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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23: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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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梅,魏丽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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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丁聪传

漫画大师丁聪传试读:

引言

2009年5月26日10时54分,著名漫画家丁聪与世长辞。“有几个人能活到93岁,还能画漫画画到90岁?他当无憾了……”他的夫人沈峻这样告诉前来为丁聪送行的朋友——丁老走得很平静。

丁聪,擅长漫画、插图,是我国20世纪文化界重要的知名人物之一,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一员闯将。20世纪30年代初,他受画家父亲丁悚的影响和熏陶,开始创作和发表漫画。

很多后来见到丁聪先生的人都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瘦、很睿智、很洒脱,同时又很风趣的老头。丁聪先生自己却挥动着手中这枝尖锐锋利的大笔,说:“我的手里老是拿着一把刀,简单地划分生与死。现在我拿起了手术刀,目的是除掉病患,而不是杀人。”他的人品、才情、学养和功力,他的经历与艺术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他是别人眼中的著名漫画家,但却始终谦卑地自称为“小丁”。为何年过七十还称小丁?丁老自己的解释有三:一是因为父子两代共同的朋友张光宇、叶浅予等的年纪介于自己与父亲之间,父亲被称做“老丁”,自己自然为“小丁”,而且“丁聪”二字笔画过多,版面效果不佳,很早就听从朋友的建议署名小丁,沿用至今;二是不在乎“老”、“小”之间的表面差别;第三个原因是“丁”字有“人”的意思,“小丁”即小人物,这也符合自己一辈子的基本经历。

他一生经历了几个巨变的时代,但并未影响他做人的原则。历经沧桑巨变,却始终保持一颗豁达、幽默、开朗的心,成就了他的高级幽默。1980年以后,为了弥补那些失去的时光,他以超常的精力投入创作,其作品数量大大超过以往作品的总和。从1979年《读书》创刊起,他的漫画专栏始终没有中断过。丁聪70多年来所绘的漫画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其中许多作品至今仍有抑恶扬善的现实意义。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共出版了30多种集子:《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二马》等众多作品的插图,《丁聪漫画系列》,《中国漫画书系——丁聪集》,《丁聪画册——漫画、插图、素描、速写、肖像、设计集》,《瞎操心》、《绘图双百喻》(与陈四益合作),《Y先生语录》(和流沙河合作),中、英、法、德、日文版的《古趣集》及中、英、日文版的《今趣集》等。

丁聪大师走完了他风风雨雨93年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充满着曲折与传奇,他的作品和他与许多人的友谊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搭乘时光隧道,我们回到过去,翻开丁聪人生的第一页……第一章家学渊源 初涉画坛1

1916年12月6日,丁聪出生在上海。

丁聪祖籍浙江嘉善。祖父是个读书人,父亲丁悚,字慕琴,人称“老丁”,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漫画家。因家道中落,丁悚12岁时就不得不自己搬一个铺盖到上海当铺里去学做生意,学了十几年,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打工仔一直做到在柜台上写当票。在当铺工作的同时,他还在函授的美术专业学校自学,其题画、写诗、西画,统统是自学的,22岁时成为画家。丁悚最初投稿的刊物是鸳鸯蝴蝶派的《百美图》,但后来他渐渐改画漫画,逐步名扬上海滩,并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协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门口。丁家曾是上海著名的文化沙龙,聚拢了当时画坛的一些名流,如张光宇、叶浅予、张正宇、鲁少飞等都是丁家的座上客。1912年11月,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上海兴办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即上海美术院,1920年正式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丁悚便是该校的第一任教务长。

丁悚的画风主要介于古意与漫画之间。老丁当年的漫画作品留下来的不多,著名作家汪曾祺曾撰文回忆他小时候看过一张老丁的画:一个人在扬袖而舞,另一人据案饮酒,神情似在嘲笑舞者。题诗为:“张郎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张郎当筵舞,恐更郎当舞袖长。”汪曾祺同时感慨:现在能画这样的画——笔意在国画和漫画之间,能题这样雅俗共赏、富于阅历的诗的画家似乎没有了。又建议搜集老丁的作品,出一本《丁悚画集》,因为:“这对丁悚是个纪念,同时也可供医学界研究小丁身上的遗传基因是怎样来的。”由此可以窥见老丁的画力与阅历绝非一般人可以比拟,看来丁聪是深得父亲的绘画真传啊。丁聪和母亲

当时,上海美专的创办者刘海粟因为与身兼教务长的老丁是好朋友,所以在丁聪还没出生前就收他做了义子。或许是秉承了两位画家父亲的基因吧,这个小孩子生性爱画,长大后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丁聪,单名一个“聪”字,让人联想到的都是诸如“聪慧”、“灵性”等美好的词汇,可见他父亲丁悚的心意。但丁聪后来誉满画坛的名字却是他的笔名“小丁”。“小丁”两字一共五笔,干净利落,简单得让人陡生几分疑问——为什么要叫自己“小丁”呢?其实倒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名字的主人看重的就是“小丁”的简洁明了。4岁时,丁聪就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开山之作是一幅儿童画,画的内容是戏台上演《空城计》的情景。小时候的丁聪

初涉画坛的丁聪,其笔名小丁的由来自有一番故事。这在辛述威先生所著的《丁聪传》中有较详尽的叙述。某日,画界的几位朋友正巧来丁悚家做客,看到了小丁聪的画,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一边传阅,一边饶有兴味地谈笑起来——“我看嘛,这样的儿童创作,可以投寄报刊试试……”“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署名可称‘丁慕琴(丁悚字)先生之公子’。”“何需‘借光’?还是叫丁聪。”“‘聪’字笔画太多,难为孩子,我说就称‘小丁’吧,既有家传之意,书写又便当——怎么样,老丁?”

儿子受到朋友们如此的褒奖和鼓励,丁悚很是感动。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合适么……”“好嘛!法国文坛上有大仲马、小仲马,本为父子两代作家,我们也可以有老丁、小丁两代画师。”而且,“丁聪”二字笔画也确实过多,意气风发的丁聪曾试着为自己设计过多款签名,但其名字中的“聪”着实让他为难,大了,占篇幅,小了,模糊不清,倒是“小丁”二字,既能与父亲的俗称“老丁”相映成趣,又能于姓名之妙外增添几分画面的和谐。“小丁”二字融入了长辈的浓情厚意,也代表了长辈对丁聪所寄予的厚望,丁聪也没有让父辈们失望,当然,这是后话了。从如今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来讲,“小丁”二字恐怕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从此以后,“小丁”二字便伴随了丁聪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只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人生阅历的增长,“小丁”二字所蕴含的分量和内容已绝非仅仅是当初父辈们的祝愿和期许了。此后,“小丁”二字便一直呆在丁聪的格子画的一隅,安安分分的,不觉已享古稀之年。曾经有一段时光,“小丁”二字因为政治原因见不了天日,丁聪被迫改用“学普”、“阿农”。那个时候,名字的主人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小丁”已渗入他的血液,难以割舍——除了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丁聪所有的漫画作品上,“小丁”二字一直在主人的庇护之下大行其道,可见丁聪对其之钟情。

旁人不明白丁聪为何如此“专一”,每每问及,丁聪便说自己个子小,这五笔二字很适合自己的形象,何况自己人如其名,永远是小丁——一介小人物罢了。事实上,“小人物”的五笔二字却蜚声中外,名气一点也不小。倒是他本人始终内敛,不事张扬,像个初涉世的年轻人一般单纯、干净,又如顽童般哈哈嘻嘻,像长不大的孩子。

丁聪很喜欢别人叫他小丁,自称:“我好像是个老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丁聪的漫画生涯,是现代中国漫画的一个缩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称: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夫。今日语言无禁忌,只缘身畔无仙姑。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军阀混战,但“十里洋场”仍然汇聚了众多流派的人才,使这个城市成为当时中国的几个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中国漫画协会所在地——丁悚的家,在租界内,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作为文化界的新秀,丁家自然而然成了当时文化界聚会的场所。电影界、京剧界、美术界的名角们经常在这里举办沙龙,“晚上吃饭总要两桌,一般客厅里两桌,摆不下就摆到二楼,天井里摆满了绍兴老酒的酒坛子。”周璇、张光宇、叶浅予等都是常客。丁宅的文化气息可谓相当浓厚,樽中酒常满,往来无白丁。当然,客人还是以一批青年画家为主。

这些青年画家中的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等人都是后来声名远播的名家。他们热爱文艺,常常携带速写本前往剧场,当然,他们去剧场并不单单只是为了看戏,而是一边看戏,一边速写,既陶冶性情,又训练笔艺,一举两得。初为小跟班的丁聪渐渐被他们所熏染,也开始仿效他们,自己也带上一个小本子,边看戏边练画,渐渐成瘾,素描功底也日益深厚。

在这批青年才俊中,小丁聪最仰慕的是后来创办《中国漫画》杂志的张光宇先生。因其画技独特,善于创作出富于变化又非常讲究的人物造型,具有开放的思想,小丁聪甚至还会羡慕张光宇家有很多的外国画册。小丁聪总是快乐地跟着张光宇,后来还跟他学画京剧脸谱。所以,除了父亲丁悚外,张光宇对小丁聪的影响也是不同小觑的。3

凭借自己的实力,再加上父亲的关系,小丁聪渐渐开始以速写和漫画在画坛崭露头角。等到他进入上海清心中学后,正巧新华、联华两家影业公司各自办了一本电影画报,缺少编辑人员。通过父亲的老朋友龚之方、唐瑜的引荐,丁聪小小年纪就开始了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结合电影画报的编辑需要,丁聪将目标瞄准了当时的大明星,诸如黎丽丽、金焰、王人美等人,为他们做肖像。于是,高中尚未毕业的丁聪就在大小报刊上接连发表作品,跻身漫画家的行列。他用画作赚取的报酬买回心爱的画册和书刊——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家庭的开销日益庞大,作为家中长子的丁聪已懂事,不忍心再加重父亲的负担。丁聪和弟弟妹妹在一起

1936年,还不到20岁的丁聪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他画的王人美漫画头像在展出的第二天就被一个外国人以10块大洋买去。这对他而言,自然是个不小的褒奖。

丁聪的中学时代就这么在读书、编画报、画漫画中度过了。他过得很忙碌,但忙碌也恰恰成了他获得愉快和充实的源泉。

年纪轻轻的丁聪痴迷画画并小有成就,但作为同行的父亲却以过来人的身份两次阻止他继续绘画的艺术道路。因为丁聪尚在儿童期时,就爱恶作剧地把画报上的人物加上一副眼镜,或找出一本画册进行摹仿,被父亲批评警告,叫他不要临摹别人的作品。当“丁家有儿初长成”,踏上了一条似乎光明的道路之时,父亲又义正词严地站出来反对了,理由极其简单——画画不能糊口。父亲建议丁聪去做时尚的翻译工作,但丁聪没有听从父命。现在看来,这,绝对是中国漫画界的一件幸事。4青年时期的丁聪

虽然丁悚名满沪上,但自从25岁时有了长子丁聪,丁家年年添丁进口,当丁聪中学毕业时,由于弟弟妹妹的增多,家里的生活日益拮据。丁悚的收入很难支撑一大家子的庞大开销,丁聪只得提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为了自食其力,也为了帮助父亲减轻经济上的压力。这一年是1935年,他19岁。于是,对懂事的长子有着很多歉意的父亲没有再干涉丁聪,默许了他的职业选择。

除了继续为新华、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编那两本画报之外,19岁的丁聪进入社会谋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上海的《小晨报》做记者,其副刊是由丁悚的朋友,著名评弹作家、电影编剧、记者、编辑、影剧评论家姚苏凤主编的,丁聪的任务就是每天做一两幅插图。作家叶灵凤当时有一部长篇小说《永久的女性》在《小晨报》连载,插图就是丁聪画的。这工作不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去报馆,两三个小时后干完了活就可以回家。可惜只做了几个月,《小晨报》就因得罪了国民党的高官而被查封,丁聪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丢了。

为了养家糊口,丁聪很快又进入晏摩氏女子中学担任教职工作。第一节课,丁聪准备了许多有关美术知识的内容,没想到十几分钟就都讲完了,剩下的时间他就只能和学生在沉默中尴尬地度过。好在第二节课转入绘画实践教学,丁聪顿时感到轻松。他除了向学生示范绘画要领,还走近一个个座位去提示学生,或径自修正学生的画儿。渐渐地,学生都和丁聪熟了,一些年纪大点的女生还经常一边画画一边和他聊天儿……

本来反对儿子绘画的父亲终究拗不过儿子对绘画的热情,便主动请刘海粟帮忙。国学大师刘海粟是看着丁聪长大的,早就把他视为己出,于是免收学费,让丁聪进入自己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正规的训练。于是,丁聪怀着无限的向往迈进了上海美专的大门。就这样,在忙碌而充实的半年时间里,丁聪受到了专业的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也为他未来走上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赚些外快贴补家用,丁聪还同时给几家电影公司编电影画报。1936年夏天,黄苗子介绍丁聪到《良友》画报去做美编。在北四川路的一间小阁楼上,丁聪结识了《良友》的主编马国亮。于是,丁聪成了《良友》的职业美编,画版、设计封面、配插图……他一丝不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上课和工作之余,他继续以他那支幽默而诙谐的画笔描绘着社会的众生相,为上海报刊的广大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趣闻笑料。同时,随着收入的逐渐增加,丁聪终于开始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生存天地。

在父亲的支持和好友的帮助下,丁聪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不论境况如何,他都凭着自己对绘画的热爱与对困难的无所畏惧而坚强前行,尽管有时难免踽踽,但毕竟始终不曾放弃——并不曾想过要扬名天下的丁聪凭借自己的天赋、才情和品性获得了世人的喜爱和尊敬。丁聪(左一)和朋友们在一起5

193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一年,对于漫画界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春回大地,上海南郊半淞园的古树返青了,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和煦的春日暖阳洒落林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37年4月,在半淞园的露天茶座中,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了起来,缓缓发言道:“诸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主要是谈两件事。一是去年11月我们举行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展期五天。始料不及的是,观众空前踊跃,只好延期。后来又将全部展品流动到南京、苏州两地继续展出,现在正准备拿到杭州去。看来,我们没有白白辛苦,白白劳碌,我们得到了社会和广大观众的承认。这一点,朋友们了解得比较多,我无须再讲。我要讲的最为主要的是,发起和经办这次展览的几位朋友,想借今天的聚会,请诸位考虑,我们是否成立一个全国漫画家的组织。有了这样一个组织,便于经常联系、交流,举办展览,并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此位发言者为谁呢,他就是漫画界的前辈王敦庆,曾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具有很深的漫画创作和理论研究上的造诣。同时,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悉数到场。

在与会的漫画家中,丁聪最为年轻,他的学生装在一群西服和长衫中显得格外醒目。散会后合影留念,丁聪站在最后一排的左侧,目光对着镜头,一手插在腰间,稚嫩的外表掩饰不住他的自信,显得生机勃勃。

对于漫画协会的成立,小丁盼望已久。记得在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中,一幅标有作者“小丁”字样的《影星王美人漫画像》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还被一位外国友人“高价”买走。这让丁聪觉得自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享受了成功的喜悦。但如今中国的形势却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其担忧,“漫画家首先应当是一个爱国者”,小丁忽然间成熟了许多,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深深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自己的事业首先必须融入到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中去。他们需要一个集体的组织来指导大家用自己手中的笔对抗敌人的枪杆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那隆隆的炮火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漫画家们迅速行动起来。以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为母体,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会刊《救亡漫画》,并庄严宣告: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做一回殊死的漫画战。

丁聪以其小时候所看过的昆剧《林冲夜奔》为原型,在画纸上勾勒出野兽一样残暴的敌人正将手无寸铁的村民强拉硬拽地抓去充军。狰狞的面孔、血腥的刺刀与骨瘦如柴、褴褛不堪的衣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然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丁聪在友人龚之方的劝说下,为保存实力,他们一同上路奔赴香港,以继续他们未完成的“战斗”。第二章转益多师 终成大器1

每当人们提起小丁,总会称他为漫画家。事实上,他不仅是个漫画家,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个美术家。他在绘画领域触类旁通,依靠扎实的笔技,不仅漫画独树一帜,还能设计海报、宣传画、书籍封面,布置舞台场景……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晚年为各类文学作品绘制的人物插图和为文化界朋友速写的肖像画,不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无不惟妙惟肖,令人叫绝。只是漫画这项小丁自称的业余爱好,他坚持得最久。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小丁的漫画史已逾70年,饱含沧桑,藏着很多故事,就像一位古稀老人,透着浓浓的历史味儿。

丁聪的漫画情结开始于上海滩,一开始涂涂抹抹只为糊口,并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真正以画代笔,扮演鲜明的斗士角色是开始于抗战初期,直到抗美援朝。“文革”时期,他被迫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只能偷偷摸摸地画,以期解除手痒难耐的压抑。在北大荒劳改时,好在王震爱才,丁聪的作品仍然可以发表,当然,他不能使用自己的笔名。执笔的人最怕的莫过于过多的限制樊笼般囚禁了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样的境况却一直持续到“四人帮”下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热爱北京的丁聪与人合作《北京小事记》,绘尽首都城内人事百态,刊登发表的地儿却还只能是香港。

忽如一夜春风来,改革开放后,小丁和祖国同时迎来了春天,如同沉睡了一冬的坚冰,迫不及待地想要融化,将自己积蓄了许久的力量喷涌出来,破茧而出。60多岁的他进入了自己漫画创作的黄金期,高产高质的作品为他正名,也为他扬名,“小丁”二字几乎成了中国式漫画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丁聪的父亲丁悚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而丁聪本人则是中国漫画界的大家。2

小丁受张光宇等先生的影响,常常在剧院把戏曲表演者作为写生的对象,他“抓拍镜头”的洞察力不弱,眼、心、手三样“武器”的协调能力也日渐和谐深厚,绘画的笔力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无形而自然地练就了。换言之,小丁原本就酷爱并熟稔京戏,又在张光宇、叶浅予等的启发下开始以动态的京剧表演者作为模特进行写生练习,难度当然可想而知,但却实实在在地帮他打下了深厚的素描功底。

如果说,这种学习习惯依靠的是丁聪的自觉和绘画的喜爱,那么对京剧的兴趣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丁悚。丁悚貌似极具新锐精神,接触的都是摩登的玩意儿,但事实上,他的骨子里却饱含着极深的古典内蕴。他很喜欢也熟悉古代文化,其早期画作就属于鸳鸯蝴蝶派的风格。

丁悚爱好京戏,收藏了很多戏曲唱片,在丁家京腔京韵常常从一台老式手摇唱机中流淌出来,弥漫到房间的各个缝隙之中。有时,他也从唱片公司借回京剧唱片,听后再还。当然这得益于他广泛的交游,当时著名的“百代”、“高亭”等唱片公司里都有他的朋友。不过,最过瘾的还是去剧场看戏。沪上的名角丁悚大多相识,就连北京的“角儿”到上海演出时,也常到丁家登门拜访,比如马连良、荀慧生、程砚秋等名角都是丁府的熟客。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不喜爱京戏是不太可能的。小丁受父亲的影响,对京戏也是欲罢不能。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常常为捧某个角儿而去剧场订贵宾座。丁聪是长子,深受大家喜爱,总是被带着前去看,结果自然是越看越痴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丁聪上小学的时候,上海的综合游乐场“大世界”里有很多剧场,经常上演不同剧种的戏码,其中的“乾坤大剧场”专门上演京剧,每逢周日午后,丁聪总是雷打不动地步行前往看戏,直到散场,也就是傍晚五六点钟的光景,再步行回家。

可是看戏得买戏票啊,小丁哪来的钱呢?他看的是蹭戏——这孩子的脑瓜儿灵光得很,和一位售票员混熟后,就总是乘着他当班的时候免费溜进去享受视听盛宴。

童年时代的小丁,家中是书香门第,经济上还算富裕,平日里除了读书就是看戏听戏。但后来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经济状况大不如前,看戏慢慢也成了奢侈的事情。北京的著名武生杨小楼来沪上演出,这对小丁充满了诱惑力。丁聪开口向父亲要钱,但在看到父亲为难的神色时,懂事的他望着父亲疲惫的脸,最终还是怏怏地走开了。父亲看了看失望的儿子,也不由得朝墙头悬挂的自己与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合影望了一眼。儿子的心理父亲很明白,毕竟他也是个嗜戏之人。终于,他不忍儿子失望,也为了激励儿子,最后还是叫住丁聪,向他承诺,如果这次丁聪考试拿到全班第一,就请他看杨小楼。于是,动力十足的丁聪硬是一连开了几个夜车,最终得偿夙愿。

看戏对丁聪的影响是融入骨子里的东西,那些戏曲作品里的人物、情节、精神以及戏曲这一古典艺术形式的文化内蕴和艺术感染力都熏染着他的心灵,并且直接影响了他的绘画风格。如果我们将丁聪所有的绘画作品进行分类,其中一个大类就是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京剧素描。3

如果说画戏剧素描绝大部分是出于兴趣,纯属个人爱好,那么,从事电影绘画则将丁聪推向了大众,小丁的漫画天分也由此开始得到充分的展现。

为电影画报供稿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这需要画家另辟蹊径,能他人之所不能。小丁当时供职的《联华画报》与《新华画报》为他提供了尝试的平台,于是,他开始大胆地选择当时影坛鼎鼎有名的导演和演员们作为创作的题材,利用他们的知名度以及观众的猎奇心理,加上他“独家”的幽默方式描绘他们,以吸引大量的读者。在今天,当我们再来翻看那些作品时,却依然能够嗅出一股浓浓的、属于旧上海滩独特的“酒醉的探戈”似的味道——绘画绝对是比文字更直观的历史记录员。

由于工作的原因,小丁经常有机会去影棚探班。当然,那些影片拍摄的幕后总是有很多观众不知道又想知道的新鲜事儿发生,小丁便用手中的笔做摄像机,将一些画面给“抓拍”下来,将摄影棚里的传闻笑柄画成漫画。其中,有很多画作中的趣事让人忍俊不禁。

比如,《露天布景中的不速之客》,画的是电影的拍摄场景搭在了室内,但并没有搭上屋顶盖儿,结果在拍摄期间一位不速之客从天而降——一只鸟从房间正上方俯冲下来,聚焦了演员、摄影师、导演和其他所有人的目光,这一幕,被丁聪的眼睛迅速地“拍”了下来,生动而传神地将众人吃惊、躲避、好奇进而无奈的神情,细腻地复制到了画纸之上,甚至连电影拍摄现场的布景、道具等也表现得一丝不苟,足见小丁对生活观察记录的认真细致。

除了好笑之事外,丁聪也用极端的表现方法让人悟出了文明后的冷漠与血腥,那是他所描绘的表现片场意外的漫画——有一幅作品表现了演员被摔伤致死的情况,虽然这种现象不见得一定会发生,但受伤的演员被忽视在当时却是常见的。导演、片商的冷酷无情可见一斑。

丁聪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他的画作具有很强的可看性和深刻的内涵,他赋予了笔下的人、事物以磁铁般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就是幽默,但却绝非搞笑,而是在幽默中难掩俏皮的反讽,以揭露真相。观众:“请你在我手册上写几句话。”

女明星:“可是抱歉得很,我不认得字。”以上的一段对话来自丁聪的电影漫画,就像时下的人们对影视明星的艳羡和推崇一样,追星在那个时代也很狂热,尤其是那些打扮入时、魅力四射的女电影明星常常被热情的观众围追堵截,为的也仅仅是她们潦草的签名。但观众往往在费尽心力之后,却连涂涂抹抹、无法辨认的签名也得不到。鉴于此,丁聪创作了这样的一幅漫画,虽是画于那个年代,但如今看来,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隐藏于其后的深意。

电影是不是大众的,这一问题还很难说,但绝不是穷苦老百姓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旧上海滩连饭也吃不上的穷苦人家哪有钱进行这种“高级娱乐”呢?没有电影看没关系,但是有力气去拍摄场地充当群众演员,多少还可以赚些钱,这就让小老百姓很高兴了。这样卑微的高兴,付出的代价却不低廉。做群众演员赚钱并不容易,往往是那些脏累苦的活,甚至是危险的活,导演和明星们甚至不会顾惜他们的生命。小丁的一幅速写中就有这样一个镜头:从半空中的窗口跳到地面的群众演员头破血流,导演却神态自若,不耐烦地叫着:NG,NG,NG……

可以这样说,电影对小丁来说就像是一扇门,当门打开时,他看见了比电影所描绘的世界更真实的现实。由电影思考到人世间,他的笔触也延伸及芸芸众生、世间真相,他用手中那支犀利的笔为我们做了一份世间诚实的记录,记录了我们所不能经历的时代,让我们从他的漫画中看清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略显夸张与荒诞的图画,让我们内心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真实。4

也许是从画电影漫画开始,小丁学会了用漫画的方式表达思想。一旦某种习惯得到确立,人总是会用更多的时间去重复这一行为。世间的诸般本来都富含着某种与之共存的幽默性,抑或可以美其名曰荒诞性,严肃一点去看待的话,完全可以大大地讽刺一番,并在讽刺中提醒他人用理智尽可能地了结这样的荒诞,这是漫画以及相声等幽默艺术形式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真正的漫画家应该是发现了生活中无法用直陈的文字表述的抽象之物,也明白自己能够以漫画的形式揭去这一类事物的隐形衣的人。诚然,小丁就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这一点。在他早期绘制的大量众生相漫画中,阅读者在实际生活中的切身体验都可以被画中的一笔一画所唤醒,因为那些场景与画面都是那么的熟悉。

有一幅漫画中一个女孩子买衣服,服装店里打着灯光,映衬得试衣镜中的女孩对自己的形象感到满意,但她回到家里却往往开始怀疑那镜子像是哈哈镜——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不自信,总希望自己再漂亮一点。不过,也有少数人不这样。在小丁的另一幅漫画中,一位身材臃肿、相貌崎岖的中年妇女在首饰店里试戴首饰,她对柜台前的伙计埋怨道:“你们的镜子大多靠不住吧,怎么里头的人影多是那么丑的呢?”让人看了,在心里大笑三声又马上反观自己,对照一番,不由莞尔!小丁的漫画成了人心的一面镜子。上个世纪30年代的众生相画面,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但人性的弱点没变,一般人“当局者迷”,很难揪出这样的值得揶揄之处,而眼光犀锐的小丁则可以下笔如神。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但繁华的表象挡不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富人与穷人之间始终横亘着巨大的差距,穷人越来越困苦,富人却越来越安逸。人力车夫是旧中国穷苦人家男同胞的代名词,他们的工作是拉客人,但客人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只能是别的人力车夫。每天,总是有一大帮黄包车夫在接客的空当中相互吐苦水,抱怨命运。在一幅反映人力车夫悲苦生活的文章插图中,丁聪画了两个衣衫褴褛、憔悴不堪的车夫在风雨中的对话。一个说:“我们的生活太苦了。”另一个说:“即使我们大声喊,谁又听得见呢?”一方面作者表达了自己善良的心地和怜悯的感情,想要通过呐喊来震动社会,企盼有人来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丁聪也真的不知道有谁可以来关注和解决车夫的温饱问题,表现出了他作为画家的困惑和迷惘。这些初起萌动的同情、愤怒与无奈,是后来丁聪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抨击黑暗社会的战斗力极强的作品的起源。小丁不与他人合流的想法在这几幅小画中显露无遗,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才使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不曾颓唐。他的人生都是自己做主选择,像当初选择漫画一样,他认为自助者天助!同样,他也希望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都能自助!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板可以一边紧攥着几沓钞票一边面无表情地告诉前来催讨工资的工人没钱;校长可以忘记教育的本义而断然拒绝只差一点学费的孩子,还道貌岸然地宣称这是学校的章程!这样的画作入木三分,刺痛的绝不只是读者的眼——摸摸胸口,那里早已流了血。画家的咬牙切齿与批判通过线条传递到了读者心中——情绪是一种力量,而恰如其分地表达情绪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当小丁表达情绪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也就越来越具备了宣传家的力量,而他的工具就是他的漫画。5

著名作家冰心这样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丁聪天赋很高,富于艺术想象力,对事物的观察力也敏锐,他憨厚的外表下有一颗刚烈的心,疾恶如仇,爱憎鲜明。这些都成为他漫画创作的重要内在推力。小丁热爱漫画,热爱用漫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众所周知,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但是,又有几个人看到了他成长之路的艰辛?!

尽管父亲丁悚是一代漫画先驱,但父亲一开始并没有希望也不支持儿子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在父亲的概念里,漫画只是养家糊口的小伎俩,并不能成大器,也许它更适合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而非终生追求的事业。所以,丁聪刚开始并没有得到过系统的训练,而是他自己秉持着对漫画的热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父亲也是被他的执著所感动,才为他叩开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大门,让他学习专业的绘画技巧。从最开始的画京剧素描到画电影海报,小丁一步步跻身上海漫画家的行列。高中毕业后,为了维持生计,兼了数份职的小丁生活得非常辛苦,在画电影画报和在女子中学任教之余,闲暇实在是不多,但他仍然坚持去上海美专的教室练习素描。可以说,画画对于小丁就像呼吸,非但不是压力,而且是生活轨道铺展的动力。

有一阵子,小丁练笔近乎痴狂,仿佛随身带了架相机,见到什么就抓拍什么,穿风衣的路人的背影、躺在凉席上乘凉的倩影、茶馆里打牙祭的食客、麻将桌边俯身观战的小孩……全部都到了他的笔下。甚至有一次,在陪母亲去理发店烫发时,他也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母亲与理发师成了模特,被勾勒进了“洗头”、“剪发”、“吹发”三幅图中。这三幅画让人仿佛听到了铅笔在纸上磨出来的不绝于耳的沙沙声,也让人着实佩服小丁的脑、眼与手的协调能力。

这样的执著与忘我,再大的困难恐怕也阻挠不了丁聪对绘画的痴情。丁聪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幸结识并认定了一位恩师——张光宇。张光宇与丁悚同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国的著名漫画家,两家人过从甚密,丁聪称张光宇为“张伯伯”。丁聪在生活经历、艺术学习与人格修养上,基本是追随其后,在很多方面,丁聪师承张光宇几近翻版。张光宇的艺术品位很高,勤于探索钻研,这些都使丁聪十分崇敬。张光宇绘画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肯吸收外来的艺术养分,另辟新路。他十分喜欢墨西哥画家珂弗罗皮斯的创作技巧,并吸收其变形技巧,但他的作品仍然具有浓郁的民族性。丁聪正是从张光宇身上学到了很多,使自己的绘画水平不仅得到了知识上的拓展,更有技术上的日渐成熟。在艺术上,丁聪善于汲取不同的养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立风格。张光宇和丁聪的师生关系,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65年张光宇去世。不过,张光宇对丁聪的影响应该说是终生的,他不仅从张老师身上学到了艺术技巧,陶冶了审美情操,而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用丁聪自己的话说就是:“张光宇为我点亮的艺术之灯,在我的心中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被丁聪称为“叶家叔叔”的叶浅予,是丁聪的另一位老师。从小不善言谈的丁聪,与天性活跃、敢想敢干的叶浅予相处不多,丁聪爱听他说笑,却不太敢接近他,但他崇拜这位“叶家叔叔”。后来,因为战乱,大家都远赴香港,两人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丁聪与叶浅予的师友关系维持了70年,直到1995年叶浅予离世而结束。丁聪说自己跟叶浅予学了不少的东西,他的艺术才华是丁聪汲取不尽的营养,他很敬佩“叶家叔叔”。

在艺术这条道路上,一切的幸与不幸,最终还是让小丁这朵艺术奇葩得以在漫画的园圃中尽情绽放。6

中学毕业之后,丁聪去上海美专的大教室里练习画画。一方面为投稿打基本功,一方面是给电影公司编类似于现在的《大众电影》的电影画报。那个时期,小丁一边投稿,一边教书,一边到小报里做记者,然后到《良友》画报以及电影画报工作。1931—1935年,丁聪的作品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在《时代漫画》发表的社会讽刺漫画和幽默作品;二是编辑“新华”、“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电影海报。从事电影画报工作的小丁,分管画报里的照片、美术、图片,以此赚取一本画报20块钱的稿酬,同时他还需要兼管画报所属影院的美术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初的文艺界,一直在“左翼”的领导之下。当时上海滩上的电影公司分成两类,一类是像“天一”、“明星”这些比较老的电影公司,放映的主要是默片,而且大都是言情片;另外一类是比较吸引大学生等年轻人的新派电影公司,比如新华、联华等。左翼文人就抓联华电影公司,大学生也开始演话剧。这些新兴的电影公司拍片子请的都是上海最进步的演员,比如金焰、王人美等,影响了一大批新兴的进步青年。有大批进步人士为这些新兴的电影公司工作,像田汉、夏衍、聂耳等后来如雷贯耳的人物,均在其中。漫画家们也开始了与电影公司的合作,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小丁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渐渐开始接触亲共人士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他始终没有入党。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东三省被占,上海也危在旦夕,全民激愤,尤其小丁他们这些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抗战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国民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爱国人士纷纷支持中共抗日。丁聪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很多同仁都参与了抗日刊物的编辑工作。最初,他跟随唐瑜编画报,之后他去了《良友》,开始了真正的政治漫画生涯:抗日漫画、反蒋反资漫画在他的笔下多了起来。

没过多久,日军移师沪上,飞机、炸弹在阴霾中狂舞,十里洋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小丁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住到了租界里,一来可以免遭战争炮火获得暂时的安全,二来因为租界有治外法权,国民政府奈何不了他们的“反动”举动,他们可以在那里继续进行爱国行动。

随着上海成为孤岛,抗日爱国分子的处境开始危险起来。于是,在共产党的策划下,左派文化人士相继离开了上海,小丁与张光宇亦逃难至香江之畔。那是1937年的10月。这一年,小丁在香港过的“圣诞”。第三章漂泊生涯 辗转各地1

上文所过,丁聪在龚之方的劝说下,与之一同逃往香港。在这艘载着他们奔往香港的“阿拉斯密”号上聚集了诸多艺术家。丁聪遇到了许多熟人,包括儿童影星陈娟娟、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等。背井离乡让丁聪无限感慨,他静下心来,凭栏远眺,看着蔚蓝色的大海,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在何处,顿觉自己有如迷途羔羊,难免焦虑、彷徨。

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丁聪竟在船上巧遇了前往香港的《良友》画报老板余汉生。余汉生告诉他,《良友》早已迁往香港,而原先的总编辑马国亮也已被派去香港继续筹备出版刊物,余汉生邀请丁聪继续为他工作。受到余汉生的热情邀约,丁聪的心终于感觉到了踏实。踏上异地后,他顺利找到了马国亮,重新回到《良友》,继续担任画报编辑职业,解决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燃眉之急。离家时过于匆忙,如若不是这样的一番巧遇,丁聪真的不敢想象自己在香港的生活会怎么样。《良友》的封面在上海时和现在的时尚杂志并无两样,都是影星、美女,但抗战后,它在进步人士手中成了一本爱国刊物,封面上都是八路军将领。不难想象,这样一本颇有影响的刊物的封面在群众中流传,会带来怎样的宣传效应,起到怎样的思想熏染作用!

相对于上海而言,香港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天地,因为它是个自由港,只要不触犯英国政府,任何活动都可以开展。学士台是一片建筑在山上的居住区,丁聪初到香港就在那里落脚。在香港,丁聪的朋友圈子得到了重建,有很多是原来在上海的旧识,还有不少到香港以后的新知,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的冯亦代,在《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做编辑的诗人戴望舒,还有另一份《星岛日报》的主编金仲华……大多都是文化人士。身处异乡,又都是进步人士,他们虽偶尔见面,但相谈甚欢,说的都是抗战形势、文艺创作、编辑工作等,十分投缘。

没过多久,叶浅予的到来打破了丁聪原本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上海时,丁聪只敢远远地看着这位“叶家叔叔”,因为在小丁聪的眼里,爸爸的这位朋友实在太有才了,是个年轻轻就成名的大画家,他的《王先生》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但如今共同的流亡生活却将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此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之路。

1938年,叶浅予特地从抗战的第一线武汉来到香港。他把从日本战俘那里收集到的一沓照片拿给丁聪看,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激起了丁聪的满腔义愤。一壶清茶、几包香烟,伴着他们度过了那个不眠之夜。彻夜的交谈,叶浅予说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请丁聪帮忙将那些照片编成漫画,配上文字说明。这就是著名的《日寇暴行实录》。在香港,没有国民政府的干涉,共产党的行动比较自如。丁聪欣然领命,在一幅幅白布面前,不知疲倦地投入到了抗战漫画的创作之中,饱受苦难的同胞们在他的笔下一一展现出来。他们组织外地到香港的漫画家和本地漫画家制作了大幅大幅的布面宣传画,还组织了一个个的抗战宣传展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定义在他们的心中愈发明确。在中央电影院楼下宽敞的大厅里,画展隆重开幕,观众在一幅幅宣传画中逼真地看到了日军的残酷暴行,也目睹了爱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感人事迹。在画布上作画,使小丁的素描功力得到了充分展现,观众在那些尖锐泼辣、针砭时弊的众多漫画中,一次次地看到了“小丁”的名字。

画展期间,迎来了一位贵客——宋庆龄女士,正在香港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一起开展工作的她,特地前来参观。在《流亡图》前,她默默地驻足,久久欣赏着,眉宇间流露出了内心的痛楚。在吴琼所著的《大师小丁》中,如此描述这幅精彩的作品:表现的是三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他们的家园被侵占被焚毁,侵略者的刺刀把他们逼上逃亡之路,他们一身疲惫精神呆滞,漫漫远方只有莽莽的原野,何处是家乡呢?那位上点年纪的妇女紧紧搂着怀中的孩子,不知所措地望着走过的路,为什么失去土地,失去赖以生存的茅屋,她不懂,只能以一脸的茫然、一脸的凄苦面对阴霾的天。在她的身后,一个中年男子悲愁地窥视着四周,也可能他想从身边经过的同胞那里打听到何方是安乐净土,可以安身立命,然而手中的瓦罐提篮他早已感到过于沉重,他渴望人的帮助。画面中最右侧的人虽然是背影,但却表现得最为出色,我们判断不出他的年龄,但他那沾满泥土的裤脚、牵着毛驴的动作以及凝望远方的身姿,说明他是个还胜得长途跋涉之苦的中年人,他劳作的空间应该是农田是山野,他的毛驴应该是他忠实而勤劳的助手。可是现在他不知所归,他携妻带子,流落荒野,但他不甘屈从,他在倔强地寻找出路,他在屏息凝想,在用力探求,他希望以自己的强壮,保护弱小的妻儿,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这些忠厚老实的庄稼人为什么离开土地遭此命运?日本鬼子为什么侵略我们的家园?我们为什么遭受外强欺凌?这些不明的冤屈都通过这个背影展现出来。画面上的场景,刺痛了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心!随后,宋庆龄女士要求买下这幅画。她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毫无疑问,孙夫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幅《流亡图》中,丁聪浇铸了大量的心血,能得到孙夫人如此高的评价,丁聪很自豪,也明白他的事业、他的生命,将与祖国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需要用手中的笔,更要用心灵去创作。

因图结缘,孙夫人还专门请丁聪等人到她家做客,并且把他推荐给她的朋友们。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中,丁聪结识了廖承志、潘汉年等共产党人,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支持下,投身于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事业。

可是,在日复一日繁忙的创作中,丁聪遇到了新的烦恼与苦闷。香港在当时可谓孤岛,在英国人的管辖之下,看不到炮火硝烟,也听不到狂轰滥炸,他的“抗日救亡”漫画题材,往往不得不靠别人提供的一组组照片或是抗战电影来提供素材,更有甚者,是从义演、义卖、捐款等各种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汲取素材进行创作,但终归觉得没有生活的真实感受,往往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次,丁聪应邀为金仲华先生主编的《星岛晚报》创作一套“连环画”,每晚四幅。于是,丁聪创作了他著名的《小朱从军记》,以一个一心一意想去前线打鬼子的青年为主人公。他借助“梦境”表现小朱从军,以弥补自己生活感受的欠缺。与这之前的《流民图》不同的是,小丁在《小朱从军记》里欲表达的并非同情,而是不屑与讽刺,而且他讽刺的对象却不是官僚与敌军,而是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普通大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幅连环漫画表现的是很多年轻的壮劳力故意装聋装跛,以逃脱兵役。画面采用的是现在也很流行的四格漫画形式,纯黑白,笔画并不多,其中画龙点睛的是挤在画框周围的几行小字,不同人的声音可作讲解之语。前四格的标题是“思想腐化,装聋学跛”,每格上分别写着这样的文字:1)——怎么本地的壮丁训练人数这样少?

——本乡居民头脑顽固,以为兵不是好男当的,都推病逃避。

2)让我去替你调查一下。

3)你有两个年龄及格的儿子,为什么不给他们去接受训练?

4)一个是聋子,一个是跛子。后面四格的标题是“警报一声,原形毕现”,和文字说明一起鲜明地体现了画家的匠心:1)呜呜呜,爸爸,你听到吗?警报中……

2)快点逃到防空洞中呀。

3)聋子会听到警报声……跛子赛“逃”第一,怎说残疾?

4)做国民的责任岂可随便推卸,快去壮丁训练队报到。显然,丁聪对烽火连天中的国民的观察很仔细,讽刺也就很到位。

但是,他在画到一百套时,终于因为没有生活素材而自动停下了画笔。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决定走出香港,到内地去,亲自投身于抗日烽火。

1939年初,丁聪与电影导演郑应时、漫画家陆志庠准备结伴乘车北上,去往战火纷飞的重庆。正巧,为筹备《救亡日报》经费而由桂林来香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的夏衍也要重返内地,为丁聪即将开始的颠沛流离的旅途增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引路人——这是后话。怀着对漫画题材的无限憧憬,丁聪开始了他的内地之行。2

战乱年代,丁聪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香港,前往尚未沦陷的大后方。海一程,路一程,丁聪一行需先乘船绕道越南,再北上经镇南关、柳州,才能到达桂林和重庆。一心希望早日到达目的地的丁聪一行虽日夜兼程,却常常忘记旅途的劳顿,反而焕发出昂扬的神采。在这段旅途的朝夕相处中,夏衍的亲切、坦诚和热忱的爱国之情深刻地感染了丁聪,他高尚的人品、敏锐的观点和渊博的学识让丁聪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从内心深处钦佩这位共产党朋友。他们之间的交谈,夏衍往往没有长者的架势和教训的口吻,对这位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亲切随和,完全像朋友般相处。一路上,丁聪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功课”,还是如小时候一般,时常掏出随身携带的速写本,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素描。看到这种情景的夏衍,常鼓励他,说丁聪年轻勤奋,必有所成。还指着他的作品说:“你看,你画的这山川景色多漂亮,要拿到报刊去发表,用它来激发同胞们的爱国之情。”夏衍的鼓励,让丁聪越发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也更加深知了自己手中画笔的分量。

到重庆后不久,从小迷戏的丁聪又不辞辛苦去往贵阳,去观看在贵阳“黔阳大舞台”演出的京剧《岳母刺字》、《抗金兵》。他深感二剧演出的不凡意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戏词,借古喻今。回到重庆时,听说著名剧作家,时任政治部三厅的主任秘书阳翰笙,此时正在北温泉养病,丁聪便决定前去探望。在琴庐前的一幢楼房里,丁聪见到了正利用养病之便积极创作抗战题材作品的阳翰笙。两人惺惺相惜,交谈甚欢。在谈话中,突发创作欲望的丁聪竟打开随身携带的画夹,为阳翰笙画了一幅素描头像。他觉得,此次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便是这次登门拜访。

之后,丁聪带着精神上的无比满足,由重庆重返香港。他难忘与夏衍、阳翰笙的促膝长谈,想起来重庆的路上,半路在昆明与陆志庠的分别,在昆明重遇正在拍摄《长空万里》的金焰、王人美夫妇。在昆明,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聂耳,《义勇军进行曲》仿佛在耳畔响起……这次的内地之行,让他收获了太多的东西。

1940年初夏时节,丁聪回到香港。当他重回《良友》编辑部,见到马国亮时,方知老板余汉生为节省出版印刷费用,又将《良友》迁回了上海。但马国亮新办了《大地》,主旨是宣传抗日,并热忱欢迎丁聪的加入。

回到香港的丁聪日益忙碌起来。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的成立,让在港的漫画家们又聚集到了一起。丁聪除了编辑《大地》,还为郁达夫先生之女、画家郁风主编的《耕耘》撰稿,与叶浅予等合办《今日中国》,在漫画协会做联络工作……

1940年秋天,丁聪再度奔赴重庆——为了他的希冀、他的追求。3

这次与丁聪同来重庆的有张光宇以及作家、翻译家徐迟,还有去香港为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添置器材的电影技术专家罗静予。所以,到重庆后,丁聪和张光宇等人应邀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做电影和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在重庆的日子自然不及香港安稳,但在抗战前线的工作更有价值。在这一时期,小丁参与的舞台剧有《北京人》、《雾》等。这些剧目演出后反响很大,观众的思想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使之更正确地认识时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重庆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重庆的许多进步文人也呆不下去了,丁聪原来准备在这里长期安身的计划也突然间被打乱了。几经思虑,丁聪和张光宇去找了正在重庆的唐瑜,因为唐瑜在缅甸仰光有一个据点,专门接济流亡的文化人,于是,他们又去了缅甸仰光。在崎岖颠簸的滇缅公路上,丁聪创作了20幅后来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夏衍等人主办的香港《华商报》连载,被著名作家、翻译家戴望舒命名为《而公路依然延伸着》的漫画。这些作品把国际运输线上的一些坏现象如运私货、偷汽油等通通画了出来,记述了许多的阴暗面。可惜,这些精美的作品后来被毁于沦陷后的香港印刷厂。

虽然唐瑜热情挽留丁聪他们帮他经营文化出版工作,但丁聪等人谢绝了,决心再返香港。张光宇先行出发了。为了答谢唐瑜的好意,丁聪待三个月后签证期满了才登上返港的海轮。海轮需在新加坡停泊一晚再赴香港,丁聪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曾在上海发表过漫画的新加坡漫画家郑光汉,并由郑光汉带领见到了此时正在《星洲日报》副刊做编辑的郁达夫先生。初见的他们如同相识已久的老友,一瓶酒陪伴他们三人度过了一个通宵,直到东方既白,方才依依惜别。郁达夫和郑光汉一直把丁聪送至码头,直至海轮远离海岸,依然见到郁达夫先生在遥遥地与他挥手道别……这是丁聪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郁达夫先生——四年后,也就是1945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西部的荒野里。4

丁聪重返香港,继续在《大地》画报做编辑。编辑部楼下是一家电影院,由大批内地来港的演员组成的“剧人协会”轮番上演话剧,如《雾重庆》、《北京人》等,丁聪被邀请到剧团帮忙,或做舞台设计,或做剧务。正在此时,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约见丁聪,丁聪心知这位老朋友约见必有要事。在廖承志的安排下,丁聪根据党提供的新四军部队抗日业绩的照片,编辑了《团结抗日大画史》,打算在香港和海外同时印发,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本珍贵的画集还未出版就被战争的火焰所吞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越来越像一座“孤岛”。就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港方竖起白旗,香港沦陷!丁聪几乎成了“孤岛”上的囚徒,他每天拘禁自己,足不出户。但他的心急于逃离这囚徒般的生活。在共产党的保驾护航下,1942年1月上旬,丁聪和一批文化界同仁一道从日军铁蹄下撤离出来,在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的统一安排下,送往游击区。而帮助掩护文化人士撤退的廖承志却不幸被反动当局逮捕,整整坐了四年牢。

丁聪随着一支有老有少、体强的体弱的、稀稀拉拉的文化人队伍,向游击区进发。一路上,游击区战士们所体现出来的严明军纪和优良作风,不禁让丁聪肃然起敬。这支文化队伍在行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庞大,盛加伦、茅盾、邹韬奋等纷纷加入进来。到了游击队的腹地,队伍开始了一种完全军事化的生活。共产党人和游击战士对他们的尊重和保护使丁聪深深感到了真诚与信任,那份质朴的情感不断温暖着他的心。带着对那段日子的怀念之情,他画出了《“东江百日”杂忆》。透过小丁的回忆隧道,我们能看到从香港撤出的知识分子都得装扮成回乡难民的模样,背着简单的行李,尽量低调,远远地跟随领路的同志,硬生生靠两条腿从九龙走到了深圳宝安地区。音乐家盛家伦把他的大衣罩在背上的行囊上,丁聪将这幅景象画在纸上,不知情的人会以为盛先生是个大罗锅(驼背)!

在游击区的生活条件自然不如在香港,但知识分子们都毫无怨言地住在山坳草寮里。男人们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曾安排值夜巡逻,丁聪也不例外地参加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揣着怀表,拿一个手电,胳肢窝里夹根“打狗棒”,在草寮附近巡逻,并不时地看看怀表,等待下一位“哨警”来替换他。也有人会在巡夜时偷睡,被来接班的人逮个正着。

东江纵队的领导们为了隐蔽区里的大批文化人士,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生怕这些活“国宝”们遭遇叵测。丁聪曾远远见到过身穿“唐装”的指挥员,他的肩上斜背着大红色的绒毯。这火红的色彩与那火红的岁月一样,充满着激情,至今萦绕在小丁的心怀。

在这段日子里,丁聪不能投稿给《良友》等正规的报刊杂志,但技痒的时候他也为游击区里的《东江民报》画画漫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在蜡纸上画画。铁笔画在有网点的钢板上跟用毛笔画在纸上的劲儿完全不一样,因此,画这幅作品的过程丁聪终生难忘。

转眼到了4月,他们在游击区已度过一百余日。终于,队伍得到了可以启程返回内地的通知,丁聪一行人最终从韶关到达了桂林,在这里,丁聪再次见到了夏衍,后又决定暂时留在此地进行文化创作。留下后不久,在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的劝说下,丁聪决定再次回到重庆。听说重庆正处于两大营垒的决战中,夏衍、郭沫若、阳翰笙、金山,甚至周恩来当时也都奔赴重庆了。丁聪也希望能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抗战大业多做一些事。

这年秋天,丁聪回到了重庆。丁聪借住在由仰光返回的老朋友唐瑜租用的房子里,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在到达重庆后不久,丁聪等一群文化人士曾有幸见到过周恩来同志,作为东道主,周恩来备下酒菜为脱险而来的他们接风洗尘。后来,丁聪还托人给邓颖超同志送过戏票,百事缠身的她应邀前来,让丁聪对共产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听说宋庆龄女士也由香港回到重庆后,丁聪便前去探望这位旧识。两人一见面,宋庆龄便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丁聪也如同见到亲人般述说着一路的艰辛。其实自那次画展上买下《流亡图》之后,宋庆龄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优秀的年轻漫画家,她特意上楼取来一张丁聪与她的合影,那是1939年拍的照片,当时没有来得及洗出来,细心的宋庆龄一直替丁聪留着。

带着孙夫人殷切的嘱托和期望,以及多日来不可磨灭的经历和记忆,丁聪拿起画笔投入创作,完成了他的香港受难组画:《占》、《焚》、《饥》、《掠》。《占》表现的是住所的大门已贴上封条,两个年幼的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依恋着张望着他们的家;《焚》表现的是青年学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生活,忍痛焚书,似乎是又一场“文字狱”将要来临;《饥》表现的是嗷嗷待哺的婴儿、骨瘦如柴的孩子,妈妈呆坐床头,爸爸手中握着空空如也的米袋;《掠》表现的是两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正在往口袋里塞抢夺来的食品衣物,而在被掏空了的水缸、木桶前,是相拥而泣的一家人。在这组画稿里,丁聪对香港的蒙难状况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历史的某些时刻被真实细致地保存了下来。

之后,丁聪又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搞漫画联展,还为了生计而进行话剧舞台美术设计。他曾设计过《雾重庆》、《祖国在召唤》等剧的舞台背景,还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嫦娥奔月》等做美术设计工作。

同年,“中国艺术剧社”要到成都去演《牛郎织女》,丁聪跟随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吴祖光一同前往,为剧社的朋友搭布景、设计人物、画海报,还兼吹笛子伴奏。因为劳动强度并不高,丁聪便和吴祖光趁着空闲时间外出“漫游”。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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