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思和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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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试读：

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问世而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结集一大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作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文艺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文艺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摈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的奇迹。《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赏》，助刊物健劲成长。而今，又机缘巧合地成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最佳出版方。北京大学与《名作欣赏》数十年的深厚情缘，既在往昔助我办刊，又在今朝遂我出书宿愿，怎不令我感奋良深！

从三十余年刊物资源的厚重而不免芜杂的积淀中，取精提纯、适度镕裁、合理加工，转化为一套分类结集、有序合成、规模甚大的系列丛书，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件相当繁复的系统工程。别的不说，单就编选体例而言，此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首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划分。然后，又将中国古代文学部分，按中国文学史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并大体按名作的系年排序，最后，还得按大致21万字篇幅增删入选之作结为一册书稿发排。如此这般，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文学名作为纬，以大体均衡的篇幅为容纳之限。从实际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则不循此体例而另起炉灶，不按文学史分期，只按文学的主要体裁分类，各自结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三册，两大部分共六册。如此，需将三十余年三百余期、近两万篇文章单篇提出，按出书体例重新分类编排，然后，按质、量等诸多均衡因素综合审察，经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而最后的编校工作，也是不容轻忽的细活，只有缜密的编辑加工与精审的校对，方能不将错讹由刊入书。

现在看来，这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选编体例是立足于刊物三十余年的实际，经过反复论证，从多种预案中审慎选定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不拘泥于一格，完善大于缺失的方案。尽管编选方与出版方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身心劳作，但是，办刊三十多年、出刊三百余期的名家名篇荟萃的名刊，编选为300万字容量的十二分册的精华本，纵使编选者慧眼如炬，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挂少漏多”的遗珠之憾。特别是，岁月无情，时不待人，原先钟情此刊、为刊物源源赐作的不少文坛耆宿、艺苑名流，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也已届挂笔的耄耋之年，他们在满载岁月沧桑的《名作欣赏》上留存的大作，当是足资传世或收藏的珍贵笔墨，首选入集，理所当然。深切寄望此套读本日后倘有修订重版之可能，不妨适度扩容，将更多候选的佳作，尽快送上时代列车，迅速传承于世。

也许，这并非是我得陇望蜀、一厢情愿的妄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先进文化全面深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曙光再次昭示当今《名作欣赏》的办刊同仁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继续在办好刊物、提升品牌、引领风尚的同时，将刊物源源产出的精品佳作持续转化为图书产品，让刊、书互促互补，互利双赢，难道不是既可望又可即的吗？（张仁健，《名作欣赏》创刊人之一，退休前长期担任《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出版说明

一、《名作欣赏》自1980年创刊以来，至2012年已逾三十余年。1980年至2002年为双月刊，2003年至2004年为月刊，2005年改为半月刊，2006年至今为旬刊。创刊以来，承蒙各位作者厚爱，源源不断地赐稿，既满足了广大读者阅读期望，《名作欣赏》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在此，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向全体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至2012年，《名作欣赏》已创刊三百余期。三十多年来，《名作欣赏》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学者、文化界名人的优秀的欣赏文章。这些文章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丰富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范围，构建了广大读者的欣赏体系，扩大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推动了欣赏学的建立。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老作者已经远去，许多当年的壮年作者正在老去，许多当年的年轻作者已经学有所成，知名于学术界、文化界，还有许多当年更年轻的莘莘学子则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新秀。创刊30周年之际，《名作欣赏》编辑部从所发表过的文章中编选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优秀欣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怀念逝去的老朋友，并祝福仍在辛勤耕耘于文化田野上的朋友。

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也依据《名作欣赏》发表文章的内容类型，“《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先秦文学名作欣赏》、《两汉文学名作欣赏》、《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宋元文学名作欣赏》、《明清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外国小说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外国诗歌名作欣赏》。参考了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体系，也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文学体裁划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样既可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图书脉络线索明晰。

四、“《名作欣赏》精华读本”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所谓：名篇，名人，名文。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五、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收文章时还更多地选入了欣赏与被欣赏结合紧密的文章，对于纯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则忍痛割爱，选得较少。也尽量多选篇幅较短的好文章。希望在字数有限的容量中，能够涉及更多的名作，涵括更多的作者，展示更多的文章风貌，以便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六、每种图书目录的编排，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基本上按照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历史时期的先后排序；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则大致按文章发表先后排序，如有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的欣赏文章，则将这些欣赏文章排在一起，以便阅读。如《先秦文学名作欣赏》的排序，依次为有关《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著作的欣赏文章。

七、本册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29篇，选文时尽可能考虑到时代性，也考虑到内容的涉及面。排序大致是先现代文学后当代文学，也涉及了一些华文文学。“《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编委会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顾总结。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的丰富源泉。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社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创造者的苦闷的象征析《补天》◎　王富仁作者介绍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县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7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晋升教授，1992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有著作《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文化与文艺》、《历史的沉思》、《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推荐词

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女娲，他也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世界，新的中国；他要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灵魂，他要炼“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进化发展、现代文明”的“五色石”以补颓坏已久的“苍天”。

有创造的欲望，才会想到创造者，想到女娲——“人”的第一个母亲，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缔造者。

在《补天》之前，鲁迅还从未写过这么奇幻、绚丽、伟美、壮观的小说，还从未处理过这么辉煌、庄严、恢弘、开阔的题材。仅从外部表现着眼，它似乎更像鲁迅早期的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而不像收入《呐喊》集中的那些阴郁、苦闷的小说。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如果说《斯巴达之魂》是青年鲁迅的昂扬激情的产物，那么，《补天》则是成年鲁迅最深沉的苦闷的象征。

从《补天》里读不出苦闷来，便等于没有读懂《补天》。

为什么鲁迅能想到女娲？因为鲁迅也是一个创造者。

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女娲，他也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世界，新的中国；他要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灵魂，他要炼“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进化发展、现代文明”的“五色石”以补颓坏已久的“苍天”。

有创造的欲望，才会想到创造者，想到女娲——“人”的第一个母亲，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缔造者。

但是，女娲是在宇宙洪荒中创造人的，是在大自然中进行创造的。她自身便是自然力的体现。对于她，人的创造是她的自由意志的自由表现，因为她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中进行创造的。

而鲁迅，则根本不同于女娲。他不是在大自然中造人，而必须在社会中再“造”人，他不再是自然力的象征，而是社会力的表现。创造，是他的自由意志的产物，但他的自由意志要得到自由的表现，必须面对一个庞大的“人”的社会。

他的创造欲望受到了压抑。

压抑的结果是苦闷。

因此，鲁迅不是在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时想到女娲的，而是在自由意志受到压抑、感到苦闷时想到女娲的。

也就是说，《补天》是苦闷的象征，一个创造者的苦闷的象征。

鲁迅说：“《不周山》（即《补天》）……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

弗罗特，通译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文艺等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鲁迅说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的缘起，就是说从性意识、性本能的角度表现人和文学的起源。

对此，人们多有指责，认为鲁迅是有片面性的。

我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女娲是在大自然中造人的，是在人的存在之前造人的。明确说来，她只是自然力的体现。那么，在这时候，她的创造欲望应到哪里去寻找呢？

社会性是在人产生之后在人与人的联系中产生的，显而易见，女娲的创造欲望不可能属于社会性的范畴。

女娲造人不但不能找到社会性的根源，而且也不能是女娲的有目的性的创造。目的论是宗教神学的核心。上帝依照自己的目的造人是西欧宗教神学的重要信条。人，只要是在特定目的的支配下被创造出来的，它就必须接受创造者规范，依照它的目的性塑造自己，因而人便只能是上帝、天主等创造者的奴仆。在鲁迅笔下，女娲只是自然力的一种象征，而自然的创造是不可能有预定的目的的。

那么，女娲的创造欲望又是从何产生的呢？只能产生自她的自然的本能欲望中。

她的本能欲望无非有两大类——满足衣食之需的物质欲望和性欲。

人之成为人之前，满足物质欲望的行为不是创造性的活动，它只采撷自然产品以果腹御寒，而一当物质欲望的满足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那么，它就是创造主体的有目的性的创造行为了。它必须使创造物成为合目的性的产物，才能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创造者只有使创造品合乎食物的条件，才能满足自己的食欲要求，只有使创造品具备衣物的性能，才能达到御寒的目的。我们知道，鲁迅不能赋予女娲以这种明确的目的性，而且作为自然力的象征，女娲也不能具备这种创造性能。

女娲的创造欲望只能来源于性欲本能的骚动。

性本能的创造机制形成于人之前，并且它的创造不必是合目的性的创造。它可以自求满足，在它的自求满足中自然地带来新的生命的创造。

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动物是在性本能带来的创造性生殖机制作用下历代进化的。人的始发性根源只能在性本能的创造力中来寻找。——这便是鲁迅的思路。事实上，这是与宗教神学的目的论划清界限的唯一一条途径。又有什么片面性可言呢？

在人产生之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使人不再仅仅是动物性的人，而且还是社会性的人。在这时，如果再把人的一切全都归于动物性的自然本能，就只能具有特定侧面的真理性，而不能不带有片面性。正是在这个角度上，鲁迅也曾批评过弗洛伊德的学说，但这与《补天》的写作根本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女娲的创造不是带有特定实利性目的的创造，而是在闲暇中游戏性的自由创造活动；它的创造品不能满足自身的物质欲望，而只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这都使她的创造活动类似于艺术创作。也就是说，人，对于女娲，不是任何使用物品，而类似于艺术作品。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鲁迅说《补天》意在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人和文学的缘起。

在《补天》中，主旋律是女娲的创造活动。

她的创造活动发源于她的性欲本能的骚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性苦闷。

在鲁迅笔下，性欲本能再也不是罪恶的、丑陋的、污秽的、可耻的、残破的、靡乱的、颓坏的、腐臭的东西了，在中国全部的历史上，它第一次成为崇高的、庄严的、辉煌的、灿烂的、唯美的、瑰丽的、强健的、奇警的东西了。

不论如何高地评价这种转变，也不为过分。

创造了人类的东西，能不是庄严辉煌的物事吗？

人类借以存在、繁衍、发展、完善的首要条件，为什么反被人类轻蔑、诬骂、歧视、践踏呢？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在鲁迅笔下，它第一次被尊为人类的上帝，一个不以人为奴仆的上帝。

性本能的骚动把女娲从梦中惊醒，压抑中的性意识使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懊恼。她的性欲望渴求着满足，所以她感到有些不足，但性欲本能的苏醒也带给了她充裕的生命力，这过剩的生命力渴求着发挥，需要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得到宣泄，所以她又“觉得什么太多了”。

她的充裕的生命力在和风的煽动下在宇宙间扩散开来，死的宇宙方始变成了活的宇宙。

宇宙有了生命，才有了美。

你看，这是一个何等美的宇宙呵！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目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

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嫩绿。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

生命的活力更充溢于女娲的全身，使她的肉体成为美的标本，成为神秘的、美艳的、瑰丽的人的形象。

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色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

性的苏醒带来生命力，生命赋予大自然，赋予肉体以色彩、声音和活力，赋予了它们以美的形象。在生命的作用下，肉的和灵的、人的和自然的、艺术想象的与物质实体的，都融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但是，女娲的生命力远不能在这自然扩散中得到充分的挥发，她仍然感到无聊，性本能的骚动使她不得安宁，她的自我要向四面八方迸散。正是在这自我扩张、自我表现的冲动中，她已经不自觉地进入了自己更紧张的艺术创造——人的创造的境界了。在这紧张的创造活动中，她的性苦闷得到了部分的宣泄，她感到了一种创造的喜悦，她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从事着不自觉的创造事业。“阿阿，可爱的宝贝。”伊看定他们，伸出带着泥土的手指去拨他肥白的脸。“Uve，Ahaha！”他们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在创造中，她的性苦闷得到了宣泄，她的生命力得到了消耗，她感得了疲倦，躺在地上，她又昏昏睡去了。

天崩地坍的声音再次把她惊醒，她用尚未消耗殆尽的生命力，再一次进入了创造的境界，完成了补天的大业。在此之后，我们伟大的母亲，中华民族的始祖，人类的第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永远停止了自己的呼吸。

鲁迅，为这个自然本能的化身，谱写着一曲壮美的颂歌。女娲就在这奇幻、恢弘的旋律中进行着空前伟大的创造。

对于女娲，创造就是一切。她在创造中只感到性苦闷得以宣泄的愉快。因为她对自己的创造物是不怀有任何目的的。

但鲁迅的苦闷却始于女娲的创造完成之时，他在女娲的全部创造活动中都感得了深沉的苦闷。

因为他已经能够看到，女娲的创造物却成了女娲的敌人。

女娲的创造物被女娲这个自然本能、性本能的化身创造出来之后，却奇怪地以自己的生母为耻辱、为不洁了。他们举起了禁欲主义的大旗，要宣判女娲的“罪行”了。

在这里，我们难道感觉不到鲁迅对这些封建卫道者们的高度蔑视、愤懑谴责吗？难道感觉不到他那无边的、广漠的苦闷心情吗？

他有多么深沉的苦闷，也就会有对封建卫道者们多么高度的轻蔑，多么尖刻的讽嘲。因为只有轻蔑和讽嘲才足以宣泄他内心受压抑的苦闷。

伊顺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东西，然而更异样了。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手里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

那顶着长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见伊一顺眼，便仓皇的将那小片递上来了，伊接过来看时，是一条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还有两行黑色的细点，比棉树叶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这手段能细巧。“这是什么？”伊还不免于好奇，又忍不住要问了。

顶长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

女娲对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问得太悖了，伊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扳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不再开口，随手将竹片搁在那头顶上面的方板上，回手便从火树林里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来，要向芦柴堆上去点火。

我认为，这是一段绝妙的描写！

鲁迅把封建禁欲主义，把那些假道学者，推到“人之母”面前来接受审判了。在这里，它们的全部的荒谬性全都暴露出来了，它们的渺小一下子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鲁迅对他们的最深刻的蔑视、最大的愤慨，都在这奇妙的对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还认为鲁迅行笔至此，心情是最轻松的，因为他被封建传统压抑下的苦闷心情，在这里已经得到了象征，得到了宣泄。

在这里，我的观点与鲁迅的说法可能有些抵触。

鲁迅在谈到《补天》的创作过程时说：“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故事新编·序言》）类似的话也出现在另一篇文章中：“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有些同志据此断定这段描写是不必有的，是失之于“油滑”的。我认为，仅就鲁迅本人的态度，至少可以说，他也是怀有矛盾心情的。例如，他曾在致黎烈文的一封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9页）鲁迅一再说《故事新编》的小说“有些油滑”，但又始终未改或不能改其“油滑”，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认为，说鲁迅纯系自谦固有些牵强，说鲁迅断定是败笔也不能自圆其说。应该说鲁迅对此是持有矛盾心情的。

他的矛盾在于意欲保持原来构想的宏大结构和小说的前后风格的一致性，而又觉刺卫道者一笔心情畅快。如若如此，我便认为不能同意鲁迅自己的判断。

应该看到，鲁迅从根柢上便并非由于崇仰女娲的创造力而赞美她的创造伟业的，而主要是由于愤慨于封建传统思想之荒谬，才转觉需要创作《补天》的。在这种意识底蕴的推动下，鲁迅便不能将笔触仅仅停留在女娲创作活动的描写上，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将宏大的结构和庄严的主题贯彻到底。女娲的庄严创造的主题必将导向封建卫道者的可笑叛离的主题相连接，辉煌壮丽的笔调必然向轻佻滑稽的笔调进行过渡，同时这也是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基本情感态度。不如此，反而会给《补天》带来单薄感。胡梦华对汪静之所作情诗的攻击，恰好拨亮了鲁迅创造女娲形象的原发性动机。鲁迅之能在这个细节描写中感到畅快，也恰恰证明鲁迅在这里有不吐不快的苦闷。而就小说自身来说，前此的道士的愚妄、颛顼和共工的争权夺利，虽也与女娲的创造精神形成了对照，但其对照若脱离开这个细节，便不具有直接的对比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细节里，卫道者的禁欲主义与女娲性本能的辉煌伟力才构成了直接的尖锐对立。它自然地成了整篇小说的最亮的光点，有它的存在，前面的关于道士的描写和颛顼共工的表现才有可能获得根本性的说明。总之，我不认为它是“油滑”的败笔，而认为是精妙的描写。

真正的败笔在接下去的一个自然段：

忽而听到呜呜咽咽的声音了，可也是闻所未闻的玩艺，伊姑且向下再一瞟，却见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因为这和伊先前听惯的“nga nga”的哭声大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哭。

这一节直接附会了胡梦华“含泪哀求”的话，但胡梦华的“含泪哀求”只是一种对汪静之的威压手段，意在向广大读者表示自己卫道的忠诚和批评的公正，转用于小说中的卫道者身上，则成了他们真诚的痛苦和无可奈何的可怜相。这赋予了他们一种值得可怜的意味，不是加强反而削弱了讽刺力量，反而显得女娲有些强横。所以我认为它是真正的败笔。

那些卫道者有可能表现出虚假的热诚，但真正的痛苦是没有的。

如上所述，只有叙述了禁欲主义者对女娲的亵渎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分析道士与颛顼、共工等“小东西”们的存在根据以及与女娲的对照意义。

在这时，我们必须在一个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明创造的本质了。

人类的创造性的源泉何在呢？是不是鲁迅对女娲的描写只是艺术化的需要而不能上升为真实的哲理性认识呢？

我认为，鲁迅的描写不是随意的，对此，他有更根本的考虑。

人类的创造性常常以理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没有任何欲望的人，是不会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它是人类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不断创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封建的禁欲主义道德，遏抑了人的本能欲望，同时也意味着遏抑了人们的创造生命。

那些道教之徒与女娲的对照意义何在呢？他们也是在自然欲望的否定中失去了任何创造能力的人。他们不再进行任何创造性活动，企图在奴性乞求中博得女娲的欢心，得到女娲的同情，受到上苍的保护，赐给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他们的迷信，他们的求仙修道，他们的寻访仙山和不死之药，都是萎缩了创造力的表现。

那些被颛顼、共工代表着的封建政客、军阀和野心家的人们，同样也是不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攻城略地，争权夺利，残酷杀戮，抢占地盘，瓜分着、掠夺着女娲创造的世界。

儒教、道教和这些封建的政治野心家们，组成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他们被女娲创造出来，却返转来亵渎了女娲；她们是自然本能的产物，却诬自然本能为下流。

女娲死了，但他们跋扈着。

鲁迅感到苦闷。《补天》就是这苦闷的象征。（发表于《名作欣赏》1986年第4期：创造者的苦闷的象征——析《补天》）《祝福》：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是穷困吗◎　孙绍振作者介绍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有专著《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等。推荐词《祝福》的深刻之处就在不但写了封建礼教的残酷野蛮，而且写出了它的荒谬悖理。

任何一种情节都始于人物的越出常轨。但越出常轨只是为情节提供了良好的、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开端。情节的基本过程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结”和“解”，所谓“结”，就是悬念、危机，所谓“解”就是事情的发展、转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由于有了危机，就有了解决危机的转化。所以，设计情节就是设计危机和转化，也就是把危机当成原因，把转化当成结果，这其间有一个独特的因果关系。

任何情节都是一种因果转化的过程。

比如，有了祥林嫂的被逼改嫁、儿子死亡和受到歧视，就有了祥林嫂的死亡。有了高太尉、高衙内层层加码的迫害，就有了林冲忍无可忍逼上梁山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来，构成情节实在非常容易。但实际上，要构成好的情节实在非常困难，以至于今在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戏剧中，独立创造的情节实在非常之少，而从前人因袭来反复改编的情节却非常之多。

这是因为纯用通常的因果性去构成情节常常容易变成概念化的、枯燥无味的情节。试举一例，在《今古奇观》中有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富户人家，每天吃饭洗碗冲走了许多米粒。这家的主人见了心疼，便叫家人把米粒沉淀下来，晒干了储存起来。后来这家人遭了变故，变穷了，幸而有那些储存起来的干米粒，才不致饿死。

这里虽然有充分的因果关系，但是一点趣味也没有，它不过告诉读者应该节约粮食的道理。小说家在处理题材时，都可能遇到类似的考验；一个文学评论家也同样受到严峻的考验。

一个素材放在面前，就其结果来说，是很动人的，可是把寻找出来的充足理由加上去以后，情节完整了，可是趣味却完全消失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洋淀地带，一个老渔民在水下布置了钓钩，引诱日本鬼子来游泳，一个人用竹篙打死了好几个鬼子。

要用这个素材构思情节，首先得寻找原因。

老渔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自然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

为什么对敌人这么仇恨？

自然是因为敌人的残暴，例如日本军杀死了他的亲人之类。如果这样去构思情节，因果性倒是有了，但肯定不会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原因是，这是一种普遍性因果，不管对于什么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都是一样适用的，没有什么属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其次，这种因果是一种理性的因果，没有表现任何属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情感，而艺术不同于科学之处，恰恰在于它主要是表现人的审美情感的，而不是表现人的理性的。

因而要构成动人的情节，其关键不在于寻求因果性，而在于寻求艺术的因果。

纯粹依赖理性的因果可能造成公式化、概念化。

要成为艺术品，则必须寻求不同于理性因果律的情感因果。

我们且来看孙犁在《芦花荡》中是如何寻求情感因果的。

在孙犁笔下，这个老渔民之所以要主动去打鬼子，其原因并非完全、直接出于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其直接原因是他的情感遭到了损害。本来，在白洋淀上，他负责护送干部出入，有绝对的自信和自尊，而恰恰就在他自信万无一失的时候，他所护送的两个远方来的小姑娘中的一个，在敌人的扫射中受了伤。如果从纯理性因果来考虑，多次运送人员，偶尔有人受伤，在所难免，至多在总结工作时作个检查，提出改进的具体方法就成了。如果孙犁也这样考虑问题，就不可能写出小说来了。孙犁之所以不同凡响，就是由于他在普通的理性的因果以外，发现了属于这个老人独有的情感因果。

促使这个老人出动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他对工作的自信和自尊在来自远方的、信任他的小女孩面前受到损害。他决计用行动在小女孩面前恢复自尊。因而就引出了：他诱使日本鬼子进入布满钓钩的水域，用竹篙打死鬼子，并且让那两个小女孩隐蔽在荷叶下，看着他把鬼子一个个打死。

这种因果性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也是很生动的。

这种因果性，并不是十分理性的，多少有一点个人冒险。老人并没有要求有关部门掩护，也没有准备在万一不利的条件下撤退，更没有为小女孩的安全作出万无一失的安排。从纯粹理性的逻辑来推敲，老人此举也许并不明智，不一定是很符合组织性、纪律性的严格要求。然而，这并不妨碍这篇小说在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出类拔萃。相反，如果完全按照军事行动应该有的那种周密的理性来设计老人的行为，则这篇小说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东西。

在理性上不充分的东西，在情感上可能是很动人的。

从理论上说，这就是审美价值超越实用价值。

许多小说家终生不能摆脱概念化、公式化的顽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把实用理性逻辑和审美情感逻辑混淆了，或者说，他们只看到理性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统一性，而没有看到二者的互相矛盾性。这是因为他们未能在根本上分清审美的情感价值与科学的理性价值之间的区别。

光就因果关系而言，科学的理性逻辑要求充足的带普遍性的理由，而情感逻辑要求的则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理由。对于科学来说，任何充足理由都是应该可以重复验证的，而对于艺术来说，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可重复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可笑的、不通的。科学的理由可能是不艺术的，艺术的理由又可能是不科学的，这是审美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要进入审美创造的领域，就得彻底弄清这个道理。这不仅是小说的规律，而且是一切艺术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致使天不满西北，地陷东南，这是《山海经》对中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江河东流的因果性解释，这是不科学的，但是无疑是很艺术的。说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一旦诚实了，鼻子就缩短了，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不科学的，却是《木偶奇遇记》的一大创造。这是神话和童话的因果逻辑，它不合科学，然而却被中外古今广大读者所接受，其原因是它与人的情感逻辑相通，那就是把人的强烈的主观意愿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实这种现象是一切文学作品的规律，不仅对于神话童话有效。小说家在设计情节因果时必须严格地遵循情感因果规律，而不能只根据理性的科学因果规律。

正因为这样，祥林嫂之死，如果纯用理性的因果性来分析，是不得要领的。

给她打击最大的是，虽然她捐了门槛，而在过年祝福之时竟然仍不让她去端“福礼”（一条祭神的鱼）。如果纯从理性逻辑来考虑，不让端就不端，落得清闲。但祥林嫂却为此痛苦得丧失了记忆力，丧失了劳动力，被鲁四老爷家解雇，其结果是穷困到终于死了。

在《祝福》中，“我”曾经向来冲茶的短工问起祥林嫂死去的原因。那个短工很淡然地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按这个人的看法，《祝福》的情节因果是穷困导致死亡。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祝福》和当时以及以后许多表现妇女婚姻题材的作品，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事实上，整个《祝福》的情节告诉读者的恰恰不是这样。

从表面上看，她是流落为乞丐而后死去的，好像可以说是穷死的。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更为深刻的是：她为什么会流落为乞丐呢？

因为她丧失了劳动力，连记忆力也不行了，才被鲁家解雇的。

她本来不是很健康的吗，不是顶一个男人使唤的吗？

她受的精神刺激太强了，她情感上太痛苦，甚至崩溃了。她痛苦的原因是：生而不能作为一个平等的奴仆，死而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鬼（两个丈夫在阎王那里争夺她）。

这不是迷信吗？不是不科学、非理性的吗？

然而，祥林嫂不但不因为它迷信、不科学、非理性而不相信它，相反她却因它而痛苦，因它而摧残了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可见，更深刻的因果是，祥林嫂由于对损害她、摧残她的迷信观念缺乏认识而导致死亡。

可以说祥林嫂除了受礼教的迫害以外，还死于愚昧，死于缺乏反抗的自觉性。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是受迫害，被摧残，另一方面，又是自我摧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呢？这种迷信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它是不是仅仅是一种对鬼神的迷信呢？

也不全是。

因为阎王要分尸给两个丈夫的说法，其前提是：女人，包括寡妇，不能第二次嫁人。谁再嫁，谁就得忍受残酷的刑罚。然而祥林嫂并非要求再嫁者，她倒是拒绝再婚，而且反抗了，她逃出来了。在她被抢去嫁给贺老六时，她反抗得很“出格”，头都碰破了。按道理，阎王真要追究责任，本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责任首先不在祥林嫂这一边，而应该在抢亲的策动者——她婆婆那一边。

然而，阎王并不怎样重视逻辑问题。

这就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和荒谬。

妻子属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她只能作为“未亡人”而等待死亡的到来。任何女人一旦嫁了什么男人，就永恒地属于这个男人，这是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公理”。这种“公理”就是礼教中所谓的“夫权”，这种夫权是很严酷的，祥林嫂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她嫁给祥林，就叫祥林嫂。然而，后来她又与贺老六成亲了，该叫什么呢？在贺老六死后，她回到鲁镇，大家本该研究一下，叫她祥林嫂好还是老六嫂好，然而鲁迅用单独一行写了一句：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连犹豫、商量、讨论一下都没有，就自动化地作出共同的反应。这说明“女子从一而终”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如此根深蒂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她的婆婆违反她的意志要卖掉她，这不是有悖于神圣的夫权吗？然而又不。原因是还有一个“族权”原则：儿子是父母的财产，属于儿子的未亡人，自然也就属于母亲，因而婆婆有权出卖媳妇。《祝福》的深刻之处就在不但写了封建礼教的残酷野蛮，而且写出了它的荒谬悖理。

更深刻的因果性显示了：祥林嫂之死，其最悲惨处不在于她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痛楚，而在于造成物质贫困和精神痛楚的原因竟是自相矛盾的、不通的封建礼教。不但它的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相矛盾，而且它的神权主义又与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互相冲突（阎王不惩罚强迫妇女改嫁者）。这种荒诞和野蛮的可怕还在于：广大群众的思想的麻木，在牺牲的弱女子的悲剧面前，居然没有一个人，包括和她同命运的柳妈以及一般群众（如冲茶的短工）表示同情，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荒谬的封建礼教表示愤怒，有的只是冷漠，甚至是冷嘲。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麻醉性甚至对于受害者也是一样，连祥林嫂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虽然在行为上她曾经是一个反抗者，而在思想上却是一个麻木者。

这种迷信和麻木，虽然不是病，但是和病一样是可以杀人的。祥林嫂一个没有任何病症的人，就是这样被杀死的。

正因为这样，鲁迅才放弃了学医，把改造中国人的灵魂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思想上迷信不改变，多健康的身体也会走向死亡。前几年有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写文章说，鲁迅弃医从文，不是因为要疗救国民性，而是因为成绩不好。现在我们已经查出来，鲁迅的学医的成绩当然不算太好，藤野先生教的那门解剖学，不及格，五十九点三分。但总的说，也不算太差。在一百六十多人的班上，排在第八十多名，至少在八十多名日本学生前面，属于中等。但是，正是因为他感到有一种比细菌更为可怕的东西，就是传统的思想，是可以杀人的。

祥林嫂无辜地被杀了。

这是一场悲剧，其特点是没有凶手的。《药》里面的华小栓死亡，也是没有凶手的。

这正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设计情节因果不仅仅关系到情感的生动，而且关系到思想的深刻。

要达到情感的生动，就要避免纯用理性因果，因为理性因果就是概念化的因果。要达到思想的深刻就要避免表面的单层次的因果，以构成多层次的因果，让读者一层一层地像剥笋壳一样不断地体会到作品的深厚内涵。

当然，不管多么深刻的思想都是不应该用人物或作者的嘴巴讲出来的，蕴藏在情节和人物命运之中的思想比说出来的要更丰富。其原因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理性的，亦即概念化的因果，而人物情感的因果则是用通常语言作线性的表达是很困难的，它渗透在人物的语言、行为之间，是很复杂、很微妙、很丰富、很饱满的，但是一旦用线性逻辑的语言讲出来就很可能变得贫乏了。

要有真正的艺术鉴赏力就不仅得分清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而且要善于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看到这两种逻辑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尊重人物的情感因果，不要以为它不合理性而轻视它，更不能因为它不合自己心意去改变它。在《家》里面，当鸣凤得知自己面临着要成为冯乐山的小妾的危机时，她走到了觉慧的房间，看到觉慧忙着写文章竟没有把话讲出来，后来觉民又进来了，鸣凤便退了出来，决心投湖自杀以殉情了。

这不是很不合理性吗？

但如果巴金把它写得很符合理性：鸣凤在外面等了一会儿，待觉民走了以后，又跑到觉慧那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样的话，鸣凤的生命虽然得救了，然而鸣凤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却可能就此结束了。（发表于《名作欣赏》2004年第2期：《祝福》：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是穷困吗）历史的宿命与现实性追求解读鲁迅小说《孤独者》对自我灵魂审问的超越◎　何希凡作者介绍

何希凡，1958年生，四川省南部县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文化与心理研究，承担“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等课程教学。推荐词

事实上，鲁迅大多数小说都是自我个体灵魂审问和民族集体灵魂审问的统一，启蒙呐喊的小说中有自我灵魂的清晰投影，表达自我心灵历程的小说中也自有对民族灵魂审问的鲜明印记。

王晓明先生曾将鲁迅小说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药》和《阿Q正传》那样刻画形形色色的病态灵魂，从而汇聚成“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呐喊的小说；另一类则是如同《孤独者》、《伤逝》等清晰地展现鲁迅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的小说。这虽然是在较粗略意义上的划分，却体现了20世纪晚期中国鲁迅研究的深化，即从对鲁迅审视中华民族精神宿疾的超越性观照走进了对鲁迅自我灵魂的还原性窥探。靖辉先生的《于无望中挣扎的灵魂——读鲁迅小说〈孤独者〉》一文（见《名作欣赏》2001年第4期）正是循着王晓明先生对鲁迅小说第二种把握的思路，对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自我灵魂的袒露，特别是与主人公魏连殳的精神契合做了具体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但我认为，我们对鲁迅小说的类型划分毕竟只是就其表现的阶段性和侧重点所作的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色彩的主体性把握，而事实上，鲁迅大多数小说都是自我个体灵魂审问和民族集体灵魂审问的统一，启蒙呐喊的小说中有自我灵魂的清晰投影，表达自我心灵历程的小说中也自有对民族灵魂审问的鲜明印记。我们看到，以王晓明先生为代表的关注鲁迅自我灵魂的研究者也并未忽视鲁迅超越自我个体生命的一面，这是因为，鲁迅实际上已超越了纯文学家的角色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思想家卓立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人们曾一度把思想家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的营造者，并以此怀疑甚至否认鲁迅的思想家地位，但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化，人们真切地把握到鲁迅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思想命题以及独特表达方式，从而对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独特的意义蕴含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即他“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至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鲁迅的作品一般都不可能仅仅是自我生命的承载和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浅层追问，他的自我灵魂介入创作愈多，其自我生命体验的超越性蕴含就愈益深广。从表面上看，鲁迅无意于突进到抽象的超越性思想范畴，但正如钱理群、王乾坤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鲁迅是一位将现实关怀与超现实的形而上关怀统一起来的思想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鲁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所有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世界本质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作为一篇最具鲁迅精神自况性质的小说，《孤独者》所呈现的作者的自我灵魂已被研究者作了深入的窥探，而我则想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的超越性蕴含作一些新的探索。

最让我直接感受到《孤独者》对自我的超越性蕴含的是主人公魏连殳的生命结局：一个在欧风美雨东渐和中华民族强烈的现代化需求中首先觉醒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敢于蔑视封建传统的礼法人情、高擎着现代思想的火把，执著地要把广大社会群众引出沉闷窒息的“庸众”生存圈的精神战士，他竟然前功尽弃地做了杜师长的顾问，独立的精神战士成了屈从的功利奴仆。“我已经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是何等让人困惑的生命怪圈和生存悖论啊！然而这又哪里只是魏连殳和作者鲁迅这两个生命个体所遭逢的生存困境呢？只要联系小说从“送敛”始到“送敛”终的叙事结构模式，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鲁迅在对魏连殳从精神觉醒到生存末路作形而下的精细描绘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对生死意蕴作形而上的哲学叩问，而这种叩问则超越了小说所设定的叙事界域，并能穿透时空的隧道，进入对人类命运诸多问题普遍沉思的广阔空间。但是，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到底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这种角色定位使得小说的哲学叩问有了相对确定性的预设，也使得我们对小说的超越性蕴含的理解不至于出现泛化的倾向。

我认为，鲁迅和魏连殳所面临的无法超越的困惑也是中国近现代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惑，即现代性的精神追求难以与历史的宿命抗衡。小说《孤独者》让我们把魏连殳的生命遭际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直接沟通的，就在于他终于作了杜师长的顾问。主人厚待知识者，知识者效命主人，这几乎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情感范式，“士为知己者死”也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体认。当儒家文化走向中国思想舞台的霸主地位之后，中国社会就逐步形成了一个立体而有序的等级结构，等级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无所不在，并被强调到不容置疑的地步。这样，尊卑问题就成了全部人际关系的聚焦点，因此，知识者总是把能否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社会地位的尊卑联系起来，读书求进几乎是他们由卑达尊的唯一途径，而由卑达尊则是他们读书求进的终极人生指向。但在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过程中，社会并没有预先为他们准备好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的生命潜能的开掘往往取决于已成为尊者的那部分人个体的识见与志趣，所以，贤君明主总是成为封建社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知识者的焦灼期待，而当知识者一旦实现了相对的由卑达尊的角色转变后，其全部人生价值的发挥都被纳入效君报主的狭窄轨道之中，他们即使有超卓的智慧和才华也不得不被锁定在由“礼”编织而成的上下等级关系的言行空间。这样，知识者在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严重失落，这其实正是魏连殳后来所真切体验到的：“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魏连殳这样的命运体察和精神自觉的，因为在封建时代的知识者所能有的人生选择中，施才报恩之路几乎是他们在有限范围内部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选择，当知识者普遍认同这样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历史的定位和自我的精神体认便注定了他们的生存宿命。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曾把“怀才不遇”的悲歌唱了一代又一代，而一旦“怀才而遇”呢？则又把对主人的感激和颂扬写在知恩必报的行动上。初唐的陈子昂在自己悲剧性的生命际遇中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浩叹，被认为是一曲洪钟巨响，深刻地震动着被埋没、遭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但在我看来，陈子昂孤独寂寞、大放悲声的意识底蕴仍然是不遇贤君明主的个人失意和剧痛，其情感指向仍然是对贤君明主望眼欲穿的焦灼渴盼。他们既然不可能对施才报恩的精神体认作出实质性的超越，也就永远没有希望走出历史赋予他们的宿命性的人生定格。不仅如此，当这种精神体认在历史的相似性复现中得到强化，就会成为一个民族深刻的集体记忆，并渐变为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是在背弃了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情境中进入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一己功名富贵不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他实际上已具备了当时一般传统知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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