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维中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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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应急十年(2003-2013)试读：
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卫生应急十年: 2003～2013/杨维中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ISBN 978-7-117-19244-6
Ⅰ.①中… Ⅱ.①杨… Ⅲ.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卫生管理－概况－中国－2003～2013 Ⅳ.①R1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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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中国卫生应急十年( 2003—2013)
主 编：杨维中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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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书号：ISBN 978-7-117-19244-6/R·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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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疫情突袭了中国。在短短的数月中，借助于现代社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SARS疫情迅速蔓延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波及30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总计8422例SARS感染病例，其中916例患者死亡。SARS疫情不仅对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巨大危害，还对中国政治、经济、贸易、旅游、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乃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都带来不良影响。SARS的快速蔓延，充分暴露了当时中国卫生应急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应对能力的严重不足，充分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欠账太多。SARS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巨大威力与破坏力，重新认识到传染病仍然是当今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SARS成为印刻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上的一道抹不去的印记。SARS的暴发和应对，促使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其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促进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的树立和落实。SARS成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转折点。SARS促使了各级政府从国家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卫生事业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视卫生为“一种支出，而不是投资”的认识，卫生不再被视为“资源消耗”，而转变成了“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对包括卫生应急事业在内的卫生事业建设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巨大的投入，使中国卫生应急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卫生应急工作的基础建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SRAS之后，中国卫生应急队伍又经历了四川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多起人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手足口病流行、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新疆输入性脊灰野病毒疫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处置，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等事故灾难和2009年新疆“7·5”事件、2010年南京“7·28”爆燃事故等社会安全事件的医学救援，汶川特大地震、舟曲泥石流，以及青海玉树、雅安芦山、云南彝良地震等自然灾害后的医学救援和卫生防病，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等卫生应急工作的磨砺。中国卫生应急工作越来越依法科学、有力有序，其决策、处置的能力和取得的成效，都是世界瞩目的。
2013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组织启动了《中国卫生应急十年( 2003—2013)》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本书力求以纪实的方式，准确、全面展示SARS后十年中国卫生应急“一案三制”建设——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卫生应急法制、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和卫生应急工作机制建设，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医学救援，重大活动卫生保障和卫生应急文化建设等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对中国卫生应急工作今后面临的挑战及展望做了初步的探讨，希望更多的人关心、支持中国卫生应急事业的发展。
本书在编写、审稿、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的直接指导，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在编写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各位编委和参加编写的专家本着客观、准确的指导思想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收集、整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苦劳动。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编写的领导、专家和同事们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编写时间所限，难免存在不妥和错漏之处，希望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杨维中2013年8月于北京Table of Contents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中国卫生应急的历史沿革、作用与地位第三节 中国卫生应急近十年的主要成就第四节 中国卫生应急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展望第二章 卫生应急法制体系基本建立 第一节 中国首部卫生应急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节 中国卫生应急法律体系第三节 国际卫生条例第三章 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基本建立我国卫生应急管理体制第四章 卫生应急机制不断健全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预防与应急准备机制第三节 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机制第四节 决策指挥与应急响应机制第五节 联防联控机制第六节 风险沟通机制第七节 社会动员机制第八节 国际合作机制第九节 保障支持机制第十节 激励奖惩机制第十一节 事件评估机制第五章 卫生应急预案体系逐步完善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卫生应急预案框架与管理第三节 总体预案第四节 专项预案第五节 部门预案第六节 单位预案第七节 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完善第六章 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全面加强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建设第三节 监测预警系统建设第四节 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第五节 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第六节 卫生应急培训与演练第七节 基地建设第八节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与保障能力建设第九节 卫生应急科研能力第十节 基层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第七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成效显著第三节 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的建议第四节 案 例第八章 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显著提高 第一节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现状第二节 紧急医学救援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第三节 加强我国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的措施建议第四节 案 例第九章 重大活动卫生保障能力提升 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2008年北京奥运卫生保障第三节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卫生保障第十章 中国卫生应急观念、文化及学科建设不断拓展 第一节 卫生应急观念明显转变第二节 卫生应急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第三节 卫生应急学科建设逐步提高第十一章 中国卫生应急挑战与展望 第一节 中国卫生应急工作面临的挑战第二节 中国卫生应急事业未来发展的展望参考文献第一章 绪 论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突袭了中国。在短短的数月中，借助于现代社会四通八达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SARS疫情迅速蔓延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快速波及全球五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总计8422例SARS感染病例，以及916例患者死亡。在疫情初期信息缺乏、谣言四起、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疾病本身的传染性、致死性及其诱发的公众恐慌情绪的传染性相互叠加，成倍地放大了传染病的威胁和影响。特别是借助于广泛的媒体聚焦、舆论聚焦所形成的疫情信息爆炸性的报道，也将危机发生地的集体焦虑和恐慌等情绪向四处传递，使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舆论焦点。
SARS疫情，让公众认识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领教了它的巨大威力与破坏力。通过各种内外影响因素与关联机制的介导，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一系列连锁危机的形成，进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旅游、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乃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带来重大影响。此外，SARS疫情的冲击也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SARS成为印刻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履历上的一道抹不去的印记，促使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其发展路径和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将健康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SARS的暴发及其快速蔓延，充分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欠账太多，凸显了中国社会卫生应急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应对能力的不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极大地推动了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全面加强，同时也促进了卫生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第一节 概 述
卫生应急是指为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公共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而采取的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和技术活动总称;同时，也是控制和消除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危害而采取紧急医学救援和卫生学处理的活动。其主要活动包括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现场调查与处置、紧急医疗救援、危机沟通、心理援助、恢复和重建等活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职业中毒和其他群体性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事件。
卫生应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卫生应急主要是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人们所采取的紧急响应、处置和控制措施。而广义上的卫生应急则不仅仅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紧急应对行动，还包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由其他自然灾难、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危害事件所采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预防、响应处置、恢复重建等全部活动。
卫生应急管理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预防与准备、响应与处置到恢复重建过程所实施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评估等活动的总称。它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变周期的全程管理活动，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预防、消减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和影响。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同传染病疫情以及各种重大灾难和突发事件斗争的历史。20世纪以来，各种传染病疫情和突发事件逐步呈现出一种多发、频发的态势，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现代社会。各类突发事件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及其应对能力的高需求性，使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现实考验。因此，如何提升政府应急管理的能力已成为各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3年中国政府、社会、民众合力抗击SARS疫情的全过程，正式开启了我国卫生应急管理与实践的新时代。经过十年突发事件应对风雨的洗礼与锤炼，特别是在经历了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2009年的全球H1N1大流感、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H5N1和H7N9禽流感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艰苦磨砺，中国的卫生应急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第二节 中国卫生应急的历史沿革、作用与地位一、中国卫生应急的历史沿革
回顾我国卫生应急工作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斗争、不断蜕变、不断成长发展的历史。其过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改革开放——SARS暴发”、“SARS之后”三个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中国不仅面临着各种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觊觎之心，同时还要面临着各种瘟疫的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政府高度注重卫生体系的建设，成立了从中央、省、地(市)、县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有医政、药政、卫生防疫等部门，负责管理辖区内的卫生工作。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建了起了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其主要任务是运用预防医学理论、技术，开展卫生防疫的监测、监督、科研和培训等项工作。
执政之初的中国政府，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即是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寄生虫等疾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威胁。就在新中国解放前夕，一场不期而遇的突发鼠疫疫情就向东北解放区袭来，在经历了最初的小范围恐慌之后，新生政权就借助于卓有成效的指挥和管理，在短短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就将鼠疫疫情完全控制。疫情的有效处置彰显了年轻共和国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高效管理和处置能力，成功地保护其免受重大疫情蔓延可能带来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冲击。1949年7月中旬，在察北专区察哈尔盟草地前音口村，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因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此事并未引起关注，疫情遂传至察北专区康保境内的察汉崩崩村。进入10月份后，死亡人数逐步增多，居民开始恐慌起来并四散逃亡，遂将疫情传染给周围的几个地区。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鼠疫就从察汉崩崩村、康保蔓延至张家口东南的姬家房村附近，波及10个村子、300余里，发现鼠疫患者69人，死亡66人，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 1)察北专区采取的相关措施10月21至25日，先后成立了察北专区防疫指挥部和察哈尔省防疫灭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地区内的所有行动。此后，察哈尔省政府下发省委决议，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在疫区与非疫区均应展开清洁卫生运动，广泛地消灭疫菌媒介——老鼠、跳蚤。( 2)中共中央采取的相关措施10月27至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制定出台了各项紧急应对措置和办法，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成立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建立经常办公制度等。中央防疫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除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外，立即组织防疫大队到疫区开展防治工作。( 3)华北当局采取的相关措施随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通知，要求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好充分有效的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10月29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疫区军民应即以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军区督促所属单位布置灭疫防疫工作。为了响应政府防治鼠疫的号召，华北各地迅速行动起来。从鼠疫疫苗生产、到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大范围的灭鼠行动，以及一系列有针对的预防和治疗行动的开展，使得自1949年11月5日起，疫区未再继续发现鼠疫患者。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封锁解除，鼠疫防控工作胜利结束。
1.卫生应急工作的组织管理
1949—2001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的各级卫生行政机构与专业技术单位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应急机构以及专家组织。卫生行政机构主管防疫、医政、卫生监督的部门以及卫生防疫站的各业务科室则是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和处置的主要机构，各级医疗机构则是医疗救援的主要责任单位。上述机构平时主要做相应的业务工作。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后，卫生行政部门会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可能的趋势，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力等多种资源立即投入处置工作。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技术机构的行政(业务)办公室是卫生应急工作的协调管理部门，在领导的指挥下，组织各有关部门应对突发事件。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主要凭借政府强大的组织和动员社会的能力，甚至是政府高层亲力亲为指挥应对，来确保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指挥、组织、动员、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得以有效解决。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过程中，更多的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临时性紧急应对策略。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各级政府通常会放下日常工作，组织临时应急指挥和管理机构，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的机构和资源来全力应对。
2.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中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卫生工作方针中，特别强调了预防第一、群众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等项工作的重要性。公共卫生工作始终被置于一个高度优先的位置，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了确保“预防第一”的政策方针真正得以落实，中国政府在政策规划与制定、组织机构配置、制度保障、实施方案制定、实施策略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应对各种传染病暴发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其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预防第一”真正成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强调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重视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秉承中国几千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学思想与智慧，将“预防第一”置于卫生政策的突出位置，并将其作为四项卫生工作原则中最为核心的原则。充分认识到“预防第一”是指导传染病防控最经济、有效的策略，并以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及制度的支持和保障。此外，在具体实践中，重视将预防为主贯穿医疗、卫生、保健工作的全过程。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基本消除或大部分得到控制，大部分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迅速下降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
(2)资源保障机制:
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政策实施所需的必要资源和条件，从筹资、组织、制度保障等方面为“预防为主”的政策落实提供了支持。首先，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公共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其中包括国家、省、市、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生宣教等机构，为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政府为上述机构的运行建立了基本的筹资机制和经费补偿机制。其次，通过城市基层医疗机构以及农村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的建立和完善、卫生人才的培养以及其他相应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出台，为预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和组织制度保障。
(3)政治动员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成功地运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优势，善于利用和挖掘执政党或政府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探索和实施了通过政治运动和社会宣传、倡导等多种模式有机结合的政治动员模式，这种机制的建立对有效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二是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和宣传倡导。
(4)探索了“政府主导+群众运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模式: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遭受传染病威胁的状况，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群众广泛参与是打赢防治传染病这场硬仗的力量源泉。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创新性地提出“依靠群众，实施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原则，从而为社区民众参与卫生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1952年，国务院在《关于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中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爱卫会，并由各级政府来直接领导。从而为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从领导、组织，到实施模式的确立，并为后来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实践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5)健康教育知识传播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困扰我国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顺利开展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恶劣的环境、卫生条件，群众不健康的生活习俗和不良的卫生行为，以及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的各种病媒生物和因素，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健康知识宣传和教育运动。通过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广泛的防疫知识宣传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特别是通过对相应活动的有效领导、组织和督查，推动了从知识到行为转化、到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具体落实。
3.卫生应急不足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应对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绩斐然，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段时期更多的是在应对突发卫生应急事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专门的卫生应急管理部门和技术机构，缺乏卫生应急事件应对的法律法规、应对预案以及相应的制度性安排，资源不足，技术手段单一，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1)疫情信息严格保密:
长期以来，中国将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视为秘密而不允许公布。这种疫情信息的管理方式，客观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基层医疗卫生部门的快速应对。由于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疫情信息并及时启动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理机制，可能导致传染病疫情的应对错过最佳的处置时机，并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政府实施的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保密的管理方式一直延续到SARS后才发生重要的转变，也促使多部门信息发布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和进步。
(2)采取临时性的突发事件领导指挥小组进行应对指挥:
建立临时指挥部来指挥和协调传染病疫情的处置，这是过去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的最常见的做法之一。尽管这些临时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统一指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但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是一项日常性工作，光靠临时性的采取应对措施是不够的、也是不系统的。临时性领导小组还可能会增加错失良机和处置不当的风险，进而可能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失当的严重后果。另外，由于缺乏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对卫生应急工作的日常管理，在应对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或者教训，没有持续收集、整理和传承。
(3)缺乏应急法律、法规及预案等制度和规范的安排:
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由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往往会出现盲目、无序的应对场面。法律、法规以及应急预案的制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提供了科学、程序化的行动路线图，并明确了各参与方的具体任务和职责。
(4)缺乏应对的资源和技术手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常常面临以下十分突出的问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影响及应急管理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危机管理水平落后，应急管理知识与能力缺乏;政府对卫生应急工作的相应资源投入不足;公共卫生技术机构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数量不足;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良好的危机沟通和协调机制等。上述多种问题的存在，导致难以科学、有序、高效地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改革开放——SARS暴发
从改革开放到SARS暴发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机构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很多地方实施了以GDP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政策，认为公共卫生仅仅是支出，对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严重不足。此外，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疾控系统、特别是对基层卫生系统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很多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纷纷转向有经济收入的卫生工作，而对传染病、慢病防控等重要工作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明显减弱。其结果是公共卫生组织，特别是基层卫生组织功能萎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整体不足。
SARS危机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的各种缺陷，也反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上的总体缺失。在危机日趋常态化和多样化的今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地区、一个组织和机构的范畴，其应对过程是一个动态、多变、复杂的社会系统行动，需要运用综合的社会策略去解决。在这段期间，我国关于卫生应急的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政府职能缺位和投入不足
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支出比例逐年下降，最低点到2002年的15%左右。而在这有限的政府投入中，医疗机构又往往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就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来讲，政府拨款也由最初的100%逐步下降到不足50%。政府对公共卫生机构投资的不断下降，使得很多基层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机构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在有些基层单位，不但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甚至连员工的基本工资都难以保证。在这样一种窘困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都下降，给我国曾经有效控制的一些传染病死灰复燃留下隐患。
2.预防不足
在医疗服务市场化、政府投入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预防第一的卫生政策日渐弱化。来自医疗机构内部的分配机制、经济激励机制的驱动，以及来自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政府补偿机制的严重弱化，促使医院和医生更关注能够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项目，而对无利可图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的重视程度下降。虽然在政策层面，政府始终将公共卫生置于优先位置，然而政策实施层面，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制度资源的支持和保障，导致公共卫生机构服务逐步弱化，不仅使其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数量和质量下降，同时也严重弱化了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整体应对能力，这为后来的SARS危机发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和隐患。突发性事件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又不是完全不可预防的。如果全社会始终如一地遵循预防第一、常备不懈的方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也能迅速启动应急处理机制，使疫情得到及时控制。
3.政府对卫生应急事件的预警不足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即启动了对一些重点疾病的监测工作，如传染病监测、医院门诊流感哨点监测、重点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由于缺少主动监测和突发事件后的跟踪监测，导致人们难以对各类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情况进行前瞻性的分析、预测，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预警，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缺乏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的监测和报告系统，导致一些突发事件的征兆难以早期发现，并得到及时处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由于错过最佳应对时期而付出巨大的社会应对成本。
4.应急准备不足
SARS暴发之前，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也没有一套完善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缺乏专门和常设的危机管理组织机构。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法制体系以及统一、高效、权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与机制。(三) SARS之后
2003年短短数月但冲击力极大的SARS疫情，为中国政府和社会进行集体反思提供了重要契机，人们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唯GDP导向的发展思路、公共卫生系统投入与职能的长期弱化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场始于传染病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贸易连锁危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中国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到卫生应急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全面启动了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
1.建立并不断完善卫生应急体系 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政府着重从两大方面着手开展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围绕保障卫生应急组织功能系统有序运作的各种法律、制度等规制系统进行了全面建设，其重点是通过系统组织规制体系的建立，确保卫生应急系统不同组织机构间、各子系统间能够相互关联、行动有机协调和互动。另一方面重点加强了中国卫生应急管理、专业技术机构的组织建设以及人、财、物、信息、技术等应急基础资源和设施建设的投入。
2.围绕“一案三制”(预案、法制、体制、机制)，着重加强了卫生应急的法律体系、预案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SARS以后，中国重点强化了以“一案三制”为基本内核的制度体系的全面建设工作。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涵盖卫生应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技术规范和标准等内容的卫生应急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了包括国家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单位预案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此外，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核心，由专业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公民等共同参与的组织机构体系和管理体制，明确了不同组织、机构和部门的责权和相互关系。并通过卫生应急的具体实践活动，不断建立和完善了卫生应急的组织管理和应急处置关键环节的各项应对机制。
3.不断强化对卫生应急基础资源、设备、设施以及人员队伍的建设 SARS以后，中国强化了对人、财、物、机构、信息、技术、资源等应急组织机构众多基础资源要素的重点投入。从SARS后启动的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本建设、设备等硬件投入，到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投入，以及其后启动的对各级卫生应急队伍建设、人员培训、演练、基地建设、物质储备、重大科研项目启动等活动，有力地提升了各类卫生应急机构的基础能力。
4.完善卫生应急系统结构和功能，加强各子系统能力建设 SARS之后，中国在应急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对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设计，以形成相互关联的多个功能的子系统。分阶段、有重点的对预防与准备系统、指挥与协调系统、响应与处置系统、资源保障系统、信息与决策支持系统等子系统加强建设，使各子系统的功能得到了逐步完善。
5.卫生应急的各项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SARS之后，中国围绕应急能力建设这一核心目标和建设内容，着力加强了监测预警能力、实验室检测与诊断能力、现场处置能力、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卫生应急文化和学科建设以及卫生应急科研能力提升等为核心内容的能力建设工作。通过倾斜性的资金投入、设备设施配套、人员能力培训，以及各项配套政策、制度的落实和推动，特别是经过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实践的锻炼，以及一系列大型活动卫生保障工作的成功开展，使我国整体卫生应急能力有了全面的提升。二、中国卫生应急的战略地位、作用与发展观(一)公共健康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SARS的暴发和应对过程，使中国政府和社会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卫生应急体系存在的巨大不足，使人们深刻体会到了公共卫生对保障人类健康安全的极端重要性。SARS后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积极应对和高效处置，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我国公民的健康安全，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中国政府、民众和社会，深刻认识到了公共健康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将其逐步提升到与国防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二)卫生应急工作的作用:应急能力成为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SARS以后，卫生应急工作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卫生应急体系的作用和地位已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广泛认同。各级政府不仅从国家公共安全的战略高度对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且在卫生应急政策、法律法规、基础设施、设备、人、财、物资源和基地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建设和投入，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卫生应急工作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已经成为考验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卫生系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三)形成了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和应对的策略
中国政府和社会在不断总结SARS以及其后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应对策略。整个体系建设过程体现了强基础、重能力、重点突出、循序渐进的策略。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依法规范、科学有序、预防与处置并重等卫生应急策略。(四)从系统规划和战略布局视角对卫生应急反应体系进行总体设计
近十年的发展，卫生应急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应对、从事件应对到风险管理等一系列发展思路的转变。对卫生应急体系发展的谋划更具有主动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尤其注重从系统规划和战略布局的角度对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安排。从最初的重视基础设施、设备等硬件投入，转移到重视软件硬件投入相结合，并从制度、体制、机制系统和全局的观念来不断发展和完善应急体系建设的内容。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方式也从最初的被动应对和处置，转向通过强化预案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及体系能力建设、风险筛查等工作，实现前瞻性的主动预防、准备和应对。(五)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
SARS以后，我国针对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硬件普遍缺乏、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基础薄弱、能力缺乏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了重点建设。此后，围绕国家卫生应急工作规划的要求，对卫生应急系统的其他薄弱环节进行不断建设，实现了重点发展和均衡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目前，已经初步构建了以应急管理指挥系统、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应急救援系统、卫生监督等系统为主干的卫生应急组织体系。此外，为了确保卫生应急体系的有效运行，重点围绕应急体系的各种资源保障体系进行重点建设，初步完成了卫生应急组织体系与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工作。
随着我国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基本框架的初步构建和完成，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又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目前，围绕应急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夯实和细化卫生应急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一支队伍、一套机制和五个系统”的工作目标，即建立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专业化卫生应急队伍，健全卫生应急工作机制，完善应急的组织管理、指挥决策、监测预警、物资储备和调运、科技支撑五个系统。以期形成统一指挥、布局合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卫生应急体系，推动我国卫生应急管理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第三节 中国卫生应急近十年的主要成就
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卫生应急管理组织体系、职能不断完善
SARS后，依据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构建原则，组建和明确了全国卫生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我国的卫生应急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专业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组成。政府及卫生应急相关机构包括卫生应急指挥机构、日常管理和工作机构、专家咨询委员会及专业技术机构。
国务院成立了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办公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2004年3月，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设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并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机构组织体系，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目前，全国已建立了由医疗、公共卫生、法律、管理等多专业组成的专家库、委员会等卫生应急的技术咨询和学术机构，制定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专业技术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除了政府和卫生应急技术机构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应对重大、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供各种资金、物资、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的帮助，例如，2009年应对甲型H1N1流感中，10家疫苗企业的积极参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应用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国家之一。公众参与和国际社会合作亦成为卫生应急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SARS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基本原则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随着卫生应急管理机构的逐步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尤其是通过在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断地摸索与历练，卫生应急管理职能从过去分散于各部门、各机构转变为统一管理。主要履行应急值守、综合协调、保障指导三大职能。应急值守就是抓好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和值班工作。综合协调是沟通上下级、收集各方情况、汇总各类信息、打造中心平台、督办落实措施、建立良效机制。保障指导包括保障储备、检查督导及应急队伍的培训与指导等。
我国各级政府全面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做到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快速处理，提升了应急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效率，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目前，已初步形成以法治为基础，平时与战时、常态应急准备与非常态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二、卫生应急法制体系基本建立
经过十年的建设，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和管理操作四个层面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覆盖卫生应急全过程的卫生应急法制体系。
2003年紧急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成为我国首个专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规。以法规形式明确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众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力、责任和义务。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规范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共同行为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已确立，为有效实施应急管理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和法制保障。
根据SARS疫情应对过程中出现的不足，相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以下简称《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法律及其实施细则或者条例进行了修订，这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促进了卫生应急法制体系的建设。
在突发事件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实施，以及突发事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制定的推动下，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有关文件111件。我国已经建成由《宪法》为根本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为基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等具体专门法规文件构成的卫生应急法律体系。三、卫生应急预案体系逐步完善
应急预案是在应急法律框架内为实施应急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工作规范和方案。2003年SARS后，中国政府全方位启动了应急预案体系建设。通过十年的努力，预案体系的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部分到较为全面、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发展过程。随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在规律认识的不断提升，在制定预案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对应急预案内容的不断完善、预案质量的不断提高。通过不断改进卫生应急预案的规范性、实用性和操作性，使预案的整体质量和指导性有了很大的改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包含《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专项预案;《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卫生部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卫生部核事故和放射事故应急预案》、《国家鼠疫控制应急预案》、《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等部门预案，以及各地方的卫生应急预案。应急法律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我国卫生应急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四、卫生应急机制不断健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过程，是政府、专业卫生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合作开展卫生应急活动，并使之成为高效有序的行动模式的过程。它需要多部门、多环节、多要素、多行动的有机协调和配合，从而实现在整个过程中合理、有效组织、协调各部门，组织动员各界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
十年来，卫生部门系统总结了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逐渐形成了以法律为依据，以应急制度、体制为基础，以程序化、规范化管理为特征，确保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内各要素之间、合作主体之间以及各系统间的有机关联、相互协调的综合性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其中包括保障各级、各类组织有效合作的多部门的协调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社会动员机制;确保卫生应急人、财、物、信息等各项重要资源有效配置、储存、调配和使用的应急资源保障机制;围绕卫生应急预防、准备、响应、恢复过程而建立起的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准备与响应机制、应急评估与奖惩机制;围绕卫生应急的关键和重点环节而建立起的风险评估机制、决策指挥机制以及风险沟通机制等。
总之，通过十年的不断努力，中国卫生应急机制的建设活动已经逐步深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各个方面以及应对全过程的各个关键环节，在部门间、地区间、系统和机构间建立起了有效协调、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可以说，一系列卫生应急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卫生应急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管理和应对过程，对实现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高效、有序、科学、规范等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五、卫生应急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
SARS之后，我国在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应急队伍建设、信息与技术平台建立、装备配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投入。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各省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的大楼建成启用;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信息管理系统和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对各级卫生应急人员大范围的应急培训、应急队伍建设、基地建设、物质储备及重大应急科研项目启动。以上一系列基础和设施的建设和强化，使卫生应急工作基础得到不断改善，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开展突发事件医疗救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卫生应急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提升了各类卫生应急机构的综合能力。六、卫生应急观念和文化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
经过SARS等一系列重大疫情的洗礼，中国政府和社会认真总结了抗击各类重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其应急管理观念发生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信息公开。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应急能力建设、应急响应、应急队伍管理等方面均体现这一核心理念。2003年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强化了预防为主、重视卫生应急准备工作的方针。从建立健全法规和预案体系开始，到成立专家组织和各类卫生应急队伍，开展培训演练，重视卫生应急科研，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储备和调用机制，动员社会参与卫生应急工作，实现了卫生应急工作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从“重处置”到“预防与处置并重”的重大转变。
2006年，卫生部制定了《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以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发布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有关情况及预防和控制措施，并在政府网站和政府公报上公布，确保了卫生应急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满足了公民的知情需求。与此同时，社会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和观念也逐步发生变化，积极学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救与互救知识，积极参与应急演练，自救与互救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十年来，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直接指导下，各级卫生应急部门和应急队伍在职业精神方面进行了凝练和探索，初步明确了卫生应急职业精神的实质。在抗战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和2010年玉树地震等重大灾害中，卫生部和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大力宣传卫生应急工作的典型事例，积极弘扬卫生应急职业精神。为规范和统一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的形象、树立品牌文化、提高社会公众对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工作的认知度，卫生部组织有关专家不断丰富卫生应急标识的表现形式和内涵。2008年1月，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卫生应急标。2011年，为进一步规范卫生系统标识的使用，便于社会认知，提升卫生系统的整体社会形象，卫生部决定统筹管理卫生系统标识，明确了卫生系统的标识分为卫生行政部门标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识、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卫生系统特定活动标识四类标识使用。卫生应急体系建立以来，各地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卫生应急使命、目标、宗旨、职业精神、职业风尚等的探讨。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建设公共卫生安全文化，举办多形式的讲座、科普展览、知识竞赛，从不同层面加大公共卫生应急工作的研讨、交流和宣传力度。七、卫生应急管理研究及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SARS以后，我国应对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以及相应研究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卫生应急相关理论，并推动了我国卫生应急学科的逐步建立和发展。
正如“9·11”及其之后的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推动美国卫生应急研究的里程碑一样，SARS也成为推动中国卫生应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事件。它不仅使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深刻认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启动了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工作，也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和学术界对中国卫生应急相应理论研究的热潮，并为这一学科的逐步建立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卫生应急作为整合公共卫生、社会学、卫生管理学和急救医学等核心内容而组成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了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国内暨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先后成立了应急管理学院，招收本科生，此后，又有多所大学开始招收卫生应急专业或卫生应急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一道，先后组织和启动了一系列面向全国卫生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卫生应急在职培训项目。此后，又借助于国家一系列公共卫生人才以及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的实施，以卫生应急能力提升为核心内容和培训目标的卫生应急在职培训项目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先后启动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重点计划项目。科技部和卫生部也启动了卫生应急研究的863项目以及卫生部公益性行业基金项目。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疾控中心、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国内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相继参与了我国卫生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工作。
2003年以后，国内从事卫生应急管理的一大批专家和学者纷纷活跃在卫生应急管理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系列理论书籍，其中包括王陇德院士主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理论与实践》，闪淳昌、薛澜主编的《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梁万年等主编的《应急医学》、王声湧等主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学》、杨维中主编的《传染病预警理论与实践》等。2013年，在全国高校卫生管理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由国内十几所高校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由吴群红教授和杨维中教授共同主编的第一部《卫生应急管理》卫生部规划教材正式出版。此外，由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培训》系列培训教材，以及一大批国内卫生应急研究学者相关研究专著的出版和科学论文的发表，对推动我国卫生应急管理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各级各类卫生应急管理和技术人员开展了一系列卫生应急相关培训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卫生应急理论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上述一系列活动的相继开展和不断深入，推动了卫生应急管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逐步成熟，并为进一步推动在全国高校、专业技术及研究机构开展卫生应急管理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8年11月，我国成立了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旨在规范、指导和提升我国的医学救援水平。此后，在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的直接倡导和推动下，在2011年正式成立了卫生部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2012年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卫生应急分会。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卫生应急研究和实践的70余位专家学者担任委员。上述专业组织的成立汇集了国内一大批从事卫生应急管理的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和专家，为我国卫生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开展，特别是卫生应急学术交流活动搭建了重要的平台。八、卫生应急能力显著提升
经过10年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我国逐步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卫生主体、社会参与的卫生应急工作机制，健全完善了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反应迅速的卫生应急体系，卫生应急整体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测预警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建立了覆盖到乡村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此外，还建立了28种重点传染病和重点病媒生物的监测系统，初步建立了症状监测系统和传染病自动预警。通过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报告、实时分析、风险评估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掌握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变化，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2.实验室检测与确认能力明显改善
SARS之后，我国着力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实验室体系建设的投入，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设施和设备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各类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建设工作，并强化了传染病检测、病原微生物检测、各种毒物检测、环境卫生应急检测、核与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检测等实验室软件和硬件能力的建设工作，使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检测、诊断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现场处置能力明显提升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围绕“一案三制”为核心，从应急预案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入手，通过对卫生应急处置和响应系统的应急队伍建设、设备购置与基础设施投入，应急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建设以及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特别是经历了禽流感、汶川地震、HIN1甲型流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及疫情应对和处置的实践，全面锻炼和锤炼了我们的应急队伍，使其卫生应急响应和处置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4.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有很大程度提高
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生命健康损害及环境威胁，中国各级政府从多种渠道强化我国医学救援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区域性医疗救援中心，逐步形成了以紧急医学救援队伍为主体、区域紧急医学救援中心为依托的紧急医学救援网络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重点支持了4大类22支国家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并从人员选拔、职能配置、能力建设、设备和车辆等硬件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筹划和管理。此外，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也从完善医学救援预警机制、医学救援预案编制、强化医疗救助能力培训、完善医学救援物资储备等多方面入手，开展各项能力建设工作，从而推动了我国紧急医学救援能力的不断提高。
5.应急保障能力日趋完善
SARS以后，我国在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完善我国的应急储备制度和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卫生应急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我国卫生应急储存机制和制度不断完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外，亦十分重视卫生应急装备配置能力的提升，拟定了装备和配置标准，建立了营地、队伍和个人三级后勤保障体系，注重从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和提升我国应急保障体系及其保障能力。
6.卫生应急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国不断加强卫生应急科研工作，并通过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确保科研与卫生应急常规工作相结合，使科研成果服务于卫生应急工作，大大促进了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从传染病监测网络和网络直报系统的完成，到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实验室检测技术及疫苗的研发，无不展示了科研成果向实践应用快速转化的良好成效。
总之，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从传染病的监测及预警，实验室检测、现场处置、医学救援、应急保障以及科研等诸多方面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围绕“一案三制”重视从制度、体制、机制、预案等规则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的同时，全面夯实卫生应急体系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要素建设、组织机构建设以及系统建设的内涵。建立了基本完善、有效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组建了医疗救援、中毒处置、核放射处置等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基层和社区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的基础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通过制定工作方案和示范区管理办法，指导全国示范区规范创建，到2012年底，全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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