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燕平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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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岁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试读：
被沉默者的话——《尘封岁月》序
本书的作者想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的，即便在文学圈。但他毫无疑问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只是历史的沧桑将这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一下子完全推入了幕后，以致需要后来的人只能通过“考古”似的发掘——而且还常是偶然的发掘，才有机会让他暂时摆脱尘世时间的遗忘。但以后的事又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了。
2003年，我申请的《人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关联研究的课题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立项。由此我立即开始了系统的资料调研。在得到了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先生和李敬泽兄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我的复旦学长潘凯雄兄等师友的帮助后，我在北京等地陆续收集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本来我有意将这些资料整理公布或出版，但后来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历史上的人事旧案，旧事重提或许难免再生意气纷扰，且易将帮助我的朋友卷入其中，便觉得索性仍旧尘封为好。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起先我完全没有留意，后来由于无意间的追问，一个被许多人不断提及的名字终于让我感觉到了他的重要性。——施燕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返回上海后，我想请能够与施先生联系的人介绍我前往采访，但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引荐人。后来我的导师提醒我，不妨请教一下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我是复旦毕业的学生，中杰教授是我本科就读时的本系老师，还给我们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选修课。说来也真凑巧，那时吴老师正想求证一些有关“文革”前后上海的文学旧事，施先生恰是求证对象。他们是旧识，于是说好了顺便带我一起去见施先生。我和施先生的缘分就此开始。
我说施先生毫无疑问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和当事人。这话的理由从他在“文革”期间的履历中就能充分印证。他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朝霞》的负责人之一，而且还专门调到北京出任了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其时主编是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另两位副主编也是文坛名人严文井和李希凡），参与筹备并担当了《人民文学》复刊出版的主要工作。此前他从部队转业至地方，成为上海作协的年轻作家和职业编辑，由组织安排接受巴金的栽培，有望成为新中国的新一代主流作家。稍后，作为具有红色政治前途的年轻文学骨干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基层干部，他渐渐进入了上海“写作组”的圈子，由此正式与核心政治的起伏发生关系，后半生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他的红色出身、早年仕途，特别是他的文学才干，使他在人才辈出的上海文坛特别是领导层崭露头角，并在“文革”期间走向高峰。只是像他一贯的为人风格那样，他是一个极其低调的新进，即便后来执掌《朝霞》或《人民文学》的日常工作，尽管做事很干练，待人却极谦和，这与当时的新贵尤其是由沪进京掌权的另一些人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不能不接受的审查中，能够获得同僚谅解的重要原因。——若干年后，我听到的老人之言，几乎没有对当年大权在握的这位施主编的道德非议。我以为这是他的性格和人品修养的福报。
政治是诡异的。施先生显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一度貌似接近了政治核心圈，但终究只是个边缘人，而且他对权力政治有着深刻的警惕和怀疑。一个佐证是，在调京工作后，他始终不愿将家属迁住北京，——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那样一个时代，以后会怎样呢？他是一个在人生巅峰就已经如履薄冰般想到抽身远行的明哲之人。在经历了“文革”后的一段痛苦的政治审查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老家上海。最重要的是，他在上海过得非常愉快，而且轻松。在我贸然前往翻检他的历史旧事时，他的坦荡令我感到钦佩和亲近。我们是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虽然阅历和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希望正视、诚实面对历史。这与活在当下并不冲突。
施先生给我的最大惊喜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且常年不辍，这就有了他带我走近历史现场的原始依据。我是在彼此有了几次对谈之后，才知道施先生是有日记的。在还没有看到他的日记之前，我就已经可以判断他的日记将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史料。只是施先生的日记记得相当随意和散乱，有各种不同的日记本，而内容更是庞杂，但他的好处是几乎事无巨细，只要思虑所及，笔力范围之内的人事现象，悉数实录。——我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马上就能意识到，根据施先生的经历和身份，他的日记实际上就会是一部当代文学的“私史”。它的价值绝不会逊色于古来的那些私家笔记史著。就是出于这种专业的敏感，我立即建议施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尽快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并且，我建议首先整理筹备复刊《人民文学》时期的工作日记，次则有关上海文坛的日记，包括“十七年”间的经历、上海文艺界的“文革”实况、主持《朝霞》编务及涉及上海写作组等的重要工作情况，太过私人性的内容则不必计入。
施先生年轻时就是笔耕勤奋的作家，年届古稀后还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及散文多种。他每天保持快走两小时的习惯，所以过了八十仍显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很快他就将需要的日记内容从当年的各色笔记本中一一清理，连贯摘录出来，工整誊抄在500格的大稿纸上。我则依据他的手稿，请朋友帮忙录成电子版。稍后，施先生又向家里的后辈年轻人学习掌握了使用电脑的熟练技术，使得日记整理的后续工作也极大地加快了速度，不仅完成了我建议的日记内容整理，还将他返回上海在高校就职期间访问美国的日记也悉数整理完毕，——他其实也可谓1980年代较早出访美国的中国作家和大学教授。
在录入并校对完施先生的日记后，我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希望能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但我更期待的是这部日记能够公开出版，正式为某段历史、某些重要的人事留下一份真切和诚实的书面见证。为此，我还请施先生为日记陆续增补了一些注释，以作他人阅读时的背景了解。同时，在我那几年的几篇论文中，我也不时引用或介绍过施先生的日记，——依据施先生的日记，当年的有些重要公案内幕其实很容易找到破解的线索。遗憾的是，这部有着独特而重大价值的、堪称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文坛实录的日记，迄今仍未能出版面世，时间好像是被某种超能力的力量牢牢地拽住而停滞了。
就在我协助施先生发表、推介这部日记内容的时期，2007、2008年之交，我完成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工作调动，转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职。我的学术生涯也进入到新的时空。其中之一是我的多项主持或参与的研究计划获得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研究成果的出版也有了相当可观的经费资助，许多学术活动的展开让我再无客观条件方面的种种窘迫掣肘。南京大学文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成为我得偿夙愿并探寻新的学术路径的有力平台。这对我与施先生的交往与合作也是福音。
施先生体健如故，而日记仍待继续寻找出版的机会，我再度建议他以日记的整理和注释为契机，重新撰写一部个人回忆录，为自己、也为所处的时代，留下一个更完整的个人记录。耄耋之年的施先生居然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约60万字的回忆录初稿，此后又在听取了出版社的编审意见后，修改打磨润色初稿，大半年后最终定稿约50万字。这就是这部回忆录的来由。在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施先生希望我能为他的这部心血之作写上几句话作序。我既为后生晚辈，本只有写读后感的份，但施先生先已写好了回忆录的后记，我的文字已经不太适宜重复再做后缀，感谢前辈老师的盛情嘱托，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想我与施先生的交往，迄今已经十年。刚开始时我就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因时代变故而被突然逐出历史舞台的人。他像我们一样，在许多重要的人生和时代关头，都无法自主自如地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但因为个人修养品行的不俗，命运最终还是厚待了他。我把他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人物，就是“被沉默的少数人”。作为从业学术研究的人，我们经历过太多歧异纷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变化就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历史认知，其实也是在解释当下，在建立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当然无法扭转宏大的历史逻辑，但可以将个体的人生轨迹从历史的逻辑中小心地剥离开来，区分其中的善行或恶意，既充分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时更加注重发掘人性中的善良品质。正是这种善恶构成了历史的走向和面貌。当我们关怀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那些沉默的少数人、特别是“被”沉默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不应该被剥夺的，否则历史必将再次出现不公正的倾斜，那么所谓正义的审判及其正当性不也应该被质疑吗！
让所有沉默的人都能自由发言，这是学术研究的职责所在，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所有的发言都能帮助我们辨析、趋近历史的真相。所以施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包括他的还未能出版的日记，都是在为达到、获得历史的公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写到这里，不由再次想到了这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说话权利。捍卫所有人的说话权利，也就是捍卫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说话权利。这是我对这部回忆录出版的最大期待和愿望。施先生前不久对我说：“我是个在暮色中赶路的人。”这句话一直在撞击着我。如果我们都不用“翻墙”、“越狱”就能看到、听到正版的自由言论，那些“暮色中赶路的人”就能在途中遇到光明。所以我也希望这部回忆录的出版能够成为一缕阳光出现在施先生的赶路途中。
最后，我要说明和感谢的是，本书的出版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本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之一，获得了丁帆教授主持的南京大学985三期文科改革型项目的经费支持，同时也获得了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经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的支持，并作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批准号10JDZ0010，吴俊为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批准号11&ZD112，丁帆为首席专家）的子项目或阶段成果，获得了相应的经费支持。希望不辜负多方的鼓励和支持，并祝愿后续的出版顺利，尤其期待学界同行的指教。吴俊写于2013年11月11日，南京仙林和园第一部分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时代一、可爱而多难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江苏省启东县一座名为北新镇的小集镇，她南靠长江，东临黄海。那里没有奇山大川，也没有任何名胜古迹，连比较像样的建筑也很难找到。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多少年来，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占据着一个难以摆脱的位置。
北新镇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说在清代中叶前，长江口的崇明岛北侧陆续涨出一个个小沙洲，于是崇明岛上的一些佃农和乡民，陆续前来开沙垦荒，繁衍生息。至清代末，一些沙洲与长江北岸的陆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这片气候宜人的土地，并逐渐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段建起了市镇。北新镇是北岸的新镇之一，也许是这个缘故，取名为北新镇。尽管坐落在长江北岸，北新镇却有江南的韵味。这一带人的口音与崇明话相近，同属吴语系统，故这一块地区的人，从不承认自己是江北人，潜意识中以江南人自居，或自称是沙上人。
北新镇主要是一条东西向的长街，约有四五里长。黑瓦粉墙的建筑栉比鳞次，条石铺成的街道，虽不如现代都市的柏油马路那般光滑平整，却也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情。小镇的中段，被十几里外的长江口伸来的一条竖河辟成东西两截，河上架起大木桥，把两截连成一片。桥东边矗立着一座约有四层楼高的方形建筑，这是全镇唯一的最高建筑了，镇上人称之为“守望台”。据说多年以前，北新镇曾是启东、海门去崇明、上海的通道之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就成了江匪海盗的垂涎之地，隔三差五地前来骚扰。乡绅们为了能及早察觉匪盗的踪迹以便预作防范，随即集资兴建了这座建筑。登上守望台顶，放眼望去，可以观察到市镇周围几里地外的一切动静。
不知是谁起的头，明明是一条小街，街面狭窄，只能容纳两辆手推独轮车擦身而过，却偏偏起了个颇有气派的大名：桥东称东大街，桥西叫西大街。这东大街，倒还算名副其实，虽然街面不宽，却是店铺林立，商家密集。砖木结构的店面房子，高矮相宜，廊檐突出，雨天可挡风雨，晴天可蔽天日。从桥头起一直到东市梢，各行各业俱全，日用百货、金银首饰、药铺典当、茶楼饭馆应有尽有；西大街却不同了，除了几家卖烟酒火柴之类的小商品外，多数为服务性行业，如裁缝铺子，鞋匠摊，豆腐坊，小铁铺和专营泡开水的老虎灶等等。
1926年旧历八月十八日，我就诞生在这个西大街。“初三潮，十八水”，这是一个月中潮汛最大的两天，而八月十八日又是全年潮汛最大的一天。可是按迷信的说法，在生辰时日中推算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我偏偏缺水。依照当地习俗，要在名字中填补。所以我一生下来父母就给我取名叫“淼泉”，这两个字中，藏有四个“水”字，可见补足了水分。
从幼年记事时起，小镇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每天的早、晚两市。清晨，曙光初露，四乡的农民挑柴担菜，或手推独轮车装上米、糠杂粮之类的劳动产品，来到镇上，通过中间商代为粜卖，换取现钱。宽余一点的人，会去简陋的茶馆泡壶茶喝，爱喝多久就喝多久，慢慢细咂享用；有人喜欢去酒楼喝上半斤老白酒，坐个一两个小时，与茶朋酒友东拉西扯闲聊一阵，然后去百货商店买回一些日用必需品，或者到铁匠铺选购一两件农具，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市梢，回到他那终年劳动的栖身之所。
晚市通常是在下午两三点钟，近郊的一些乡民，肩担着自己种植的蔬菜或河浜里捉到的鱼虾螺蚌，到小镇来沿街叫卖，换取一点零用钱，到四五点钟才陆续散去。
我家住的是临街的店面房子，但既无资金经商，也无寸地可耕种。全家的日常生活，主要靠父亲以中间人的身份取得一点佣金来维持。在我家对门的走廊下，每天一早就摆上几只竹编的圆地盘，待上镇来粜卖米糠和粗粮的乡民自愿把粜卖的货物倒进地盘，经父亲以质论价，然后找到需要货物的买主，作成交易。父亲按规定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这是一种没有固定收入的行当，有时连日阴雨，上镇粜卖粮食的乡民很少，家庭收入就断了来源。幸好父亲懂得一点儿科方面的医药常识，还能推拿针灸，于是邻近地区哪家的孩子有个头痛脑热的小毛小病，他就以小儿科郎中的身份出诊治疗，获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生活拮据，到1932年，当我到符合入学年龄时，家里还是让我背着书包开始上学。
这是一所县立的小学，全名叫“大稷乡初级小学”，校址设在我家西边约有一里地的地方。学校一共设四个年级。一进校门，左右两旁栽着两排冬青树，像两道绿色的矮墙。学校外规模虽然不大，但校园内设施俱全，有荡秋千架、滑梯、跳跷板，还有专供爬竹竿的架子。第一天报到时，启蒙老师给我取学名，按我家的族规排列，我们这一辈，无论男女，均以“炳”字为辈，而且得嵌有水字，为此取名为施炳泉。
这所小学的教学活动十分正统。每周一，一听到摇铃声，全校同学马上集中到操场上，举行纪念会。先是集体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唱毕后即由校长面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恭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
读完后，校长转过身来，面对全体同学，先讲一点国家大事，然后再说一点校内的事情。我当时年幼无知，只是鹦鹉学舌，跟着唱，跟着听。四年学习中，如今唯一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姓翁的女教师。她是音乐教员，二十多岁年纪，本镇人，家住东大街，不仅人生得秀气，而且态度和蔼可亲，像个大姐姐。她每周给我们上两节音乐课，由她踏着风琴一句一句地教唱。有一次，她教一首歌颂母爱的歌曲，当唱到“……她太疲劳了，你不见她的上额上，已刻上一条条的皱纹……”时，她的眼睛开始润湿，而唱到：“……世界上，唯有母亲者是最幸福的人，可是你，怎样报答母亲的恩情”时，她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从她的教唱活动中，我们不仅学会了这些难忘的动听歌曲，而且在幼小的心灵里感受到了亲情关怀。
当然，她除了教唱这种抒情的歌曲外，有时也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教唱一些激昂悲壮的歌曲，如东北三省沦陷后，教我们唱了《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离家》——《松花江上》，以及充满爱国激情的《满江红》、《热血》和赞美矢志不渝的《苏武牧羊》等歌曲。令人遗憾的是，当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因主持教务工作的校长女婿对她有非礼举动，自尊心特强的她立即辞职不干了。我们几个心抱不平的同学自发地聚到一起，去翁老师家请求她不要赌气，回到学校来。可是，她说啥也不愿再与那个校长女婿共事。从此，我们与她结束了师生关系，但她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存在我的印象中，她那动人的歌声常在我回忆的梦境中荡漾。
童年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除了这位音乐老师外，还有我家贴隔壁的那爿铁匠铺。这是由一个老板加上两个伙计组成的小铁铺，每天用榔头敲击着铁砧，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我就是在这“叮当”声中睁开眼睛，又是在“叮当”声中进入睡乡。这沉重而有节奏的“叮当”声，给我寂寞的童年带来多少美好的遐想啊！每天放学回家，路过铁铺，我总要站在那儿看一会：姓尤的老板是个掌钳师傅，他常常在长袖的土布衬衣外套上一件没有袖子和领头的背心，双手紧握铁钳，有力地夹着长短不一的铁块，在熊熊的火炉里不停翻转；待到铁块烧得通红后，便把铁块钳到铁砧上，高喊一声“打”。于是，他身旁的两个伙计，像当兵的听到冲锋号令，各自举起手里的大榔头，有次序地敲打铁块；随着掌钳师傅的意图，敲打成各种形状，待冷却后再由师傅们轻敲细打、锉削加工成各种农具。面对着这些诱人的敲打，我常常涌起一股冲动：什么时候，也让我举起小榔头，甩起小膀子敲打几下……
如果说隔壁小铁铺的“叮当”声构成我童年记忆中无法磨灭的音响，那么，我家后门边上的那口池塘更是我心牵魂恋之处了。那池塘约有三四百米阔的水面。清晨傍晚，池塘四周的居民，提着菜篮、米箩，或端起装满脏衣的面盆、脚桶，三三两两，来到池边，踩上颤颤悠悠的水桥，漂搓淘洗。在“橐橐”的捣衣声中，夹杂着姑娘媳妇们的欢声笑语。我至今弄不明白：那池塘终年供人淘洗，可池水永远保持澄清碧净，像一面一尘不染的明镜，仿佛在塘底深处藏有天生的过滤器。爱美的姑娘们，在离开水桥时，总喜欢拢一下头发，借此欣赏自己的倩影。
池塘的一边种有一排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满树是鲜艳的花朵，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团团，一簇簇，聚集于青枝绿叶。而最迷人的是盛夏之夜了，吃完晚饭以后，街坊邻居三三两两，端着凳子躺椅，聚到塘畔树下来纳凉。此时湖面很静，时有凉风习习，且少有蚊虫侵扰。人们一边习惯地轻摇芭蕉扇，一边天南海北的扯谈。什么牛郎织女七月七鹊桥相会，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城读书，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我都是在这样的夜晚，望着天上的星星，从大人们的闲扯中听来的。在白天，逢到礼拜天，我们一些小同学，也喜欢到这里来玩捉迷藏、踢毽子的游戏。
可是，这种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很快就被战乱的局势破坏了。在我10岁那年，家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特别是一个多月后，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了淞沪战役的炮声之后，在长江北岸形成了遍地皆兵的局面。一批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原本是一些打家劫舍的海盗、股匪、流氓集团的头子，如丁聚堂、陆舟舫、张阿六、陈才福、黄八妹等，纠合了当地的地痞流氓，青红帮组织，乘机打着各种抗日的合法旗号，如什么淞沪游击队、保安独立旅、苏皖游击指挥部等等，这些家伙都成了这些番号的头子。他们如果真能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参加抗日，倒也罢了，可实际上，他们热衷的是抢占地盘，以各种名堂，敲诈勒索，鱼肉乡民。这批兵痞每到一村镇，多则盘踞十天半月，少则骚扰一两天就走，也有的临走时绑捆几个有钱的商人富户作为“肉票”，搅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度日如年。我家虽属小镇贫民行列，不是那些兵痞的勒索对象，但他们每强占一个市镇前，根本就不问青红皂白，砸门入室，搜罗财物，因此当守望台上一敲响报警的乱锣声，便家家户户，扶老携幼，打开后门，落荒而逃。我们便在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打发岁月。二、15岁踏上社会
这期间，我因家境贫寒，无法按时缴纳学费，只得到海门县灵甸港的外祖母家去靠姨父母的资助继续求学。灵甸港地处北新镇的西边，相距18华里。原本是个临江的普通小镇，向南一两里外，就是浩瀚的扬子江了。自从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领南通城后，这个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的小港口，成了上海与江北之间主要的通道。于是，一爿爿专做过路“财神”，生意的客栈、饭馆、茶园，像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就在这畸形发展的小镇上，我在灵甸港小学断断续续读了一年半书。
1940年8月，当我虚年15岁的时候，为了摆脱亲戚的接济，争取自食其力，经亲友介绍，在灵甸港一个酿酒的小作坊里当了一个学徒。这个酒坊以酿造“老白酒”为主，它以糯米为原料，拌上酒药发酵而成，故也称“米酒”。此外，有时也做一些绍兴酒和高粱酒，供应门市顾客。我的学徒生活主要是打扫店铺，白天在门市帮老板售酒，夜晚在作坊内做酿酒师傅的帮手。
酿酒的作坊内有一口特制的锅灶，有膝盖那么高，一丈多长。灶上并排置着三四口能盛半担水的大锅，锅上搁置半人高的蒸笼。酿酒前，在蒸笼内装上事先浸透的糯米，然后在灶肚内点火。通常，我的任务是充当“火头军”。灶门口有一个半人深的方坑，我就蹲在坑内，在长长的芦苇秆或高粱秆上点火，然后徐徐喂进灶肚。屋顶的烟囱是天然的鼓风机，它把火头鼓拔成一条长长的火龙，在灶肚里发出“轰轰”的声响，一直窜到烟囱口，把黑烟撒向蓝天。待糯米将要煮熟时，一团团蒸气不断从蒸笼口溢出，如同浓雾升腾，冲至屋顶的天花板，然后再慢慢下沉。不久，作坊里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浓雾中，汽油灯只露出一个像鸡蛋大的黄色亮点，近在咫尺的人也难分清眉眼。这时候，表明饭已经煮熟。师傅们就把蒸笼抬到水缸上，淋上冷水；待到一定温度后，即把米饭倒进一只只酒缸，撒上酒药末子，双手搅拌均匀；然后，在缸的中间挖出一个空穴，以备几天后出现的酿液积聚其间，最后盖上稻草编成的草盖。从师傅们的熟练操作中，我开始懂得了劳动的意义。
当时正值战乱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南通城时，未遭到一枪一弹的反抗，于是气焰益发嚣张，魔爪继续向长江下游伸展。仅几天时间，海门、启东等沿江县城先后沦于敌手。家乡的土地上，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那些在鬼子面前毫无作为的国民党军，其中一部分举起白旗，投降日本，号称为忠义救国军，也称和平军；另外一部分，成了散兵游勇，在鬼子尚未侵占的地方作威作福，横行霸道，老百姓叫苦连天。
这期间，有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从江南北上，东进抗日。他们在江海平原上成立了苏中军区，以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四个县的地域范围，组成军区下属的第四分区，并在各县积极组织抗日的地方武装和自卫队，但毕竟历时未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暂时无法收拾这种混乱的局面。
作坊老板为了免受土匪、强盗的绑票勒索，决定关店打烊，带了一家老小到海门县的亲戚家避难去了。于是，我就成了专为作坊老板看门守户的小伙计。整个作坊内，除了我，还有一个姓蒋的酿酒老师傅。如何打发这枯燥寂寞又令人担惊受怕的岁月呢？蒋师傅自有逍遥的去处，他朋友多，常常饭碗一丢，就去串门谈山海经，或是玩纸牌赌博消遣。店堂里，就剩下我一人。碰到下雨天，我常常倚在门口，呆呆地望着檐前滴水有节奏地一滴滴落下来，落到碗口大的水潭内，漾起一个个小水泡。偶尔有人打着雨伞，穿着钉鞋踩在石街上，那清脆的铛铛声，敲碎了一镇的宁静，把我从寂寞难耐中唤醒。三、书籍伴我度过混乱的岁月
这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姓刘的老秀才。他住在作坊的右隔壁，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他的孙子，是我灵甸小学的同学。因此，平时我随他孙子的称呼，喊他“公公”。这位老秀才有深厚的古文底子，每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他就习惯高声朗诵各种古诗文。他那微带悲怆而有节奏的声音，穿过一道墙壁，传到作坊这边，常常把我从睡梦中闹醒。我虽然听不懂他朗诵的是什么，但很喜欢听这种抑扬顿挫的声调。有一次，我要求他教我一些古文知识。他十分认真地回答说：“好啊，我巴不得有个学生呢！”他说到做到，对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少年，竟然不厌其烦。我仿佛找到了一位不付学费的私塾老师。我知道他喜欢喝点老酒，为了报答他的教导之情，我就常常背着蒋师傅，把作坊里的一些剩酒偷偷送一点给他。他并不拒收，乐哈哈地点头称谢。在我有了一定的古文基础后，他又进一步教我读了不少《古文观止》上的名篇，如李密的《陈情表》、王勃的《滕王阁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李陵答苏武书》，以及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苏轼的《赤壁赋》等等。后来，他又找了一些唐诗、宋词的名篇，由短到长，教我朗读。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教，不仅要我读懂这些诗词的内容，而且还得背诵。在他的督促之下，这些名言佳句，我几乎倒背如流，受用一生。但是，他老人家毕竟上了年纪，一到冬天就卧床不起。每天清晨，剧烈的咳嗽声代替了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诵。于是，我也不敢多打扰这位老公公了。
他的孙子叫刘一鸣，同我相反，对古文并无兴趣，却热衷于阅读武侠小说。他见我常常与他的公公一起读古文，不解地说：“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借一本书给你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看，书名是《小五义》。我开始只是随便翻翻，但很快就被书里的情节吸引了。那些飞檐走壁、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着实迷人。于是，我除了在刘一鸣处借阅这类书籍外，还在亲友中到处搜罗，什么《续小五义》、《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火烧红莲寺》，以及演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如《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彭公案》等等，一本接一本，我都浏览过，简直到了狼吞虎咽的地步。当时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对书中一些生涩的字句、诗词、景色描写大多一目跳过，只循其故事梗概，探根究底。真如“五柳先生”，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在那单调乏味的日子里，这些读物成了我唯一的精神食粮。
正当我痴迷在幻想的侠客生活中不能自拔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另外两本书，一下子，又陷入另一个感情漩涡。作坊的左隔壁，是一家有名的酱园店。老板的女婿是一个多情的知识分子，他名义上是店里的账房先生，但一空下来就在账台上抄写两本书籍中的书信和诗词。有一次，我好奇地走近一看，一本书名为《玉梨魂》，另一本书为《雪鸿泪史》。他抄写的目的，一是练习书法，更主要的是他喜欢这些文字。我想借来看看，可他死活不肯，建议我自己到书摊上去找。他越是神秘兮兮，爱不释手，就越使我非得到不可。后来我终于在书摊上觅得。带回作坊粗粗一翻，这是著名的哀情小说家徐枕亚的著作。这两本书同是小说，但写法不同，后者用日记体描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大体相同，但后者以《玉梨魂》为原本，增加了不少情节和诗词书札。作者以对仗工整的华丽骈体，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在清朝末年，一名因家道中落在异乡教书的青年教师何梦霞与自己学生的母亲，一个年轻美丽、能诗善文又富有感情的寡妇梨娘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们由相识进而彼此写诗唱和以致相恋相爱，最终由于身为寡妇的梨娘不敢逾越旧礼教的束缚而拒绝婚嫁，终使有情人难成眷属，最后双双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先后含恨离世。这出恋爱悲剧，是作者根据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为蓝本而写成的。我十分迷恋这两本书，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有的段落甚至能背诵下来。我对书中人物怀才不遇、命途多舛、相爱而无法如愿的身世和遭遇，充满了深切的同情。联想到自己少小离家，寄人篱下，前途渺茫，不知何处是归宿？书中的情节，与自己的身世一经联系，就越发不可罢休。与此同时，我一改过去看武侠小说时一味求知故事梗概的习惯，开始对一些充满诗意的景色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着意渲染，以至大量的诗词歌赋，发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应该说，这两本书的主要倾向是灰色的，书中充满了哀婉凄美、消极颓废的情调。“叹时运之不济，伤命途之多舛”，“海燕浮萍，欲安不得”，我的思想情感随着阅读的深入，也变得伤感悲观，甚至感到人生在世没有多大意思。
正当我深陷于消极颓废的感情旋涡中不能自拔时，日本鬼子的炮声把我从浑噩中惊醒。烽火狼烟中，原先在上海谋生的一些乡邻，纷纷离开城市，返回到乡间，随着他们归来的脚步，带来了不少城市的文化气息。以歌曲来说，既有当时的一些电影插曲，如《渔光曲》、《夜半歌声》、《热血》、《秋水伊人》等，也有一些很配小市民胃口的流行歌曲，如《何日君再来》、《疯狂世界》、《花好月圆》等。兴趣广泛的我，不分青红皂白，兼收并蓄。在纷繁杂乱的文化氛围中，我有幸在一位刚从上海回来、思想前进的青年那里，借读到了鲁迅的《祝福》、《故乡》，巴金的《家》，丁玲的短篇小说《水》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作品，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祥林嫂的悲惨命运，终年不得温饱的闰土，鸣凤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都震撼过我寂寞的心灵。特别是丁玲的《水》，描写了广大农民在遭遇一场大水灾后的觉醒和反抗，震撼人心，我看得特别入神。四、第一次见到新四军
1942年春夏期间，日本侵略者看中了灵甸港这个临江的集镇，先是在港口外面驶来了三条日本炮艇，每天下午涨潮时刻，就对准灵甸港打炮。“嗵嗵嗵”的炮声划过上空，以吓人的啸声，爆炸在灵甸港的街道上。无奈的老百姓从听到第一声炮声起，就携家带口到乡下避难。我和师傅也想关门跑走，但又怕地痞乘机进门掳掠，于是只好躲在墙角边或桌底下，听天由命。有一天，炮弹正好落在作坊附近，把玻璃门窗全震碎了。等炮声一停，开门一看，但见烟雾腾腾，对面的七八间店面房子，已成了一片瓦砾堆。
日本鬼子试探了几天，见并无一兵一卒反抗，就在一个下午，荷枪实弹，登陆上岸。我第一次见到了鬼子兵凶神恶煞般的狰狞面目。他们一个个头戴硬乌龟帽，手里端着三八式步枪，枪尖上装了雪亮的刺刀，每见一人，便狼嚎似地发出“哇哇”声，勒令站住，然后便搜索腰包，稍有不从，举枪便打。最可怜的是一些未及逃走的年轻妇女，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被关在桥头的一个仓库里，入夜以后成了他们肆意蹂躏的玩物。这些禽兽般的恶魔，在我年轻的心灵上刻下了永难遗忘的烙印。我感到屈辱，很长一个时期，我常常在恶梦中被惊醒，呈现在眼前的是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敌人骚扰两天后，乘着炮舰撤走了。随后，就来了一个名叫刘占元的伪军头子，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率领了三百余人的一个营，大摇大摆地开进了灵甸港。他们先是将镇上的商铺洗劫一空，然后就驻扎在镇北的义生昌木行内。他们积极推行伪化，为日本鬼子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清乡”充当在沿江地区的桥头堡。可是不久，他们的如意算盘完蛋了。1942年8月22日这一天深夜，忽然在镇北的木行方向传出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我和蒋师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了避弹，就下意识地躲在桌子底下。枪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停顿下来。街上出现了少有的平静，等到天亮以后，我怀着惊疑的心情开门一看，街上并无任何险象，周围的一些邻居，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走到街上，见西街大桥附近聚了一群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说是昨天夜里来了一支新四军的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刘占元的兵营，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了刘占元的一个营。伪军头子刘占元躲在钢筋铁骨的碉堡里想顽抗到底，最后连同他的婆娘一起双双见了阎王。如今，这支队伍正在东头的灵甸小学内休息呢！
我随着人群向东街的学校走去，要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往常，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见到那些手提刀枪的丘八，避之犹恐不及。今天却不同了，学校的竹篱笆门口，已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群，大概怕影响这些士兵休息，大家都窃窃私语。我透过稀疏的笆眼望去，但见学校的走廊里、屋檐下挤满了身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有的坐在背包上头靠廊柱闭眼休息，更多的是躺在露天操场上。大概是疲惫不堪的缘故，许多人连背包都未解开，就在临时借来的门板上，枕着背包呼呼入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号称新四军的队伍，说实话，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但单凭打了胜仗后，丝毫不惊扰老百姓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同过去所见的那些兵痞丘八完全不同。
那天下午，队伍在市民的夹道欢送中转移到别处去了，但留下了一支民运工作队，在灵甸港周围地区开展民运工作。他们有男有女，少数几个穿着灰布军装，大多数人穿着便衣，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街头，在茶馆，在人群较多的场合，热情地宣传抗日，在墙壁上刷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
在这支工作队中，有一位是我们作坊老板的堂侄女。她是汤家镇（在灵甸港西边约20里的一个小镇）人，不知什么时候参加了新四军。当天傍晚，她来探望叔父母，并准备临时借宿几天。她本名张洪，二十出头的年纪，黑红的脸上一双闪闪发光的亮丽眼睛，显得特别有神。蒋师傅过去见过她，称呼她“张小姐”，她连忙摇摇头说：“不要这样叫我。我不是什么小姐，现在我已改名叫鲁兵（音），你们叫我鲁同志就行！”她的穿着朴素大方，上身一件淡蓝色的士林布斜襟布衫，下身是一条齐膝盖的黑色短裙，肩后背了一只挡雨遮阳的大草帽，脚穿一双黑色的布鞋，鞋上还扎了一条布带。她面容亲切，举止随和。有几次，我见她从外面回来，一脸倦色，就主动给她倒洗脸、洗脚水，她连忙摇手阻止说：“我自己来！”有时她一边洗脸洗脚，一边给我讲一些新四军抗日爱民的故事。她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了一本名为《八一宣言》的小册子给我。当时，我对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和主张不太懂，所以兴趣不大。但是我喜欢和她接近，喜欢听她讲故事，每天希望她早点回来。我羡慕她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想跟她走。
连续多天，在他们的动员和组织下，镇上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小队长是家住东街的胡勇，他二十多岁，个子不高，但走路特快，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矮脚虎”。队员中有一个叫黄思源的，我也认识，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可惜为时不久，民运工作队完成任务后，就转移到其他乡镇去了。临走的时候，鲁兵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那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刘占元的和平军是消灭了，但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日本鬼子即将展开大规模的“清乡扫荡”，这一带是不会太平的，她要我当心。她走时，我几乎流下了眼泪。这里让我提前补充一下：我参加革命后，在1944年底濒临黄海的东台县三仓河受训时，我新四军某部的服务团与当地的军民联欢时，无意间在临时搭建的戏台边与鲁兵邂逅。她身穿灰布军装，飒爽英姿，比以前更有精神了。她握着我的手，喜出望外地说：你也参加革命了，太教我高兴了！她关心地问了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并鼓励我说：好好干，为革命多作贡献。我还没来得及问她在哪个单位工作，有人急匆匆跑来把她叫走了。从此以后，天涯海角，再也未曾遇到过。全国解放后，有一年，我回乡探亲，路过鲁兵的故乡汤家镇，专门打听过她的影踪，可谁也说不清楚。她在我投奔革命的经历中，虽然不能算作直接的引路人，但确是一个最初的启蒙者。岁月如流，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黑红的脸上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始终在我记忆的海洋里浮现。
如她所说，在1943年春末夏初之际，敌伪精心策划的“清乡”开始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所有大小据点的日伪军倾巢而出，从陆路的自行车队、步兵联队，到水路的汽艇，多路出动。江海平原上一时腥风血雨，杀气腾腾。不久，灵甸港再次沦为敌巢。我决意不当敌伪卵翼下的顺民，就请蒋师傅转告老板，我要回家。我告别了外祖母，离开了生活多年的灵甸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北新镇。五、矢志不当亡国奴
原先以为北新镇比交通繁忙的灵甸港总要平静一些。错了，在民族灾难的漩涡中，岂能存在一块净土？在我回到北新镇不久，日本鬼子的铁蹄也跟着来了。那天清晨，从县城方向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不知就里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狭小的街面上挤满了人，彼此睁着惊恐的目光打听消息。不久，枪声逼近，在守望台上观察动静的人看到大队的日本兵正向集镇奔来，于是敲了一阵乱锣。我与家人随着乡邻，纷纷向乡下走去，躲开敌人每占领一个集镇时的疯狂蹂躏。这天夜里，我们就在乡下的亲友家暂住。从镇上陆续逃离出来的人群中，不时传来一些惊人的消息：谁谁被当街打死了，谁谁家的姑娘媳妇遭强奸了……鬼子驻扎两三天以后，为了稳定人心，放纵行为后稍作收敛。
沦陷后的北新镇一片萧索景象，日本鬼子的太阳旗高挂在镇中心的守望台上。市面萧条，学校停课，一到夜晚，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没有一丝灯光，往日叫喊卖檀香橄榄、酒酿圆子的吆喝声，再也听不见了。那青石板铺成的狭窄街道上，曾经刻印着我多少童年的足迹，如今却被异国侵略者的铁蹄任意敲打。特别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日本鬼子在街的东西两头设立了岗哨，凡是经过岗哨的人，都得向他们行90度的鞠躬礼，还得接受他们的搜身检查。稍有不从，轻者被拳打脚踢，严重的得拘禁受刑。有上镇习惯的四乡农民，再也不敢轻易走进市镇了。
这真是亡国奴过的日子啊！目睹国土沦丧的惨状，我和几个要好同学常常从后门出去，多转几个圈子，绕开鬼子的岗哨，偷偷地相聚在远离敌人眼目的同学家，无奈中只有用歌声来抒发心中的郁闷。我们常常唱根据岳飞词《满江红》谱成的古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当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真是痛快极了。有时也喜欢唱电影《夜半歌声》中的一支插曲《热血》：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
更多的时候是轻轻地唱着《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每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大家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不能自持。
有一天，同学中有位比我年长的陈浩提议说：我们老是这样下去坐以待毙，终究不是办法，应该走出家门，寻找抗日的途径。说起抗日，我想到了鲁兵，也想到了第一次见到的新四军，那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要抗日，就得去找新四军，可是如今遍地狼烟，哪里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域呢！陈浩说，据他知道，离北新镇有40里远的海复镇，是个“拉锯”地区，既有国民党的杂牌军来往，也有我新四军游击队出没，有时县城里的敌伪军也去骚扰几天。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新四军。于是，我们偷偷商定，瞒着家里人去海复镇，待有了着落后再设法通知家里。
1943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我们四个小青年：陈浩和我，还有一个父亲开米行的谢世安，另一位名字忘了，各自瞒了家人，偷偷溜出家门，到北郊的济公坛会合后向海复镇方向奔去。
当时的海复镇像个真空地带，白天见不到一兵一卒，市面冷清。我们落脚在一家破旧的小客栈，以便慢慢打听信息。就在当天夜里，半夜时分，突然闯进几个身穿便衣、背着枪支的人员，把我们从床上叫起，进行盘问。瞧他们模样，态度友善，不像是坏人，我们便如实相告。随后，他们把我们带到离镇二三里地的郊外，一位身穿灰色军装的领导，自称名叫倪少山，对我们四个从敌占区来的青少年，再次进行详细的盘问。我们把姓名、年龄、家庭地址和此来目的，一一相告。这位领导从我们的谈吐中觉察到我们不像是油嘴滑舌的恶少，很快收起狐疑的目光，诚恳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不便收留外乡来的队员。他劝导我们快点回去，最好去找本地的游击队。尽管我们一再恳求，他们还是执意不收。事后想想，也难怪他们：几个来自敌占区小青年，既无人介绍，也无任何证明，加上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又是偷偷从家里逃出来的，怎么能贸然收留呢！黎明后，我们四人回到小客栈，躲在被窝内痛哭了一场。小客栈的老板娘见我们哭得伤心，便动了恻隐之心，非但免收住宿费，还给了好几个铜板，让我们赶紧去买点心吃了回家，免得家里人急坏了。
海复镇的挫折，非但没有打消我离家抗日的念头，反而越发坚定了投奔新四军的决心。还是这年的冬天，我想到了灵甸港的黄思源，听说他们自卫队并入区大队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目前在家休养。于是，我约了原先四人中的谢世安来到灵甸港。在黄思源的引荐下，找到了新四军东南警卫团所属的海南区区大队。时任海南区区长兼区大队长的陆恂如（解放初曾任江苏省松江县长，以后调任江苏省某部部长）接待了我们。见我们年少有志，而且有点文化，表示愿意收留。原本想送我们去专署的一个卫生训练班受训，将来在连队里做卫生员，暂时就让我们跟随区队的一个卫生员一起行动。这卫生员二十上下的年纪，穿一套肥大的军装，肩上斜背一只有红十字的挎包，腰皮带上别了一支手掌般大小的土造手枪。那神气，真让人羡慕。
一天夜里，区大队奉命配合警卫团攻打一个名叫十二匡的敌伪据点。十二匡是个小据点，只有几十个伪军把守，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打扫战场后，区大队离开了警卫团，独自向西北方向转移，途中突然遭遇敌伪的增援部队，仓促间区队被迫攻打了一阵。后来发现敌人来势凶猛，区大队寡不敌众，只好下令掉头撤退，接连扑过三道河沟，才摆脱了敌伪的追击。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脱下湿淋淋的外衣，在火堆上烤烘。这时，陆恂如把我和谢世安叫到跟前说，眼下去专署的交通已被敌人切断，暂时无法送你们过去了。我们表示愿意留在区大队。可是，陆恂如说，眼下形势非常紧张，日本鬼子正聚集大批兵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扫荡”，部队的老弱人员都要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他要我们暂时回家，待情况好转后再联系。就这样，我们再次回到老家。顺便提一下：全国解放后，在一次审干活动中，我讲到这段经历时，有人认为不大可能，也许是不堪其苦，主动要求离队的。为此，组织上进行外调，找到了陆恂如。相隔多年的这件事，陆恂如竟能记得，他证明说：“确有其事。”
好不容易又熬过了几个月，一直到1944年的春天，我决心再次离家出走。距离北新镇有130里地的南通县三余区的九门闸，住有我的一个表亲。有一天，表亲处突然传来一个可喜的信息：九门闸原是敌伪据点，近日被新四军苏中特务四团攻克，如今是新四军的天下了。于是，5月初的一天清晨，我瞒着父母，偷偷从后门溜出，绕过那口难舍难忘的池塘，向西北的九门闸方向奔去。这一天，我走走停停，饿了在小集镇的摊头上买两个大饼充饥，渴了在小河滨里捧一口水喝喝。太阳快要落山时，临近黄海的海滩边，我举目望去，只见茫茫一片芦苇，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想起这些年寄人篱下、前途渺茫的灰颓生涯，不知这次投奔能否如愿以偿，不禁百感交集，银泪夺眶而出。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八个字：“海燕浮萍，欲安不得”，如今我多么像海燕、浮萍啊！天涯孤旅，何处是归宿。于是，我心血来潮，毅然决定：如果这次投奔成功，我就在“海燕”、“浮萍”四个字中各取一字，改名为施燕萍。这样，一则可以不牵累敌占区的家庭，二则对今天的处境，是个纪念。六、永不磨灭的一个亮点
当天夜里，二三更天光景，我终于摸到了九门闸。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在经过路边一家小店时，正好遇到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捕捉躲在小店内赌博的一个汉奸。他们见我半夜三更一个人赶路，便对我盘问：“是干什么的？”我兴奋地说：“是来找你们的！”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经过一番询问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当地的乡政府。从此，我就以新改的名字，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开始几个月，我随当地的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打游击。我的主要职责是搞财经，负责征收公粮，兼带收税。夜晚住宿没有固定地址，有时借宿在老百姓家，有时住乡政府，但更多的是住在大同镇西边乡下的一所民办小学校内。小学的校长陈国甫是个热血青年，他利用自家的两间茅草屋做教室，并聘请了一位二十多岁的沈志球当教师一起上课。他们思想进步，支持抗日，其办学的宗旨是使周围的贫穷孩子都有书读，不计报酬。我和他们几经接触，就情投意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常喜欢住在他们那里。我们有时坐在小操场上，伴着月亮的天灯，一边乘风凉一边谈古论今，兴起时就唱唱革命歌曲，几乎忘记了时有危险的敌情。
这是个典型的游击区。在九门闸和大同镇的周边地区有好几个敌伪据点，如南边的三余镇和西北方的掘港，都有敌伪军的重兵把守，经常到这一带骚扰掠夺。为了对付敌人的侵犯，我们就组织民兵，随时观察敌情，并以敲锣为号，报道敌人动向。当地的区大队、游击队，根据不同的敌情，或组织反击，或避开锋芒转移。当然，这种敲锣为号的联系方法，有时也有失误。有一次，我借住在老百姓家，天蒙蒙亮时，忽然远处响起了一阵敲锣声。我立即穿好长衫，把税票簿装进长衫口袋走到屋外。锣声是在北边方向敲响的，这说明敌人在北边。于是我向南边转移，一直走到大同镇南端的一所公立小学内，只见我熟悉的几位教师正慌慌张张地没了主意，一见到我就拥过来向我建议，说河对岸有一批新四军，要我去联系一下，了解了解敌情。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我走出学校大门，果然看到河南桥头上站了一个身穿灰布军装，腿上裹着灰色的绑腿布，腰间束了根皮带，手里端了支步枪。看这身打扮模样，真是我们的新四军。我毫无顾忌地走到桥头，正想喊叫“同志”两字时，那个端枪的战士，立即把枪口指向我摇了摇，用“日本腔”的中国话喊道：“老百姓的，走开走开！”
我知道上当了，这是日本鬼子化装成我新四军的模样，诱骗游击队和民兵上钩。所幸他见我生得瘦小，又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大概错把我当作学生或普通老百姓了。我当时尽管内心十分紧张，但还是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回到学校。事后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如果日本鬼子到我身上搜查一下，见了那些税票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种侥幸脱险的事件，在战争年代我还遇到过多次，所幸命不该绝，每次都能转危为安。这里，我要提前记述一下，1944年10月底，当我将要离开九门闸去东台受训时，我曾通过关系找到曾经一起到海复镇去寻找新四军的陈浩，请他到这里来参加革命。他如约而来，而且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并与陈国甫等也交上了朋友，不幸的是数月以后，在一次敌伪的扫荡中，他未能识破敌人设的陷阱，终于被捕，关在掘港的敌人据点里受尽折磨。最终经陈国甫等友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才把他营救出监狱，可惜出狱不久就得了重病，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死在医院，年仅二十多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与一个名叫孙大庆的当地干部在同一住宿地闲聊。他真诚地对我说，他很想参加共产党，问我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当时，在我幼稚的观念里，以为参加了革命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孙大庆纠正我说：“不对，共产党是由一部分革命最坚决、抗日最英勇的人组成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要加入这样的组织，得有共产党员介绍，经过党的考察，认为合格者才能参加。”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高兴地表示也想参加。他答应说他去帮我打听打听。最后，他叮嘱我，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亲友。数天以后，我才明白：孙大庆此举形似随便交谈，其实是要了解我对党的认识，并为我上了一次最通俗易懂的党课。在党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当年，未尝不是一种机智、可靠的方法。
大概在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傍晚，孙大庆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对我想入党的愿望作了研究，认为我几次投奔新四军，表明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对党对新四军是充满感情的，因此，同意吸收我入党，并表示愿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交给我一张油印的入党志愿表，要我尽快填好给他。当天夜里，我回到临时借宿的民办小学的住地，点起一盏豆油灯，认真地填写了这份入党志愿表。我记得除了填写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家庭成分外，还简略写了三次寻找新四军的经过，并表示愿意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终生！入党志愿表交出不久，约在10月中旬，孙大庆正式通知我：党支部已经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并已获得上级党委批准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两个月。
该年10月底，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在政治上培养我这个新党员，调我去苏中四分区一个干部训练班受训。临走前夕，孙大庆通知我要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那天晚上，在南通县三余区大同镇附近一家农户的小屋里，靠壁的一张小桌子上点着一盏豆油灯，在影影绰绰的灯光里，可以看到墙壁上贴有一张香烟牌子大小的相片，这是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随着介绍人孙大庆立正身子，面向毛主席相片，庄严地举起右手，一句跟一句宣读着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这个宣誓仪式，时间不长，灯光暗淡，却构成我一生中永不磨灭的一个亮点，时刻在脑海中浮现。七、终生难忘李家沟
苏中四分区是由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组成。四分区干部训练班的成员是从这四个县中挑选出来的，地址设在东台县东南濒临黄海的三仓河。这是我失学以来第一次重新过上集体的学习生活。但是，这与学校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课桌，教师都是临时请来的富有工作经验的党政干部。上课时，就找一间空屋，或在院子一角，以各自的背包当坐凳，膝盖为桌子，听报告作记录，然后分组讨论。军事化的训练生活紧张、严肃而又活泼。每天清晨，起床哨子一响，大家就赶紧翻身起床，以最快的速度打好背包，然后抓紧时间洗漱、上茅房；等集合哨子一响，就赶紧排队出操、跑步，最后由专职的文化教员教唱歌曲。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直到晚上9点熄灯哨子吹响才休息。
世界上有些巧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被编在一分队，分队长的大名叫倪少山。开头我想不起来，总觉得有点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几天以后，我才想起，他不就是海复镇乡下那个游击队的领导人吗！他对我也并无印象，待说起来才依稀记得。也许有了这一层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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