理论上不断地吸收中国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的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武术的内涵，提升了中国武术的修炼境界。

拳搏之技，明清时期称为“白打”。戚继光言：“其拳也，为武艺之源。”（《涌幢小品》）武术套路自宋代始现，发展到明清，已经形成了众多风格独特的拳种流派，并且各个拳种流派，都有自己的“门规”“戒律”“戒约”，还有“三不传”、“五不传”、“十不传”以及“八戒律”、“十要诀”等作为选择门徒的标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囵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列举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十一家拳法、三十一家棍法、十六家枪法、十五家刀法、六家剑法等；何良臣的《阵纪》记载了十七家拳法和诸家器械。据1983～1986年挖掘整理的材料，在清代武术中“历史清楚、脉络有序、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有129个以上。拳种林立，门派众多，乃是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明清时期武术理论的研究呈现空前发展的局面，融入了大量医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等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出现了大量的武术著作，如明末河北学者王余佑的《十三刀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唐顺之的《武编》、茅元仪的《武备志》、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俞大猷的文集《正气堂集》、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曹秉仁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李承勋的《名剑记》、王晫的《兵仗记》、苌乃周的《苌氏武技书》、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等。可以说，明清武术典籍，是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为后世的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中国古代武术人物第一节立传人物一 越女

姓名：越女（本无名氏，因越王勾践加号“越女”而得名）

所处时代：春秋时期越国

身份：善剑术，越王勾践命其教授军士剑法

越女出道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又问相国范蠡曰：‘孤有报复之谋，水战则乘舟，陆行则乘舆，舆舟之利，顿于兵弩。今子为寡人谋事，莫不谬者乎？’范蠡对曰：‘臣闻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并俘虏越王勾践。三年后越王回国，卧薪尝胆，招贤纳士，伺机报仇。此时，越国大夫范蠡向勾践推荐越女，以教授军士剑法。

初试身手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处女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问于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颉桥，未堕地，女即捷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即入之，三入，因举杖击袁公。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这段文献记载了越女与剑术家袁公试艺的场面，越女从容应战，表现了高超的剑技。

越女论剑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大悦，即加女号，号曰‘越女’。乃命五板（校）之堕（队）长、高才习之，以教军士。”这段文字阐明了剑艺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强与弱、先与后、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形与神等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内动外静、后发先制、全神贯注、迅速多变、出敌不意等搏击的根本原则。越王颇为佩服。这实际是对春秋末期及其以前击剑技艺的总结，并将剑术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与阐述。如此透彻的论剑技击原则堪称最古老的武学技击思想。《孙子兵法》云：“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拿处女和奔跃的兔子相对比，或者说，开始故意示弱，令敌人松懈，不加防备，然后突然发动闪电攻击。战国时期庄子也有类似说法，如《庄子·说剑》中提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等论点。由此可知，越女为古代武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载：“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盛赞越女剑术盖世。在越国危难之时，越女应越王之聘，教军士习剑，尽心之至矣，军士受其教者三千人。二 张三丰张三丰

姓名：张三丰（又称张三峰）

别名、字号：原名通，又名全一，号三丰，自号张天师，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

民族：汉族

籍贯：辽东懿州

所处时代：生于宋朝。据道教界推测，其活动时期约由元延祐年间（1314～1320）到明永乐十五年（1417）

身份：全真派道人，武术家

皇帝赐号 明英宗赐号“通微显化真人”；明宪宗特封号为“韬光尚志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

武学贡献 创立武当内家拳派。

代表作品 《大道论》《玄机直讲》《玄要篇》等。

形貌特征 史书记载张三丰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来暑往仅一衲衣，雨雪天气蓑衣着身。

传说经历 洪武十七年（1384）至十八年（1385），朱元璋两度诏请三丰入京，张三丰皆避而不见。洪武二十三年（1390），张三丰离开武当复作云游。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遁入云南。永乐初，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胡广诏访三丰，岂料胡广在武当与三丰遇而不识。永乐十年（1412），成祖朱棣调集军民工匠三十余万众，经十年，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等庞大工程建筑。其时，三丰混迹于民众之中，朱棣派人屡访不遇。据《张三丰外传》记载，1418年春，永乐帝特意驱车去拜望张三丰，三丰不在，有兴而来，扫兴而归。永乐帝勃然大怒，于是命令一个叫胡广的人去找寻张三丰，如找寻不到，则要处死胡广。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怒斥胡广寻三丰不力，胡广再访武当，于武当祈祷，望三丰先生能念其诚苦应诏回京，终见三丰。此时三丰年已167岁。传说张三丰当时应太上老君邀请参加群仙会，正驾云头前往，过武当遂感胡广之祈祷，于是按落云头，降于胡广面前，对其言：“你且回京见驾，言我即去便是，不必多虑。”胡广便策马回京。跨年还得京师，乃知三丰先生早已在金殿与永乐会得一面。此即“金殿飞升”之说。当时还有一种传说，说张三丰能飞身入宫、遁身而归，这些都不足为信。但有一点还是真实的，张三丰曾书字一函，令弟子孙碧云向永乐帝禀告，告之具体的长生之道。因为皇帝都非常希望长寿，这也符合常理。

道统传承 使张三丰毅然出家的是丘真人。张三丰老年时在终南山传播秘诀，得道于火龙真人，而后又师承华山睡仙陈抟老祖。他在《蛰龙吟》中写道：“天将睡法传图南，图南一派俦能继，邋遢道人张半仙。”他又在《太极炼丹秘诀》中称陈抟为“希夷老祖”，称火龙真人为“吾师”，并宣称，火龙之所以没有名气，是因为他轻视浮名，所以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仅仅给后人留下一首绝句便离开人间。其绝句云：“道号偶同郑火龙，姓名隐在太虚中。自从度得三丰后，归到蓬莱弱水东。”后来，崇奉张三丰的清代道士李西月因此将三丰派归为以陈抟为代表的隐仙派，并排列其师承统序为：“麻衣传希夷，希夷传火龙，火龙传三丰”。张三丰继承了陈抟以来道教宗师的三教同一学说和内丹炼养思想。三 岳飞岳飞

姓名：岳飞（1103～1142）

字号：字鹏举

民族：汉族

籍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安阳汤阴县）

谥号：武穆（理宗时改谥“忠武”）

身份：军事统帅

荣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主要成就 率军转战江南，收复重镇建康；剿除李成、曹成等几大游寇势力；收复襄阳六郡，整顿防务，恢复生产；平定杨么之乱，联结河朔，积极与义军联络抗金；北伐中原，取得郾城、颍昌大捷。岳家拳、岳家枪的创始人。

代表作品 《满江红》《小重山》《乞出师札子》《五岳祠盟记》等。

生平简述 家境清贫，少时随父日耕夜读，忠厚寡言，常负气节，有“忠义许国”之心。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遇宗泽起到1141年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临刑前，在供状上大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20年后，孝宗赵眘即位，为平民愤、励将士抗敌，才为他平反昭雪。遗体依礼改葬杭州栖霞岭麓。墓园为“精忠园”。乾道六年（1170），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为他建“忠烈庙”。淳熙六年（1179）获谥号“武穆”。宁宗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理宗宝庆元年（1225）改谥“忠武”。

勇冠三军 岳飞喜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之书，常手不释卷。拜周同（《说岳全传》等改为“周侗”）为师，学习骑射，不逾月尽悉其术，能左右射。之后又拜陈广为师，学习刀枪之法、布阵，得其精髓，“一县无敌”。未成年即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时人奇之”。岳飞治兵严谨，用兵极重武艺训练，力求精熟，“岳家军”因此战无不胜。在鏖战中，猛夺金军大旗，生擒金将拓跋耶乌，单骑刺杀金军将领黑风大王。在保卫汴京战斗中，他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金军闻风丧胆，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身经一百二十战，战功赫然。

历史评价 《湖北转运司立庙牒》：“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忠愍谥议》：“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宋史·岳飞传》：“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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