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栎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青春记忆：中央关心知青的生活、学习和未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调整知青政策
●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
●胡耀邦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
●1978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几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邓小平胡耀邦主张青年不下乡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
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收入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
7月3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
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
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国务院知青办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
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
10月9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第二次专题讨论了知青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李先念说：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出现的问题，知青家长之一的李庆霖曾经直接上书毛泽东。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贯彻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新指示，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按当时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8元。
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严重。
出于无奈，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
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泽东的双眼慢慢地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泽东当即给写信人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了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政治局开会讨论知青的问题
1978年10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详细讨论了知青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邓小平说：
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下乡青年集中住宿、吃饭、学习，分散劳动的点，可否想办法搞卫星城镇？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建卫星城市。
东北、西北、西南轻工业都非常薄弱，市场上没有多少东西，北京的轻工业也非常薄弱，要开辟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轻工业是个大行业，过去我们考虑不够。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不仅新成长的青年要就业，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工业上减下的人要安排。现在全国工业多2000万人。鞍山现代化了，挖1亿吨矿石，1万人就够了。1500万吨钢只要2万人，加上服务人员也只要5万多人。各个工厂都要搞现代化，多余的人怎么安排，不广开门路不行。
叶剑英说：
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经过讨论，中央基本确定的大政方针为：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周恩来曾专门组织召开高层会议，研究解决知青问题。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
会上，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议还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在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70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在12个调查组奔赴各地同时，中央决定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会议历时41天。
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会议拟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重要文件。
会议回答了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模糊认识，并在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说：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
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会议提出：
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国务院对上山下乡政策作调整
1978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下乡政策。
一是改变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是放宽留城政策。除了1973年规定的“四不下”即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学生、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以外，又新规定了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和家庭困难，本人疾残予以照顾留城的政策。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宽留城政策。
三是缩小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预测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
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是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二是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三是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四是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五是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一是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二是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三是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四是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五是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六是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一是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二是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
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并传达到全国。
这两个文件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国务院提出落实政策的意见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对知青工作提出意见。
这次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会议对落实知青政策提出了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1979年2月后，由于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的开放，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在1979年春夏之际达到了高潮。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1月23日“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此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知青返城高潮。
在西双版纳，数万知青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开始办理户口粮油的迁移手续。
几万知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农场，凭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铁路运输难以承受。
恰逢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输送兵员装备的军车来往就排上了用场，那些返空的军车就用作了运载回城的知青。
在千里昆洛公路上是尘土飞扬，车流滚滚，满载着返城的知青开往北京、上海等城市。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大垦区引进连锁反应，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
仅仅3个月之内，云南10几万知青就人去楼空。
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和全国众多的知青点也随即跟进，长达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结束了。
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1979年度80万知青下乡计划也搁浅了。
从1979年初开始，数百万知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从边疆，从草原，从红土地，从黄土地，从黑土地，从那些抛洒下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又回到了他们原来出发的地方，从此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追求。
二、解决知青问题
●1977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指出：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
邓小平鼓励知青积极参加高考
1977年4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邀请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高校招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
会议主张立即恢复高考。
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
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
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多次场合谈及恢复高考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通知》要求：
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各类高等院校。
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
5月中旬，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四川、江苏六省的知青办提出：
有条件的县镇，不再动员上山下乡。
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间，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以及应届毕业生等，无不奔走相告。
据统计，当年有570万人报考大学，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37岁。
1977年冬天，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当年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的大军中。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恢复高考后的20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
国务院关注云南知青的问题
1978年10月18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一些知青，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云南知青的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格外关注。
12月，国务院派遣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
在2000多名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困难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
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表示了对知青们的同情。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
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
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
直到后来，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更为国务院把知青遇到的问题当成大事过问和解决，感到由衷的感谢。
赵凡反复做有关省、市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困难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我们欢迎，并安排他们的生活，提高工资待遇。愿意回城安置的，我们给创造一切方便条件，让知青们满意。”
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处理意见。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困难问题。
在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指出：
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根据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困难问题的办法。即《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
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正式下发了文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加以执行。
这样，云南知青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
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报告》对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在政策上做出具体规定：
1、今后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准备考大学和在本年内上山下乡的以外，一律由学生家庭所在街道办事处，连同其他待业青年统一管理教育，统一分配。
2、放宽招工的年龄限制，凡35岁以下的城镇待业人员均可参加全民和集体企业的招工考核。
3、参加生产服务社的，可以从参加之日起计算工龄。其工资、奖励、福利待遇，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允许低于、同于、高于全民所有制单位。
今后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招生，以及国家征兵时，应一视同仁，允许他们参加。
为调动待业青年参加集体生产服务业的积极性，北京市还实行了多项优惠性政策措施。
通过这些办法，北京市1979年需要安置就业的40万人，一半通过计划招工、招生和上山下乡解决，一半通过兴办各种集体所有制生产服务业得到安置。《报告》还就安置实行家庭均衡就业和择优录用相结合的原则，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办法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召集计委、经委、农业办、财贸办等有关部门研究，把知青的安置工作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之内，统筹规划解决。
北京市委对此意见非常重视，立即发动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想办法，充分挖掘潜力，努力筹办集体所有制企业，优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待业青年。
综合北京市的经验，主要是对待业人员统一安排，把安排就业与积极发展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相结合；把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当作安置就业的重要途径；清理计划外用工，增加安置待业人员的空间。
北京市的这一做法被中央向全国推广，以促进各地解决知识青年待业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统包统配”的就业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安置。
这种就业管理体制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就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一是不管生产和工作是否需要，一律接收，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二是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工作，单位也不能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造成人才浪费；三是养成了劳动者就业靠国家的就业观念。
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年中，返城知识青年就达到650万人以上。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了5.4%。
全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就业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
1979年10月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这次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一次指出：
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
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
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
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
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1979年年底，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全国各地因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合理的方向发展，整个经济比过去活了。
1979年，由于广开就业门路，全国全年共安排903万人就业。
这一年，除上海、宁夏、西藏外，都有少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共下去24.7万人，主要是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国营农场。
同年，通过招工、招生、病退等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年末在乡的知青还有246.9万人，其中插队的75.9万人。
但是，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1980年8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10月，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实质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政策在就业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各项政策的落实，对于解决我国城镇的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统计，1979至1981这三年，全国共新增城镇就业人员2600多万人，平均每月有70多万人实现就业。到1982年，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1980年以前积累下来的包括返城知识青年在内的城镇失业问题。
到1984年，我国城镇就业问题进一步缓解，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1.9%。
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解放思想，广开门路，积极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
中央提出上山下乡即将终止
1980年夏季，国务院知青办对一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情况，进行-次检查，并向中央作汇报。
汇报中说：
在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了优先安排。还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
在一年多时间内，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的8000多个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安置50多万知青。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
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
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
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1980年9月6日，这份文件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鲜明地提出：
第一，今后安排城镇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第二，对于在当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第三，需要在郊县知青场队安置知青的地方，实行政治动员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粮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
第四，各地知青工作机构如何调整，包括撤并，不强求一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这个文件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对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对社会公众是一副安心剂。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提出了基本看法。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提出：
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
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倡导自谋职业。
建立和健全劳动服务公司机构。劳动服务公司要组织就业和就业前训练，并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1981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近消失。
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
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知青办也随即撤并。
至此，历经20多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了。
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在这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百万知青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无私奉献给祖国农村和边疆的土地。
三、做好知青安置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知青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原则，各省、市、区随即做出统一规定。
●周恩来在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代表时说：“北京青年去延安插队，也应该派干部去，最好一个大队派去一名干部。”
●中共中央在中发[1978]74号文件中规定：“要关心和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积极组织他们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技术。”
落实知青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知青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原则。
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做出统一规定：
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
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
这一规定同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至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
生活补助原则上为1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
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区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或国营农场基建计划。
以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为例，自1964至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至20%用于生产，20%至25%用于安置。
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为各兵团均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
兵团和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但是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在日用品供应方面，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
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
在口粮供应方面，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即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在食油供应方面，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费尽心思，而且花费了巨大的财力。
周恩来提出结合安置支援农村
由于分散插队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至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困难。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知青得不到实惠。
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
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和户主，即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
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新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这种“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1962年至1966年，全国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
在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
知识青年来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
1965年7月，周恩来和陈毅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
周恩来和陈毅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
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
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
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
周恩来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