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郄宝山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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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矿历史档案觅珍试读：
编者的话
本书是开滦博物馆文史丛书第一部，您能惠顾和阅读本书，我们十分感谢。
开滦博物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在丰富内部硬件设施的同时，努力加强企业文化、企业历史资料的抢救挖掘，为研究和了解开滦历史提供最佳平台，使开滦博物馆文史资料的开发更深入、更广阔，踏上新的台阶。本书的面世不仅是开滦博物馆文史丛书陆续出版的始点，也是开滦文史研究迈开新一步的探索和尝试。这是因为本书的写作素材，来源于极少有人翻阅的开滦百年原始老档案，以开、滦两矿之一的滦州煤矿建矿初期宣统年段为重点，披露了一些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或知之不详的百年旧事，其中不乏最详尽的细节资料。
以前，我们讲开滦历史，注重“开”字，而相对冷落了“滦”字。即研究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创办者唐廷枢，以及开平矿权的丧失多一些；对于开滦的另一半——滦州煤矿及其创办者周学煕其人，以及周学煕具体经营滦矿的情节，特别是该矿的建立过程，涉猎较少。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本书不仅首次写了周学煕的企业管理佚事，还首次挖掘出了中国百年前唯有的三个德国矿师、中国人民和开滦的好朋友德国昆德一家人的资料，还有当时影响开滦生产运营的滦州起义细节，以及滦州煤矿早期那些生产经营销售、矿山治安保卫、早期共产党在开滦等各类故事。本书旧闻故事大多是第一次对外整理发表。
本书力求展示中国煤矿史上鲜活的人物和事物，力求为开滦博物馆和国家矿山公园丰富文史内涵。在讲述百年开滦旧事时，提供了开平煤田百年前老照片，可以让您领略唐山历史古物风情；提供了上世纪初天津乃至冀东书法家即滦矿“书记”的墨宝，可以给人以书法艺术的享受，堪称书法爱好者鉴赏的珍品。而本书对书法图片的注释说明，更可以提高一般读者对开滦档案异体字、繁体字、草体字的辨识能力，以及提高对清末无标点毛笔手写旧体文件的阅读水平。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也许本书会有误识和舛错，但从史实、知识性、科普及趣味性等整体方面说，本书肯定值得一读。
如果您能从本书中有所收益，我们将不胜荣幸。开滦博物馆文史丛书编委会序
本书是开滦博物馆文史丛书第一部。
本书不仅是开滦博物馆文史丛书陆续出版的始点，也是我们对企业文史资料的挖掘研究、探索和尝试。
开滦博物馆创建于2008年，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有馆藏文物600件。更不同于一般博物馆的特征是它有地下游览项目，可以让没有下过矿井的游客饱览煤井下奇异世界，了解千米地下采掘光明的可爱使者，了解“特别能战斗”的开滦人和开滦精神。开滦博物馆规模如此宏大，它在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更是十分重要，在煤炭业界及旅游界其知名度与日俱增。而《开滦百年旧事》的出版，标志着开滦博物馆在丰富内部硬件设施的同时，又向发掘企业历史文化资料的软件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本书的写作素材，来源于极少有人翻阅的开滦百年原始老档案，以开、滦两矿之一的滦州煤矿建矿初期宣统年段为重点，披露了一些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或知之不详的百年旧事，其中不乏最详尽的细节资料。
以前，我们讲开滦历史，注重“开”字，而相对冷落了“滦”字。即研究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创办者唐廷枢，以及开平矿权的丧失多一些；对于开滦的另一半——滦州煤矿及其创办者周学煕其人，以及周学煕具体经营滦矿的情节，特别是该矿的建立过程，涉猎较少。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本书不仅首次写了周学煕的企业管理佚事，还首次挖掘出了中国百年前唯有的三个德国矿师、中国人民和开滦的好朋友德国昆德一家人的资料，还有当时影响开滦生产运营的滦州起义细节，以及滦州煤矿早期那些生产经营销售、矿山治安保卫、早期共产党在开滦等各类故事。本书旧闻故事大多是第一次对外整理发表。
本书力求展示中国煤矿史上鲜活的人物和事物，力求为开滦博物馆和国家矿山公园丰富文史内涵。在讲述百年开滦旧事时，提供了开平煤田百年前老照片，可以让您领略唐山历史古物风情；提供了上世纪初天津乃至冀东书法家即滦矿“书记”的墨宝，可以给人以书法艺术的享受，堪称书法爱好者鉴赏的珍品。而本书对书法图片的注释说明，更可以提高一般读者对开滦档案异体字、繁体字、草体字的辨识能力，以及提高对清末无标点毛笔手写旧体文件的阅读水平。此外，从史实、知识性、科普及趣味性等整体方面说，本书更是值得一读。
事实上，本书就是开滦悠久历史文化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由作者借助开滦博物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这个最佳平台，展示给大家看。
挖掘历史资料，可以资政育人；重说百年旧事，欲为现实借鉴。
开滦的百年历史悠久辉煌，开滦的企业文化底蕴深厚，开滦创办、经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我们现代人的瑰宝。在开滦传统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我们的企业在一直前行，走向辉煌和更加辉煌的前程。王立新2014.11
开平煤田的早期开采及其清代小煤窑的形制
开滦煤炭驰名中外，有人猜测，开平煤田的开采历史说不定有1000年了，还有人根据零星的文字记载推断其最初开采是在明代中页。其实，这些说法都有待探究。
先说“开平煤田”这个称呼，这个称呼不是太久，因为煤在春秋时被称为石涅、涅石，魏晋称石炭、石墨，到了明代才被称为煤。所以开平煤田的称呼肯定是在明代以后，甚至可能是更近的民国。当然，一个煤田的称呼与它开发得早晚没有直接关系。
再说开平煤田的开采。关于开平煤田开采的文字记载实在是不多。有的方志资料上提到明朝开国皇帝“恐泄山川王气，采矿悬为历禁”，明永乐年间（1403-1424）对采矿是“时禁时开”。但这些文字既没有指明采的矿是煤矿，也没有说明是在开平地区采矿。真正提到开平煤炭的文字记载，是清朝乾隆五年（1740）清钞档，上面说滦县有煤窑三座，系民间自行开采。还有就是《滦县志》所载清朝道光年间古冶曲某诬告小煤窑窑主张刚谋反的案件，涉及到了开平煤田的开采。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没有开采的文字记载，就等于煤田开采得晚，很可能开平煤田被开采很多年以后才见诸文字记载。不管怎么说，开平煤田到底最早是何时开采的，并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查证。
直到清代后期，总算有了文字记载，但也只能是让今人对那时的小煤窑了解一个大概。
记载开平煤田清代煤窑样子的人是一个英国人，名字叫海德逊（开滦历史档案里译为菴特生），他是英国设在天津的广隆洋行的商人。1860年他从英国到天津，之后“十余年来，每届封河后，洋行公务稍暇，辄自备资斧，前往各地踏勘煤苗成色”，被《北华捷报》称为“第一个系统地勘察直隶煤铁矿的人”。他曾撰写过《探寻煤铁记》、《中西煤铁论》、《开平煤产纪略》等文。同治八年（1869）他考察开平煤矿后，在《开平煤产纪略》里写道：开平这个地方的煤窑改变了过去的独眼井形式（这说明以前的煤窑只是一个眼，类似于农村的水井），现在一个煤窑有二至三个竖井眼外加一个斜井组成。竖井用来提煤、戽（音hu）水，即用辘轳把装煤和盛水的大桶绞上来，而斜井则与竖井底端联通，用来上下人工。两个竖井之间也是打通的，这就相应地解决了井下通风的问题。海德逊记载了他参观的一个煤窑，这个窑就有三个井：两个竖井一个斜井，“竖井直径9呎，井口呈八角形，井壁四周用席围着，钉着硬木板条，看起来很整齐”；斜井“斜度约60度，用木柱子支着。洞口很大，上下走路都还方便”。这个窑有三个桶戽水，一个桶提煤，估计每日用绞车能提水300吨，提煤700吨。海德逊当时参观的这个煤窑，可能是那个时代水平较高的。20世纪初的小煤窑井口、用辘轳和大筐摆升
到了1876年（光绪二年），开平矿务局创办人唐廷枢到开平一带勘察，他写的报告中说，“查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唐廷枢说的“查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这个“查”字，到底是查的文字资料还是根据民间传说，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但1876年“遍地皆有旧址”，当时开挖的煤窑就“有数十处”，这应该是唐廷枢亲眼看到的，肯定不会错。另外唐廷枢在《论土人采煤情形》中说，“土人所开煤桶均系民业，或祖传或自租。其桶均系‘日’字样，宽四五尺，长六七尺，深十丈至十六丈不等。及见矸子即斜开而入煤槽（原文小注：矸子者，即煤面之火泥也），无论煤之高低厚薄，见煤即锄。由面至底，每进三四尺用木桩撑持，以防土陷。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不知锄愈深水愈涌，非止路远，而且泥泞。遂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势必弃之。或有采至中途忽遇煤槽侧闪，无从跟寻，因而弃之。或有撑持不坚致土倾陷，或因路不通风点灯不着，或因工人不慎于火，以致失虞。”这里所提到的“日”字样“煤桶”，笔者推测可能是两口方形竖井构成一个煤窑，且距离不太远而有利于通风。唐廷枢对于当时煤井的描述仅限于此，不太详尽。估计1876年开平的小煤窑不会比海德逊描述的有太大变化，因为唐廷枢到开平的时间距离海德逊到开平考察的年代毕竟只有7年。
明末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中描述明代的煤井，是“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蠼拾取者”。与宋应星所说的明代人井下通风等采煤方法相比，清代后期开平一带的小煤窑当然是先进得多了。20世纪初的木头井架
惊动道光皇帝的古冶煤窑主
在开平煤田，流传着一个清朝挖煤人的故事。《滦县志》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道光十四年（1834），有一个西鄙人张刚，来到古冶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煤窑，雇用了1000多人给他挖煤。古冶有个姓曲的是地方一霸，凡是开小煤窑的人“必先啖以重利，始免掣肘”，就是都得给他“保护费”才不找你的麻烦。曲某让人转告张刚，要给他“纳贡”，张刚不信这个邪，就不理他。
曲某恼了，想要诬告张刚，但当时滦州新上任的州官叫喜禄，是个很刚正的满州旗人，曲某估计在喜禄这里告黑状不会得逞，于是就直接跑到京城告了御状，说滦州古冶的张刚聚众一二千人，正在开炉打造兵器，马上就要造反了！道光皇帝一听这状子告得有地址有姓名，似乎确有其事，于是十分震怒，说：“畿辅重地，竟廋奸尻，长吏何聩聩！”道光派出“专使”严密查办，如果情况属实，即动用军队迅速剿灭。“专使”不敢怠慢，日夜兼程赶来滦州。喜禄听说皇帝“专使”来了，马上去拜见。“专使”出示了圣旨，喜禄一看，心想：这事儿肯定是假的，真要有这种事儿，造反的人早就被我抓了，还等着你们来？喜禄心里想着，表面上却未动声色，只是按“专使”的要求调集了一百多衙役捕快，趁深夜去逮捕张刚。到了古冶张刚的家，衙役捕快们要一拥而入，喜禄制止了他们，他同皇帝“专使”一起，只带了三两个人到张刚家搜查。张家的妇女儿童被惊醒了，纷纷起床，都吓得哆里哆嗦，却不见张刚其人。喜禄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们就是来查看一下。把屋里屋外所有的地方都看了，只有一些农具和女人的衣服而已。
此时天色初明，夜幕未退，这伙人一刻不停，立马去张刚的煤窑搜捕。到了窑上，只见张刚正在带领早班的井上铁匠叮叮当当打铁，打的全是采煤的镐头铁锹之类，哪里有什么兵器！有捕快发现一个大本子上写满了名字，以为是反贼的名单，细一看却是工人们支领工资的账簿，数了数上面的名字，还真有1000多人。
再说这张刚，一见官府来拿他，吓得磕头如捣蒜，鼻涕眼泪都下来了，一个劲儿地求喜禄和皇帝“专使”饶命。喜禄对他说：“这是皇帝钦定的案子，你到京城去如实地说明情况，就可以活命了。”虽然大家没有查出任何谋反的证据，但关系到皇帝的圣旨，他们还是给张刚戴上手铐脚镣，押往京城，“奉旨交部审勘”。
吏部经过反复审讯，没有审出任何谋反的事实，再加上皇帝“专使”介绍的查勘过程，证实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古冶恶霸曲某诬告张刚谋反，最终被朝廷以诬陷罪斩首示众。20世纪初期反映古冶人民生活的照片（本书关于20世纪初期古冶赵各庄的老照片均为原开滦比利时籍矿师的女儿莫尼克提供）
唐廷枢惊人的办事效率
唐廷枢开滦创建人之一唐廷枢，具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其办事效率之高，达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
档案资料记载，130多年前的1876年11月3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任命原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兼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奉李鸿章“面谕”察勘开平煤铁矿务。第二天（4日）便“乘坐小轮船…，由大沽而至北塘口进发……二十日辰刻（阳历11月5日，即第三天早上7点至9点——编者。下同）抵芦台，即由陆路东北五十里至王兰庄歇宿……二十一早（阳历6日，即第四天早上）由王兰庄向东北行八十里，是晚抵开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阳历7、8、9日）连日在开平一带东三十里至古冶，西南十五里至唐山，北二十里至风山，逐日将煤窑铁石细看……将煤块铁石采回倾试成色……”…
前面所说的“面谕”，是1876年11月3日在李鸿章在天津当面交代给唐廷枢的任务。
档案资料没有写明唐廷枢是在3日的什么时间接受的任务，是上午还是下午无从查考了，但是第二天他就带领一干人马包括探矿专家“由大沽而至北塘口进发”，这短短的时间内有多少组织准备工作要做，我们该不难想象，怕是他晚上连觉也睡不了多少，也许根本没有睡。第三天早晨就到了芦台，很显然是在河水航道上星夜兼程，在当时快不到哪里去的小轮船上睡觉或打盹而已。接下来弃船走陆路奔波，到开平后连续三天跋山涉水，在开平一带百多里范围内勘察。他们钻进当地村民的小煤窑里采煤样，爬到山上捡石块作标本，寄给北京的同文馆和英国的化验师化验。11月14日就根据化验结果写出了《论山川形势》、《论开平煤之价值》、《由开平至涧河口筑铁路情形》、《论满盘筹算》四篇调查报告，立刻交给李鸿章。其报告材料有理有据，详尽而科学，提出的设想和计划现实而可行。唐廷枢和他的部下简直就是一部连续地快速运转的机器，工作效率令人惊服。…
另外一件让我们感到他办事效率之高的事，是13年之后的1889年11月28日，李鸿章札饬唐廷枢，拟开办细棉土厂（即水泥厂）。李鸿章的信中指出：“此间官工需用此土颇多，各局当可凑搭股银一二万两，即由该道（指唐廷枢）迅速妥议章程，克期开办，以资应用”。12月7日，即九天之后，唐廷枢就将拟议合资开办唐山细棉土厂所需工本费及创办章程十二条呈报给李鸿章。报告中说，拟建立年产9，600吨的细棉土厂一座，机器设备及建厂费共需银63，000两。其股金由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广州香山五中堂泥田主三方面各出资2万两，该厂盈亏按三股分认；所产成品尽先供应军械所官用，余者再售给民用；主要原料粘土从广州香山挖运，燃煤由开平矿务局廉价供给。
别小看唐廷枢给李鸿章呈报的这十二条，这是一份详尽的规划报告书，是唐廷枢通过一系列调查、论证和核算的结果。在上交这份报告前，还要联系“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广州香山五中堂泥田主三方面各出资二万两”股金。这样一件规划建厂和筹措银子的大事，要在九天之内完成，谈何容易！更何况，这个“札饬”是李鸿章作为上级给下级的一封公函性质的信，这封信什么时间到的唐廷枢手里，还不敢说。假如是李鸿章把这封信从天津或保定（保定设有总督府）发到唐廷枢手里，中间会耽误多长时间，那还真没准儿。事实上，做这件事的时间绝对不够九天。…
还应该提到的是，李鸿章的批复也是极为慎重又神速的，他收到报告的第二天即12月8日，就马上批示：“应准照办”。后来又批复说：“……应准照议另招新股，仿招商、开平等局章程由公司发给股票交个人收执，以期便捷得体，仰即妥为筹办，其从前已入官股一体核给股票。”由于唐廷枢和他的领导都十分重视，故于批复当月（12月），20天内就将所购各种机器、锅炉转运到唐山。而机器到唐山时，大城山下细棉土厂的厂屋工程也早已施工过半。
磁州煤矿的失败和开平煤矿的初步成功
磁州煤矿和开平煤矿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开办，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相同的经营目标及方略，都归属于直隶管辖，都是李鸿章领衔创办的。但是，磁州煤矿没等到正式出煤就停办，开平煤矿却获得成功并奠定了开滦百年基业。导致这两种结果有多种原因，追溯这段历史可以总结企业经营的经验教训。
光绪元年（1875）四月间，李鸿章领旨试办磁州煤矿，随后朝廷“屡次委员往查磁州煤铁”，但不久就“中止”。“旋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李鸿章遂于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1876.11.3）“面谕”唐廷枢，让他去勘察开平煤铁情形。次日，唐廷枢便乘坐小轮船从天津大沽出发到开平勘察，随后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878.7.24）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1881年秋正式出煤，当年达到3613吨，次年日产煤600-700吨。1881年建成的开平矿务局唐山矿两矿的三个相同之处
第一个相同之处：磁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创办时间虽然相隔一年多一点，但都属于洋务运动初期，都是受那个时代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而开办的。
第二个相同之处：两矿生产方略均为煤铁并重，都被要求挖出煤以后，还要用煤来炼铁，从而搞“成龙配套”的“大而全”煤铁企业。李鸿章洋务派具体的要求是在磁州挖出煤炭后“就地设机，铸生铁、冶熟铁，并压铁成片，引铁成丝，以备制造之用”；对开平煤矿的最初要求照样如此，所以唐廷枢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说，“拟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熔化等事，余外生意概不掺越，以专经营。”这似乎已把采煤和炼铁当成了密不可分的同一件事情。接着又说：“拟先开一煤井，建生铁炉两座、熟铁炉二三十个，并锤铁、拉铁机器备全”。
第三个相同之处：两个煤矿都是资金严重不足，都需要到国外购进挖煤炼铁的机器，且开办铁厂的实际费用都成了支出大项而高于采煤的支出。磁州煤矿创办时计划筹资30万两白银，用其中13万两购买英国的挖煤机及熔铁机器，后发现光购买熔铁机器就远远超过全部计划资金；开平煤矿创办时，唐廷枢“拟集资80万两”。后来算出购买制铁机器需30万两，还不算盖炼铁用锅炉厂房及铺设小铁路，总之仅“开办铁工”一项就得需要50万两以上。这炼铁的任务对磁州煤矿和开平煤矿来说，都同样是沉重不堪的大包袱。
两矿相同之处主要是这三条，那么不同之处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矿产生不同的结果呢？…两矿的四个不同之处第一，地理位置的差异。
路途远近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直接关系到开矿的成功与否。李鸿章兴办煤矿最初的意图在于除去挖出煤就地炼铁外，主要还是解决天津机器局、上海制造局等沿海的工业以及港口之轮船炮舰急需煤炭的问题。天津是耗用煤铁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天津距开平近，而距离磁州却要远很多，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是磁州煤矿失败的首要原因。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在奏折中追忆磁州煤矿的情形时说：“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也许由于是给皇帝的奏章，不便于详细剖析吧，所以有许多问题这个负有领导责任的李大人并没有说清楚。磁州既然距天津“运道艰远”，那么当初决定在磁州建矿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首要问题吗？他接着说磁州煤矿停办不久后听说（旋闻）“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这样说就更有问题了。47年前，道光皇帝就知道开平煤田在开采，唐廷枢来考察时也见到了不少正在开采的煤窑，而且小有规模。如果说李鸿章等舍近求远到磁州开矿，是在不知道“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的情况下去的，那么洋务派们也太官僚了，开矿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做仔细调研，就冒失地在遥远的磁州筹资建矿了。…20世纪初唐山地区的水上运输
有史学家说，李鸿章舍近求远是听信了英国人海德逊（即菴特生）的话。海德逊1869年描述说从开平到天津的道路很难走，“煤窑窑主和车夫们都索价较高。”他计算开平煤运到芦台再运到天津的费用，“最低的价格在天津将为十两九钱五分三厘一吨，还没有包括厘税。”1874年春，海德逊到磁州踏勘。磁州之漳河、滏阳河、芒牛河三大河流穿境而过，水上交通运输尚可。所以，海德逊认为磁州“虽距津远，而由水路运载……甚便”。他将两地情况“禀知中堂”李鸿章，李听后有了开采磁州煤矿的打算。殊不知海德逊的这个认识太肤浅了，磁州的运费要价低而开平的要价高，这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以前土法开采时煤少可以靠水路运输，机器开采后煤多了主要还得靠陆路运输，否则就得整修从磁州到天津数千里的河道，这笔开销肯定也小不了。而且就算拓宽加深了河道，也未必能解决北方冬季结冰期水上交通断绝的问题。可惜的是，洋务派们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情况认真分析。
后来的事实证明，开平煤矿因距离天津近且地势平坦，购买土地还比繁华的磁州价格便宜，所以修路挖河投资较少，这一切使得开平煤矿投资见效快、效益好。…第二，两地民情和社会状况各异。
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遇到的开矿阻力大小也不同。这一点李鸿章并没有用文字进行描述，但后来的史学家查阅了当时的报章资料，使我们能了解一个大概。据当时《捷报》记载，开矿消息在磁州一传开，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磁州民情哗变，因当地人民对于地方官府占用民地大为不满”。《申报》也报道说：“因欲用西国机器以开矿，故各滋事以冀抗拒焉”。老百姓认为机器开矿会破坏本地风水，当时风水先生之说在乡下“群然共信”，此外开矿还将占用耕地，从而破坏后代人的生计。洋务派和商人们对老百姓说：“使用机器实民之利赖，从此可大为挖取，而用人必多，是则一方必臻于丰盛，将见僻静之小村而亦得变为大镇矣。”他们觉得开矿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只是开始时这种好处不明显而已。如果是在今天，洋务派和商人们的说法和作法会被认为是招商引资搞发展，当然求之不得，但在那个时代却难以说服当地百姓，最终双方还是发生了地方民众与官府的冲突。20世纪初唐山地区贫穷而勤劳质朴的人民
导致磁州这种哗变和冲突的结果，与其当地历史也有一定原因。查明朝时磁州本归豫（河南）省彰德府，滏阳河发源于磁州境内的神麇山，而直隶的邯郸、永年等县历来都以滏阳河水灌溉，雍正年间磁州壅闭上流，使下游邯郸、永年用不到水，这样一来两地就发生了纠纷。清政府为了解决矛盾，遂于雍正四年将磁州划归直隶广平府统辖，政府认为这样做会使滏阳河这块肉烂在同一个锅里，就打不起架来了。但是，矛盾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处于两省之交的地理位置和延续未决的矛盾发展，致使磁州境内教派、会党林立，争讼械斗时常发生。如有一年磁州大营村与邻近的曲沟村又因水利发生争执，“两造各执一词，屡经互控，案悬未结”，大营村赴京告状，一直告到了都察院。磁州当时的社会状况如此复杂，也难怪李鸿章领旨试办磁州煤矿时导致“磁州民情哗变”了。…
据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因为地方民众闹事儿导致煤矿流产的事情屡见不鲜，当时《申报》刊文说：“江宁之煤矿言明将开有日矣，旋闻官与商争而止；又闻乐平之煤矿言明绅民均愿开矣，旋闻委员与地方官不合而止。今岁又闻镇江之煤矿言明商民均愿开矣，旋闻邻县之绅士不愿而止；又闻广济之煤矿言明本地之民愿开矣，旋闻武穴之商民不愿而止”。
那么开平的社会状况怎样呢？据开滦档案馆存的《袁通报告》中说，开平矿务局的铁道也曾被当地老百姓扒走，因为他们说火车经过田野冒出的黑烟落到庄稼叶子上，影响了产量；而滦州煤矿住宅区的树木也曾被老百姓盗伐殆尽。但是，这些都是开矿很久以后的事情，早期则未见这样的记录，不像磁州煤矿开矿伊始就遭遇“民情哗变”。相对于十分繁华的磁州来说，开平当时地广人稀，矿井所在的乔家屯只有区区18户人家，与磁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闭塞荒僻，闹事的相对少一些，当然也有闹事的人，但肯定不多且容易对付，这就使得开平矿务局最初成功的路上少了很多绊脚石。第三，体制的不同。
有资料显示，当时磁州煤矿是6座官办的煤矿之一…，而开平煤矿是两座官督商办的煤矿之一，官办和官督商办二者管理体制大不相同。
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其中官办就是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则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至于磁州煤矿这个官办企业具体是怎样运作的，可能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笔者无法查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开平煤矿的管理，注定要比磁州煤矿的灵活而先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开平煤矿是最早采用股份制的官督商办企业，经营销售等一切业务按买卖常规来办，其管理方式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尽管开平煤矿的股份制还不十分成熟和规范，也不能完全摆脱官方羁绊的阴影，但它的资金基本上来自股东，股东多少有一些权利，决不同于纯官办的企业那样呆板而活力不足。举例说吧，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遇到资金困难，可以在社会上发动有钱人入股集资，而官办的磁州煤矿可能只有一条路，即伸手向清政府要钱，须知清政府国库空虚是没有钱的。就这一点，优劣立见。第四，各自的办矿方略灵活度不同。
开平煤矿灵活机动而随时变更，而磁州煤矿相对死硬，这一点表现在对待“煤铁并重”方针的态度上。如前文所说，当时清政府急需煤炭和钢铁来富国强兵，所以李鸿章要求磁州煤矿和开平煤矿都要在挖煤的同时兼炼铁，在煤井附近设熔铁炉，用挖出的煤就地炼铁。挖煤和炼铁的机器也要一起向国外购进，希望搞成龙配套的煤铁一体化企业。这个想法本无可厚非，但建造铁厂的熔铁机器比挖煤机器昂贵，本来煤矿资金就不足，如果购买昂贵的熔铁机器，必然拖垮煤矿。另外，冶炼钢铁的技术含量要比挖煤高很多，炼铁的洋人技师本就十分难找，可洋务派们不懂业务，偏偏要煤铁一齐上，其战略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开平煤矿审时度势，煤炭先行，创办者唐廷枢等人对于炼铁则一开始就主张炼铁厂“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所以开平煤矿一直没有购进熔铁机器和正式操持炼铁厂。随后几年，该矿根据自身生产发展的要求彻底放弃了炼铁的计划。相反，磁州煤矿一开始就在购进熔铁机器的价格上，同洋人中间商海德逊（蓭特生）争执不休，以至于几年以后李鸿章还对海德逊耿耿于怀。磁州煤矿坚持不放弃炼铁计划，一条道走到黑，也是导致它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南墙掉转头——开滦历史上一项基本经营决策的重大改变
130多年前成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为了出产煤和铁，其战略决策是煤铁并重，但是后来只挖煤，基本不再提钢铁的生产。特别是为抵开、收开而成立的滦州煤矿，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提出生产钢铁的动议。清政府到底要开滦做什么，开滦自己应该怎样做，这个问题的前后变化，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其中蕴含着迫不得已的无奈，也有着开滦人随机应变的灵活，还有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的睿智。
开滦早期煤铁并重的战略决策的制定，是与清代中国人初尝落后挨打滋味有关联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用铁船钢炮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这一切都严重地刺痛了朝野上下的国人。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跟英国侵略者相比较，最直观的差距就是英国人有铁船钢炮，而中国极少。钢铁从哪里来？钢铁的冶炼离不开煤，而煤也是轮船必需的动力源，但中国那时的煤炭少得可怜。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得有煤和铁，这两样东西决不能再是“岁出巨款”向外国购买。于是，在洋务运动中，“煤铁”二字成了一个独特时髦的新词组。李鸿章给唐廷枢的批示、给皇帝的奏折，以及唐廷枢给李鸿章的各种报告和信件中，最关键的频繁出现的字就是“煤铁”，这在开滦早期历史档案里比比皆是。《开滦煤矿志·第一卷》343页显示，唐廷枢于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6.11.14）向李鸿章禀报勘察开平煤铁情形的报告中说：“荷承伯中堂面谕，驰赴开平查看煤铁情形……将煤窑铁石细看，似有把握。除将煤块铁石采回倾试成色……”，接着还说，“查风山至古冶而东连绵约五十里……其铁石即在此山根之中。”这里李鸿章对唐廷枢交代的任务是“驰赴开平查看煤铁情形”，唐廷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是“将煤窑铁石细看”，而且采集化验的样品是煤块还有铁石。
光绪三年八月初三日（1877.9.9），唐廷枢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京城同文馆和英国化学师对开平煤铁样品的化验结果，其中对铁元素化验的项目之多以及重视程度，均超过了对煤质的化验。随后，唐廷枢撰写了“论煤铁乃富强根基，亟宜开采”、“论开平开采煤铁把握”、“论采煤兼熔铁”等论述内容，指出“煤铁乃军民日需之件”，同时勾画了“开办铁工，连带造炉厂，及附近安排小铁路”的蓝图。17天之后，唐廷枢会同他人制定出了《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12条，李鸿章对这个章程作了具体批示，同意并提出了注意事项。他特别强调，生产出的煤铁以后要“按照市价先尽机器、招商两局取用”，而且“机器制造局所用煤铁系属因公，准免厘税”。这里所说的机器制造局是军工企业，可以制造枪炮等军用器械；轮船招商局主要是以航运业务抵制外国货轮。李鸿章不仅要求有了煤和铁后优先供给这两个单位使用，还特别要求免税供给机器制造局，别的使用煤铁的机构或个人（包括轮船招商局）均不得免税，“不得与机器制造局比例”。从这里可窥见清政府迫切需要的钢铁，主要是用来发展军工，其次是扶持船运。开滦历史档案部分页面，均有“煤铁”字样
需要弄明白的是，既然钢铁对清政府如此重要，既然清政府要求开平煤矿必须要煤和铁一起出产，但为什么后来又不提让开平煤矿建铁炉熔铁和炼钢的话题了呢？为什么开平煤矿在被骗占之前十几年里（不包括开办初几年），以及后来建立的滦州煤矿，都没有实施炼钢铁的计划，甚至在以后的历史档案资料里连“煤铁”的字眼都难得一见了？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开滦早已改变了煤铁并重的初衷，而根据主次难易，充分利用已有条件，毅然放弃了炼铁，并且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从而集中全力采煤，甩掉了“成龙配套”生产煤铁的笨重包袱。说白了这也是那个时代企业的“转型发展”，是开滦早期战略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清政府不需要钢铁，而是钢铁工业在那个时代实在难以发展。研究这个问题，要先从磁州煤矿失败的教训谈起。…
清政府对磁州煤矿的生产要求也是煤铁并重，而且磁州煤矿当时还有另一个名称——“磁州煤铁矿”，多了一个“铁”字。
按原定的筹办计划，开办磁州煤矿总共需银30万两，用其中13万两购买挖煤机器和熔铁机器。他们托英国人海德逊回国购买机器，谁知海德逊到英国后写信说金额不够，光是熔铁一种机器就得110万两。英商报出的这个数字与磁州煤矿预算的两种机器共13万两“两相悬殊”，几经谈判，李鸿章等人坚持不再加价，买卖当然谈不成。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在追忆磁州煤矿的情形时说：“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这是李鸿章总结的磁州煤矿失败的教训，但是笔者认为李鸿章的这个总结并不全面，因为“运道艰远”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否则开矿伊始就会把“运道艰远”当个事儿。至于“订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这一条也不能说服人，因为如果机器不全，那英国人的钢铁是怎样练出来的呢？说到底，资金不足才是磁州煤矿失败的主要问题。李鸿章也许考虑到了在煤矿就地炼铁可以节约运输的麻烦和运费，但忽视了煤、铁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争资金的矛盾。…
李鸿章还认为炼铁机器那么高的报价，可能是交易环节中出了猫腻，至少是委托采购的洋人海德逊办事不力。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78.9.23），他在给《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的批示里，一开头就对唐廷枢聘用洋人作了具体的指示，他说只要找对了讲诚信的洋商人和有本领的洋矿师，煤铁事业“诸事皆可从容”。他说“至订购机器，须查明矿产地势何式可以合用，采访结实可靠洋商与之交易，勿蹈菴特生故辙！”李鸿章提到的负责给磁州煤矿购买机器的菴特生即海德逊，他是否故意提高价格而从中渔利，这个无实据可查，但他提供的熔铁机器价格大大超出了洋务派13万两（包括挖煤机器）的估价，以至于李鸿章耿耿于怀，觉得他不是那么“结实可靠”，所以两年以后李鸿章还告诫唐廷枢别再找海德逊这样的人。从开滦历史档案里唐廷枢等人提到的开办铁厂造价等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熔铁机器当时确实是很昂贵的，其实就算是不找海德逊而另换一个中间商，报出的价格李鸿章们也未必接受得了。
处在那个年代，深受无煤铁之苦的洋务派，不大可能像今天的史学家冷静地分析和总结磁州煤矿失败的原因，也许明知道煤铁一起上成功的难度太大，但还是不能轻易改变煤铁并进计划，因为国家实在是太需要钢铁了。直到磁州煤矿失败一年后，他们创办开平煤矿的最初思路依然是煤铁并重。
到开平矿务局创办时，“拟集资80万两”，唐廷枢估算说在开平“开办铁工”大约需要50万两以上，炼铁比挖煤的开销要大得多。熔铁机器价格高，煤机铁机一齐购进更加资金不足，顾铁必失煤，而煤为先导，不可失，只得先出煤。总之缺钱是后来开平矿务局放弃炼铁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难度大，寻找懂西洋炼铁技术的人不易。这一点，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禀报熔化煤铁成色及开采事宜的报告中就说了，“是采煤一层本无难事，其难者在熔铁耳。盖铁炉铁锅拉铁机器等件，款式最多，大小不齐，应用何款何式，马力多少，须审明地势、石质、煤力等件，方不致徒劳费力，虚费煤工。……苟非精于铁工者，恐有东洋开办时机器不合用之弊。”那时候中国人对西洋炼铁技术连最一般的知识都不了解，同时面临着找不到好技师的难题。唐廷枢向李鸿章报告说，“究竟铁石入地深浅，必须精明地学方能分晓。现已向英国请定精于地学及透学煤铁务者一人，每年薪金一千磅……”唐廷枢认为从英国“请定”的这个人懂得地质、采煤、炼铁，而且必须是“透学”专家，能知道煤在哪里并能够挖出来，挖出来后还能精通冶炼技术用煤把钢铁炼出来，这样的涉及到地质、采矿、冶炼等学科的跨行业的多方面天才，就是在教育事业发达的今天，也难以找到，这当然是唐廷枢、李鸿章认知的历史局限。正像唐廷枢说的，煤好挖，铁难炼，炼铁需要更复杂的技术。事实上唐廷枢花一千英镑雇用一个外国人来，想挖煤炼铁“一锅烩”，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原因，是开平矿务局的决策者高瞻远瞩而考虑周全，担心煤铁并进全面开花会压住资金。他们知道，如果贪大求全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接下来的烂摊子将不好收拾。唐廷枢对李鸿章说：“况熔铁机厂成本最巨，大者动以百万，小者亦需三五十万，多置固搁重资，少置又恐停工待具。”也就是说他怕昂贵的炼铁机器买多了压住资金，买少了铁厂开不了工。根据当时筹资80万两的计划，这些钱也只能勉强够操持煤矿，对于一投资就得三五十万到上百万的炼铁厂，只得忍痛割爱了。况且就算是想着炼铁，那也得先挖出煤来才能炼，无奈只能先挖煤。用唐廷枢的说法，就是为了防止压住资金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这炼铁厂“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
第四个原因，不开办炼铁厂与铁矿石赋存量不足有关，那时并没有发现可供西洋技术炼铁厂所需的足够的铁矿石。其根据是：唐廷枢对乔屯一带进行了钻探，当初报告煤的赋存量很大，但从没有说过铁矿石赋存量大，只是说铁的含量高而硫的成分低；唐廷枢后来接手和入股了银矿、金矿，但一直没有下大力气开铁矿，这与他没有发现可开采的大规模铁矿不无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平矿务局的英人总经理曾经狂热地要开办铁厂，但后来的探测和论证结果是唐山某山铁石储量不足以开矿。你可能要说，唐山铁矿赋存不足，那古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古冶可是早在古代就冶炼铁的呀。事实上，古代的古冶，那里只是小作坊小铁炉，其矿石来源不足以撑起李鸿章、唐廷枢理想中的大规模炼铁厂。至于解放以后乃至今天对唐山铁矿石资源的发现及估量之多，与开滦当时放弃炼铁无关，因为那个时代并没有确证唐山铁矿石储量很多，至少在李鸿章死后的很多年的开滦历史档案里，笔者没有发现所谓唐山“铁矿石丰富”之类的确切报告。
早期的开平矿务局在今滦县九百户开过一个小铁矿，但由于上述几种原因，该小铁矿几乎没有一点影响，如果不是笔者在开滦历史档案里发现关于这个铁矿只言片语，几乎要怀疑这个小铁矿的存在了。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个小铁矿没有创造效益，或者是已经列入被抛弃之列。由于唐廷枢放弃了炼铁，他对这个小铁矿的投资力度和重视程度大概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英人骗占开平矿务局后，其总经理那森曾有过开铁矿的企图；尽管后来日本人军管开滦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建立了开滦炼铁所（唐山钢铁厂前身），但是，在那些特殊年代，那都不是开滦人或者说中国人的本意。…
李鸿章是否知道张翼“移交”开平矿权
张翼在英国军队和德璀琳等人的威逼利诱下签署《移交约》和《副约》，最终导致开平矿权落入英国资本家之手，之后又长时间隐瞒不报，直到“龙旗事件”发生，才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告到朝廷。至此，开平矿案大白于世，史学家定其为“骗占”性质，自是铁案难销。只是有些问题仍值得探讨，例如许多文章说袁世凯不了解矿权易手内情，看到龙旗事件的报告后，才找英方调查原委。袁世凯此前到底知不知道此事，不敢妄下李鸿章结论，但他的前任李鸿章是否知道张翼签署《移交约》以致出卖矿权，这就值得探讨了。
当时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太后老佛爷连夜脱逃，整个流亡的宫廷“团体”一路逃到西安。危急时刻的老佛爷急招在南方的李鸿章救驾，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八国联军撤军。这种局面虽然对外是颜面无存了，但对内还是必须要摆皇家的臭架子的，所以其“西幸”的开销恐怕比在北京的金銮殿时小不了。京城里的金库落入敌手，西安巨大的消费从何而来？于是李鸿章这个晚清“破屋裱糊匠”的头等大事是在谋划退敌大事的同时，还得筹款供慈禧挥霍。慈禧要的钱弄不来是不行的，于是他只好面向外国人筹款了。这件事本来与开平矿权的丧失风马牛不相及，但开滦历史档案显示，李鸿章的向洋人筹款还真与开平矿权有关联了。
1901年9月，参与掠夺开平矿权的胡华在给开平公司董事会的汇报中，提到了李鸿章向英人筹款用于西安流亡政府的事情，说如果李鸿章收不到协议第四条承诺的20万两白银（该协议指开平煤矿《卖约》），开平煤矿的接收就要遇到麻烦了，所以这笔巨款还是由他们支付给了李鸿章。现将开滦历史档案265（53）-M0767号文件，即胡华给开平公司董事会的汇报节选4段如下：
从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要面对很多攻击，这是由那些想排挤我们的人的嫉妒造成的。张燕谋（即张翼）必会因其做法遭到弹劾，一旦满清官吏获得国外支持，他们的反对会带来危险。
要知道，有两个重要的反对声音质疑我们移交的有效性，怀疑此移交并未得到直隶总督的批准，并未上报皇帝，也没有咨询原公司的股东。在我们于7月14日向你们发送的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两点。
哪怕张燕谋和德璀琳先生只是诚信地执行了他们签过字、盖过章的契约，我们也不会遇到任何大的困难。但是在签字之后第二天的早晨，张燕谋因担心其行为的后果便离开天津去了上海，并通过委托书授权德璀琳先生完成交易的细节内容。从那刻起，德璀琳先生自认为是这些中国人的直接代表，将不得不掌握整个公司的管理权。他只是拒绝履行他的诺言，并拒绝完成这项移交。为了使他的行为显得正当，他说我们没有按要求履行7月30日签署的协议的第四条，说我们没有向李鸿章支付我们所承诺的200，000两白银，你们知道这种情况的背景的。
我们费尽周折迫使他承认，他收到的海外银行电报就证明我们正常履行了第四条内容，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李鸿章也在催促我们付钱。我们认为在法律上并非必须要取得总督的正式批准的，但是我们不太确定李鸿章的公开反对会不会对整个事态造成威胁。在2月19日之前，李鸿章早已获悉我们的谈判并口头批准了。在我们的请求下，他甚至将不想和我们正面交涉的张燕谋派回了天津。但是自从签字以后，李鸿章急切期盼得到那笔答应的资金。那时，朝廷正缺少资金，而李鸿章需要这200，000两白银用于西安府。我们在3月和4月的电报向你们汇报了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以最无力的借口拖延他两个月直到佛兰魁来到这里，在我们的共同请求下，你们同意支付这笔资金。期间有一段时间非常危急，为了保全协议，我们已经同华俄道胜银行和渣打银行进行磋商，准备在当地筹集这笔资金。只要支付了这200，000两白银，他们那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后来，经过胡华等人的努力，20万两白银最终到了李鸿章手中。胡华在其后的文件中写道：
当已经向李鸿章支付了200，000两白银，中国人已经承认从海外银行发来的电报就是对第4条的充分履行时，他们改变了反对的理由，坚持执行我们之间关于中国董事会一事的约定。
开滦历史档案265（52）—M0767号文件显示：
李鸿章大人确认收到了信函，内容如下：
总督大人已于本月20日收到您的信函，信函中写道：开平公司汇出用于偿还贷款的二十万两白银。总督大人承认收到了上述金额，您可将附有总督印章的材料转交给公司。日期：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该收据中国农历相当于1901年，内容与那封信函相似，即吴德斯1901年3月22日暗示了李鸿章总督大人，希望能将款项发送到西安府朝廷。
开滦馆藏的这些历史文件，也许可以推测出李鸿章乃至清政府是否知道开平矿权的出卖情事。
还有一些文件显示，英国人一直认定清政府是知道开平矿权移交情况的，但清政府坚持说不知情，说张翼的卖矿纯属个人行为。双方唇枪舌剑地交锋多年，清政府直到灭亡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承认开平公司的合法性。
虽然张翼大字不识文盲一个，但他未必是被人忽悠几下就在《移交约》上画押的傻子。就算他是傻子，跟着他在“保矿手据”上签字的开平矿总办周学熙那可是当时的精英人物。就算周学熙是一时糊涂或者是惟张翼之命是从，整个开平煤矿的知情人也未必全都那么傻，他们全都是被几个外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笨蛋，难道那时那么多中国人全都是那么容易受骗的？而且矿权被卖的过程也不是三两天的事儿，就算是被骗，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也应该回过味来了，回过味来就可以不再受骗继而可以挽回的呀。不管历史学家们怎样判定开平煤矿是被“骗占”的，我个人一直认为开平矿权的丧失主要是八国联军用武力威逼的结果（例如张翼拒绝签字时，胡华等人威胁说如果拒签，联军就会重新占领煤矿），如果把“骗”字改成“霸”字，说是开平矿被“霸占”似乎更确切一些。
我认为，张翼最初被逼签署《移交约》最终导致卖矿，是他贪生怕死不得已而为之，他的上级部门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总督和朝廷那时候也根本顾不了他。但是后来局势稍微稳定以后，张翼很可能跟李鸿章沟通过，李鸿章默许并趁机利用这件事筹款以解慈禧太后燃眉之急，这一点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遗憾的是李鸿章突然去世，死前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卖矿的证据，这也许是清代一个成熟政客必须具备的老奸巨猾吧。
张翼三个秘密奏折析
张翼是接替唐廷枢的开平矿务局第一把手，曾任总办、督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英国领事说张翼饲养信鸽向外传递八国联军在天津的军情，便带兵逮捕了他并威胁说要枪毙。天津税务司兼开平矿会办德国人德璀琳诱骗张翼签署了“保矿手据”，接着又威逼利诱他签署开平矿全部财产的《移交约》，经德璀琳、胡华和墨林等人的阴谋操作，英国资本家没有花一文钱“买”到了“中国第一佳矿”开平煤张翼矿。在这个过程中，张翼贪生怕死、贪图私利，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五个月后局势稳定，张翼并没有向朝廷如实汇报开平矿权的丢失，而是跟朝廷谎称开平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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