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保平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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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9)：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试读：
作者简介
任保平 1968年10月生，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一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近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家》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省部级奖项10余项。
郭晗 1987年9月生，陕西汉阴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任西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一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来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当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8项。独立出版专著1部，合作出版专著9部。获得第四届“刘诗白经济学奖”专著奖、西安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10余项。
魏婕 1986年1月生，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转型、创新与城市发展。近年来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南开经济研究》等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6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3项。获得“中国优秀博士论文奖”、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研究类一等奖等省部级奖项10余项。
李梦欣 1993年8月生，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2018级博士研究生。近年来在《经济学家》《上海经济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统计与信息论坛》《经济纵横》等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等多项。曾获陕西省第三届研究生创新成果一等奖和2017年“兴华优秀论文”奖。
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9）——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主题定为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评判体系、战略要求和路径选择，并结合发展中的实体经济、财富指数、供给体系、需求体系、生态环境、效率与动力变革、产业与企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采用微观调研方法研究了高质量发展中的美丽指数、人民生活和营商环境等问题。本书是西北大学经济增长质量报告系列丛书的第11本，是西北大学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0 2016—2017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总体排序（QEGI）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经济行为特征已然从“高速增长”调向“高质量发展”，这种发展阶段特征的转换，不仅是遵循基本的经济增长客观规律，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因此，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必须扬弃过去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探索质量型发展道路。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是基于现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特征及矛盾，将实践经验上升至理论新高度的历史性突破，是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以及生态体系的必然选择。0.1 指数的形成方法、数据说明和权重的生成0.1.1 指标处理与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所构建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见表0-1），对2016年、2017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并且在原有基本理论框架之上，作了相关延伸和拓展，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代价方面加入了环境治理能力分项指标，在国民经济素质维度加入了创新素质分项指标、信息化素质分项指标等内容，以更全面、更系统化地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和评价。表0-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构成续表
本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8）》，2017年和2018年各地区统计年鉴、统计汇编以及统计公报等，由于数据标准的原因，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同时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和特殊性，西藏虽列入统计但未进入排序。
在基础指标计算方面，个别数据需要具体说明：在经济增长效率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资本生产率4个指标都涉及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张军等（2014）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择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2000—2017年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另外，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法，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进行估算，在此我们只根据需要，选择测算出的各地区2016年和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资本存量，来进一步计算资本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中，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数据采用各省份在年度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中，有关经济波动率的计算，我们分别算出各地区2015年经济增长的增长率，进而计算2016年、2017年各地区的经济波动率。
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基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依旧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原有的37个指标，作了略微的调整，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增加了医疗卫生机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增加了环境治理能力分项维度，具体使用节能环保支出占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测度。在国民经济素质维度中，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原有基础素质、能力素质的基础上，增加了创新素质和信息化素质，其中，创新素质使用地区的一系列创新化指标，信息化素质使用邮电业务总量／GDP和电子商务销售额／GDP来代表，共同反映一个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表现。因此，构建包含6个维度50个基础指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由于选取的测算数据是截面数据，数据缺失不多，整体上数据集质量较高，根据此数据集得出的增长质量指数的可信度和现实符合度也相对较好。
书中涉及的具体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计算指标的公式如下：（1）正向、逆向、适度指标的去量纲化处理方法正向指标：逆向指标：适度指标：，其中，x为第j个指标的适度数值。j（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2）基期、真实GDP测算
对于真实GDP的测算，我们以2000年作为基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计算定基GDP指数，即计算各个时期环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来求得以2000年为基年的定基指数。用名义GDP除以GDP平减指数（2000年=100）得到真实GDP的值。其中，GDP平减指数的环比指数公式为：（3）各维度具体指标的测算
1）经济增长的效率
①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DEA法
选择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2016—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我们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构造消费数量指数，以GDP作为产出指标，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指标，具体使用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为基础指标，使用DEAP软件进行编程，由此求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②资本生产率
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具体估算公式为：K=Kitit－（1－δ）+I，其中i指第i个地区，t指第t年；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itit来度量当年投资I；对于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求得2000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期的资本存量我们按照国际常用方法计算：，其中，K是基期资本存量，I是基期投资额，g是样本00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经济折旧率δ采用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为9.6%。资本生产率=GDP（2000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
③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GDP（2000年不变价格）／从业人数
2）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
①产业结构
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即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②投资消费结构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GDP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
③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反差指数：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S即｜非农业的产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其中，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产出波动
经济波动率：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的绝对值（其中经济增长率为真实GDP的增长率）
4）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式中，dis代表t时期的泰尔指数，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tz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p表示城ittit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表示t时t期的总收入。
劳动者报酬占比：劳动者报酬／GDP
5）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
①资源消耗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费总量／GDP
②环境污染
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GDP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GDP
6）国民经济素质科学技术支出占比=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总支出0.1.2 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权重的确定
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时，我们传统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虽然具有客观赋权的优势，但却缺少了主观的专业经验。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和评价，我们也逐渐希望将主观评价融入进来，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9）》中，我们选择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能够进行更加准确且更加系统的判断和评价。这里使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一方面，使用变异系数法进行客观赋权，变异系数综合评价适用于多项指标来进行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变异系数法，可以明确区分和分辨被评价的对象，给予信息丰富的指标以更大权重；另一方面，使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主观赋权，通过层次分析法，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到具有严谨结构和思维的专家经验和专业知识。使用模糊数学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专业评价知识和经验输入；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客观赋值使指标的权重趋于合理化。因此，选择变异系数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算法对结果的准确获取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优越性。由变异系数法得到的2016年和2017年的客观赋权值如表0-2所示，由层次分析法得到的主观赋权值如表0-3所示，通过模糊数学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计算出的组合权数即各个基础指标的最终权重数，如表0-4所示。表0-2 2016年和2017年变异系数法对各基础指标的赋权值续表表0-3 层次分析法对各基础指标的赋权值续表表0-4 各基础指标的主客观组合权重续表0.2 2016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排序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到的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然后采用同样的方面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合成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及其排序如表0-5所示，所测度的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指数值及排序值如表0-6所示，并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项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表0-5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序续表表0-6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排序续表
如图0-1所示，2016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山东、福建、湖北、安徽，其中，前8位都是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490。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内蒙古、甘肃、吉林、新疆、山西、广西、贵州、宁夏、云南、青海地区，除吉林、广西以外，均属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排名后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257。排在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的1.91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图0-1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天津、江苏、浙江、四川、江西、福建，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88，说明这些地区在2016年度里经济增长的效率发展较高，然而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广西、吉林、云南、新疆、青海，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31，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效率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的2.84倍。可以看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名较为靠前，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发展落后，尤其是云南、新疆和青海等地区，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亟须考虑效率因素，通过提高区域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海南、浙江、上海、北京、黑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新疆，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82，意味着在2016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云南、山西、广西、湖南、湖北、青海、吉林、宁夏、内蒙古、陕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49，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值的1.67倍，结构层面发展较好的地区与发展落后的地区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显著，意味着我国区域之间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亟须得到重视。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落入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为缓慢，调整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是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甘肃、新疆、北京、海南、辽宁、山西、陕西、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65，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较强，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云南、山东、江西、宁夏、四川、福建、贵州、重庆、湖南、上海，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31，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将近2.1倍。可以看出，除海南以外，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大多落入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而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内部变动影响而大起大落。相对而言，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稳定性较强。因此，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进行调整，并且与长期趋势的影响相结合，以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发展。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山东以及宁夏，平均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96，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较高的这些地区均是经济增长发展较快、经济增长质量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意味着经济增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更注重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以及人民生活的福利最大化，重视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硕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山西、湖南、广西、黑龙江、安徽、贵州、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其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47，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2.04倍，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较为落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说明落后地区对基本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较低，民生方面的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亟须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综合发展。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吉林、上海、浙江、福建、湖北、内蒙古，平均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71。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好，近年来大部分东部地区都在注重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在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进。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辽宁、重庆、甘肃、贵州、江西、山西、云南、新疆、青海、宁夏，其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37，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92倍，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与的生态环境代价偏高，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近年来，东北地区森林采育失调，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资源诅咒桎梏亟须打破。而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开发地，这种资源的业态形式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西部地区水资源较为紧缺，森林资源破坏严重等危机加剧。与此同时，中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发展仍较为落后，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发展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污染问题不容小觑。因此，需要加快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化道路转型，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安徽、河南、湖北、福建，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135，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黑龙江、山西、广西、吉林、甘肃、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其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018，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7.5倍，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水平最高，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对新时代经济背景下新动力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偏弱，说明这些地区对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育及重视度并不高，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且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意识薄弱。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国民信息化素质能力低下，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就要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能力，大力支持科学创新事业，增强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培育一批具有高素质、高能力的创新人才，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0.3 20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排序
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对2017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和综合指数值进行合成，并对20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阶段状态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到的测度结果如表0-7、表0-8所示。表0-7 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序续表表0-8 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排序
如图0-2所示，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其中，前9位都是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460。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陕西、广西、青海、新疆、宁夏、江西、山西、云南、贵州、甘肃。除广西以外，均属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排名后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242。排在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的1.9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图0-2 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内蒙古、广东、青海、吉林、宁夏、浙江，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104，说明这些地区在2017年度里经济增长的效率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四川、河南、河北、新疆、云南、山西、江西、贵州、安徽、甘肃，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32，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效率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的3.25倍。可以看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名较为靠前，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发展落后，尤其是贵州、安徽和甘肃等地区，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亟须考虑效率因素，通过提高区域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海南、黑龙江、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71，意味着在2017年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河南、湖北、青海、内蒙古、甘肃、湖南、山西、宁夏、吉林、陕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45，排在前10位的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值的1.58倍，结构层面发展较好的地区与发展落后的地区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显著，意味着我国区域之间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亟须重视。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落入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较为缓慢，调整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吉林、天津、北京、黑龙江、广西、青海，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62，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较强，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安徽、河北、重庆、江西、宁夏、湖南、贵州、福建、四川、上海，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2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将近2.38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多数落入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内陆地区，在稳定性方面，东部地区的天津、北京、广西对比上一年度有所进步，而东部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依然较差。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内部变动影响而大起大落。相对而言，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稳定性较强。因此，要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进行调整，并且与长期趋势的影响相结合，以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宁夏以及河北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87，排在前10位的地区与2016年排前10位的地区区别不大，河北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有所增长，已进入前10位。总体来看，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较高的这些地区均是经济增长发展较快、经济增长质量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意味着经济增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更注重福利分配以及人民生活的福利最大化，重视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硕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吉林、广西、重庆、黑龙江、贵州、安徽、四川、江西、云南和甘肃，其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4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89倍，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较为落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这说明落后地区对基本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较低，在民生方面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亟须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
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河北，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66，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好，近年来大部分东部地区都在注重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在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进，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重庆、辽宁、广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新疆、宁夏、青海，其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35，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89倍，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偏高，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由于中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基地密集，使得产业耗能严重，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使得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因此，在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同时，也要不断进行治理和改善，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因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排名靠后的地区应当全面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应推广生产方式的低碳、清洁和减量化，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及时将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引入产业的升级发展之中，通过绿色高新技术的嵌入，实现供给端绿色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绿色产品的质量供给，加强绿色化的优质供给，并且形成绿色、高效、节能、循环的生产方式。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111，2017年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与2016年排前10位的地区差别不大，四川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有所提升，已进入前10名的行列。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山西、广西、黑龙江、甘肃、吉林、内蒙古、宁夏、海南、新疆以及青海，其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01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6.94倍，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国民素质水平最高，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在国民经济素质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对于新时代经济背景下新动力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偏弱，说明这些地区对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育及重视度并不高，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且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意识薄弱。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国民基本素质能力低下，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能力、大力支持科学创新事业、提高地方自主创新实力应成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方向。0.4 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序的对比
根据2016年、2017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我们选择各省份的真实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排名，这里列出2016年以及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如表0-9和0-10所示。表0-9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表0-10 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续表
从表0-9中可以看出，2016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对比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高于数量排序的前6位分别是海南（高15位）、天津（高12位）、北京（高11位）、重庆（高9位）、上海（高7位）、黑龙江（高5位），即这些地区都保持了极高的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领跑经济增长数量的优势。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数量排序的后6位分别为云南（低6位）、河北（低7位）、广西（低7位）、河南（低9位）、湖南（低11位）以及四川（低12位），这些地区虽然经济增长总量较大，但是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从表0-10中可以看出，20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对比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高于数量排序的前6位分别是：天津（高14位）、海南（高13位）、北京（高10位）、内蒙古（高9位）、吉林（高9位）、黑龙江（高8位），即这些地区都保持了极高的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领跑经济增长数量的优势。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数量排序的后6位分别为云南（低6位）、河南（低7位）、河北（低8位）、湖南（低9位）、江西（低10位）以及四川（低14位），这些地区虽然经济增长总量较大，但是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连续多年位于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数量排序的后6位之中。0.5 2017年与2016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情况
我们根据2017年和2016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排名，列出两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变动及差异，借此考察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发展变动态势（见表0-11）。表0-11 2017年与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及差异
由表0-11可以发现，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靠前的地区大部分相同，以东部发达城市为主，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7位城市基本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即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以及福建，这些地区连续两年经济增长质量居前10位，意味着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且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具体分析2016—2017年6个基本方面维度指数的调整变动情况，根据2016年和2017年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的排名情况，列出两年内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排序变动较大的地区，具体情况如表0-12所示。表0-12 2016—201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排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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