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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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后遗症试读：
前言
精彩的海洋世界，科学史上的失误与失败，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日常生活中部分治病、防病、保健、养生的奥秘，最容易弄错的科学知识……本书透视生活现象，让青少年感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科学知识，引发科学兴趣，引导科学思维。《科学博士站》系列丛书包括：《海底世界的奥秘》、《科学的后遗症》、《战火硝烟中的科学》、《健康中的科学奥秘》和《与科学的那点误会》。《海底世界的奥秘》精选关于海洋的多个话题，带领你走进精彩的海洋世界。海洋占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孕育了无数生命和自然资源，是人类最大、最神秘、也最珍贵的宝藏之一。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虾样子像螳螂！还有的鱼长着长长的胡子！海兔真的长了一对“兔子耳朵”！海马宝宝是海马爸爸生出来的！鱼在睡觉的时候也把眼睛睁得溜圆！凶猛的鲨鱼其实是很温顺的！……让我们到神秘的大海里遨游一番，一起去探索其中的奥秘！《科学的后遗症》一书编入科学历史上几十个各领域有关失误以及违背科学研究初衷从而贻害人类的故事。在科学史上，失误与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历史使人聪明”，我们应该能从前人的失败和失误中得到启迪而有所收获，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本书编入科技史上几十个各领域有关失误的故事，意在引起人们的警觉，从而减少失误；这些故事内容翔实、史料丰富，展现出科技发明发现曲折、崎岖的道路，真善美与假恶丑径渭分明、引人深思、给人启迪，能让人在顺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中百折不挠，从而受益终生。《战火硝烟中的科学》以翔实的资料、大量的信息及生动形象的文字，阐述了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我们所理解的信息装备、网络武器、非致死武器、太空大战、无人战车、隐形兵器等，并展望预测未来战争，是一套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为广大青年读者喜闻乐见的现代军事科普读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该书详尽地介绍了各种武器从诞生到完善的艰辛过程。全书配有大量精美、翔实、准确的图片，讲述感人至深的武器背后的故事。希望少年儿童们以此为契机，热爱国防，研究武器，长大后成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员。《健康中的科学奥秘》本书精选了日常生活中部分治病、防病、保健、养生的奥秘和知识，十分有益，读了它，能帮助你珍惜人生，珍惜身体，科学生活。健康至关重要，其中有无尽的科学奥秘，多数不被人知晓。在古老话题中，寻找我们期盼的良方。全面保健不仅是对我们作为理性的人知识和悟性的一个检验，也是给我们科学而充分享受美味佳肴和丰富生活的机会。这本书讨论的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健康问题：环境变迁、身体与营养、疾病与营养、衰老和营养。该书是一本包括最新营养、健康、人体和疾病日常护理的书，也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健康概念和观点的与众不同的科普教育书籍。《与科学的那点误会》从少年儿童身边的科学领域出发，从“天文地理”、“数理化”、“健康卫生”、“动物植物”和“生活常识”等五个方面，筛选出少儿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找出最容易弄错的科学知识。在人们的生活、学习、生产中，一旦不注重知识的更新，新科技的学习，便极容易步入一个个误区，走到科学的对立面去，轻则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常识错误，重则闹出种种伪科学来，扰人视听，祸害科学，更害自己！本书通过讲述这一个个发生在生活中的科学错误小故事，从而激发少年儿童学科学、用科学的学习热情。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可以帮助小读者纠正错误的认识，给读者正确的科学知识。
本套丛书由李慕南任主编，李桂香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杨静、张强、杜天峰等同志。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本书在编写等方面，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
绝缘体也会导电
1975年，美国费城（它的全称是费拉德尔非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伦·马克迪亚米德（1927～）教授，到日本访问。当这位出生在新西兰的化学家参观东京技术学院（一译东京理工学院）的时候，在一个实验室的角落里看见一种奇异的薄膜——样子像塑料，但又闪着金属的银光。于是，他好奇地询问：“那是什么？”“废品”。陪同的白川英树（1936～）教授不以为然地回答。白川英树艾伦·黑格
日本筑波大学化学家白川英树接着介绍，这是一个朝鲜留学生在做高分子聚合黑色聚乙炔薄膜实验的时候，由于没听清要求，弄错了配方，误加入了成千倍的催化剂，才产生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废品。白川之所以把它在实验室角落里展示了5年，是作为不按导师实验要求而发生事故的“物证”。
马克迪亚米德面对着这件废品思索片刻以后，毅然停止了参观，坚持要求面见出事故的朝鲜留学生。他详细询问了实验的全过程和配料的比例等，在得知这有机银光薄膜还具有一些导电性能的时候，一个灵感的火花迸发出来——能不能发明一种能导电的塑料呢？
这是一个有悖常理的大胆设想。自从1868年发明第一种塑料——赛璐珞以来，形形色色的塑料都是绝缘体，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但是，马克迪亚米德却独具慧眼，当即邀请白川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研究。原来，他和另一位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家艾伦·黑格（1936～），也在合作研究无机聚合物的金属薄膜。
在宾夕法尼亚太学的实验室里，他们用先进的设备进行了大量掺杂研究试验——白川知道掺杂后材料的性质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并且利用精密电脑记录艾伦·马克迪尔米德分析。在经过无数次失败之后，当有一次将微量的碘非常困难地加入到一种聚乙炔中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经过黑格的一个学生测量，银光塑料的导电率一下子提高了1000万倍（一说3000亿倍），真正成了金属般的导电塑料。
1977年，在纽约科学院国际学术会议上，白川把一个小灯泡连接在一张聚乙炔薄膜上，灯泡马上被点亮了。“塑料也能导电！”此举让四座皆惊，因为塑料是绝缘体的定论已经被推翻。
同年夏天，黑格、马克迪亚米德和白川等，将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论文《导电有机聚合物合成：聚乙炔的卤素衍生物》中。这一发现被公认为是一个重要突破。从此，一个新领域诞生了，并引导出许多新的和令人激动的应用。
导电塑料的发现，掀起一股研究热。仅1984年一年，全世界发表的有关重要论文就超过200篇。
那么，掺有杂质的塑料为什么会导电呢？和白川一起在筑波大学研究的赤木和夫通俗地说：“杂质虽然不会改变塑料的结构，但使电子处于‘兴奋’状态，从而形成电流。”
导电塑料具有塑料的优点，例如重量轻，拉伸性、弹性和柔韧性好而便于成型。同时，它又具有金属的优点——导电性好。由于这些优点，可以代替金属作一般的输电导线。而且，由于可以做得很细，所以能在微电子领域大展宏图——例如用在越来越密集而且不断微型化的集成电路中。目前，大批量生产的导电塑料，已经广泛应用在微电子工业中。
将导电塑料浸入一种复杂的溶液后，可以把太阳光的能量转变成电能，它的原理类似植物的叶绿素的作用。用它可以制成太阳能塑料薄膜，并根据建筑物形状进行剪裁，直接将太阳能变成电能并储存起来，非常方便。20世纪末才开始研究的高分子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就采用了这种太阳能塑料薄膜。它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提高到了3%左右，一旦更上一层楼，其廉价的成本必将前途无量。
蓬勃发展的纳米技术，推进了导电塑料的研究。美国利用塑料纳米技术，成功地开发出了新型塑料太阳能电池。它的电极厚度只有头发丝粗细，却可以源源不断提供0.7伏的电压。
利用导电塑料吸收电磁波的特性，可以制成抗电磁波干扰的屏蔽装置，非常轻便。目前可以做得非常薄的导电塑料，具有可以弯曲等其他优良特性。博伊尔勒认为，把它应用在电脑上，将有望进一步缩小电脑的体积并提高其运行速度。
最近，科学家又制成了塑料晶体管，向单晶硅提出挑战。如果能用导电塑料取代锗和硅，将以低廉的价格和更易于加工处理的优势，引起电脑的革命。
对这些进展，赤木和夫甚至满怀憧憬地说：“也许可以像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说的那样，把高性能的电脑装进手表。”
更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又研制出了超导塑料——零下270℃的时候电阻为零。这对于超导物理的理论研究又提出了新课题，潜在的实用价值不可限量。
中国科学家们正在研制的塑料电池。重量轻——仅为铅酸蓄电池的1／20，使用寿命长，提供电流大，其功率密度比传统铅酸蓄电池约高20倍，性能也稳定可靠。这场“电池革命”，最终会使没有污染、噪声小和节约石油能源的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汽车得到广泛使用。
199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弗伦德（R.Friend）发现，在电场中某些有机聚合物可以发光。采用导电塑料制成的有机发光二极管非常薄，比普通发光二极管使用寿命更长、亮度大、耗能低和发光效率极高——它属于冷光源。美国专家预测，到2020年，使用这种发光二极管，将使美国照明用电减少一半，从而每年节约1000亿美元，把生产电能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近3000万吨。这种发光二极管还可用于制造可弯曲的彩色显示屏幕，用在电脑或电视机等上面。
导电塑料的发明，让三位科学家共同登上了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领奖台，共享91.37万美元的奖金。
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曾经说过：“在能够对科学作出贡献的所有因素中，观念的突破是最伟大的。”导电塑料的发明，是“观念更新出成果”和“取优点去劣势”的典型例证。
威尔·罗杰（WillRogers）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绝缘体会向“相反方向”变成导体，印证了这个哲理，也诠释了英国诗人雪莱（1792～1822）的名言：“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
用绝缘性好的陶瓷去制作超导体，把硬脆的陶瓷改得硬而不脆，在硬脆的玻璃中加入金属，制成硬而不脆的金属玻璃，都是类似的例证。
不可忽略的“不经意”
1945年9月2日和2005年8月25日，两个几乎相差“一个甲子”的日子。
这是人类难以忘怀的两个日子，更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两个日子。
在前一个日子的晚上，有一艘巨大的战列舰“密苏里”号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海上，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1880～1964）代表盟国在这里接受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于是，第二天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成了一个人类喜庆的日子。在“密苏里”号上，麦克阿瑟在受降书上签字
从后一个日子开始，级别最高的飓风——5级的“卡特里娜”以200多千米的时速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使低于海平面的新奥尔良市堤坝溃决而几乎成了水中的“庞贝”。于是，这个造成1500亿美元经济损失和1209人死亡的“美国历史上十大灾难之一”的日子，也成了一个人类——特别是美国人悲哀的日子。
那么，这一喜一悲的两个日子为什么被扯到一起呢？2005年8月28日，新奥尔良几乎成了水中的“庞贝”
在接受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军人就用木箱装上物件“打道回府”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亚洲木箱”的木板中，潜伏着一种危险的敌人——白蚁。它们蜷缩在木板中免费远涉重洋到达美国，并以强大的繁殖力（每天产卵可达4000枚）和长寿命（蚁后可达15～50年）在美国兴旺发达——特别是在像新奥尔良市这种有潮湿温暖气候条件的地区。“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生物学家发现，在新奥尔良市倒塌的许多木结构房屋中，都有白蚁当飓风的“内应”——它们老早就蛀空了木料，使木结构房屋更加“弱不禁风”。而当地的白蚁却基本上没有这种危害。
这就是当今时髦的科学名词——生物入侵的一个案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哲理是，我们有时“不经意”的行动，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不经意”乱扔一块西瓜皮，就导致一位孕妇跌倒而流产；“不经意”乱扔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就导致一场森林大火……
生物入侵的案例不胜枚举。澳洲“刺梨”事件，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1840年，一位南美阿根廷医生移民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带来了一个普通的“刺梨”盆景——澳大利亚仙人掌的祖师仙人掌爷。
刺梨颜色碧绿，容易生长，还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人见人爱。病人就诊以后，就顺手摘一叶回家，不几天就生根萌发新株了。
刺梨在盆里生长是“矮子”，而插到野外可长到一人高。一些人就把它插在庭院或野地里，任其自由繁衍。于是“如鱼得水”的刺梨，就毫不迟疑地窜出围篱，向茫茫大草原“狂奔猛跑”……“合法入境”第85年的1925年，刺梨已经成为澳洲东部的新霸主——这位新“移民”成了草原和荒漠带的优势植物，盘踞了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24万平方千米土地。小麦、玉米和牧草等都成了刺梨的“手下败将”——耕地和牧场被一片片蚕食鲸吞。耕地减少，牛羊没草吃，农牧民只好撂荒而逃……
澳洲人用传统的铲除、刀砍、车压、火燎和喷药等方法围歼刺梨，但显然收效不大。比如喷农药，起初刺梨还肥叶枯萎，但根却不死，不久就“春风吹又生”；后来有了抗药性，喷药不仅无效，反而给它撒了水施了肥。
后来，生物学家终在刺梨的老家——阿根廷发现了它的死对头，一种专吃仙人掌的“卡克勃拉斯特”昆虫。这种蛾虫在刺梨株心排卵，孵出的幼虫吃茎啮叶，排出有毒粪便，转眼就让一棵刺梨“呜呼哀哉”。第一次成规模放虫试验，就消灭了2470公顷的刺梨。1926年更是毁掉40万公顷刺梨。在“生物防治”10年后的1935年，刺梨灾完全被控制——只剩少量刺梨成为点缀澳洲荒漠不可或缺的风景，同时给“卡克勃拉斯特”提供食粮，以免它去危害“他人”。仙人掌、蛾虫和草原连为一体，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微妙的平衡。“吃水”不忘“掘井人”——昆士兰州政府在州的首府布里斯班市，建了“卡克勃拉斯特”蛾虫纪念碑。
在刺梨“走向澳洲”的起点——那个阿根廷医生定居的布拉科尔镇，也建了纪念馆，以铭记这场惊心动魄的“生物战”，警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克隆动物未老先衰
1996年7月5日下午5时，一项震惊全世界科学界的事件发生了——6.6千克、妊娠148天的克隆绵羊“多莉”在伦敦罗斯林研究所一个普通的实验棚里横空出世。它的“母亲”是英国科学家坎贝尔和伊恩·维尔穆特（LWilmut）。而“多莉”这个名字，则来源于维尔穆特最喜欢的有硕大乳房的英国乡村女歌手多莉·帕顿——“多莉”由一只母绵羊乳房上提取的细胞克隆而得，当然名字应该和乳房有关。不过，在2006年3月上旬，维尔穆特承认，培养“多莉”的，并不是他，而是坎贝尔等人。克隆绵羊“多莉”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数不清的各种克隆牛、兔、山羊、鼠、猪、驴和猫等动物在世界各地“百花齐放”。
然而，“好景”不长——“多莉”出生3年后就“未老先衰”，后来，它又患了肺炎而不断衰竭，只好在正当“中年”的2003年2月中旬被迫实施安乐死。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齐放的百花”，也大多“零落成泥碾作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克隆动物“未老先衰”并最终早夭呢？
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克隆技术不成熟。这种看法有以下事实依据。“多莉”是经过277（一说247）次试验才成功的一次，这一成功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不如说是一个偶然的特例。事实上，克隆“多莉”的坎贝尔和维尔穆特等人，就再也没能克隆出任何一只动物来。而且，“多莉”生前的磨难，使他们在它出生以后，不敢立即公开——他们知道幼稚的技术将使它有可能立即死亡。这样，在“多莉”出生半年以后，他们才于1997年2月23日宣布，并由美联社在同一天报道出来。4天后，英国的《自然》杂志全文刊登了他们的实验结果。
其实，克隆动物“未老先衰”，还有下面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2003年，英国剑桥的科学家证实克隆的动物容易“未老先衰”的原因。是克隆动物时复制过程本身就会损害动物正常生长的基因机制。他们跟踪了一系列的胚胎图像信号，观察细胞是如何生长的。研究显示，克隆的胚胎常常会出现不正常信号，而正是这些异常阻碍了克隆动物的正常生长——通常情况下，这种异常仅仅出现于动物晚年。
在2005年出版的一期《科学》杂志上，一个研究小组报告说，对恒河猴的研究发现克隆使胚胎失去了一些关键的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对细胞中染色体的分配与细胞的正常分裂都至关重要。同样的问题可能也阻碍了克隆人的研究。
几个研究小组一直想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来克隆猴子，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匹兹堡医学院的沙滕（Gerald Schatten）等人，就怀疑在克隆胚胎中有什么东西搅乱了细胞的分裂——在早期阶段，这些胚胎看似正常，但当植入体内后却没有一个能导致怀孕的。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后找到了答案：这些胚胎中的许多细胞在染色体数目上都出现了错误。尽管前几次具有这类缺陷的细胞分裂不会影响胚胎的生存，但发育过程很快就不可救药地“脱轨”了。
这项工作解释了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从人类细胞核移植得到发育正常的胚胎，也进一步证实了那些宣称已克隆出人类的吹牛者，还不了解细胞或发育生物学的事实。
克隆动物“未老先衰”的事实，表明了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大自然是难以完全复制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要揭示的深刻哲理——它有助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复制大自然”。
人类相当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是受到自然的启发而产生的，模仿或复制自然当然不乏杰作。比如，仿生学中把大凤蝶翅膀的凹坑结构应用到纸币上，就诞生了极难造假的防伪钞票。但是，许多模仿或复制总是有缺陷的，或者是完全不成功的。
2005年9月中国制造的世界领先的仿生智能机器鱼，虽然能够游动，但却“行动迟缓”——和真鱼的“鱼翔浅底”相去天渊。这是有缺陷的例子。
人类眼睁睁看见“鹰击长空”数千年，却无法制造出一个扇动翅膀的飞行器——就像最蹩脚的母鸡那样扇动翅膀飞行一小段。这是完全不成功的例子。
在这种事实面前，更不用说去完全成功模仿或复制创造生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是由于人类自身和能力的缺陷与局限，更是大自然的更为复杂巧妙和博大精深——只有约300万岁的我们，和约45亿岁的大自然相比，不过是出生以后才牙牙学语的幼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全面、持续地了解，熟悉自然，掌握自然的规律。
这就是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1452～1519）所说的“直接向大自然请教”，当“大自然的儿子”。
外来物种面前的平常心
碧波荡漾，“水中美人”在水一方。这是中国南方经常出现的水上一景。
这里的“水中美人”，就是浑身碧透，绿得醉人，连膨大的浮囊叶柄外皮也是绿色的水葫芦。只要它活着，就浑身闪绿，不像草木老是掉落黄叶枯枝。成熟期水葫芦则从叶腋萌生花穗，抽出轴状紫色花簇，花瓣偶尔可见黄、蓝斑点。独霸水域的“紫色恶魔”水葫芦
水葫芦学名凤眼蓝，别称水浮莲、布袋莲、水荷花和假水仙等。原产南美委内瑞拉，后传播到南北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1884年，美国新奥尔良市举行国际棉花博览会，各国客商看见当地簇簇紫花绽放像热带兰的水葫芦，就纷纷带回国作花卉培植。随后不到百年就成了东半球60多个国家的常见植物。
由于水葫芦生命力旺盛，繁殖力强到八九天就翻一番，所以很快就成为“水上霸王”。
当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将水葫芦当作度荒青饲料奉养的时候，它在国外已经声名狼藉，到处遭到斩杀。孟加拉的水葫芦引自德国，称为“德国恶草”。南非的水葫芦引自美国佛罗里达，20世纪20年代泛滥成灾，号称“佛罗里达恶魔”。斯里兰卡的水葫芦引自日本，骂名“日本烦恼”。印度则称水葫芦为“紫色恶魔”。
水葫芦抢占水面，窒息鱼类，妨碍航行，影响灌溉，孳生蚊虫，缠结水轮机叶片，成了大害。例如，泰国湄南河一发洪汛，一座座盘根错节的水葫芦“岛屿”就浮游而下，猛冲桥洞，曼谷几十艘专业船保卫首都，紧急迎战，把“岛屿”分解捞起方才作罢。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则采用人工捞取、火焰喷射、毒药喷杀和炸药爆破等手段加以“强攻”，可是，三个月后，“紫色恶魔”或“水上绿魔”依旧“在水一方”。于是，它被列入世界“十大害草”。
在中国，水葫芦灾害以闽、台、粤为甚，福建是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养猪主要靠商品饲料，花工钱捞水葫芦养猪不合算。水葫芦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倒自由自在地四处漂泊，疯狂繁衍。到人们“蓦然回首”的时候，为时已晚！如今福建的水葫芦盘踞了全省1／4的湖塘库沟水域。于是从2003年冬季开始，福建曾打响了专项整治水葫芦的战役……
当然，入侵的不只是植物。
福寿螺又名苹果螺或大瓶螺，原产南美亚马逊河。因为它营养丰富，肉质松脆味美，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带到台湾和广东等地，开始大规模饲养。但引入后发现肉质并不理想，吃的人很少，最终被抛到野外的水中。由于它的繁殖力强，没有天敌，所以短短几年就蔓延到温州和丽水等地，使农民的庄稼在一夜之间就被吃掉大半，并和当地螺和鱼类争食水草，成为“害虫”。但是，此时已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例如，1988年，四川一家农研所从外地引进福寿螺，在泸州人工净养成功后，在1993年曾使四川荣昌（现重庆）100多亩稻田颗粒无收。到2003年已经对农田造成巨大的危害，虽然花费大量人力打捞和采用化学药物处理，但仍要大约5年才能根除。
至于引进的观赏鱼食人鲳在2003年咬人的事件，更是当时的热门新闻。食人鲳上“刑场”前还咬人
是的，生物入侵已经给人类带来各方面巨大的危害。例如，仅美国一年就因此损失1000亿～2000亿美元。于是，美国宇航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外来物种的入侵可能会造成21世纪最大的自然灾害。”
但是，很多外来物种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可怕——90%对周围生态系统不产生重要影响，大自然的包容和自我修复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著名生态学家查尔斯·爱尔顿的研究证实，多数情况下外来物种不会削弱生态系统，而是将大生态系统变成更多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中都有对人类有益的生物。
实际上，外来生物大多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新的环境。当地物种的灭绝，很少是因为外来入侵物种直接造成的结果。
那么，对入侵物种有没有理想的既引进又制约的好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欧洲的艾菊在引进美国之后不久就成为有害物种——危及当地的生态和环境。后来，美国人把它的天敌——来自法国的红蛾和来自意大利的甲壳虫，也引入美国西部。由于它们都以艾菊的叶子为食，结果艾菊受到制约，再也没有力量“为非作歹”了。
由此可见，对于“侵略者”，我们不必都采用“斩尽杀绝”的手段——让它们和天敌“和谐相处”，形成一定“食物链”，保持生态平衡，有时是更好的方法。
大自然是和善的。我们谴责“入侵”的真菌疾病给农场带来的灾难，却忘记了我们种的庄稼和养的牲畜，原先也是入侵物种。我们渴望保持原有的生态系统，但是，无论我们是否干预，世界无时不在变化。一个看起来纯粹灾难性的事故，最终可能被科学研究的成果所推翻，促进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的客观规律。科学总是在怀疑中前进，科学研究的结果常常令世人惊讶不已——包括科学家自己。
小生物闯大灾祸
“混蛋！胆小如鼠的饭桶！”一群“大将军”站得笔挺，接受严厉的训斥。
是谁，因为什么，这样大发雷霆？
1941年的一个夏夜，巴黎全市突然停电，顿时全市乱成一锅粥。
占领巴黎的德寇司令部立即判断，这是法国武装力量进攻前的预谋，于是连夜紧急从本土派一个机械化师的兵力来加强戒备。德寇的判断也不是空穴来风——1940年6月中旬纳粹侵占了巴黎之后，就经常遭到法国爱国力量的袭击。
德寇惶惶不可终日熬了几天，袭击却没有发生，于是气急败坏地杀害了几百个巴黎市民。
事后，查明了停电原因。原来是发电厂开关闸刀仓的电线被老鼠咬断，造成供电系统失灵。
这场虚惊激怒了希特勒，于是这个魔鬼就对他的“大将军”们来了一顿臭骂……“大将军”们倒是只承受了一顿臭骂，但对巴黎的数百市民来说，却用性命为一只老鼠当了“替罪羊”。
一只老鼠咬断电线，这是“小事一桩”。然而，这种“小事”引出“大灾”的例子，比比皆是。
下面，是一个商业上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一家雨鞋公司派往世界各地的产品推销员，向公司报告了当地需求的雨鞋款式和数量等资料。公司将这些信息输入电脑，计算出要生产500万双雨鞋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公司经理决定立即生产供应。可是，整个雨季却只销售了20%，80%成了滞销品。该公司因此负巨额债务并最终破产。
开始，经理怀疑推销员提供了错误的情报，后来经查实竟是一只蟑螂爬进了电脑，在里面乱舔并产了卵，引起了线路的故障……
下面，是一个工程上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市民同往常一样，在一座雄伟壮观的石拱桥上“闲庭信步”。
突然，“轰”的一声——石拱桥倒塌。桥上百余人坠河丧生，酿成非洲桥梁史上最惨重的事故。
桥梁专家赶到现场对事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桥梁设计和施工都没有差错，也没有超载和人为破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桥垮人亡的惨祸呢？
后来，经一位桥梁专家仔细调查，才发现在桥拱石的缝隙间爬满了蜗牛，当地的这种蜗牛把粘固桥梁之间的石灰浆当成了美味佳肴。日久天长，石灰啃完了，拱石也松动了……
下面，是三个交通上的例子。
1944年秋，在意大利南部山区的铁路线上，一列满载着士兵的火车从贝瓦诺车站出发向前飞奔。
然而，列车出发了两个小时，却还没有到达相距只有5千米的前方车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列车上一名乘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列车迫停在S形的隧道里，车上500多名士兵全部死亡。
原来，隧道里阴暗潮湿，许多癞蛤蟆爬在铁轨上，车轮和铁轨沾满了被轧死的癞蛤蟆黏液，如同涂上了润滑油，车轮在原地打滑。司机又拼命添煤，想冲上斜坡，穿出隧道，但车轮始终空转。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列车上烧的是劣质煤，排出浓度很高的一氧化碳，聚集在通风不良的S形隧道里，车上的士兵在睡梦中因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而中毒死亡。
20世纪60年代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一列火车在印度东部的原野上风驰电掣……
春光明媚的铁路沿线花红柳绿、蝶飞蜂舞，列车驰进瓦腊纳西小站。可是，司机却始终看不清信号——是停车还是继续前行呢？他只好把身子探出窗外，尽力观察。
突然，一只蜜蜂蜇了司机一下，他本能地顺手把它拍死。这一“拍”，可闯下了大祸。
这只蜜蜂在临死的时候，散发出招引附近同伴的特殊气味。被群蜂包围乱蜇的司机顿时疼痛难忍，视线一片模糊，只好立即紧急刹车。可是，为时已晚——惯性驱动着火车闯入车站，猛然撞上停在同一条轨道上的另一列火车，造成5节车厢颠覆、死伤旅客300多名的惨案。
那么，司机为什么会“始终看不清信号”呢？原来，指挥行车的信号机架上爬满了蜜蜂……
1980年9月，“两伊”大动干戈，中东局势日益紧张，埃及总统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后，13名将军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开罗飞往塞得港。当飞临地中海上空的时候，一只飞鸟随着气流像炮弹一样射进飞机的涡轮发动机。瞬间，发动机停转，飞机失去了平衡而栽入地中海，机上13名将军全部遇难。
据航空史记载，鸟撞飞机的事故常有发生。飞机“怕”飞鸟，是因为飞机速度快。据计算，一只数千克重的飞鸟撞在时速1000千米飞机上，撞击力可达近百吨。这必将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难怪航空上说，空中的飞鸟是“鸟弹”。
下面，是一个旅游业中的例子。
苏金达是苏丹国红海沿岸的一座名城，曾经以东方风格的宫殿、通街河道和如诗如画的港口而闻名遐迩，19世纪的旅行家们曾把这座繁华兴旺长达5个世纪的城市，誉为“红海边的威尼斯”。
但是，如今它已沦为一片废墟。
毁灭苏金达的元凶，是一些“小虫”。
15世纪的苏金达，曾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并发展为亚非间贸易的重要集散地。1860年，岛上的土耳其统治者下令修建城墙和营造房屋。居民们趁红海落潮之际搜集珊瑚石，运回港口当建筑材料。在运输过程中，他们也把珊瑚虫带进了水道，从此埋下了祸根一一这一带海水温暖适宜，珊瑚虫数量剧增。不久，航道就冒出几座珊瑚礁，造成港口堵塞无法通航。到了20世纪初，甚至连小船也难以通行了。
下面，是一个仓库中的例子。
1990年夏天，日本南部一座仓库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一起火灾，幸亏消防队员及时扑救，才没有酿成大祸。
事后对起火原因进行调查，排除了人为纵火和电线短路，也否定了仓库内物品自燃和自爆。
后来，有人在仓库里发现一只烧死的猫和墙角地上的一堆生石灰。于是，一位专家分析推断，惹祸的就是这只死猫。它在生石灰上撒了一泡尿，生石灰遇水生成熟石灰发生的化学反应产生数百摄氏度的高温，超过了盖在上面的油毡和木板的燃点，引起火灾。
为了证实这一推断，专家把相当于一泡猫尿的水，浇在50千克的生石灰上——果然把盖在上面的油毡点燃。
下面，是一个农业上的例子。
1957年，一种杂交非洲蜂的后代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胜利大逃亡”。蜂性凶猛的非洲蜂逃逸到适宜生长的南美丛林中迅速繁衍起来，不断向外扩散并造成灾害。30年来，至少有400人死于杀人蜂的毒螯之下。后来，美国的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等地，又不断传来杀人蜂危害人类的消息。
此外，给农作物传送花粉的本地蜜蜂，容易和这种长得相似的杀人蜂杂交。杂交后的蜂，就不再为农作物传送花粉了，巴西农业每年为此损失10亿美元。
推广成果要因地制宜
“你们捆的是谁呀！”楚王故作惊讶地站起来问。“禀报大王，是齐国人——盗贼。”小官赶忙回答。这是晏子代表齐国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演的一场“戏”上的一幕，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有记载。晏子名晏婴（？～公元前500），字平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个智慧过人的官——大夫。
原来，晏子到楚国以后，楚王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只见两个小官绑着一个犯人走进宴会大厅。这时就有了前面的对话。“齐国人都善于偷东西吧？”楚王转过头，看着晏子，得意地说。“我听说，橘子生在江南，就结出橘子；移到江北，就长成枳实，虽很相似，但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水土的差异。老百姓在齐国从来不会偷东西，到了楚国却会偷，请问这是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盗呢？”晏子站起身来，“借刀杀人”、反唇相讥。
楚王和晏子的话，从逻辑上讲，都犯了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和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错误。不过，晏子所说的“橘逾淮为枳”，却说明了“环境对事物的发展和改变很重要”这个哲理。
的确，南方的橘子又大又甜，很使北方人“垂涎三尺”。于是，就有人把它带到北方栽种，但结果却大失所望——结出的果实又小又酸。这样，就有了“南橘北枳”即“淮橘为枳”或“橘化为枳”的成语，和“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记载。其喻义为，同一事物，因生长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异。
南橘北枳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众所周知，北方的马铃薯不但个大，而且单位面积产量高。于是，南方人也引来种植，但个子变小，单位面积产量也不高，而且还一年不如一年，只好年年到北方带回母种，期盼好的收成。苏东坡
南橘北枳在医学上的克隆版，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1）赞扬的“圣散子”“杀人无数”的故事。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苏东坡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因反对王安石（1021～1086）变法，被以作诗“谤讪朝廷”的罪名，贬放到黄州。
苏东坡到黄州的时候，正好当地流行传染病，患病的人很多。医生用一种“圣散子方”的中成药治疗，效果非常好，患传染病的人大都被治愈。于是，苏东坡就一再挥毫称赞“神药”圣散子的神奇疗效。
随着苏东坡文章的传播，圣散子也名扬四方，受到全国各地的文人及医生们的重视，被视为灵丹妙药。
宋朝元佑年间（1086～1094）的1091年，永嘉地区闹传染病，很多人也用圣散子来治疗。但是，非但没有能治好，反而使许多人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到了宋朝宣和年间（1119～1126），圣散子又在汴京广为传播。因为“大学生”们都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粉丝”，也都读过他的文章，对它的疗效自然深信不疑。但是，医生们在用了它之后，却“杀人无数”，只好停止使用。
又过了近300年，到了明朝弘治癸丑年（1493），吴中即苏州一带传染病大流行。曾读过苏东坡赞扬圣散子文章的苏州府地方官孙鉥，为了阻止传染病继续蔓延，就命令当地的医生及药店都配制圣散子，除了沿街叫卖以外，还将圣散子方印刷刊行，到处散发宣传。结果导致许多病人狂躁昏瞀而死。
那么，当年在黄州大显神通的圣散子，为什么后来就不灵了呢？
原来，黄州地处江边，临江雨多，比较潮湿，当地人多患有寒湿类的疾病。所以，吃圣散子——祛寒燥湿的药，恰好针对病情，疗效就很好。因此，苏东坡盛赞圣散子也不足为奇。“三苏故居”的苏东坡塑像
但是，在后来三次提到的那些地方所流行的传染病，却正好与黄州的传染病相反——病人是受温热的邪气侵袭而致病的。此时，再去吃圣散子这种燥热助邪的药物，就好像火上浇油，怎能不加重病情、误治而死呢！
苏东坡赞扬过的圣散子之所以会“杀人无数”，是因为这些医生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缘故。所以，医生必须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遵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才能奏效。
治病是如此，做其他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人盲目引进、大量种植仙人掌和芦荟等——因为这些“美容保健食品”在外国“火得很”。结果都因为中国人和“老外”的生活习惯和口味等不同而折戟沉沙。
不管是地域不同也好，还是疾病不同也好，都告诉我们一个哲理：推广成果不能不看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因时因地制宜；那种“万能药方”是没有的。科技发明发现中的成果如此，方法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一些强行推广某一经验或方法的失误，都从反面明确无误地验证了这一哲理。
近年，到处流行诸如“求职十大诀窍”、“创业八大经验”和“择偶六大秘诀”之类的“人间指南”。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吸取适合自己的“精华”。然而，如果株守这些伊人昔日他乡的“戒律清规”，就很可能橘化为枳。
人与病毒是对抗还是合作
病毒——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它总是与疾病和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骇人听闻的病症都是它在捣乱。
那么，让人“谈毒色变”的病毒就那么罪大恶极吗？
其实，绝大多数病毒都能与我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有些甚至就是为我们做贡献的好朋友！
我们曾经把人体内的病毒都看作是致病的“瘟神”。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在人体内的所有病毒中，致病的是“少数派”。而且，它们大多只在人体感染的这段极短的时间内存在——患者被治愈或死亡后，就“死于非命”或“另走他乡”了。
那些长时间呆在人体内的病毒。大多数不会危害人体，也不会引起症状。不但如此，它们有时还会对宿主产生一些有益的作用。例如，一种内源性逆转录病毒（ERV）在进化过程中，就和哺乳动物的细胞“亲密无间”，并成为高级哺乳动物DNA的组成部分。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和脊椎动物直接从病毒那里获得了100多种基因——病毒侵入到这些生物体细胞内的结果。人体内复制DNA的酶系统，就有病毒的功劳。
我们知道，生物体都是“排他系统”。但是，母亲体内的免疫系统，为什么不排斥从受精卵开始就生长在子宫内的胎儿呢？人们对此提出的假说之一，就是有某种制约因素在起作用。后来，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ERV能够通过调节胎盘的功能，来阻止母亲的免疫系统排斥胎儿，保证胎盘的形成。因此，科学家们说，ERV是母亲的小帮手——没有它们，就没有人类和高级哺乳动物的今天。
你看，病毒有了第一个贡献——促进了生物的进化。
病毒的第二个贡献是，制止了疾病的肆虐。
例如，一些对人体无害的病毒能帮助消除有害的病毒。2004年，美国科学家用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感冒病毒治疗老鼠的脑部肿瘤，取得良好疗效。这种引发普通感冒的腺病毒，能够侵入并杀死60%的实验老鼠脑中的肿瘤细胞，但并不影响老鼠体内其他健康细胞的正常功能。它能使患恶性脑肿瘤的老鼠多活冠状病毒的结构120多天。主持实验的科学家说，这一疗法为那些不宜接受手术的脑肿瘤患者提供了希望。
又如，与上述发现相隔不久，加拿大的科学家也发现了一种能够杀死癌细胞的病毒——这种遍布人体的滤过性病毒对人体无害。研究人员用老鼠进行实验，发现注入这种病毒后，老鼠身上的恶性肿瘤就会消失。
再如，有的科学家大胆尝试用令人闻风丧胆的艾滋病病毒来“以毒攻毒”，开辟了一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新方法。科学家还设想，用艾滋病病毒中携带的遗传因子，替代患者身体细胞内有缺陷的遗传基因，来治疗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老年性痴呆症。
病毒的第三个贡献是，维持生态平衡。
病毒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定“试探”了各种各样的宿主。如果对方的“抵抗力”太弱，它就会“命丧黄泉”；只有和它“旗鼓相当”的宿主，才能相互“共存共荣”。就在这漫长而又不断“磨合”的过程中，物种之间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同步”进化关系，生态系统也就达到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是动态的。当一个物种面对陌生病毒的时候，因为没有“练就”抵抗的本领，就无法控制“入侵者”的大量繁衍，病毒种群就会大爆发而酿成疾病灾难。此外，病毒自身也会变异和出现返祖现象，从而导致宿主原有的抵抗本领减弱或消失。事实上，自然界中的很多疾病灾难，都是这个原因。
下面的一个实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初，欧洲的兔子随着英帝国殖民者来到澳大利亚。1859年，墨尔本动物园引进了24只欧洲家兔，供人们观赏。不幸的是，这个动物园关家兔的木笼于1863年在火灾中被烧毁，幸存者窜奔旷野，成为野兔。
因为当地牧草丰美，又没有高等食肉动物，所以当地的野兔在近一个世纪里就增加到70亿只。野兔与家羊争牧草，还打洞破坏草原，严重危害了草原生态平衡和畜牧业发展。在这“兔灾”面前，澳大利亚政府只好在1950年引入了一种黏液瘤病毒——让野兔感染之后几乎100%死亡。而它的天然传播媒介是蚊子。
开始，实验很成功——澳大利亚东南部有蚊子肆虐的地区，兔瘟疫像野火般蔓延，3年内就沿着南部海岸到达了澳大利亚西部，使各地99%的野兔死于非命。但好景不长，不久，杀死率逐渐降低，野兔数量渐渐回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实验表明，野兔身上病毒的毒性减弱，而它们抗病毒的能力却大大提高了。
在与病毒的长期较量中，我们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天花绝迹，鼠疫罕见，霍乱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已不再是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人均寿命已超过古稀。但是，正当人们为“伟大胜利”而欢呼雀跃，准备“穷追猛打”，要让所有致病性病毒遭受“灭顶之灾”而蓦然回首的时候，却发现人在万物之中并不是“独孤求败”。此外，还发现杀灭致病性病毒的道路也并不是一路坦途——耐药的致病性病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变异的致病性病毒让人们防不胜防，不可能消灭一些致病性病毒的多种动物宿主……
那么，在这种欲战不胜、欲罢不能的窘境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用一用中国老祖宗的“天人和谐”和“泛爱众生”吧！
1977年，德国的福尔克·拉什教授正式提出了微生态学这一概念，使微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使人与病毒、微生物的单纯对抗关系开始冰释。
下面的实例，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成果。
2004年，德国马克斯·普兰克研究院发生生物学的科学家发现，某些病毒能够迅速地生成一些可以相互作用和合作的复杂方法。生物学家格雷戈里·韦利舍和他的生物学家妻子于云素，对Myxococ－cus xanthus的一种变异做实验时，发现了这个现象。通常，这些病毒会纠集在一起寻找食物，或者为了生存会聚合成一个孢子。但是，由于突变株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就再也不能参加这类“集体活动”了——像已经被驯化了的狼失去集体猎食的本能一样。“全副武装”的科研人员在研究病毒
韦利舍说：“我们亲眼看到全新的合作形式产生了。”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这些病毒群体发生变化，从而防止它们的变化给人类带来危害。
我们对病毒、病菌和其他任何生物，尝试着从“对抗”走向“合作”吧——也许，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将黯然失色！
不该追求的“纯净”
“喝污染水和除盐水，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美国的水专家马丁·福克斯（Martin Fox）博士在《健康的水》中这么说。这本小册子在1996年就翻译到了中国。这里所说的除盐水，是指纯净水。纯净水除去了通常的水——我们称为“常水”（例如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等“杂质”。
喝污染水危害我们的健康，这是常识。那为什么喝纯净水也会危害健康呢？
原来，人们喝纯净水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污染水的危害。但科学家指出，饮纯净水无异于让你的肾脏“下岗”。久而久之，肾脏倒是“安逸”了，但一旦接触“常水”，反倒不能适应了，这就要引发某些病症。
再者，纯净水在除去“常水”中有害杂质的同时，也除去了其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等。据上海和天津两市的调查，一些长期饮用纯净水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学龄前后的孩子，普遍出现不明不白的浑身乏力、掉发秃发和肌肉哆嗦等现象。医学专家们经过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长期饮用纯净水所致——少年儿童需要从饮用水中摄取的钾和钙等微量元素，纯净水中恰恰缺乏。
不但如此，由于纯净水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所以它进人人体之后，会溶解人体内原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并将它们排泄到体外，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对儿童、老人和某些病人，纯净水不宜作为长期的唯一饮用水。
此外，福克斯还强调，由于纯净水中不含矿物质，就没有保护作用，因而其中只要被污染上任何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的作用就会被放大。这种污染，在劣质的纯净水中非常普遍。
最后，纯净水会让人体细胞选择有害的金属——例如铅，从而导致蛋白质或酶的机能发生障碍。约翰·索仑森（John Sorenson）博士，是美国矿物新陈代谢的理论权威和医学化学家。福克斯引用他的话说，新陈代谢的主要元素和次要元素的比例极易受水中主要元素数量的影响——如果所需的主要元素得到满足，次要元素就不会或很少被吸收，而是被排泄掉。举例来说，如果水中钙和镁含量高而铅含量低，人体就会选择钙和镁而把铅排到体外；但是，如果钙和镁含量也低，细胞就会选择吸收铅。喜忧参半的纯净水
实践也证明，除去了一些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的纯净水，确实会带来一些疾病。例如，美国的牙医专家的长期调查表明，喝自来水得牙病的概率比喝纯净水的少。原因是自来水中含氟，适量的氟可以保护牙齿健康——这对幼儿特别重要。又如，上海医科大学的营养学教授指出：“长期饮用纯净水，并用它来烧饭做菜，对健康有一定影响。现在有国外的研究资料证明，纯净水这种软水与心脏病和血管疾病有关联。”
福克斯认为，健康的水的标准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有一定的“硬度”——指其中钙和镁的总量（以水中的碳酸钙的量来计算）应该在170毫克／升左右。
二是水中的溶解性固体总量应该在30O毫克／升左右。
三是水的酸碱度应该略偏碱性，即pH略大于7。
而“常水”能基本上满足这些条件。
由此看来，我们追求了“纯净”，却没有得到想要的健康。此时，倒不如回归“自然”——例如饮用“常水”。所以，一些专家建议，最好是饮用烧开了的自来水——特别是儿童，并呼吁推广一场“喝白开水运动”。例如，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微生物博士张文清，就主张“灌上一瓶凉白开，塞进冰箱冷冻室，等上10分钟，包你喝得爽快”。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就下达了《不应在中小学推荐饮用纯水》的文件，通知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不应让处于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饮用纯水，以免影响他们健康成长。据说，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都明确规定不能饮用纯净水、超纯水和蒸馏水等。
不过，支持饮用纯净水的人——特别是生产纯净水的厂家认为，在均衡膳食的条件下，长期饮用纯净水有益无害。在这种宣传下，纯净水曾经“火”过一阵子。而各种水之间近10年争夺市场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水——纯净水、超纯水、太空水、电解活性离子水、蒸馏水、矿泉水、富氧水和各种饮料充斥市场，有的纯粹是为赚钱而做片面宣传，我们可不要被这些水的“汪洋大海”“淹没”啊！
和“火”的纯水类似的是纯氧——近年“火”起来的“氧吧”就是明证。
那么，纯氧又好不好呢？
为了抢救急需氧的危重病人，要给他输入“纯氧”。既然人体需要氧气，而空气中只含大约21%的氧气，那100%的纯氧当然就“多多益善”和“大大地好”了——一些人的逻辑推理，一定是这样的。就这样，人们为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而惶恐不安的时候，除了纷纷涌向空气清新的山野或海滨以外，还戴着氧气罩“贪婪”地吸着城里氧吧的纯氧——这一时成了一道城市风景。
医学专家指出，如果不是治疗某些重病或抢救危在旦夕的生命，健康人根本不用去氧吧吸氧。尽管吸过氧的人认为，对缓解疲劳和心理紧张十分有效，但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吸氧的“度”。适当的吸氧的确有益，可在氧吧谁又去负责计量呢？吸氧绝对不是多多益善啰！
再说，人类长期以来呼吸的是含有21%氧气的空气，整个身体已经适应了。如果吸纯氧，就很容易造成过量。这样，那些多余的氧，将会使人体脂质过度氧化，继而开始损伤细胞，加速人体衰老，甚至还会引致肺部疾患和癌症。
即使在医学治疗中，也不能长期使用浓度超过50%～60%的氧。因为长期吸入60%以上高浓度的氧，氧自由基会损害细胞中的DNA，影响体内的一些酶系统，抑制细胞内（尤其是线粒体内）的代谢反应过程，使肺部发生病理改变，形成“氧中毒”。事实上，我们前面提到的“为了抢救急需氧的危重病人，要给他输入‘纯氧’”中的“纯氧”，其实并不是纯氧，而是含有一定量的CO的氧。这里的“一定2量”，由医生根据实际确定——急需氧的危重病人，可以输入含纯氧99%的氧，或者含5%的CO加95%的纯氧混合的氧；而病情相对较轻2的病人，可以输入含30%～60%纯氧的氧。
在2004年3月上旬，中央电视台就播放了一个早产儿过量吸入“纯氧”死亡的案例，导致一场官司。原来，是医务人员不知道医学书中有长期吸入“纯氧”有害的知识。
类似，“一尘不染”也难以忍受。世界上的许多美景——例如迷人的彩虹和绚丽的晚霞，都是尘埃的杰作。
假如大气层中没有尘埃，强烈的阳光就会“原封不动”地照射地球，一切生物都难逃死亡的厄运。假如大气层中没有了尘埃，雨滴也因为没有凝结核而无法形成—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特别洁净的空气，就算水汽饱和达到300～400的相对湿度，仍然没有小水珠。在这两个条件下，地球也会变成像某些星球那样的了无生机的荒漠。
长期的“万籁俱静”，会使人渐渐产生忧郁、压抑、烦躁、紧张、恐惧和食欲减退，极大地伤害神经系统。这已有下面的实验证明。1951年，美国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们让受试者戴着耳机，呆在四壁用隔音材料制成的房间内。几天之后，这些人都感到烦躁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有的还产生了幻觉等异常反应。显然，一定量的轻微噪音——例如海涛拍岸、树叶沙沙和犬吠虫鸣等，就像有益的营养素，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
在当今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时候，一些人变得刻意追求“纯净”了，仿佛只有这样才文明和时尚，才能寿比南山。于是，出于商业策略的炒作粉墨登场，披着科学外衣的“纯净”产品应运而生。其实，至清的纯水、至纯的氧气、至净的空气和至静的环境，并没有“一利”，有时甚至有“百害”。
此时，我们回忆起“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话——我们可不能当“清水”中的那条“鱼”啊！
其实，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也不能过于追求“纯净”——例如不分大小事眉毛胡须一把抓，处处追求“完美”，小事斤斤计较影响和别人的关系等。
同样，在我们的教育中，也不能过于把青少年关在“纯净”的校园中，不去接触那“混沌”的社会。否则在他们走出校园之后，就可能迷失方向而铸成终身大错。
于是，我们要说，在当今纷繁杂荡和红尘扰攘的社会中，不要过多在时尚的舞步和潮流的裙摆之间游走，而应经常在科学的圣殿和理智的天国之间穿行……
“养生”中的“滥贱”哲理
在非洲著名的奥南河畔，生长着许多羚羊。照“理”说，地域相近、环境和食物类似的同一物种，各方面都不应该“相去天渊”。可是，一位生物学家却惊奇地发现，河东西两岸的羚羊不大一样——东岸的比西岸的繁殖能力强很多；奔跑速度也更快，达到13米／秒！
在迷惑不解之后的调查表明，原来河东岸有狼群，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中，羚羊必须学会快速奔跑变得越来越有“战斗力”，才能生存，从而也强壮了自己。
而西岸没有狼这种“天敌”的羚羊，成天养尊处优，没有“忧患意识”，缺乏“奋斗精神”，最终“弱不禁风”。换句话说，是“没有狼”这种“纯净”害了它们。
动物中类似现象比比皆是。高鼻羚羊
1996年“爱鸟日”这一天，芬兰的维多利亚国家公园应广大市民要求放飞了一只在笼子里关了4年的秃鹰——一种敢和美洲猎豹争食的猛禽。然而，这只秃鹰却在3天后死在一片树林的地上。死的原因是，它在笼内被关得太久，“纯净”得没有一个“天敌”，长年的“饭来张口”让它失去了当初的生存能力。
日本北海道鳗鱼——一种味道独特鲜美的鳗鱼的故事，更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与其他捕鱼者捕到鳗鱼后鳗鱼很快死亡不同，一位老渔民捕到的鳗鱼总是活蹦乱跳的。于是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而其他人只能维持温饱。无人知晓其中的“奥妙”。他在临终的时候，把“奥妙”留给了他的儿子：在整仓的鳗鱼中，放进几条狗鱼——它是鳗鱼的“死对头”；当势单力薄的狗鱼，在“鱼多势众”的鳗鱼追赶下四处乱窜的时候，反而把奄奄一息的一仓鳗鱼激活了！
其实，类似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动物界。
清朝的八旗兵在早期骁勇无比，但到了清朝中期，就因养尊处优而腐败不堪，失去了战斗能力。许多农民起义之所以在“打下江山”后“昙花一现”，也主要是类似的原因。“‘滥贱’的孩子好喂”。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的谚语。意思是说，过于娇惯的孩子容易染病死亡，相反，不娇惯的孩子才能健康地存活。
这种说法很容易找到事实例证。改换到同样恶劣的环境中时，通常都是城市里白白胖胖的孩子“弱不禁风”而病倒，而农村黑黑瘦瘦的孩子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原因很简单，“纯净”的“温室”，没有给娇生惯养的“宝贝”应有的免疫力；而“风浪”却让“滥贱”的孩子乘上顽强的生命之舟，去横渡波涛汹涌的生活之海。
这幅图像投影在许多疾病之中。
美国哮喘病专家保罗·汉纳威，综合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和芬兰的研究数据发现，在农场中长大的孩子、在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年龄的孩子，分别比在人口稠密地区长大的孩子、在家的孩子和小年龄孩子的哥哥姐姐，患哮喘的概率更小。显然，这都与儿童时期接触病原体的数量相关—在相对洁净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患哮喘的可能性更大。
当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与当地的人喝一样水和吃一样的食物，当地人安然无恙，而他们却上吐下泻。这“水土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富裕的西方人平时“太爱干净”了，他们娇嫩的肠胃经受不起一点细菌或其他异物的折腾。
类似，一些人喝了“生水”若无其事，但另一些人喝了就要拉肚子。原因是，前者比后者更适应“生水”中的“不纯物”—例如细菌。
上面三个事实说明，过分洁净未必是正确的养生之道。这让人自然想起某些不太讲卫生的中国人的口头禅“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这话不是毫无道理，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当然，这个“不净”，也要注意适度。
无独有偶，专门研究甲型肝炎的斯坦福大学的免疫学家戴尔·乌梅祖，也发现了洁癖与哮喘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携带TIM－1基因并且感染过甲肝病毒，就可以对哮喘病、过敏症及相关疾病有强大抵御能力。”
其实，“滥贱”哲理也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许多生物因为“滥贱”才能在诸如沙漠缺水、高温或低温等恶劣条件下生长繁衍，而“娇生惯养”的生物们则在这些恶劣条件下“无疾而终”。只穿行在“两点一线”之间的学生或者科学工作者们，由于很少接触社会上的“龌龊”，比那些“社会上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从砒霜到尼古丁
一条蜈蚣摆在你面前，你敢吃吗？一个中医对你说：“入药吃吧，不但没事，而且病还会好的……”
其实，许多中药都有毒性。砒霜和水银是有名的毒药，雄黄、乌头和附子等，也有毒。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师兼药剂师帕阿苏认为，药物的毒性在于剂量。其实，任何物质都有一个致死量。例如，科学家在研究猝死于“马拉松”的运动员之后发现，死因是过量饮水的“水中毒”——连续过多饮水稀释了人体血液中的电解质含量，从而导致肺和脑积液。再如，在1997年，英国希林登医院又有一个40岁妇女，因过量饮水的“水中毒”而死亡。
帕阿苏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扩展药物开发的思路——在“毒药”中去开发新药。以下是四个实例。
几百年来，砷化物都是人和动物的杀手，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不纯的三氧化二砷——我们俗称为砒霜或白砒，不但内服能治疗疟疾和肺部有寒邪的哮喘，而且外用能治疗疮毒，清除腐肉。而德国药物学家欧立希（1854～1915）发明的著名药物“606”和“914”，都是有毒的砷化物——它们用来治疗梅毒。
现在，科学家发现三氧化二砷对于致命的血液肿瘤——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显著疗效。于是让它再立新功——在对56例病人的系统治疗中，1／3的病人用到了致死量，结果不仅无一例死亡，反而有87%的患者得到明显缓解，两年生存率接近50%。“当初在进行这项治疗时，心里很害怕。从没想到我能和正常人一样活到现在。”加拿大的年轻患者安娜说，“这样显著的疗效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从2000年到2003年，我的病情一直处于缓解状态。”主持这项研究的罗伯特教授则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砷化物治疗对细胞的破坏，甚至轻于会杀死正常细胞的常规化疗。”
用百分之几盎司（1盎司约合28.35欧立希克）的肉毒杆菌毒素，就可毒死100万人，是杀伤力最大的生物武器之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最广泛应用的药品——包括它的常用剂型Botox。这种被提纯的毒素的给药速度是每分钟兆分之几盎司，是致死量的1／70。最初只用于治疗不可控制的眨眼，而目前已广泛用于40余种疾病的治疗——从脑瘫和帕金森等致残疾病，到面部皱纹和多汗等非致命疾病。2003年的研究发现，它对缓解精神分裂症有显著效果。“除阿斯匹林和青霉素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像Botox这样用途广泛的药物。”研究了肉毒杆菌毒素12年的麦克兰迪感慨地说。“吸烟有害健康”。烟中的尼古丁可以使人的神经和心理依赖成瘾，1／100盎司的纯尼古丁就可致人死命。但是，尼古丁却能使人注意力集中并改善记忆的功能。在人的神经系统中遍布尼古丁受体，这些神经元可以协助调整重要的神经介质—如乙酰胆碱、血清素及多巴胺等的释放。
佛蒙特药学院的临床神经学家布鲁斯说：“尼古丁使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它是良好的精神药物。”一定剂量的尼古丁缓释片，可以有效改善老年痴呆症病人的症状，使他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得到强化。这些人缺少乙酰胆碱。尼古丁还是患Tourette综合症儿童的福音，这种病与多巴胺分泌过多有关。当给Tourette综合症的孩子服用含尼古丁的片剂后，他们的抽搐和不良情绪都有所改善。尼古丁甚至有助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稳定情绪，面对现实，从彻底的绝望中摆脱出来。
一只蜗牛将自己埋在沙土中，只把鲜艳的外壳和坚硬的附加物露在外面。当一条饥饿的鱼游过来想咬它的时候，蜗牛用它带刺的附加物敏捷地扎向鱼，并喷出毒液，很快使对方瘫痪。
在患慢性疼痛的病人的脊髓间隙中注射0.08盎司的蜗牛毒素提取物后，病人的痛苦很快减轻，并获得舒服的快感。包括那些晚期癌症患者，使用蜗牛毒素的效果比使用吗啡的效果要强100倍。
……
借助于现代科学，我们对毒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尤其是对它积极有益方面的了解和利用。
这些有毒新药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量变质变和事物都有多面性的哲理。
探测卫星为何“失踪”
1998年2月，又一枚火箭腾空而起——运载着一颗探测火星气象的卫星，预定在1999年9月23日抵达目标。
然而，这次美国宇航局（NASA）却失望了——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卫星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而是陷进了火星大气层，很快“失踪”了。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NASA，这次却让卫星“误人歧途”呢？
经过紧急调查，NASA的官员发现问题竟出在卫星的有些资料，没有把计量单位中的英制转换成公制——错误来自承包工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原来，美国企业——包括太空工业使用英制，喷射推进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则使用公制；承包商理应把英制都转换成公制，以便喷射推进实验室每天两次启动小推进器，来调整太空船的航向。导航员认定启动小推进器的力是以公制的“牛顿”为单位。不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的资料，却是以英制的“磅”（1磅合454克）为单位，结果导致太空船的航向出现微小偏差。日积月累，终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个没有把英制转换成公制的“小错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其他损失。例如，这颗造价高达1.25亿美元的卫星，就打了“水漂”！
表面看来，这次卫星的“失踪”，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际上却有一定的“必然性”。那这“必然性”在哪里呢？
原来，美国是现在世界上的三个“孤家寡人”之一——只有它、利比亚和缅甸是全球没有废除英制的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度量衡的“一国两制”，迫使人们无时不进行“换算”，而在大量的“换算”中，“小错误”的次数“必然”增多。从反面来说，如果美国的度量衡不搞“一国两制”，这样的“小错误”就完全可以避免。
这个故事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个看似简单，但经常被人忽略的哲理：细节有时决定成败。同时，也看到采用统一的计量单位有多么重要！
所谓计量单位，是将同类量进行比较时的一个约定参考量。
在古代，人们常用身体的某些器官或部位的尺度作为计量单位。例如，在古埃及，人们用中指来衡量人体的身长，认为健美的人的身高，应该是中指长度的19倍。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各自的计量单位。以长度为例，英尺是8世纪时英王的脚长——1英尺等于0.3048米。10世纪时英王埃德加把自己大拇指关节间的距离定为1英寸——1英寸为2.54厘米。这位君王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的“码”，则是自己的鼻尖到伸开手臂中指末端的距离——91.44厘米，定为1码。在中国，也有“伸掌为尺”的说法。国际米原器：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保存在巴黎
18～19世纪，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计量单位必须符合物理学的概念，也发现各物理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所以它们的单位之间也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单位制的概念由此产生。
同时，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使人们感到必须建立一种统一而合理的计量单位制度。
法国首先创立了米制计量单位。1875年5月20日，17个国家在巴黎开会签署了《米制公约》，当年就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会议还决定设立了国际计量局，签约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际计量大会。在1889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上，确定了“国际米原器”和“国际千克原器”。
国际统一的计量单位制，促进了国际经济和文化的交流。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国际单位制”（简称SI），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计量单位制。
中国的计量法，规定我国采用SI。为了照顾人们的习惯，还选用了一些非国际单位制单位（例如“亩”），与SI的单位共同组成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从199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际千克原器：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保存在巴黎
但是，15年过去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朋友不重视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例如还在使用废弃的“斤”、“公分”等“中国产”的“市制”单位，或者已经废弃的“卡”等非SI单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看见前面那颗卫星“坠入深渊”的“惨剧”，相信这些朋友会改弦易辙，不再搞“一国多制”，而是遵守“游戏规则”——国家标准GB3100－3102－1993《量和单位》中的规定。
漫漫沙尘的另一面
“巨大的蘑菇云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翻滚着，天空似乎出现了亮光，呈现少见的橘黄色”。1993年5月5日到5月9日，甘肃省武威、古浪、民勤和景泰，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了墩和鄯善一带，青海省东北部一些地区，遭到特大沙尘暴袭击。这次横扫中国西北4省区的“沙魔”持续时间之长，风力之猛，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记载中没有过的。于是，记者有了上面的描述。含矿石颗和细菌等的真哈维沙漠的沙尘——放大2500倍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副研究员丛自立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伯良等人，亲眼目睹了这次沙尘暴。“5月5日这天。天气比以往都晴好，天空湛蓝。下午3时45分，忽然看到西北天空涌出如同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蘑菇云，翻滚着快速向金昌市逼进。约5分钟后，浓重的‘烟尘’铺天盖地罩住全市。”丛自立说，“当时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尘土味，约几分钟以后，天空似乎出现亮光，天空和城区呈现出少见的橘红色，不一会儿又是一片漆黑，如此反复了三次。”
骤烈的狂风夹杂着沙石迎面扑来，令人无法正常呼吸。丛自立等人急忙手抱着头趴在地上，沙尘暴卷起的沙石打在他们身上头上“简直受不了”。他们好不容易躲进附近的小屋内，沙尘暴又将牛毛毡的屋顶全部揭走。
据报道，当时天空中持续了20多分钟雷声。
这次沙尘暴造成85人遇难，25人失踪，经济损失超过5.4亿元。
1971年1月，一架波音707客机，在尼日利亚的卡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76人全部罹难，罪魁祸首也是沙尘暴。
……
沙尘暴，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让人“谈沙色变”的字眼。例如，2000年元旦7点，铺天盖地的黄沙就把北京的天空染得橙红；3月8日到4月4日期间，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尘暴5次袭击北京，共造成3人死亡。又如，2002年3月20日北京的沙尘暴，就有3万吨降尘——给每个北京人平均馈赠3千克尘土。
由于土壤的沙漠化越来越厉害，所以有人预言，如果找不到有效抑制沙漠向北京推进的办法，首都将会被沙漠掩盖，成为第二个楼兰。
沙尘暴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森林的砍伐、采矿、过度放牧和河流改道，使全球沙尘暴灾害愈演愈烈，来自亚洲和非洲的沙尘暴正携带着细菌、病毒、煤烟、酸性物质和放射性同位素，奔向美国。
沙尘暴所到之处，真是“无恶不作”！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消灭沙尘暴。
但遗憾的是，沙尘暴是不会被赶尽杀绝的。因为它形成的两个条件——沙源和风是不可能消灭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能消灭沙源呢？因为我们有可能用高额的费用变一两个沙漠为“绿洲”，但却没有高额的资金来维持——一旦停止向沙漠供水，它就会杀“回马枪”，“绿洲”就会荡然无存。
为什么不可能消灭风呢？因为风是始终存在的地球大气环流引起的。就是它，把滚滚的黄沙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那大气环流为什么始终存在呢？在太阳的照射下，由于高纬度地区比低纬度地区受热少，所以必然产生温差，这就是大气环流始终存在的基本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尽量减少沙尘暴的发生和危害。于是，全面认识沙尘暴的课题，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事实上，沙尘暴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它还有功劳呢！
沙尘暴的第一个功劳是能减少酸雨。
我们知道，酸雨污染湖泊和土壤，影响农业，加速对石质和金属等物质的侵蚀作用。
人类大量烧煤后，排出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氧化之后，形成三氧化硫，三氧化硫和雨滴结合后就生成硫酸。这样，原本无酸的雨就成了含硫酸的酸雨了。当然，氮氧化物经过类似的过程，也会形成含硝酸的酸雨。
而沙尘中含有丰富的钙等碱性物质。正是这些碱性物质，把酸雨中和了。所以，沙尘暴能减少酸雨。
据说沙尘暴中的化学元素超过38种，所以它的第二个功劳是，滋养了热带雨林和海洋生物。
澳大利亚的沙尘暴，乘着南半球的西风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的火山岛，这些沙粒使当地的土壤更加肥沃。因此，有人把来自澳大利亚的沙尘叫做“澳大利亚出口的珍珠”。
夏威夷群岛则免费收到了来自中国“无偿援助”的“奇珍异宝”——富含铁和磷的沙粒，成为海洋生物的营养品。太平洋西北部更是由于靠近我国而“近水楼台先得月”——沙尘暴让这里成为海洋生物的天堂。
沙尘暴的第三个功劳是，有利于降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山
我们知道，只有云中空气托不住的大水滴才会降下来，形成雨滴。这就是说，云中的小水滴必须在“凝结核”上逐渐增大，才会降雨。那么，天上哪里有那么多的凝结核呢？沙尘暴在“飞天”的过程中，大的沙粒因地球母亲的重力召唤，只好回到妈妈的“怀抱”了，只有细沙才能继续在空中飘浮，这些细沙就充当凝结核的角色，给当地带来雨水。
沙尘暴的第四个功劳是，它的“阳伞效应”减弱了全球气候变暖。
我们知道，火山爆发时的火山灰尘可以在空中飘上好几年。火山形成的沙尘可以反射太阳光，从而给地面撑起一把太阳伞。这种阳伞效应使大气降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温室效应，减弱了全球气候变暖。
虽然沙尘暴和火山爆发不同，但形成了同样的阳伞效应，减弱了全球气候变暖。
最后，沙尘暴的“历史功劳”也不可磨灭。
沙尘暴造就了42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黄土结构松软，易于耕种，农业容易发展。因此，今天的黄土高原仍有我国耕地的1／5，养育着1／5以上的人口。
我们为“罪犯”沙尘暴的“庆功摆好”，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有时被忽略的哲理：事物都有多面性。
事实上，只要我们充分认识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巧妙利用自然，就可以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甚至沙漠也能成为摇钱树。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甘肃敦煌的沙漠中的鸣沙山和月牙泉，是著名的旅游点。它位于银吴平原——银川平原和吴忠平原的总称，北部的沙湖旅游区是沙漠挺进形成的自然景观。一些电影所展示的大漠风光，也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创造了很高的票房收入。由此看来，沙漠化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已经形成了沙漠，何不“靠沙吃沙”呢！
此外，在植树造林治理沙尘暴方面，人类也有不错的业绩。例如，北京人担心的“春季沙尘暴”，在2005年春却没有“如约而至”。这是由于新造的沙漠植被，已经把内蒙古浑善达克地区的沙粒“软禁”。“直线”距北京180千米的浑善达克，有面积为7.1万平方千米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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