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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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略经典必读海权论+旧制度与大革命(套装共2册)试读：
前言
本书有着一个确切的目标，那就是具体地根据海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审视欧洲和美洲的概史。史学家们通常都不熟悉海洋的情况，他们对海洋既无特殊兴趣，也无专业知识；因此，海权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所起的深刻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往往就被他们忽略了。对于某些具体战例与海权总体的发展趋势而言，具体战例甚至更符合这种情况。泛泛而谈，说利用和控制海洋是而且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找出并说明它在某一具体时刻的准确影响，却要棘手得多。然而，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对海权整体重要性的认可，就是含糊而空洞的；因为我们本来应当是以一系列特定的、清晰地显示出海权准确影响的战例为基础，并且在分析了某一给定时刻的形势之后，才能进行此种认可的。
从英格兰民族的两位史家身上，即可以看出人们忽视海上力量影响历史事件的这种古怪倾向——英格兰民族之伟大，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可归因于海洋。阿诺德[1]在其《罗马史》中曾说：“历史已经见证过，有两位最重要的个人天才，曾经与两个伟大国家的资源和制度进行斗争；而在这两次斗争中，最终都是国家获胜。汉尼拔与罗马斗争了17年，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前者付出了努力，却在扎马[2]折戟，而后者则在滑铁卢败北。”爱德华·克里西勋爵在引用了这种说法之后，又进一步说：“然而，这两场战争相似性当中的一点，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强调；那就是，最终击败了这位迦太基伟人的罗马将军，与最终给予法兰西皇帝以致命一击的那位英国将领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西庇阿[3]与威灵顿[4]二人，虽说都曾身居高位数年，却都根本没有到过主战场。而二者主要的军事成就，也是在同一个国家取得的。西庇阿在西班牙时，跟威灵顿公爵一样，是在相继遭遇并且打败了敌人差不多所有的下级将领之后，才去面对敌军主帅或征服者本人的。西庇阿与威灵顿公爵二人，都在同胞遭遇了一系列挫折而产生动摇之后，重新让这些同胞恢复了对本国武装的信心，并且二者都是通过彻底而压倒性地击败了敌人的精兵强将，从而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危险可怕的战争。”
不过，这两位英国人都没有提及一种更为显著的一致性，那就是：获胜的一方控制了海洋。罗马人控制了水上，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由高卢进行遥远而危机四伏的行军，从而令其手下身经百战的部队损失过半；这也使得大西庇阿既能够让军队从罗纳河沿河而上前往西班牙，以切断汉尼拔的交通运输，同时还能亲自返回来，在特雷比亚面对入侵者。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军团都是经由水路，不受袭扰且毫不疲惫地往来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可西班牙本来却是汉尼拔的大本营；而梅陶罗决战，则取决于罗马国内的军队对哈斯德鲁巴[5]与汉尼拔所率军队的态度，且最终原因还是在于汉尼拔的这位弟弟无法从海路带来援兵，只能经由高卢的陆路对其进行增援的事实。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军队却被长长的意大利分割开来，于是其中一支就被罗马将领们联合起来消灭了。
另一方面，研究海军的历史学家们，却又很少努力去了解普通历史与他们所研究专题之间的联系，通常都只让自己成为海军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者。对于这一点，法国史学家的情况并不像英国的史学家那样绝对；因为法兰西民族的天赋和法国史学家所受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细心地去探究特定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据笔者所知，还没有哪一部著作阐述了此处我们所要探究的这个特殊目标；也就是说，评估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各国繁荣的影响。由于其他历史科目在研究战争、政治以及各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时，对海洋事件都只会顺带涉及，并且通常都是淡然置之，所以本书之目标，便是将海洋利益推向前台，但又不将它们与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割裂开来，而是力图表明它们如何改变了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普通历史的因果环境所改变的。
本书所选的时间段，是从具有显著特征的帆船时代已然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革命结束时的1783年。虽说维系接连发生的那些海洋事件的普通历史线索都被人们有意地忽略掉了，但本书还是想努力为它们呈现出一个清晰而不失准确的轮廓来。作为一名对自己的职业深有感触的海军军官，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会毫不犹豫、自由自在地去探究那些与海洋军事政策、战略以及战术相关的问题；不过，本书略去了一些太过专业的术语，寄望这些简单平实地呈现出来的事情，能够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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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英国近代教育家，著有《罗马史》和其他一些布道作品，其子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为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2]Zama：扎马。北非古城，位于迦太基西南部。公元前202年，古罗马将领西庇阿在此击败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使之成为了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Bella punica，指古罗马与古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共进行了3次）的古战场。
[3]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6～前184？）。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生于贵族家庭，公元前205年开始担任执政官，后因罪引退并死于流放途中。他因在扎马战役中打败了汉尼拔而获称“征服非洲的西庇阿”，或称“大西庇阿（Scipio the Elder）”，以区别于家族中的其他人。
[4]Wellington：威灵顿公爵（原名Arthur Wellesley，1769～1852，获封第一任威灵顿公爵）。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军将领，后为英国第21任首相，人称“铁公爵”。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7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元帅军衔的人。
[5]Hasdrubal：哈斯德鲁巴（公元前270～前221）。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的二弟。导论
海权之历史，虽说绝非全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国家间你争我斗、相互竞争以及以战争而告终之暴力的记述。在人们还没有揭示出控制海上贸易增长与繁荣的真正原则之前，海上贸易对于各国财富与实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早已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为了确保所属民族能够占有此种利益中超过其应得的份额，各国都会不遗余力地排斥其他国家，要么是通过和平的立法途径，用垄断或者禁止性条例，要么便是在立法途径失败之后，直接动用武力。利益冲突，即为了多占有贸易利益份额、为了多占有远方那些归属未定的商业地区——就算不是为了全部占有——而发生冲突，会激发冲突双方的愤怒之情，从而引发战争。另一方面，那些因为其他缘故而引发的战争，其进程与结果也受到了海洋控制权的极大影响。所以，海权的历史，既涵盖了某一民族试图在海洋上或者通过海洋来变得强大的所有行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军事史；因此下文所涉及的，虽说并非全部，但主要还是军事这个方面的内容。
许多伟大的军事领袖都曾告诫我们，像本书这样来研究过去的军事史，对于在未来形成正确的军事思想，对于在未来熟练地进行战争，都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曾从尚不知火药为何物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和恺撒等人所进行的战争中，为手下那些有所抱负的士兵指定了一些必须加以研习的战役；而专业的史学家们实际上也一致认为，虽说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的许多情况世世代代都不相同，但历史这所学校中还是有着某些亘古不变的教训，它们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因而能够被提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我们也会发现，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技的进步和引入蒸汽动力已经使得海军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变，但通过阐述海上战争的一般原则来研究过去的海权历史，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因此，批判性地研究帆船时期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就更加必要了；尽管这些历史与经验为目前的海战提供了可以应用与颇有意义的教训，但汽船时代的海军，迄今为止还没有名垂史册，也没有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经验可供引述。对于帆船时期的海战，我们有着许多的经验性知识；而对于汽船时代的海战，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关于未来海战的诸多理论，差不多完全都是假定性的；尽管人们已经试着通过仔细研究汽船舰队与有着悠久历史且众所周知、以桨驱动的桨帆船队之间的相似之处，来给这些理论以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陶醉于这种类推的方法，除非此种方法得到了彻底的验证。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实际上绝非只是表面上的。汽船与桨帆船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能够转向自如地航行。这种能力，使得此类船舶与帆船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后者在有风的时候，只能沿着数量有限的一些航线航行，而若是无法沿着这些航线航行，它们就只能在原地打转了。不过，虽说观察相似之处很明智，但寻找相异的方面也是很可取的；因为当我们的想像力全都沉迷于探究事物的相似点——这是一种最令人愉快的精神追求——时，倘若新发现的相似物中出现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极容易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不愿承认这种不一致。因此，桨帆船与汽船虽说发展情况并不相同，但都有着上述共同的特征；不过，它们之间至少也有着两点不同，而在桨帆船的历史中寻求与汽船相似的作战教训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其差异与相似点，否则我们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推论。在航行的时候，桨帆船的动力会不可避免地迅速下降，因为这是一件相当累人的工作，人力不可能长久坚持，所以桨帆船只能持续进行有限时间的战术运动(1)；再则，桨帆船时代所用的攻击性武器非但射程短，而且差不多完全属于短兵相接式的武器。这两个条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交战双方的相互袭击，但也不乏巧妙地攻击或夹击敌舰的方法，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混战。就是在这种袭击和混战当中，人们对于目前海军那种可敬的、甚至是卓越的观点达成了一种重大的共识，从而发现了现代海军武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即一种“唐尼布鲁克集市”[1]式的局面；正如混战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此种局面中，我们是很难分清谁是敌人谁是友军的。无论这种观点的最终价值如何，我们都不能仅凭桨帆船与汽船能够在任何时候直接进逼敌人、并且在船头装上金属撞角这一事实，而不顾桨帆船与汽船的差异，就说这种观点有了历史基础。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还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妨等到经过战斗验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之后，再来做出最终的判断。在此之前，还是可以存在与之相对立的观点的——即对于数量相等的舰队来说，发生那种基本上无需战术的混战，并不是如今这个时代利用精巧而强大的武器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一位舰队司令越有把握，其舰队的战术发展得越完善，其手下的舰长们越称职，他就必然会越不愿意去与数量相等的敌军展开混战；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这些优势便会付之东流，谁占上风全凭运气，而他手下的舰队就会跟那种以前从未集中作过战的一群乌合之船没什么两样了(2)。至于何时适于混战或者不适于混战，历史上是有着许多教训的。
桨帆船与汽船虽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但在其他许多重要的特点上，它们却各具差异；由于这些重要特点并不是全都非常明显，因此我们都较少重视它们。相反，对于帆船而言，其显著特征却是它们与更为现代化的船舶之间的差异；虽说二者之间也存在相似之处，且这些相似之处也不难发现，但由于它们并不是很明显，因而我们同样也较少留意。这种印象，因帆船相比于汽船来说能够依赖风向而显示出全然不如汽船的这种感觉强化了；忘掉这一点，就像帆船在与其对手作战的时候那样，那么其中的战术教训就是正确的了。桨帆船从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无法行动，因此才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了比帆船更多的敬重；不过，帆船还是取代了桨帆船，并且直至采用蒸汽动力之前，一直都保持着霸主的地位。能够从远距离击伤敌人，机动时间不受限制且不会让船员们累得筋疲力尽，大部分船员能够去控制攻击性武器而不是去划桨——这些本领，是帆船和汽船的共同特征；并且从战术上来考虑，它们起码也像桨帆船能够在无风情况下航行或者能够逆风行驶的本领一样重要。
在探究相似之处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一种倾向：不但会忽视有所差异的地方，还会夸大其相似之处——从而使得这种相似之处显得非常奇怪。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指出：正如帆船装有射程较远、相对穿透力较大的火炮，以及虽说射程较短、却会产生巨大粉碎性效果的大口径火炮那样，现代汽船也装备了远程火炮组和鱼雷组——鱼雷仅在有限的距离内才能发挥作用，而火炮则跟原来的一样，旨在利用其穿透效果。不过，这些无疑都属于战术方面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舰队司令与舰长们的作战计划；因而这种类推就是事实，而非牵强附会。所以，帆船与汽船也都会希望与敌舰短兵相接——前者通过强行登船攻占敌舰，而后者则通过猛撞来击沉敌舰；对于这两种船舶来说，此种任务都是极其艰巨的，因为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得让自己的舰艇处于战场的某个位置上，可在这一位置上，敌方却可以在大范围内的多个位置上，使用投射武器来攻击我方。
两艘帆船或者两支舰队根据风向而定的相对位置，涉及到了绝大多数重要的战术问题，因此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海军主要关注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由于这个方面对汽船来说变得无关紧要了，而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应当再进行什么类推。然而，倘若更加细致地考虑下风与“上风”(3)的一些显著特征，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基本特点上，而不去考虑那些次要细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显著特征是，能够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并且反过来，还具有了在采取攻势时可以选择进攻方式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伴随着某些弊端，诸如打乱战斗序列，会暴露在敌方斜向或纵向炮火的攻击之下，以及损失攻击用的部分或全部炮火等等——这一切，都会在逼近敌舰的过程中出现。而处于下风位置的船只或舰队则无法进击；倘若不想撤退，那么它的行动就只能是防御，只能是按照敌方的条件来被动作战。这种劣势，却会因保持战斗序列相对较易、可以进行持续炮击并令敌方一时无法还击的优势而得到弥补。从历史来看，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在各个时代的进攻战和防御战中，都有着与之相对应和相类似的地方。进攻一方会冒着某些危险和劣势去接近并摧毁敌军；而防御的一方只要保持着防守态势，就不会贸然进击，就会保持着谨慎而有序的阵势，并且可以利用进攻者不得不暴露于我方炮火之下的机会。人们已经透过种种较小的细节，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上风位置与下风位置的这些根本差异，所以英国人才通常选择上风位置——英国人的一贯政策，便是进攻和消灭敌人；而法国人则喜欢下风位置，因为他们这样做，往往能够在敌人逼近的过程中削弱敌军实力，并且往往还能够让自己避开决战，从而保存好己方的舰艇实力。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法国人一向都认为海军作战的重要性不如其他军种，一向都不愿意为海军多花军费，故他们更愿意通过采取守势，只愿意击退敌军的进攻，以便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舰队。出于这一原因，只要敌方表现得有勇无谋，法国人就会令人佩服地加以调整，巧妙地利用下风位置；不过，当罗德尼[2]打算利用风向优势，非但要发动攻击，还想集中火力猛攻敌军防线一部的时候，其小心谨慎的对手基申伯爵却改变了战术。在双方3次作战行动的第一次中，法军处于下风位置；但意识到了罗德尼的目的之后，基申伯爵便利用风向优势，率领舰队进行了机动——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拒绝应战，为了只在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情况下作战。所以，能够采取攻势或者能够拒绝应战，就不再取决于风向，而是取决于速度更快的那一方了；对于整支舰队而言，则不仅取决于每艘舰船的速度，还取决于它们在作战时的战术一致性。自此以后，那些速度最快的舰船就会占据上风位置了。
因此，既从帆船的历史、又从桨帆船的历史中寻求有益的教训，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并非只是一种徒劳无用的期望。这两种船只，与现代舰艇既有类似之处，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使得我们不可能将这些舰船的战斗经历或战斗模式，当成可以沿用的战术先例。不过，先例与基本原则并不相同，也不如基本原则那样有价值。前者可能原本就是有瑕疵的，或者可能在环境改变之后并不适用了；后者则植根于事物的本质当中，并且在应用的时候，无论因环境改变而有多么的变化无穷，它都会保持着某种标准，而我们在战斗中，则必须遵照这一标准才能获胜。战争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前人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它们的存在，无论获胜抑或失败，这些原则世世代代都是一样的。作战环境与作战武器都会变化；而为了应对作战环境，或者成功地运用好作战武器，我们就必须遵守那些大规模战争中属于临场战术或战略范畴的那些亘古不变的历史教训才行。
然而，正是在这些范围更广泛、涵盖了整个战场的战争中，正是在可能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区域的海战中，这些历史教训有着一种更为明显、也更为恒久的意义，因为它们的战争环境更为恒定。虽说战场范围可能或大或小，作战困难可能或显著或不显著，交战双方的军队可能或强大或不强大，必要的战术运动可能或容易或不容易，但这些情况都只是范围或程度上有差异，而不是类别上有差异。虽然随着蛮荒为文明所取代，随着交通方式越来越多，随着道路开辟、河流架桥、粮食资源增加了，作战也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捷、范围更加广泛了，但是作战时必须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却依然如故。徒步行军为马车运送部队所取代，而马车运送又被铁路运送所取代之后，行军距离就大大增加了，或者，假如您愿意那样说的话，就是行军时间缩短了；但决定部队在哪里集结、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进袭敌人哪个部分和保护交通要道这些基本原则，却并未改变。所以，在海上，从桨帆船小心翼翼地在港口之间潜行，到帆船大胆出航至天涯海角，从帆船再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轮船，这种进步在增加了海军的作战范围和速度的同时，并没有必然地改变了指导海军作战的那些基本原则；而之前我们引述过的、2300多年前赫莫克拉提斯[3]所说的话，也蕴含了一种正确的战略规划，其基本原则在如今与当时并无两样，仍然可加以应用。在与敌方部队或舰队发生接触之前（这样说，可能要比其他区分战术与战略的说法要更好），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决断，它们涉及到贯穿了整个战场的整体作战计划。其中包括：海军在战争中应当发挥的正确作用；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结的一处或多处地点；燃煤和军需补给站的建立；这些补给站与国内大本营之间交通补给线的维护；贸易破坏战作为一种决定性的或者辅助性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样的军事意义；最有效地进行贸易破坏战的方法，是用分散的巡洋舰呢，还是有效地控制商船所必经的某一重要的航运中心。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历史上也有着诸多的经验可循。近来，英国的海军界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评价了豪勋爵[4]和圣文森特勋爵[5]这两位伟大的英国海军司令在英法战争中部署海军时各自所定政策的相对贡献。这个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非只有历史价值；如今这一问题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决策所依赖的那些基本原则，在如今和当时都是相同的。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使得英国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6]及其同行海军将领的执行下，又直接导致了特拉法尔加海战那次大捷。
尤其是在当时的海军战略领域，过去的经验教训有着不可抹杀的意义。这些教训，非但具有示范基本原则的作用，还因为环境的相对稳定性而具有先例的作用。对于战术而言，当战略考量使得双方的舰队狭路相逢的时候，这一点却没有那样明显了。人类不安于现状，一直都在进步，使得武器不停地更新换代；随之而来的，则必然是作战方式的不断改变，即在战场上排兵布阵、部署舰船的方式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这样一来，许多研究海洋问题的人就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带来不了什么益处，认为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虽说这种观点很正常，但它不仅全然忽视了那些显著的战略考量——正是这些战略上的考量，既使得各国都纷纷建造舰队、控制着各国的作战范围，也改变了、并且仍将继续改变世界的历史；而且，即便是从战术上来看，这也是一种片面而狭隘的观点。在作战时，过去是获胜还是失败，取决于是否遵照战争的基本原则去作战；而那些仔细研究获胜或失败原因的海军人士，则不仅会发现并逐渐吸收这些基本原则，还会提高自己的能力，使之能够在战术性地运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舰船和武器的过程中，应用这些基本原则。这些人还会发现，战术不仅随着武器的改变而改变——此种情形是必然的——而且这些变化之间的时间跨度都很久。这种情况无疑是因为，武器的改良在于一两个人的力量，而战术上的改变则必须克服整个保守阶层的惰性才行；这种惰性，正是一种巨大的弊端。只有通过坦诚地认识到每一种变革，通过仔细研究新舰艇、新武器的长处与局限，并且采取相应的办法，根据形成其战略的特性来对它们加以利用，才能纠正这一弊端。历史业已表明，虽说不要指望军人经常会不遗余力地来这样做，但那些这样做了的人，在战场上都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种教训，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价值。
因此，如今我们可以接受法国战术家莫罗盖[7]的训导了。他在125年前曾这样写道：“海军之战术，乃是以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之前提为基础；此种主因，转而必然导致船舶结构、操作方法发生改变，并因而最终使得舰队之部署与调遣发生改变。”他还进一步指出，“此非一种以绝对不变原则为基础之科学”，但这一说法却更易招来人们的批评。更恰当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对海军战术基本原则的应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而不断改变。而应用这些基本原则时，在战术上无疑也是时常变化着的，只不过这种变化要小得多罢了，所以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要容易得多。他的这一说法，对于我们论述的主题非常重要，从而让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实例。
1798年的尼罗河河口之战[8]，不仅是英国海军对法国舰队一次压倒性的胜利，还对摧毁法国与位于埃及的拿破仑所率军队之间的交通补给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此战中，英国海军司令纳尔逊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极为杰出的“大战术”战例——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正如“大战术”的定义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前与战中都充分组合的艺术。”特殊的战术组合，取决于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的一种前提，即舰队中处于下风位置且已泊锚的船只，无法在处于上风位置的舰船被摧毁之前赶去救援；但是，此种战术组合的基本原则——即选择敌方战斗序列中最难施以援手的部分，用优势兵力加以攻击——却并未过时。海军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之战中，以15艘舰船对阵敌方的27艘战舰并取得了胜利，遵循的正是相同的原则，只是在此役中，敌方的舰船并非停泊着，而是在航行中。然而，人们的思维却具有定式，他们对于环境无常的印象，似乎比对支配环境的基本原则更为深刻。与此相反，在纳尔逊获胜而对此次战争所产生的战略效果当中，涉及的基本原则却不但容易看出，还能让我们马上就明白，这一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来。埃及战事中哪方获胜的问题，取决于能否让此处与法国之间的交通补给保持畅通。尼罗河河口大捷，摧毁了本可确保补给畅通的法国海军，从而决定了法国的最终失败；而我们马上也能看出，非但此次出击遵循的正是打击敌人交通补给线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如今仍然有效；而在桨帆船、帆船与汽船时代，这条原则也是同样有效的。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怀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过去已被淘汰，从而轻视过去；再加上天生的惰性，所以即便是海军历史上那些非常明显、具有永久意义的战略教训，他们也看不到。比如说，有多少人，不会将属于纳尔逊司令荣耀巅峰、标志着其天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看成只是一件异常宏伟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问题：“那些舰船如何正好处于那里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此次海战是为时一年或更久的一部宏大战略戏剧所上演的最后一幕，是拿破仑与纳尔逊这两位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在这幕大戏中相互对垒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并非是维尔纳夫[9]失利，而是拿破仑战败了；也并非是纳尔逊赢了，而是英格兰得救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拿破仑的战术组合失败了，而纳尔逊的洞察力与积极性却让英国舰队一直追击着敌人，从而让舰队在关键时刻及时抵达了战场。特拉法尔加海战所用的战术，虽说在细节上容易招致批评，但其主要特征还是符合战争原则的，而战术上的大胆创新，也因当时形势紧急以及结果取胜而变得合情合理了；不过，此战最大的教训，是备战富有效率、执行积极有力，以及英军统帅在战前数月间的深思熟虑和洞察入微。它们都是战略意义上的教训；就其本身而论，这些教训如今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很有裨益的。
在这两个战例中，战事都是以自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式结束的。我们还可以看一看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由于没有出现如此明确的结果，所以对于该不该采用那样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就会众说纷纭了。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在1779年结成了同盟，共同对抗英国。法、西联合舰队曾3次进击英吉利海峡，前线作战舰船一度达到了66艘；由于英军舰船数量远不及对方，所以英国舰队只得回港避战。此时，西班牙的最大目标就是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实现前一目标，对直布罗陀这个差不多固若金汤的要塞，法、西同盟从海陆两个方面都尽了极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却全都无果而终。当时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如果控制英吉利海峡，进击即便是泊在港口里的英军舰队，用摧毁其贸易、进攻其本土来威胁英国，比起费劲得多地直接去进攻英帝国这处偏远而坚固的前哨基地，是不是会更有把握来收复直布罗陀呢？由于长期未受战争困扰，英国民众尤其担心外敌入侵；并且，倘若有力地动摇他们对于英国舰队的极大信心，就会让他们变得同等程度地泄气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判断，作为一种战略，这个问题都是很有利的；但这个问题，却是当时一位法国军官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来的，这名军官支持大力攻取西印度群岛中一处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进行交换的岛屿。然而，尽管可能会为了保护家园和首都而屈从，但英国是不太可能因为外国占领了该国别的领土而心甘情愿地放弃进出地中海的这处门户的。拿破仑曾经宣称，他会在维斯瓦河沿岸夺回庞迪切里。倘若他能像1779年法、西联合舰队暂时所做的那样，控制住英吉利海峡，那我们还能不能怀疑，他会在英国的海滩上夺回直布罗陀呢？
为了让大家对于历史既启发我们去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史实阐明了战争原则这一道理的印象更加深刻，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两个战例来；它们发生的时间，比本书专门研究的这一时期更为久远。东西列强中，在地中海地区有两个敌对的大国，其中一个在已知世界所建立的那个帝国正危若累卵；双方舰队数次狭路相逢，彼此之间相距像阿克提姆与勒班陀[10]两地那样近——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由于出现了相同的条件并且可能再次重现呢？(4)倘若属于后者，那么就值得研究，来找出其中的原因；因为，如果将来会重新崛起一个东方的海洋大国，就像安东尼或者土耳其帝国那样，那么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就是相似的了。的确，在如今看来，海上力量主要集中于英、法两国，它们似乎在西方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假如除了控制如今处于俄国手中的黑海盆地，有可能再占领地中海入口的话，那么，影响制海权的现有战略条件，就会全盘改变了。如今，倘若西方能够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东方，则英、法两国马上就会像它们在1854年、英国独自于1878年所干的那样，直取黎凡特[11]，并且所向无敌；而一旦形势发生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改变，那么东方国家就会像以前的那两次一样，向西方俯首称臣了。
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时期，制海权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但人们却并未充分认识到这种意义和重要性。如今，已经不可能再有人拥有全面而必要的知识，来详细地探究制海权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12]的结局所带来的影响了；不过，此次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迹象，仍然足以让我们断言：制海权是当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要想对这一点形成一种准确的判断，仅仅掌握某次特定战争业已清晰地呈现出来的一些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些事实当中，海军事务照例已经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熟悉海军通史的详细内容，以便根据一些细微的迹象，在了解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时期可能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之上，做出正确的推断。不管有多千真万确，控制海洋都并不意味着，敌方的单艘舰船或者小型舰队就无法偷偷出港、就无法穿过那些或多或少有船只出没的海域、就无法对漫长海岸线上那些未设防的地方进行骚扰、就无法进入被封锁的海港了。恰恰相反，历史业已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双方的海军实力悬殊有多巨大，势弱的一方都总有可能实施这样的遁避之法。因此，在罗马舰队全面掌控了海洋或者控制了海上关键区域的情况下，迦太基的海军统帅波米尔卡在开战后的第四年中，即令人叹为观止的坎尼[13]大捷之后，还能率4000士兵和一队大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与罗马控制了海洋并不矛盾；在第七年中，他避开了锡拉丘兹海岸边的罗马舰队，再次出现在当时为汉尼拔所控制的塔伦特姆，与罗马控制了海洋并不矛盾；而汉尼拔能够派遣快船前往迦太基，与罗马控制了海洋并不矛盾；甚至最后汉尼拔率领手下的残兵败将安全地撤往非洲，也与罗马控制了海洋并不矛盾。这些事情中，没有哪一件表明，假如希望那样做的话，迦太基的政府可能不断地为汉尼拔派遣了援军，而事实上，汉尼拔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支援；不过，这些东西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印象，以为迦太基政府很可能对汉尼拔进行了这样的支援。因此，说罗马在海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此次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句话，需要通过对业已确定的事实进行仔细研究，才能得到证实。这样，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评价了。
蒙森[14]曾经说过，在战争初期，罗马控制着海洋。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还是由于种种原因的结合，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本质上并不属于海洋国家的罗马，竟然胜过了习惯于航海的对手，掌握了制海权，并且后来还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并未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海战——这种情况本身，连同人们已经确定了的、与这种情况相关的其他事实，都显示出了一种优势；而这一点，与其他时代以同一特征为标志的情况则是类似的。
由于汉尼拔并未留下回忆录，所以促使他下定决心经由高卢并翻越阿尔卑斯山，从而踏上那条危机四伏、几近毁灭之途的动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部署在西班牙沿海的那支舰队并不强大，并不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就算这支舰队足够强大、能够与罗马舰队抗衡，他可能也会由于受到种种原因所左右，仍然踏上他实际所走的那条进军路线；但如果走的是海路，那么，他出发时所率的那60000名能征善战的士兵中，就不会损失掉33000人了。
就在汉尼拔开始这一危险进军之时，罗马人正派两位大西庇阿率罗马舰队一部，运送一支执政官集团军[15]前往西班牙。这支舰队在航行过程中并无重大损失，而那支陆军则成功地在埃布罗河以北、汉尼拔的交通补给线上扎下了营寨。与此同时，另一支小型舰队与一支由另一名执政官所指挥的部队，则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舰队合起来，舰船数量达到了220艘。它们在各自的战斗位置上，分别遭遇并击退了一支迦太基的小型舰队，且胜得轻而易举；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对战斗过程只是一笔带过的事实就可以推断出来，也显示出了罗马舰队的真正优势。
第二年过后，此次战争的形势是：从北部进入意大利、打了一系列胜仗的汉尼拔，已经绕过罗马向南进军，并在意大利南部驻扎下来，就地征取军粮——这种情况，往往会使民心背离，而在涉及到罗马帝国在该国所建立的那种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制度时，则尤为危险。因此他的第一要务，就应当是在他自己与某个可靠基地之间，建立起畅通的补给与援兵线，用现代战争的话来说，就是应当建立起一条“交通补给线”。当时有3个友好地区，就是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它们各自或者合起来都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基地。对于前面两个地区而言，提供交通补给只能经由海上。而从最坚定地支持汉尼拔的西班牙，则既可以从陆上、也可以从海上获取补给，除非有敌军拦截；不过，海路更近，也更容易。
在此次战争最初的那几年中，罗马通过其制海权完全掌控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海域，即如今我们所知的第勒尼安海与撒丁尼亚海。从埃布罗河到台伯河的沿岸地区，多半都与罗马交好。在第四年的坎尼之战后，锡拉丘兹背弃了与罗马的同盟，整个西西里都发生了叛乱，而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结成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使得罗马舰队的作战次数越来越多，因而削弱了舰队的实力。那么，罗马舰队做了什么样的部署，而此后罗马舰队又是如何影响到整个战争的呢？
种种迹象都很清楚地表明，罗马从未停止过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该国的各分舰队一直都畅通无阻地往来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而在西班牙沿海，直到小西庇阿认为可以让舰队退役之前，罗马也都掌握着完全的控制权。在亚得里亚海，罗马则在布林迪西建立了一支小型舰队和一个军港，以遏制马其顿；这支舰队和军港的作用非常巨大，使得以方阵[16]著称的马其顿步兵从未踏上过意大利一步。“由于没有一支军舰舰队，”蒙森曾这样说，“所以腓力五世[17]在所有行动中都力不从心。”制海权在此处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再是一种推理了。在西西里，战争主要以锡拉丘兹为中心。迦太基与罗马双方的舰队在此遭遇，但优势显然在罗马舰队这一边；因为，尽管迦太基人多次成功地把给养投入了城中，但一直避免与罗马舰队直接交锋。由于掌控着利利俾、巴勒莫和墨西拿等地，所以罗马舰队一直牢牢地据守着西西里岛北部沿海。但迦太基人仍然可以从该岛南部进入，因此才能继续与罗马对抗。
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便可推断出一个合理且为整个历史进程所支持的结论来：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西西里岛西端的利利俾（即如今的马尔萨拉），然后绕过该岛北侧，经由墨西拿海峡，向南至锡拉丘兹，再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布林迪西，此线以北的海域，都由罗马海军控制着。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都牢牢地保持着这种控制权。这并不是说，罗马并未受到过前面已经提及的、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扰；不过，它却确确实实地阻断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既不间断又很安全的交通补给。
另一方面，在此次战争的前10年间，罗马舰队仍然不够强大，无法在西西里与迦太基之间的海域持续作战，实际上也无法在前述那条线以南的许多海域持续作战，这一点似乎也同样非常明显。汉尼拔在出征之时，曾指派手下的一些船只在西班牙和非洲之间运送补给，而罗马人当时却并未试图去袭扰这些船只。
因此，罗马的制海权将马其顿完全踢出了此次战争之外。它并没有阻止迦太基在西西里维持其有效的、干扰性的牵制力量；不过，它的确让迦太基在最有利的时候，无法向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这位伟大的将领派遣援军。至于西班牙，情况又如何呢？
汉尼拔之父与汉尼拔本人，都是因西班牙这一地区而产生了入侵意大利的企图。还是在入侵意大利的18年之前，他们就占领了西班牙，并以极为罕见的远见卓识，扩充并巩固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在一场场局部战争中，他们招募并训练出了一支庞大、此时已身经百战的军队。汉尼拔出征之后，就将该国的行政委托给了其弟弟哈斯德鲁巴；后者至死都对汉尼拔忠心耿耿、毫无二心，而汉尼拔根本就不用指望从非洲那个派系林立、争斗不休的宗主国获得此种忠诚。
当他出征之时，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都很牢固。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地区，生活着与罗马人交好的一些部落；不过，倘若没有罗马人撑腰，这些部落是无法成功地抵抗汉尼拔的。汉尼拔镇压了这些部落，留下汉诺[18]率11000士卒武力镇守该国，以防罗马军队前来夺取并袭扰他与大本营之间的交通补给线。
然而，就在同一年间，格尼乌斯·西庇阿从海上率20000兵力也抵达了这一地区；他打败了汉诺，占领了沿海以及埃布罗河以北的内陆地区。这样一来，罗马人就站稳了脚跟，完全封锁了汉尼拔部与哈斯德鲁巴援军之间的道路，并由此可以去进攻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而他们自己与意大利之间经由海上的交通补给，则因其海军优势而得以确保安全了。他们在塔拉戈纳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以此来对抗位于卡塔赫纳的哈斯德鲁巴部的海军基地，然后侵入了迦太基的领土。西班牙之战是在两位大西庇阿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尽管看上去似乎并不重要，但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却打了7年的拉锯战；最后，哈斯德鲁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罗马军队一败涂地，大西庇阿兄弟俩战死，而迦太基人也差不多打通了通往比利牛斯山脉的道路，差不多能够去支援汉尼拔部了。可是，当时这一尝试却遭到了罗马军队的拦截；而不待他们再一次试图支援，加普亚又被攻陷，腾出了12000名身经百战的罗马士兵，由克劳狄乌斯·尼禄率领，被派往西班牙。尼禄具有非凡的才能，后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将领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都应归功于他。这支如及时之雨的援军是经由海路到达的，它重新控制了因哈斯德鲁巴部进军而本已岌岌可危的形势；海路虽说极为快捷和容易，但罗马海军却在海上已经完全阻断了迦太基人。
两年之后，更年轻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即后来声名显著的“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接掌了西班牙之战的指挥权，并联合陆海两军攻取了卡塔赫纳；然后，他便干出了一桩惊世之举：他解散了所率的舰队，并将水兵并入了陆军。由于并不满足于仅仅当一支“牵制”(5)力量，不满足于只是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各处关隘来对抗哈斯德鲁巴部，所以西庇阿率军推进到了西班牙南部，并在瓜达基维尔河上进行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恶战；此战之后，哈斯德鲁巴部便弃战远遁，向北突入，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奋力推进到了意大利——其时，身处意大利的汉尼拔，由于所率军队的伤亡人员没有得到补充，所以处境正日益不妙。
当哈斯德鲁巴一路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地从北部突入意大利后，此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打了10年。他所率的军队，倘若能够与所向披靡的汉尼拔所指挥的军队安全会师的话，可能会决定性地逆转整个战争，因为罗马当时本身已经被拖得筋疲力尽了；把各殖民地以及各盟国与罗马绑在一起的那种强大纽带，已经绷到了最大限度，有些地方还开始喀喀作响了。不过，汉尼拔与哈斯德鲁巴两兄弟的形势，也已经危险到了极点。他们当中，一部位于梅陶罗河，另一部则位于阿普利亚，二者相距200英里，各自都面临着一支精锐敌军，而两支罗马军队也全都夹在这两兄弟所率部队之间。这种错误的阵势，以及哈斯德鲁巴久久未能前来支援汉尼拔部，都是由于罗马掌握了制海权；而整个战争期间，罗马的制海权都在阻碍着迦太基的这两兄弟在穿越高卢的进军路线上相互支援。就在哈斯德鲁巴正率军经由陆路，进行这种路途遥远而又危险重重的迂回之时，西庇阿却已从西班牙派遣了11000名士兵，经由海路前去支援与哈斯德鲁巴对抗的那支军队了。结果，哈斯德鲁巴派到汉尼拔那儿去的信使，由于不得不越过多个敌对国家，便落入了指挥南部罗马军队的克劳狄乌斯·尼禄手里，使得尼禄获悉了哈斯德鲁巴计划的行军路线。尼禄正确地评估了此时的形势，在没有引起汉尼拔警觉的情况下，率领手下的8000精锐，飞速驰往北方参战。南北两军会师之后，这两位执政官便以压倒性的兵力开始进攻，击溃了哈斯德鲁巴部；这位迦太基将领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了。直到敌军将他弟弟的头颅扔进军营，汉尼拔才得知这一噩耗。据说，当时他大叫大喊，说罗马此后就会是世界霸主了；而人们也一致公认，梅陶罗河一役是这两国之间的关键一战。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一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归结如下：要想打倒罗马，就必须在属于其权力中心的意大利发起攻击，并且打破以其为首的强大同盟。这是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需要有一个牢固的作战基地和一条安全的交通补给线。伟大的巴尔卡家族凭借他们的才能，已经在西班牙建立起了牢固的作战基地；但后者，却一直都未能实现。迦太基人有两条可能的进军路线——其一是直接从海上进击，而另一条则是穿过高卢，迂回进击。第一条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阻，第二条则危险重重，并且最终也因罗马军队占领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了。罗马军队通过制海权，是可以这样占领西班牙北部的，而迦太基人却一直都没有危及到罗马的制海权。因此，对于汉尼拔及其大本营来说，罗马就占据了两个中枢位置，即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它们之间有一条毫不费力的内部交通补给线——即海路——相连；通过海路，两地的罗马军队都进行了持续的相互支援。
假如地中海是一处平坦的陆上沙漠，罗马人掌控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上那些坚固的山脉，在靠近热那亚的意大利海岸线上的塔拉戈纳、利利俾和墨西拿等地筑有要塞，并且将马赛与其他各地的要塞都联合起来；假如他们还拥有一支武装力量，特点是能够随时越过这个沙漠，而敌人则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不得不绕上一大圈才能把军队集结起来；那么，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此时的军事形势，并且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这支特殊军队的价值和作用，也不过分。我们或许还可以认识到，无论兵力多么弱小，同样的一支敌军也可能突袭或袭击罗马所占领土，可能让一个村庄变成焦土或者让其数英里的边陲变成不毛之地，甚至还可能时不时地切断一支护航舰队，但这些从军事意义来看，都并非威胁到了敌方的交通补给线。历朝历代，海上交战国中的弱势一方都曾经进行过这种掠夺性的军事行动，但我们却决不能仅凭这种军事行动，便做出与下述公认事实相矛盾的推断；这些事实就是：“既不能说罗马无可争议地掌控着海上，也不能说迦太基无可争议地掌控着海上”，因为“罗马舰队有时会造访非洲沿岸，而迦太基的舰队也同样会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在前面假定的这种情形中，海军所起的作用，正是所设沙漠中这样一支部队的作用；不过，由于海军是在大多数史家都不熟悉的环境中作战，由于海上军事人员从远古以来一直就是很奇特的一类人，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书”，人们既不了解他们本身，也不了解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所以，海军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并因此而对整个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就被人们忽视了。假如前述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将制海权从结论的主要因素当中略去就是不全面的，跟宣称只有制海权产生了影响这种说法一样荒谬。
本书中诸如我们已经引用的这些例子，都是广泛地从各个时期中选取出来的，既有本书专门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也有之后的；它们都阐明了这一主题的内在价值，以及这些历史教训的特征。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战例常常都被归入了战略的范畴，而不是战术的范畴；由于它们针对的是战役的指挥，而不是战斗的指挥，因此具有更多的持久性价值。要引用这个方面的伟人名言的话，则有约米尼[19]，他曾说：“1851年末，有位杰出人士恰来巴黎，蒙其赏光问我道，近来火器之改良，会不会给战争方式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我回答道，此种改良很可能会对战术细节产生影响，但在大的战略行动和大的战役组合中，必须将那些让历代的伟大将领获得成功的基本原则加以应用，方能取胜；诸如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的战争，以及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争。”此种研究，如今由于汽船具有极大而稳定的机动能力而对海军变得越发重要了。在桨帆船和帆船时代，精心制定的作战方案，可能会因天气恶劣而流产；但如今，这个难题差不多已经不复存在了。指导海军进行大战略组合的那些基本原则，历代皆可通用，亦可从历史事实中推断出来；不过，几乎不用考虑天气状况就能应用这些基本原则，却是近来才做得到的。
人们给“战略”这个词所下的定义，通常都将其限制为包含一个或多个作战场所的军事组合；虽说这些战场或是完全独立，或是互为唇齿，但往往都被看作是实际的或直接的战争现场。无论对于陆上战争而言情况如何，近代一位法国作家的观点都是相当正确的；他曾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军战略来说太过狭隘。他说：“这与军事战略不同，因为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军事战略都是必需的。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可以运用战略，占领一国当中可能难以通过发动战争而获取的某些战略要地——或是通过出钱购买，或是通过缔结条约，来获取最具决定性的胜利。战略教导人们，应当利用好在沿岸某处选定之地安营扎寨的一切机会，并让起初只是暂时的占据状况变成确定无疑的占领状态。”看到了英国在10年之间，通过表面上属于暂据、迄今却仍未放弃这些所占之地的条款和条件，相继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的那一代人，都是会欣然同意这种说法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海域，凡是本国人民和本国舰船所到之处，所有的海洋大国都在不声不响、孜孜不倦地寻找着一个又一个战略要地——虽说它们都不如塞浦路斯和埃及那样知名和值得注意——就经常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海军战略实际上都以确立、维持并扩大一国之制海权为最终目标”；因此，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国民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而对那些从事外交与军事关系的人来说，则尤为有价值。
下面，我们就来对那些要么属于必不可少的、要么会强有力地影响到一国制海权的一般性条件来进行研究；然后，再对17世纪中叶欧洲的各个海洋国家加以更为详尽的思考，从此处开始进行历史考察，马上就会正确地阐明我们根据总主题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了。
注：
虽说纳尔逊的声望与其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正在日渐没落，但他的赫赫威名，以及英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才是能够将英国从拿破仑的阴谋中拯救出来的人，自然不应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只是，或者说只可能是各大作战区域中的一分子。在以特拉法尔加海战告终的那场战役中，拿破仑的目标，是将位于布雷斯特、土伦和罗什福尔的法国舰队与一群强大的西班牙舰船在西印度群岛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支无人能敌的海军力量，并且打算让这支舰队返回英吉利海峡，去掩护法国陆军渡海。由于英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殖民地，所以他自然希望，英国人会因为不知道法国舰队的目的地是哪儿而产生困惑，并将英国海军调离他所针对的目标。纳尔逊负责的是地中海地区，他在那里警戒着土伦这个大军港，以及通往东方与大西洋的各条交通要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行动，而由于确信拿破仑还会像以前那样企图攻取埃及，所以在纳尔逊看来，这样做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有着这种信念，所以纳尔逊首先就走错了一步棋，拖延了他对由维尔纳夫所指挥的土伦舰队的追击；后者又因碰上长久持续的顺风、英军却需顶风航行而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不过，虽说这些都是事实，虽说拿破仑战术组合的失败必须归因于英军对于布雷斯特沿岸顽强有力的封锁，以及当土伦舰队遁往西印度群岛、之后又匆匆返回欧洲时，纳尔逊率军进行了积极有力的追击这两个因素，但历史所给予且在本书正文中得到维护的那种殊荣，纳尔逊还是当之无愧的。实际上，纳尔逊并未看穿拿破仑的意图。有人说，这或许是由于纳尔逊缺乏眼力所致；不过，将原因归结于常见的不利条件可能会更加简单：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由于不知道对方进攻的危险程度，所以都是先于攻击发起之前进行防守。能够抓住局势的关键，固然很具眼力；而这位纳尔逊，当时却只看到了舰队，而不是自己的战斗位置。因此，他的行动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表明不屈不挠地坚持目标且在执行过程中坚持不懈，是如何能够纠正最初所犯的错误，并且挫败对方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计划的。他在地中海地区的指挥权，包括了许许多多的职责和操心事；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却是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土伦舰队是那里的控制性因素，也是法兰西帝国所有海军组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才死死地盯着这支舰队；他如此关注，以至于将其称作是“他的舰队”，而这句话，曾经还让法国的评论家们感情上有点儿受不了呢。他对军事形势所抱的这种简单而准确的见解，使得他既坚定又无畏地下定决心，承担起为追击“他的舰队”而放弃战斗岗位的巨大责任。由于决意这样去进行追击，从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可否认的智慧，并不会使承担此项任务的人蒙羞，所以他追赶得不遗余力；虽说由于虚假情报以及不确定敌军动向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耽搁了一些时日，但在返回途中，他还是在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之前一周便到达了加的斯。也正是这种相同的不懈激情，使得他能够及时将自己的舰队从加的斯调往布雷斯特，从而让那里的兵力超过了维尔纳夫，以防后者试图强行进击布雷斯特附近。那里的英军舰船在总数上本来大大劣于法、西联合舰队，但这一次却得到了8艘经验丰富的舰艇及时支援，并被部署到了最佳的战略位置上——后面在研究美国革命战争中与此相似的一些形势时，我们还会指出这一点。英军在比斯开湾汇合成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楔在了布雷斯特与费罗尔的两支敌军分舰队之间，不但舰船数量超过了其中的任何一支，而且很可能不待另一支前来支援就可以消灭掉其中的一支。这是由于英国当局处处都采取了出色的行动；不过，在导致这一结果的所有因素当中，最主要的还是纳尔逊一门心思地追击“他的舰队”。
这一系列有趣的战略运动在8月14日结束了；此时，由于前往布雷斯特无望，维尔纳夫便向加的斯进发，并于8月20日在加的斯泊锚了。拿破仑一听到这个消息，对这位海军司令大发了一通雷霆，之后马上就放弃了他对抗英国的那些目标，命令海军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机动，结果引发了乌尔姆之战与奥斯特利茨之战。因此，10月21日进行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虽说同全面的军事行动之间有着两个月的间隙，却是这些军事机动所导致的结果。尽管时间上同这些军事机动并不相连，但此战仍然是纳尔逊天才的标志，后来又被添进他在不久前所立下的赫赫战功之中了。有人说，虽然拿破仑这位法兰西皇帝当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入侵计划，但特拉法尔加海战还是拯救了英国，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而此处对法军的毁灭性打击，则突出、而且标志了那种无声无息地挫败拿破仑入侵计划的战略大捷。
原注：
(1)比如，锡拉丘兹的赫莫克拉提斯主张，采用大胆出击、阻遏进击其城邦的雅典远征军（公元前413年）并且坚守雅典远征军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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