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译文名著精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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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译文名著精选)试读：

译本序

第一部

这位青年作家在缠绵病榻，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时时忆起我生平这充满苦涩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经历“那么像一场噩梦、一场梦魇”。

娜达莎疯狂地爱上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儿子阿辽沙，一个轻浮、空虚的花花公子。就在她决定弃家出走与情人私奔的当天，瓦尼亚曾语重心长地劝她“回头”：“要知道，他的父亲是你父亲的仇家；要知道，公爵侮辱过你的父亲，怀疑他偷了钱，骂他是贼。他们正在打官司啊……这还是次要的呢，你知道吗，……公爵怀疑，在阿辽沙客居乡间的时候，你的父母曾故意撮合你和阿辽沙?想一想，当初你父亲听到这种诽谤有多难受。这两年他的头发全白了，——你看看他的样子吧!……你要想一想，你父亲认为你无辜遭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的诽谤、侮辱，还没有讨回清白!”他说得对，娜达莎这时突然出走，无异于为所有那些侮辱和诽谤提供了口实!这一切她都知道，可是她已经不肯回头了。这注定是一场爱情的悲剧。仗势欺人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为了让儿子和一位有百万家私的姑娘结婚，处心积虑地拆散了这对恋人。娜达莎终于被抛弃，不得不回到横遭侮辱与伤害，由于官司败诉而陷于赤贫的父亲家里。

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一文中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同时，认为《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作者没有答复一个根本的问题：“像阿辽沙这样一只臭瓢虫，怎么能使一个正派的少女爱上自己……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请问他：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他答道： 瞧，发生了呀，就是这么的。”对这个批评是有争议的，说来也是，优秀的女性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这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作者还细致地描写了他们长期交往的过程，他们心理的曲折变化。不错，她爱上了一个渺小的人，还美化他的渺小，可是，一个热恋中“生死相许”的少女为爱人的缺点辩解，甚至加以美化，难道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对于批评家的质问，作者倒真的可能这样回答： 瞧，发生了呀，就是这么的。你觉得荒唐吗?可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书信中写道：“我有自己看待（艺术中的）现实的观点，大多数人几乎称之为荒诞与独特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正是现实的本质。现象的普遍性和对这些现象的刻板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是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他主张透过“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的似乎荒诞的事实中揭示客观地隐藏于其中的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内容。

涅莉是天才作家所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形象。病榻上的青年作家回忆起与涅莉初次见面的情景。他告诉涅莉，她的外祖父已经在五天前去世。有一会儿她依旧站着，突然却浑身颤抖，而且抖得很厉害，好像她患有一种危险的神经性疾病，就要发作。“我连忙扶住她，不让她跌倒……我看得很清楚，为了对我掩饰她的悲痛，她表现了非凡的自制力”。最后这个评语——“非凡的自制力”是很难用在一般的孩子身上的。正是这个评语比她那褴褛的衣衫、消瘦而苍白的病容更能说明这个十二三岁小女孩经历了怎样难以想象的磨难。后来他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中拯救了她，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可是她那黑色的眸子久久凝视，严厉的目光还流露出怀疑的神气。小小年纪似乎已经不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抱有什么幻想。不过，瓦尼亚对她的无私关怀渐渐化解了她的疑忌，于是她内心的善良和温柔便流露出来了。

一天晚上，瓦尼亚头晕跌倒，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我曾醒了几次，每次都看到俯视着我的叶列娜（涅莉）那满怀关切和忧虑的小脸。不过这一切我只是朦胧地记得，仿佛在梦里，在雾里，而在我昏迷时，可怜的小女孩那可爱的模样隐约显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一个幻影，一幅画儿；她为我端茶送水，整理衣被，或者忧心忡忡地坐在我跟前，用手指抚平我的头发。有一次我感觉到了她在我脸上的一个轻轻的吻……我完全清醒过来已是早晨……记得我曾注视她的稚气的小脸。在睡梦中也满脸是决非孩子气的忧伤，有一种异样的病态美；苍白的小脸，瘦削的双颊，长长的睫毛，围在漆黑的头发中间，浓密的黑发随便地挽了个发髻，沉甸甸地坠在一侧。她的另一只手臂放在我的枕头上。我轻轻地、轻轻地吻了吻这只瘦弱的手臂，但可怜的孩子没有惊醒，只是在她那苍白的唇边仿佛掠过一抹笑意。”这诗情画意的抒情描写，是对善与美的赞歌。

终于有一天涅莉向瓦尼亚倾诉了在她的记忆中最使她激动，最使她痛苦的所有往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样可怕的经历”。于是作家写下了如下的一番话，这番话表现了作家对“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无限同情和深深的隐痛，也是对瓦尔科夫斯基之流的愤怒和控诉：

这是可怕的故事；这是一个曾经有过幸福的弃妇的故事；她有病，受尽折磨，被所有的人遗弃；她能寄予希望的最后一个人，她的亲生父亲也抛弃了她，她曾使父亲蒙受耻辱，这位父亲也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屈辱中神智失常。这是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的故事： 她带着还被她看作孩子的小姑娘在彼得堡阴冷潮湿的街头流浪，乞讨为生；后来有好几个月奄奄一息地在地下室苟延残喘，而她的父亲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宽恕她，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才醒悟过来，连忙跑去表示宽恕，但他所见到的只是他的爱女的一具冰冷的尸体。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讲的是一位老者和他的小外孙女的隐秘的，甚至是很难理解的关系，老者已经年迈昏聩，小女孩却能理解他，她虽然年幼，可是非常懂事，是有些在富裕、平静的生活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们所不及的。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是那些阴暗的、令人痛心的故事之一，这些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都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小胡同里，经常地、不易觉察地、几乎是隐蔽地一一发生，这里在乱纷纷的生活中沸腾着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互相冲突的利害之争，触目惊心的腐化堕落，暗中肆虐的犯罪行为，这里是无聊而反常的生活的暗无天日的地狱……

这个“可怕的故事”中的罪魁祸首也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道德沦丧的伪君子在和伊万·彼得罗维奇的谈话中毫不隐晦地袒露他内心的肮脏和丑恶，不但不以为耻，反而自鸣得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条件不是削弱，而是加剧了“人的兽性特征”。而善良人们的忍耐和美德有时会成为对恶人胡作非为的纵容。娄自良二〇〇七年二月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那一天我在城里四处奔走，想找个住处。旧的住处太潮湿，而我那时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了。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了春天。我整天跑来跑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首先，我想要一个单独的住所，不愿与人合住；其次，哪怕是一间房也行，但必须是个大间，当然，房租还要尽可能便宜。我发觉，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路也施展不开。我在构思未来的小说时，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更喜欢想象它会写成什么样子，而不愿动笔就写，说真的，倒不是因为懒，那是为什么呢？

从早晨起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到日落时我简直难受得很，好像是发了热病。而且我奔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傍晚，暮色四合，我正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爱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那夕阳，当然要在晴朗、严寒的黄昏。整条街上蓦地阳光闪烁，沐浴在灿烂的光芒里，所有的建筑仿佛都突然亮堂起来。它们那灰色、黄色、脏兮兮的绿色顿时失去了阴沉沉的样子；仿佛心里敞亮了，仿佛浑身一震或被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于是涌起新的观点，新的思绪……不可思议，太阳的光芒对人的心灵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可是阳光熄灭了；寒气逼人，刺得鼻子生疼；暮色渐浓；店铺里[1]都点燃了煤气灯。当我走近米勒糖果店的时候，我猛地站住了脚，像钉在那里一样，我开始看着大街的对面，似乎预感到，马上就会碰到一件离奇的事情，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了对面的老人和他的狗。我记得很清楚，一种不祥的感觉使我的心揪了起来，可连我自己也说不准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不是神秘论者，对预感和占卜几乎是从来不信的；不过，我的生活中有过一些叫人困惑不解的经历，或许别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说这位老人吧：为什么当时一遇见他，我立刻就觉得，我当晚一定会碰到不大平常的事呢？不过我当时有病，而病中的感觉差不多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跨着缓慢、虚弱的步子，移动着仿佛不能弯曲的棍子似的两条腿，他伛偻着身子，用手杖轻敲着人行道的石板，向糖果店走去。我生平没有见到过这样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人。他那高大的身材，伛偻的背，他那八十岁老人的死气沉沉的脸，他那衣缝已经裂开的旧大衣，他那至少戴了二十年的破礼帽，光秃的头上只有在后脑勺上留下的一撮已经不是花白，而是白里泛黄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是无意识的，是由上紧的发条所驱动，——这一切使初次遇见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惊讶。看到一位垂死的老人独自行走，无人照顾，实在令人纳罕，尤其是因为他像一个逃离看守人的疯子。他那异乎寻常的枯瘦也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身上差不多已经没有肌肉，只剩下了一副皮包骨头。他那嵌在发青的眼眶里的大而无神的双眼总是直直地望着前面，从来不往别处看，也从来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敢肯定是这样。即使他看着你，他也直冲着你走，好像在他面前空无一物。这情形我注意到好几次。他到米勒的店里来是不久之前的事，身边总是跟着一条狗，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糖果店的主顾谁也不曾同他打过招呼，他也不和任何人说话。“为什么他要步履艰难地到米勒这里来呢？他到这里来要干什么？”我在想。我站在街道的另一边，不由自主地一再打量着他。一阵烦恼在我心里涌起，这是疾病和疲惫所引起的结果。“他在想什么呢？”我继续暗自寻思，“他的脑子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不过，他还能想些什么吗？他的脸那样死气沉沉，根本就没有什么表情。这条讨厌的狗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这条狗一步也不离开他，好像和他是一个分不开的整体，而且它和他是那么相像。

这条可怜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它也一定有这么老了。首先，它看上去那么衰老，别的狗都不会老成这样，其次，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见它就觉得，它和别的狗不可能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一条不平常的狗；觉得它有点儿怪异，大概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也[2]许是以狗的形状出现的一个梅菲斯特吧，而它的命运通过某种神秘莫测的途径与它主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看着它，你立刻会同意，从它最后一次吃东西时起，想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它瘦得像一具骷髅，或者说（还有更好的说法吗？）瘦得像它的主人。它身上的毛几乎脱光了，尾巴也一样，像一根棍子垂着，老是紧紧地夹在胯下。长着长长的耳朵的头阴沉地耷拉着。我生平从未遇见过这样讨厌的狗。他俩走在街上的时候，主人在前，狗跟在后面，它的鼻子紧挨着他衣服的下摆，仿佛连在一起。他们的步态和他们的那副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说：“老了，我们老了，主啊，我们多么老啦！”

记得，有一天我还想过，这老人和狗是从加瓦尼作插图的霍夫曼[3]小说中走出来的，正在世间漫游，为那本书作活动广告。我走过街道，跟在老人后面进了糖果店。

老人在糖果店里的表现十分古怪。近来，米勒站在柜台后面，一看见这位不速之客进店，便会露出不满的鬼脸。首先，这个奇怪的客人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每次他都笔直地走到一个角落的炉子跟前，在那里找一把椅子坐下来。假如他那炉边的座位被人占了，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地对着那位占了他位置的先生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很无奈地走开，到另一个角落的窗边去。在那里选中一把椅子，慢腾腾地坐下，摘下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于是仰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地待上三四个钟头。他从来不曾拿起过一份报纸，从来不说一句话，不吭一声；只是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直瞪着前方，但目光是那么迟钝，那么毫无生气，可以打赌，他对周围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那狗在同一个地方旋转两三圈之后，把鼻子伸到他那双靴子中间，深深地喘息着，整个晚上也一动不动，好像这时已经死了一样。似乎这两个生物终日死在什么地方，太阳一落就突然复活，只为来到米勒的糖果店，执行某种无人知道的神秘使命。坐上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终于站起来，拿起帽子，动身回家。狗也爬了起来，又夹起尾巴，垂着头，依旧以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随着他。店里的主顾们简直是想着法儿回避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旁边，似乎对他极其厌恶。老人对此却毫不理会。

这个糖果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从整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聚集到这里，都是各种作坊的老板：有钳工、面包师、染色工、制帽技师、马鞍匠；人人都是德语中所谓的老派人物。米勒家还完全保留着古风。店主时常来到他认识的客人跟前，同他们围桌而坐，而且喝上几杯潘趣酒。店主家的几条狗和年幼的孩子们偶尔也来到顾客中间，顾客们都亲切地逗着孩子们和狗。大家都彼此熟悉，相互尊重。在顾客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一门之隔的店主住宅里传来[4]《我亲爱的奥古斯汀》的乐曲声，那是店主的长女在叮叮咚咚地弹奏钢琴。她是很像一只小白鼠的有一头淡黄鬈发的德国姑娘。这首华尔兹舞曲很受欢迎。我在每月的月初都到米勒的店里来，看他所收到的几种俄国杂志。

走进糖果店，我看到，老人已经坐在靠窗的地方，那条狗和往常一样，伸直身子躺在他的脚边。我默默地在一个角落坐下，并在心里自问：“我在这儿根本无事可做，而且我有病，本该赶紧回家，喝喝茶，上床睡觉，在这种时候我何苦到这里来呢？难道我在这儿真的就是要看看这位老人？”我觉得恼火。“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在想，回忆着刚才我在街道上看着他时所怀有的那种奇怪的、痛苦的感觉。“我和这些无聊的德国人又有何干？这种怪异的心情有什么意思呢？近来我在自己心里所发觉的这种由琐事引起的无谓烦恼有什么意思呢？而且它妨碍我生活，妨碍我清醒地看待人生。一位很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在气愤地分析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一点了。”可是，尽管我在踌躇、抱怨，却还是留了下来，同时疾病使我越来越难受，我终于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看了两行就打起盹来。那些德国人没有打扰我。他们看报、抽烟，只是每隔半小时偶尔断断续续地低声交谈一下法兰克福的什么[5]新闻，以及以机智著称的德国人沙非尔的俏皮话；然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埋头看报。

我约摸打了半小时盹，一阵猛烈的寒战使我醒了过来。实在是该回家了。但这时房间里正在上演的一出哑剧又使我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之后，立刻就把目光死盯着一个方向，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目光移向别的目标。我也曾落在这茫然而固执、视而不见的目光之下。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简直叫人无法忍受，通常我是尽快换个座位。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肥胖、衣着非常整洁的德国小男人，他那衣领浆得又硬又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外地来的客人，一个里加的商人。我后来听说，他名叫亚当·伊万尼奇·舒尔茨，是米勒的密友，不过他还不认识老人，也不认识顾客[6]中的很多人。他兴致勃勃地读着《乡村理发师报》，喝着潘趣酒，偶尔抬头，猛地发觉老人凝视他的目光。这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亚当·伊万尼奇像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爱生气、又很敏感的人。他觉得这样无礼地盯着他看，又奇怪又可气。他强压怒火，从失礼的客人身上移开视线，暗自嘀咕了几句，随即默默地拿报纸挡住了自己。不过他按捺不住，过了一两分钟，他从报纸后面狐疑地张望了一下：还是那固执的目光，还是那茫然的端详。这一次亚当·伊万尼奇还是一言不发。可是，当这种情况又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里加城的美好声誉在这些高贵的公众面前被败坏，或许他自以为是里加城的代表吧。他以不耐烦的手势把报纸扔在桌上，报夹在桌上猛击了一下，于是他满怀自尊感，由于喝酒、由于自负而满面通红，也以一双充血的小眼睛盯着那位冒犯他的老人。看来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以目光的魔力一决高低，等着瞧谁会首先感到难为情而垂下视线。报夹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尼奇那异乎常情的姿态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人人都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怀着好奇心，高傲地、默默无言地旁观着两位对手。这出哑剧变得很滑稽，很可笑。可是，面红耳赤的亚当·伊万尼奇那双挑战的小眼睛的魔力竟全然不起作用。老人不动声色，继续直视着盛怒如狂的舒尔茨先生，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仿佛他的那颗头颅远在月亮上，而不是在地上。亚当·伊万尼奇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发作起来。“您干吗这么注意地看着我？”他以尖厉刺耳的声音用德语叫道，一副吓人的神气。

但他的对手仍然沉默着，对他的问题似乎不明白，甚至没有听见。亚当·伊万尼奇决定改说俄语。[7]“我在问您，干吗这样紧盯着我看？”他更加狂暴地叫道。“我在宫廷是知名人士，而您在宫廷是无名之辈！”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补充道。

可是老人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发出了一片气愤的低语声。米勒听到有人吵闹，亲自来到了房间里。问明情况后，他以为老人是聋子，于是弯腰凑近他的耳边。“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注视着这位古怪的顾客，尽可能大声地说道。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一眼，突然，在他那一直木然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惊慌的、忐忑不安的神气。他慌张起来，费劲地哼哼着弯下腰，急忙将帽子和手杖一把抓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副可怜的微笑——那是在不该待的地方被人赶走的可怜人的卑微的笑，他已经准备离开房间。这位可怜、衰迈的老者那逆来顺受、匆匆忙忙的身影是那么令人哀怜，有时叫人看了那么心痛，仿佛心在为之流血，因而包括亚当·伊万尼奇在内，所有的人都转变了对事态的看法。显然，老人不但不会冒犯任何人，而且他自己时时都觉得，他在哪里都可能像乞丐一样被人赶出去。

米勒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8]“不，不，”他说道，善意地拍拍老人的肩头。“坐！但舒尔茨

[9]先生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在宫廷是知名人士。”

可是可怜的老人这时也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比刚才更加慌张了，弯腰拾起自己的手帕，那是从帽子里掉下来的一条有破洞的蓝色旧手帕，于是开始呼唤他的狗，这条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两只前爪护住鼻子，看来睡得很沉。“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发颤的衰老的声音喃喃地呼唤，“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没有动。“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忧伤地反复呼唤着，用手杖碰碰它，可它还是躺在原地不动。

手杖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他弯腰，双膝跪地，两手微微托起阿佐尔卡的头。可怜的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无声无息地在主人的脚边死了，可能是由于年老，也可能是由于饥饿。老人看了它一会儿，好像挺惊讶似的，似乎不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接着他缓缓地向自己的奴仆和朋友弯下身子，把自己苍白的脸紧挨着它那已经没有生命的头。静默的片刻过去了。我们都深受感动……可怜的人终于站了起来。他面色惨白，好像发了热病似的浑身哆嗦。“可以做个标本，”米勒同情地说道，想多少安慰一下老人，“可以好好地做个标本；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做标本做得非常出色；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是制作标本的大师，”米勒反复说道，从地上拾起手杖递给了老人。“是的，我做标本做得非常出色，”克里盖尔先生本人走上前来，谦恭地接腔道。这是一位身材瘦长、道德高尚的德国人，长着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是伟大的天才，会做各种漂亮的标本，”米勒补充道，因为想出这个主意而高兴起来。“是的，我是伟大的天才，会做各种漂亮的标本，”克里盖尔先生又肯定地说道，“我可以免费为您的狗做标本，”他补充道，表现了慷慨大度的忘我精神。“不，您做标本，由我付钱给您！”亚当·伊万尼奇也慷慨激昂地狂叫道，他的脸越发红了，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老人听着他们的话，显然并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是浑身哆嗦。“等一等！喝一杯好的白兰地吧！”米勒叫道，他看到，这位令人费解的客人在急着要走。

有人给他端来了白兰地。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他的手在发抖，杯子还没有送到嘴边，酒已经泼了一半，于是酒未沾唇，他就把杯子放回托盘。接着，他露出一抹奇怪的、不合时宜的笑容，急促地、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店铺，把阿佐尔卡留在原地。大家都惊讶地站着；只听见一片叹息声。[10]“真糟糕！出了这样的事！”那些德国人彼此瞪着眼睛说道。

我连忙去追赶老人。从糖果店往右拐，再走几步，有一条又窄又黑的小巷子，两边都是高大的房屋。我心里一动，觉得老人一定是在这里拐进了巷子。巷子右首的第二栋房子正在修建，周围搭着脚手架。围着房子的篱笆几乎扩展到了巷子中间，紧挨篱笆铺着一条供人行走的木板道。我在篱笆和房子所形成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找到了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两肘支在膝上，双手托着头。我坐到他身旁。“您听我说，”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不要为阿佐尔卡伤心了。我们走吧，我送您回家。您不用担心。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来。您住在哪里？”

老人没有答话。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巷子里没有别的行人。突然他摸索着想抓住我的手。“胸口好闷！”他说，声音沙哑，勉强听得见，“好闷！”“我送您回家！”我欠身叫道，用力想把他拉起来，“喝点茶，躺下睡一觉……我马上去叫马车。我给您请一位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想站起来，可是刚抬起身子，又跌倒了，他又喃喃地说起话来，还是那沙哑而窒息的声音。我弯腰更凑近他，想听听他在说些什么。“在瓦西里岛，”老人沙哑地说，“六道街，六——道——街……”他不说了。“您住在瓦西里岛？但您走的方向不对呀；应该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我马上送您去……”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手；手毫无生气地滑了下去。我看看他的脸，碰碰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

这个意外给我招来了许多麻烦，在料理期间我的热病不知不觉地好了。老人的住处总算找到了。不过，他不是住在瓦西里岛，而是住在离他死去的地方只有两步路的克卢根公寓，就在屋顶下面的第五层。那是一个独用的住所，有一条小小的过道和一个很大但很矮的房间，墙上有三个狭长的洞算是窗户。他的生活贫困极了。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很旧很旧的沙发，沙发硬得像石头一样，四处都露出椴树皮的纤维来；就这些还是房东的。炉子看来已经很久没有生过了；也找不到一支蜡烛。我现在真的认为，老人到米勒的店里去，只是要在有烛光的地方取暖。桌上放着一只空的瓦罐，还有一片干硬的面包皮。钱是一个戈比也没有。甚至没有一件替换的内衣，为了安葬他，有人拿来了自己的一件衬衫。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孤零零地过日子，想必有人哪怕是偶尔来看看他。在桌子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死者是入了俄国籍的外国人，名叫叶列米亚·斯米特，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有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这本《新约》的书页上满是铅笔写的字迹，还有指甲画的记号。向房客和房东打听了一下，几乎人人都对他一无所知。这幢大楼的住户很多，差不多都是手艺人和德国妇女，她们出租住房并提供包饭和仆人。大楼的管理员是贵族出身，对这位已故的房客也说不出什么，只知道这个住处月租六卢布，死者住了四个月，不过最近两个月他连一个戈比也不曾付过，所以不得不赶他走。还问过有没有人到他这里来走动，但谁也不能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一座很大的楼房，[11]到这个挪亚方舟来走动的人还少吗，要记住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看门人在这幢大楼里干了五年左右，他或许多少能介绍一点情况，但两周前他告假回了家乡，留下侄子代替他，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认识的房客还不到一半。我说不准，这些查询的结果究竟如何，不过老人终究被安葬了。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忙于其他事务，我还到瓦西里岛六道街去过，只是在回来以后，我才不禁自嘲：除了一些普通的房子之外，我在六道街还能看到什么呢？“可是为什么，”我想，“老人在临死时要提到六道街和瓦西里岛呢？难道是说胡话？”

我看了看斯米特留下的空房，觉得挺喜欢。我决定把它留给自己住。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尽管它很矮，最初我老是觉得头会碰到天花板。不过很快就习惯了。月租六卢布的房子，找不到更好的了。它是独门独户，这一点很吸引我；只消找个仆人就行了，因为完全不用仆人是无法生活的。看门人答应，在最初一个时期，他每天至少来一次，必要时为我做点事。我想：“谁知道呢，说不定会有人来探望老人呢！”不过，老人死去已有五天了，还是没有谁来过。

[1] 指的是卖糖果、蜜饯、果酱、蜂蜜等甜食的店铺。

[2]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第一次在浮士德面前出现时，现形为一条狮子狗。

[3] 保尔·加瓦尼（1804—1866），19世纪30、40年代法国著名的插图画家。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他的《霍夫曼幻想小说》于1846年译成法文，由加瓦尼作插图，在巴黎出版。

[4] 当时在德国小市民中流行的华尔兹舞曲和通俗歌曲。

[5] 沙非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6] 原文为德文。

[7] 除了老人和“我”，当时在场的，包括店主米勒在内，都是德国人。他们所说的俄语半通不通，发音不准，俄国读者看了，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用汉字来表达语音差别，阅读效果并不好，所以这里只是直接译出原意，以免弄巧成拙。

[8] 原文为德文。

[9] 原文为德文。

[10] 这句话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德文。

[11] 挪亚方舟的故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13节至第7章第24节。此处比喻人口繁杂的地方。

第二章

那时，也就是在一年之前，我还在给几家杂志撰稿，我写些小文章并坚信，我一定能写出大部头的佳作。当时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却是我目前待在医院里，而且看来已不久于人世了。按说既然就要死了，为什么还要写回忆录呢？

我情不自禁地时时忆起我生平这充满苦涩的最后一年。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而且我觉得，假如我不给自己想出这件事情来做，我会苦闷而死。所有这些往日的印象有时使我激动得痛苦不堪，备受折磨。这些回忆在笔下比较具有一种相对安抚的、和谐的性质，不再那么像一场噩梦、梦魇。这是我的感觉。光是写作过程就有很大好处：它使我得到慰藉，使我平静，把我的回忆和病态的梦幻化为一种活动、一件工作……是的，我的这个主意很好。而且这也是给医士的一份遗产；至少到了冬季他能用我的稿子糊糊窗户。

不过，不知为什么，我的故事是从中间说起的。如果要把一切都写下来，就必须从头说起。好吧，那就从头说起。好在我的自传并不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出生在一个遥远的省份。可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早在我的童年，他们就去世而留下我这个孤儿。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的家里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留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娜达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就像兄妹一样。啊，我那幸福的童年！多么荒唐，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还在怀念、惋惜童年时光，而且在垂死的时候还怀着欢乐和感激的心情，回忆幸福的童年！那时的天空照耀着那么明朗、那么不同于彼得堡的太阳，而我们幼小的心那么热烈而快乐地跳动着。那时四周是田野和树林，不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堆死气沉沉的石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花园和公园多么美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那个地方的管理员；我和娜达莎时常到那个花园里去游玩，花园后面是一座阴湿的大树林，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在那里迷了路……美妙的黄金时代！这是生活的初次显现，神秘而诱人，和它接触是那么甜蜜。那时，仿佛每丛灌木和每棵大树后面都有神秘的、未知的人生活着；神话世界和真实世界融为一体了；有时，深深的峡谷里傍晚的雾霭渐浓，一缕缕灰白色的雾气，缭绕于大峡谷两侧石壁上的灌木丛之间，我和娜达莎站在高处，手挽着手，又胆怯又好奇地向深处窥探，期待着随时会有谁从谷底的雾霭中向我们走来或回应我们的呼唤，于是乳母的童话仿佛便成了合情合理的真实故事。后来，已是许久之后了，我偶然向娜达莎提起，那时我们曾得到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跑到花园里，来到池边，那里在枝繁叶茂的老枫树下有一把我们心爱的绿色长椅，我们在那里坐下，开始阅读一篇神奇的故事——《阿尔芬索与达林

[1]达》。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故事，心里就会掠过一阵奇异的感动。那时，也就是在一年前，我向娜达莎提及开头的两句：“阿尔芬索，我的故事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堂拉米罗，他的父亲”等等，我差点儿哭了起来。大概这情形显得非常荒唐，娜达莎想必因此才对我的狂热那样怪怪地笑了。不过她立刻懊悔起来（这一点我还记得），于是为了安慰我，自己也开始回忆往事。说着说着，她也深深地动了感情。那是一个美妙的黄昏；我们谈起一件件往事：谈到我被送往省城进寄宿学校，——天哪，那时她哭得好厉害呀！——还谈到我们最后一次的离别，那是我永远告别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要到彼得堡去，准备上大学。当时我十七岁，她十四岁。娜达莎说，我那时那么笨拙，那么又高又瘦，叫人看了忍不住要笑。分手时我把她拉到一旁，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却突然蔫了，说不出话来了。她记起来，我当时非常激动。不言而喻，我们的谈话未能进行下去。我不知怎样说才好，即使说了，她也未必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哭了起来，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们很久之后才在彼得堡重逢。这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伊赫缅涅夫老人是为了打官司到这里来的，我那时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1] 这是一篇劝谕性的童话，刊登于《培育心智的儿童读物》杂志，1787年第11—12期。

第三章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出身于一个早已败落的名门望族。不过，双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个拥有一百五十名农奴的体面的庄园。二十岁时他参军当了骠骑兵。一切顺利；但是在他服役的第六年，在一个倒霉的夜晚，他赌博把自己的财产输得一干二净。他一宿未睡。第二天晚上他又来到牌桌跟前，押上了自己的马——这已经是他仅有的财产了。这一把赢了，接着赢了第二把、第三把，过了半个钟头，他赢回了自己的若干田庄之一，小村子伊赫缅涅夫卡，根据最近一次男丁普查，这个村子有五十名农奴。他戒了赌，第二天就申请退伍。他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一百个农奴。两个月后，他以中尉衔退役，动身回到自己的小村子。此后他一辈子不再提起输钱的事，而且谁要是敢于向他提起此事，他就一定会同谁闹得不欢而散，尽管他是出名的好脾气。他在村子里苦心经营，三十五岁上娶了家境贫寒的女贵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舒米洛娃，她完全没有妆奁，但她曾在省贵族寄宿学校受教于外国女侨民蒙雷韦什，这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毕生引以为自豪的，不过，从来谁也猜不透，那究竟是怎样的教育。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成了出色的当家人。邻近的地主们都向他学习经营之道。几年过去了，一位地主，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突然从彼得堡来到邻近的庄园，那是拥有九百名农奴的村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他的到来在周围地区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影响。公爵虽然不再青春年少，却还是一个年轻人，有不算低的官衔，有重要的上层关系，容貌英俊，家产殷富，而且还是鳏夫，这一点使全县的夫人和少女特别感到兴趣。据说他在省城曾受到省长的盛大款待，他和省长沾点儿亲；还听说省城的妇女都“为他彬彬有礼的风度而晕头转向”，等等，等等。总之，他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们很少在外省露面，一旦光临，便会引起极大的反响。不过公爵并不是一个殷勤多礼的人，对于他用不着的人，以及他认为其地位稍不如己的人尤其如此。他不屑于和庄园附近的邻里结识，这立即给他招来了很多敌人。因此，他突然登门拜访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使大家都感到异常惊讶。诚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他最近的邻居之一。公爵在伊赫缅涅夫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立刻使老夫妻俩为之着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对他更是极为欣赏。不久他在他们那里就完全像在家里一样，天天来看他们，也邀请他俩去他的庄园，说俏皮话，讲奇闻轶事，在他们那架蹩脚的钢琴上弹琴唱歌。伊赫缅涅夫夫妇惊讶不置：对这样一位难得的极其亲切友好的人，怎能说他是傲慢、自负、冷酷的利己主义者，而且所有的邻居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议论他呢？想必公爵是真的喜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因为他是一个淳朴、正直、无私而高尚的人。不过，不久就真相大白了。公爵来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是要赶走他的管家，那是一个放荡的德国人，一个自命不凡的农学家，他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满头白发，鹰钩鼻子上架着眼镜，可是，尽管他有这些优点，却无耻地公然盗窃庄园财产，不仅如此，他还把几个农民折磨致死。伊万·卡尔洛维奇终于被人赃俱获，揭穿了，他很生气，大谈德国人的诚实；尽管如此，他还是灰溜溜地被赶走了。公爵需要一个管家，他看中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出色的当家人，而且非常诚实，这是不容置疑的。显然，公爵很希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能毛遂自荐，但未能如愿，于是有一天公爵亲自提出了这个建议，态度极其友好而谦恭。伊赫缅涅夫起初不肯；但高额薪金吸引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而公爵倍加亲切的态度又驱散了仅有的疑虑。公爵的目的达到了。应当说，公爵是深谙人的心理的。在和伊赫缅涅夫的短期交往中，他已经完全懂得，他在和怎样的人打交道，他知道，对伊赫缅涅夫必须以诚恳、友好的态度去打动他，必须博得他由衷的好感，不然，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需要的是一个他可以完全放手并且永远信任的管家，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不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了，这才是他的如意算盘。他在伊赫缅涅夫的心里所引起的好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由衷地相信了他的友谊。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那种极其善良、天真而又富于幻想的人，他们是那么高尚的俄罗斯人，尽管有人对他们说三道四，而且他们一旦喜欢上谁（有时天知道为什么喜欢），就会把心交给谁，他那依恋之情有时会发展到可笑的程度。

多年过去了。公爵的庄园兴旺起来。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主人和他的管家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干巴巴的事务性通信。公爵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各种安排丝毫不加干预，有时给他出些点子，既务实又精明，使伊赫缅涅夫感到吃惊。显然他不但不喜欢浪费，而且很会赚钱。大约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之行的五年之后，他委托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购买本省的另一处拥有四百个农奴的极好的庄园。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非常高兴；公爵的声望，关于他获得成功和飞黄腾达的传闻都使他感同身受，仿佛公爵就是他的亲兄弟。但使他高兴至极的是，公爵在一桩事情上确实表现了对他的异乎寻常的信任。事情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生平的某些特殊的事迹，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我的这篇故事里也是极重要的人物之一。

第四章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是一个鳏夫。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结了婚，是为了钱而结婚的。他的父母在莫斯科彻底破产，几乎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抵押了又抵押；他负债累累。这个年方二十二岁的公爵不得不在莫斯科的一个政府机关里当差，他身无分文，[1]踏入社会时是一个“望族的讨饭后裔”，他和一个包税商的青春已逝的女儿的婚姻挽救了他。包税商，当然，在妆奁上骗了他，不过妻子的钱还是够他把祖传的庄园赎出来，并站稳脚跟。他所娶的这个商人的女儿勉强会写字，连两句话也凑不拢，容貌丑陋，只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心地善良，百依百顺。公爵充分利用了这个优点：婚后一年他就丢下这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把她留在莫斯科，由她的包税商父亲照料，自己跑到某省去做事了，依靠彼得堡一位显要亲戚的庇护，他在那里谋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他一心只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考虑到他不可能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与妻子共同生活，于是决心在外省开始自己的宦途，等待更好的时机。据说，在与妻子共同生活的第一年，他就以粗暴的态度几乎把妻子折磨致死。这种传闻总是会激怒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热烈地为公爵辩护，说公爵决不会有不高尚的行为。但大约七年以后公爵夫人终于死了，于是她那成了鳏夫的丈夫马上迁往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甚至不无影响。他还年轻，漂亮而富有，具有很多出色的品质、无可否认的机智，举止高雅，谈吐风趣，他不是为了寻求机遇和庇护而来，而是有相当独立的地位。人们说，他确实有魅力，有才华，令人倾倒。他特别受到女人的青睐，他和上流社会一位美人的私情成了他的丑闻。虽然他生性节俭，几至吝啬，但一掷千金却毫不在乎，他把钱输给他用得着的人，即使输了巨款也决不皱一皱眉头。他到彼得堡来不是寻欢作乐：他需要稳稳地踏上仕途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终于如愿以偿。他那位显要的亲戚纳英斯基伯爵决不会正眼看他，如果他以普通求助者的角色前来的话，此时却震惊于他的名声，认为对他青眼相看是合适而得体的，甚至把他七岁的儿子接到家里教养。公爵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并与伊赫缅涅夫结识，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他借助于伯爵，在一个极重要的驻外使馆谋得了很高的职位，出国去了。后来有关他的传闻有点儿暧昧：据说他在国外有过令人厌恶的经历，但谁也说不清情况究竟如何。大家只知道他又添置了一座拥有四百个农奴的庄园，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了。多年以后，他以高官的身份从国外归来，在彼得堡就任要职。在伊赫缅涅夫卡人们纷纷传说，他即将再娶，与富贵而有权势的人家结亲。“他眼看就要当上大官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高兴地搓着手说道。那时我在彼得堡上大学，我记得，伊赫缅涅夫曾特意写信给我，要我核实一下，关于结婚的消息是否属实。他也写信请公爵对我多加关照；但公爵没有答复。我只知道，他的儿子起初住在伯爵家，后来进了高等法政学校，十九岁毕业。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伊赫缅涅夫，还说到公爵很爱他的儿子，很娇惯他，现在就已经在为他的未来操心了。这一切都是我的一些同学告诉我的，他们认识小公爵。就在这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有一天收到了公爵的一封使他大为惊讶的信……

迄今为止，正如我所说的，公爵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交往仅限于干巴巴的事务性通信，现在这封信却非常详细、坦率而友好地讲起了他的家庭情况：他抱怨儿子，说儿子的恶劣行为使他很伤心；当然，他说，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淘气还不能看得太认真（显然，他在竭力为他辩解），但他拿定主意要惩罚他、吓唬他一下，就是说，要暂时把他送到乡下，由伊赫缅涅夫加以管教。公爵说，他完全信赖“我的极善良、极高尚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尤其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请求他们两位把他的这个小无赖收留下来，在他独处乡间时开导他，爱他，如果可能的话，主要是要“让他懂得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那些至关重要、不可逾越的规矩”，改正他那轻浮的性格。当然，伊赫缅涅夫老人欣然照办。于是小公爵来了；他俩像迎接亲生儿子一样迎接他。不久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非常疼爱他，不亚于疼爱自己的娜达莎；后来，即使老公爵与伊赫缅涅夫夫妇已彻底决裂，老头子有时还温情地提到他的阿辽沙——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年纪轻轻的美男子，像女孩子一样柔弱而容易冲动，同时又快乐而单纯，胸无城府而又怀有非常高尚的感情，有爱心，诚实、热忱，——他成了伊赫缅涅夫家的宠儿。虽然十九岁了，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很难想象，据说很爱他的父亲怎么会把他赶出家门呢？据说年轻人在彼得堡游手好闲，举止轻佻，而且不肯工作，因而父亲感到伤心。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没有向阿辽沙打听，因为显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在信里对赶走儿子的真正原因避而不谈。不过流言四起，谈到阿辽沙不可原谅的轻佻，与一位夫人的私情，谈到他曾要求决斗，谈到他打牌输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款；甚至还说他似乎曾挪用了别人的钱。还有一种传闻，说公爵并不是因为儿子有过错才决心把他赶走，而是出于某些特殊的自私的考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愤怒地驳斥这种流言，何况阿辽沙非常爱他的父亲，虽然他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对父亲并不了解；他谈起父亲来是那么热情洋溢，津津乐道，显然深受其父的影响。阿辽沙偶尔还聊起一位伯爵夫人，说他和他父亲同时追求她，而他，阿辽沙，更受她的垂青，为这事他父亲对他十分恼怒。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孩子似的天真烂漫，发出清脆的快乐的笑声；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马上就加以制止。阿辽沙也证实了关于他父亲正想结婚的传闻。

他在这次放逐中差不多生活了一年，每隔一段时间给他父亲写一封措辞恭敬、合乎情理的信，最后，他那么习惯于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生活，以致公爵本人到乡下来度夏的时候，被放逐的儿子竟亲自请求父亲让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尽可能长住下去，说乡间生活才是他的真正归宿。阿辽沙的一切决定和向往都是由于他那容易冲动、异常敏感的天性；由于轻浮，有时简直轻浮得荒唐；由于太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自己又太缺乏主见。但公爵对他的请求好像抱着怀疑的态度……总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大认得出自己原先的“朋友”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的变化太大。他突然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特别挑剔；在庄园里查账的时候，表现了讨厌的贪婪、悭吝和莫名其妙的多疑。这一切使善良的伊赫缅涅夫伤心透了；他很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这种感受。比起十四年前初来时的情形，这一回是截然不同了：这一回公爵结识了所有显要的邻居，却就是从来不到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家里去，而且对他好像对下属一样摆着架子。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公爵和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激烈地决裂了，却看不出有什么原因。有人暗中听到，他们双方都口不择言，出语伤人。伊赫缅涅夫愤怒地离开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地方上突然谣诼纷纭。有人硬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摸透了小公爵的脾气，有意在利用他的那些缺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女儿娜达莎（这时她已经十七岁了）诱使年方二十的年轻人爱上了自己；父母对他们的恋情持鼓励态度，不过装作什么也没有发觉；又狡猾又“不要脸”的娜达莎终于把年轻人完全迷住了，由于她的作梗，在整整一年里他见不到一位真正的大家闺秀，而在邻近的地主府第就有不少正当妙龄的闺女。还有人硬说，这对情人已经约定，要在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十五俄里之外的格里戈里耶沃村举行婚礼，看来是要瞒着娜达莎的父母，其实他们对所有的情况都一清二楚，而且给女儿出了一些下流的点子。总之，地方上那些爱搬弄是非的男男女女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多得连一本书也写不下。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公爵对这一切居然深信不疑，甚至专为此事而赶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了，这是因为省里有人给他往彼得堡写了告密的匿名信。当然，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多少有点了解的人，按说听了针对他的那些诬蔑之词，连一个字也不会信；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大家都非常活跃，大家都在议论纷纷，飞短流长，大摇其头，于是……一致加以谴责。伊赫缅涅夫是太骄傲了，不屑于在那些搬弄是非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女儿辩护，并且严禁自己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向邻居作任何解释。而遭到诽谤的娜达莎本人，甚至过了整整一年，对这些流言蜚语几乎还一无所知：她完全被蒙在鼓里，因而她像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一样快乐而天真烂漫。

这时争吵在继续。无事生非的人是不会打瞌睡的。告密和作证的人有的是，他们终于使人相信，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多年来对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管理远非诚实的典范。不仅如此，三年前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出售一片小树林时，私吞了一万二千卢布，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法庭上依法提出确凿的证据，况且他没有公爵关于出售小树林的合法授权，而是他自作主张，只是在事后才向公爵申述出售的理由，而且他上交的货款比实际所得少得多。不言而喻，这一切全是诽谤，后来总算搞清楚了，但公爵全都信了，并且当着证人的面骂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贼。伊赫缅涅夫也忍无可忍地反唇相讥；于是闹得不可开交。接着一场诉讼就开始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由于拿不出任何凭证，主要是由于既没有后台，又没有打官司的经验，所以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终于败诉。他的庄园被查封。老头子一怒之下抛开一切，决定干脆迁居彼得堡，亲自张罗自己的案子，只委托一位有经验的代理人留在乡下。看来公爵不久就明白过来，伊赫缅涅夫是无辜受辱。但双方结怨太深，已经毫无和解的余地，于是怒火中烧的公爵全力以赴，力争胜诉，实际上这就等于要剥夺他前任管家的最后一片面包。

[1]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公爵小姐》。

第五章

这样，伊赫缅涅夫一家就到了彼得堡。我和娜达莎久别重逢的情景我就不说了。四年来我从来不曾忘了她。当然，我自己并不完全了解我在想念她时所怀有的那种感情；不过在我们重逢之日，我很快就明白了，她命中注定是我的人。在他们来到彼得堡的最初的日子里，我老是觉得，这些年来她长进不大，好像一点也没有变，仍然还是我们离别之前的那个小丫头。可是后来我每天都能发现她身上的新的特点，在此之前我从未发觉，仿佛故意瞒过了我，仿佛姑娘在故意向我隐藏她自己，——这样的猜测使我多么喜不自胜哪！老头子来到彼得堡的初期怒气冲冲，肝火很旺。他的事情不妙；他心情愤懑，爱发脾气，整天忙着和公文打交道，无暇顾及我们。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满怀忧伤，失魂落魄。彼得堡使她害怕。她长吁短叹，忧心忡忡，经常哭泣，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伊赫缅涅夫卡，想着娜达莎，姑娘大了，却没有人为她操心，于是向我倾诉她的那些古怪的心事，因为她再也没有可以托付心腹的更好的朋友了。

就在这个时期，在他们到来之前不久，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我是新手，起初还不知道该把稿子往哪儿送。在伊赫缅涅夫家我一字不曾提及；他们差点儿和我吵了起来，怪我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就是说，我没有职业，也不出去找工作。老头子很伤心，甚至气冲冲地责备我，当然，这是出于对我的父亲般的关怀。我简直羞于向他们提到我的写作。难道真的直说，我不想做事只想写小说吗，所以只好暂时骗他们说，人家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正在尽力找事做。老头子也无暇追究。记得，有一天娜达莎听了我们的交谈，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满眼含泪地恳求我想想自己的前途，不停地打听、追问，我究竟在干什么，我没有对她说实话，她就要我发誓，决不做懒汉，混日子，毁了自己。的确，虽然我没有承认我在从事写作，但我记得，对我来说，她对我的劳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一句赞扬的话，将胜过我后来所听到的赏识我的文学批评家们所有最令我引以为荣的评论。我的长篇小说终于出版[1]了。在它问世之前很久，文学界就在纷纷议论。Б.读了我的手稿，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假如我曾经感到幸福，那并不是在我最初陶醉于成功的时刻，而是在我还不曾向任何人朗读或出示过我的手稿的时候：在我充满激情，满怀希望和梦想，沉浸于对劳动的热爱的那漫漫长夜；那时，我醉心于我的幻想，进入我所创造的角色，仿佛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仿佛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之间；我爱他们，同他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有时甚至为我的淳朴的主人公一洒最真挚的同情之泪。我简直无法形容，两位老人家是多么为我的成功而喜悦，不过起初他们惊讶极了；他们觉得这太奇怪啦！就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吧，她怎么也不肯相信，大家所赞美的那个新进作家就是这个瓦尼亚，他呀，等等，等等，而且老是在摇头。老头子最初在听到传闻时，简直大吃一惊；他惋惜任职的前程被断送了，说所有的文人总是品行不端。但源源不断的新的消息，刊物上的广告，以及他亲耳听到的他所钦佩、信任的人们对我的一些赞扬，使他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看到我突然有了钱，了解到文学劳动可以获得多少报酬，这时，他仅有的一些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他由怀疑一变而为热情洋溢地充满信任，像孩子一样为我的幸运而兴高采烈，突然对我的未来充满异想天开的希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每天他都为我设想新的前程和计划，而这些计划什么没有考虑到啊！他对我开始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前所未有的敬意。可是我记得，有时疑虑还是又会蓦地袭来，往往正是在他狂热地想入非非的时候，于是又使他犹豫起来。“文人，诗人！奇怪……什么时候诗人也有了地位，显赫起来了？这种人都是文痞，靠不住的呀！”

我发觉，他产生这种疑虑和所有这些极微妙的问题，往往是在黄昏时分（那一切细节和那整个美妙的时期我是多么难以忘怀！）在黄昏时分他老人家似乎总是变得更冲动、敏感而多疑。我和娜达莎已摸透了这个特点，因而预先就在暗暗发笑。记得，为了使他振作起来，我讲了一些奇闻轶事，谈到苏马罗科夫的将军职衔，谈到杰尔查文曾获得鼻烟壶和金币的赏赐，谈到女皇陛下曾亲临罗蒙诺索夫的府上[2]；讲了普希金、果戈理的故事。“知道，孩子，我全知道，”老头子说，也许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呢。“哼！听我说，瓦尼亚，我还是很高兴，你写的玩意儿不是诗。诗呀，孩子，都是胡说八道；你别和我争，相信我这个老头子吧；我是为你好才说的；纯粹是胡说八道，白费时间！写诗是中学生的事儿；诗能把你们这班年轻人搞到疯人院里去……比方说，普希金是伟人，没说的！但不过是些诗罢了，还有什么呢；那是一种[3]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过，他的诗我读的也不多……散文就不同了！散文作者甚至可以让人受到教育，——提一提对祖国的爱啦什么的，或者一般地谈谈伦理道德……是呀！我嘛，孩子，只是不善于表达，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爱护你才说的呀。哎，哎，那你就读吧！”他带着点儿鼓励的神气说道，这时我已经把书拿了来，我们已经喝了下午茶，围在圆桌旁坐了下来，“读读你写的东西吧；人们都在对你议论纷纷呢！我们来听听，听听！”

我打开书准备读了。那天晚上我的书刚刚出版，我总算拿到了一本，就跑到伊赫缅涅夫家来朗读我的作品。

我又难过又懊悔，未能早点儿根据手稿读给他们听，因为当时手稿在出版家手里！娜达莎甚至气哭了，她和我吵，怪我让别人比她先读到我的小说……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围桌而坐。老头子露出特别严肃、准备批评的神气。他要非常严格地判断优劣，“亲自弄清真相”。老太太看上去也特别郑重其事；她为了听朗读差点儿要戴上一顶新的包发帽。她早就注意到，我正怀着无限的情意望着她的宝贝女儿娜达莎；我一同她谈起话来就气息急促，神情恍惚，而娜达莎瞟着我时，小眼睛似乎也比过去更加闪着光彩。是呀！这个时刻终于到了，功成名就、充满美好的希望、春风得意的时候到了，一下子全都有了！老太太还注意到，她的老伴夸起我来太过分，而且看我和女儿的神气有些特别……她惊慌起来：我毕竟不是伯爵、公爵、世袭王子呀，甚至也不是法学院毕业的年轻英俊、胸前挂着勋章的六等文官！安娜·安德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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