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世界上最修心的地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梭罗（Thoreau,H.D.）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瓦尔登湖：世界上最修心的地方试读：

译者序

提起影响世界的名人，梭罗当之无愧拔得头筹。他的思想、行为对世界影响巨大，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他的推崇热情丝毫不减。这一切缘于他那本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说它是人生的必读之书，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若是扪心自问，你读过这本书吗？你读得下去吗？你读懂了吗？恐怕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摇头、颇有惭愧之意。

确实，梭罗这本书太浓缩、太晦涩、太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说句实在话，案头上摆放的几个不同的版本，我几乎都没有真正读得通，更不必提读得懂了。书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让人读的，只有认真读过，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华。为此，作为一个曾经研究西方文学，特别执着于美国文学的爱好者来说，让更多的中国当代读者相对轻松地读懂这位美国自然文学大师的巨著是我不容推卸的责任。虽然，直至现在，我也不敢自诩自己完全领悟了它的真谛。也因此，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遇到瓶颈时，借鉴了徐迟先生及其他翻译家的译作，以此推敲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

读一本书之前，了解作者是必要之举。

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一个商人家庭，20岁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执教两年。之后，与大作家、思想家爱默生成了忘年交，在爱默生的影响和指导下，他开始尝试写作。1845年3月，他突发奇想地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在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在此，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完成的。另外一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这本在当时受到讥讽和批评的书，随着时光的流逝，其声誉与日俱增，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一本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名著。《瓦尔登湖》以春天开始，历经了夏天、秋天和冬天，又以春天结束，这正是一个生命的轮回。在那木屋里，那湖光山色中，他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

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因纷繁复杂的生活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人们只有淳朴地生活，才能摒弃内心的焦虑，才能享受到内心的平静、轻松和愉悦。

不得不提的是，尽管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匮乏，梭罗却翻译阅读了不少儒学著作，并将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中，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气质。

静，是读这本《瓦尔登湖》最恰切的心境。因为这是一本充满恬静和孤独的书，很适合一个人静静地阅读。特别是在黄昏以后，当你的心情渐渐地远离尘嚣和繁忙，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品读此书，会颇有一番风味，那些白天读起来晦涩难懂的语言闪烁出珍珠般的光彩，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再翻三两页，读七八段，一股清凉的湖水便汇入心间，将心境涤荡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

这本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被整个世界怀念足以证明了它的魅力。它能让心沾染一点湖水的静谧和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与不安。让自己的内心像天地之间的瓦尔登湖的湖水一样，平静、自在、坦然、简单而又充满希望和力量。

题记

当我写后面那些篇章，也就是说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正独居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小木屋里。这个小木屋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的森林中的瓦尔登湖的湖畔，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任何邻居。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我自食其力，用双手养活自己。如今，我已经回到了所谓的文明世界中，继续做一个红尘过客。

若不是乡亲们对我的生活方式充满好奇，多次询问和探究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打算公开这些私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有些人会觉得我这种生活方式很荒诞，但是我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考虑到自己的境遇，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有些人问我怎么生活，是否感到孤单、寂寞和害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人则对我的收入分配很好奇，想了解我收入中的哪一部分捐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人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针对这些问题我将在本书中做出有选择性的答复，但也请那些对我并不感兴趣的读者能够多多包涵。

我在这本书中采用了许多作者并不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的写法，这也算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吧。其实，所有的书都是由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只不过习惯性地忘记了。如果我了解别人能够如同了解自己那样透彻，我就不会过多地畅谈自我了。很遗憾我阅历浅陋，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另外，我还提议每一个作家不仅仅能写他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早晚也必须真真切切对自己的生活加以记录，这些记录就如同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信那样。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诚恳地生活过，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下面的这些文字更像是写给清贫的学子。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也是会认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削足适履，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给予恰到好处的舒适感。

第一章　节俭有道

对生活的理解

我津津乐道的事物，倒不是什么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而是和你们这些读者休戚相关，譬如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特别是生活在当下的本地居民的境遇，你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如此糟糕的是否真的是必要的？这种生活是否还能得以改善？我到过康科德的许多地方，无论在商店、公事房，还是在田野，所到之处的居民都在过着苦行僧一样的赎罪般的生活。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信徒，在熊熊大火之中打坐，眼睛直视太阳；或在火焰上面头向地面倒悬着身体；或侧转头颅遥望苍穹，直到自己无法恢复原状，因为脖子是扭曲的，只能靠流食维持生命；或者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棵树下直到终老；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身体来丈量广袤的土地；或者做金鸡独立状立在一个柱子上。然而，这些与我亲眼所见的相比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件苦役跟我的邻居们所做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役总有做完的时候，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居做完过任何苦役。

我看见很多年轻人，他们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农舍、谷仓、牲畜和农具，然而不幸的是得到它们很容易，摆脱它们可就困难了。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原野上，自生自灭，这样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辛苦耕种的土地是什么模样？是谁让自己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半亩方塘已足以，为何还要贪恋更多？为什么人们要自掘坟墓？他们本应该轻松地活着，摆脱一切包袱，尽可能地把日子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人，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几乎无法呼吸，艰难地在生命的道路上爬动，用力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长75英尺，宽40英尺的[1]大谷仓，从未清理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耕种、除草，放牧和护林！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虽然不会被这些继承来的产业所累，却也不得不用他们血肉之躯拼命劳作。

人们是在误导下辛勤劳作的啊。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大半被犁头耕入泥土，化为肥料。像一本古书里说的那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被称为必然的“宿命”支配着人们，人们所积累的财富被蛀虫和锈霉腐蚀掉，而且引诱盗贼侵入。这样的一生是愚蠢的一生，直至生命的尽头人们才会明白。据说，杜卡利昂和比拉是通过向背后扔石头创造人类的。诗曰：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Et doeumenta [2]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后来，英国探险家罗利也吟咏了两句诗：“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意味着我们的躯体本是岩石。”

对神谕可谓是一种荒谬的盲从，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都落到了什么地方。

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大多数人也由于无知和错误，整天带着莫须有的忧虑，干着繁重的粗活，却也采集不到生命更甜美的果实。由于长年操劳过度，他们的手指不再灵活，实在无法再采集了。说实在的，终日繁重的劳作使他们无法恢复充沛的体力，也无法保持与别人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价值也会在市场上日益贬损。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而他也正是在无知中成长——尽管他偶尔也会动动脑子，但是最后也不得不放弃，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白痴。在对他们评头论足之前，我们有时应该无偿地给他们提供生活物资，并给他们注入一种兴奋剂使他恢复活力。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格，好似果实上的粉霜一样，只有精心呵护才能使之完好保存。然而，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都缺乏这份温柔的情意。

我知道，读者之中，有些人的生活相当穷困，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我毫不怀疑你们之中有人连饭钱都付不起，衣服尽管已经破旧不堪也没有闲钱置办一两件新装。即便如此，你们还是抽时间来阅读这几页文字，而这一丁点儿的时间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很明显，我能看得出来你们这许多人过得如同蝼蚁，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得无比锋利了。你们时常入不敷出，想做点儿生意来还债，却总是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称之为aes alienum，亦即别人的铜币中，因为他们的钱币是用黄铜铸造的。你们的一生，生或者死都离不开铜币。你们总是说明天还债，明天一定偿清，直到死了的那一天，债务也没有还清。你们乞求、竭力请求照顾，使出浑身解数才总算免去牢狱之灾；你们撒谎、谄媚、投票，唯唯诺诺地钻进一个坚硬的壳里；或者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无所畏惧、慷慨的模样，来换取邻居们的信任，来换取给他们制造衣物、鞋帽、车马，或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的机会。你们绞尽脑汁为了谨防不测而存储点什么。你们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钱塞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泥灰泥后面的一只袜筒里，或者塞在银行的砖柜里，那里是更安全了。没想到，到头来反而因为那少得可怜的存款把自己弄得病倒了。

有时候，我暗自纳闷，何以我们如此轻率，竟然致力推行从国外带进来的、罪恶昭彰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苛刻而精明的奴隶主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的奴隶主监工固然坏，而一个北方的监工也好不到哪里，话说回来，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工来是最最坏的。还谈什么人的神圣性！那些大路上夜以继日、起早贪黑赶着马车去市场的车夫，在他们的心里，能激荡什么神圣的思想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无非就是给牲畜添料饮水！跟他的货运的获利相比，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富足的乡绅赶车吗？看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一整天战战兢兢的样子，既谈不上是神圣的，也谈不上是不朽的，他们是自己的奴役和囚徒，拼命地干活也只不过是为了挣口饭吃而已。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只不过是一个懦弱的暴君。正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往往决定了此人的命运。

人类寂寞而绝望地活在人世间。所谓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一种确认。你从绝望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拿出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给自己一丝慰藉。在人类的游戏与消遣活动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下意识的绝望。其实这本没有娱乐可言，因为苦役之后才能娱乐。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做绝望的事。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当我们用教科书问答的方式来试着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时，仿佛这种生活方式是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这就是人们喜欢的方式，人们总是诚恳地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已经是最满意的方式。但清醒和健康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妥协。捐弃我们的偏见，从来不算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古老，都并非完美无缺。哪怕是人人附和或予以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成为谬论，而这种谬论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有人却坚信那是雨云，会把甘露洒向大地。把那些曾经认为办不到的事来不妨试办一下，你发现自己能做的。古人有旧的套路，新人自有新人的办法。古人也许不知道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会把干柴放在火车炉底下，谚语说得好“气死老头子”，现在的人像鸟儿似的绕着地球飞转。其实，老年人未必都能胜任年轻人的导师，因为老年人一生中获益不少，却也已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质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感悟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说实话，老年人是没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的。因为他们的经验也是支离破碎的，他们一生中又遭到如此惨败，他们必须承认错误都是自己铸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若干与他们的经验不相符合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听到过哪些忠告是金玉良言。生活不过是一场试验，老年人只不过先于我体验过了而已，但却于我丝毫无益。如果说我有什么珍贵的经验的话，也只不过这个经验，我的前辈们可是从来都没有讲过。

有一个农夫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不能光吃蔬菜过活，蔬菜满足不了你骨骼所需要的营养。”于是，他每天为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而辛苦劳作；他一边说话，一边赶着耕牛，让这头正是靠蔬菜长成的骨骼的耕牛使劲儿地拉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有些东西，在特定的情况下确实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换了一个场合，就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的场合，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有人认为人类生活的领域，无论在高山之巅或低陷之谷，都已被[3]先驱者涉足过、关注过。依伊芙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曾规定了树木间隔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随意到邻家的地上去拾那落下来的果实而不算你非法入侵，并曾规定多少份果实属于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医生甚至给我们留下了如何修剪指甲的方法——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要与手指头齐。有人认为生命的变化和欢乐会在枯燥和无聊中消失殆尽，这样的看法是跟亚当同样地古老的。但人的力量没有一个整齐的标准来衡量过，我们不能根据先例和经验来判断他的力量，因为先前所作的一切都委实太少了。不论你以前经历过怎样的失败，都不要一蹶不振，“别难过，我的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比方说，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亮了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预防很多的错误。可是，我锄地时脑子里并没有这种意识。星星是好多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啊！浩瀚的宇宙中有多少相距甚远的不同物种都在同一时刻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大自然和人生是变化多端的，正如我们的各种体制那样。有谁能预测出未来是什么模样？难道说还有什么比我们在一瞬间四目相对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体验整个世界的历程，是的，甚至能穿越所有时代。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读这些更让人惊叹而又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如果说我有什么需要忏悔的话，也许就是我的善良品行。是什么魔力攫住了我，使我品行这样地善良？老年人啊，那些最睿智的话儿你尽管念叨好了，你毕竟年过古稀，活得还算体面，不过我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跟这一切离得远远的。新的世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好像抛弃一条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相信更多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放弃对自己的过度关注，便可以忠实地给别人多少的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忧患焦虑，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医治的痼疾。我们总是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分量，然而却有多少工作我们没有做！要是我们病倒了，该如何是好？我们该多么小心谨慎！我们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白天警惕，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然后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神明。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小心翼翼，对天命充满敬畏，不允许发生变革。我们常常对自己说：这是唯一的出路。要知道，生活方式如同穿过圆心的直线，可以有无数条。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时，我敢预言说，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建筑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略思片刻，我前面所提及的忧虑和烦恼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其中有多少是值得费心对待的呢？尽管我们置身于外表的文明中，若能过一过原始的，或者自耕自足的生活还是大有裨益的，哪怕仅仅是为了了解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如何获得，甚至仅仅是翻一翻商店里的流水账，看看哪些是畅销货，看看人们都需要什么零碎的杂货也好。时代虽在进步，但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多大影响，就好比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祖先的并无二样。

所谓生活必需品，依我看，应该是你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能够取得的物品，或者是它开始就显得格外重要，抑或是出于习惯性的依赖，因而在人们看来必不可少。即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也只是少数人的举动。他们或者是由于野蛮、穷困，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才这么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于草原上的野牛来说，那就是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水，栖息之地也可加上。事实上，野兽需要的不外乎是食物和荫蔽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生活之必需品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这些东西，我们才能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的问题，并有所成就。人不仅发明了屋子，还发明了衣服、煮熟了食物；可能是偶然发现了烤火可以取暖，后来使用了它，最初它被看成是种奢侈品，而到目前烤火取暖也是必需品了。我们看到猫狗也已经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人们只要穿住适宜，就能恰当地保持体内的热量，若是住得过于暖和，穿得太厚，或烤火烤得太热时，外边的热量就会大大高于体能的热量，这样岂不是在烤人肉？达尔文说起火地岛的原居民时说，一伙人穿着衣服还烤火尚且不觉得热，而那些裸体的野蛮人虽然站得很远却已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了。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裸身体而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欧洲人穿了衣服还瑟瑟发抖呢。这些野蛮人的强壮和文明人的聪明的心智难道不能够相互结合吗？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说人体就好比是一只火炉，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天热的时候就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如果这个速度太快、太旺盛，疾病和死亡就会随之而来；如是燃料不足或者通风不畅火焰便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总而言之，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可以跟动物的体温这个词语作为同义语用。食物可以看作是内燃的燃料，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住所和衣服恰恰是为了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的。

所以，对身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们体内的热量。我们苦苦追求的除了食物、衣物、住所，还有床铺。我们拔掉鸟的羽毛为自己搭建的住所中的巢穴，就像鼹鼠在地窟尽头铺设草叶一样。有人常常发牢骚，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把病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社会上的，都归罪于寒冷。在有些地区，夏天则给人以一种乐园般的生活。在那里燃料除了用于烘烤食物，其他的则都不需要。太阳如同火焰，烤熟了果实。一般来说，食物的种类繁多，俯拾即是，衣服和住宅多半是用不到的。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有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手推车已足以。而对于热爱读书的人来说，再加上一盏灯，一些文具，几本书就够了，这些都是次要的必需品，花不了几个钱就能购置齐全。然而有些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蛮夷和脏乱的地方，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的，只是为了谋生，也就是说，使自己将来在英格兰过得温暖和舒适一些，直到终老。这在我看来是愚蠢的，过于温暖和舒适了，如同前面所说的，他们被烘烤了，以一种看起来很奢侈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使生活舒适的物质，非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阻碍人类进步。就于奢侈与舒适来说，智慧的人的生活实际上过得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那里的古哲学家皆属此类，他们外表看似穷苦，内心实则非常富足。我们虽然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是这样子已经了不起了。近代那些改革家和各民族的英雄，也都如此。一个人唯有处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道的境地，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观察。无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奢侈的。

近年来哲学教授比比皆是，但真正的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看起来是值得人尊敬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让人尊敬。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深奥的思想，甚至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还要对智慧充满热爱，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豁达和富有信念的生活。要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付诸实践。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雄式的，而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像父辈一样循规蹈矩地应付生活，自然成不了人类的先知。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又是什么样的奢靡使国家民族衰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反思过这些？哲学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既然是哲学家，怎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热能？

如果人们确实是从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取暖，接下来他该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的类似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丰富、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旺盛的火炉，等等。他既然得到了生命的必需品，就不会再要求这些了，而是另外的东西；那就是说，他要摆脱平庸的劳动，开始度假，体验生活了。泥土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泥土使它的胚根向下延伸，使它的颈部向上茁壮成长。为什么人在泥土里扎了根之后，不能像植物那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它们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衡量的，它们远离地面，低卑的蔬菜是不能够与之相比的。即便是两年生的蔬菜，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出根须之后就被修剪顶枝，让人们在开花的季节时认不出它们。

我可没打算给一些坚毅的人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建富丽堂皇的房子，挥霍无度，却不会因而贫困，不明白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这种人存在的话。另外，我无意给另一种人制定规章，他们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励和灵感，像恋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还有些人我也不会多说什么，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承认。我主要是跟那些抱怨的人说话，他们在本来可以改变命运的时候却偏偏只是无所事事地抱怨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有些人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说不完的苦楚，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也是尽了力的。在我心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起来很富有、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最贫困的，他们虽然有一些积蓄，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金钱成了他们的镣铐。

如果让我谈谈我曾渴望用怎样的方式度过那几年，也许会使许多了解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吃惊。我只略述我心头的几件事好了。

不管天气怎样，也不管气候如何，任何时候我都渴望改变我的境遇，并要在手杖上刻下标记；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不是我故意要保密，我非常乐意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一切，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警示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样子、踪迹以及它们回应时的发出怎样的叫声。我曾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马蹄声，甚至还看到斑鸠钻入云霄。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似的。

我不仅要观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还要一睹大自然本身！多少个严寒酷暑、多少个清晨，邻居们还没有开始张罗自己的事儿时，我就早早外出忙自己的事情了！许多人都曾在我收工之后见过我，他们之中有清晨赶到波士顿的农夫，也有干活的樵夫。说真的，对于日出我虽然没有助之一臂之力，但不要怀疑，日出之时有人在场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

多少个秋天的、还有冬天的日子，我都是在城外度过，听着风声，然后把它传播开来！我在里面倾注了我的全部资金，为这笔生意，我迎着凛冽的寒风，累得气喘吁吁。如果风声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必定是一些党的公报上抢先发表了的。另些时候，我就守望在高岗或树梢旁的观察台上，随时发布新的电报。为了捕捉到一点儿东西，我有时候会守候在山巅上等待夜幕降落，尽管什么也捕捉不到——因为这些东西就像天降的甘露一样，很快在太阳底下消融。

我曾在一家报社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者，报纸的销路狭窄，编辑也从来都认为我写的东西是没什么用的，作家们应该对此深有同感吧，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我的劳动。不过，对此而言，苦痛也正是写作自身的回报。很多年来，我自命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观察员，恪尽职守；我又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径和捷径，让它们保持畅通；此外，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峡谷桥梁，接踵而至的足迹证明着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做过城区的野兽看守员，它们常常跳过栅栏，让守牧人吃尽了苦头；我对人迹罕至的田庄的角隅也特别注意：虽然我不确定约拿或所罗门曾工作过的地方在哪一块田地上，反正这跟我没啥关系。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都浇过水，不然它们很可能因为干燥缺水而枯萎。

总之，我这样子干了很久（我没有丁点儿夸耀的意思），我兢兢业业地做这些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市民们是绝不会把我放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的，也不会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给我个挂名职务的。我记的账，我可以发誓是很仔细的，从未被查对过，更不用说核准、付款或结算了，好在我的心思也并未放在这上面。

不久前，一个印第安人到我的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你们要买篮子吗？”他问。得到的回答是“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时喊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他认为律师只不过是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富裕和地位就像变魔术似的随之而来。因而这个印第安人暗自想：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编织篮子。他以为篮子编织好就算万事大吉了，白种人会自动来购买的。他却不知道，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很划算的，要不然他应该制造别的值得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我非但没有琢磨怎样才能让人觉得购买它很值得，反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篮子被人买走。人们羡慕的那种成功者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贬低别一种呢？

要想让市民同胞们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是不可能的了，我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我毅然转向了森林，那里的一切我都很熟识。我决定立刻开业，不必等资金充足，我动用了仅存的微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做一些私事；免得因为缺乏常识和做生意的头脑而做出些得不偿失的傻事来。

一直以来我努力使自己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一个人都不[4]能或缺的。如果你的生意是和天朝帝国打交道的，你只需在某个海岸的港口设个会计室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的特产输出，像松木和花岗石，都是土特产，这一定是好生意。你可以身兼数职，兼任领航员与船长，业主与保险商；你也可以事必躬亲，既买进卖出又记账，亲自收发、审阅和撰写信件；日夜监督货物的装卸情况；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都会出现你的身影——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新泽西岸靠岸；你自己还兼电报员，尽心尽力地发通信到远方去，保持和海上的船只联络；稳定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既要熟悉行情，你还要明了各处的社会秩序，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还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永远都在不停地修改中，计算上稍有差池，就会让本该安全到达[5]的船只触礁，还有就是拉·贝鲁斯的未知的命运——还得紧紧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6]从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一生。最后，还要清楚地记录船舱中的货物，以便制定正确的航向。这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甚至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它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能力——这些赢亏、利息、净重等一切问题都要精确计算，没有全面的知识是万万不可的。[1]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传说。奥吉亚斯（Augeas）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Elis）的国王。他有一个极大的牛圈，里面养了2000头牛，30年来未清扫过，粪秽堆积如山，十分肮脏。[2]原文为拉丁文，出自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3]英国皇家协会创办人之一，著名作家。[4]天朝帝国，指当时的中国。[5]拉·贝鲁斯，法国著名的航海家，1785年在法王路易十六的授意下进行航海探险活动，在新赫布里群岛以北的北美拉尼西亚的瓦尼科罗到被当地居民杀害。[6]汉诺，（Hanno）：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海家。

衣着的用途

我认为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单单是因为那里有铁路和贮冰业；这里还有很多的便利，或许我不应该把它泄露出来；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一个好基地。没有涅瓦河区那样的沼泽需要填埋；虽然到处都得去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涨水时，流来的冰块趁着西风能把圣彼得堡从大地的表面上冲走。

在没有充分资金的前提下，我的生意先开张了，所以我总在想能够从什么地方获得这种每个企业都不可缺少东西。说到实际问题，就先说衣服吧，我们买衣服，常常是由追求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还要参考别人的眼光，而很少考虑这些衣服的使用价值。那些工人穿衣服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保暖，第二是为了遮体，不至于赤身裸体地行走。现在，他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再添置什么新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私人设计师专门负责此事，但是他们却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那种愉悦感。他们不过是衣服架子罢了。我们的着装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彰显着穿衣人的性格，直到很破旧了也舍不得丢掉它们，否则，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总是感到恋恋不舍，仿佛想给他诊治一下。在我眼中，人并不会因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就变得卑微；但我也知道，一般人总是为了穿着入时，至少是整洁，不能有补丁而费尽心思，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心智则从不在乎。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没有想到小洞会变成大洞。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验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以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破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都不愿自毁形象。他们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不小心腿部被碰伤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子也因同样的事情被弄破了，就很难补救；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而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多如牛毛。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比较时髦的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它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就在那个挂着衣帽的木桩旁边，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农田的主人。与上一次看见他相比，由于风吹雨打，他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过，一条狗看见穿戴整齐的人经过它主人的家门口就会冲着他们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窃贼制服，一声不吭。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剥去衣服的话，你能否在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1]指出谁最尊贵？斐斐夫人在她周游世界的旅行中，来到了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度里，在那里，人们会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各个城镇中，如果有人突然发了大财，穿得讲究，就会受到众人的敬仰。

一个找到新工作的人，其实并不一定要穿着新衣服上班。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侍从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侍从的话，赤脚的历史比穿鞋子更加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晚宴和到立法院去的人才必须穿上新衣服，而且他们一套套不停地换，正如那些地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如果穿上我的短上衣、裤子和鞋子，戴上我的帽子，便可以做礼拜的话，这些也就足够了，不是吗？谁会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破敝不堪了，就是送给一个苦孩子也不能算是善举，说不定那孩子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苦的人，那人倒也可以说是个富有的人，因为他几乎一无所有还可以照样过日子。我说你得当心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而不必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身？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不妨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作为，或是说，是要做出成就来。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添置新衣服，不论旧衣服已如何不堪，除非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事业，或者说，已向着新的航向起航了，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穿着旧衣服我行我素，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人之换衣服，如同飞禽根据季节更换羽毛，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潜鸟躲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蛹虫出茧，都是内心里不断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外面的表皮，抑或说是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伪装下前行，到头来不可避免地将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才能够生长。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轻薄花俏的衣服，那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随便在哪儿扯下一块儿也并不会致命；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是真皮，剥下来的话，不会连皮带肉，伤及身体。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特定的季节里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他就能在黑暗中摸到自己，而他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很密实，有备而无恐，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若无其事地空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大体抵得上三件薄的衣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买到物美价廉的衣服，5美元买一件厚厚的上衣，它可以穿上好几年，2美元买一条厚厚的长裤，1美元半买一双牛皮靴，25美分买一顶夏天的帽子，65美分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许还可以花上一笔更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一套靠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还会说没有聪明人向他致敬吗？

当我要求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听了我的描述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人家那里不流行这种款式了，”话语中一点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好像她说的犹如命运之神那样的权威。这样我就很难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式样了，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她觉得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我，一听到这神谕一样的话，不觉沉思一会儿，又逐字逐句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领悟到它的含义，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人家”究竟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不去刻意强调“人家”这两个字——“真的，原来人家并不时兴这个式样，可是现在又时兴这个了。”她量了我的身材，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但没有测量我的性格，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崇拜的不是光明、快乐女神，也不是命运之神。我们崇拜的是时髦女神。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效仿。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本来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非要通过人们的帮助才能办成。人们不得不用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一时不能站立，你看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就从卵里孵化出来，连烈火也烧不死这些东西，结果只是徒劳无功。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认为本国或别国的服装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一种尊贵地位的这类话，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现如今，人们还是有什么就穿什么，像打翻的船上的水手漂到岸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人们穿越过时空的距离之后，总是嘲笑着彼此的穿着。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觉得很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一样。衣服一旦离开了人的身份，就会显得可怜和古怪起来。唯有严肃地看待衣服和穿衣服的人的生活，方能抑制住嘲笑，并对人们的着装给以尊敬。穿着花里胡哨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会传达出这种痛苦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如今，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看着万花筒，好让自己来捕捉到当下最流行的气息。制造商人早知道人们的审美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颜色相似的，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一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无人问津，而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时髦的化身。在身上刺青，比较起来，刺青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习气，因为刺青是深入皮肤，不能随便更换花样，如此就把它称之为野蛮是不妥的。

我认为，我们的工厂制度并不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状况是一天一天地越来越像英国工厂里的状况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所闻，公司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无疑地，只是为了要赚钱。放眼长远，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尽管一时失败在所难免，目标还是不妨定得远大一些。[1]斐斐夫人，奥地利知名的旅行家、作家。

庇荫之处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它目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人们能够不依靠住所而在比这里更寒冷的地方照样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上皮衣，头上和肩上套上皮囊，可以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能把穿毛衣的人冻死的。”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别人更结实。不过，也许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多久以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之处，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表现出了人们对房屋感到的满足超过了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带，一说到房屋就联想到冬季和雨季，一年之中有2/3时间根本不用房屋，只要一柄遮阳伞就足矣，在这些地方，这样的说法就非常不合适了，或者偶尔适用。从前，在我们这一带，夏天的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尖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画的一排尖屋代表他们已经露营的次数。人类肢体并不壮大，身材也不魁梧，所以总是设法缩小自己的领地，用墙垣来圈起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人裸体生活在户外；虽然在温和宁静的气候中，白昼还非常愉快，可是别忘了还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说那炎炎夏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荫蔽自己，人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致死了。传说，亚当和夏娃在有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先是肉体上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啊。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婴孩期，有些大胆的人爬进岩穴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这创世纪的历程，他们喜欢玩耍，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玩造房屋、骑木马的游戏都是出于本能。大概每个人都记得自己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进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吧。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我们逐步走向用树皮和树枝以及棕榈叶编织成的屋顶，后来又进步到用青草和稻草做屋顶，用木板和木瓦做屋顶，一直到用石头和砖瓦做屋顶。最后，我们渐渐淡忘了什么是露天生活了，我们生活得比我们自己想象得还要室内化得多。从围炉走到旷野可有很大的距离。在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如果我们和天体之间没有东西横隔其中，如果诗人没有在屋脊下面说那么多话，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情况也许会好很多。鸟儿在岩洞内无法唱歌，白鸽在棚子里也不会感到自己的真纯。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有人要建造一所房屋，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的稍微精明一点为好，免得将来他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工场中，或在一座找不到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所博物院中，或在一所救贫院中，或在一个监狱中，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中。若是这样，房屋并非非造不可。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帐篷中，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如何获得体面的生活，让自己能够自由地从事正当追求，从前这个问题一直使我烦恼，如今，我变得麻木了。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夜里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一只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大木箱中，我不由想到，每一个日子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元钱买这样一只箱子，在上面钻几个窟窿通通气，下雨或者晚上就可以钻进去，把箱盖合上，这样他的灵魂便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的了。看来这主意并不坏，也不会遭到人们的鄙视。你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彻夜不眠；也可以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房东和旅店老板拦着你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付一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快被烦恼困扰死了；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头的。我一点儿也不是说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尽管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却不能忽略它。那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生活的人，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几乎全部采用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殖民区的总管戈金，曾在1674年这样写道：“他们的最好的房子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结实而温暖；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巨大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子的顶盖也用灯心草编成的，也很紧密而暖和，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美观……我还见到过一些房子，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屋棚里休息，觉得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又补充道，“人们通常把嵌花的毯子铺在地上或者挂在墙壁上，屋内的各种器皿一应俱全。且印第安人已经很先进了，他们在屋顶上开洞，挂上一张席子，用绳子牵拉来控制通风状态。这样的屋棚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家家户户都有一座这样的屋棚或者一个小间。”

在野蛮状态中，每一家都有一座这样的屋子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求；可是，我想，我这样说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飞鸟有巢，狐狸有穴，野蛮人有屋棚，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居者有其屋的家庭还不到一半。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若要身外有所荫蔽，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寒来暑往，荫蔽是少不得的，而这租金，足够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的屋棚，但如今却让他们因此而贫穷一辈子。这里，我并不是要比较租屋与拥有房屋之间孰优孰劣，然而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造价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买房。有人就会反驳，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这房屋和野蛮人的屋棚比较不啻一座豪华的宫殿。每年只要付25元～100元租金（这是乡区价格），他就能拥有经过好几个世纪改良后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式壁炉、墙上涂着泥灰、还有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然而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是被称为“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富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说，文明使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进，——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这就是说，不提高价钱就能建造更好的房屋；所谓物价，乃是我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可以立即付出，也可以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大概800美元一幢，为了积攒这样一笔钱，一个人恐怕要不吃不喝付出10年以至15年的劳动，这是以每天一美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他必须要耗费他的大半辈子才能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若是他依旧是租房子住的，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中做了一个选择而已。野蛮人是否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他的屋棚来换得一座皇宫呢？

也许有人认为，拥有这么多房屋，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不时只需，但我个人认为，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足够他支付自己的丧葬费罢了。但是人也许是用不着自己安葬自己的。然而，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有些人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使文明的生活日臻完美，便给文明人设计了一套制度，虽然这维护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无奈却因此而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能得到很多好处的。你难道能说可怜的穷人经常和你在一起而更贫穷，或者说父辈们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跟着发酸吗？

生活不要被物质所奴役

每当我想到我的邻居——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就觉得可怜。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二三十年，乃至40年了，只是为了能够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借了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劳动中的1/3作为房屋的费用——但是这笔钱他们通常还欠着。真的，那抵押金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自身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有人承继，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和农场太亲密了。我向课税官咨询时，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说不出12个无负债、自由的农场主。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你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少得可怜。我都怀疑康科德这一带能否找出3个这样的人来。说到商人自己，其中有一位曾经中肯地认为，他们的破产大都不是由于亏损，而只是由于种种困难而没有遵守诺言；这就是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一来，问题就更糟糕了，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3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无法得救，也许还会比那些负债的更糟。破产、拒付债务、是一个个的跳板，我们一大部分文明人就是从那里纵跃上升，翻了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荒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一年一度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热闹非凡，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总是想方设法为生计打算，岂料方式比问题本身还复杂。为了一副鞋带，他会去在畜牧生意中投机。他凭借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捕捉到安逸和独立的生活，他正要转身离去，发现自己的一只脚掉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周围虽然有很多奢侈品，但是如果跟野蛮人的种种安逸相比，我们可谓是贫穷不堪的。正如查普曼的歌那样：这虚伪的人类社会，为了尘世的宏伟，把天上种种的快乐稀释成了空气。

农夫并没有因为得到了房屋而变得富有，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奴役了他。据说，嘲弄之神莫墨斯曾经反对智慧女神密涅瓦建筑的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话，我们的房屋并不适用，与其说我们居住在里面，倒不如说是被幽禁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是可鄙的“自我”。要知道，在这个城镇里，至少有一两家，差不多盼望了一辈子的时间想要把他们近郊的房屋卖掉，搬到乡村去住，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只能等到死去的那一天，他才能恢复自由。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拥有或者租赁那些有了设施齐全的近代房屋，但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打造出了一座座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得更加高尚，如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享受舒适的生活，那他又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

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生活呢？也许可以看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部境遇高出于野蛮人，另一些的外部境遇就成正比例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和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是互为消长的。一面是宫殿，另一面是济贫院和“沉默的穷人”。那些筑造金字塔的百万工人依靠吃大蒜头过活，他们死后连个像样的葬礼都办不到。石工雕刻完宫殿上的飞檐，夜晚回到一个比印第安人的屋棚还不如的草棚里。有人认为，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不至于如此恶劣，这便大错特错了。我说的还只是那些生活得恶劣的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生活得恶劣的富人呢。要明白这一点，不必看得太远，只消看看铁路旁边到处简陋的棚屋就明白了，这些是文明中最不协调的地方了；我每天散步，看到人们挤在那些肮脏的窝棚里，整个冬天都开着门，为的是透进一点光线，没有取暖的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可以想象，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他们的躯体便永久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停滞了。他们完成了几乎所有这个世代里的享有盛名的工程。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技工们差不多都是这等情形。我给你讲一讲爱尔兰的情形吧，在地图上，爱尔兰是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把他们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跟野蛮人相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中存在着污浊秽臭的东西。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工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谈谈那些中等境遇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房屋是什么，他们原本不该穷困，事实上却终身穷困了。因为他们总想拥有一座跟他们邻人一样的房屋。好像只有裁缝制成的衣服才能穿，你逐渐放弃了棕桐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你抱怨世事艰难，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要建造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华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大家承认，那样的房屋我们谁都买不起。难道我们老要琢磨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吗？难道要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义正词严地来教育年轻人早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多余的皮鞋、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招待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我们把民族的救星尊称为上天派来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实在想不出他们的身后会有仆役随从，会有什么满载着时髦家具的车辆。有的人认为，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如果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因为堆满了家具而弄得一团糟，一位好主妇宁愿扔掉大部分家具，也不愿让早上的活儿放着不干。在微红色的曙光中，在美妙的音乐里，世界上的人早上应该干些什么呢？我桌上有3块石灰石，每天都需要拂拭，真让我震惊，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出了窗子。我宁可坐在露天也不愿住在一个摆满家具的房子里，因为草叶之上不会灰尘成堆，除非是人们已经玷辱它了。

骄奢淫逸的人开创了新时尚，众人趋之若鹜，唯恐落后。一个旅行者在人们所说的最漂亮的旅店开了房间，他很快就会发现美名名不[1]虚传，因为店主拿他当萨丹纳帕路斯来招待了，要是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完全变质了。由此，我想到铁路车厢，我们愿花更多的钱于奢侈的布置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结果，车厢成了一个沙龙，里头有软褥的睡椅，土耳其式的厚榻，遮阳的窗帘，还有上百种富有东方情调的东西，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后宫嫔妃和六宫粉黛而发明的东西，我们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是约拿单听到名字都要难为情的东西。我宁可一个人坐在一只大南瓜上，也不愿意跟大家挤在有天鹅绒垫子的椅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逍遥自在，也不愿意坐什么花哨的游览车，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荒蛮时代，野蛮人生活简单，是大自然之子。当他吃饱睡够，神清气爽，便可以再考虑重新上路。是呢，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峡谷，便是踱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如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从前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庇荫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风餐露宿，我们安居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无非当它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而已。我们为今生建设府邸家宅，为身后建造墓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表达着人类怎样摆脱这种境况而进行的挣扎，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比较高级的境界却被遗忘了。艺术作品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有什么作品流传了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或街道都不能为它提供恰当的生存环境。我们连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台架来安装英雄或圣者的胸像。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还没付清，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就暗自纳闷，为什么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的的基岩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向往着所谓富有和优雅的生活，我压根也欣赏不了那些点缀生活的艺术品，我专注于人们的跳跃之上，想起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还是某些流浪的人保持的，据说他们能跳离地面二十五英尺之高。没有东西支持的话，即使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一定还会回落到地上来。因此，我不禁要问问那些举止不妥的产业所有者一个问题：你是97%个失败的人当中一个人呢，还是属于3%的成功者之列？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我会去看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罢了。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我们在用漂亮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还得把我们的生命剥除一层，还要有出色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要知道，美的品位最好在户外培养，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2]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到了这个城镇的那些早期的移民，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再在最高的那边生了冒浓烟的火来烘烤泥土。”他说，他们并没有给“给自己造房子”，直到“土地在上帝的恩赐下为他们带来了足够的面包，养活他们”，没想到，第一年的收成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他们不得不减少节食缩食”。1650年，新尼德兰州的秘书长曾这样描写移民生活：“在新尼德兰的那些人，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的人们，刚开始是无法按照他们的心愿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个方形、像地窖一样的坑，六七英尺深，长和宽符合自己的需要就行，然后在坑的四周装上木板、在缝隙中填充树皮或者别的材料，这样可以防止泥土掉落，还在地上铺了木板，顶上用圆木做成天花板，架起了一个圆圆的、有坡度的屋顶，再在上面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干爽而又温暖，他们全家就可以在里面住上两三年，甚至四年。而且，这些地窖中还会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隔出了一些小房间。新英格兰的有钱人和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殖民地建立初期，也在这样的屋子里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不会为建造房屋而浪费时间，导致下一季粮食青黄不接；第二，他们不希望让自己从本国带来的大批贫穷劳工感觉到灰心。等三四年之后，这里的田野已适宜耕种，他们才花上几千元钱，给自己修建漂亮的房子。”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采取这种做法，说明他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们的原则似乎是首先要满足当务之急。而现在，我们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想到要给自己修建一所奢华的房屋，我就泄气了，因为看来这与文明不一致，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把我们的精神食粮削减，减得比我们的祖先的黑面包片还要薄很多。这倒不是说，在最初的阶段里可以完全忽略掉一切建筑的装饰，而是说可以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装潢得美一点，犹如贝壳的内壁，但千万不可过分华丽。可是，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这样的房子，它们的内部根本不是这样布置的。

然而，今天我们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棚屋，或穿兽皮的程度，也就是说，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便利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木板、木瓦、石灰、砖块比可以住人的窑洞更便宜一些，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上好的黏土或平整的石板也更容易找到。我这样说不算外行吧，因为我既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只要动一动脑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跟如今最富有的人相比过犹而无不及，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不过是比野蛮人更有经验、更加聪明一些而己，不过，我还是赶快来说说自己的实验吧。[1]萨丹纳帕路斯，传说中的古亚述末代国王，以骄奢淫逸，飞扬跋扈著称于世。[2]约翰逊（Edward Johnson，1598—1672），北美最初的移民，历史学家。

我的简朴实验

1845年3月底的时候，我借来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在离我准备造房子的地点的附近，开始砍伐一些幼龄但如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松木作为造房子用的木材。开了工才知道缺东少西的，不过，这也不失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一个妙法。斧头的主人在借给斧头的时候叮嘱我说，那可是他的宝贝儿呢；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越发锋利了。我干活的地方位于一个景色宜人的山坡，放眼望去，满山松树，穿过松林能看见湖水，林中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在那里，小小的松树和山核桃树生机盎然。湖水的冰棱还没有完全融化，开裂处黑乎乎地渗着水。我在那里伐木的几天，还零星下过几次小雪；但当我走出树林，沿着铁轨往回走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只看见绵延不绝、一直向前延伸的黄沙在灰蒙蒙的暮霭中闪着微微的光，而铁轨也在春日越发亮了。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着一起来迎接这新的一年。春回大地的时候，令人厌烦的冬日正跟冻土一起渐渐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了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楔子潜入斧头眼儿中，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然后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大约在湖水底躺了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必，人类还残留在原始的状态中，恐怕也是处于相同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木之春的影响而觉醒，那么，他们的生命层次必然会升得更高。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在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身子有些部分依然僵硬，不够灵活，等待太阳出来把它们唤醒。4月1日下了雨，冰融化了，水汽很重，几乎整个上午都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掉队的孤雁独自在湖面上游荡，发出迷茫的哀鸣声，如同大雾中的精灵。

这样一连几天，我用那小斧头不停地砍砍削削，把它们切削成立柱、门柱和椽木，并没有思考什么，只是自己在独自歌唱——人们说自己见多识广；瞧瞧，他们长出了翅膀，科学，艺术，还有千般技巧；其实，只有吹拂的风，才是他们全部的知晓。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余几面的树皮还保留着，因此它们跟锯子锯出来一样地笔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我常常带一些牛油面包当午餐，正午时分，坐在我砍伐下来的松树枝上，读读包扎面包的新闻报纸，面包上散发着松香味儿，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以前，我和松树成了朋友，尽管我砍伐了几株，却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密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被斧头发出的伐木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站在碎木屑上闲聊。

我干活儿不紧不慢，从不着急，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做好了，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詹姆斯·科林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小木屋，来使用那些木板。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被认为是不多见的好房子。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独自在屋子外面溜达了一圈儿，那窗子又深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四周堆积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好像一个肥料堆。屋顶虽然被太阳晒得翘裂而且发脆，但还算是完整的木料。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长年可供群鸡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太太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我一走近，一群鸡便慌乱地跑到屋子里去了。屋子里光线暗淡，地板脏脏的，湿嗒嗒的，有些发黏，也有些松动，东一块儿，西一块儿，似乎一挪动就会裂开。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四周的墙壁，还有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她提醒我可别踏入地窖中去，那其实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屋顶和四周的木板都是好的，还有一扇窗户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小猫在那里进进出出。屋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还有一个婴儿，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便是科林斯夫妇的全部家当了。这笔买卖很快就谈妥了，因为这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支付他4美元25美分，他在明天早晨5点搬走，不能再把房子卖给其他人了；6点钟，我那棚屋的产权就归我所有了。他说，最好来得早一点，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麻烦。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人。一个大包裹里塞满了他们全部的家当——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唯有那只猫不在里面，因为它已经跑进树林，成为野猫，后来它不小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捕捉器，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的早晨，我就把这棚屋拆了，拔下木料上的钉子，用小车把木料搬运到湖边的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回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冲着我歌唱。一个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却不怀好意地告诉我，邻居爱尔兰人西莱，趁装车的间隙偷偷把那些还能用钉子、骑马钉和大钉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他就站在废墟旁，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我已经干完了。此时此刻，他在那里代表众人，使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就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南边的山坡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窖，曾经有一只土拨鼠在那里打过洞。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以及植被在土壤深处的根须，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地窖大概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这样即使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地窖四周装有木板，没有砌上石块；太阳照不进来，沙粒也不会流下来。这个活儿花了我两小时。我对于破土挖掘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下去，都能找到恒温的地方。至今，城市中那些最豪华的住宅里还有地窖，他们在里面储藏块根植物，将来即使地面上的建筑全部毁坏之后，后代人还是能发现它遗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只不过是通往地洞的一些门廊而已。

最后，在5月初，我在熟人的帮忙下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多大必要，我只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跟邻舍联络联络感情。把屋架立起来，我倍感荣幸。我相信，终有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竖立一个更高的屋架。7月4日，我搬进了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不成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座，所用的大概两车石块，都是我从湖边捡来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烟囱才算完工，这此后不久就必须生火取暖了，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野外做饭。这种方式，从某些方面讲我至今还认为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还没烤好时碰上刮风下雨，我就会拿几块木板遮挡一下，躲在下面继续烤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我只顾干活、很少读书。不过，散落在地上的破纸、单据，或者台布，都给我带了无限的乐趣，毫不逊色阅读《伊利亚特》带来的感觉。

尽管我建造房屋时已经很细心了，但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对于人的需求来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况且，除了满足当下的需要这个理由外，也许你永远也不会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给自己建造房屋和飞鸟筑巢是同样的道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自己的房屋，又简单诚实地用食物养活了一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鸟儿把自己的歌声传遍四方。可是，我们倒是跟那些令人讨厌的燕八哥和杜鹃一样，它们总是跑到别的鸟儿造好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聒噪声让路人听了很扫兴。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让给木匠师傅吗？在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我散步时，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比给自己建造房屋更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中的人。裁缝只不过是九大职业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等。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让别人来思考吧。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我思考，这就得不偿失了。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里面有所谓的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他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的核心，这也是一种必要，建筑也会因此而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自身出发，这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他比普通业余艺术爱好者只不过高明了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出发，而是从飞檐上入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的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而我总觉得吃杏仁不加糖的话更有益于健康——他没有想过那些住在房屋里面的人，也可以把房屋建造得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装饰只是皮毛而已。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也不会无聊地把自己的骁勇善战用精确的颜色涂在旗帜上。否则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伏身在飞檐上，怯生生地向那粗鲁的住户唠叨着他自以为是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知道的还多呢。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其实都是由内而外形成的，是满足了屋子的主人的需要和符合他的性格的，住在屋子里的人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对于外表他从来不加考虑；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前一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过同样的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通常是贫民们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低矮的木屋和农舍；这种房屋之所以显得别致的，不是因为外表上有什么特色，而是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搭建的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恰如想象的一样简单的，他们的住宅也没有一点追求别具特色的风格。建筑上的大部分装饰确实是空洞无用的，九月间的一阵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房屋实质。地窖中没有橄榄和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学照样过日子。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过多地追求装饰风格，比如我们《圣经》的建造者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又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产生的。人们确实很关心这木棍的摆放，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因为这里头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的。但是如果精神与躯壳分离，那跟建造棺材就没什么两样——这成了坟墓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称谓罢了。有人说，你对人生充满了失望和漠然的时候，不妨从脚下抓起一把泥土来，把你的房子涂抹成黄色，就会因此想到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为什么要抓起一把泥土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吧，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感到羞愧。这不啻为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种创造！等到你找出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

入冬以前，我造好了一个烟囱，在房屋两侧钉上一些薄木片用来挡雨，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因为不完整又不干燥，我只好用刨子把它们刨平。

这样我有了一个严严实实、用泥灰粉刷过的房子，它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立柱有八英尺高，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储物间，每面墙都有一扇大窗子，屋顶还有两个天窗，房子的尽头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壁炉。我造房的费用，不算人工在内，只是所用的材料价格，因为是我自己动手的，每一项开支都有一个详细的清单。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记录，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精确说自己的房子到底花了多少钱，即使有的话，能够把造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价格一一说出来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木板……8.035美元（大都采用棚屋的旧木板）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4.00美元板条……1.25美元两扇旧窗及玻璃……2.43美元一千块旧砖……4.00美元两箱石灰……2.40美元（买贵了）发毛物品……0.31美元（买多了）壁炉用铁片……0.15美元钉子……3.90美元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门闩……0.10美元粉笔……0.10美元搬运费……1.40（大部分是自己背）共计……28.215美元

除了木料，石料和沙子这几种居住者享用的天然材料外，所有造房子的材料都在这里了。另外，我还用剩余的材料搭了一个小坡屋。

我本想给自己造一座康科德大街上最宏伟、华丽的房子，只要它能够像眼下这间那样使我喜欢，而且也不会更多花费的话。

为此我发现，只想有一个栖身之所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建房子的费用并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高，如果说，我有点言过其实，那我也并非自吹自擂，而是赞扬人类；我前后不一致的缺点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那好像糠秕很难完全和麦子分离，我虽然也跟大家一样为此感到遗憾，但还是昂首挺胸，自由地呼吸，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种莫大的欣慰。而且我下定决心，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为真理呼喊。在剑桥学院，学生住的宿舍只比我那房子稍大一点儿，每年要交30美元住宿费，那家公司可占了大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并排修建了32个房间，居住者因周围人多而嘈杂，不得不住四层楼，因而有诸多不便。我不禁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见识，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还能抵消一大部分教育开支。在剑桥或别的学校的学生为了必需有的便利，就要需要他或别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双方能够把这类事情处理得当，那只消花1/10就够了。最花钱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最大的一笔支出，而如果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往，便能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这根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款项，然后一味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倒很细致。其实，这个原则实在是需要审慎遵从不可；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承包商来，这个承包商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技工，而后奠基开工。然后，学生们不得不去委身于这样的宿舍；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人就得掏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获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情况就会好得多。如今，学生得到了他渴望的闲暇与休息，不必劳动，得到的只是一些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完全没有学到。有人发出疑问：“你该不是要主张学生不用脑，而是用手去学习吧？”这样就误解了我，我是说学生应该多想一想，不应该把生活当作一种游戏，或仅仅把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社会还要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青年人若是不能投入到生活实践中，怎能更好地了解生活的本质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和艺术，我就不愿意因循守旧，把他送到附近的老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只是不教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教他如何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而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世界；研究了化学，却不知道他的面包如何做成；学习了力学，却不学这一切是如何得来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周围的好几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说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颗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现象，自己却被他四周那些怪现象吞噬。一个孩子一边从书里找到冶金的知识，一边自己挖出铁矿石，自己熔炼它们，给自己打造了一把折刀；另一个孩子则在冶金学院里听冶炼课，同时又收到了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折刀——试想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被折刀割破了手呢？……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告知，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如果我到港口转一圈儿，岂不是能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最贫困的学生也被教授了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是学生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的父亲却债台高筑。

我们的大学就是如此，拥有100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发生幻想；却并不总能产生积极的进步。恶魔老早就对那些设施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增加股份，为此他至始至终都在享受利息。我们发明的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这些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意义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的措施，而这目标其实可以轻松地达到，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缅因州修建一条磁力电报线路直达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压根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传达。正像一个人，急吼吼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贵妇人谈谈，他被引荐到她面前了，助听器一端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要对她说的。仿佛谈话的目的不是要说得合乎道理，而是只是为了更快把话说出来。我们急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从旧世界到达新世界的时间能缩短好几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之类的事。总之，一句话，策马飞奔的人决不会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他不是福音传道士，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蜂。我怀疑英国的快马其实根本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些钱呢？你热爱旅行，你应该乘车去菲茨堡，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想得比这更聪明些。我早就知道徒步旅行才是最快的旅行。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试一试，看看谁先到那里。这段路程是30英里，车票是90美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挣60美分。好了，我现在就开始出发了，不然天黑之前我就到不了了；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按照这个速度前行的。这时，你在挣钱，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要是你运气好能及时找到工作的话，有可能今晚上就能到达。然而，你并没有去菲茨堡，而是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你都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哪怕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圈，我想我还是总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一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战胜过它；至于铁路，可以无限长，要修一条环球铁路，好像是把地球的表面铲平一样。人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用合股经营的办法，用铲子这样不停地铲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大家都可以免费乘着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当人们一窝蜂地拥向车站，乘务员喊着“旅客们上车”！火车冒出的黑烟渐渐散去，蒸汽也越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轮碾过去了，这真是一个“惨绝人寰的事故”。毫无疑问，挣够了车票钱的人也能赶上火车；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到时候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他们已经没有旅行的兴趣和愿望了。耗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来赚钱，只是为了在最不宝贵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可怜的自由，这种事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日后回到英国过一种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我看，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才对。“不会吧？”100万爱尔兰人从棚屋里大声质问：“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相当好呢，不过你们可以搞得更好；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将来能找到比挖土更好的工作来打发你们的光阴。

自给自足的生活

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我就想通过诚实又惬意的方式来赚上10美元或12美元来应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房子附近两英亩半的沙地上种了点农作物，主要是豆子，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种了11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8.08美元一英亩。有一个农夫说这地一无是处，只能养一些吱吱叫的松鼠。我什么肥料也没施，因为我不是它的主人，只不过是一个合法的使用者，我不希望种那么多的地，所以就没有一下子把这块地锄完。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这够烧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还特意留下了几小圈空白地，即便到了夏天蚕豆长得茂盛也能轻松地区别出来。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树木和湖上漂来的木头弥补了我燃料不足的问题。我还租了一匹犁地的马，雇了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第一季度，我农场的支出为14.725美元，主要用于购买工具、种子和支付工资等。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不值几个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蚕豆，18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晚了，没有收成。我把农场的全部收入做了统计：收入23.44美元减去支出14.725美元结余8.715美元

除去消费掉的，我手头还存有一些存货，估计值4.5美元——手上的储存已超出了我没有种植的那一点儿蔬菜的价值。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也正是因为时间确实很短暂，所以我认为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场主都要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带劲儿了，因为我把所需要种植的土地全部锄了，大约有1/3英亩。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我没有被那些有关[1]农业的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自给自足，用多少种多少，不想着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畦地就够了：用铁锹翻地比用牛耕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省得给旧地施肥，农场上的农活也只在夏天抽空稍微干一干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往日那样被生活所牵绊了。在这一点上，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并不关心目前社会经济措施成败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独立，因为我没有被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行事。更何况我的日子比他们的好很多，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了，或者我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地过得很好。

我常想，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人，牛要比人自由得多。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须劳动的话，那牛就更具有优势，我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做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6个星期的干草，这绝非易事。自然没有一个各方面生活都很简单的国家，就是说，没有一个贤哲的国家，是愿意犯这种重大错误去叫畜生劳动的。以前没有，将来也未必会有，就算有了，我也不敢保证它是完美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服一匹马或一头牛，强迫它帮我做任何事情，只因为我害怕自己因此变成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能够获益，那么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不就不是另一个人所损失的，难道能够肯定马夫跟他的主人是同样地满足吗？有些公共工程是在牛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让人类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这是否能推理说，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做出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工作呢？当人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开始做许多不仅是没必要和追求艺术感，而且还是奢侈的、无用的工作的时候，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少数人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而且，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用砖瓦或石头砌造的屋子，然而一个农夫的殷实与否，仍要看他的兽厩与他的屋子比哪个更气派。据说这个城镇里最大的房子都作为耕牛、奶牛和马匹的厩舍；与此相比，这城镇里头的公共大厦丝毫也不逊色；可是在这个城镇里，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大厅却为数甚少。一个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自己树立起丰碑，可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比起东方的全部废墟，一卷《对话录》更令人钦佩！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奢侈。一个单纯而独立的心智决不会遵照帝王的吩咐去劳作的。天才决不是任何帝王的膝下之臣，还有那金银和大理石也无法让他们臣服，或者最多是极微小的一部分。请问，锤打这么多石头，到底要干什么？当我在[2]阿卡狄亚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想要靠他们所留下来的雕琢过的石头的数量来使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付出同样的心血来修炼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理智远远要比矗立一个高得碰到月球的纪念碑更值得留传。我[3]更喜欢让石头留在原处。像底比斯那样的壮丽是庸俗的。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生活的目的，倒不如围绕着诚实的人的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合乎情理。那些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明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基督教倒是没有修建什么。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都用在了为自己建造坟墓上。它亲手埋葬了自己。金字塔本身没什么值得惊奇的，令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耗尽了他们一生的精力，只为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如此屈辱倒不如把他淹死在尼罗河里，然后把身体喂野狗更聪明些，也更有几分气概呢。说不定我有时间的话还会给他们粉饰一番呢。至于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对于艺术的爱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总归代价大于实际。虚荣是主动力，对大蒜、面包和牛油的热爱是推手。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康先生，悉心追随[4]威特鲁威，曾设计了一个图样，交给道勃苏父子经营的采石公司去负责建造。这样，被鄙视了3000年的东西，开始被人类仰望。说到那些高塔和纪念碑，这个镇子曾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扬言要挖掘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据说他已经掘得很深，能听到中国茶壶和水壶里水的沸腾声了；可是，我想我是不会不合常理地去赞美他挖的那个洞的。许多人非常关注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造的。而我倒想知道，当时谁不肯造这些东西，是谁能够超越这些俗物。还是让我接着统计我的各项支出吧。[1]亚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著名的农学家。[2]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的一个山区，其居民过着淳朴的生活。在文学作品中通常为田园牧歌的代名词。[3]底比斯（Thebes），埃及尼罗河畔的一座古城，那里有许多古代庙宇，是世界著作的古迹之一。[4]威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古罗马御用工程师、建筑师。著有建筑和工程论著《建筑十书》。

晒晒我的账簿

我曾在村中兼做测量、木工和各种别的杂工，我干过的行当比我手指头还多，我一共挣了13.34美元。从7月4日到3月1日这八个月的账目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我自己生产的土豆、一点儿玉米和若干豌豆，结账日留在手上的存货市价都没有计算进去。米……1.735美元糖浆……1.73美元（最便宜的一种糖）黑麦……1.0475美元印第安玉米粉……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猪肉……0.22美元面粉……0.88美元（玉米粉比较贵）白糖……0.80美元猪油……0.65美元苹果……0.25美元苹果干……0.22美元番薯……0.10美元南瓜一只……0.06美元西瓜一只……0.02美元盐……0.03美元

以上这些都是实验，但是以失败告终。

我总共吃掉了8.74美元；可是，如果说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之中是否有人跟我情况相同，也许他们的清单公开印出来的话还不如我的好呢。那么我将不会把我的账簿公之与众。第二年，有时我抓几条鱼吃，有一次我还杀了一只毁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的，它的灵魂正在转世——我吃了它，一半也是做试验；虽然它有一股麝香味，但毕竟让我暂时享受了一番，不过我知道我无福长期享受，哪怕你请村中名厨给你烹也不行。

这段时间，衣服及其他零用，项目虽然不多，却也有8.4075美元，油及其他家用物品2.00美元。洗衣和补衣大多是拿到外面去的，但账单还没有开出来——必要的花费就是这些了，或者还有一些是不必要的，其全部的支出是：房子……28.125美元农场的一年开支……14.725美元8个月的食物……8.74美元8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8个月的油等……2.00美元共计……61.9975美元

现在，我要对那为生活奔波的读者说几句。为了支付这一笔开销，我出售了农产品，计23.44美元，打短工挣到13.43美元，共计36.87美元。

从开销上减去此数，还差25.1275美元——跟我原本准备开支的数额相差无几。另外，除了我得到的闲暇、独立和健康之外，我还有个安乐窝儿，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据，看上去很琐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因相当详细，一点一滴的开支我都做了记录，也就有了某种价值。从上面列的表来看，仅仅是食物一项，每星期要花掉我0.27美元。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的食物基本上就是黑麦和没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我的饮料就是水。像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以大米为主食非常合适。为了对付一些习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质疑，我有必要声明一下，我偶尔在外面就餐的话，会损害我的经济安排，但不会影响我的数据统计。

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得知，要获得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一点儿也不困难，甚至容易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吃简单的食物，仍然保持康健和活力。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摘了一些马齿苋煮熟加盐，吃了一顿，令我心满意足。试问，在和平年代，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午，除了吃一些甜的嫩玉米，加上盐煮，一个理智的人还会希望吃些什么呢？就是我稍稍变换花样，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人们常常挨饿，不是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我认识一个良善的女人，她以为她的儿子丢了命是因为他只喝清水的缘故。

读者也许能看得出来，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从美食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人是不会贸然尝试我这种节食实验的，除非他要减肥。

最初我用纯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地地道道的锄头玉米[1]饼，我把它放在一片薄木片上，或者放在建房时从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头上，在露天的火堆上烤；不过时常烤煳，还有一种松树味儿。我也试过用面粉做面包，最后发现黑麦拌印第安玉米粉最方便，也最好吃。天气寒冷的时候，一连烤上几块这样的小面包是很有趣的事，我细心地翻动它们，像埃及人照料和孵化小鸡一样。我烤熟的是真正的谷物果实，散发着一种像其他的鲜美果实那种的芳香，我用布把它们包起，尽量让种芳香保留得持久一些。我对古代的关于制造面包的技术做了一番研究，向那些权威人物讨教，一直回溯到原始时代首次发明不发酵的面包，当时人类是从吃野果子、吃生肉，从而到吃上面包这种文雅的食物的境界，在我随后的研究中，了解到面团突然间发酸。据说人们学会了发酵的技术，然后经过了各种的发酵作用，才制成了这些“新鲜，甘美，有益健康的面包”。有人认为发酵剂是面包的灵魂，是填充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圣灶上的火焰一样被虔诚地保留[2]下来——我想，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应该是由“五月花”带来的，替美国解决了大问题，它的影响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扩大。我定期而又虔诚地从村中取酵母，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却忘记了使用方法，用开水烫坏了酵母；这件意外使我发现，没有酵母无所谓——我的这个发现是用了分析的方式，而不是综合的方式，从此我欣然把它省略了，尽管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情地劝告我，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包是不安全和不利于健康的，上了岁数的老人还说我的体力会很快下降的。然而，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需的原料，吃了一年未发酵过的面包，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我很高兴，总算用不着在袋子里带一只易碎的小瓶子了，通常不小心碰一下里面的东西都洒了，弄得我狼狈不堪。不用这东西更方便、更高尚了。人这种动物，比起别的动物来，更能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什么盐、苏打，或别的酸素和碱。我是按照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的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卡[3]托的方子做面包的。“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 i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sub testu.”也就是说，面包是这样做的——先把手和和面槽洗净，把面粉放进槽里，慢慢加水，用手把面粉彻底揉搓好。随后，把面团做成面包的形状，盖上盖子在烘烤炉中烘烤。这里对发酵只字未提。不过，我还不能经常享用这种食物。有一段时间，我囊中羞涩，一个多月都没有看到过面包。

在这块长着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轻松地生产出他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用担心那远方市场上的价格剧烈波动。无奈我们生活既不朴素，又缺乏独立性。在康科德，商店里很少出售新鲜又甜的玉米粉，粗糙的玉米片和的玉米已没有人吃了。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另外花更多的钱到商店购买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生产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是很容易的事，黑麦在最贫瘠的地上也能生长，玉米也用不着最好的土地。用手磨就可以把它们磨碎，没有大米、没有猪肉日子照样能过：如果一定要用些甜味素，南瓜或甜菜根里就可提炼一种很好的糖浆出来；如果当时这些还没成熟，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正如先辈们唱得那样——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和胡桃叶酿成美酒，来滋润我们的嘴唇。

最后，说到盐这种杂货中最粗劣的杂货。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好机会呢，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那倒也许还可以少喝一点开水呢。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劳心伤神。

这样，我避免了一切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而且房子已经有了，剩下来只是衣服和燃料的问题。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类还有这么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正如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二者的伟大令人敬佩。新到一个乡村去，燃料可是一个大问题。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让我继续居住在这里，我就可以以我目前所租种的土地的同样价格，也就是8.8美元来买下一英亩地。可是，实际上我认为我居住在这里已经使土地升值了许多。

有一些人有时怀疑我只吃蔬菜能否生活。为了立刻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念，我通常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都能生活下去的。如果他们连这话都听不懂，那不管我怎么说都无济于事。对我而言，我很愿意听说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只靠坚硬的连皮带壳的玉米来生活，他的牙齿简直就是石臼。松鼠做过同样的尝试，很成功。人类对这样的试验很感兴趣，只有少数几个老妇人对这种实验力不从心。我的家具，大部分是我自制的，所以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只桌子，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水壶，一只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只盘，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罐，以及一只上了日本油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只好坐在南瓜上的，那只是懒惰而已。在村子里的阁楼上，有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去拿就好了。我可以坐着，我可以站着，用不到家具公司来帮忙。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被装在车上，暴露在光天化日、睽睽众目之下，而且只是一些破烂不堪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大概会感到羞愧呢！看着这样的家具，我看不出这是富人的，还是穷人用的；它的主人似乎总是一副十足的穷酸相。真的，这东西越多你越穷。每一车都好像是十几座棚屋里的东西；如果一座棚屋是贫穷的，这就是12倍的贫穷。请问，为什么我们时常搬家，却不丢掉一些家具，脱掉我们的旧皮，到一个修葺一新的世界去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按扭都扣在他的皮带上，他搬家经过我们放了绳索的荒野时，不能不拽拉那些绳子，从而把自己拖到了自设的陷阱里。把尾巴断在陷阱中的狐狸是幸运的狐狸。麝鼠为了逃命，不惜咬断它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失去了灵活性，多少回走上了一条绝路啊！“先生，请恕我冒昧，你所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任何时候你遇见一个人，你都能看出来他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那些他佯装不是自己的东西，你甚至能看出他的厨房中的厨具和那些华而不实的杂物，这些东西他都留着，舍不得烧掉，仿佛他被绑在上面，使劲儿地拖着它们前行。一个人钻过了一个绳结的口，或过了一道门，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此时此刻，这个人就相当走上一条绝路了。当我看到一个衣冠楚楚、健壮结实的人，似乎很自由，把一切都安排得当了，可是当我听到他说到“家具”是否买了保险的时候，我不由地怜悯他。我的欢乐的蝴蝶就这样扑进了一只蜘蛛网了。甚至那些多年来没有家具牵累的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地问一下，你就发现，他在某人的棚子底下也藏几件家具呢。我看今天的英格兰就好像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许多行李在旅行，全是多年居家积攒起来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大包小包的，而他就是没有勇气来烧掉它们。现在，就是一个身体康健的人也不会背着铺盖上路的。因此，我要劝告那些身体不健康的人，抛弃你们的铺盖，跑动跑动吧。我曾碰到一个移民，带着他的全部家当的大包裹，蹒跚前行，那包裹就好像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子。我真同情他，并不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家当，而是因为他得背着那些东西赶路。如果我非得带着我的陷阱赶路不可，我也要带一个轻便的，同时更要留神，别让它害了自己。当然，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伸进陷阱里。

顺便说一下，我没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根本没有别的偷窥的人需要挡在外面，我倒是乐意他们来看一看。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也不会使我的肉发臭；太阳不会损害我的家具，也不会使我的地毡褪色；如果有时我发现这位朋友太热情了，我就退避到那些大自然所提供的窗帘后面去。所以我没必要在开支中再添上窗帘一项呢。有一次，有一位太太要送我一张草席，可是我屋内没地儿让它铺开，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打扫它，我就没有接受，我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擦擦自己的鞋底。

此后不久，我参观过一个教会执事的私人物品拍卖会，他并没有白白度过一生。[4]“人们的罪恶，死后还流传着。”

还是照旧，他的大部分的物品是华而不实的，那还是从他父亲在世的会后就开始积存了。这里头还有着一条干绦虫。现在，这些东西，在他家的阁楼和其他满是灰尘的洞窟中已经放置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没有被烧掉呢；非但不是一把火烧了它们或者火化消毒，反而还拿来拍卖，让它们的寿命延续下去。邻居们纷纷拥来，争先恐后地观看，把它们全部买下之后，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家阁楼和别的尘封的洞窟中，让它们躺在那里，直到家产又需要清理时，它们又得搬一次地方。大概在临死的时候他的脚会踢到那些财产上的灰尘吧。

也许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从形式上看要举办一个类似蜕皮的活动，不管这实际[5]上能不能做到。我们要是也能像巴特拉姆描写摩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风俗那样，举行收获第一批果实的庆祝活动，岂不是很好吗？“当一个小镇举行庆祝圣礼的时候，”巴特拉姆说，“大家早早给自己预备了新衣服，新坛新罐，新盘子，新器具和新家具，把所有的旧衣服和和其他旧东西通通收集起来，打扫房子，广场和整个小镇，把那些旧东西连同没吃完的坏谷物和陈旧粮食，堆成一堆，然后付之一炬。接着大家服药，禁食三天，熄灭所有的火。禁食期间，他们禁绝了食欲和其他欲望。其后，颁布大赦令；一切罪人都可以回到镇子上来。”“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摩擦着干燥的木头，在广场上生起了新火焰，每一户人家都能从这里得到新生的、纯洁的火焰。”

他们尽情品尝新的谷物和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而接连的四天里，他们接待邻近镇子里的来访和祝贺的客人，这些客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了自己并且准备就绪。”

墨西哥人每过52年也要举行一次净化活动，他们相信世界每隔52年就轮回一次。

我没有听到过比这个更真诚的圣礼了，就像字典上说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的心灵和精神上的美转为外在可见的仪式”，我深信，他们的风俗是由天意直接传授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一部像圣经那样的书籍来记录这种启示。[1]锄头玉米饼（hoe-cake），因将饼置于锄头上放在火上烘烤而得名。[2]五月花（the May Flower），1620年英国清教徒前往北美殖民地所搭乘的船只。[3]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古罗马政治家、作家，著有《史源》、《农书》等，是拉丁散文的开创者。[4]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尤里乌斯·凯撒》。[5]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1739—1823），美国博物学家，经常在美国各个地区考察。

生活的感悟

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就这样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而且，我还发现，一年之中我只需工作6周，就足够应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愉快地读点儿书。我曾经认真地尝试开办学校，我发现我的收入和支出基本相抵，或者略有超支，因为我还得穿衣、坐车，更不用说还得有相应的思想和信仰，结果我的时间都耗费在这件事儿上了。因为我教书不是为了我同胞受益，而纯粹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也是一种失败。我还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善于经商，得花上10年工夫，说不定到了那时我在去见魔鬼的路上呢。我真正担心的是到时候我的生意太好。从前，我四处寻找谋生之道的时候，由于曾经想符合朋友的愿望，而有过一些悲惨的经历。这些经历耗费掉了我很大的精力，由此我常常想还不如去拣点浆果得了；这我自然能做到，那蝇头微利对我也够了，因为我的最大本领是需求极少，这只要极少本钱，而又跟我一贯的情绪不相抵触，我这样愚蠢地幻想着。当我熟识的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做生意，或者从事各种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这一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们；整个夏天在山中游走，路上看见浆果就拣起，过后又漫不经心地丢掉；[1]好像是在看守阿德墨托斯的羊群。我还梦想自己可以采集些闲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车辆把常青树给一些爱好树林的村民们运去，甚至还可以运到城里。可是从那时起我便明白了，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就算你经营天堂的福音，也摆脱不了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

由于我偏爱某些事物，而又特别地在乎个人自由，也由于我能吃苦而又能获得成功，所以我尚且不想花掉我的时间来购买华丽的地毡，考究的家具，美味可口的食物，或者修建希腊式的或哥特式的房屋。这些东西若是可以唾手可得，得到之后，更懂得如何利用它们的话，我还是让他们去追求好了。有些人的“勤恳”，爱劳动似乎是天生的，或者是因为劳动可以使他们免得干更坏的事；对于这类人，目前我没有什么话说。至于那些有了比现在更多的闲暇，而不知如何安排的人，那我就要奉劝他们加倍勤恳地劳动，直到他们能养活自己，取得他们的自由证明为止。至于我自己，我发现，在所有职业中，打短工最为独立不羁，何况一年之内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短工的工作日落而息，之后他便可以自由地专注于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但他的雇主则要月复一月地投机取巧做生意，反而一年到头儿也没时间喘口气。

总之，根据信仰和经验，我已经确信，一个人要在世间谋生，如果想生活得单纯而且聪明，那并不是苦事，而是一种消遣；那些生活较为简朴的民族，人们从事的工作不过是一种人工化的体育运动而已。汗流浃背干活来养活自己，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除非他比我还要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个继承了几英亩地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并不希望有人采用我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生活方式之前，说不定我又找到了另一种方式。另外，我希望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合适自己的方式，而不是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可以耕种，也可以航海，只要不妨碍他愿意做的事就行。人通常精于计算；水手和逃亡的奴隶都知道眼睛盯住北极星，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这一点儿经验就足以用上一辈子了。我们也许不能够在预定的日期到达目的港口，但我们总能够坚持不偏离航线。

在这里，凡是适合于一个人的，无疑，对于1000个人也是适合的。正如一幢大房子，按比例来说，并不比一座小房子造价更昂贵；因为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几个房间，一个地窖可以位于在几个房间的下面，一道墙更可以分隔出许多房间来。不过，我个人喜欢独居。再说，你自己建造比你说服邻家合用一道墙要便宜得多；如果跟别人合用一堵墙，虽然说便宜些，但这道墙一定很薄，要是再碰上一个不友善的邻居，你不得不修理他那一面的墙。通常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是表面上的；真心要合作的话，表面上反而看不出来，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是有信念的，他可以处处用同样的信念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念，他会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不管他跟什么人合作。不论什么样的合作，其意义就是让我们一起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打算结伴环球旅行，一个很穷，一路上要边走边挣，另一个口袋里揣着旅行支票。很显然，他们不可能长久地做伴或合作，因为这一合作中有一人根本不用工作。他们将会在旅行中危机发生之时分手。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一个单独旅行的人随时都能出发；而如果结伴而行的话就得等同行准备就绪，也许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动身。

但是，这一切看起来很自私。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我的一种责任感已经使我牺牲了许多快乐，其中包括做慈善的喜悦。有人煞费苦心地劝导我去援助镇子里一些穷苦人家；若是我无事可做，也许我会尝试做这一类的事来打发时间。然而，每当我想要在这方面试一下，着手让一些穷人能够在各方面都跟我一样地过上舒服的生活，并要把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时，这些穷人却毫不犹豫地一致表示愿意继续贫穷下去。镇上的一些人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同胞谋取好处，我相信，这至少可以使人不去做那些违反人性的事业。慈善与其他的任何事业一样，必须有天赋才行。“行善”的人不少，况且，我也尝试过。很奇怪，这不合我的秉性。也许我不应该刻意逃避社会要求于我的这种使宇宙不至于毁灭的“行善”的特殊的职责，我相信，在某个地方，确有着一种与慈善事业类似的，而且更加有力的力量，在维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但我不会阻拦任何一个人去发挥他的才能的；我只是自己不做这种工作，而有的人却是全心全意地用整个生命去做，我要对他说，即使世上说这是“做恶事”，你们也要坚持下去。

我绝不是说自己多么与众不同，无疑，许多读者会做出类似的辩解。在做某件事——我并不保证说邻居们会认为这是好事的时候，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可是一个很出色的雇工呢；不过究竟是不是出色，这就由我的雇主来发现了。我做什么善事，凡属于大家通常称之为好的事，一定偏离了我的轨道，而且十有八九都是我无意去做的。人们很现实地说，就照原来的样子，从你所站着的地方开始，不要把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怀着一颗善心去做。倘若我也必须用这种口吻说教，我就干脆这样说：去吧，去做一个好人。这就像太阳在用它的火焰照耀了月亮或一颗六等星后，居然停了下[2]来，如同罗宾·古洛菲德一样到处走动，在每所村屋的窗外偷看，令人发疯，让肉变质，使黑暗的地方可以被看见，而不是持续地增强它那宜人的温度和恩惠，一直到它明亮得没有几个人能够直视、凝视，而同时它按照自己的轨道环绕世界去行善，或者说，像一个真正的哲[3]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备受恩泽处。当法厄同用恩惠世人的方式证明他的出身是神，他驾驶日轮，但还不到一天，日轮就越出轨道，把天国下面街上的几排房子烧掉了，还烧焦了地球表面，烘干了每个泉眼，制造出了一个撒哈拉大沙漠，最后朱庇特用一个霹雳把他击倒在地上，太阳神为他的丧命倍感伤心，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发光。

行善若是变了味，就像人的腐尸或神的腐尸发出的味道一样臭。如果我确实知道有人要到我家里来，专门为我做好事，那我肯定就要逃命了，就像要逃出非洲沙漠中的所谓的西蒙风，西蒙风让你的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里都充满沙粒，直到使你窒息为止；而我之所要逃避，就是怕他做的好事落在我身上——他的病毒混入我的血液中。不，要是如此，我倒宁可忍受人家在我身上干的坏事，那倒来得自然些。如果我饥饿，他给我饭吃；如果我寒冷，他来温暖我；如果我掉在沟中，他拉了我一把；在我看来，这算不上好人。我不妨找一条小狗给你看，这些它都做得到。慈善并不是广义上对同胞的爱。霍华德[4]从他个人的作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他的善行已经有了善报；可是，相对而言，如果说霍华德们的善行对我们这些已经拥有最好的产业的人没有帮助的话，那么，100个霍华德于我们有何用？我从没有听到过有哪个慈善会议曾诚恳提议过，要向我，或向我这样的一些人，来做点好事。

那些耶稣会会士也被印第安人难倒了，印第安人在被绑住活活烧死的时候，竟向行刑者提出新奇的方式来折磨自己。由于他们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所以有时侯他们也不为传教士们所提供的任何灵魂慰藉所动。你应该做的是：行刑的时候闭上嘴巴，不要在这些人的耳朵上聒噪，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如何被折磨，他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仇敌，宽赦仇敌的一切罪恶。

你一定要给穷人们最需要的那种帮助，虽然他们落在你的后面本是你造成的。如果说你施舍了钱给他们，你应该陪同他们一起花掉，切不可把钱一扔了事。我们有时候犯很莫明奇妙的错误。往往是那个邋遢、褴褛、又行为粗鲁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多么不幸，往往还乐此不疲呢。你要是给了他钱，他也许就去买更多破烂的衣服。我以前常常怜悯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工人，他们在湖上凿冰，穿得破破烂烂的，而我穿着干净的、似乎又是比较流行的衣服却还冷得发抖呢，直到有一个严寒的冷天，一个掉进了水中的人来到我的屋中取暖，我看他里三层外三层的，虽然裤子和袜子破敝不堪，可他还是拒绝了我要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并不缺衣服。于是我开始可怜我自己，我以为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比送给他一个廉价的衣铺子要仁慈得多。

上千人在砍着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砍伐了罪恶的根，说不定就是这个在穷人身上花得时间和金钱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那种方式造就了最多的贫困与不幸，虽然现在他努力偿还却也是徒劳。正如道貌岸然的蓄奴主拿出奴隶创造的利润的1/10，给别的奴隶购买星期日的自由。有人雇用穷人到厨房去工作，以示自己的仁慈之心。为什么他们自己不下厨房，这不是更仁慈了吗？你吹牛说，你的收入的1/10捐给慈善事业了，也许你应该捐出9/10才对。这样一来，社会收回的只是1/10的财富。这是究竟是因为占有者的慷慨呢，还是由于正义之官的疏忽呢？

慈善事业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倍加赞许的唯一美德。不但如此，还被捧上了天；而正是我的自私才过高估计了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康科德，有一个粗壮的穷人，对我赞扬一个同一个镇子里的人，他说，那人对像他这样的穷人很善良。人类中善良的叔叔阿姨，反而比真正的灵魂上的父母更受敬重。有一次，我听一个宗教演讲家讲述英格兰，此人聪明又有才学，尽数英格兰的科学，文艺和政治上的名人，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密尔顿，牛顿等，接着又列举基督教英雄来了，比如潘恩、霍华德、福莱夫人。好像这是他们职业需要，他把这些英雄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称他们为伟人中的伟人。其实，这话有些言过其实。最后提到的三个人并不是英格兰最优秀的人，他们只多算作英格兰最好的慈善家罢了。

我无意要减少对慈善的赞美，而只是要求对一切有利于人类的生命与工作应一视同仁，公正看待。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主要是正直和慈善，它们不过是他的枝叶。用发黄的叶子做成药茶给病人喝，这样的用处微乎其微，多数是江湖郎中的办法。我想得到的是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我想让他的芬芳传送给我，让他的成熟的馨香在交流中熏陶我。他的良善不是偏狭而短暂的举动，而是持久而富足的。慈善家经常要营造出一种悲凄气氛来感动人们，美其名曰同情心。我们应该广泛施与的是给人类勇气而不是失望，是健康和安宁而不是疾病，而且还要小心被带着疾病的细菌四处蔓延。从南方的哪个地方上传来的哀号声？应该去播送光明的异教徒住在哪里？谁是那个我们应该去救赎的过度放纵的残暴的人呢？如果有人得病了，他就不能履行职责了，如果他肚子痛——这很值得同情——慈善家就要致力于改造这个世界了。作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是他发现的——世界在吃着青苹果；在他的眼中，地球本身就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想想这多么可怕，人类的孩子在苹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去肯它，那是很危险的；他那极端的善行使他径直去找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还考察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的村落；就这样，经过好几年的慈善活动，那些权贵人物还利用了他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他也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地球的一颊或双颊也泛起了红晕，好像它开始成熟起来了，而生活的粗野状态也正在消失，重新充满了活力。我从没有梦见过比我自己所犯的更大的罪过。我从来没见过，将来也不会见到一个比我自己更罪孽深重的人。

我相信，令一个改良家如此悲伤的，并不是他对苦难同胞的同情，而是他自己心存内疚，虽然他是上帝的最神圣的子孙。如果能纠正过来这一点，让春天来到他身边，让黎明在他的卧榻上升起，他就会毫无歉意地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了。我不反对抽烟的原因是我自己从来不抽烟；抽烟的人自己自食其果的；虽然我自己也尝试过很多事物，我也可以反对它们。如果你曾经被人引入歧途做过慈善家，那就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了什么事，因为这本不值得知道的。救起溺水的人，系好你的鞋带。你还是去舒舒服服地去做一些自由的事吧。

我们的言谈举止在与圣者的交游中被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中响起的旋律，是对上帝的亵渎和对上帝的永远容忍。可以说，即便是先知和救主，也只能安慰人们的恐惧而不能肯定人们的希望。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有对生命的馈赠表示出简单热烈的满意和对上帝表示难以忘怀的记载。一切健康和成功使我高兴，尽管它看上去遥远而不可及；一切疾病和失败使我悲伤，让我遭殃，尽管它对我怀有同情，或我对那种不幸满怀同情。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用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来复活人类，首先就应该让我们简单而安宁，如同大自然一样，驱散垂挂在我们眉头上的乌云，并在我们的毛孔中注入一些活力。不要去做穷苦人的先知，努力成为世界上一个值得尊敬的人。[5]

我在设拉子的酋长，也是诗人的希克·萨迪的《蔷薇园》中读道：“他们询问一个智者说，上帝种植了那么多高大美丽的树，除了柏树之外，没有一种是‘自由’（Azad）的，柏树却不结果，这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智者回答道，各自都有它适当的生产，时令合则茂郁而开花，不合时便干枯而萎谢；柏树不受时令的影响，因而永远苍翠——你的心不要固定在变幻的上面，在哈里发灭绝以后，底格利斯河仍然穿过巴格达而流淌着；如果你很富有，那就像枣树一样慷慨施与；即使你一无所有，也应该像柏树一样，做一个自由的人。”[1]阿德墨托斯（Admet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色萨里地方弗里城国国王。阿波罗因杀死独目巨人而作牧人赎罪时，深得他的照顾，两人感情甚笃，故一生中多次得到阿波罗的帮助。[2]罗宾·古洛菲德（Robin Goodfellow），英格兰民间故事中喜爱恶作剧的小妖精。[3]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与克吕墨涅（Clymene）的私生子。在希腊语中“法厄同”意为“熊熊燃烧”。自从阿波罗被崇拜成太阳神后，后期神话中一些诗人则把他误认为是阿波罗之子。[4]霍华德（John Howard），英国慈善家，因倡导监狱改革而闻名。[5]设拉子，伊朗南部城市、公元前6世纪是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区。素以玫瑰和夜莺之城及诗人的故乡闻名于世。

补充诗篇

穷困的借口你这个穷困潦倒的家伙，太无礼了，居然在苍穹底下霸占着一个位置，你的破草棚，或着说你的木桶，培养出了一些懒惰或迂腐的德行，在阳光下，在泉水边，吃着菠菜、啃着菜根；在那里，你亲手把人类的热情从心灵上撕去，人类灿烂的美德本该是在这些热情上怒放的，你亵渎了大自然，又麻痹了感官，像蛇发的女妖那样，把活人变为岩石。我们并不需要沉闷，这种属于你的自制的社会，不需要这种与自然相悖的愚蠢，不知欢乐与伤悲，你也不必把那种虚假消极的被动坚韧放在在积极的勇敢之上。卑贱的家伙，把自己的归类于平庸中，奴役了你的心灵；可是我们只推崇这样的美德，它容许狂妄，勇武和大度的行为，庄严如帝王的尊贵，洞察一切的谨慎，无边无际的宽宏大量，这种英雄美德古人并没有留下一个名称，只有一些榜样，比如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忒修斯。回到你讨厌的陋室里去吧；当你看到了新的被照亮的天空时，仔细想想最有价值的是什么。——T·卡鲁

第二章　我生活在何处；我为何而生

栖息之地

人到达生命的某时期，可以处处为家。因此，我把周边十几英里内的村庄通通考察一遍。我想象自己已经把那儿的所有农场买了下来，因为所有的田园都是要出售的，而且我都已经摸清它们的价格了。我走到每一个农场主的田地上，品尝他的野苹果，和他谈谈庄稼，再又请他随便开个什么价钱，就照他开的价钱把农场买下来，心里盘算着日后再以什么样的价钱抵押给他；价钱不妨给得再高一些——买下一切，只不过是口头契约，我这个人原本就很喜欢和人闲谈。我耕耘了那片田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耕耘了他这个人，而当我尝够了乐趣之后，我就转身离去，好让他继续耕耘下去。这种经历，竟使我的朋友们把我当做一个地产经纪人。其实，不管我在哪里都能够生活的，那里的风景还会因我的到来而变得更美。房子，不过是一个座位，如果这个座位在乡间就更好了。我发现许多宅子的选址似乎都很难改动，有人会觉得它离村镇太远了，在我看来，倒是远点好。我可以住在这里，就住一小时夏天的和冬天的生活；我眼看着那些岁月如何流逝，挨过冬季，便能迎来春天。未来这一区域的居民，不管他们将要把房子造在哪里，都可以确信，这里过去就曾有人先于他们住过了。只要一个下午就足已把田地开辟为果园、林地和牧场，并且决定门前应该留着哪些橡树或松树，而且每一棵被砍伐了的树也都能很好地派上用场；然后，我暂且听之任之，让它闲置。因为一个人放下的事情越多，他越富有。

我的思绪飘飞得太远了些，我甚至想到有几处农场主会拒绝出售，这正合我的心愿呢，但我从来不会让实际的占有这类事情灼伤我的手指。我几乎就要占有的那一次，是我购置了霍勒威尔田庄，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始选好种子，收集木料来打算造一架手推车，准备把这事进行下去。可是在房主正要给我一纸契约之时，他的妻子变了卦，她希望保有这个田产，于是他就提出赔我10美元，解除约定。现在，说句实话，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10美分，假设我真的有10美分的话，或者又有农场，又有10美元，或拥有这一切，那以我的这点数学知识可就算不清楚了。不管怎样，我退回了那10美元，退还了那农场。应该说，我是很慷慨的啦，我按原价再卖了给他；再说，他并不富有，10美元算我送给他的，但保留了我的10美分、种子，以及预备做小推车的木料。这样一来，我觉得我手头已很宽裕了，而且这样做无损于我的贫困。至于那地方的风景，我在我心中永存。关于风景，那是——我勘察一切，像一个皇帝，[1]谁也不能够剥夺我在那里的权利。

我经常看到一个诗人，欣赏了一片农田中最珍贵的风景之后，就扬长而去，那些脾气暴躁的农夫还以为他拿走的只不过是几个野苹果。其不知，诗人已经把他的田园写进了自己的诗篇里，而且多少年之后，农夫还不知道这回事。

在我看来，霍勒威尔田庄的真正魅力所在，正是它的遁隐之深，它离村子有两英里，离最近的邻居也有半英里，并且有一片宽阔的田野把它和公路隔开来；它紧挨着河流，据它的主人说，春天河上会有雾，这样就不会再下霜了，不过，我对这并不关心。它的田舍和棚屋是灰暗的而残败的颜色，加上倾塌凌乱的篱笆，仿佛在我和先前的居民之间相隔得那么悠远；还有那苹果树，树身早已中空，里面长满了苔藓，有兔子咬过的痕迹，由此可见与我将会跟什么样的人做邻舍；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那段回忆，我早年就曾经溯河而上，那时节，这些屋宇藏在密密的红色枫叶丛中，还记得我曾听到过一家犬的吠声。我急于要将它买下，等不及业主搬走那些岩石，砍伐掉中空的苹果树，挖掉那些牧场中新长出的小白桦树，总之，等不及业主把它收拾妥当了。为了享受前述的那些优点，我就索性决定干一场了；像阿特拉斯那样，把世界扛在肩膀上——我从没听到过他为此得到了什么酬劳——而我做这一切，并没有别的动机或任何借口，只是为了付清钱而拥有这个田庄，使它不再被他人干扰就行了；如果我能让这片田园自由生长，它就能生产出我想要的最丰富的果实。但结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那么，关于大规模的种植——至今我一直在侍弄着一座园林，我只是预备好了种子。许多人认为种子的年代越久越好。我不怀疑时间是能区分出优劣的，最后真正播种时，我想总不至于让我失望吧。可是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只说这一次，以后永远不再说了：你们要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得无拘无束，不要太执着。受制于一座庄园，和关在县政府的监狱中，简直没有分别。

老卡托——他的《乡村篇》是我的“启蒙者”，曾经说过：“当你想要买下一个田园的时候，脑子一定要想清楚，决不要贪得无厌地买下它，更不要嫌麻烦而再不去考察它，也别以为绕着它兜一圈子就够了。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好田园，你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喜欢它。”我想我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的下一个实验，我打算更详细地描写它；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两年的经历一并写下来。正如我开篇所说，我不打算写一首沮丧的颂歌，抱怨世事，而是我要像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一样，放声啼鸣，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唤醒我的邻人罢了。[1]出自英国诗人威廉·柯柏的诗句。

露宿森林

当我第一次在森林中过夜时，凑巧得很，正是1845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的独立日。我的房子没有完工，不能过冬，只能勉强遮风挡雨，墙上没有抹灰泥，没有烟囱，墙壁用的是饱经风雨的粗糙木板，带有很大的裂痕，所以到晚上很是凉爽。砍伐好的笔直的、白色的立柱和那刚刚刨平的门和窗框，使屋子看起来干净而通风，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木料被露水浸湿时，我幻想着到中午会有一些甜蜜的树胶从中渗出。在我的想象中，一整天里这房子都将或多或少地保持清晨的情调，这使我想起了一年前我曾到过的一个山顶上的小屋。这是一所通风好、没有涂灰泥的木屋，适宜于旅行的神仙在途中居住，仙子也可以拖着她的长裙走动。风吹过屋脊，发出断断续续的音调，这也许就是从天堂落入人间的音乐片段。晨风永不停歇，创世纪的诗篇从来[1]没有中断；可惜听到者寥寥无几。奥林匹斯山处处都是，可是，能悟出其中奥妙的却屈指可数。

我曾经拥有的唯一房子，除却那条小船，不过就是一顶篷帐。夏天里，我偶尔带它出去郊游，现在这顶篷帐已收了起来，放在我的阁楼上。只是那条小船，几经转手之后，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溪流里。如今我拥有了这更结实的避风挡雨的房屋，看来我在这世间定居，已有很大改善。这座屋子虽然很单薄，却有一种赛过结晶的东西围绕着我，这一点立刻在建筑者心上发生了作用。它似乎暗示着什么，就像一幅素描画。我不必跑到门外呼吸空气，因为屋子里面的空气新鲜如故。遇到下大雨的天气，坐在门后，几乎和坐在门外面一样。哈利梵萨说过：“没有鸟雀巢居的房屋就像是没有加佐料的烧肉。”我的房子并非如此，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突然成了鸟雀的邻居；但不是我捕到了一只鸟把它关在笼子里，而是把我自己关进了它们的邻近一只笼子里。我不仅跟那些时常飞到花园和果树园里来的鸟雀亲近，而且跟那些更野性、更令人捧腹的森林中的歌唱家亲近，它们从来不给村镇上的人唱出小夜曲的，即使有也很难得——它们是画眉、鸫鸟、蓝雀、野麻雀、怪鸱和许多别的鸟儿。

我的房屋坐落在一个小湖边，在康科德村南面约一英里半的地方，地势比康科德高出些，就在小镇与林肯乡之间那片广阔的森林中央，而在北部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唯一著名地区——康科德战场。但由于我的房子在森林中地势低的地方，四周都被森林掩盖了，所以我只能望到半英里之外的湖的对岸。在头一个星期，每当我凝望着湖水，我都觉得它好像山腰间的一泓龙潭，它的湖底还比别的湖沼的水平面还高出不少，以至于日出的时候，我看到它脱去了夜晚的雾衣，它轻柔的涟漪、波平如镜的湖面，都渐渐地呈现了出来。这时的雾，就像幽灵一样偷偷地从四面八方退隐入林中，又好像是一个夜间的秘密宗教集会解散了一样。露水悬挂在林梢，如同悬挂在山的两边，到第二天还迟迟没有消失。

八月里，斜风细雨停歇的时候，我就与这小小的湖为伴，那时水和空气都完全平静了，可是天空中却乌云密布，下午才过了一半却俨然黄昏般肃穆。画眉在四周歌唱，隔岸隐约可闻。这样的湖，再没有比这时候更平静的了；湖上的空气明净、自然而稀薄，并且被乌云映得有些阴沉沉的，湖水却充满了光和影，成为一个人间天堂，更值得珍视。附近的山顶上，树木刚刚被砍伐掉，从这里向南看去，看得见隔湖的一幅赏心悦目的图景，山与山之间的那个宽阔的凹处形成了湖岸，两座小山坡相向倾斜，令人感觉到似有一条小溪从树林茂盛的山谷中流淌下来，其实，那里根本没有小溪。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近处的绿色山峰上，远望地平线上一些泛着淡蓝色色彩的远山或更高的山峰的。确实，踮起脚尖，就可以望见西北角上更远、更蓝的山脉，这种蓝颜色是天空的铸币厂中制造出的永不褪色的蓝色硬币，我还可以瞥见村镇的一角。但是要换一个方向看的话，虽然我站得很高，郁茂的树木却把我围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了。在邻近，地就像浮在流水上面。即便是最小的水井也有珍贵之处，当你窥望井底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大地并不是连绵不断的陆地，而是孤岛。这就像井水能冷藏牛油一样重要。当我的目光越过山顶、越过湖向萨德伯里草原眺望的时候，我觉得在发大水的季节里，草地好像沉在水盆底下的一个铜币升高了，可能是山谷热气蒸腾导致出的幻觉。湖之外的大地似乎是一层薄薄的外壳，被一片小小的横亘的水波浮载着成了孤岛，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居住的地方只不过是干燥的土地。

虽然从我的门口望去，视野显得狭隘，我却没有任何拘谨、逼仄的感觉。这里已足够我的想象力在那里神游了。小湖对岸是矮橡树丛生的高原，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平原和鞑靼式的草原那里，它们给所有[2]的流浪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当达摩达拉的牛羊群需要新的更大的牧场时，他说：“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自由地欣赏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了。”

时间和地点都已变换，我居住的地方距离宇宙和我向往的那些历史时代都更靠近了。我所居住的地方像天文家在夜间观察的天体一样遥远，我们经常幻想，在天体中的某个遥远而偏僻的角落，在仙后星座的椅子形状的后面，有着一个远离嚣闹和骚扰的令人愉快的地方。我发现我的房子正是这样一个遁隐之处，但又是宇宙中历经弥新、没污染到的一部分。如果说，在更靠近一些星座，牵牛星座或天鹰星座更加值得居住的话，那么，我真想住在那里，至少那些星座远离了身后的尘世，那些闪烁的微光，在没有月亮的夜晚照耀着我最近的邻居。我所居住的便是宇宙中的那部分——那里曾经住着一个牧羊人，他的思想犹如高山一般崇高，在那里他的羊群[3]时刻都给与他营养。

如果牧羊人的羊群总是游荡在比他的思想还要高的牧场上，那么他的生活将是怎样呢？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一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我向曙光虔诚致敬。我早早起床，在湖中洗了个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举动，是我所做到的最好事情之一。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铭文：“苟日新，日日[4]新，又日新。”我懂得个中含义。黎明把英雄时代带了回来。天刚破晓，我就打开门窗坐着，一只蚊虫在我的房间中漫无目的地飞转，它那微弱的嗡嗡声像那宣扬美誉的号角一样触动着我。这是荷马的一首安魂曲，其本质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唱出了自己的愤怒与漂泊。此中蕴含着宇宙的玄机，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直到它被禁止。清晨是一天之中最珍贵的时刻，是觉醒的时辰。那时候，我们不再昏昏欲睡；至少可有一小时之久，我们身体中混沌的官能大都要清醒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被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被仆人唤醒的；如果不是被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渴望唤醒，不是空气中的芬香，不是回荡着的天籁的音乐，而是被工厂的铃声唤醒的；如果我们醒来时的生命，并没有比睡眠时更崇高，那么，这样的白天，如果能称之为白天的话，也没什么希望可言。要知道，黑暗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证明自己完全可以和白昼相提并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每一天都有一个更早、更神圣的黎明时刻，他一定是丧失了对生命的希望，正在走向一条通往黑暗的道路。感官在休息了一夜之后，每天都重新焕发一次活力，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挑战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我敢说，一切让人难以忘怀的事都发生在黎明时间的氛围里。《吠陀经》说：“万知醒于晨。”诗歌与艺术，以及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出自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如同阿伽门农一样，都是那曙光女神奥罗拉的儿子，在日出时他们弹奏着美妙的音乐。对思维活跃、精力充沛、与太阳同步的人来说，白昼对于他便是一个永恒的黎明。这和钟鸣、人们的态度以及工作性质无关。早晨是我苏醒的时刻，我心中装着一个黎明。改良德行就是为了戒掉昏沉的睡眠。如果人们不是在昏睡，那他们对白天的描述为何那么苍白呢？他们本来都是挺精明的人。若不是因为他们被昏睡所征服的话，他们是可以干成一些事的。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一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非常清醒地从事有智慧的工作；一亿人中也只有一个人能生活得神圣而富有诗意。清醒才是真正地在生活。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遇到了，我一定会仰视他的。

我们必须学会再觉醒，更要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这并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是靠着对黎明的无限期待，那种期待就算在最深的沉睡中也不会离开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振奋人心的事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自己应该有怎样的作为。影响时代本质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生活，乃至那些小细节，都应该与他在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的深思熟虑相配。如果我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谕自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儿。

我之所以到森林中去，是因为我希望活得从容不迫，希望活得深刻，希望汲取生命中的所有精华，以免在我临终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想过那种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如此珍贵；我却也不愿意去过修行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想深入地生活，[5]汲取生命的精髓，坚强地生活，像斯巴达式那样，摒弃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又宽又长的地方，细细地铲除和修剪，把生活驱赶到一个角落里，把生活中无价值的条件压缩到最低限度，把卑微的真相全部找出，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众；抑或，如果它是崇高的，就要亲自去体会它，在我的下一次远游时能够做出一个真实的描述。在我看来，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地狱的，还是属于天堂，就草率地下了结论，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并永远从上帝那里得到喜悦”。

然而我们依然生活得像蚂蚁一样卑微；虽然神话告诉我们说，我[6]们早已经变成人了，像小矮人和长脖子仙鹤作战，这真是错上加错，越来越龌龊：我们最美好的品德在这里成了多余的本可避免的劫数。我们的生活被琐碎的事情消耗殆尽了。一个诚实的人除10指之外，便用不着更大的数字了，在特殊情况下也顶多加上10个脚趾头而已。简化，简化，简化啊！我说，你要处理的事只需两三件就够了，而不必上百或者上千件；半打就可以了，何必计算100万呢？总之，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在文明生活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个人要想生存，就得经历这样的风暴、流沙、以及1001种考验，如果他不想让船沉没、葬身海底，也不想达港口，而只是凭借推算航位生存下去，那么，他真是成果伟大的计算家啊。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日三餐，一顿也够了；用不上上百道菜，五道就足够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我们的生活像德意志联邦，全是小邦组成的，其疆界永远在变动，即使德国人也不能随时把准确的边界告诉你。国家尽管有所谓的内政改进，但实际上它全是些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事务，而国家本身是一种不易运转的、臃肿庞大的机构，里面塞满了家具，掉进自己设置的陷阱里，被奢侈和挥霍毁坏殆尽，就像社会中的上百万户人家一样，它没有计算，也没有崇高的目标。治愈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强硬的经济政策，过一种比斯巴达人还要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现在的生活是太放荡了。

人们以为，国家必须有商业，必须把冰块出口，还要用电报来交谈，还要一小时行驶30英里，而毫不怀疑它们是否有用。至于我们应该生活得像狒狒呢，还是像人，这一点倒又搞不清楚了。如果我们不打造出枕木，不轧制钢轨，没日没夜地工作，而只是笨手笨脚地对付我们的生活，来改善它们，那么谁还想修筑铁路呢？而如果铁路没有建造出来，我们又怎能准时到达天堂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待在家里，专心我们的私事，那谁还需要铁路呢？不是我们在乘坐铁路，铁路倒乘坐了我们。难道你们没有想过，铁路底下躺着的枕木是什么？每一根枕木都是一个人，爱尔兰人，或者北方佬。铁轨就铺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又被黄沙覆盖，列车在他们身上平稳地驶过。我告诉你，他们睡得真香啊。每隔几年，就换上了一批新的枕木，车辆依旧在上面奔驰着；如果一些人愉快地乘坐火车，必然有另一些人被不幸地碾压过去。要是他们碾压过一个梦游者——一根出轨的多余的枕木，并把他吵醒了，他们就得紧急停车，大吵不已，好像这是一个例外。我听到了觉得真有趣，他们每五英里路就要一队养路人，才能让那些枕木长眠不起，并保持它原来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有时候还是要醒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匆匆忙忙，浪费生命呢？我们早该在饥饿以前就做好挨饿的准备。我们患了多动症，根本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如果我在寺院的钟楼下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来，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附近的人们——尽管今天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忙得不可开交，包括男人，孩子和女人，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放下工作而朝着那声音跑来的；说老实话，他们跑来的目的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来，而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灾的，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扑灭的，如果不费什么劲的话，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是的，哪怕教堂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后刚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抬头就问，“有什么新闻没有”？好像别人都在为他放哨。有人还吩咐道，每隔半小时唤醒他一次，无疑，也是为了要知道有什么新闻：然后为了回报，他们把自己的梦讲给别人。睡了一夜醒来，新闻就像早饭一样必不可少。“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里的新鲜事。”——他一边喝咖[7]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得知这天早晨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与此同时，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本身生活在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也早已失明了。

就我而言，我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我想只有极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确切地说，我一生之中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邮资的——这还是我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给一个人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结果你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玩笑。我敢说，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遭到抢劫了，或者说被谋杀了，或者死于非命了，或一幢房子被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爆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出现了一大群蝗虫——我们就不用再读别的新闻了。一条足矣。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条例证和应用呢？在哲学家看来，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不过是是一些喝茶闲谈的长舌妇。然而不少人对于这种胡扯都趋之若鹜。我听说几天以前，大家争抢着冲到一家报馆，想要了解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那报馆里的好几面大玻璃窗都被挤碎了——那条新闻，我认真地想过，其实就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在一年以前，甚至在12年之前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写好的。比如说西班牙，如果你知道如何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罗，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不时地、恰当地放进去就得了——也许这些字眼现在有了一点变化了——如果没什么有趣的消息时，不妨扯一扯斗牛好啦，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以及变迁都给我们详细地报道，完全跟现在报纸上这个标题下的那些最简明扼要的新闻一个样。再说英格兰吧，1649年的革命几乎就是那个地区的最后的一条重要新闻；如果你已经知道英格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