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可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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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试读：
序言
董建华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进步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全面的进步过程。
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进程，使中国走上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正像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自己的道路和模式。中国没有推行多党竞争，也没有实行三权分立，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进步。中国的政治进步主要体现在以法治、公正、责任、透明、参与、稳定、高效、清廉等为基本要素的民主治理上。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建设法治国家，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治理的重大进步。美国皮尤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中国人民认同政府的发展方向，并对国家充满信心。
中国的发展深深影响着她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使得中美合作变得更加重要。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包括经济贸易的互利共赢，文化教育的交往协作，也应当包括政治的协商对话。通过对话和交流，能够使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政治民主方面的进步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消除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某些成见。
正是本着推动中美交流合作的宗旨，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专门设立课题，邀请俞可平教授为首的12位中国的著名政治学家和李侃如教授为首的12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分别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包括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社会自治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政府决策体制、权力监督体制和反腐败体制等，进行了坦诚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这是中美学者首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专题对话，对于加深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全面认识，促进中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上述中美著名学者之间的政治对话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两场，两场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增进中美两国的政治互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书就是这一对话项目的最终成果，从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它代表了中美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书将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出版中英两种版本，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对推动中美学术交流，而且对加强中美两国相互的政治理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故乐于推荐。引论（一）[1]中国的善治之路：中美学者的视角俞可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30多年持续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一系列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讨论和争论尤其激烈。例如，怎样看待中国的政治变迁？在中国经济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的政治是否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逻辑是什么？或者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变迁对其政府治理已经带来了并将继续带来哪些变化？是否存在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治理模式？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而言之，这些问题又促使学者对政治学的某些一般性理论判断进行反思：民主是否是人类的共同价值？经济现代化是否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民主与社会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在当今世界，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是什么？民主和善治的标准是什么？西方的民主和治理模式是否适用中国？等等。
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善治等基本政治价值的理解，关系到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在重大现实政治问题上能否达成必要的共识。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而事关中国现实的政治改革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的讨论和争论，中美学者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互补性。本文将简要概述12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和12位美国著名政治学与社会学者（多数是中国问题专家）关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他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政府管理和公民社会的分析与评论，以及他们在选举、法治、分权、问责、决策、参与、透明、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利益协调、权力监督、社会自治等民主治理基本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在通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挑战，留下了哪些轨迹，正在或者可能通往何处。从革命到改革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变迁及其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确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必须全面考察1949年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全部历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究竟对毛泽东等建立的政治体制作出了哪些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迁，中国的政治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导致这些变迁的内在动因和主线。这些问题正是俞可平文章的主题，他的研究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政治发展”。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共执政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政治进步的过程。没有政治的变革，则经济的变革便是不可思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功，恰恰是其政治变迁的逻辑结果。
俞可平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政治发展的正常逻辑，这意味着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无论对于党还是对于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实质性转变。此后，中共本身及其政权的主要任务，将逐渐从夺取政权变为巩固政权，从破坏旧国家变为建设新国家。其合法性基础也逐渐从革命变成改革，从政治运动变为国家法律。但这一转变相当缓慢和艰难，直到30年后才有实质性的转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是新中国前30年最耀眼的政治术语、最高的政治价值和最大的政治权威。中共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革”的灾难。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重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革命的时代宣告结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时代从此开始。1979～2009年的30年间，“改革”取代了前30年中“革命”的地位，成为新时期最耀眼的政治术语，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随着政治重心从革命转向改革，中国的全部政治生活也沿着五条主线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
俞可平指出，新中国60年来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如久治不愈的政治腐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和其他的社会不公正，选举、决策、监督、制约、参与等重要民主制度不健全，等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广大公民政治需要的日益增强，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他认为，近期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谋划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的选举、议事、决策和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立法和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改革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特别是政协委员的遴选、咨询和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各级人民政协作为咨询和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切实推进党内民主，特别是在扩大党员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应当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大力推进基层民主，特别是在县乡两级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方面，应当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关键环节，例如党政关系、权力监督、干部推选、党内选举、基层选举、政治透明、公民参与等方面，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将日益取决于以民主和法治为要素的政治现代化程度，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性改革是实现高度民主和法治的唯一途径。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李侃如教授认为，俞可平的上述分析是对改革开放30年前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全面而清晰的梳理。他指出，俞可平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六大方向——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以及改革内在的动力逻辑的概括和提炼极富说服力。他也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所领导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中国不仅经历了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而且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同样是广泛而深入的。对党的地位和角色、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变革的力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最有效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重估，不断地推动着政治与社会的持续变革。
李侃如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能，二是中共内部形成的强烈的改革共识。他指出，改革家并不稀缺，但成功的改革者却极其罕见。邓小平既是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思想家，也堪称政治艺术的大师。邓不仅对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谬误洞若观火，同时也具备一个政治战略家的敏锐，对于如何蓄积改革动力和能力，如何削弱反对力量，他都有清晰的认识和布局。他也相当懂得如何在局部妥协，以维持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基本共识。李侃如认为，“文革”等灾难也使得中共党内形成了危机的共识。官员和大众皆承认体制处于危机之中，这种普遍的共识才使得改革者能够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挠和对改革所蕴涵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与俞可平一样，李侃如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治面临的严重挑战。例如，以增长为导向的企业家精神已经渗入政治体制的核心，腐败似乎也已成为体制运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首先是中国不再拥有像邓小平那样的战略改革家，这种个人魅力型的领袖是历史的产物。其次是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利益在现存体制下已经最大化，改革只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地方官员中间已经产生出抵制改革的强烈倾向。最后，危机性的改革共识不复存在。虽然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改革取得的许多成就尚足以让许多人认同并满足于现有体制。凡此种种，使得李侃如相信，如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推动改革，而不是像过去30年那样自上而下地改革，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似乎更加重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核心的政治权力，因此，中共自身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进程。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共自身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一个革命党逐渐转变为执政党。对这一转变过程及其深远意义，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作出了系统的阐述。
王长江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文中指出，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中共成为一个高度统一、高度集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服从领袖的政治组织。中共夺取政权后，“党的领导”进而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以党代政的“全能主义政党”。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党的领导”被当成了党组织以组织形式直接参与政府事务的代名词。在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执政党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社会诉求也被全面包办，实际上无法产生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社会。国家和政党合为一体，社会又和国家合为一体。这样一种政党组织，有其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在夺取国家政权时有其明显的优势，它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夺取政权与执掌政权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当中共执政后，其合法性、意识形态、执政方式，以及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便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中共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与时俱进，选择了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在实践中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渐进特征。其一是转变观念，意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二是扩大党组织的基础，“三个代表”理论使中共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了进入执政党的机会。其三是转变执政方式，把“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当做基本的执政方式。其四是更加强调民主，把“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其五是改变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重视与其他党派的政治协商。
在王长江看来，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步。但是，这一转型过程还没有完成，党自身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还有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第一，党内改革创新仍以“外围战”、“运动战”为主，攻坚战尚未开始。改革往往避重就轻，一些诸如党政关系等的核心问题，还未被触及。第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仍有许多空白点。虽然党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规定和条例，但它们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连接，甚至相互矛盾。第三，一些旧的观念依然在党内有强大影响。第四，党内民主的各个环节发展不均衡。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等环节之间缺乏统筹设计，形成了许多瓶颈，使改革难以推进。第五，既得利益越来越成为对中共执政的现实威胁。显而易见，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中共就不能顺利完成自身的转型任务。
作为美国著名的民主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教授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极感兴趣。他也看到了中共自身改革的种种努力。他说，中共领导人正在探索一条更安全的政治改革之路——通过能带来更多责任、透明度和回应性的制度改革，构建更有效、更具合法性的治理体系，这样可以无须把共产党的统治置身于竞争性选举的风险之中。他列举了以下改革：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全国性、省及更低层级的立法机构更多的权威；强化某些独立制度结构以加强法治和控制腐败，例如反贪机构和司法机构；增大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自主性；不仅在经济上分权，政治权威也逐渐下放；决策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协商；给予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更多空间；在党内引入民主——特别是尝试更大的公开性和制度化的权力竞争。
一方面，戴蒙德赞同王长江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转变，即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不同看法。他对中共是否转型为一个执政党表示了某种怀疑。他问道，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战略和方式实现其领导？戴蒙德认为，中共可能试图借鉴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在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巩固一党长期执政。换言之，中国领导人将寻求建设一个富足、文明、在国际上富于活力和自信的国家，或许最终也会容纳小范围和浅层次的选举竞争机制，但党无疑将是这个国家永远的统治力量。这也许将有更多的政治空间，更少的压制，但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在发展研究中，学者们近来常用这样的话语来概括总结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问题，即“如何达到丹麦那样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贫穷或者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如何实现其结构、制度和文化的变革，以便使其看起来多多少少与丹麦有些相似之处。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可能在问自己的是，“我们怎样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他指出，就新加坡模式而言，鉴于其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现代化，而且有大量社会矛盾要解决的大国来说，并非是一种适合的政体模式。
戴蒙德最后指出，根据现代化理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权威的态度、政治价值观，以及对个人在政治体系中正当权利和角色的认知，会发生剧烈的改变。这种变化最终将带来对民主的渴望。现在中国领导人借助许多传统文化因素，实际也实现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在今后的25年里，中国人肯定会更进一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这样一种趋势。中国共产党现在所选择的局部改革，从长远来看，难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教育程度、参与意识和需求日渐提高的社会，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如果逐渐自上而下地引入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例如，党政分开，增进公民社会内表达和组织的自由，推进党内外政治问责机制的制度化，自觉限制权力，提高治理能力等，对于其长治久安将有益无害。从专政到宪政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建立的国家政权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独掌政权；其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实行民主。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后果之一，便是在政治统治方面过分强调对阶级敌人的暴力镇压，在国家治理方面过度依靠党的政策，而严重忽视民主和法治。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民主法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列入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任务。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更多的重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实施民主和法治目标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作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国家行政学院的时和兴教授在《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的宪政发展》一文中，从宪政的角度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中国的宪法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既是中国的民意机构，也是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决策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担负着确立国家宪政秩序的重大责任。根据时和兴的观察，对于中国来说，宪政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政治秩序问题；而国家治理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党、民主和法治三者的关系问题，或曰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问题。中国官方的基本立场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时和兴认为，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解决好政党、民主和法治之间有机统一的关系，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平台。通过这个制度平台，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与其他国家机关、与执政党三重基本的关系。进而言之，从宪政发展视角看，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必须牢牢把握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式将建设法治国家当做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并且明确规定，包括中共自身在内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什么是宪政？中国有无宪政？如何在中国推行宪政？正如时和兴所说，这是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从未停止过的争论。毛泽东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中共法学理论创始人张友渔解释说：“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时和兴充分肯定了上述意义上的中国宪政之路，并且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做中国宪政发展的制度基础。他说，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发展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中国宪政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支持，也为中国宪政民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制度平台。但他同时也看到，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与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压力相比，中国的宪政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从法律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各级人大被形容为“橡皮图章”，即便是近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发生的积极变化，也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国内外学术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也因此而缺乏长足进展。时和兴呼吁要改变这种状况。对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戴杰教授作出积极的回应。他的评论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对全国人大和人大体系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作用的历史解释；第二，人大体系与宪政秩序之间的闭合联系，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完善宪政秩序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第三，人大体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
戴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作用的日益凸显，首要的因素在于它能起到作为一种对最高领导层的制度避难所和权力基石的作用，其次是因为政治环境呈现出权威碎片化或者官僚主义多元化的特点，其三是给党内外的参与者提供公开的竞争平台，其四是人大具备改革时代实现某些功能的特殊能力，其五是扩大民主合法性的需要。在论及人大与宪政的关系时，戴杰认为，人大推进宪政的发展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明显的困难，包括宪法的“不平坦性”和在与其他机构竞争中失去“市场份额”的问题。
对于时和兴明确地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做中国宪政与民主治理的核心，戴杰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宪政民主的观念在中国依然是有争议性的、混乱的，并且可能是不稳定的。此外，戴杰还看到，人大体系的变革相对于中国的其他机构而言反而更少，因此，人大体系在民主领域失去“市场份额”的危险依然很大。总之，在戴杰眼中，无论从进一步扩大民主的范围看，还是从对政治权力施加强有力的宪法约束看，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前景都并不乐观。从政治协商到协商政治
中共在早期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曾明确反对“一党独裁”，但它执政后却坚决拒绝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度，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党独裁”，而奉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复旦大学的林尚立教授在其《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中国的制度与实践》一文中说，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实践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它虽然土生土长，但其价值与功能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取向，并在实践中很好地平衡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现代化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保持团结与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活形态：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多元协商三者有机统一。在实践中，这种政治生态有效回应了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其一是社会多元化发展对一元领导所提出的挑战；其二是经济市场化对中国现行民主方式的挑战。
林尚立认为，基于党建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逻辑，中国最终形成的国家体制实际上是“党国体制”，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领导制度有机结合，共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建设。“党国体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政党不是国家制度运行的产物，相反，国家是政党建设的成果。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机统一起来的制度体系。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这个制度的政治规定性，也是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其领导也必须接受这个制度的约束和规范。领导、合作与协商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逻辑，政治协商是其运行形态，它包括多方共存、协商共议、相互监督、荣辱与共四个要素。人民政协则是实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核心组织机构。
林尚立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协商开始从政党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扩展到社会团体之间、公民之间，从而使协商从上层走向基层，从国家层面走向社会层面，逐渐形成了由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协商和社会层面的公民协商构成的中国民主协商体系。他乐观地看到，虽然这个体系还在成长与完善之中，但它的出现至少表明协商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轴心，并使得政治建设开始从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政治。在政治协商中，协商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形成的；而在协商政治中，协商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是规范政治关系、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方式。他预言，从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政治，应该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地方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专家，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教授首先对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流行的“协商民主”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协商其实是一种“咨询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而不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两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的讨论紧紧围绕着民主制度不够民主这一问题展开，试图通过协商民主来弥补形式民主导致的公民和政府的疏离。而中国关于“咨询民主”的讨论则围绕一个不同的前提展开，即在实行中共一元领导的同时，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中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中共试图通过诸如咨询民主之类的机制，缓解一元国家和多元社会间的紧张局面，提升国家合法性，缓解社会冲突。因此，“协商民主”更适宜于解决民主政体的一系列问题，而“咨询民主”则更适宜于解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傅士卓指出，近年来中国各地发展起了一系列的咨询民主新试验，其内容和范围远不止林尚立所论述的人民政协和政治协商。他举例说，参与式预算、党内民主、公推直选、政策听证、民间商会等都是富有成效的咨询式民主。在论及人民政协时，他同意林尚立的观点，肯定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他同时指出，人民政协不是一个权力机构，没有制定有约束力的决策的权力，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大跃进”后，其作用越来越小。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但大多数人关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忽略政治协商会议。如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既没有权力，又没有威望，那么它就无法起到一个咨询机构应有的作用。傅士卓对协商政治在中国的未来前景似乎不太乐观。他说，政协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咨询机构，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给予各级政协以法律的正式授权，明确它在国家政权中的制度性功能，二是要求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两点在目前的中国似乎都很难做到。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大一统”不仅仅是指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要求政企分开，从而使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系统或经济系统开始形成。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与社会也开始适度分离，大量的民间组织涌现出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2008年，在中国深圳的街头出现了一个巨幅标语：“公民社会，共同成长”。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文中说：深圳市出现的这一现象，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新的趋势：公民社会的兴起。
王名认为，NGO的数量、质量、结构、网络体系的发展，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都是体现公民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方面。他分别从公民的结社生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公共领域的兴起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演进过程。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中国的官方文件称为“社会组织”。根据王名的统计，目前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近43万家，这个数量是10年前的2.8倍和20年前的4倍，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的40多倍。而他估计，实际开展活动的各类NGO总数，是民政登记的8～10倍，即300万～400万家之多。因此，他乐观地断言，从结社生活这一向度上看，中国公民社会已呈现积极繁荣的景象。
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从防范为主转变为培育与规范并重，针对公民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家政策制定、公民政治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等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2008年汶川地震中民间组织与政府联手对灾民的救援，被认为开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新纪元”。然而，正如王名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制约因素。例如，管理体制的滞后、意识形态的僵化、专业能力的不足、市场机制的挤压和社会监督的缺乏。但不论面临多少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兴起将是不可阻挡的。王名预测，中国的公民社会将沿着以下三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向前发展：第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诱导型的公民社会；第二，知识精英主导的民主倡导型的公民社会；第三，经济精英主导的财富推进型的公民社会。
密歇根大学的玛丽·加拉格尔教授带着赞赏的口吻提醒道：王名认为中国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有希望和不可逆转，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尽管许多学者仍在继续研究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有争议的社会运动等，但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很少有学者运用公民社会框架来对其进行分析。许多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中国结社生活感兴趣的学者也避免使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与民主改革的期望关联过于紧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学者忽视中国公民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却在不断壮大。
加拉格尔在肯定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指出了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一方面，她承认公民社会与诸如社会正义、公共利益、慈善捐赠等规范目标的生成和实现密切相连，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实践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其核心表现是众多个体采取集体行动以改善社会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提高国家和政党的民主治理水平，增强公司的社会责任感等。另一方面，她对公民社会与良好政治之间的基本假设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她举例说明，亚洲和欧洲的经验表明，良好的结社生活与良好的政治生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她的结论是，公民社会不能承担过多的责任，我们应当降低对公民社会的期望，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和市场领域。特别是改革立法和决策过程，创造新的政治参与模式，促进市场的分配正义，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从政府统治到社会自治
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更少的政府统治，更多的社会自治。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社会自治就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它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最直接形式，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重要特征，也是还政于民的现实途径。社会自治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自治越发展，民主政治就越发达，社会生活就越有活力，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巩固。社会自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政权不下县”是中国传统治理的一大特色。然而，正如北京大学的燕继荣教授在《中国的社会自治》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建社会秩序，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建立了街道居委会制度和工作单位制度，同时，国家组建了各种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实现了对城市居民的组织管理和控制。在“左”倾路线的主导之下，上述制度安排为国家公共权力向社会的高度渗透提供了便利，从而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totalism）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造、经济活力的追求、治理方式的改善，将中国逐渐地引上了收缩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
燕继荣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人由原来隶属于国家统一管理体制的“单位人”和“公社人”变成了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体制外”的社会成员，即从“国家人”变成了“社会人”。这种改变促成了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分离”，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为社会自治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领导人主要是从推进基层民主的视角来考虑社会自治的，并且把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视为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的领导力量。燕继荣肯定地指出，在中国，政府是社会自治的第一推动力，它通过法律和法规确认和促成中国基层社会自治；通过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领导来组织实施社会自治；通过示范实验来具体指导社会自治；通过表彰来鼓励社会自治；通过监督和监察来矫正社会自治中的不当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自治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广大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居民自治和社区自治、行业自治和社会组织的自治。
燕继荣在充分肯定30多年来中国社会自治惊人发展的同时，也坦率地承认，与社会“自治性”的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决策、政府管理、政府服务的“公共性”还有较大的落差。社会自治使得社会利益找到了表达的方式和途径，但是，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决策、管理和服务对社会开放，让民间的“话题”转变为公共决策的“议题”。在这方面，政府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他断言，未来中国社会自治发展能走多远，取决于中国政府在“开放性”和“公共性”方面能走多远。
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教授对中国在社会自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在他看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足以保证社会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必须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如果做不到的话，中国的崛起将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相当大程度上会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稳定。社会自治的发展是确保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魏昂德指出，中国的经验证明，那种惧怕地方自治或社会自治会带来社会动荡不定的担心是多余的，相反，社会自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但他也不同意燕继荣提出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战略，他通过比较各国政治发展史的经验后断定：“重构21世纪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将是自上向下的”。
魏昂德指出，社会自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通向国家的善治。作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普遍的政治追求，善治已经取代善政而成为人类的政治理想目标。按照西方流行的观点，以多党制和代议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民主制度是通向人类善治的唯一途径。通过考察中国和新加坡在善治方面的成功经验，魏昂德对这种流行的西方观点提出了公开的质疑。他说：很多西方的观察家，总是坚持认为只有多党民主体制才能够确保法治和实现善治。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不少多党民主制国家治理得很差，被极度的腐败、非自由、暴力和政治不稳定性所困扰。例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以为多党制就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从管制到服务
普遍而平等地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和服务，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优越性。因此，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政府也努力构建一个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简单而平均的公共服务体系。当然，一方面由于物质的极其匮乏，当时的公共服务只能是极其有限的“集体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的统制性和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公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几乎没有选择权，而且公民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更多是处于被管制的状态。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政府逐渐放松和减少对公民的管制，而日益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过程。随着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权的合法性也日益依赖于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如此，公共服务在中国还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权利平等和社会政治的进步。
浙江大学的郁建兴教授在《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一文中，系统地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演变，重点论述了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财政保障体制和供给机制。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平均主义、国家包办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但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总体短缺、效率低下以及城乡、单位间供给不均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推动了以二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和地方化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实现了从单一供给主体到多元供给主体的转变、从国家免费供给到居民付费享受的转变，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大大提高。2002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理念与目标的提出，公共服务成为了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就业保障与就业服务、义务教育、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服务、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和保障性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体系。
郁建兴指出，中国现行的公共服务体系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国民福利、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是，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依然偏低，供给水平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较大，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群体差距和区域差距仍比较突出。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突破性的改革。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建立“服务型政府”；全面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突破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和碎片化的制度设计；积极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全面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结构，积极推动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在哈佛大学安东尼·赛奇教授广泛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公共服务也是其重要的课题。他对郁建兴的研究有两个评论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公共服务的本质，二是公共服务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赛奇指出，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正在逐步与亚洲及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接轨，具有与这些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同样的核心特征。在改革时期，政策仍然把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交给了单位，但同时也总是在不经意间通过市场方法来分配公共服务，结果必然是政府和单位把公共服务承包给家庭、私营服务供给商或非政府组织，使公共服务供给大规模私营化。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求助的对象依次是家庭、集体或单位，而不是政府。其实，公共服务的本质在于，它是公民应当从国家那里享受的一种基本权利。换言之，为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赛奇正确地看到，只是到了胡温执政后，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才开始凸显出这种公民权利的意识。
基于上述对公共服务本质的认识，赛奇深刻地指出，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与国家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公共服务改革主要在以下三个领域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公民身份理念逐步形成，公民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以及服务供给多元化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举例说，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正在向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福利体系方向转化。如引入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将养老体系延伸到部分农村居民；将农民工纳入所在工作地的福利体系和服务体系中来；等等。此外，中央集权体制和中共作为全民利益代表的主张，使政府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感和透明度将日益增大。最后，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具有改变国家社会关系的潜能。尽管在提供福利这一问题上，政府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政府往往是最后诉诸的主体。赛奇特别提到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深远意义：公民社会越发展，政府的公共服务就越有效，政府的责任性和透明度也会越高。从集权到分权
高度集权是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革命需要集权，专政需要集权。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需要革命和专政，从而需要高度的集权。这种集权曾经使党拥有巨大的力量摧毁旧政权，也使党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建设新政权，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高度集权一直被认为是新政权的重要政治优势。但过分的集权扼杀个性和自由，最终会阻碍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因此，邓小平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高度集权的体制，从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业、国家向社会三个方向大幅度地分权。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在《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以中央—地方关系为主线的分析》一文中，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集权与分权状态作了独特的观察。他发现，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政治集权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经济放权的过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单一制”和“经济上的联邦制”。政治上的单一制主要体现为：党垄断干部管理权力、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两种体制使得中央与地方的“条条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改革。经济上的联邦制主要体现为：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地方立法权、地方财政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税体制。杨光斌认为，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制之间出现严重的张力，两者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由此引发了诸如国家权威资源碎片化、地方保护主义或“诸侯经济”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通过这种独特的观察，杨光斌得到了不少有趣的发现。首先，中国的改革以分权为起点，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但不变的是以“党管干部”和“强政府”体制为基础的政治单一制，这为秩序和安全提供了保障，加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却使得国家权威碎片化。其次，在政治单一制的前提下，分权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联邦主义非但没有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反而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应地，其他领域的分权改革都增加了社会活力。再次，联邦主义化的分权化改革不能与国家的司法—行政执法体制相冲突。最后，通过分权而获得更大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应地减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而遏制地方政府的GDP冲动。
与杨光斌不同，普林斯顿大学的白霖教授主要不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问题，而是围绕“分权对中国有什么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展开他的分析。白霖认为，现代责任政府的应有含义之一，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功能性的分权。但是，哪个国家更加集权，哪个国家更加分权？这些问题与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通常说来，亚洲国家更多集权，而西方国家更多分权。但他紧接着补充说，集权和分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开门见山地声明，他特别赞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中共党员不应当受到西方错误的政治观点的影响。换言之，是集权多一点还是分权多一点，主要取决于哪一种更有利中国的稳定与繁荣。虽然他表示，“集权是否适应中国”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他来回答，但他显然对“分权是否实质性地有利于中国”这个问题提出了怀疑。
按照这样的思路，白霖对中国的分权开列了一个优先次序：首先实行功能性分权，然后是地理性分权，最后才是选举性分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功能性分权，即通常所说的“块块”之间应当有清晰的边界。功能性分权是现代政体的应有之义，因为外交、司法、检察、学校、军队、银行和企业等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确需要不同种类的知识和精英。在功能性分权方面，中国政府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完善功能性分权，也是党和政府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方式。对于地理性的分权，尤其是选举性分权，白霖的态度非常谨慎。他明确地警告说，中国应当走自己的政治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如果在完善功能性分权之前就实行全国的普选，那么，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将是极其危险的。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
尽管学术界在中国民主改革的重点是应当放在基层还是放在上层、或者基层与上层一齐推进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无可怀疑的是，中国官方始终把推进民主的重点放在基层。从基层开始，逐渐向上推进，正如从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推进一样，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突破性改革，主要也发生在基层。例如，村民直接选举和乡镇领导的公推直选等。
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基层民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态的农村村民自治；二是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组织形态的城市居民自治；三是以职工代表大会为组织依托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自治。但学者眼中的“基层民主”范围要宽泛得多。例如，长期研究中国基层民主的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就认为，所谓基层民主即“基层”的“民主”，包括草根社会（村委会、居委会）和基层政权（县乡两级党委、人大、政府）两个层面，也包括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两个维度，并以民主选举的发展为主线。
黄卫平认为，从农村村委会的选举开始，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变化。首先是从村庄民主到社区民主，主要表现为村委会选举和居委会选举。其次是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主要体现为乡镇长直接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再次是党外民主到党内民主，主要体现为村党支部的“两票制”和乡镇党委的“公推直选”。所谓的“两票制”，即村民对党支部委员候选人的民意推荐票和党员的正式选举票。“公推直选”，又称“两推一选”、“直推直选”等，指的是乡镇党委候选人先由党外民众推荐，再经上级党组织考察，再由乡镇全体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选举。最后是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即从单纯的选举扩展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黄卫平深入分析了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困境、特色和前景。他认为，基层民主的发展有着内生的草根动力，同时也与执政党和国家推动基层民主的战略部署，以及地方官员的创新动力密不可分。中国基层民主目前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公民社会不成熟、法治程度不高、缺乏选举传统、与宏观政治环境不协调、对社会政治稳定的焦虑、地方官员缺乏民主热情、基层民主的绩效不明显等。黄卫平认为，中国基层民主的主要特色是“公推直选”，即这种民主既不是单一的投票，也不是完全没有投票的推荐，而是将投票与推荐结合起来的“公推直选”。在他看来，推进基层民主有利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因此将继续受到中共的重视；现存的政治空间中还有发展基层民主的广阔余地。因此，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基层民主的发展将是各种政治势力长期博弈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其对未来前景显然是相当乐观的。
对中国的基层民主进程，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教授给出了与黄卫平教授很不相同的解读。她首先指出，选举经常被视为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实现“善治”和“人民的统治”的实质性途径。对选举的评估常常集中在国家层面，例如是否有多个候选人，是否有秘密的投票，是否在计票过程中保持透明性，以及是否有贿选或者作弊现象。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情况，她承认，改革开放后像村民直接选举这类基层民主的突破性发展给西方世界很多震惊。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人民直接的、竞争性的选举权，尽管这些直接选举仅仅限于村民委员会而不是村级的党的机构。这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一步。因此，她认为黄卫平对中国基层民主的论述值得认真思考。
在戴慕珍看来，在政治体制的谱系上，多党民主体制与一党权威体制位于两端，中国依然是没有全国普选的一党制国家。在这样一种宏观政治背景下，村民选举的推广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她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村民选举只是解决各种乡村问题，维护和加强中共执政安全的一种政治工具。她指出，很多美国学者一直在询问，这种乡村选举是不是通往国家层面的民主政治的一条道路。但从黄卫平的论述中可以感到，国家范围内的选举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令戴慕珍特别担忧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财政和行政权力开始向乡镇政府的再集中，使民选产生的乡村干部的权力空心化，从而对基层民主构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按照她的分析，现在更重要的已经不是乡村选举的问题，而是那些当选者究竟有多大的权力，能够做什么，乡镇干部到底有多少权力，地方人大到底能做什么。她无疑已经看到了中国在治理方面存在的诸多挑战，但对于中国是否会再一次把选举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她将拭目以待。从利益冲突到利益协调
用戴维·伊斯顿的话来说，政治就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是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活动，是对社会重要利益的制度性分配。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调整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进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利益格局，对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在社会各群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调整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体制的确立，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使社会的利益总量大大增加。旧的利益格局打破了，新的利益格局开始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利益冲突大量产生。如何通畅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缓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清华大学的景跃进教授在《演化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挑战与前景》一文中引用大量数据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相伴随，中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收入差距为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全社会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低于0.3扩大到2009年的0.47。令中国政府最为头疼的信访浪潮和群体性事件，主要源于对居民合法利益的剥夺和利益分配的不公。用官方的语言来说，“信访和群体性事件背后反映的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根据景跃进的分析，政府日益增加的维稳压力，其实源于原有的利益协调机制遇到了瓶颈，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体制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环境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中国的社会安定和可持续发展来说，变得尤其重要。在景跃进看来，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出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优化，增大政府决策的开放性和民主性，这主要用以调节官民关系。二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工会三方协调机制，这主要用来改善劳资关系。景跃进认为，这些改革既体现了执政党与时俱进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和发展的极不平衡。但是，对于现存发展模式究竟能否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已有的制度化选择空间究竟有多大，利益的多元化与政治的一元化最终是否相容，景跃进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
与景跃进一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成博士也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刻变革，阶层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相伴而生，由此产生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进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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