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博斌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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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泛亚经济与贸易试读：
序言
以“通联泛亚、开放共赢、科学发展”为宗旨的“滇池泛亚合作”（Dianchi Cooperation for Opening Asia,DCOA），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原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主办，于2010年7月在昆明举办，从此拉开了云南参与泛亚合作的序幕。
2009年9月25日，G20匹兹堡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的全球经济主要协调和合作机制。G20作为全球经济论坛，对国际秩序和国家战略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泛亚地区是G20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力量的对比急剧变化，大国关系及大国与新兴国家和地区关系的调整与重新布局正在加速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出现良好势头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并存，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企业重塑、发展绿色产业、减少贸易保护、重建健康的金融秩序、开放新兴市场、增加投资和提高全球治理合作效率、消除贫困、改变贸易不平衡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人们对发展理念、经济模式、治理结构、全球性挑战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重新思考。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以云南为枢纽节点的泛亚地区的大交通、大通道、大通关建设与完善，以及由此带动的跨境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便利、顺捷，拓宽云南、西南乃至中国西部开放开发的战略合作空间。以“滇池泛亚合作”平台为契机，来推动和加快泛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形成广泛的共识，促进泛亚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由东部到西部，由沿海到沿边。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世界格局加速调整，云南在欧亚大陆中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地缘优势日益凸显，致使云南成为中国通向印度洋，打通东北亚与南亚、中西亚与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泛亚国际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和物流枢纽。中国适时提出了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战略。
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给古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要道的云南，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云南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迅速部署，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交汇的战略支点，依托区位优势，切实找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努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重要作用。
本书在对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昆明及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经贸合作、跨境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与其他金融合作的问题。以构建滇池泛亚战略大通道、物流体系及旅游合作为突破点，力求深化对滇池泛亚区域的经贸合作，以期实现物流、人流、资金流、文化流和信息流的跨境自由流动，实现泛亚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书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也是各位作者孜孜以求、辛苦笔耕的结晶。具体写作分工如下：
本书由博斌主编，负责拟定写作大纲，进行全书编写分工、组织协调工作，最后对全书进行修改、统稿和定稿。具体的撰稿人和完成者分别是：博斌、张必清负责第一章、第八章的撰写；祝雅辉负责第二章、第三章的撰写；庄嘉琳负责第四章、第七章的撰写；杨荣海负责第五章、第六章的撰写；郑汉金负责第九章的撰写。
借本书出版之际，感谢昆明学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更要深深感谢为本书辛苦付出的各位作者。当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引用、借鉴了众多前人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在书中一一列出，在此谨向所有文献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作者学识水平有限，本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博斌2014年8月26日于昆明学院润泽苑第一章导论
近年来世界各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今后国际经济关系将会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由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逐步转变为区域组织之间的经济协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组织，并以此构筑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积极开拓国外市场，解决国内资源的瓶颈制约问题。
构建滇池泛亚区域，积极参与并推动次区域合作，是中国新周边外交和新区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区域发展需要，也为云南整体发展提供了机遇。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新格局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云南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
云南处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拥有面向“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从区位上，云南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并通过中东连接欧洲、非洲，独特的区位优势，凸显了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云南在我国对外关系上长期发挥着内陆门户的重要作用，早在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便造就了古代史上开放和鼎盛的云南。近代，滇越铁路的修建，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现实看，近年来，国家支持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战略，使云南从开放“末端”归位于“前沿”。因此，云南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如何找准战略定位，全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云南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打造泛亚区域合作升级版，发挥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高地作用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北上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东通过长江经济带可连接“长三角”，向西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连接印度洋沿岸国家。因此，云南是中国陆上连接东南亚南亚、通向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具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云南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是当前中国实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的重要对象，中国要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作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实验田。中国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变“国之交为民之亲”、以诚相待，为次区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将自身的发展惠及次区域其他国家、包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多样性等理念推动GMS合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要将GMS合作作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依托，打造次区域合作升级版，发挥好GMS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高地作用，进一步深化战略沟通与互信，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力争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内发挥合作潜力，共建“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要认真研究GMS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整个泛亚区域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互关系和战略结合点，遵循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条件和合作机制，实现相关战略规划的相互衔接和最优化配置，助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跨区域合作。第二节 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背景与意义
一、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背景（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与地缘经济地位的凸显
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是指边境地区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能改变其区位劣势，并创造出对外部市场接近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一体化政[1]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的作用下，将促进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必然和长期的趋势，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面对与不可回避的重要背景。
1.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大特征是开放性，既充分开发本区域内各种优势，[2]
又广泛参与国际市场。其发展的原因很多，但均离不开一条主线——竞争。在相互依赖和生存竞争的世界经济中，迫使各国通过走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竞争实体，以获得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为首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区域经济集团的广泛建立，起到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先驱作用。首先，它们以实现区域联合优势为基点，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总趋势下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不同形式等区域经济联合体，因而既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手段。其次，它们是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的，因而又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欧盟、东盟等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进展，事实证明了它们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最后，区域经济集团的背景及其模式、职能、前景等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全球化所决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进入了较高层次的一体化时期，欧盟、美加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等就是例证。各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都说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和基石，正在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2.地缘经济地位重要性的上升及沿边开放的急需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建立在地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概念。所谓地缘，一般说来是地理环境关系的简称，指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与世界人文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一定的影响，有着[3]一定的地理缘由等因果联系。所谓地缘关系，是指国家之间以地理空间为基础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环境等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合[4]作与对抗。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程日益加快，以及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在国际关系中一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政治关系与军事对抗的态势在不断发展，地缘政治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地缘关系必然从“争霸”向“寻求合作”的目的转换，与此相适应，地缘关系理论的重点也必然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地缘经济。地缘关系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揭示经济合作的地缘规律，为经济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思想。
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有效地运用于具体实践的指导当中，首先在图们江地缘经济区做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的推动工作。结合东北亚[5]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做了系统深入的工作，系统分析了图们江地区的地缘经济、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及其要素最佳配置途径，论述了图们江地缘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特点、运行机制、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与发展对策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地缘经济及地缘经济区的研究与开发将更为实践所需要。（二）中国—东盟处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核心地带
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合作，共建自由贸易区，就是顺应潮流而采[6]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从目前实践看，它正在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2013年，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额为4436.1亿美元，[7]较2012年增长了10.9%。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邻近，进行经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这为中国和东盟建构自由贸易区提供了重要条件，并成为双方携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动力。实际上，地缘的邻近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时，这种因素显得更为重要。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表明，今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也将像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样，是以板块形式出现的。在这样的格局中，地缘优势将显示出其特有的魅力，面向东南亚、南亚是云南最显著的区位特征。云南省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彼此间通道便捷，又同处于资源富集区。在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在全国拥有最好的区位优势，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最好，是最有可能先行一步，并率先取得成绩的一个省。
云南现已成为中国开拓东盟大市场的桥头堡和首选战略要地，蕴藏着无限和巨大的商机。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服务东盟、服务全国、服务各方中发展云南，这一决策符合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要求，有利于云南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会使云南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加合理，对外开放度大大提高，贸易成本下降，可以大幅提升云南的对外贸易额。据统计，2013年云南省与东盟贸易实现进出口额109亿美元，较2012年（下同）增长61%，再创历史新高，高于全省外贸整体增速38.1个百分点，占全省外贸总额的比重达42%，贸易重心地位进一步凸现。其中，对东盟出口67.5亿美元，增长83.5%；自东盟进口41.5亿美元，增长34.3%进出口均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云南省对东盟贸易呈现出新亮
[8]点。（三）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与相互作用
在国家层面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战略，以及区域层面推进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等，在中国西南地区正形成“叠加”态势并相互作用。中央从1999年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安排，并于2000年初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在《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了西部开发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等等。1999年，国家民委倡议发起了“兴边富民行动”，其宗旨是“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使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云南是较早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省区，2005年，云南在25个边境县（市）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总投资规模达200亿元。近几年，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又建立起了“泛珠三角”的合作发展平台。2004年6月1—3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召开，并由9个省区的省长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一指导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和发展的协议涉及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区域旅游合作、区域农业合作、区域劳务合作、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与卫生防疫等10个方面的合作内容。
以上区域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推进均涉及和共同作用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这一态势构成了本书选题与研究的重要背景。（四）云南边境地带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缘关系
云南边境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重要接壤地带，云南直接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并与泰国邻近。这一地带是中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陆路通道及经贸联系与合作的枢纽地区，具有国际河流、国际铁路、国际公路，边境两侧分布有越南首都河内、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和云南省会昆明等大城市，以及众多的中小城镇。云南边境地带现有国家一类口岸10对、地方二类口岸7对，还有一系列的边境互市点，经贸联系十分密切。边境地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地缘关系的特殊性，对边境跨国区域进行合作开发的研究与推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从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云南是整个亚洲的地理、地域和地缘中心；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昆明地处泛亚五小时航空经济圈。昆明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重要腹地，处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GMS四大经济板块的交汇点。云南本身紧邻缅、老、越三国，毗邻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云南在中国9个边疆省区中，有着其他任何省区都无法媲美的地理、地域和地缘优势。
二、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意义
研究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滇池泛亚区域经贸问题，建立以昆明为核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为框架研究，以国际贸易条件下的经贸合作发展为基本研究范式，使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对接起来，对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培育云南产业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出口加工基地、国际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旅游集散地，成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交通枢纽和信息交流中心，培育云南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这一选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紧紧围绕昆明在云南省桥头堡建设中担负着“云南绿色经济强省的龙头、民族文化强省的枢纽、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化门户和重要桥头堡城市”的定位，加速把昆明建成泛亚区域性国际中心，包括泛亚商贸中心、泛亚物流中心、泛亚信息中心、泛亚金融中心、泛亚[9]旅游休闲中心、泛亚行政商务中心等。（一）泛亚国际商贸中心
依托目前昆明市600多个商品交易市场，特别是已跻身全国十大综合批发市场行列的新螺蛳湾批发市场，已被列为国家对外经贸洽谈的五大交易会之一的“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构建以昆明中心城市为依托、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辐射云南省及周边国家的国际市场网络。根据区域合作的发展需要，发展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信息市场，吸引国内外商品和生产要素到昆明聚集，尽快形成能够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市场网络。（二）泛亚国际物流中心
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和桥头堡战略机遇，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现代物流中心。由原铁道部为投资主体并已开工的“昆明集装箱节点站”（该项目将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铁路内陆港）的机遇，充分利用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的契机，充分发挥昆明区位优势，依托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物流核心圈，以官渡金马—阿拉现代物流中心、呈贡国际现代物流中心、空港物流园区和安宁重要生产资料及磷煤化工产品物流园区为重点，大力建设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和专业化物流服务网络，力争把昆明建设成为中国国内和国际双向物流和立体物流相结合的国际性物流中心，形成“大通道—大物流—大商贸—大市场—大城市—大开放—大发展”的格局。（三）泛亚国际信息中心
目前，云南省以昆明为中心，通信光缆为主体，集数字微波、卫星通信等多种手段为一体的长途干线传输网络已基本形成，计算机网、广播电视网、宽带网初具规模，电信服务业、信息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信息咨询服务业有较大发展，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及与周边国家互联的科技信息服务网络。
一是昆明应该围绕第三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和数字电视等未来网络建设重点，继续建设和完善具有先进水平的通信基础设施。
二是建立智能化的直接用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和地理信息平台，为“数字昆明”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是以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电信论坛为契机，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建立云南区域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相关工作，以便逐步实现与周边各国的网络连接。
四是完善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的信息传输网络连接，并向中国边境延伸，使之与云南进行光缆对接，尽快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的信息通道，建设连接周边国家的泛亚光纤环网和移动通信网络。（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把昆明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对加快云南桥头堡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昆明市是1992年国务院批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城市之一，1996年国务院又批准昆明为中国25个金融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泰国泰京银行已在昆明设立分行，泰华农民银行、大成银行已在昆明设立办事处。随着昆明与东盟国家经济、技术、贸易、金融等方面交往合作的日益增多，应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中外金融机构集中、金融产品丰富、市场发达、信息灵敏、设施先进、服务优质、交易安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今后，昆明应该与东盟各国的主要银行开展合作，在昆明和东盟主要城市设立跨国中心结算银行，以便资金的进出和结算；建立云南与东盟国家之间实用安全、便捷互惠的资金流动和银行结算体系，最终形成以昆明为中心，内连内地各省市，外连东南亚、南亚的现代化电子金融平台。（五）泛亚旅游休闲中心
目前，昆明已跻身于“全国十大旅游热点城市”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并成为云南旅游网络的重要节点和辐射中心、连接其他省区及国内至东南亚旅游线路的重要枢纽，以昆明为节点的区域旅游经济圈正在形成。在此基础上，昆明应适应世界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多民族省份的中心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等优势，依托昆明最佳的人居环境和在国际上较高的旅游知名度，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特色文化、娱乐休闲、商务会展等旅游产业，把昆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和区域性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中心。（六）泛亚行政商务中心
充分利用昆明气候宜人、交通发达的独特区位优势和环境条件，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合作办事的公共事务平台以及商贸企业办事机构平台，把昆明建成执行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机构常驻地。
目前，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6个国家已在昆明设立了领事馆，有新加坡等4个国家的办事处，要争取其他东盟国家及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在昆明设立领事馆、商会、办事处。随着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不断加深，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昆明的国际化城市水平在不断提高。以中国国际旅游节和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为平台的国际商务活动每年在昆明举行，昆明的会展经济发展迅速，为国际和区域商务活动搭建了平台。[1]张荐华，陈铁军.欧美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及其启示[J].财贸经济，2004（2）：80-85.[2]黎鹏.提升沿边开放与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3]沈伟烈.关于地缘政治学研究内容的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01（7）：57.[4]王士君，陈才.论中国东北地缘关系及因应对策[J].人文地理，2003（6）：16-19.[5]陈才，袁树人.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图们江地区开发[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云南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滇桂合作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52-178.[7]2013年中国对欧美东盟贸易增长[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16/5743718.shtml.[8]云南与东盟贸易额创新高[EB/OL].http：//yn.yunnan.cn/html/2014-02/03/content_3063524.htm.[9]赵俊臣.昆明市在“桥头堡”战略背景下建设国际大通道枢纽对策研究报告[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7be02501014e97.html.第三节 滇池泛亚区域特点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1941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所划分出的世界泛区有四个：①泛美区，南、北美洲联合，以美国为主导；②泛亚区，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以日本为主导；③泛欧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以德国为主导；④泛俄区，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以苏联为主导。豪斯浩弗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这种泛区划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意、日轴心国的世界战略确有一定影响。德国在1941年前的向东进占东欧，向西击败法国，向南进入北非，其行为与泛区构想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东亚鼓吹的“大东亚共荣[1]圈”亦是这种泛区思想的体现。
而1995年底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修建一条超越湄公河流域范围，从中国昆明起始，经中南半岛五国、马来西亚，到达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的“泛亚铁路”的倡议，首次将“泛亚”和昆明联系在了一起。“滇池，作为人类共同的自然文化遗产，烟波浩渺，是具有内敛气质的自然景观；泛亚，则可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理解。广义上，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西亚这五亚乃至亚洲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欧、地中海沿岸、印度洋沿岸包括在内；狭义上，亚洲地区三个以上国家或两亚聚首，就可称为泛[2]亚。”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主要以云南昆明为中心，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经济与贸易合作。
二、滇池泛亚区域的特点
第一，在区域地理环境上，云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前沿门户，具有成为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中国走出去的国际战略大通道主要有4条，即东北亚通道、中亚通道、东南亚通道和南亚通道。从目前来看，连接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等国的东北亚通道和连接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中亚通道，因为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严重影响，加上冻土带、荒漠地区和高山冰雪等恶劣的自然环境，其通道作用与地位受到制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连接东盟各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国等国的东南亚通道和南亚通道生机和潜力则正日益凸现。云南既是东南亚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亚通道的关键环节，处于两个通道连接点上，是我国唯一能从陆路通向东南亚、南亚并沟通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两大板块（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形成两大市场（东盟市场和印巴市场）和利用两大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重要省份。而且，云南具有独特性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沿边优势，与东盟成员国中的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接壤，与广西、四川、贵州和西藏山水相连，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云南在中国和东盟间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我国走向东盟的一个重要桥头堡，也是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最具发展优势和潜力的省份之一，具有全国其他地方不可比拟和替代的先导优势。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优先考虑中国西部内陆沿边地方，将云南作为一个特定区域与东盟建立起一种区域贸易的意识，并由政府牵头对这个区域的贸易进行全盘规划和政策扶持与保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一个可能复合不同形式和特征的亚经济区类型，而且也具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开放沿海城市、创办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类似示范效应。
第二，昆明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中心城市，在发展经济贸易方面具有较强的辐射力。要形成一个成熟的区域经贸系统，必须有大中型城市的支撑和依托，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实现物流与人流的聚集。昆明作为云南的中心城市，正日益发挥着这种作用，并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昆明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陆域国际大通道中的一个重要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政治联系的陆路枢纽，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门户和重要通道。昆明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区域合作与交流中占有先机。目前，在航空方面，昆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达1000多万人次，已开通国内、国际及地区航线200多条。水路方面，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可以到达老挝、泰国和越南等国。正在修建的昆明到泰国曼谷的公路，在到达曼谷后，可通过曼谷口岸，到达周边其他国家。正在规划筹建的泛亚铁路由昆明出发，途经老挝的万象、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可达新加坡。昆明在“10+3”区域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除了区位优势外，昆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目前，昆明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进入西部地区的先进行列，并已形成了以机械、冶金、卷烟、化工、建材为主的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以生物制药、光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得到迅速发展。全市利用外资已占到全省的60%，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已成为全省对外招商引资的窗口，进区项目达到了1500多个。这些都为扩大对外交往、提高区域经贸水平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
第三，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云南贸易国辐射范围。云南作为我国唯一能从陆路通过东南亚、直接沟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省份，在连接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云南的辐射范围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次描述：从国内来说，云南贸易可辐射到川黔桂渝西南地区和广大西部地区，并且随着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的全面规划和实施，云南的铁路和公路将连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合作区域，架起连接我国西、中、东部地区的桥梁。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用未来十年的时间打造云南国际大通道建设，提出铁路五入滇的战略构想，将进一步扩大云南在国内物流辐射的范围。从国外来说，云南贸易能辐射到东南亚、南亚，并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连接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两大板块，形成东盟和印巴两大市场。
第四，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在社会文化上互相融合，这种文化上的互融性使云南与东盟、南亚更加具有区域上的共同性，为云南区域贸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文化支撑。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云南同东盟可谓是同根同脉。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很早就有了贸易。自先秦起，东南亚、南亚的海贝、琉璃等物品就被贩运到云南许多地区。此后，这种贸易持续不断。在贸易发展的推动下，云南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如鹤庆帮、腾冲帮等。这些商帮不仅在云南活动，而且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广设商号，从事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贸易活动。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民族跨境而居使得云南和东南亚、南亚的很多地区民风习俗和文化语言相近，大量的华人华侨客居东南亚。他们与所在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与中华文化同根、同族、同源，对发展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有很强烈的亲和力及认同感。特别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纽带，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开展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深化为一条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在公元前4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抵达印度平原。于是这条从我国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就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交通的唯一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云南在中原与境外国家之间的物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桥梁和纽带，使中原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通过此道源源不断地汇合于云南，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也为今天面向东南亚、南亚云南区域物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支撑。[1]王恩涌，王正毅，李贵才.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刘光溪.昆明站上泛亚区域金融合作发展制高点[EB/OL].http：//www.km.gov.cn/structure/sylm/kmxwxx_132486_1.htm.第四节 泛亚经贸合作目标与框架
一、主要目标
在对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往来现状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昆明（云南）区位优势，探讨昆明及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经贸合作、跨境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与其他金融合作的问题；构建滇池泛亚战略大通道及经济贸易物流体系，深化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东盟自贸区乃至泛亚区域的经贸合作。
二、主要框架内容
本书以区域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从系统分析方法入手，阐述了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国际分工与市场形成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发展的现状、人民币结算、金融作用及物流支撑等问题，对昆明及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经贸合作、跨境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与其他金融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面向东南亚、南亚滇池泛亚区域经济合作对策思路。根据以上思路，将本书的框架内容定为：
第一，在对本书的写作背景及意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界定了本书滇池泛亚区域的写作范围，并对该区域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梳理。
第二，国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深化发展的结果，在分析国际分工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影响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在新时期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滇池泛亚市场的形成。
第三，在对中国对外开放合作进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东盟“10+1”区域合作、南亚区域合作以及昆明在滇池泛亚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详细分析了滇池泛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对未来该区域的使用进了前瞻性的分析。
第四，首先回顾了滇池泛亚区域贸易往来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点，然后对滇池泛亚区域贸易往来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以云南国内国外的环境分析为依据提出了云南与泛亚区域发展经济与贸易的对策建议。
第五，从云南与周边国家出口人民币结算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入手，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在滇池泛亚区域跨境流动中的计价问题和稳定性问题，为滇池泛亚区域的人民币结算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对策参考。
第六，滇池泛亚金融合作对促进云南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滇池泛亚区域合作现状、合作基础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WOT方法对滇池泛亚区域的金融合作进行全面、细致的阐述，提出了推进滇池泛亚区域金融合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云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第七，在对滇池泛亚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策略，为推进滇池泛亚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八，从构建滇池泛亚区域物流体系的战略背景出发，在对滇池泛亚区域物流体系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功能定位。围绕滇池泛亚区域物流体系的战略目标与功能定位，从口岸、通道、城市群、物流枢纽站场等方面，综合构建了滇池泛亚区域物流体系，形成“大通道—大物流—大商贸—大市场—大城市—大开放—大发展”滇池泛亚区域物流发展格局，为滇池泛亚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第九，在界定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详细分析了滇池泛亚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并针对云南与泛亚的旅游合作背景提出了滇池泛亚区域旅游使用的模式与内容，为滇池泛亚区域旅游合作提供参考。第二章国际分工与滇池泛亚市场的形成第一节 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没有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就没有国际商品交换。国际贸易随着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处于不同时期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际交换活动的深度、广度和方式，进一步决定着双边和多边区域经贸合作的进程和发展。
一、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一）国际分工
一般认为，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国际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包括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的大小等；二是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各国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的进步是国际分工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国际分工的发展分为三个成熟阶段和一个正在发生的阶段：（1）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空前提高，分工空前加深。这次科技革命首先在英、法等工业国进行，而其他国家则处于农业国、原料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使生产力更加提高，分工更加精细。这次科技革命是在英、美、德等国进行的，其他国家在引进技术与机器设备的推动下，某些基础设施与某些轻工业和采矿业有一定发展，但仍不同程度处于初级产品供应国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3）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它导致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等。对国际加工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国际加工的形式和趋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国际加工的形式从过去的部门间专业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方向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专业化；零配件和部件的专业化；工艺过程的专业化。任何一个专业发达技术进步的国家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工业产品。当今世界，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它们各自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又形成更细化的分工。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阶段。（4）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被视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国际分工需要更向前发展。前面第三次技术革命世界产业发展实现了设备小型化和微型化，人类利用模拟技术开始初步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90年代人类快速进入到以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它以1993年9月克林顿宣布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标志，以信息产业的浪潮式飞跃发展为代表，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范围内的商务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全球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将使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商流更为畅通，要素资源的流动将进一步强化，因此要素组合分工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信息的全球化，将进一步带动资金流、物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组合，这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因素。而经济全球化必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要素组合分工的发展。其次，随着世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行，世界各国利用外资与特区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外部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本国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要素相结合，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和民族产业，从而促进要素组合分工的发展。最后，随着次区域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地缘要素组合分工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地缘要素组合分工是指涉及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国家以特定的区域诸如地缘结合部等特定的要素优势参与区域合作与分工，带动本区域及相关地区贸易与经济的发展，如图们江流域国际合作与开发、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与开发等。地缘要素组合分工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区位组合条件，鉴于世界各国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次区域合作与地缘要素组合分工的发展将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也将对世界生产力分布的区域格局产生影响。
第二，区域性分工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1]集团化、区域化，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各利益集团组织将以集团、区域为整体形成区域壁垒，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对外展开交换与分工进而形成区域性分工。不仅如此，一些跨区域组织亦将在此基础上形成跨区域性分工，如亚欧会议、拟建中的环大西洋集团。
第三，全球性水平分工将得到发展。随着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化，全球科技发展呈分化态势，世界科技中心多极化日益明显，在未来的高科技研究与开发中无论哪个国家都很难取得整体优势，高精尖领域的科技合作将走上前台，这给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根据本国优势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会。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是针对世界各国科技生产与开发群体协作而言的，因此可称之为全球性水平分工。
第四，产业内分工不断深化。随着消费的进一步个性化，可以预见部门内产业分工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部门间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仍是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南南合作、南北合作、西西合作将对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生产要素对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如果说农业革命时期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和资源，工业革命时期核心生产要素是资金和资源，那么知识经济信息革命时代核心生产要素就是人力，掌握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环节。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
第六，国际分工中心的多极化。随着亚太经济的日益活跃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国际分工中心的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分工美日欧三极中心将向多极鼎立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国际关系也将由冷战时期的板块结构向支点结构演变，即未来将是多极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由国际政治关系，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2]所影响形成的垂直分工以及水平分工都将会由此产生变化。
第七，国际分工发展的轨迹呈现“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部国际分工”态势。在产品内部国际分工中，产品的整个价值链条被分割成研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其中研发和销售都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把持着，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的是中间的生产和加工环节。整个产品价值链中，各个部分的价值构成可以被看成一条“微笑曲线”（如平均成本曲线一样）。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一些加工费用，而产品附加值最高的部分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总部牢牢控制，其中研发和销售都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把持着，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的是中间的生产和加工环节。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逐步被边缘化。所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资，确实增加了GDP，但是利润却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近两年来，对中国现实分工地位的研究已经演化为有关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和争辩。“世界工厂”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或区位的生产结果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制造品。世界工厂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生产的成熟发达，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或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能力，表现为占有世界工业品出口的相当份额。（二）国际分工主要学说
伴随着近现代国际贸易的出现，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深入地研究了国际贸易的原因、影响、利益分配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同时，像经济学理论一样，不同流派、不同信念的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电子实务时代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大体上划分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又可以分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价值等。
1.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
从比较成熟的近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看，奠定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和地域分工学说，认为一国以其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地域分工的利益。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说，认为各国不仅可以以成本绝对低廉的产品参加国际贸易，而且可以通过相对成本的比较，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比较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为19世纪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提供了依据，并对后来的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对国际贸易成因进行解释的第一个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1）绝对成本说。亚当·斯密通过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详细论述了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他的国际贸易理论宣扬的是自由贸易主张，为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言，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行为建立理论上的合法性。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世界上只有英国和葡萄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分别生产布和酒这两种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两国生产同样单位的两种产品时，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同，如表2-1所示。
表2-1中显示了英国和葡萄牙生产每一单位布和每一单位酒所需要投入的劳动。每单位布的生产在英国需要4个单位的劳动，在葡萄牙则需要6个单位的劳动。可以看出，英国生产布的绝对成本比葡萄牙低。每单位酒的生产在英国需要投入8个单位的劳动，而在葡萄牙则只需要投入3个单位的劳动，因此葡萄牙生产酒的绝对成本比英国低。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就可以在布和酒这两种产品上形成分工。由于英国生产布的成本更低，英国就专业化地生产布；葡萄牙生产酒的成本更低，葡萄牙就专业化地生产酒。也就是说，两个国家没有必要把自己有限的资源同时用于两种产品的生产。每个国家只需要生产绝对成本更低的产品，然后出口，以交换别国绝对成本低（本国绝对成本高）的产品。国际贸易因此就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由于亚当·斯密是用贸易国产品绝对成本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因此他的这一学说被称为“绝对成本说”（Absolute Cost）或者“绝对利益理论”（Absolute Advantage）。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是对分工理论的扩展。在国内正确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就产生了错误。在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葡萄牙生产每单位酒需要投入10个单位的劳动，而不是3个单位的劳动，那么两国之间还可能开展国际贸易吗？按照绝对成本说，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发生贸易，因为葡萄牙在两种商品上都不具备成本的绝对优势。但现实中，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际贸易却屡见不鲜。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能够正确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成因，只是正确地说明了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基础，却没有找出决定国际分工的原因。（2）比较成本说的历史背景。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确立统治地位，地主阶级的势力还很强大。1815年，在地主阶级的推动下，英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小麦进口的《谷物法》。这一法令对地主阶级和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截然不同。对地主阶级来说，小麦进口量的减少导致小麦价格上涨，相应地，英国国内的地租也就跟着提高，给地主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对以经营纺织业为主的资产阶级而言：首先，小麦价格上涨使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小麦，导致畜牧业萎缩，羊毛产量减少，增加了纺织业的成本；其次，小麦价格上涨同时还促使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这同样增加了工业成本；再次，在消费者方面，小麦价格上涨使得人们用于食品的开支增加，这就减少了用于工业品的支出，工业品的销售量受到了影响，资本家的利润也就减少了；最后，英国限制小麦进口将导致别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比如说限制来自英国的工业品的进口，这也使资本家蒙受了损失。因此，《谷物法》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利益。比较成本说和其他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反对《谷物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努力，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这其中李嘉图的学说功不可没。（3）李嘉图模型。第一，假设前提。李嘉图的理论中包含了一系列假定前提。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布和酒），产品的生产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假定两国投入的劳动量不发生变化；两国的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充分就业；两国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在国际不能自由流动；国际贸易中不存在运输成本；两个国家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开展国际贸易；也不考虑技术进步。
在这些假定下，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表来说明李嘉图的理论，如表2-2所示。
表2-2与表2-1唯一的区别就是葡萄牙生产一单位酒所需要的劳动是10个单位。也就是说，与英国相比，葡萄牙生产每一种产品的成本都比英国高。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国际分工，从而也就没有贸易。但李嘉图认为，即使两个国家不存在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国际贸易也可能发生。
第二，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在李嘉图模型中，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是：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比较成本差异，或者说相对成本差异。表2-2表明，英国生产布和酒的成本都比葡萄牙低。但是，英国生产布的成本比葡萄牙低33%[（6-4）/6]，而生产酒的成本比葡萄牙低20%[（10-8）/10]，因此英国生产布的比较优势更大。对葡萄牙来说，两种产品的成本都比英国高，但葡萄牙生产布比英国的成本高50%[（6-4）/4]，生产酒的成本则比英国高25%[（10-8）/8]，也就是说葡萄牙生产酒的劣势更小。李嘉图认为，由于存在这种相对成本的差异，两个国家没有必要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可以进行分工。英国可以专业化地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大的布这种产品，葡萄牙可以专业化地生产并出口比较劣势小的酒这种产品，国际贸易也就因此而发生。由于李嘉图从比较成本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成因，因此这一学说被称为“比较成本说”（Comparative Cost）或者“比较利益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第三，国际贸易的充分条件。存在比较成本差异就具备了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但国际贸易并非必定发生。两国是否开展贸易，还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因此，国际贸易的充分条件是：两种商品的国际交换比率介于两国国内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之间，且不等于任何一国国内的交换比率。
如果我们以生产成本来衡量商品的相对价格的话，在英国国内布和酒的交换比率就是1:0.5（4/8），或者说在英国，1单位布可以换得0.5单位酒。在葡萄牙，布和酒的交换比率是1:0.6（6/10），或者说1单位布可以交换0.6单位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能够用1单位布在国际市场上换回大于0.5单位的酒，它就愿意进行贸易；葡萄牙如果能以小于0.6单位的酒在国际市场上换回1单位布，它也愿意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国际市场上两种产品的交换比率必须介于两国国内的交换比率之间，比如说1:0.55。按照这个交换比率，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用1单位布能够比国内多换得0.05单位酒，葡萄牙在国际市场上换回1单位布可以比国内节省0.05单位酒。双方通过贸易都获得了利益。国际交换比率为什么不能等于两国国内的交换比率呢？如果国际交换比率是1:0.5，英国在国内就能完成两种产品的交换，就没有必要与葡萄牙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对英国来说无利可图。葡萄牙的情况同理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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