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芳,董瑞丰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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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试读：
内容提要
太平洋彼岸的一则禁令，让国人感受到了一颗小芯片的分量。对中兴“定向打击”释放出非同寻常的信号，令中国IT企业感到寒意袭人。面临严峻局势，人们日益明白这样的硬道理：核心技术乃国之重器。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打好“芯片”攻坚战，是必须跨越之坎。
本书以国家通讯社记者的专业视角，将太平洋彼岸“一剑封喉”的制裁事件，还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周期和多国在高技术领域激烈博弈的坐标系上，深刻、生动、客观地再现中国创新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艰苦卓绝的努力，多维度解读中国芯片困境，不仅是对芯片之路道阻且长的冷静评判和剖析，更是对创新发展规律的总结提炼与再认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芯”之路没有捷径可走。本书主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研判芯片被“卡脖子”的风险，透过集成电路的世纪变迁，对比芯片产业在美、日、韩等国的崛起之路，追溯中国芯片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填补芯片技术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鸿沟，前瞻中国“芯”如何突围。
前言Preface
时间从未如此紧迫，中国“芯”正面临着一场生死竞速。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令。即便是专门跟踪科技领域的记者，也颇感意外：美国政府竟然真的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了“定向打击”！而中兴作为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竟然会被一拳击倒。
从“301调查”到关税清单再到直接禁售芯片，美方的行动不断升级。
种种迹象显示，中兴事件不是偶然、孤立的案例，中国“芯”也不是这场战略博弈中的唯一压力点。这是组合拳里试探性的一记摆拳，抑或是大棋局中精心布下的一枚棋子，我们应当将其放置在广阔的全球视野和历史大潮中去观察。
芯片技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基石，是不容被“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与中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相比，中国芯片长年发展滞后，“心脏病”之说由来已久，以至于中国芯片危机成了典型的“灰犀牛”——风险就在身边，许多人却熟视无睹。
时至今日，自主可控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芯片企业也不能总是寄人篱下，在别人已有的环境中说“me too！”
要不要碰多数人认为不可做的核心技术、敢不敢大投入去做市场化的产品？创新大国背后到底暴露出哪些“卡脖子”问题？带着这样的困惑去追寻，发现30年前就已经不乏这样的疑问。
曾几何时，中国研制CPU时一片嘲笑声——花这点钱想做CPU，真是“鸡蛋碰石头”。
服务器也好，CPU也好，不管多么复杂，对中国芯片探路者而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必须试之。
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芯”尝试过“以买代造”，尝试过“市场换技术”，尝试过借用资本的力量吸收消化核心技术，也学习过美国的市场竞争，学习过日本的产业引导，学习过韩国的资本扶持，但成果总是差强人意。
是因为中国芯片发展错过了技术和产业的“黄金期”吗?诚然，奋起直追需要翻越更多的高山，甚至需要一些“逆周期”的非常举措。方舟、龙芯、申威……让人们明白了一个事实，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品牌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持之以恒，不放弃，不动摇。
有人说，中兴事件给中国制造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中国“芯”病更是扯下了中国科技的“遮羞布”。果真如此吗？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差距和不足，但中国科技实现的历史性跨越也摆在那里。我们有自信，但不自大。
创新是一个试错过程，设计能力再强的公司也不可能一次设计满足全部要求，只有把最新的技术和产品“用起来”，我们才能找到需要“打补丁”的地方。
以芯片为例，从全世界的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看，也没有哪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芯片全产业链的完全自我供给。
围绕这个紧急但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使是那些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科学家、企业家也大声疾呼：自主可控是一条坎坷之路，但这绝不代表我们要封闭起来。同时，这也是一条团结和奋进之路，自主可控是“用”出来的，要给芯片企业试用和完善的机会。在这本书里，我们试图探寻和解答几个疑问：这轮贸易摩擦的真相是什么？中国“芯”为何遭遇这样的困局？未来将何去何从？
要从浩瀚的原材料中，合理选择片段，构成一幅芯片困境突围的中国拼图，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以通俗的语言，把围绕芯片的大国博弈与芯片60年历史娓娓道来，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类题材不仅难在专业艰涩，更难在能否有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理性与从容。总要有人披荆斩棘。
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敦促，我们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耐心与专业，促成了本书的最终成稿和出版。
感谢新华社社长蔡名照、总编辑何平、副社长张宿堂，感谢国内部领导赵承、秦杰、陈玩娟、霍小光、陈二厚，始终勉励我们秉承专业精神、探寻新闻背后的本质。
感谢中国科学院、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以及接受我们采访的所有人，给予我们如此宝贵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得以洞察芯片背后的风云变幻。
感谢我们的同事，一直鼓励支持砥砺同行。也感谢我们各自的家人，理解和全力支持我们为这本书付出大量业余时间。
就在本书即将截稿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消息：2018年7月13日，美国商务部正式解除了对中兴的禁令，在经历长达三个月的动荡之后，中兴事件迎来了转机。
这三个月里，世界局势也跌宕起伏：美国威胁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经从500亿美元增加为5000亿美元；欧盟将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巨额罚款，预示美欧经贸矛盾加剧；美俄首脑终于会晤但效果却不如预期；日本与欧盟初步达成协议，要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从科技迅猛革新到世界经贸秩序剧烈调整，从新的社会思潮孕育再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很难说这不是一场大变局的前夜。
小小的芯片之地，率先投射了这场大变局的风云诡谲。
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能让广大读者一听时代大潮的涌动之声。陈芳 董瑞丰2018年7月
第1章美国要打“科技冷战”？
引子
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500亿、2000亿、5000亿……从剑拔弩张、讨价还价到变本加厉、步步紧逼。
如陨落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巨大的涟漪。“灰犀牛”风险正加速向高新技术领域扩散。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争，也是一场无法回避的科技赛跑。竞赛者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领跑者竭力捍卫优势，后发者鼓足劲猛追。
命运攸关的时刻，像避雷针的尖端瞬间集中了大气层的电流一样，剧变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
中兴，能挺过这一关吗？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英］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1.1 美国人突然动手
2017年1月20日中午（当地时间，下同），商人出身、一头金发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数十万观礼群众的欢呼声中，正式宣誓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军乐队奏响乐曲，21声礼炮轰鸣。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1900千米之外，位于得克萨斯州理查森市的中兴通讯美国总部大楼里，电视屏幕正在直播就职典礼。这位高喊“美国优先”一路冲进白宫的新总统，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交易的艺术》的书，有着不按常理出牌的名声，让中兴通讯美国业务的负责人程立新心中多了几分忐忑。
理查森市的人口仅有约10万，但以该市为中心的方圆73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坐落了包括AT&T、爱立信、思科、三星、德州仪器、富士通等在内的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IT公司。在这个圈子里，中兴是后来者。
虽然中兴也像那些极力融入美国本土的外来企业一样，赞助了得克萨斯州的两支NBA球队，雇用了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和游说公司，甚至每年要花大约30亿～50亿美元向美国公司购买技术许可和芯片。但总体来说，中兴与美国当局的关系不算融洽。
2012年，美国国会曾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兴、华为两家中国通信制造企业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调查报告，尽管结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获得，但直接言明这两家企业“不可信任”。2016年，美国商务部又声称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相关禁令，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禁令为由，将中兴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
不过，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与众多美国供应商一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为全美10多万个高科技就业岗位提供支持。这是一家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近8万人的国际化大企业，普通的商业风波并不足以致命。事实上，中兴正在克服这些国际化征程中的“坎坷”。美国国会公布“中兴不可信任”的报告后，程立新并未如坐针毡，通过一系列商业广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展现，包括与著名的休斯敦火箭队联手举办慈善之夜活动，他在公开采访中乐观地表示：“到目前为止国会的报告并未对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它还帮助我们塑造了自己的品牌。”
就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同时，中兴与美国商务部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大约在2个月后，中兴同意支付8.9亿美元巨额罚款以取得和解。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对于这家年销售额超过150亿美元的企业来说，也还吃得住劲。
特朗普就职前一天，程立新在微博上发了几张白宫的照片，写道：The USA is ready for the new President（美国将迎来新总统）。此时的他，以及1.1万千米之外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的中兴通讯总部的董事会成员们，恐怕都不会想象得出，美国这位新总统未来将会怎样展示“交易的艺术”，并在一年之后突然将中兴逼到了万丈悬崖边上。
2018年4月15日，美国商务部突然激活了针对中兴的出口限制令，禁止美国公司未来7年里向中兴销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依据一年前达成的和解协议，这个限制令本来已经暂缓执行。但美国商务部突然通知中兴，限制令自当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直至2025年3月13日。
禁令一出，中兴的美国供应商都纷纷中断合作，停止执行合同。媒体引述中兴一名内部人士的话说：“我们被禁止和美国商业伙伴，比如高通、英特尔或博通等通电话或是交流技术。”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此举将意味着任何美国公司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得与中兴通讯做生意。中兴突然面临灭顶之灾。
中兴通讯的主营业务包括基站、光通信和手机。尽管没有准确数据，但外界普遍估计，中兴每年的芯片采购量大概在2亿块以上，这些芯片来自于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德州仪器、亚德诺半导体等美国公司。
一名证券市场分析师给出这样的分析：中兴通讯有20%～30%的元器件由总部在美国的厂商供应，如果禁令真的立即执行，目前没有中国厂商能够提供替代品，而中兴的存货量仅够维持2个月左右。
当天，中兴通讯同时在港交所和深交所紧急停牌。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悲观地预测称，中兴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申请破产。
狂澜来临之前，中兴通讯正在迎接近年来业绩最好的时刻：2017财年实现营业收入108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3.8%。2018年则是中兴通讯抓住5G商用部署风口的关键一年，随着5G核心产品领域在全球扩展，中兴的前景本应相当乐观。
形势急转直下。4月20日上午，中兴在官网上发布声明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
当天下午，这家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公司在深圳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殷一民坦承：“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在深圳总部举行发布会
1.2 为什么是中兴
中兴一直被视作中国通信业成就的代表企业之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能力、市场运营能力，还是企业国际化程度，这个全球通信行业的马拉松选手，熬过太多的苦难。
看看这一连串的光环：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厂家之一、连续8年全球PCT专利申请量业界前三的企业、中国高科技企业走出海外的“标杆”企业代表……谁能相信，美国这一击，会让中兴缺“芯”的痛点如此显露？
一、光环之下潜藏隐忧
很长一段时间，中兴手机的CPU 都大量使用了采购自美国半导体巨头高通公司的芯片组。不仅如此，大量光器件、用于基站建设的核心器件也严重依赖进口。
还有人怀疑美国人一直拽着中兴不撒手，非把它放在中美谈判桌上使劲儿“摩擦”，是不是对中国5G发展的遏制？
近年来，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5G，受到了全球许多国家的空前关注，有别于它之前的2G、3G、4G等几代技术主要由企业和行业组织推动，当前各个国家均出台了针对5G的“国家计划”。
渴望5G领先的美国，希望挽回3G、4G的颓势，重新树立在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2016年7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为5G网络分配了频率资源，是全球首个开放5G频谱资源的国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也曾表示，建设下一代5G移动网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三大运营商Verizon、AT&T和T-Mobile也都公布了自己的5G计划，并同三星、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等公司开展了技术和商用部署实验。其商用服务的时间最早为2018年。
众多科技巨头和专家认为，5G时代的大幕正徐徐开启。其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靠近新技术的舞台中央。近两年，中兴在5G上持续发力。这家在中国成长壮大的高科技通信企业，在电信设备领域，全球份额达13%；在手机领域，是美国第四大手机销售商，也是我国A股上市企业中研发投入高的科技企业，产品在整个通信领域实现端到端覆盖，服务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网络交付和运维服务方面，中兴已在全球设立了100多个代表处或子公司，建立了全球端到端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
截至2017年末，中兴公司已经拥有的5G战略布局专利在全球超过2000件。就在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将枪口“精确”地瞄准了中兴。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
时钟拨回到1984年8月，军工企业航天691厂的技术科科长侯为贵受单位委派来到深圳，要在成立不久的经济特区寻找合作伙伴。9个月后，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280万元人民币，侯为贵出任总经理。
这是中兴崛起的开始。
1989年，中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由此从一家做电子表、电风扇、电话机的加工商转型成为通信设备制造商。1997年，一河之隔的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年，改名为中兴通讯的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后，中兴通讯又作为中国内地首家A股上市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
2007年，中兴通讯的销售规模位居全球第八，成为与爱立信、诺基亚等“老字号”齐名的通信设备企业。到2016年侯为贵辞去董事长一职时，中兴已经成长为一家年销售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员工近8万人，业务涵盖通信设备制造、智能手机、计算机软硬件的跨国企业。
如大江东去，浩浩荡荡。那些当初或许并不起眼的浪花，一个追赶着一个，终有一日汇聚成急速飞转的漩涡，试图将一切过往吞噬。
二、隐患是在2012年埋下的
那一年，中兴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一批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出售给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这笔生意涉嫌违反美国《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在此条例中，美国政府禁止其制造的任何高科技产品出口至伊朗。
这一事件遭到英国媒体曝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多个部门随即对中兴展开调查。4年之后，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调查结果，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裁1.0版本。
在这次制裁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在官方网站披露了他们获得的中兴内部文件。文件显示，中兴当时在伊朗等美国“禁运国”有项目正在执行，这些项目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供应链。
2017 年 3 月 7 日，中兴与美国政府签署和解协议。中兴承认美国的3项指控，支付约 8.9 亿美元的罚金，承诺解雇4名高管，并对涉事的35名员工进行削减奖金的处罚。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和解协议中留下了一个“小辫子”：对中兴还有 3 亿美元罚金和元器件禁令可以暂缓执行，至于如何“暂缓执行”，要根据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定。
这个“小辫子”直接导致了2018年的制裁2.0版本。简单来说，这简直是一起“给员工发奖金导致的制裁”。
2018年3月13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函告知中兴通讯称，由于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中的暂缓条款，前述暂缓制裁即将生效。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中兴没有按规定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
美国商务部在官网上发布声明强调，中兴没有遵守此前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且在面对美方调查时做了虚假陈述。但中兴随即发布声明称，违规事件其实是中兴自己通过专业律师事务所查出来，且主动通报给美国商务部并寻求协作处理的，可最后却被对方直接封杀。
中兴强调，美国商务部无视中兴过去2年在遵循出口管制方面的努力，无视中兴的主动自查和通报，无视公司第一时间即解雇了相关责任人。因此，中兴表示“不能接受”美国商务部的制裁2.0版本。
对此，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度吵开了锅。一部分声音认为，根据美国国情，政府假如没有确凿证据，不敢贸然对企业下封杀令，而对中兴提出制裁2.0版本，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另一部分意见认为，美国提出制裁2.0版本的由头只是一个“搞事情”的借口，即使不是发奖金，也完全可以找出其他理由。“如果说中兴确实违反了美方禁令，那也应该是‘小偷小摸’级别，可以判个三五年。但现在上来就认定是‘杀人放火’，要处以极刑，这是典型的量刑过重，‘醉翁之意不在酒’。”国内IT界的一位资深人士这样说。
在专家看来，美国可以早点制裁中兴，也可以晚点制裁中兴，甚至可以不制裁中兴。其实这就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刚好让美国有了打出这张牌的一个时机。
细心的人士注意到，2017年，美国政府对华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钢铁、铝、光伏等产业，这些商品的贸易量占中美贸易大盘子的比重比较小。但这次基于“301调查”的贸易制裁是一个转折，由传统的贸易摩擦商品转而聚焦在高新技术等产业。
显然，美国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美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遏制中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延缓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下游向中上游的移动。中兴事件时间线复盘
1.3 “贸易战”还是“科技战”
像中兴这样体量巨大的公司，被外界瞬间击打到“休克”，历史上鲜有先例。
一些人没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以为就是销售额受损下降，外加处以巨额罚款，“被美国人敲了一笔”。也有人试图把中兴事件与正在不断深化的中美贸易摩擦分离开来，认为是中兴犯错在先，美国人就事论事，“没必要上纲上线”。
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我们需要详细回顾一下持续发酵的中美贸易摩擦。在过去30年里，尽管中美之间曾多次发生贸易争端，但这一轮以“301调查”为标志的贸易摩擦，在内容和影响上都体现出与以往有本质的区别。
征兆出现在2017年底。这一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他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报告还强调，美国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将与各国“打造公平、互惠的经济关系，并利用其能源优势来确保国际市场的开放”。
据白宫官员对外透露，特朗普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因此决定亲自出面发表演讲。
自1986年以来，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公布其任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美国国家安全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并向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释放出清晰信号，因此广受国际社会关注。但在执政第一年就推出这份报告，且由总统亲自出面介绍，这都打破了常规。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公开表示，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对此前几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反思”，将为美国恢复战略信心奠定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决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增加关税。正当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冲动鲁莽的决策，抑或是一项常规的讨价还价举措时，特朗普政府很快又以中国涉嫌强制技术转移等为借口签署法案，拟对500亿美元左右出口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国商务部随即宣布了反制措施。但特朗普政府继续提高调门，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额外对更大额度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也“恰好”就在此时，美国商务部宣布了对中兴通讯的“禁令”。
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中，中美双方谈判团队反复穿梭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力图解决分歧。然而，美国一次又一次“弃约”，中美贸易摩擦终于进入剑拔弩张的状态。
美国用来惩罚中国的理由，名叫“301条款”，来源是《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第301节。业界专家认为，虽然是法律，但基本是只要美国认定自己在贸易中受到损害，就可以单方面进行制裁。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美国的“301条款”制裁。
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三次援引“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期，美国曾重重制裁中国的纺织业出口。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没多少，纺织业又是重要的创汇手段，影响可想而知。
在这场变化莫测的博弈中，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主角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这位在纽约和华盛顿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律师，20世纪80年代就曾任职于里根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984—1985年美日钢铁协议谈判中力压日本限制对美出口，是出了名的贸易“鹰派”人物。
莱特希泽长期以来一直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占了便宜”，这一点深得特朗普的欣赏。在特朗普还未正式就任前，外界就已经盛传新总统将提名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这是一个正部级的内阁官员职位，直接对总统和国会负责。路透社在当时的一篇报道中引述熟悉莱特希泽的人士的话称，“他非常聪明，非常具有战略性，并且无所畏惧。一旦他负责此事，他将动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来阻止中国及其他国家‘作弊’，他可不是WTO的粉丝。”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来源：路透社
正是莱特希泽的“无所畏惧”，让他说出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原因。2018年3月22日，他在参议院作证时称，中国要运用科技并投入几千亿元以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展的主要产业，到2025年基本上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这将对美国不利。
他表示，此次“301调查”就是要干扰“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国际领跑者的努力。“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关键领域都将被列为关税“重点关照”的对象。
莱特希泽在参议院作证的当天，特朗普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根据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结果，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约1300类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这份清单，涵盖了航空航天、信息科技、通信工程、自动化机器人、医疗设备等高科技领域。
虽然发起贸易摩擦的美国官员口口声声表示，要扭转中美贸易逆差，但纵观184页的“301调查”报告，“逆差”只出现了一次。这份报告重点讨论的是中国产业政策。美国宣布加征至25%的中国产品基本上就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科技产品，而并非中美贸易逆差产品，有些甚至是顺差产品。301条款
对此，一位国际战略咨询专家在《联合早报》上撰文指出，“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美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如果说美国对华的前五次301贸易调查，还基本属于战术层面修正与调整的话，特朗普政府的此轮大动作，则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行为。“其目标不仅是简单修正平衡中美贸易的巨额数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有关贸易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双方贸易平台的公平对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这位战略咨询专家说。
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熊梦看来，这次“301调查”有几个特殊性：一是没有申请人申请，而是由美国政府主动发起的调查；二是调查使用的是301（b）程序，即未违规之诉，在未能认定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可能有“不合理”和“歧视”的措施对美国商业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即对中国发起调查；三是在世贸组织规则生效后，美国首次在301调查结果公布时宣布将征收高额附加惩罚性关税(如果付诸实施，可能成为世贸组织成立后美国第一次用违反世贸规则的方式实施301措施）；四是对于如此复杂的调查，美国仅仅用了8个月完成调查程序，比以往大部分调查更为仓促。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在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是由于中国的技术转让制度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来自于中国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制造业的综合竞争优势。
高科技产品无疑是美国最看重的领地，也是其“扭转贸易不公平”的一个主要施压工具。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朴之水认为，经济发展根本上还是被创新所驱动的，而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创新质量和技术发展能力的引领地位。因此，这也是美国要坚决保护的。
因此出现了很奇怪的场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制裁中国的出口商品是清一色的高科技；反过来中国作为回应的一方，制裁美国的却尽是大豆这样的农产品。
美国试图让“贸易战”为表、“科技战”为里，综合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短期内势必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长期看，能否阻挡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围，国际上并不看好。
知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政府将“企业”“消费者”“政策”三者有机结合，形成良好的科技战略，找到了“技术”“市场”“管理”之间的平衡点，这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说起来，全球化潮流最早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生产与协作，分为三个层级：资源提供国、生产和商品输出国、消费和标准制定国。美国处于金字塔顶端，经济利益自下而上地输送，霸权控制自上而下地不断固化。
在这一体系下，跨国企业利用技术高地、资本优势、专利壁垒等，如潮水般涌向全球各地。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又爱又恨的原因：爱的是它带来的巨大经济动能和发展加速度，恨的是它席卷一切、毫不留情淹没后发者的汹汹之势。
至于为什么美国要抛弃自己一手引领的全球化潮流，答案要从特朗普总统高喊的“美国优先”中去寻找。
1.4 神秘报告背后的芯片焦虑
美国贸易不平衡已不是一年两年，为什么现在突然发飙？
美国产业空心化也不是一年两年，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振兴？
学者指出，美中两国争斗的真正舞台是围绕半导体和通信的“革新霸权”。美国方面担心，中国信息通信产业迅速崛起，如果现在不遏制，则美国不仅在产业和经济领域，连在金融和军事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也会动摇。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吉川洋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美国的目标是日本。现在扮演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角是中国。美中贸易摩擦的背后，其实是美国对经济大国GDP逆转的焦虑。
2017年1月，在特朗普就任前不久，当时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公开宣称：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没有完全自由过，基本由政府和学术界在推动。一年之后的中兴事件，美国政府如何背后运筹、步步为营，都可以从这份报告中一窥端倪。
为了写就这份名为《如何确保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长期领导地位》的报告，时任美国总统科技助理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牵头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是美国芯片相关产业的资深人士：联席主席是英特尔公司前CEO，成员包括飞思卡尔半导体前董事长、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半导体前首席执行官、全球第四大军火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微软前资深顾问、应用材料公司前董事长兼CEO、高通公司副董事长等。约翰·霍尔德伦
这些成员的大名无不如雷贯耳，他们不是杰出的技术领军者，就是当下或者曾经的政策制定者。
这份呈给美国总统的报告，充分体现了美国具有决策影响力的精英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芯片产业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在美方看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已经对美构成了现实威胁。
报告首页这样写道：中国通过产业政策以及高达1000亿美元的大基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图有计划地重塑半导体市场，这严重威胁到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以及利益相关方。报告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策略，以维持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其中第一条就是抑制中国的创新政策（push back against innovation-inhibiting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很多人疑惑，集成电路产业最早诞生于美国，重要技术突破和变革也大都始于美国，微软与英特尔占据着PC市场，谷歌的安卓与苹果的iOS引领着智能手机。半导体业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基业长青，缘何还会让美行业精英如此忧虑，竟然要动用“非市场力量”，中国究竟做了什么呢？“中国抢美国的市场份额，让美国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这份报告在许多地方都提及，中国瞄准半导体设计和生产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利用国内稳步增长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放大这些影响。这些影响叠加起来，比任何技术创新给美国半导体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都大。
报告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现状也做了一些归纳。比如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高端逻辑芯片的制造能力“显著落后”于美国等。中国有许多晶圆代工厂，但基本上落后主流工艺制程1.5代。此外，中国大陆还缺少有影响力的存储器企业，所有先进的存储器企业都在外资掌控下。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落后的形象已经跃然纸面，缘何美国还要在报告中专设一个“影响中国行动”（Influencing Chinese Actions），作为单独的章节？
贸易是标，科技是本。整个报告的核心就是：美国对能否保持先进制造和实业创新“领导力”的担忧。美国要通过在尖端科技的持续创新，减缓中国半导体的进程并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该报告还精心制定并推荐了三个重点策略，以保持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先：
1.抑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所谓创新。
2.改善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的业务环境。
3.推动半导体接下来几十年的创新转移。
报告认为，这些行动包括：正式的贸易谈判、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机制。在撰写这份报告的美国芯片产业领袖们看来，以行政力量干涉市场行为应得到鼓励。
事实上，CFIUS已经连续否决了多起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申请，比如湖北鑫炎收购Xcerra，中资的凯桥资本收购Lattice（莱迪斯）半导体，福建宏芯收购德国企业Aixtron，华润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紫光收购西部数据和美光，等等。这份报告公开为行政干涉行为“点赞”，认为这些机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美国、中国分别提出自己未来工业转型升级的计划。在这一背景下，报告提出，要继续限制美方认为与国防有关的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直到中国有一天确保这些技术是“安全的”，并强调为将这些“反击”的影响放到最大，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需要通力合作。
中国电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晓兰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潜力的博弈。报告背后透露了美国对中国技术追赶的焦虑和自身经济结构的隐忧，这在业内专家看来是直指全球供应链的“技术打击”。
如果说这份2017年公布的、旨在确保美国半导体长期领导地位的报告，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战略规划，那么新鲜出炉的“电子复兴计划”，则实打实地体现了美国国家力量的介入。
2018年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55届全球设计自动化大会，汇聚了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IT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顶级高校学者。在会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官员公开表示，美国将实施“电子复兴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至少20亿美元，联合国防工业基地、学术界、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创新温床，开启下一次电子革命。
据透露，该计划前期已经秘密投入1亿美元，集合了15家公司和200多名研究人员，研制一款新的芯片开发工具。
事实上，早在3年前，美国就启动了国会半导体核心会议，以专门研究半导体产业政策。此后，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先后在2016年、2017年发布了重量级报告。
半导体产业为何会成为美国政府如此“严密保护”的一项产业？专家分析，其中的一个关键，是美国政府视5G和AI为半导体产业的核心领域，并希望保持领导地位。
过去70年来，美国因其在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享受到了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上的优势。如今，在摩尔定律有可能走向终结、电子领域急需转变突破的关键时期，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等新兴技术及产业涌现的当下，美国正在积极计划开创下一个十年乃至百年的领先。
1.5 日本曾遭“极限施压”
美国现在对中国搞的这些手段，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都遇到过。日本《选择》月刊2018年6月号刊登题为《美中“半导体战争”必然激化》的文章称，美国一边要求缩小贸易赤字，一边拿个别企业当靶子，还亮出“停止供应美国制造的零件”的匕首，“日本人对这种手法还有记忆”。历史惊人地相似。
30多年前，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牢牢占据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其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出口商品都以物美价廉取胜，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以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度达到20%，年出口额达到240亿美元，日本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进口国家。单是美国汽车业，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6万工人失业。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五大湖区的企业出现破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铁锈带”（Rust Belt）这个名称正是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的芯片产业也迅速崛起。芯片巨人英特尔在日本厂商的价格打压下，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1983年，英特尔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时任总裁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破釜沉舟，放弃了跟日本企业相比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的存储芯片业务，全面转向集成芯片，方才起死回生。
1986年，世界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居前三位的是日本电气公司、东芝和日立，前十位公司中有六家是日本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等手段来应对日本的“经济威胁”。
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对日本产品的打压从纺织品、钢铁等扩至汽车、彩电等领域，总共24次对日本挥舞起“301调查”的大棒。由于“二战”之后日本不仅在军事外交上严重依赖美国，其出口行业也严重依赖美国，因此，在遭受美国贸易大棒时，日本政府选择了“让步保出口”。美国的施压，成功逼迫了日本限制对美出口、开放国内市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东芝事件”。起因是著名企业东芝偷偷向当时的苏联出口了几台机床，违反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禁令。消息曝光后，一时间美国政坛群情激奋，议员们在国会山前砸毁了东芝的产品，又提出要对东芝开出约150亿美元罚单并完全禁止东芝对美国出口商品5年等惩罚举措。
但问题是，即使是按照美国标准，同一时期违反“巴统”禁令的不只东芝一家，美国对其他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独独把日本企业拎出来狠狠“修理”了一番。这一选择耐人寻味。美国议员在国会山前砸毁东芝收音机
在同一时期，美国又“查出”了IBM商业间谍事件，逮捕了窃取IBM技术的日立公司和三菱电机的雇员，并对两家公司进行了制裁。富士通也被迫与IBM签协议，支付了巨额技术补偿金。
1981年，美国迫使日本主动限制汽车出口；1983年，美国对日本摩托车征收高达45%的重税；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增加进口牛肉和橙子等美国农产品；1986年，美国迫使日本设置半导体对美出口价格下限，保证不在美国销售廉价芯片，还要日本保证进口半导体的市场份额；1987年，美国对日本电视和计算机征收100%的关税……回过头来看，美国的“301条款”打击的几乎都是日本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更不用提著名的“广场协议”，让日本尝到了“失去的20年”的滋味。
虽然美日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逼迫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以芯片产业为例，在半导体企业十强榜单中，日本从1986年的6家下滑到2005年的3家，到2016年就只剩东芝一家仍在苦苦挣扎。
日本《选择》月刊的文章回忆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悻悻地写道：IBM商业间谍事件和东芝机械违反“巴统”贸易管制规定事件发生后，日本领教了触怒美国的后果，日本半导体产业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接受“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达20%以上”的约定等，放缓研发和投资，步入衰退之路。
文章又以史为鉴总结道：美国解决大框架问题的方法是，攻击个人和企业，各个击破，促成整体解决。基于这些成功经验，美国政府和产业界这次也采取了抑制中国半导体和通信领域企业进一步崛起的战术。美中现在进行的是面向未来的霸权争夺。美国在此次摩擦中期望达到的目的不是缩小逆差，而是要将中国在半导体、通信产业的竞争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反全球化”情绪上升，全球贸易摩擦逐步加剧。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速，为40年来首次。
1.6 “灰犀牛”风险向高新技术领域扩散
不断升温的中美贸易争端，投射出芯片波澜之下的大国制造之忧，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战略焦虑。“灰犀牛”是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全面禁售令，所涉产业链涵盖了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专家认为，这是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美国发起的一场披着贸易战外衣的技术争夺战，是中国在争夺全球战略制高点中的“灰犀牛”事件。
战略焦虑背后，“病根”在哪里？
10年前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加上长期依赖金融，制造业外流严重，美国逐步从制造业大国变成服务型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拥有横跨高中低端的产业布局和制造实力，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大幅提升。
在全球经济疲软，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目光“瞄准”于夯实经济内核、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上。从供给端要动力成为普遍共识，这种恐慌和隐忧表现愈加强烈。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美国处于高端，中美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家在固有的世界分工中相安无事。但随着中国在产业链条中快速向上游迁移，逐渐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格局。
龙芯公司总裁胡伟武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过去地主安心收租子，农民好好种庄稼；如今农民靠积蓄也买了块地自己种起庄稼，影响了地主家的生意，地主家前些年日子太好过，现在又没了余粮——怎会不想方设法收拾农民？
一条巨龙，不可能因为默不作声，就可以假装别人看不见它；也不可能因为生性温良，就可以让所有人喜欢它。
如果把时间线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呈现出由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过渡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曾多次对中国实施“301调查”。1991年4月，美国利用“特别301条款”（针对美国认为对知识产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展开调查，主要涉及药品和化学品的专利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机密保护和商标权保护。同年，美国针对中国的纺织品、鞋类、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加征惩罚性关税。1994年，美国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版权与商标权保护问题展开调查，并于1996年实施报复性制裁措施。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开始试图遏制中国在技术前沿领域的发展。例如，2010年美国针对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301调查”，主要涉及限制重要矿产出口、提供出口补贴、歧视国外货物和企业、要求技术转让等。
美国《外交》杂志不久前刊登的一篇文章《绿色巨人：可再生能源与中国实力》指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对绿色能源等技术的研发力度。作者把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相提并论，认为中国在该领域的崛起恐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统治地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梅冠群分析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才出现的。各个国家要获取美元，需要向美国出口，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变相向全世界出口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两者是统一的，如果美国要顺差，那就不能再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想通过这些贸易制裁手段彻底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是不可能的。
纵观美国近年来的一些“保守”举措，以芯片为代表的信息安全控制权争夺加剧，背后其实是网信安全和未来经济增长主导权之争。
首先，世界正进入“数字全球化”时代，各国对数据等控制权的争夺加剧。科技部战略研究院专家介绍，随着数据等战略性资源重要性的提升，全球大约50%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约12%的货物贸易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完成。数据的战略资源价值凸显。中美贸易原来是一种互补型贸易，但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越来越向高端、高科技领域迈进，中美经济的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在高科技领域、芯片、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
其次，各国纷纷发布重振制造业、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计划，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共同目标。美国就先后颁布“美国制造业复兴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以及“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而且对15个国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IMI）提供资金支持。围绕制造业的智能化，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通用电气提出了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同样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的一个愿景，这并不是强制规定，只是引导投资和技术创新方向。
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技术并购方面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从2017年9月特朗普否决了有中资背景的私募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的案例上，人们就能感受到：美国政府将加强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敏感行业和关键科技行业的审查，以防被中资机构渗透。2018年1月，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与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的相关并购事宜终止。3月1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了博通对高通的收购。美方在多份报告中指出这类审查限制“效果明显”，同时与同盟联手，加强全球出口控制和内部投资安全。
再次，网信安全不可预期。“棱镜门”事件说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信息就可能被别人监控;乌克兰电网被黑、伊朗核电站受攻击事件说明，不掌握核心技术，国家安全就会被人卡脖子。特朗普的这次转向，也意味着美国将从传统的贸易保护思维转向基于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保护主义。目前“301调查”的重点就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这类“小动作”不会消停。“棱镜门”事件泄密者斯诺登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绝非临时起意，之所以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是因为美中在关键技术领域展开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创新战，这将决定全球两大经济体的未来。
美国的种种举动表明，美国有强烈意愿维护现有世界分工格局。全球化带给美国的好处，在部分美国精英阶层看来，已经抵不过带来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做出调整。这与喊什么口号、举什么旗无关，只与利益相关。
中兴事件也好，贸易摩擦也好，都只是一个开头，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被打压将会是今后中国经常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建立一个与跨部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平行的独立机构。虽然政府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但特朗普政府内外的知情人士表示，对华鹰派已经赢得内部辩论，白宫已开始告诉各机构，他们需要派人到财政部来拟定新的体制。
外界担心，此举可能会令中国在美投资进一步降温。荣鼎咨询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逾90%，至18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纪录的460亿美元。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争端向新兴技术领域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围绕新技术、新产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新技术领域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
尽管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看来，当今时代，发动贸易战是一种过时、落后、低效的行为，但中美贸易摩擦何去何从，仍未可知。
乐观者认为，双方短期“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结束的可能性大，“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
悲观者则表示，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一旦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等，美方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也将完全逆转。
人类正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时代。参考文献
［1］Donald J.Trump，Tony Schwartz Trump.The Art of the Deal［M］.Random House US，2004.
［2］John P.Holdren.Report To The President: Ensuring Long-Term U.S.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 [R].2017.
［3］伟达.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意图［N］.联合早报，2018-04-02.
［4］美中“半导体战争”必然激化［J］.选择，2018-06.
［5］绿色巨人：可再生能源与中国实力［N］.英国《卫报》网站，2018-06-20.
［6］米周，尹生.中兴通讯［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第2章大国博弈的“锁喉技”
引子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的“制约”与“反制”，博弈日趋白热化。芯片，已成大国博弈的“锁喉技”。
人们担心，一旦一个“大棒”用得熟练，持续挥棒必成习惯。
不掌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迟早的事。好比在大海中随意敞开伤口，鲜血的味道很快就会招来鲨鱼的无情攻击。
面对禁“芯”，中国芯片产业开始反思“集体伤痛”。芯片业发展不繁盛，原因何在？
这是失望之冬，这是希望之春。我们越想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2.1 中国IT行业会瘫痪吗
中兴通讯公开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会让其休克，这让许多人想起了爱立信手机当年的遭遇。这是一个风险控制失败的经典案例：爱立信手机里的几块重要芯片全部由飞利浦公司提供，后者又把这些芯片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工厂生产。2000年3月，这家工厂意外发生火灾，至少半年无法供应芯片，导致爱立信手机被迫停产。受此打击后，爱立信最终退出了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
中兴遇到的麻烦，远比爱立信当年严重。更关键的是，正值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政府同时挥舞着“301调查”的大棒，释放出一个明显非同寻常的信号，让中国IT行业的许多公司感到寒意袭人。
一、“命门”失守
由于发达国家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严加遏制，我国自主研发的安全可靠的芯片和软件技术水平落后，无法大规模使用，各行各业的计算机系统和中国人的手机大多在“裸奔”。“命门”失守，安全隐患十分严重。如果美国制裁升级，中国IT行业会瘫痪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兴是中国IT公司的一个缩影。虽然中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美名，许多畅销全球的科技产品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在中国IT行业中，大量企业的核心源技术和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通信、互联网、医疗设备、高端制造业、水电、交通……在许多涉及信息技术的领域，进口芯片无处不在。
国内有人因此悲愤地喊出：没有“外国芯”，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也是顺差最大的两项商品分别是“电话机等通信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器”，通俗来讲其实就是手机和电脑。这两个项目分别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13.8%和9.7%，总额约1200亿美元。
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制造”在手机和电脑产量的比例，这个数字更加惊人：中国目前生产了全球80%的手机和95%以上的电脑。
但在这些“中国制造”中的大部分产品，严格来说，应该叫作“中国组装”。中国每年海量进口芯片、显示面板、基础电子元器件，再加上自产部件，通过“富士康”们组装为成品，再海量地出口供应全球。
说到富士康，这家诞生在宝岛台湾、壮大于祖国大陆的全球最大代工厂商，是中国IT行业近3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也是中国IT行业转型重塑的亲历者。
1974年，郭台铭成立的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还只是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小工厂。他恐怕不会想到有一天这家工厂会负责生产全球40%的电子产品，而自己会培育出人类历史上首个拥有百万名以上员工的企业。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开办的工厂只有百来人，这里日后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富士康龙华基地。有人说，如果把乔布斯称为“苹果之父”，那么郭台铭是当之无愧的“苹果之母”——苹果手机从2007年面世以来，总共卖出了20亿部，有一半是富士康代工生产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
虽然头顶光环，但是郭台铭的代工厂却生存于产业链最低端，利润极为微薄。生产一台零售价499美元的苹果平板电脑，富士康仅拿到11.2美元的代工费。“代工”，就是为跨国大企业打工，按人家的设计，用人家的技术制造产品，然后贴上人家的品牌。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大多数只有人力成本差。富士康，浓缩了代工者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路“高歌猛进”，扮演着主力军和突击队的角色，为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历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缺陷。虽然经济的总量与日俱增，但是倚重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方式却转型艰难。“规模经常世界第一、利润总是薄得像纸”，成为转型时期代工企业面临的尴尬处境。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也会难以持续。“代工之王”并不喜欢外界给自己贴上的这个标签，富士康近年来一直力图转型再造。例如，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部分资产，吞并全球顶级显示面板制造商夏普，投资滴滴出行和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试图收购东芝芯片业务等。生产自主品牌产品也是富士康多元化策略的重要一部分。苹果CEO蒂姆·库克在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厂的iPhone生产线
2018年初，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决定在国内A股IPO的前夕，郭台铭在股东会上明确表示，“鸿海不只是个代工厂，将从硬件转型成软件公司”。
富士康的转型，预示着“代工之王”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寻求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全球产业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体现了一个成功企业家对市场趋势的精准判断。
相互依存，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最大特点。原材料、设计加工、市场销售等上下游各环节都是分工合作，互相依存的。这样的“依存”，如果我们身处一个理想化的全球市场，或许不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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