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庆桥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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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就中国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科技成就、事件或人物为主题，通过具体的案例，生动反映7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关键节点和历史意义，力图总结历史经验，启发当下发展。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安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既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赞许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可以说，“科技成就中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壮丽辉煌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科技成就、事件或人物为主题，以具体案例的方式，生动地反映了7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关键节点和历史意义，力图总结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启示。科技成就中国的历史转型
回顾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有三大转变，即从国防驱动向经济驱动的转变、从学习苏联向学习欧美日的转变、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第一，从国防驱动向经济驱动的转变。
科技发展的国防驱动与经济驱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时间上，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国防驱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经济驱动；在目标上，国防驱动是要解决生存问题，经济驱动是要解决发展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防驱动与经济驱动并不是对立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所谓国防驱动，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科技发展主要是服务于国防建设，并因国防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这种科技发展主要由国防驱动，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冷战思维主导世界格局发展，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中国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发展。因此，发展国防科技，确保主权独立自主，便成为首要战略目标。科技发展国防驱动的经典案例，就是集中全国的力量研制“两弹一星”。邓小平同志曾对此有过深刻的评价，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所谓经济驱动，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发展主要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革命性重大论断的实践与落地，彻底打破了对科技事业和科技人员的各种束缚，从而逐步确立起新的关于科技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面向、依靠”方针，到后来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今天的科技强国战略等，还有不同时期的各类型科技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都把科技创新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可以说，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双向驱动已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二，从学习苏联向学习欧美日的转变。
自从1840年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强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新的传统，由此向“夷”之先进学习，便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善于学习，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传统。最开始，我们的学习停留在器物层面，比如老一辈人熟知的“洋枪”“洋炮”“洋火”等带有鲜明舶来品烙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先人在器物层面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从19世纪末开始，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仅在器物层面向外国学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于是向外国学习从器物层面逐渐拓展、深入到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我们不仅要学习引进“洋枪”“洋炮”，更要学习深层次的科学和民主、先进的制度和管理等。学习的对象也逐步扩大和转移，苏联、欧洲、美国、日本都先后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两大阵营对峙，新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因此可以说，那时候我们学习苏联，是国际大环境决定的。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也因此有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学习苏联科学技术而言，首先是引进苏联的先进技术。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大型工程是比较有名的，这对于新中国打下重工业基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就是军事技术援助，这也是新中国国防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是移植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和做法，包括科学教育制度、学部委员制度等。正因为新中国真心诚意地学习苏联，后来留下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和弊端，成为新时期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向欧美和日本学习。这种学习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国家层面大力引进先进高科技，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高技术；另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将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设备同步，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在国际合作交往中不断提升我国的科技水平。可以说，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提高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的科技发展，既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祉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之路，如果说前半程主要是以跟踪模仿为主的话，那么后半程则是跟踪模仿与自主创新并重的阶段，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跟踪模仿是必由之路，这是善于学习的表现。中国科技跟踪模仿战略的典型代表，莫过于“863计划”和“973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出台，就是定位于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趋势，前者聚焦于高技术领域，后者则聚焦于基础科学领域。这两个计划的成功实施，对于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功不可没。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文化环境，科学技术就难以健康、快速地发展。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国在大力跟踪、引进“硬”科技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学习、模仿“软”的方面，比如科学技术的组织方式、科学教育的制度与内容、科学评价体系的建设等。尽管跟踪、模仿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我国科技发展坚持“硬”“软”两手一起抓，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自主创新则是跟踪模仿到一定时候的必然选择。中国科技发展不可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曾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展望未来，中国理应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因此，没有自主创新是不行的。其实，自主创新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客观急需。当今世界，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的发展，尽管在基础科学领域国际合作频繁，但在高技术领域，各国都将其视为国之重器，进而严禁出口。新时代的中国，常规技术我们该掌握的，基本上都掌握了；而关键核心科技，是买不来、讨不来、换不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既是历史发展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也是冷峻现实给我们提出的一道高难度“考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主创新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将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发展。科技成就中国的基本经验
中国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三大经验，即举国体制、规划科学和科教并举。
经验之一：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思想的延续。实践证明，举国体制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一般都是涉及面广、要求高、难度大的系统工程。
举国体制发展科技的经典案例是“两弹一星”的研制。1962年，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中央专委一次例行会议上布置的任务，就很好地说明举国体制的特点：“放射化学工厂，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二机部所需要的非标准设备82 000台件，由一机部、三机部负责；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装备器材自带，由贺龙、瑞卿同志负责；电力方面，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由煤炭部、水电部分别解决……”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7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科技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现在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科技成就，都是通过立项重大科技工程的方式取得的。这些重大科技工程，有的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比如“两弹一星”、核潜艇、载人航天、高铁、“北斗”导航系统等；有的我们正在奋力研制，比如大飞机、芯片、航空母舰等。这些重大科技都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未来发展，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崛起并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应当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重点突破，是中国科技事业70年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在新时代，整合制度优势，释放体制活力，将是中国科技再铸辉煌的根本保障。
经验之二：规划科学。
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福祉，让人类看到了科学的巨大力量，国家开始介入科学的发展之中。尽管每个具体的科学发现和突破无法预测，但增加对科学的投入，有效组织对科学问题的攻关，给予科学家以更多的鼓励，总是能够加大科学突破发生的概率。于是，将科学纳入国家战略，实施科学规划，激励科学发展，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所有有所作为的国家和政府的不二选择。
新中国规划科学的经典案例肇始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组织力量，制定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历史实践证明，《十二年科学规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影响深远，直接奠定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领导体制、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政府积极谋划发展科学，制定规划，对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比如，2003年前后，中央启动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编制工作，来自社会各界的2 00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了20个战略研究专题研究小组，600家企业参加了规划工作，先后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最终提出了2006年到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战略目标、重点部署和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并于2006年由国务院发布，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
经验之三：科教并举。
发展科技离不开大批高素质人才，而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科教并举并重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正如杨振宁先生于2004年12月2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从大学对国家建设的贡献角度来看，几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没有这些人的贡献，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并不低，而且中国最急需的就是大多数学生能够达到较好水平从而成才，为社会做出贡献。从中美两国教育的比较来看，各有优劣，不能一概否定中国而盲目迷信美国。
应当说，杨振宁的观点并非主观臆断，亦非赞美之词，所论比较持中。其实，持类似观点的，在海外知名学者中，并非杨振宁一人。比如，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教授也发表了类似观点。2014年12月14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钱颖一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问题中的‘均值’与‘方差’”的著名演讲。在谈到中国教育的成绩时钱颖一说，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第一个观察是，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作“均值”（mean）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是就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的，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科技和教育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呢？杨振宁先生的另一段话非常有启发意义，他说：“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十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科技成就中国的现实启示
70年来的科技发展成就启示我们，没有改革就没有科技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健康快速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等都会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实践证明，通过改革，破除阻碍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软硬约束，建立健全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的制度与软环境，是解放科技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2018年5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以前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也可能面临着更新换代、调整完善的新任务，更何况很多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藩篱正阻碍着科技创新发展，亟待改革破除。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既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勇气，也需要将改革更好深入下去的智慧。
70年来的科技发展成就也启示我们，没有开放就没有科技发展与进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主动学习先进科技、千方百计引进先进科技、以市场换技术、实行“拿来主义”等，都是实现自身科技发展与水平提升的必经阶段和必要环节。中国科技发展得益于开放，得益于世界科技革命，中国的发展进步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身处科技革命的大潮中，任何创新绝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实现飞跃的重要途径。
70年来的科技发展成就还启示我们，发展科技，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坚持自主创新，根据国情和实际需要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是中国实现科学技术突破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科技是买不到的！只有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掷地有声地指出，“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中国科技的基础与实力已今非昔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更加自信，更加自立，在继续“跟跑”的既有历史进程中，勇敢地实现“并行”“领跑”的新跨越。
科技成就中国，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科技创新争先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是新时代科技强国战略的伟大宣言，也是对科技成就中国的生动诠释。
展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未来，我们要充满信心，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既不能无视成绩，也不能回避问题；既不能自我矮化，也不能自欺欺人。第一，我们要坚守制度自信，不断完善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守正出新，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让科技创新活力充分释放。第二，我们要坚定中国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顶天立地搞科研；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海纳百川不封闭僵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发展自主创新之路。第三，我们要坚信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让科技强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让科技强国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力，让科技强国的伟大力量更加充分展现，最终让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早日实现。
本书由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田锋（东华大学）、杨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侯琨（上海交通大学）、李芳薇（北京大学）、张家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成，每人独立承担不同的专题任务。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科技成就博大精深、领域广泛，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细数，只能在我们了解的范围内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加以阐述，以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期望。囿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对每个主题的阐述和表达难免会有缺漏甚至谬误之处。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很多专业文献和资料，考虑到本书的通俗性和大众阅读习惯，故而将参考文献统一置于书后，在此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黄庆桥2019年8月30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直面危机：新中国下决心研制“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与崛起，具有伟大的奠基性意义。从1955年1月正式启动“两弹”之一的原子弹工程，到1970年4月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历时15年的时间里，中国接连创造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伟大奇迹。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两弹一星”工程的启动及成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和历史机缘共同作用的结果。抗美援朝战争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用美式武器装备的几百万军队，曾经被视为一种骄傲。然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改变了新中国领导层对这种骄傲的看法。尽管我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惨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牺牲和负伤者的数据，有不同的说法。但最保守的数据，志愿军的伤亡总数不少于36万人，其中有19万人长眠异国他乡。
那么，美国在战争中人员伤亡数据是多少呢？据美国方面近年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军队共计阵亡33 629人，其他原因死亡20 600余人，负伤103 248人，被俘后遣返3 746人，另外尚有8 142人失踪。
在战争的人员消耗上，中美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的武器不在一个水平上。《半岛都市报》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朝鲜战争中美装备对比》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眼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不算空军，中国陆军不但武器装备落后，一个军的火力密度甚至远不如美军一个师。战后各方公认，如果志愿军使用美军那样的装备，朝鲜战争将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这场异常艰难的战争中，通过美军王牌陆战1师和中国精锐的第9兵团装备之间的对比，最能了解中美两军的装备差异，了解战争的艰难和胜利的不易。
空军方面，美军的陆战1师每个步兵营都配备前线航空控制人员，可以随时用无线电呼叫航空火力支援。这直接导致志愿军只能在夜晚行军和进攻，白天的战场则是美国人的天下。志愿军第9兵团则没有空军支援，防空武器数量基本为零。为了避免对空射击导致更严重的空袭，甚至严令禁止用轻武器对空射击。志愿军白天只能隐蔽，一般不主动作战。
坦克方面，美军陆战1师每团有1个坦克营，下辖4个坦克连，共有70辆坦克，包括M—26潘兴式坦克和M—4A3中型坦克。每个陆战团的反坦克炮兵连另有5辆坦克。志愿军第9兵团无坦克和任何装甲车辆。
火炮方面，美军陆战1师编制有3个炮兵团，每团通常配备1个105毫米榴弹炮营、1个坦克连和1个工兵连。每个步兵营的火力支援分队装备有12门107毫米重迫击炮连。每个陆战团另有1个反坦克炮兵连，装备有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5辆坦克。陆战1师师属炮兵团则拥有3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共54门105毫米榴弹炮。另有1个155毫米重型榴弹炮营，共18门火炮。此外，还包括防空部队拥有的高射炮、高射机枪等自动武器。志愿军第9兵团每个师约有1个炮兵营，共12门火炮，主要是榴弹炮或山炮。由于不能自行生产，苏联也没有提供武器，志愿军的火炮都是缴获的装备，所以每个师的火炮新旧程度和型号都基本不同。团以下主要支援火力以82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为主。运输火炮的工具主要为骡马，机动性差。105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数量为零。
通信器材方面，美军陆战1师每个陆战团一直到排级都拥有完备的电台等联络设备，可以随时获得空军几乎不间断的火力支持。志愿军第9兵团由于通信器材奇缺，只有团以上部队才有少量无线电台，营级部队采用有线电话，在战场上非常脆弱。营级以下则主要用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等联络，这导致美军在野战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人尖厉的哨声。通信器材严重不足，导致一旦团级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基本上很难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加以变更，战术缺乏灵活性。
轻武器方面，美军陆战1师主要步兵武器为伽兰德M1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勃朗宁M1918A2式自动步枪、7.62毫米口径M1919A4式重机枪和12.7毫米口径的M2HB式大口径机枪。美军这几种轻武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轻武器的杰作，性能优秀可靠。志愿军第9兵团的轻武器全部是缴获来的，来源有苏联、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捷克等不一而足。在美军看来，那些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古董级武器，性能参差不齐，弹药补给困难。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回国的列车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吃了大亏，亏就亏在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我们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过去我说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看来，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炮杆子，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没有，我们用枪杆子打下的政权就不稳，中国人就还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彭老总说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用我国战士的血肉堆起来的。”
在战后的冷静分析中，从军方到中共高层，逐渐认识到武器落后是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的根本所在。现代军事技术变革已经到来，站起来的中国人要想少流血、不挨打，真正做到保家卫国，就必须紧紧跟上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步伐，拥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当时世界各国竞相研发的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空间军事技术，无疑就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中国领导人的首选目标。打破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
自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步入核武器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率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并投入实战之中。1945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成功爆炸，爆炸中心温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1万倍。1945年8月6日，代号“小男孩”的美国原子弹被投掷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日本战后公布的罹难数字是176 987人。1945年8月9日，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美国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4万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的威力令世人震惊，世界各大国纷纷加紧研制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10月3日，英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美国针对中国的核威胁从朝鲜战争就已经开始。据学者们研究，根据解密档案，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高层和军方为了尽快而体面地结束战争，多次打算对中国实施核打击。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记者发布会，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杜鲁门：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那是不是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记者：总统先生，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
从五角大楼后来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得知，1950年12月，一批还没有装配好的原子弹已经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海域的航空母舰上，供舰上飞机进行模拟训练。同时，一批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被送到美国设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核攻击的目标就是中国。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受命变革（1953—1956）》中写道：“为使我们的代价不至于过于高昂，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明确告诉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曾三次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更是反复上演，尤其是1954年金门事件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一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在后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话发表看法，于是他说出了那句让人难忘的话：“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子弹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我希望这一回答能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厦门将是第二个广岛”，这是当时美军的流行说法。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多么严重的核威胁！处于美国核威胁下的新中国，日子是异常难过的。那么，怎样打破这种核威胁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己要拥有核武器。国内、国际条件日趋成熟
新中国领导层之所以下决心研制核武器，启动“两弹一星”工程，除了上述背景之外，国内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两弹”费钱，而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两弹”急需高科技人才，大量人才纷纷学成回国；“两弹”需要技术外援，苏联在关键时刻给予中国一定的技术援助。天遂人愿，得道多助，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条件日趋成熟。
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尖端军事技术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科学家在实验室的辛劳，更需要浩大的工程技术建设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配合。说到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搞尖端军事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一五”计划的实施，短短几年时间里，整个中国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体系开始建立。这就为适时开展“两弹”工程，打下了重要的国力基础。
高端人才的回归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科研储备。研制“两弹一星”，最重要的是人才；没有高端科技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清末民初通过各种途径远赴重洋去国外求学的中国人中，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更是扬眉吐气，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股回国潮，一大批科学家纷纷回国，这其中就有钱学森、李四光、郭永怀等国际知名科学家，他们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家经济困难，但党和国家仍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学术研究上的“双百”方针。科学家们根据国家计划和战略，发挥特长，钻研科学。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中国科学院，还有一部分在各大学、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等从事研究。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储备与科学事业的建制化发展，为“两弹一星”工程的人才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的援助。讲到“两弹一星”，不能不谈苏联给予我们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苏联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起初给予中国经济上的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也为了遏制其对手美国，开始在高技术上给予中国一定的帮助，1957年签署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被视为苏联对华援助的高峰。原子弹、导弹技术就是《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重要内容—尽管苏联提供的都是过时的技术，甚至很多也没有兑现，但苏联有限的技术援助，在新中国“两弹”工程研制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两弹一星”的深远影响“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掀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两弹一星”的成功，不是窃取西方的绝密科学情报的结果—尽管美国人的《考克斯报告》一厢情愿地这样认为。“两弹一星”的成功，也不是苏联人的馈赠—尽管苏联在“两弹一星”发展初期给予我们一定的帮助。“两弹一星”的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奋发图强的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
对于“两弹一星”，邓小平在1988年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动情地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这是对于“两弹一星”及其深远影响的最高褒奖。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们中的23位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奖大会上，江泽民深情讲道：“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的确，“两弹一星”是个奇迹。“两弹一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东方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想，可以追溯到国民政府时期。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原子弹的威力震惊全世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为之心动，并于1946年派出人员赴美作专门考察和学习，朱光亚即是其中之一。但此后的国民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上美国的反对与遏制，国民政府的原子弹梦想无疾而终。中共中央决策研制原子弹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原子能事业的关注始于1949年春。1949年3月，钱三强被通知准备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他提出了可否借巴黎参会之机，带些外汇托约里奥—居里—钱三强的老师买些原子能方面的仪器设备和书籍，以备日后所用。后来，经周恩来批准，拨给钱三强5万美金专款供他使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年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力、财力短缺），百废待兴，研制原子弹并没有立即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高层没有在这方面做准备，恰恰相反，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这种准备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成立有关原子能的科学研究机构；二是开展地质工作，找铀矿，为原子能事业提供原料。我们不妨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看科研机构的组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949年11月，便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在下属的研究机构中，就有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主要从事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为研制原子弹打下人才与技术基础。该所经过筹备，于1950年5月正式成立，先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为副所长，一年后钱三强任所长。该所成立之初，钱三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广纳原子能科技人才，先后请彭桓武和王淦昌作自己的副手。钱三强还亲自给海外留学人员写公开信，现身说法，诚邀广大留学生回国效力。据《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简史》和《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在建所之初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国外回来到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有金星南、郭挺章、肖健、邓稼先、朱洪元、胡宁、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杨承宗、张文裕等；从国内其他单位调入的科学家有金建中、忻贤杰、黄祖洽、肖振喜、王树芬、陆祖荫、李德平、叶铭汉、于敏等。在广纳贤才的同时，钱三强还根据日后发展需要，极有远见地部署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发展初期的研究方向，1950年便确定了以“实验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为主攻方向，这一思想在1952年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总的来说，作为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的大本营，近代物理研究所在新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原子弹研制工程中的骨干力量大部分都是从该所抽调而来的。
再看铀矿的查找。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直接决定着能不能制造出真正的原子弹。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务院所属部门里，专门设立了地质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地质部的工作内容很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找、开采铀矿。地质部起初的工作是很艰难的，但随着1954年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尤其是1955年1月中苏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之后，铀矿的探测与开采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务院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原子弹研制
中国正式启动原子弹研制工程是在1955年初。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毛泽东在此次会上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并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在这里提到了启动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苏联愿意在这方面援助我们。这一时期，苏联出于与美国争霸以及维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的需要，愿意在原子能上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帮助。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前来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口头承诺。1955年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帮助的声明》。中国政府对此声明做出迅速反应。1月31日，周恩来主持第四次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4月，钱三强与刘杰、赵忠尧等人组成政府代表团赴苏，就苏联帮助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进行谈判。4月27日，两国签署协定，明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 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实验反应堆和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是发展核科学和核工业的必备实验研究设备，反应堆更是被誉为“可控的不爆炸的原子弹”。
为了加强对核工业的领导，推进原子弹的研制，周恩来于1956年7月28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同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负责组织原子弹的研制。上将宋任穷被任命为该部部长，钱三强为5名副部长之一。紧接着，将钱三强任所长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划给二机部，名义上原子能研究所由中科院和二机部共同管理，对外仍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名义，但实际上归二机部管理和使用。1957年夏，二机部又秘密成立了核武器研究院（又称“九局”），少将李觉被任命为院长。这样，新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了。
1957年对于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专门进行原子弹研制的二机部正式成立并运转了，其下属的核武器研究院也成立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苏联答应在研制原子弹上给予中国帮助。当时，赫鲁晓夫因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遭到了极大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也多有不满，国际上苏联与西方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苏联表示愿意在国防尖端技术上援助中国。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与苏方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确，苏联政府承诺，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及图纸资料。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协定，中国的原子弹本应该是苏联人帮助制造的，尽管中央高层当时也强调“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在操作层面却主要还是依靠苏联的指导和技术，由苏联提供原子弹样品，在苏方专家的指导下，完成对苏联原子弹的仿制，并在苏方的帮助下，建设试验靶场，进而完成原子弹试验任务。总之，根据这个《国防新技术协定》，一切都是美好的，中国将很快拥有原子弹。
然而，苏联除了援助他们自己已经淘汰的技术之外，一些核心技术却迟迟不肯给我们，比如，原子弹样品没有给，这样中国的科学家就不知道原子弹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又比如，苏联援建铀浓缩气体扩散厂，却不给扩散机上的分离膜，反正只要是核心技术，都拖着不给。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加大，尤其是中国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反对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长波电台和由苏方控制的联合舰队，依靠苏联帮助研制原子弹的梦想越发渺茫了。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宣告了中苏“蜜月”的结束，依靠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也就是从这时起，党中央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毛泽东批示“大力协同”攻克原子弹
1959年对于新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而言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如果说在此之前，新中国是想依靠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话，那么，从1959年开始，就真正是彻底丢掉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来研制原子弹了。在1959年之前，因为有依赖思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有失误的，主要就是没有重视原子弹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到1959年，尽管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但有关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仍然没有任何突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常复杂：一是理论设计，也就是要把原子弹设计出来，原子弹的样子、内部结构等，都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设计出来；二是爆轰试验，目的是摸清原子弹内爆规律，配合理论设计，验证理论设计正确与否，用现场试验来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三是制造，也就是根据上述正确的理论设计与现场试验，生产制造出原子弹产品，这里的关键是要有合格的浓缩铀；四是核试验现场观测，主要是为了取得大量真实的核爆炸数据，如果拿不到核试验数据，核试验就不能叫真正的成功。
要想完成上述四大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和兰州铀浓缩厂。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科研力量和物质条件都不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必须要取得国家的支持，动员全国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最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中央高层对研制原子弹持什么态度呢？这里就不得不说有关“两弹”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了。当时的中国真可谓“祸不单行”，苏联单方撕毁协定不说，还逼迫中国还债，更要命的是，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天灾人祸一齐来，使“费钱”的“两弹”面临着考验。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两弹”要放慢速度，甚至应该暂停，等国民经济好转之后再说。不能因为“两弹”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全局，“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是不少领导者的心里话。对于“两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论，毛泽东的表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61年7月，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起草了一份“两弹”要继续上马的报告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认可了这个报告。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两弹”不仅没有下马，还得到了特殊的关照，相关特殊政策和措施迅速跟上，最精锐的力量迅速向原子弹工程聚集。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二机部迅速调整原子弹研制的战略和思路，深入分析了原子弹工程最薄弱的方面—技术难关，进而迅速调集力量，集中攻克原子弹技术难关。从1960年初开始，在中央的支持下，从中科院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了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中高级科研人员加入攻克原子弹技术难关的队伍。同时，又将原子能研究所的王淦昌、彭桓武等一批高级研究人员调到核武器研究院。这些科研人员与先期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构成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骨干力量。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广大科技工作者是深知这一点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他们忘我工作，不舍昼夜。中国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原子弹关键技术，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
1962年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方面，调整原子弹研制战略后，在党中央给予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原子弹研制工程的各个子系统都有很大的进展。具体表现在：到1962年底，在理论上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分析，对浓缩铀作为内爆型原子弹核装料的动作规律与性能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实验方面，基本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及其主235要规律和实验技术；兰州铀浓缩厂方面，铀生产线各个环节的技术难关，大都被突破和掌握。总的来说，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由量变开始发生局部质变，让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中央领导人的关心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大协作，支持原子弹的研制。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析了中苏分裂后的严峻国际形势，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原子弹的研制要加快进行。根据中央的这一态度，会后，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于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为加强领导，组织实施，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副总理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作为一个权力机构，中央专委从成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共召开了13次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央专委职能扩大，整个“两弹一星”工程都是在中央专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应当说，中央专委在推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在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总动员令下，在中央专委的有力领导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在1963年至1964年上半年迎来了丰收。这一年，在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的努力下，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原子弹设计完成，原子弹可以生产了；这中间，王淦昌、郭永怀、程开甲等领导的试验工作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原子弹的关键部件、点火装置—点火中子源也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的带领下制备出来了；兰州铀浓缩厂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部件、被苏联视为绝密技术并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安全心脏”—扩散分离膜也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吴自良的带领下攻克了；有了扩散分离膜和原子能235研究所黄昌庆制备的六氟化铀，兰州铀浓缩厂成功提炼出了铀；在此基础上，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成功地加工出了原子弹实弹需要的铀部件；原子弹试验靶场的核试验测试工作，也在程开甲的领导下快速推进。总之，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胜利在望。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钱三强。他在原子弹研制工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是决策系统里的战略科学家，是关键时刻知人善用的组织科学家，是攻克技术难关的领军科学家。仅就“两弹一星”元勋而言，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除钱三强本人外，其他10位科学家走上原子弹、研制的关键岗位几乎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宋任穷认为，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中“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在原子弹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和新疆罗布泊核武器实验靶场，也在各部门和军方的大力支持下，到1964年春基本建好。从1963年3月开始，原子弹研制大军开始移师金银滩，在那里制备第一颗原子弹，并进行原子弹原理实验。因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时间是1959年6月，中央遂决定将“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借以激励全体参与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制成原子弹。1963年11月20日，在金银滩基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使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获得了综合验证。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除了没有装铀部件之外，其他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试验结果实现了预先的设想。
到1964年上半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在望。4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随后，根据罗布泊的气象情况，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原子弹试验起爆时间（技术上称为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水平和制造的先进程度，超过了美、苏、英、法四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当晚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授权播送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为此刊印了号外。《声明》指出：“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庄严承诺，是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巨大贡献。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远快于当时其他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个速度曾令人十分惊奇。后来，人们发现，中国的氢弹奇迹其实就蕴含在钱三强后来总结的“预为谋”之中。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这等于是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定了调。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已有眉目，二级部部长刘杰想到了氢弹，而此时副部长钱三强也想到了氢弹，二人经过商量，决定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可由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当年原子能研究所立即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一方面成立以黄祖洽、于敏为首的轻核理论组，开展氢弹反应原理研究；另一面成立以蔡敦九（后改为丁大钊）为首的轻核实验组，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工作的开展。这一“先行一步”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时间内，轻核理论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也指示二机部要就核武器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4年10月，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1月，二机部把原子能研究所先期进行氢弹研究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全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在理论攻关中，最初形成了两种思路：一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部提出的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二是黄祖洽、于敏在预研时提出的设想，当时是两条思路一起攻关。1965年夏，于敏提出了新的方案。9月底，借助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最先进的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于敏带领部分理论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分析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后来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根据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底，核试验基地召开了规划会议，提出了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确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随即批准了这个规划。
进入1966年，国内政治气候日紧，但因为氢弹的特殊性—毛泽东亲自关心，还因为氢弹研制工作已有国防科委—军方接管，周恩来又亲自领导，所以氢弹的研制受到的冲击较少。经过紧张的准备，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12月30日和31日，聂荣臻在罗布泊试验基地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下一步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在1967年10月1日前采用空投的方式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的建议，不久，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就在这时，从西方媒体得知，法国很有可能在1967年爆响氢弹，有可能赶在中国的前面。为此，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中央专委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氢弹试验，争取赶在法国前面。因氢弹试验采取空投方式，这对飞机和降落伞的要求非常高，当时确定了我国最先进的轰—6甲型飞机承担空投任务，并在核试验场区进行了数十次投弹模拟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由轰—6甲型飞机空投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的预言—只是洲际导弹还未实现。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8年零6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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