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作品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邹韬奋作品集试读：

爱与人生

天下极乐之根源莫如爱，天下极苦之根源亦莫如爱。然苟得爱之胜利，则虽极苦之中有极乐存焉。则谓爱亦极苦之根源，实表面之谈。谓爱为极乐之根源，乃真天地间万古不磨之真理也。其势力盖足支配芸芸众生，无有能越其界限者。得之则人生有价值，不得则人生无价值。知此则人生有乐趣，不知此则人生无乐趣。爱为人生之秘机，爱为人生之秘钥。人兽之别，即系乎此。

天地间爱之最真挚者有二，曰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孟子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虽赴汤蹈火，绝殊身，有不能损其毫末者。其精神直可动天地，泣鬼神，莽莽大地，芸芸众生，至德极善，天以逾此母子之爱占人之前半生，夫妇之爱占人之后半生。人之一生，盖为爱所抚养，爱所卫护，爱所浸润，爱所维持。人生无爱毋宁死，人生有爱虽死犹生。

母子之爱与夫妇之爱皆本诸天性，与有生俱来，不过表显有先后。其潜伏于本能中，则固其同为天地间最纯最洁之爱，根源即在乎此。

儿童终日与慈母相依，亲近抚爱，融和如春。无第三人离间其间。母子心目中，除爱外，无所用其顾忌，无所用其避嫌，无所用其抑制。故能存其天真，保其真爱。

夫妇之爱，其出于天性，与母子同。然在吾国则但见母子之爱，至于夫妇间则十八九皆冷淡如路人，与天性适相背驰，则又何哉。

吾固已言之，母子之爱占人之前半生，夫妇之爱占人之后半生。若仅得母子之爱而缺夫妇之爱，则谓大多数人仅生得一半。前半生有其生命，后半生虽生犹死，殆非过言。呜呼，何吾国死人之多也。吾为此惧，请为国人一采其致死之由。

最先由于基础之错误，正当婚姻应先有恋爱而后有夫妇。吾国之大多数婚姻固无所谓恋爱，即有恋爱亦往往在名分已定之后。其间出于不得已者居十之八九。此其遗憾，虽女蜗再世，无力填补。夫人无愉快欣慰之怀，而希冀其常有和气迎人之笑容温语，固不可得。若虽有愉快欣慰之怀，乃非由衷心，出于勉强，则其表面即强作笑容，其实际盖吞声饮泣，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即有笑容温语亦暂而不久，伪多而真少也。明乎此，则吾国夫妇间何以冷淡如路人，其原因可不待辩而自明。盖本无所爱，不能强作爱之表现。犹之乎本无母子之情，而欲强一任何妇人视一任何儿童如己子，强一任何儿童视一任何妇人如己母，除于戏台上一时扮装之外，遍天地间不可得也。呜呼，彼本为路人又安怪其冷淡如路人哉。

其次由于腐儒之提倡陋俗。吾国腐儒所极力提倡之陋俗，足以摧残夫妇间之和气生气，使之灭息无复有余烬者，莫如“夫妇相敬如宾”及“举案齐眉”各谰言。吾人聚素心人促膝谈心于一室，无所拘束，无所顾忌，言笑自如，各畅所怀，行坐任意，举止自由，其快乐安慰较与新客同座，端坐拱手，唯诺随人，其相差岂可以道里计。然而吾人对于素心人之情谊，较与新客之情谊，又何若。今以夫妇之亲且爱，而劝其相敬如宾，已近囚狱，苟益以举案齐眉之行为，则径可以加以锣鼓与猴戏比其优劣矣。此虽为例不多，常人未必皆尝行此，然有腐儒举为鹄的以示模范，其流弊所及，足以丧尽能医众苦之真爱而有余。腐儒不足责，吾惟祷其速死。活泼有为之青年，安可不稍稍运其思想，一洗陋俗，而勿再为半死之人。当知“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皆为招待路人之良法。至于夫妇之间，则以融和怡悦为尊尚。

最后由于腐败之大家族环境，一人前半生所享受之母子之爱，无人间之，后半生所享受之夫妇之爱，则在吾国之陋俗，有多端之离间。其最甚者，莫如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夫妇之爱，无论如何其受授及享用，皆绝对仅限于当局之二人，不容有第三人搀杂其间。吾信此实可为社会学中之一定律。欲保持此定律之价值及完备，其第一条件，在有小家庭制度。若在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内，则欲搀杂或破坏，最少亦有阻碍之力者大有人在。苛虐之翁姑固无论已。即叔伯妯娌亦居间阻碍。此数人而能与此小夫妇团结一气，则将二人之爱而推广扩充之，成为数人之爱。爱之本身，固尚自若，无如夫妇之爱无论如何绝对限于当局之二人。谓此为我所发明之社会学中定律，亦无不可。即当局愿让，旁人亦无福消受。旁人既无能消受，乃无时不肆其谗谤倾轧之伎俩。当局为避嫌计，不得不敛其爱之形迹。于是虽于彼此言笑之间，苟非在晏居之处，未有不存戒心者。而其尤当力戒以避人耳目者，莫甚于亲爱之态度。戒之既甚，易之者舍冷淡莫属。冷淡既久，爱之精神亦随之湮没。盖精神虽为表现之本，表现亦助精神之长存。久作愁眉哭脸之人，心境亦随之俱移。此则心理学家所证明，非区区一人之私言也。呜呼，腐败之大家族环境。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此恶不除，家庭永无改良之由。半死之人遍国中，永无超度之期矣。或曰，子喋喋言爱与人生，人生所贵亦在为人类“服务”Service耳。仅孜孜于爱之为言，何见之未广乎。曰，基督教之精粹在为人类服务，而其精义则以爱置于希望之前，人生得全其爱则学识道德及事业皆得其滋养而日增光辉，服务之凭藉亦全在乎此。子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亦半死之流亚欤。吾复何言。（原载1922年3月《约翰声》第33卷第2号）

外国人的办事精神

前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先生新自欧洲考察教育回国，足迹遍历十数国，经时四年以上。据顾先生所谈，把国内的办事情形与西人的办事情形，比较一下后，深觉西人具有几种特别的精神。我听了很觉感动。他说第一是彻底，他们对于各事不办则已，即办必求彻底，决不肯随随便便，就心满意足。即就造路一端而论，我们造路只要在表面上铺平，就算了事。他们要挖下去好几尺的深，上铺石块，石块上面还要加三合土，三合土上面还要铺浸过桐油的木块，要弄得十分平稳，方始罢休。又在各国看所造房屋，无不精益求精，务求十分稳固结实，不但可经数十年不坏，且可耐久至数百年。反顾国内则造路造屋，无不十分容易，只求像个样子，就算了事，推至其他诸事，无不但求苟安目前，不计久远。这种情形与国民性大有关系，我们不得不加以特别注意。顾先生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对此事还不十分觉得，在外国无处不发生这种感触。

第二是坚忍。他们做事不怕失败。第一次失败，再做第二次；第二次失败，再做第三次；……必至做好，方始甘心。他们失败的人自己固不以此自馁；就是社会上对于这种失败的人，也觉得失败一次，多一次经验，值得让他再试，比较的易于成功。反顾我们中国则又不然：失败的人就想改走别条路，无心再试；就是社会上对于这种失败的人，也觉得他既曾失败了，便不行了。

第三是专一。他们做事，责任分得很专，各人对于各人范围内的事，十分认真；这一部分事错了，他要完全负责。他们各人对于各人的事，无不积极的时常改进，增加效率，决不敷衍塞责，依样画葫芦，便算尽职。

我听了顾先生的话，觉得十分扼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互相勖勉。（原载1926年12月19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9期）

有效率的乐观主义

有一个名词，个个人的脑子里都应该有的；个个人的心里都应常常想到，常常念着的，这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的目的愈远，计划愈大，他的工作所经过的途径也愈远；在前进的时候，有许多愁虑、困难、穷苦、失望，都是当然要碰到的。乐观主义的人，就是不怕这些恶魔，反而振起精神，抱着希望，向前干去！倘被恶魔所屈服，便亡了；倘能战胜恶魔，便是胜利！

凡是要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都不是容易的。你自己要立于什么地位？要达到什么地步？情愿付什么代价？你所希望的地位或地步总在那里，不过必须先付足了代价的人，才能“如愿以偿”。沿着大成功的一条路上，有许多小失败排列着，最后的成功是在能用坚毅的精神，伶俐的眼光，从这许多小失败里面寻出教训，尽量地利用它，向前猛进。而这种“寻出”和“尽量的利用”，惟有抱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够办到。

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哈费（Harvey）发明血液循环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律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白尔（Bell）第一次造电话的时候，全世界人讥诮他；莱特（Wrihgt）初用苦工于制造飞机的时候，全世界人讥诮他。讲到孙中山先生，最初在南洋演讲革命救国的时候，有一次听的人只有三个。这许多人都要抱着乐观主义，极强烈的乐观主义，使他们能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为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具是乐观主义。

有许多人以为乐观主义的人不过是“嘻皮笑脸”，“随随便便”，“一切放任”，“撒撒烂污”，“得过且过”，“唯唯诺诺”。请君切勿误信这种谬说。真正的乐观主义的人是用积极的精神向前奋斗的人，是战胜愁虑穷苦的人。这类的苦境，常人遇着，要“心胆俱碎”，“一蹶而不能复振”的；只有真正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努力奋斗，才敢努力奋斗！所以讲到乐观主义还不够，要有“有效率的乐观主义”才行。（原载1927年4月24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25期）

什么是真平等？

民权里面包括平等；所以民权倘能发达，便争到了平等。平等既与民权有这样的密切关系，所以我们要研究什么是真平等。

欧美的革命学说，都主张平等是人类受之天赋的。照实际的情形讲，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真能完全相同的；既然没有真能相同的东西，便不能说有什么天生的平等。不过因为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往往假造天意，说他们所处的地位是天所授予的，人民不应反对他。变本加厉，生出“帝王公侯伯子男民”的不平等阶级，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困苦万状，所以发生革命风潮，革命学者便主张人类平等也是天所授予的，与帝王等特殊阶级的假托针锋相对，藉以推倒他们。等到帝王推倒之后，人民还是相信这样说法。

其实人类天生就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区别，如硬把他们压做平等，是办不到的，而且还是不平的事情。这样说起来，到底是真平等呢？说到这一点，中山先生有几句很精警的话，他说：“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这样讲来，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平等——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政治上的立足点既已平等，各人便当各尽其聪明才力，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已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这样的做去，各人天生的聪明才力虽不平等，而各人的服务道德心发达，各就平等的出发点而尽量发展，以贡献于人群，也可算是平等了，这是真平等。（原载1927年7月10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36期）

久仰得很！

说慌话是恶习惯，是不名誉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中国社交方面，有一种“当面说谎话”而犹自以为“有礼貌”！

当常遇着一位生人，无论是由自己问起“尊姓”“大名”，或是由熟友介绍，第一次总要说一句“久仰得很”！这句话对于真有声望的人说，还说得去；但通常无论第一次遇着阿猫阿狗，总要说“久仰得很”！嘴里尽管这样说，心里到底“仰”不“仰”，似乎一点不管！

有一次我遇某校开校友会，欢迎该校新校长，开会之前，那位做主席的朋友，未曾问清那位新校长的“大名”，后来他立起来致开会词，大说“这位新校长是我们久仰得很的”。开会辞说完之后，他要想请新校长演说，叫不出他的“大名”，只得左右顾盼，窃问他的“大名”，窃问了还不够，还要张着喉咙宣言：“这位新校长的大名，我还没有请教过，对不住得很！”连“大名”都没有听见过，居然“久仰得很”，不知道他到底“仰”些什么？

西俗第一次看见生人，常说“我见着你很愉快”，说这句话的人到底心里愉快不愉快，当然也很难说，但是比对于一点不知道的人大吹其“久仰得很”，似乎近情些。（原载《生活》1927年10月2日第2卷第48期）

闲暇的伟力

金屑　在美国费列得费亚的造币厂地板上，常用造币材料余下小如细粉的金屑，看过去似乎是很细微不足道，但是当局想法把它聚集拢来，每年居然省下好几千圆的金洋！能用闲暇伟力的成功人，也好像这样。

短的闲暇　我们常听见人说：“现在离用膳时候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了，简直没有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了。”但是我们试想世界上有多少没有良好机会的苦儿，竟利用许多短的闲暇，成功大业，便知道我们所虚掷的闲暇时间，倘若不虚掷，能利用，已足使我们必有所成。此处闲暇时间外的本来的工作时间尚不包括在内，可见闲暇的伟力，真非常人所及料！

格兰斯敦　格兰斯敦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法律的政治的名著，世界上研究法律政治的人无不佩服的。但是他一生无论什么时候，身边总带一本小书，一有闲暇的时候，就翻来看，所以他日积月累，学识渊博。大家只晓得他的学识湛深，而不晓得他却是从利用闲暇伟力得来。

法拉台　法拉台（Michael Faraday）是电学界极著名的发明家。他贫苦的时候是受人雇用着订书的，一天忙到晚；但是他一有一点闲暇，就一心一意做他的科学试验。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恨不能买到许多‘写意人’的‘空的钟头，甚至空的日子’。”但是有“空的钟头”“空的日子”的“写意人”，反多一无贡献，和“草木同腐”，远不及“一天忙到晚”的法拉台，就在他能利用闲暇的伟力。

虽忙　一个人虽忙，每日只要能抽出一小时，如果用得其法，虽属常人也能精熟一种专门科学。每日一小时，积到十年，本属毫无知识的人，也要成为富有学识的人。

心之所好　尤其是年轻的人，在本有工作之外，遇有闲暇时候，总须有一种“心之所好”的有益的事做。这种事和他原有的工作有无关系，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真正“心之所好”，有“乐此不疲”的态度。

现今“现今”的时间，是我们立志可以作任何事的“原料”；用不着过于追想“已往”，梦想“将来”，最重要的是尽量地利用“现今”。（原载1927年10月9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49期）

集中的精力

不分散精力于许多不同的事情，专心一志于一件最重要的事业，这是现今世界上要成功的人的一种极重要的需求。在这种需要集中注意集中精力的时代，凡是分散努力不能有所专注的人，绝无成功之望。

大不同　成功者与失败者大不同之点，并不在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分量，是在乎他们工作的效率。有许多失败的朋友，他们所做的事并不少，讲到量的方面，与成功的人比起来，并无逊色。但是他们却是瞎做，不晓得利用机会，不晓得由失败里面获得教训；他的大毛病就是身手虽在那里做，精神上却没精打采的，并未曾用他全副精力，专注于此，所以虽然做了，徒然白费工夫。

无目的　这种人只晓得埋头苦做，你倘若问他目的何在，他就瞠目莫知所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寻得什么东西，心里先要存着要寻得这东西的观念，否则物且无有，何寻之有？环集于花上的昆虫，不止蜜蜂，但是采蜜以去的只有蜜蜂。

不但用于工作　集中的精力，不但宜用于工作，就是研究学问，非集中精力，一定像走马灯一样；就是游戏，也非集中精力去玩，不能获到休养身心的良果。

说得好　钦斯来（Charles Kingsley）说得好：“我专心致志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件事。”惟其能如此，所以关于这事的前前后后，无不留心，无不竭精殚思，便做成有智力的工作（intelligent work），不是瞎撞的事情。

小孩子　你若教一个小孩子学走路，引诱他的眼睛望着一件特殊的东西，他便精力集中，望着这件东西走，特别稳妥，特别敏捷，你倘若在各方诱他叫他，他便分散注意力，上你的当，一失足便跌了下来。这件小事很可以说明集中精力的妙用。

艺术　试就艺术说，无论什么真正的艺术，明确的目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如果有一位画画的人，他把许多观念，同时都堆入一张帆布上画了起来，并无或轻或重之处，便是画成一张乱七八糟的画，决不能成为一位画家。真正的画家，却要利用种种的变异，把一个最主要的意思托现出来，好像其他许多景物，许多光线，许多颜色，都是向着那个主要的意思为中心，共同把他表现出来。

人生　人生也是如此，所以良好和融的生活，无论才能如何广阔，学识如何丰博，一生总须有一个做中心的大目标。在此目标之下，才能学识等等都好像是附属物，共同把他逐渐表现出来，陪衬出来。（原载1927年10月16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50期）

敏捷准确

成功是一对父母产出的宁馨儿——敏捷与准确。无论哪一位成功的人物。他一生里面总有“一发千钧”、“稍纵即逝”的重要关头，当这种时候，倘若心里一游移不决，或彷徨失措，就要全功尽弃，一无所成！

错误　遇着事就敏捷去做的人，就是偶有错误，也必终抵于成功！一个因循耽误的人，就是有较好的判断力，也必终于失败。

救星　一个不幸做了“迟疑不决”的牺牲者，其惟一的救星是“敏捷的决断，果敢的行为”。

欺人　对事要敏捷，还要准确。与人交际人最寻常而却最神圣的准确是践约。与人约了一定的时候，临时不到或迟到，除有真正的万不得已的理由外，便是一件有意欺人的事情，在新道德方面是一件切忌的恶根性。

华盛顿　华盛顿做总统的时候，常于下午4点钟在白宫宴请国会议员，有的时候有几位新议员到得迟，到的时候看见总统已坐在那里吃，不舒服的意思形于神色，华盛顿便老实对他们说：“我的厨子只问预约的时间到了没有，从来不问客人到了没有。”

拿破仑　拿破仑有一次请几位他的大将用膳，到了预约的时候，那几位大人还没有到，他一个人大嚼一顿。等他们来了，他已经吃完，离座对他们说：“诸君，用膳的时候过了，我们立刻要去办公。”

信用　敏捷是信用之母。敏捷最能证明我们做事有序，做得好，使人信任我们的能力。至于确守时间的人，常是能够守信的人，也就是可恃的人。（原载1927年10月23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51期）

随遇而安

一个人要有进取的意志，有进取的勇气，有进取的准备；但同时却要有随遇而安的工夫。

姑就事业的地位说，假使甲是最低的地位，乙是比甲较高的地位，依次推升而达丙丁戊等等。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由丙而丁……中间必非一蹴而就，必经过一段历程。换句话说，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的中间，必须用过多少工夫，费了多少时间，充了多少学识，得了多少经验，有了多少修养。

倘若未达到乙而尚在甲的时候，心里对于目前所处的境遇，就觉得没有乐趣，希望到了乙的地位才能安泰；到了乙，要想到丙，于是对于那个时候所处的境遇，又觉得没有乐趣，希望到丙的地位才能安泰……这样筋疲力尽的一辈子没有乐趣下去，天天如坐针毡，身心都觉没有地方安顿，岂不苦极！

所以我们一面要进取，一面对于目前所处的地位，要能寻出乐趣来，譬如在职务上有一件事做得尽美尽善，便是乐趣；有一事对付得当，又是乐趣。在甲的时候，有这种乐趣；在乙的时候，也有这种乐趣；岂不是一辈子做有乐趣的人？这便是随遇而安的工夫，这样的随遇而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彻底明白了此中真谛，真是受用无穷！（原载1927年11月13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2期）

坚毅之酬报

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以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进行，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这就是坚毅的精神。

大思想家乌尔德（William Wirt）曾经说过：“对于两件事，要想先做哪一件，而始终不能决定，这种人一件事都不会做。还有人虽然决定了一件事的计划，但是一听了朋友的一句话，就要气馁；其先决定这个意思，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个意思，又觉得不对；其先决定这样办法，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样办法，又觉得不对；好像船上虽然有了罗盘针，而这个罗盘针却跟着风浪而时常变动的；这种人决不能做大事，决不能有所成就，这种人不能有进步，至多维持现状，大概还不免退步！”

有一个报界访员问发明家爱迭生：“你的发现是不是往往意外碰到的？”他毅然答道：“我从来没有意外碰到有价值的事情。我完全决定某种结果是值得下工夫去得到的，我就勇迈前进，试了又试，不肯罢休，直到试到我所预想的结果发生之后，我才肯歇！……我天性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无论什么事，一经我着手去做，我的心思脑力，总完全和他无顷刻的分离，非把他做好，简直不能安逸。”

坚毅的仇敌是“反抗的环境”，但是我们要知道“反抗的环境”正是创造我们能力的机会。反抗的环境能使我们养成更强烈的抵御的力量；每战胜过困难一次，便造成我们用来抵御其次难关的更大的能力。

文豪嘉莱尔（Carlyle）千辛万苦的著成一部《法国革命史》。当他第一卷要付印的时候，他穷得不得了，急急忙忙地押与一个邻居，不幸那本稿子跌在地下，给一个女仆拿去加入柴里去烧火，把他的数年心血，几分钟里烧得干干净净！这当然使他失望得不可言状，但是他却不是因此灰心的人。又费了许多心血去搜集材料，重新做起，终成了他的名著。

就是一天用一小时工夫求学问，用了十二年工夫，时间与在大学四年的专门求学的时间一样，在实际经验中参证所学，所得的效益更要高出万万！（原载1927年11月27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期）

丢脸！

日本大阪的《日日新闻》最近印行一种关于济南惨案的特刊，订成一册，里面插刊许多照片。一部分是暴日到济耀武扬威的海陆军，一部分是显出中国人的懦弱状态。他们把这样特刊向世界大发而特发，当然大丢中国人的脸，这是我们子子孙孙永不能忘的厚惠！中国人若再不排除私见，积极准备雪耻，力求一旦能伸眉吐气，有何面目与世界各国人相见？

我看这特刊里许多照片，最惨痛的是许多被拘的南军，手向后绑，赤着脚，哭着脸，由三五持枪暴戾的日兵在后押着走。这还说是处于强力威迫之下。尤其使我发指的是看见里面有一张照片，现着济南总商会会长孟庆宾穿着马褂，脱着小帽，笑容可掬的必恭必敬的，“鞠躬如也”和“刽子手”福田的联队长握手！就是说怕死，难道不那样笑着脸，恭而敬之，就要吃手枪吗？该刊日文当然故用挪揄的口气，在相旁表示中国人的代表欢迎日军。冤哉中国人！何为而有此无耻之尤的“代表”！

章乃器先生有过几句极沉痛的话。他说：“什么治安维持会，要宴请日本要人，受福田的训词，什么中日联席会议，已经开会十多次了。印度亡国数十年了，到现在还要高唱‘不合作’。哪里有中国人那样乖巧，一被征服就求合作如恐不及？怪不得福田司令要嘉奖他们：‘办个样子，做各省模范’？”

民气消沉至此，真堪痛哭！（原载《生活》周刊1928年7月8日第3卷第34期）

干

南方人说“做”，北方人说“干”。我近来研究所得，觉得最好的莫如干，最不好的莫如不干。这个地方所指的事情，当然是指宗旨纯正的事情，不然做强盗也何尝用不着干。

天下事业的成功是没有底的，人生的寿数是有限的。无论哪一种学业或哪一种专学，决不是可由任何个人所能做到“后无来者”的。但是在某一专业或某一专学，我实际果然干了，能成功多少，便在这种专业或专学进步的成绩上面占一小段。继我努力的同志，便可继续这一小段后面再加上去。这逐渐加上去的小段，他的距离或长或短，换句话说，那一段所表示的成功或大或小，当然要看干的人的材智能力。但紧紧的是要干，倘若常常畏首畏尾而不干，便决无造成那一段的希望。

要养成“干”的精神，先要十分信仰天下事果然干了，无论大小，迟早必有相当的反应或结果，决不会白费工夫的。

有了这个信仰，还要牢记两点：（一）不怕繁难。愈繁难愈要干，只有干能解决繁难，不干决不能丝毫动摇繁难。（二）不怕失败，能坚持到底干去，必能成功，就是成功前所经过的失败，也是给我们教训以促进最后成功的速率。就是我个人一生失败，这种教训也能促进继我者最后成功的速率。所以还是要奋勇地干去。若不干，固然遇不着失败。也绝对遇不着成功。（原载1928年1月8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10期）

肉麻的模仿

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而且有意义的应需要的小模仿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例如模仿外国货以塞漏巵，模仿强有力的海陆军以固国防，模仿良好品性以正心修身，何尝不好？但是无意识的模仿，便有不免令人肉麻的地方。

自从《胡适文存》出版之后，好了！这里出一部“张三文存”，那里又出一部“李四文存”！好像不印文集则已，既印文集，除了“某某文存”这几个字外，就想不出别的稍为两样一点的名称！我看了实在觉得肉麻！这种没有创作精神的“文豪”，只怕要弄到“文”而不“存”！

还有许多做文章的人，见别人用了什么“看了……以后”作题目，于是也争相学样，随处都可以看见“听了……以后”，“读了……以后”的依样画葫芦的题目，看了实在使人作呕！我遇见这一类题目，便老实不再看下去，因为“以后”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

交易所初开的时候，随处都是交易所，好像除了交易所，没有别的生意好做！后来跳舞场开了，也这里一家，那里一家，好像可以开个不完！不细察实际需要而盲目模仿的事业没有不失败的，交易所和跳舞场便是好例。现在又群趋于开设理发店，将来若非一个人颈上生出两个头来，恐怕不够！

即讲到本刊的排印格式，自信颇有“独出心裁”的地方，但是近来模仿我们的刊物，已看见不少，听见有一种刊物的“主人翁”竟跑到印“生活”的那家印刷所，说所印的格式要和“生活”“一色一样”！我们承社会的欢迎，正在深自庆幸，并不存什么“吃醋”的意思，不过最好大家想点新花样，若一味的“一色一样”，觉得很无味。

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原载1928年8月12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9期）

痛念亡友雨轩

吾国的模范新闻记者朱雨轩先生不幸于10月20日夜里病没沪寓。以朱先生之勤恪忠款，谦敏笃实，为群服务，成绩斐然，不骛名，不自矜，实为社会上不可多得的一个优秀分子，英年不禄，殒此美才，我们深为社会惜此贤良，故记者于上期本刊为文以哭，不仅为私谊哀恸而已。

我于雨轩逝世后的这几天夜里，睡到半夜，梦寐中总见他在病榻上僵卧着的状态，相对惨然，醒知为梦，便感触猬集，辗转不能再睡。他临终时连说几声“我自己决想不到如此之快！”岂特他自己，我20日下午6、7时最后去看他的时候，也决想不到如此之快！

他在20日下午最后服药的时候，神志尚清，不过就慨然说：“今天药吃下去很好，明天便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又好像他自己已知道第二天必离人世。人之将死，往往有这种的自觉，颇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由于自己在此刹那间实在觉得精力殆已丧尽，不能再坚持了。

他病前的一两星期还到杭州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欣然问我喜喝茶么，我莫明其妙，只告诉他说我平日只喝白开水，有好茶时也偶尔揩油，他听了就往编辑部里去拿来两罐龙井好茶叶，说是由杭州带回来的，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现在那两罐茶叶，我还不过用了一小部分。睹物思人，悲不自胜，音容宛在，呼唤无从！既而想人谁无死，有生必有死，诸位和我总有一天要“完结”，这是一定的未来的事实，将来科学能否补此缺憾不可知，有目前却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我向来主张绝对不能避免的事，便无须多愁多虑，只得听其自然。不过造物弄人，既使人有“死”，又使人有“情”，于是惨事当前，又使人不能自禁其悲哀伤恸，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雨轩弃世后，他的许多好友无不挥泪悲悼，社会上知道他的人无不痛惜，这是他生前做人所留的自然结果，热心为社会上服务所留的自然结果，决不是幸致的。真要死，是我们无可如何的事情，不过在未死之前，做一个好人，尽自己力量多替社会做一些好事，这是我们后死者可以自主的事情。

现在所最难堪的；当然是朱夫人。所幸朱夫人受过高等教育，本在国立上海商科大学四年级肄业，明夏即可毕业。朱先生的好友很多，朱夫人既学有专攻，毕业后必不难在社会上获得相当的服务机会。惨遭不幸，哀痛悲伤，一时当然非所谓高等教育所能减损，惟为将来计，既有专门学识，获得相当职业，在研究学问中有安慰处，在社会活动中有安慰处，在自立精神中有安慰处，在社会活动中有安慰处。倘朱先生死后有知，我们愿以此告慰他在天之灵，同时并愿以此奉慰朱夫人。想到这种地方，我们深觉女子受有良好教育，具有专门技能，在家庭方面社会方面固然得益不浅，即万一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也比较的有办法。因此我们尤深切地觉得普及并提高女子教育，实为妇女解放的根本方法。（原载1928年11月4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51期）

办私室

诸君听惯了“办公室”这一个名词，忽然看见这个题目叫做“办私室”，也许疑为写错了字，或者是指洋房里面排着浴盆和抽水马桶的那个房间；其实既不是写错了字，也不是指那个与“方便”为缘的办私房间，是指虽称“办公”而实为“办私”的地方。

怎么叫做“办私”？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是安插私人。只要你做了一个什么“长”，局长也好，校长也好，或只要做了什么“理”，总理也好，协理也好，总之只要你做了一个独当一面有权用人的领袖，大领也好，小领也好，便得了无上机会去实行“举不避亲”的政策！舅老爷可任会计，姑老爷可任庶务，表老爷可任科长，侄少爷可任科员……真是人才济济，古人说“忠臣孝子出于一门”，这至少也可以说是“各种饭桶出于一门”！外面的真正的专门人才虽多，其奈不是“出于一门”何！

常语有两句话，一句是“为人择事”，一句是“为事择人”；其实能为事择人，是要办某事而选用合于此事的人才，固然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因有了人才，寻得相当的事叫他去做，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所最可痛的是不管事情弄得怎样糟，只要是自己的亲戚弄得饭碗算数！

但是“办公室”到底是办公的地方，只有秉公办事始能令人心悦诚服，倘若硬把“办公室”一变而为“办私室”，便极容易引起暗潮，引起纠纷。有某机关的庶务先生，因为要拉一个私人做茶房，就原有的茶房里面拣出一个“弗识相”的开除掉，弄得全体“茶博士”宣布罢工，闹得乌烟瘴气！我又亲见某机关的领袖任事十余年，全取人才主义，从不用一私人，凡有什么难问题，或同事中有所争执的事情，他数言解决，众无怨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公无私，全以当前的事实为评判的对象，自然使人易于谅解。这位领袖对于“办私”的机会虽不知道利用，但据他自己对我说，他因此对于“办公”方面却大为顺利。

做领袖的人要做全机关的表率，所以尤忌在办公室里“办私”。但是任何办公室，除了领袖，还有许多职员，而办公的职员也往往各办其私。西友某君有一次很诧异的问我说道：“在外国银行里，各办事桌旁的办事员总是忙于办公，何以偶入中国的银行，往往看见许多人就办公桌上看报？”他这种话当然不能抹杀我国人办的许多银行，但是我们试冷眼观察，吾国办公机关里的职员，于办公时间内看了大报还看小报的人有多少？这种私而忘公的精神怎样的普遍！

听说外国国民看报的人比我国多得不知几何倍数，他们每日由家出外赴办公室的时候，往往利用在途中坐车的一些时间内把本日的报展开来看看，到了办公室便须认真的办公，他们真是笨伯！何以不知利用办公室里的办公时间来看看报呢？可见他们不及我国办事的聪明了！

我国办公事的人还有一种“办私”的好机会，就是滥用机关里的信封信笺，就在办公室里来写私人的信！

据梁实秋先生说他有一天接到一封从外国邮局寄来的信，那信封是免贴邮票的信封，在贴邮票的角上印着：“如有以此信封作私用者，处以二百元之罚金。”这种事情，在咱们的聪明办公者们看起来，未免要笑他们不懂得“办私室”的妙诀，以为公私何必分得如此分明，未免“小题大做”了！

我有一位朋友在某机关里服务，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同事差不多天天在办公室里用机关里的信封信笺大写其情书，他虽“挨弗着”拜读那些情意缠绵的情书内容，但偶尔把眼角斜过去偷瞧偷瞧，但见满纸“吾爱”！这也可以算是在办公室里极“办私”的能事了！谁家女郎，得到这样多情的如意郎君，所不堪闻问的是那间表面上号称“办公室”里的事务成绩！

我又听说外国的各种机关正在那里利用种种科学的原理来增加办公的效率，我国“办私室”的效率对于“办私”方面似尚不无成绩，也许可与讲究效率的外国并驾齐驱！我们中国社会事业所以难有进步，也许是有一部分因为这一方面的成绩太好了！太普遍了！（原载1929年1月13日《生活》周刊第10卷第9期）

尽我所有

我们常看见有许多学英文的人，遇了用得着的时候，总怕开口，所以学校里有的请了外国人教英文，遇着师生聚会或宴会的时候，常有一堆学生躲来躲去，很不愿意和他同席，更不愿意和他多谈。这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好，怕出丑。其实你是外国人，西文是你的母音，我是中国人，本来不是说英语的，我懂得多少就说多少，能说得多好就说多好，如果说得差些，我总算“尽我所有”说了出来，有的不行的地方，有机会再学就是了，一些没有什么难为情！若本来自己不行，却扭扭捏捏、遮遮掩掩，试分析自己此时的心理，岂不是要表示我原是不错，不过不高兴说就是了！自己没有而要装做有，这便是不知不觉中趋于“伪”的一条路上去！天下作伪是最苦恼的事情，老老实实是最愉快的事情，“尽我所有”便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岂但说什么英语心里无所畏，做什么都有无畏的精神，说英语不过是一种较为浅显的例罢了。

在校里做学生的时候，在课室里倒了霉被教师喊着名字，叫起来考问几句，胆小一些的仁兄，往往也吓得声音发抖，懂得两句的，只吞吞吐吐地答出了一句！这里面当然也有“撒烂污”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冤枉的。既经懂了何以还有这样的冤枉？也是缺乏“尽我所有”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只要在自修的时候，“尽我所有”的能力用功，答的时候“尽我所有”的知识回答，既经“尽我所有”，于心无愧，如再不免“吃汤刞”，所谓“呒啥话头”，用文皱皱的话便是所谓“夫复何言”，我害怕要吃，不害怕也要吃，怕他作甚！这样一来，心境上成了所谓“君子坦荡荡”，不至于做“小人常戚戚”了。

做学生对付功课需要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求自身的发展，也何尝不需要这种态度。有人告诉我们说，我要升学没有钱，做不到，学生意心里又不愿，怎样好？他不知道我们要求发展只有以目前“所有”的境地做出发点，不能一步升天的！没有钱升学诚然是不幸，但是天上既不能立刻掉下钱来，学生意的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无出息，也是事在人为，我们便须利用“尽我所有”的凭藉而往前做去，否则就是立刻急死也是无用的！而且我们深信果能抱着“尽我所有”的坚毅奋发的态度往前干，不怕困难的拼命的干，总有达到目的的日子！只怕我们不干！只怕我们不能“尽我所有”！

岂但无力升学的苦青年，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有他们说不出的痛苦，说不出的不满意，最需要的也是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尽量利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凭藉，无论或大或小，总是，“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到不能干无可干时再说！有了这种态度，只望着前途，只望着未来，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什么是烦闷，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但知道“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到不能干无可干再说！俗语所谓“做到哪里算哪里”，一个人本来不能包办一切，本来只能“尽我所有”，此外多愁多虑多烦多恼，都是庸人自扰的事情！

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岂但从个人事业的立场言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们想到社会的改进方面，也要有这种态度。即就全国不识字的人民一端而言，约占全数百分之八十，而现在的德国和日本，全国不识字的人仅达百分之十，国民的知识程度相差如此之远，想到以全民为基础的民国前途，很容易使人气馁。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气馁”而能为国家增加丝毫的进步，也只有抱定“尽我所有”的态度，一人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团体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种刊物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一分是一分！干两分是两分！前途怎样辽远，我们不管！要“尽我所有”的向前猛进！（原载1929年1月20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

感情

我们待人，金钱的势力有限，威势的势力也有限，最能深入最能持久的是感情的势力，深切恳挚的感情，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根源。

我们的亲属，或是我们的挚友，其中若有不幸而离开人世的，我们不自禁其鼻酸心痛，悲哀涕哭；听见有一个不相识的路人在门口被汽车轧死，我们至多悯惜而已，决不至流出眼泪来。亲属挚友是人，路人也是人，然而或悲或不悲，不过一则有感情，一则无感情而已。

友人某君在某机关居于领袖的地位，他对于其中的职员，除公事外，对于各人的私事，各人家庭状况之困难情形，个人疾病之苦痛情形等等，都很关切，时常查询慰问，有可以帮忙的地方无不热诚帮忙，所以许多同事视他不仅是公事上一个领袖，也是精神上得着安慰的一个良友。

又有一个机关的领袖，他的学识经验都很使人佩服，但是我问起他机关里职员对于他的感想怎样，所得的答语是：“我们对于他敬则有之，不过感情一点儿没有！”我追求其故，才知道这位领袖于公事之外，对于同事私人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字问起。你就是告了几天病假，来的时候，他把公事交给你就是了，问都不问，慰问更不必说！依他那样的冷淡态度，你死了，他就移原来薪水另雇一人就是了，心里恐怕一点不觉得什么！所以替他做事的人，也不过想我每月拿你多少钱，全看钱的面上替你做多少事，如此而已，至于个人的感情方面，直等于零！

上面那两个机关，在平日太平的时候，也许看不出什么差异，一旦有了特别的事故来，如受外界的诱惑或内部的意见而闹风潮的时候，结果使大不同了。

我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某机关服务，他是常州人，不幸生了病，回乡去卧了一个多月，他那个机关里的领袖三番五次的写信慰问他，叫他尽管

静

我们倘能平心静气从这类事实上体会，很可以看出待人的道理；我们平日待人的时候，很要在这种地方留神，也可以说是做人处世的一种道理。（原载1928年8月12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9期）静

我们试冷眼观察国内外有学问的人，有担任大事业魄力的人，和富有经验的人，富有修养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德性，便是“静”。我们试细心体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魄力、经验、修养等等的程度，往往和他们所有的“静”的程度成正比例。

静的精神之表现于外者，当然以态度言词最为显著。我们只要看见气盛而色浮，便见所得之浅；邃养之人，安详沉静，我们只要见他面色不浮，眼光不乱，便知道他胸中静定，非久养不能。

我们试看善于演说，或演说有经验的人，他的态度非常沉静安定，立在演台上的时候，身体并不十分摇动，就是手势略有动作，也是很自然的。惟其态度能如此之安定自然，所以听众也感觉得精神安定，聚其注意于他的演辞。初学演说或演说毫无经验的人，往往以为在演台上要活泼，于是摇手动脚，甚至于跑来跑去，使听众的眼光分散，注意难于集中，真所谓“弄巧成拙”！

做领袖的人，静的精神之表现于态度者尤为重要，遇着重要事故或意外事故时，常人先要惊慌纷乱，举止失措，做领袖的便要绝对的镇定，方可镇定人心，不至火上添油，越弄越糟。

不必说什么机关的领袖，就是做任何会议的一时主席，也须要具有“静”的精神的人上去，才能胜任愉快。“静”的精神之可贵，不但关系外表，脑子要冷静，然后思想才能够明澈缜密。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研究学问，才不至受古人所愚，才不至受今人所欺，一以理智为分析判断之准绳；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应事应人，才能应付得当，不受欺蒙；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立身处世，才能不为外撼，不为物移，才能不至一人誉之而喜，一人毁之而忧，才做得到得意时不放肆，失意时不烦恼，因为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胸中有主，然后不为外移。

昔贤吕心吾先生曾经说过：“君子处事，主之以镇静有主之心。”又说：“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然气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扬，掀天揭地事业，不动声色，不惊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为第一妙手。”这几句话很可以说出静的妙用来。

但是我们所主张的“静”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要向前做的，不是袖手好闲的。例如比足球的时候，守球门的人多么手敏眼快，但是心里是要十分冷静的，苟一心慌意乱，敌方的球到眼前还要帮助敌方挥进自己的门里去！我们是要以静为动之母，不是不动。关于这一点，吕心吾先生还有几句很可以使我们受用的话，我现在就引来做本文的结束：“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虽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去。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闲则不忙，不逸则不劳。若先怠缓，则后必急遽，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岂得谓之安详？”（原载1928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5期）

高兴

咱们孔老夫子有个最得意的门生，《论语》里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位颜先生并非因为没菜吃，住在破烂的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穷措大”而不快乐。他所以还能那样高兴，是因为他对于所学实在津津有味，所以虽穷而不觉得；虽然穷得“人不堪其忧”，而他因为有心里所酷爱的学问在那里研究得实在有趣，所以仍是一团高兴。这段纪事并不是奖励人做穷人，是暗示我们总要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高高兴兴地去学，高高兴兴地去做。

电影发明大家爱迭生幼年穷苦的时候，就喜欢作科学的实验；他十几岁在火车上作小工的时候，有一天藏在火车里预备实验用的玻璃瓶偶因震动倒了下来，硝镪水倒了满处，给管车的人狠狠的打了两个耳光，把他一搂，丢到火车的外面去！他虽这样的吃了两个苦耳光，到老耳朵被他弄聋，但是他对于科学的实验还是很高兴的继续的干去，不因此而抛弃，因为这原是他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

这样的“高兴”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倘能各人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往前做去，把所学的所做的事，好像和自己合而为一，这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所以做父母师长的人要常常留意考察子女学生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指导他们，培养他们；做青年的人要常常细心默察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去准备修养；就是成年，就是在社会上的人，也要常常注意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继续的准备修养，寻觅相当机会，尽量的发展，各尽天赋，期收量大限度的效率。

和“高兴”精神相反的就是“弗高兴”；表面上虽在那里做，而心里实在“弗高兴”，心里既然弗高兴，当然只觉其苦而不觉其乐。《国策》里说“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踝！”历来传为佳话，许多人称他勤苦求学的可嘉！我以为这样求学并不是因为他高兴求学而求学，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求学中有乐处而求学，乃是把求学当作“敲门砖”当一件苦事做，所以这位老苏只不过造成一只“瞎三话四”的嘴巴，用来骗得一时的富贵，并求不出什么真学问来。我们以为求学就该在求学中寻乐趣，否则无论他的股刺了多深，血流了多少，我们却一点不觉得可贵，反而认为是戆徒的行为！“高兴”精神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由心坎中出发的，不是虚荣和金钱以及其他的享用所能勉强造成的。在下朋友里面有某君现在从事一种高尚专门的新式职业，闻名于社会；进款也不少，出入乘着的是自备的汽车，住的是呱呱叫的洋房，在别人看起来，总觉得他“呒啥”了。但是我有一天和他谈起他的职业，才知道他对于所做的事情并不喜欢，而且觉得讨厌，要想拼命的赚几个钱之后改做别的事情。我觉得他在物质的享用上虽“呒啥”，而精神上的抑郁牢骚，充满“弗高兴”的质素，竟不觉得有什么做人的乐趣！我心里暗想，这位朋友真远不及箪食瓢饮住在陋巷的穷措大颜老夫子的快乐。为什么缘故？因为一个“高兴”，一个“弗高兴”！做到了高兴做的事情，就是箪食瓢饮住陋巷还能高兴；做弗高兴做的事情，就是洋房汽车还只是弗高兴！

高兴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倘若趋入歧途，也很尴尬！上海有著名律师某君高兴于嫖，虽他的夫人防备之严有如防盗，他还是一团高兴的偷嫖。他虽十分的惧内，但是惧内的效用竟不能损他高兴的分毫，他的夫人一不提防，他就一溜烟的溜出去了！他所乘的是自己的汽车，一到了窑子的门口，总叫他的汽车夫把空车开到远远的一个地方停着，以免瞩目——他夫人的目。恰巧有一天他和一位“白相朋友”到某大旅馆开一个房间，正在征妓取乐，不料密中一疏，竟任汽车停在那个旅馆的门口。他的夫人忽然心血来潮，到他事务所来“检查”，寻不着他，于是立即乘着一部黄包车，在几条马路上大兜其圈子，实行其“巡查”，寻觅她丈夫的汽车。也算这位大律师触霉头，她凑巧寻到那个旅馆门口时，看见自己汽车的号数赫然在目。当时在汽车里正打瞌睡的汽车夫阿四，于朦胧之际忽见“太太”来了，知道“路道弗对”，便装作不知道主人到哪里去了。这位“太太”哪肯罢休，睁圆了眼睛，一把抓住阿四，大声吓道：“你不说出来，明朝停你的生意！”阿四想“停生意弗是生意经”，只得老实告诉她。于是这位发冲眦裂的“太太”三步作两步走，奔入那个房间，好像霹雳一声，把那位大律师抓了出来，立刻赏给两个结结实实的响脆耳光！那位陪伴的朋友看见来势汹汹，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一溜烟的躲而且逃！这位大律师虽经过这一场恶剧，他现在对于嫖还是一团高兴，还是东溜西溜的偷出去。爱迭生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终成了一个有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科学发明家；这位大律师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也许终至倾家荡产，弄得一塌糊涂！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具有特别天才的人，如上面所说的颜回和爱迭生之流，他们的高兴精神也许开始就有，至于比较平常的人，往往要先用一番努力的工夫，做到相当的程度，才找得出兴趣来，所以努力也是不可少的，不过在努力的进程中，一面努力，一面逐渐的有进步，同时即于逐渐的进步中增加高兴的精神，也就是于努力之中有快乐，不像苏秦那样刺着股，流着淋漓的血，强做那样弗高兴的事情！（原载1928年12月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3期）

两看的比较

书我所欲也，电影亦我所欲也，二者常可得兼，这倒是我自己的一件幸事。依区区的经验，看书和看电影很有可以比较的地方：

我们在看电影之前，往往先要看看报上各家影戏院的广告，但是有时广告上的戏目虽很动人，你真的跑去一看，却“呒啥好看”，甚至“一塌糊涂”，高兴而往，败兴而返，于是乎颇觉得报上的广告靠不住。在下大概只于星期日下午有暇看着电影，星期日西文报纸有电影特刊，对各片内容都有较详的说明，我其先也作为参考，但他们因广告营业关系，对各戏院不得不敷衍，篇篇说明都是说好，一律的都好，便寻不出好坏的真相来，也没有什么信用。犹之乎一个朋友，你和他商量事情，你这样他说好，你那样他也说好，唯唯诺诺无所不好，这样便是一位等于没有脑子的朋友，于你是丝毫没有益处的。于是我只有另辟途径，寻出比较可恃的两法，一是认定几个可看的“明星”，是我所信任的某某几个明星主演的，大概总不至如何使我失望；二是有些欣赏程度大概相同而说话又靠得住的朋友先去看过，对我说很可以看看，我知道他尝试过了，便放心去看，大概也不至上当，因为要上当的已经被他捷足先上了，我便可以不必再蹈覆辙。（以上所说是指美国影片，国产电影至今引不起我的兴趣。）

讲到看书，也有相类的地方。有的时候，广告上所公布的书名未尝不引起我们购买之心，尤其是大擂大鼓的登大广告，某名人题签啊，某要人作序啊，说得天花乱坠，更易动人，你真的去买一本看看，也许内容大糟而特糟，你虽大呼晦气，但是腰包却已经挖过了。你要先看看各报上的书评吗？往往就是坏的也都是好的，也令人无从捉摸，因为有许多是应酬书业机关或著作人的。（《新月》月刊里的《书报春秋》却是有声有色，是一个例外，但是每期因限于篇幅，批评的本数当然还不够满足我们的“读书欲”。）西文的书籍，就是一本很寻常的教科书，你在序文里就可以看出，大都经过好几位有学问的人的校阅，校订，或指正的，著者特于序末志谢，可见他们对于读者很负责任。我国的著作大家好像个个都是大好老，大都是很能独立的著述，用不着请教人的，横竖倒霉的是读者，你买的时候他的大著总已印好出版，只要能出版发售，什么事他都可以不管了，至于翻译的作品，妙的更多，译者对于原书似乎可以不必有彻底的了解，对于这门学术似乎更不必有过深切的研究，只须拿起笔，翻开字典，逐句的呆译下去，看了就译，译了就印，印了就卖，卖了就令读者倒霉！所以像我这样经不起白挖腰包任意挥霍的读者也只得用看电影的方法：认定几个比较可靠的作者（倒不一定是名人），或常请教可靠的朋友介绍介绍。

当然，出了一个新脚色，无论是明星，或是译著家，有时我也要作初次的尝试，但如果尝试一次上了当，以后便不敢再请教。这样看来，以著述问世的人，不对读者负责似乎是仅害了读者，其实还是害了自己，因为他好像一与世人见面，就把自己嘴巴乱打了一阵，将来的信用一毁无余了。（原载1929年8月18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38期）

消极中的积极

据在下近来体验所得，深觉我们倘能体会“消极中的积极”之意味，一方面能给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往迈进的勇气，一方面能使我们永远不至自满，永远不至发生骄矜的观念。

孔老夫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视富贵如浮云，是何等的消极！据他的一位很刚强的弟子子路说，他明明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是何等的消极！但是他却不赞成当时长沮和桀溺（均与孔子同时的隐者）一流人的行为。他自三十五岁起由鲁国往齐国，周游列国，仍冀于无可为之中而或可获得多少的结果，一直奔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孟子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然”，则又何等的积极！

无论何人不能不承认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人，据他自述：“……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以孙先生的眼光与魄力，在当时还是“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其消极为何如？但是“未敢望”尽管“未敢望”，却能于“一败再败”之余“而犹冒险猛进”，其积极又何如？

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为背景，以“未敢望及吾身而成”为背景，可以说是以消极为背景；以消极为背景的积极进取，不知有所谓失望，不知有所谓失败，因为失望和失败都早在预期之中，本为常例，不是为例外。世之不敢进取者无非怕失望，无非怕失败，以消极为背景的积极进取既不怕什么失望，也不怕什么失败，则明知向前进取尚有上面所谓“例外”者可得，坐而不动则永在上面所谓“常例”者之中，两相比较，还是以进取为得计；况且进取即不幸，至多如未进取时之一无所获，则本为消极的意料中所固有，静以顺受，无所怨怼。所以我说“消极中的积极”能给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往迈进的勇气；只有不怕失望不怕失败的人才有大无畏和勇往迈进的精神。

我个人对于人生就以消极为背景，我深信有了以消极为背景的人生观，然后对于事业才能彻底的积极干去。我记得陈畏垒先生在他所做的《人生如游历的旅客》一文里有这样的几句：“我们此地不能讨论到世界的原始和宇宙的终极，但是我们每一个小我的人生，所谓‘上寿百年’，年寿上是有限制的，古人说‘视死如归’，虽没有说归于何处，而大地上物质不灭的原则是推不翻的，我们不必问灵魂的有无，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后的归宿便是形体气质一一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宗教家言所谓来处来，去处去，我们要改为来处来，还从来处去。承认了这一个前提，那么我们自少而壮而老这一段生存的时间，岂不是和‘旅行’没有两样？”我完全和他表同情，我所以对于人生以消极为背景，也是因为感觉“每一个小我的人生”在“年寿上是有限制的”，“我们最后归宿”都不免“形体气质一一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便应该明澈的了解：我们所能做的事只有竭尽我们的能力，利用我们的机会和“生存的时间”，能力社会或人群做到哪里算哪里，决用不着存什么“把持”或“包办”的念头。再说得明白些，有一天给我做，我就欣欣然聚精会神的干去；明天不给我做，也不心灰，也不意冷。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得穿了，我横竖要“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我只能有一日做一日，有得做便做，没得做便找些别的做；我做了三十年四十年，或做了数天数年，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上有什么差异？如能给我多做几年或几十年，只要我做得好，在此有得做的时期内，已有人受到我的多少好处；做到没得做的时候，要滚便滚。有了这样的态度，便能常做坦荡荡的君子，不至常做长戚戚的小人；不但失望失败丝毫不足以攫吾心，就是立刻死了（奋斗到死，不是自寻短见的死），也不算什么一回事。

反过来想，就是有些成就，以我们在“年寿上是有限制的”“一个小我的人生”，其所作为在人类千万年历史上的事功里，所占地位之微细或犹不及沧海之一粟，只有尽我有涯之生向着无穷尽的路上前进，做多少算多少，有何足以自傲之处？所以我说“消极中的积极”能使我们永远不至自满，永远不至发生骄矜的观念，因为只有能把眼光放得远的人才能“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曾文正《不求》诗中语。）（原载1929年9月2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3期）

明哲保身的遗毒

富有阅历经验的老前辈，对于出远门的子弟常叮咛训诲，说你在轮船上或火车上，如看见有窃贼或扒手正在那儿偷窃别个乘客的东西，你不但不可声张，并且要赶紧把眼睛往旁急转，装作未曾看见的样子，免他对你怀恨。这样几句很平常的寥寥“训话”，很可以表示传统观念遗下来的“明哲保身”的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浸润充盈于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于是大多数国民便只知有身，不知有正谊公道，不知有血气心肝，不知有国，不知有民族。所以当八国联军攻破京津时，顺民旗随处高悬；当联军占据北京时，该处绅士至请联军统帅瓦德西大看其戏，优礼迎迓；当天津尚在八国联军手里，该地绅士居然歌功颂德，鼓乐喧天的恭送匾额给德国将帅。所为者何：亦不外乎明哲保身而已矣！

对外存着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简直只要这条狗命可得忍辱含垢活着，国家尽管受侮，民族尽管受辱，都可以淡然置之，泰然安之，因为这种人所求者只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对内存着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贪官污吏尽管横行，武人祸国尽管内乱，做国民的却尽管袖手旁观，各人只要一时苟延残喘，什么话都不敢说，什么意见都不敢提了。发了财的舆论机关，号称民众口舌，只要极简单的做几句模棱两可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社论或时评，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万三十万的赢余下腰包，以不冒风险为主旨，拆穿西洋镜，亦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国对内对外大家受着明哲保身的遗毒，以只顾自己一条狗命的苟延残喘为惟一宗旨，于是结果如何？在内则纵任少数人之倒行逆施，斫伤国脉，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死于天灾者动辄以数百万人计，死于兵祸者动辄以数十万人计，这种死路都是大家但求明哲保身之所赐！在外仅就近事言，济南之变，白受日人惨杀的中国国民几何人？这种死路至少也是大多数国民对内对外人人但求明哲保身所直接间接酿成的惨剧！

最近上海由中国人开的大光明戏院开演侮辱中华民族的有声电影《不怕死》，洪深先生激于义愤，当场对观众演说，该院总经理中国人高镜清先生先则嗾使其所雇西人经理加以侮辱殴打，继则传唤其所恃西捕老爷加以拘捕管押，大概高先生也是深明中国人明哲保身的心理，自信很有把握，初不料洪先生却不是一个谙于明哲保身道理的人！我并觉得我国不谙明哲保身的人太少了，所以引起上面所说的一大拖感触，以为做今日内忧外患的中国人，应该人人养成不怕死的精神，为主持正谊公道，为力争国家民族的荣誉生存，就是一死也心甘意愿。其实做今日的中国人已经生不如死，就是这样的死去，反可以救救以后未死将死的许多惨苦同胞。我们要人人铲除明哲保身的遗毒；要把自己个人的生命看得轻，所属民族的荣存看得重；否则生不如死，何贵乎生？

历史上杀身成仁慷慨赴义的志士先烈，他们心性里最缺乏的成分是明哲保身的遗毒，最充分的是不怕死的精神——为主持正谊公道，为力争国家民族的荣誉生存不惜一死的精神。我国人受明哲保身的遗毒太多了，四万五千万国民里面具有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者能渐渐增加若干人，即中国起死回生的希望能渐渐增加若干程度。（原载1930年3月16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4期）

不堪设想的官化

近有一天在友人宴席间遇着上海银行界某君，听他谈起官化的乌烟瘴气，又引起我来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这位某君也者，原是上海银行界里一个红人儿，最近被任为不久即可开幕的官商合办性质的某银行的总经理。这个银行本拟国立的，已有了什么筹备处，堂哉皇哉官办的银行筹备处难免有一个大优点，就是官化！官化的最大优点是安插冗员，养成婢颜奴膝一呼百诺吃饭拿钱不必做事的好风气。最近这个正在筹备中的银行招了若干商股，变成官商合办的性质。在招商股的时候，因为官的信用太好了，恐怕商人不信任而不肯投资，乃用拉夫手段把某君拉去做一个开台戏的跳加官。某君被拉之后，跑到官办的筹备处去瞧瞧，但见一切筹而未备，却用了许多冗员，不但冗员而已，并用了几十个冗茶房（即仆役），冗的空气总算不薄，既是够得上“冗”字的美名，当然没有什么事干，不过一大堆的奔走唱诺而已。某君想不办则已，要办只得将官办的筹备处和要办的银行划开，他不管筹备处，只管依照银行的严格办法，另行组织起来。有许多冗员来见他，做出做官的样子，俯首垂手弯背，有椅不敢坐，开口总理，闭口总理，无论何事，不管是非，总是唯唯喏喏连答几个“是”字。这在做惯了官、摆惯了臭架子的官僚，当然听了像上海人所谓“窝心”（适意也），不过这位不识抬举的某君却只重办事的真效率，听了那样娇滴滴的柔声反而觉得刺耳怪难过！看了那样百媚横生的姿态反而觉得触眼怪难受！还有许多人拿着要人的荐条，某君一概不看，有的竟说是部长叫他来见的，某君老实不客气的说这里用人是以办事能力为标准，部长和这里是没有关系的。他几日来天天要抽出大部分的时间来见客，都是要这样对付一班阔人背后的饭桶，简直好像和他们宣战！

有所不为而后有为。某君原有他自己的银行事业，对于那个银行的总经理可干可不干，所以不为官化毒气所包围，那个银行的前途有些希望，也许就在这一点。

由官化的人物主持的官化的机关，好像霉了的水果，没有不溃烂的。无论何事，由这种人办起来，公款是不妨滥支的，私人是不妨滥用的，至于办事的效率却是他脑袋里始终连影子都不曾有过的东西。（原载1929年12月1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期）

忘名

我们并不劝好名的人不要好名，只希望好名的人能在“实”字上用工夫，既如上述：但是照我个人愚妄之见，一个人要享受胸次浩大的愉快心境，要不为“患得患失”的愁虑所围困，则热中好名远不如太上忘名。

我们试彻底想一想看，“名”除了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外，有多大的好处？我常以为我们各个人的价值是在能各就天赋的特长分途对人群作相当的贡献，作各尽所能的贡献，我有一分实际能力，干我一分能力所能干的事；我有十分实际能力，干我十分能力所能干的事。有了大名，不见得便把我所仅有的一分能力加到十分；没有大名，不见得便把我所原有的十分能力缩到一分。我但知尽我心力的干去，多么坦夷自在，何必常把与实际工作无甚关系的名来扰动吾心？

美国著名飞行家林德白因飞渡大西洋的伟绩而名益噪，乃至他随便到何处，都有新闻记者张望着，追询着，甚至他和他的新夫人度蜜月，都要千方百计的瞒着社会，暗中进行，以避烦扰。这是大名给他的好处！

美国前总统现任大理院院长的塔虎脱，最近因为生了病，动身到加拿大去养病。他原已病得走不大动，坐在一个有轮的靠椅上，用一个人推到火车站去预备上火车。他既是所谓名人，虽在养病怕烦之中，仍有许多新闻记者及摄影者包围着大摄其影，虽然经他再三拒绝，还是不免，他临时气急了，勉强跑出了椅子，往火车上钻，一面摇着手叫他们不要跟上。这也是大名给他的好处！

我们做无名小卒的人，度蜜月也好，养病也好，享着自由自己不觉得，谁感觉到他们的许多不便利？

身前的名对于我们的本身已没有什么增损，身后的名则又如何？杜甫梦李白诗里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死后是否有知，我们未曾死过的人既无从知道，又何必斤斤于“寂寞”的“身后事”？况且身后的名，于我们的本身又有什么增损？例如生在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前的孔老夫子，他自有他的价值，他生时自有他的贡献，后来许多帝王硬把他捧成“独尊”，现在有许多人硬要打倒他；或誉或毁，纷纷扰扰，他在死中是否知道？于他本身又有什么增损？

蔡孑民先生有两句诗说：“纵留万古名何用？但求霎那心太平，”我觉得可玩味。我们倘能问心无愧，尽我心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此心便很太平，别人知道不知道，满不在乎！有了这样的态度，便享受得到胸怀浩大的愉快心境，便不至为“患得患失”的愁虑所围困，所以我说热衷好名远不如太上忘名。（原载1929年10月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5期）

能与为

一人事业上之成就与其能力为正比例；且自文明进步，分工愈精，则能力之专门化亦愈密，能于此者未必亦能于彼，故与事业之成就为正比例的能力，尚须注意其所专者是否适合于其所为。果有相当的能力，而此相当的能力又适合于所做的事业，其效率之增高，业务之发展，实意中事，在社会方面之兴盛繁荣，全恃此种事业获得此种人材；在个人方面之感觉兴味与愉快，亦全恃此种人材有机会尽心竭力于此种事业。此即所谓“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合而为一。故有志于某种事业者，与其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结网无他，即当对于此某业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准备。昔人所谓“水到渠成”，所谓“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准备以后的亲切写真。

能力之养成，常有待于实际应付问题与处理事务时之虚怀默察，及领悟窍诀。故“学”与“为”常可兼程并进，互有裨益。在此原则下，虽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只须肯存心学习，未尝不可由“为”而“能”，古今来有不少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虽未有领受正式教育之机会，而犹能利用其天赋，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树立者，都是由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不过要走得上这条路，一下走不到康庄大道，必须不厌曲径小路之麻烦；换句话说，即勿因事小而不屑为，当知“百尺高楼从地起”，天下决无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学即能之业，无不从一点一滴的知识经验积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为，安见其能为大事？

尤可悯者为虽“能”而不“为”，一种事业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绩，全恃从事者能以满腔热诚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无所表现，虽有能为之能，等于不能，虽有可能，永为不可能。这种毛病，不在相当知识之无有，实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务的精神与忠于所业的态度，还有一个大病根，便是畏难。这种人仅见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实经过无数次之失败，实尝过无数次之艰苦。常人但见成功之际之愉快，不见苦斗时代之紧张；但闻目前的欢声，岂知已往的慨叹？任何事业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伤心史，诚以艰苦困难实为成功必经的阶段，尤以创业者为甚，虽已有“能”，在创业时期中必须靠自己打出一条生路来，艰苦困难即此一条生路上必经之途径，一旦相遇，除迎头搏击外无他法，若畏缩退避，即等于自绝其前进。

不能而妄为，其为害超过于虽能而不为，盖一则消极的无所成而已，一则积极的闯祸。此类人既不屑学习，又不自量力，好虚荣而不顾实际，善大言而不知自惭，阻碍贤路，贻害社会，决无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难觉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其能，实际无能而自以为有能或甚至自以为有大能，轻举妄动，虽至失败而尚不知其致败之由，乃真无可救药。（原载1931年5月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0期）

呆气

我们寻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气”和敬重“正气”。昔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从理直气壮中所生出的勇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人问他什么叫做浩然之气，他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但是我意以为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亦将消散；因为“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有几分呆气的人决不肯干；“以直养而无害”，亦非有几分呆气的人也不肯干。试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是呆气的十足表现吗？

研究任何学问，欲求造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据传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牛顿，有一天清晨正在潜思深究的有味当儿，他的女仆预把鸡蛋置小锅旁备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面沉思，一面把手上的一只表放入锅内滚水中大煮特煮，这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又据传说电学怪杰爱迪生结婚之日，与新夫人同车经过他的实验所，把夫人暂停在门外，自己跑进去取什么东西，不料进去之后，忘其所以，竟在一张桌上大做其实验，把夫人丢在外面许久，最后由新夫人进去找了出来，才一同回家去，这又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大概研究学问非研究到有了呆气的境域，钻得不深，求得不切，只有皮毛可得，彼科学家思创造一物，发明一理，当其在未创造未发明之前，人莫不讥为梦想，甚乃狂易，认为徒耗光阴，结果辽远，而彼科学家独能不顾讥笑，埋头研究，甚至废寝忘食，甘之如饴，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业以拯救同胞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彼革命志士，思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除痛苦，而当其未达到谋幸福除痛苦之前，无一兵一卒之力，无弹丸凭藉之地，在他人见之，未尝非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认为必不可以实现，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规谋计划，冒万险，排万难，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刀斧不足以惧其心，穷困不足以移其志，置身家性命于度外，而登高一呼，万方响应，翕然从风，固为万流景仰，但在流离颠沛之际，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诚以凡事非有几分呆气来应付，处处只计及一己利害，事事顾虑前途得失，无丝毫之主见，无丝毫之冒险精神，迟疑不前，越趄不进，永在彷徨歧路之间而已。

此外欲能忠于职务，亦非具有几分呆气不可。在办公室中但望公毕时间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墙上所悬时计者，大概都是聪明朋友的把戏，事业交在这种人手上是永远办不好，这是可以保险的。因为他所缺乏的就是忠于职务视公务如己事的呆气。降而至于交友，也以具有几分呆气的朋友为靠得住。韩退之所慨叹的“士穷乃见节义”，朋友穷了，仍不忘其友谊，此事非有较高程度之呆气者不办！

我们寻常的心理，大概无不喜闻他人之誉我聪明，且亦时欲表现其聪明；又无不厌闻他人之称我为呆子，而并不愿自认为呆子。初不料呆气也有那么大的好处！（原载1931年5月1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1期）

硬吞香蕉皮

重远先生偶然谈起从前吴俊陆（做过黑龙江省督办）吃香蕉皮的一桩笑话。当时东北对于外来的香蕉是不多见的，所以有许多人简直没有尝过，有一次吴氏到了沈阳，应几位官场朋友的请客，赴日本站松梅轩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题儿第一遭遇见，不费思索的随便拿了一根连皮吃下去，等一会儿，看见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剥掉然后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错了，但却不愿意认错，赶紧自打圆场，装着十二分正经的面孔说道：“诸位文人，无事不文质彬彬的，我向来吃香蕉就是连皮吃下去的！”一时传为笑柄。其实错了就老实自己承认，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过饰非是最苦痛的勾当。世上像吴氏这样硬吞香蕉皮还振振有词的虽不多见，但明知错了不肯认错，还要心劳日拙的想出种种方法来替自己掩饰，甚至把规劝他的人恨得切齿不忘，这种心理似乎是很为普遍。这种人穷则独害其身，达则兼害天下！因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胁肩谄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强谏力争的正人君子。

听说最近被刺的军阀张宗昌生平有三不主义，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钱”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谓“姨”者便是姨太太。据北平传讯，他的棺材运到北平车站的时候，“内眷未进站，挂孝少妇约十六七辈，含泪坐灵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号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余人异口同声，亦复一阵凄绝，一时哀乐呜呜，与嘤嘤啜泣之呼天声相间杂……少妇装束一致，丧服之内，露其灰色长衫，衫或绸或布，发多剪，留者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长者亦不过二十五六，最年轻有正在破瓜年纪者，然丧容满面，亦皆惟悴不堪”。这里面有一点颇可注意者，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怜虫大有舍不得她们所处境地的样子，在旁人觉得她们原有境地的可怜，在她们似乎还觉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为可怜，换句话说，她们似乎情愿忍受。其实我们如作进一步的看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下，她们都是不知自主也无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虫而已，说不上什么情愿不情愿。（原载1932年10月1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39期）

不相干的帽子

在如今的时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话，最简易而巧妙的办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实际言行怎样，只要随便硬把一个犯禁的什么派或什么党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来，便很容易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几条，轻些可以判你一个无期徒刑，以便和你“久违”“久违”，重些大可结果你的一条性命，那就更爽快干净了。

记者办理本刊向采独立的精神，个人也从未戴过任何党派的帽子。但是近来竟有人不顾事实，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来。有的说是“国家主义派”，读者某君由广州寄来一份当地的某报，里面说“你只要看东北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对于抗日救国的文章做得那样的热烈，便知道它的国家主义派的色彩是怎样的浓厚！”原来提倡了抗日救国，便是“国家主义派”的证据！那只有步武郑孝胥、谢介石、赵欣伯、熙洽诸公之后，才得免于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从首都来，很惊慌地告诉我，有人说我加入了什么“左倾作家”，我听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称为什么“作家”！“左倾作家”又是多么时髦的名词！一右就右到“国家主义派”，一左就左到“左倾作家”，可谓“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说反对私人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里讲“平均地权”，讲“节制资本”，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何尝不“左”？其实我不管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有所主张，有所建议，有所批评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读者报告给我一个更离奇的消息，说有人诬谄我在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又说“简称宣劳”，并说中央已密令严查。这种传闻之说，记者当然未敢轻信。甚至疑为捕风捉影之谈。这种冠冕堂皇的名称，我梦都没有梦见过，居然还有什么“简称”！我实在自愧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这样的资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给我看，某报载张君劢等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说我“已口头答应加入”。那位记者不知在哪里听见，可惜我自己这个一点不聋的耳朵却从未听见过！

我们在小说里常看见有所谓“三头六臂”，就是有三个头颅，也难于同时戴上这许多帽子，况且区区所受诸母胎者就只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头颅，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实觉辜负了热心戴帽在鄙人头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据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团，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义。不过我确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既是一桩事实，也用不着说谎。我现在只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主持本刊，尽其微薄的能力，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脑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气万分殷勤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区区这个头上来，当然不是我个人值得这样的优待，大不该的是以我的浅陋，竟蒙读者不弃，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现在居然每期达十余万份（这里面实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脑汁，决不是我一人的努力），虽夹在外国每期数百万份的刊物里还是好像小巫之见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国内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过，乘着患难的时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终不可，而在他们看来，送终的最巧妙的方法莫过于硬把我这个不识相的家伙推入一个染缸里去染得一身的颜色，最好是染得出红色，因为这样便稳有吃卫生丸的资格，再不然，黄色也好，这样一来，不幸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关门大吉了。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讲到这一点，我还要对千方百计诬陷我者表示无限的谢意！（原载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

平等机会的教育

教育的定义，简单的说起来，可以说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社会生活随着不同的社会而差异，所以教育的内容也随着不同的社会而变换。换句话说，教育不是能凭空生长，独立存在的，却是要受制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而为某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之副产物，某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反映。倘非一国的政治经济有办法，教育自身实在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本文关于教育上的建议，是指在政治经济已上轨道后，按照中国实际需要所应实施的方策。我们所希望造成的社会里，生产以社会的必要为目标，消费以满足各人的需要为原则；就是生产不以买卖赚钱为目的，消费以人人满足为理想；也就是大家劳动，大家消费，没有榨取和被榨取的阶级，而为共动共乐的社会。

在这种共动共乐的社会里，教育上至少要注意这三个原则：

第一，教育制度是统一的。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面，教育制度往往分成两截。在榨取的方面，他们的教育材料内容，以专供支配者的方便为主，准备未来榨取上需要的知识能力。在被榨取的方面，不是完全被摈于这种教育制度之外，便是被授以欺骗的教育，专学准备受人榨取的基本知识能力。在平等的社会里面则不然，教育制度是统一的，无所谓什么双轨制以限制人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是人人都得一样的享受，是人人都当一样的享受。

第二，教育不是少数有钱的人的专有品。在不平等的社会里，惟有最少数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人才得享受教育的利益，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都被摈于学校教育之外。据（民国）18年10月底教育部所发表的统计，中国全国学龄儿童的数量共有四千三百三十万余人，已得入学的只有六百四十一万余人，失学的学龄儿童竟达三千七百十七万余人之多！此外如文盲之多，如不能升学者之多，在在都表示教育为少数有钱的人所专有。在平等的社会里，入学者不必纳费，应由政府负责。

第三，教育既是给予特殊劳动力的一种手段，便应该是和劳动相联系的。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一方面养成所谓“劳心者”，一方面养成所谓“劳力者”。在政治上，“劳心者”和“劳力者”便成为支配和隶属的关系；在教育上，便造成“学问”和“劳动”之背道而驰。在平等的社会里，大家都须劳动，大家即就劳动上所需要的知能，加以研求，故所谓学问是大家共享的。和劳动是彼此相联系的，和劳动分家的教育是贵族化的教育，是拥护支配阶级的教育，不是平等的社会里所需要的。

以上是三个基本的原则，此外关于学校组织方面还有几点可以扼要的说一下。（一）学龄前的教育即须受严重的注意——即托儿所及幼稚园教育。托儿所以收容生后二月的乳儿至三岁为止的婴儿为原则。在这里面，当然以婴儿的身体养育及健全发达为主要目的。由女医生主持，这些女医生同时也就是儿童学的研究者。托儿所之设，固为促进婴儿生物学的合理的发展及健康的维持与增进上所必要；而且在妇女职业的进展方面亦甚重要，因为在平等的社会里，工作既为人人必尽的责任，从事工作的妇女在上工时便可把婴儿付给托儿所，下工时可以领回；同时并成为妇女的职业，从事此业的妇女，可依她们专门的研究，为社会服务。

幼稚园收容四岁至七岁的儿童，接着在托儿所所建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健全的体格，注意游戏和音乐的指导，并在幼稚园的作业和游戏生活里，一面引起儿童爱好自然研究自然的兴趣，一面依各个年龄而使受社会的组织之训练，培养群众合作的精神。（二）在幼稚园以上的学校，我们主张根本废除现在所谓小学中学大学的名称，应把学校分为三级，第一级称基本学校，注重一般民众的基本教育，收容八岁至十四岁的儿童；第二级称产业或劳动学校，注重产业教育，收容十五岁至十七岁的青年；第三级称学术院及专门学校，则为二十岁以上（即十七岁从产业学校毕业后服务二年以上者），愿受深邃及更专门教育者而设。（三）基本学校及生产学校均为强迫教育。基本学校内授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读写本国文字，实用计算，培养对于民族全体所应有的忠通精神。产业学校须一扫现在中学好像杂货店的不合实用的科目，集中精力于各种产业上的基本知识（社会及自然科学）及产业上特殊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各产业学校设于各种产业的中心地点，渐增其实地的工作和经验。（四）学术教育机关的中心不是教室而是大规模的图书馆及试验室，在专家指导之下作自动的研究。由各种产业学校毕业后服务二年以上者，得由考试，或经服务机关负责的介绍，由专司此事之机关认为合格后，送入学术院或专门学校更求深造，期限二年至六年，各依职业种类而定。学术研究纯以增加服务社会效率及对人群贡献为职志。学术院注重更精深之研究，备特具发明天才者尽量发展之地，由国家供养，俾得尽展其天才，以益社会。

此外如师范教育之扩充，文盲之扫除，成人补习教育之推广，亦应限期推行期收实效。

总之，从前的教育不过为少数人骗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今后的教育当顾到全民族的全体人民的幸福，一方面要藉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生产力，一方面要藉教育训练全体民众具有接收真正全民政治的能力。（原载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

思想犯罪

据日本文部省调查，去年度日本全国学生因思想犯罪而被处分的事件，计一百四十八件，被处分人数计八百六十二人，打破以前之纪录，就中高等学校占五十一件，四百十名，为总数之百分之五十，至本年度学生因思想左倾而犯罪者仍有增加。去年既打破以前之纪录，今年又仍有增加，统计表上的这条曲线大概总是向上高而不会往下低的了。

禽兽能否说得上有思想，我们虽不得而知，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圆颅方趾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的，至少是特富于思想，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舍禽兽而比较人类，人的智愚差异，思想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特点。这样说起来，思想原是可以珍贵的东西，方培养之不暇，何以目为“犯罪”而“被处分”呢？这里面的缘故，在如今最时髦的罪名是“左倾”。如果你服从“中庸”之道，看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不平的事实，只当你未曾生了两只眼睛，或虽无法把眼遮蔽而下幸看见了，只认为那“朱门”里面的那些“吃人”的人是几生修到，而那“路”上的那些“屈死”是罪有应得，除此以外，一点不动天君，那是最合于明哲保身的三味，什么毛病都不会出！否则这是“左倾”思想的发源地，便不免“犯罪”，便不免“被处分”了！压迫“左倾”思想的人们，只注意于“左倾”思想，而不注意于“左倾”思想的发源地，不知这种发源地一日存在，由这里发源的“左倾”思想即无法消灭；这种发源地愈凄惨愈扩大，“左倾”思想亦必随着激进而广播。我们姑不谈思想方面的什么高深理论，且请睁睁眼睛看看当前的事实。

在我国历史上，压迫思想的模范人物殆莫善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他自以为这样便可稳得“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终因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瞬息亡于斩木揭竿之手，很可以做不顾事实但知制造“思想犯罪”者的参考资料。（原载1932年11月5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4期）

卧着拿薪水

据报载最近冯玉祥氏对新闻记者谈话，有“国家将亡，应卧薪尝胆，但他们正在卧着拿薪水”等语，末了一句颇饶幽默意味。我们做老百姓的看惯了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时干得乱七八糟，下台后却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对于大人先生们的高论，常觉得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但像冯氏说的这句话，对于国难中老爷们的泄泄沓沓醉生梦死好像已倒在棺材里的心理形态，似乎描摹得颇有几分似处。拿应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么罪过，可是一定要不客气的“卧着拿”，那撤烂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们如略再仔细地研究一下，便觉得仅仅拿薪水的仁兄们，就是“卧着”拿的，大概都是藉此勉强糊口活家的可怜虫。讲到国家民族的元恶大憝，却是那些不靠薪水过活，所拿的远超出于薪水，你虽求他们仅仅安安分分的“卧着”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宝贝！

诚然，现在有一班全靠着显亲贵威，在衙门里挂个衔头吃现成饭的官僚老爷们，拿着薪水无事可做，只须“卧着”就行。他们只要靠得着封建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资格以及能和这种资格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们，都有便宜可拓，都只须“卧着拿薪水！”但是他们不得不求生存，这样的社会既不能容纳这许多求生者，他们只得往比较可以糊口的路上钻。对这种人我们仍只觉得怜悯，认为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

至于上等的贪官污吏和搜刮无厌还要打着玩玩的军阀，那是“卧着拿薪水”并非他们所屑为的。“捐税名称之繁，既已无奇不备；勒借预征之酷，复又遍及灾区。”（见国府请求川军停战命令）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万倍了，但他们却不愿安分的“卧着”，却要“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损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就是客客气气地请求他们“引咎互让，立止干戈”（亦见上令），他们仍充耳不闻，玩得起劲，这就请求他们“卧着”而不可得了！（原载1932年12月3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

四P要诀

据说在美国对于人的观察，很通行所谓四P要诀。第一个P是Personality，译中文为“人格”；第二P为Princi-ple，可译为“原则”或“主义”；第三P为Programme，可译为“进行程序”或“计划”；第四P为Practicability，可译为“可以实行”或“可行”。原文这四个字都有P字为首，故称四P。就是说要观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样，第二要注意他的“主义”怎样，第三要注意他的有无“计划”或怎样，第四要注意他的计划是否“可行”。他们以为对人能仔细考察他的四P，思过半矣。

不过我们倘略加研究，便觉得所谓“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统治者看来，往往觉得奴性并无背于人格；在革命者看来，和罪恶妥协都是人格的破产。从前认女子殉夫或上门守节是女子的无上的好人格，现在却不值得识者之一笑。这样看来，所谓“人格”，还该需要一种新标准。我以为人格的新标准，应以对社会全体生活有何影响为中心；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对于社会全体生活有害的便是坏的。例如压迫者榨取者之欢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数人以供少数人享用的工具，这于全体生活是有害无利，是很显然的，关于第二P的“主义”，也可以这同样的标准做测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来讲，有了“计划”还要“可行”，这便是说计划要能对准现实，作对症下药的实施，不是徒唱高调的玩意儿。但是有时“计划”之“可行”，虽为识见深远者所预见，往往为眼光浅短者所无从了解，嚣然以高调相识，为积极进行中的莫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便靠实有真知灼见者之力排众议，以坚毅的精神，和困难作殊死战。等到成绩显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对或阻碍有如沸汤灌雪，立见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别判断，尤恃有超卓的识见，对于现实须具有丰富缜密的观察。（原载1932年12月3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

怎样看书

这一段话是在《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柯百年编）一书里面看见的，这似乎是平淡无奇的话，但凡是在社会上服务后感觉到知识上的饥荒的人，对于这几句话想来没有不引起特殊感触的。我们感觉到知识上的饥荒吗，只有下决心，自动地努力于自修，永续地研究下去。一天如至少能勉强抽出时间看一小时的书，普通每小时能看二十页，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页一本的书二十几本，四五年便是百余本了，倘能勉强抽出两小时，那就要加倍了。记者最近正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全书约十五万字。已写完了三分之二，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高尔基艰苦备尝中的无孔不钻的看书热，我执笔时常独自一人对着他的故事失笑。

不过看书也要辨别什么书，有的书不但不能使人的思想进步，反而使人思想落伍！有位老友从美国一个著名大学留学回来，他是专研政治学的，有一次来看我很诧异地说道：“我近来看到一两本书，里面的理想和见解完全是另一套，和我在学校里所读的完全两样，真是新奇已极！”原来这位仁兄从前所读的都不外乎是为资产阶级捧场或拥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受了充分的麻醉，他的这种“诧异”和“新奇已极”，未尝不是他的幸运，他也许从此可从狗洞里逃出来！

此外关于看书这件事，还有两点可以谈谈。第一点是以我国出版界之幼稚贫乏，能看西文原书的当然愉快，如看译本，糟的实在太多，往往书目很好听，买来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剥，莫名其妙！钱是冤花了，时间精神更受了无法追回的莫大的损失，我们要诚恳的希望译书的先生们稍稍为读书的人设身处地想想，就是不能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感到读书之乐，至少也要让人看得懂。第二点是在这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空调尽管唱得响彻云霄的年头儿，看书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语谓“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书中”大可引出“铁窗风味”来！什么时候没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举动，便是什么时候望见了社会的曙光。（原载1933年1月7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期）

新闻记者

刚在上段论到一位因职务关系而送掉一条性命的新闻记者（刘君平日为人如何，我这个脑袋暂得保全的记者虽不深悉，但他此次丧身，既为“副刊”文字遭殃，无论有无其他陷害的内幕，他总可算是因职务而牺牲了），联想到关于新闻记者方面，还有一些意思可提出来谈谈。

前几天报上载着一个电讯，据说“波斯京城《古希士报》总主笔，日前以波斯王将其侍卫大臣某免职，特致电于波斯王，称贺其处置之得宜，满拟得王之嘉许，不意波王得电后，大为震怒，以一区区报馆主笔竟敢与一国君主谈论国事，遂罚彼为宫前清道夫云”。以报馆总主笔罚充宫前清道夫，这位“波王”也许是善于提倡“幽默”的一位人物。虽则那位“总主笔”“满拟得王之嘉许”，一肚子怀着不高明的念头，辱不足恤，但是“以一区区报馆主笔竟敢与一国君主谈论国事”一句话，却颇足以代表一般所谓统治者的心理。他们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服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多么舒服，其实新闻纸上的议论，不过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它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当前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心理？大众何以有如此这般的意志和要求？这后面的原因如不寻觅出来，作根本的解决，尽管把全国的言论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应声虫，“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到来！

固然，各种事业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难免也有黑暗的方面，如上面所引的“满拟得王之嘉许”的那位总主笔，便是咎由自取。不过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惟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原载1933年2月4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5期）

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做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睁着眼饱看以国事为儿戏的一幕过了又一幕的滑稽剧！寻常的滑稽剧令人笑，令人看了觉得发松，这类滑稽剧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无泪，令人惨痛！最近又有奉送热河的一幕滑稽剧刚在很热闹的演着。何以说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这原也是一件虽不光明正大而总算是这么一回事，但心里早就准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里却说得邦邦硬，别的要人们的通电演说谈话等等里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尽提，也没有工夫尽提，就是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声有色的老汤，他除偕同张学良张作相等二十七将领通电全国，说什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久具决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所以值得加密圈，因为讲得实在不错也！）并堂而皇之的特发告所属将士书，有“吾侪守土有责，敌如来犯，决与一拼，进则有赏，退则有罚，望我将士为民族争光荣，为热军增声誉”等语；后来又亲对美联社记者伊金士说：“非至中国人死尽，必不容日人得热河。”他临逃时还接见某外记者，正谈话间，老汤忽托词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说的话算狗屁，也滑稽不到哪里去，他却逃得十分有声有色，竟把原要用来运输供给翁照垣将军所率炮队的粮食与炮弹用的汽车二百四十辆，及后援会的汽车十余辆扣留，席卷所住行宫里的宝物财产，带着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城，浩浩荡荡的大队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遍地，有要攀援上车的，都被车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来！

军用的运输汽车既被扣留着大运其宝物财产，于是只得雇人力车参加征战，听说翁将军在前方迭电催请速运弹药，平方当局不得已，乃以代价雇大批人力车运往古北口，许多人力车前进虽不无浩浩荡荡之概，但和“速运”却是背道而驰的了！敌人以飞机大炮来，我们以人力车往，不是愈益显出了我国的军事当局对于军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吗？

以号称十五万国军守热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长驱直入承德，甚至不够分配接收各官署机关，这也不得不算是一个新纪录！

这种种滑稽现象，说来痛心，原无滑稽之可言。身居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氏五日到津，谓“热战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无怪我们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剧开演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谓最大原因为器械窳劣，训练不良，准备毫无。我们也有同感，所不知者，“准备毫无”，应由谁负责罢了。

我们在这滑稽剧中所得的惨痛教训，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中国在“死地”上者决轮不到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像老汤的“宝物财产”，从前已宣传有一大批运到天津租界，（当时有的报上说他此举正是表示抗敌决心）此次还有二百余辆汽车的“宝物财产”可运，至少又有半打艳妾（参看本期杜重远先生的《前线通讯》）供其左拥有抱，这在他不但是决无自置“死地”之理，简直是尚待享尽人间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为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这类军阀乃至他们的附属品，有何关系？他们的最大目的就只为他们的地盘，私利，（老汤从前一面对国内宣言尽职守土，一面对日方表示抑制义军，本也为的是自己地盘，等到地盘无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么国难不国难，关他们鸟事？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都不过在加紧的自掘坟墓，被他们“置之死地”的大众，为客观的条件所逼迫，必要起来和他们算账的。大众努力的程度，和他们解放的迟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难，不但不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加猛进的速率。（原载《生活》1933年3月11日第8卷第10期）

漫笔

记者近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看到列宁对于党内信仰摇动的分子之坚决的不肯迁就不肯妥协的精神，受着很深的感动。先是社会民主党分裂而为两派，一为朴列哈诺夫所领导的孟希维克派，一为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希维克派。高尔基很想设法把这两派团结起来，使全党的力量不致分散，而得着更大的力量：极力主张列宁和孟希维克派的麦托夫等开一会议，商量办法，列宁竟坚决的拒绝，甚至于说他宁愿分尸四段，不愿和这班人妥协。虽麦托夫讥笑他，说在俄国只有两个布尔希维克党人，一是柯尔郎推，一是列宁自己，但他只付之一笑，丝毫不为之游移。后来在布尔希维克党的自身，又有博达诺夫等一派人又以意见不合，分裂为“前进派”，高尔基又积极设法使他们重新结合，又被列宁严词拒绝，连高尔基都被他责备一番！后来事实上是列宁看准了，孟希维克和前进派一班人都在理论上立不住，渐渐地退到暗淡无光的角落里去了。

理论澈底，策略准确，然后以排除万难坚定不移的勇气和精神向前干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即最初同志尽少，这种坚如金硬如铁的同志，一个可抵十个百个，内在的力量是异常伟大的。这是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想。糊里糊涂地干着，像垃圾马车，一样地兼收并蓄，即一时好像轰轰烈烈，终必以虚伪的或盲目的信仰，被投机分子的尽量利用，徒然成为以主义（？）为幌子，以私利为中心的一团乌合之众！

但是坚定不移的态度，必须出于理论上的澈底看清，策略上的澈底看准，然后才能在惊风骇浪中，拿定着舵，虽千转百折，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终有达到彼岸的时候。否则自己糊涂，还要强人也糊涂，这便是刚愎自用，结果反足以愤事，此即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原载《生活》1933年4月8日第8卷第14期）

废话

说废话的人也许沾沾自喜，以为得计，其实废话和空头支票是难兄难弟；空头支票所能发生的结果是信用破产，废话所能发生的结果也并不能达到说话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骗得过——惟一的结果也只是信用破产。俗语所谓“心劳日拙”，实可用以奉赠最爱说废话的要人先生们。（原载1933年4月29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7期）

统治者的笨拙

19世纪末叶的俄国，在青年里所潜伏着的革命种子已有随处爆发的紧张形势，而当时统治者的横暴残酷，也处处推促革命狂潮的奔临。“……到了19世纪的末了，形势一天一天的愈益紧张了。1897年，有一个大学女生名叫玛利亚（Maria Vetrova），被拘囚于彼得保罗炮台，在该处她在神秘的情况中自杀。当道对于她的死，严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后才通知她的家属，说她将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烧死。大家都疑心这个女生的死是由于强奸和强暴而送命的，这件事变更为学生界愤怒的导火线……”（见《革命文豪高尔基》第十八章“革命的前夕”）俄国革命便由统治者在这样压迫青年自掘坟墓中酝酿起来。

其实这种惨酷的现象，不仅当时的俄国为然，世界上黑暗的国家，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残蹂躏，也一样的惨酷，不但惨酷而已，而且还要用极卑鄙恶劣的手段，造作种种蜚语，横加侮辱，以自掩饰其罪恶。这种手段当然是极端笨拙愚蠢的，因为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实的人决不会受其欺骗；在统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乱，倒行逆施，增加大众的愤怒和痛恨罢了。（原载1933年7月8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27期）

走狗

玩狗是西洋女子的一件很普遍的消遣的事情——这些女子当然是属于有闲阶级的。中国的“阔”女子中也有很少数的染着这样的“洋气”。听说中国某著名外交官的太太便极爱养狗，养了十几只小哈吧狗，她的丈夫贵为公使，有时和她出门带着秘书，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等等要很小心谨慎地替她抱狗，恭恭敬敬地侍候着。但这在中国，究竟寥寥可数，所以我们未曾做过著名外交家的娇贵太太的随从者，对于玩着狗的游戏，究竟不易得到“赏鉴”的机会。依记者“萍踪”所到，在英国看见太太小姐们拖着狗在公园里或小山上从容闲步的很多。我在伦敦有一次住宅的附近有一个很广大的草原（Hamps terd Heath）遇着星期日，在这里游行的男女老幼非常的多，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许多妇女手里拖着一只小狗。有许多把拉狗的皮带解下，让狗自由地随着。在这种地方，我才无意中仔细看出走狗的特色。你可常看到这种随着的小狗，它的主义可随便地带着它玩，无不如意。它的主人把一只皮球往前远抛，它就兴会淋漓地往前跑，拼命把那个皮球抓着衔回来给它的主人；它的主人再抛，它再跑，再拼命抓着球衔回来。有的没有带着皮球，只要拾着一根树枝，也可以这样抛着玩。这大草原上有池塘，有的狗主人领着狗走进池边，把一根树枝抛在池里远处，呼唤着狗去衔回来，这狗也兴会淋漓地往小池里钻，拼命游泳过去，很吃力地把那根树枝衔回来，主人顾盼着取乐。至于这主人是怎样的人，平日干的什么事，叫它干的是什么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效果，在这疲于奔命的走狗，并没有什么分别，只要你豢养它，它就对你“唯命是听”。自号“万物之灵”的人类里面的走狗，最大的特色，无疑地也是这个和狗“比美”的美德。其实“衣冠禽兽”的人类中的“走狗”较真的走狗，还要胜一筹的，是真的走狗除非是疯狗，至多是供人玩玩，有的在乡村里还能担负守夜的责任，“衣冠禽兽”中的“走狗”却要帮着豢养他（或它）的主子无恶不作，越“忠实”越“兴会淋漓，就越糟糕！在这种地方也可以说是人不如狗，不要再吹着什么”万物之灵了。（原载《大众生活》1935年11月23日第1卷第2期）

领导权

近来常听见有人提起“领导权”这个名词，也常听见有人说某某或某派要抢领导权云云，好像领导权是可由少数人任意操纵，或私相授受似的。这种人的心目中所认为领导权，只想到领导者，只知道有立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个人，把大众抛到九霄云外！于是他们便存着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以为领导权是从少数人出发，大众只是受这少数人所“领导”。随着这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又有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常常慨叹于中国大众的没有力量，梦想着好像可以忽然从天空中掉下来的“领袖”，然后由这个“全知万能”“生而知之”的“领袖”来“领导”大众；以为大众只配受这样高高在上和大众隔离的“领袖”所领导！

其实领导权在表面上似乎是领导着大众，而在骨子里却是受大众所领导，大众才是领导权所从来的真正的根源。

我在莫斯科时细看他们的革命博物馆，看到革命进程中每一个运动的事实的表现，都觉得领导中心之所以伟大，全在乎能和当时大众的要求呼应着打成一片；换句话说，领导中心是受着大众的领导，也只有受着大众领导的中心才能成其为领导中心。

谁都不能否认列宁和他的一群是苏联革命的领导中心。他在1917年发动革命时所提出的标语是土地、面包、和平。当时克伦斯基政府无力应付经济危机，仍和协约国进行帝国主义争夺的战争，对于民生的艰苦，农民土地问题的急切待决，都毫不顾及。而列宁在当时所提出的三大主张：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不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恰恰反映着当时大众的迫切要求；接着主张“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又是达到这三大主张的惟一途径。列宁在当时能根据大众的真正要求和可以达到这真正要求的途径努力干去，这不是很显然地是受着大众所领导吗？这不是很显然地表示他的领导权不是和大众隔离而是发源于大众的吗？所以在表面上列宁和他一群似乎是在那里领导着大众向着正确的路线前进，而在骨子里却是他和他的一群受着大众的要求所领导而向前迈进着。他的伟大是在于他能认清大众的要求和用来达到大众要求所必由的正确路线，并不是离开大众而能凭着什么领导权而干出来的。而且在他认清大众的要求和用来达到大众要求所必由的正确的路线后，也还要靠着大众自身的共同奋起斗争的力量而才能获得成功的，并不是抛开大众的力量而能由少数人孤独着干得好的。其实果然能依着大众的要求而努力的，决不会得不到大众的共同奋斗的力量；怕大众力量抬头，用种种方法压迫大众力量的抬头，正足以证明这些人为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一群的利益，所以提防大众如防家贼似的！和大众既立于相反的地位，摧残蹂躏大众之不暇，还说得上什么领导大众呢？果要领导大众吗？必须受大众的领导！（原载1936年1月25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

个人的美德

有一位老前辈在某机关里办事，因为他的事务忙，那机关里替他备了一辆汽车，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想念到中国有许多苦人，在饿寒中过可怜的日子，觉得非常难过，已把汽车取消，不再乘坐了。我问他什么用意，他说改造社会，要以身作则。他这样做是要把自己的俭苦来感化别人的。我说我很怀疑这种“感化”的实效究竟有多少，因为许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车，用不着你去感化；至于上海滩上的富翁阔少，买办官僚，决不会因为你老不坐汽车，他们也把汽车取消。就是我这样出门只能乘乘电车，或有的地方没有电车可乘，因为要赶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当牛马的黄包车，也无法领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听了没有话说。

就一般说，这位老前辈算是有着他的个人的美德，但他要想把这“个人的美德”的“感化”作用来“改造社会”，便发生我在上面所说的困难了。他真正要想改造社会，便应该努力促成一种社会环境，使白坐汽车的剥削者群无法存在，劳苦大众在需要时都有汽车可坐，这才是根本的办法；但是这种合理的社会环境是要靠集体的力量实际斗争得来的，决不是像“取消汽车，不再乘坐”的“个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羡称列宁从革命时代到他握着政权以后，只有着一件陈旧破烂的呢大衣，连一件新大衣都没有，叹为绝无仅有的个人的美德，好像要想学列宁的人只须学他始终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便行！其实列宁并非有意穿上一件破旧的大衣来“感化”什么人，他的伟大是在能领导大众为着大众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却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无意中始终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为解放大众所积极进行的工作，而仅仅有意于什么个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于上面那位老前辈的感化论了。无疑地列宁决不是要提倡穿着破旧的大衣，他所领导的革命成功之后，劳苦大众不但无须穿着破旧的大衣，而且因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着成功，大家还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在德国的时候，听见有人不绝口地称赞希特勒的俭德，说他薪俸都不要，把它归还到国库里。我觉得他的重要任务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决德国人民的经济问题，是否有益于德国的大众，倒不在乎他个人的薪俸的收下或归还。老实说，像我们全靠一些薪俸来养家活命的人们，便无从领受这样“个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个人的美德，更不是说奢侈贪污之有裨于社会，不过鉴于有一班人夸大“个人的美德”对于改造社会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对于改造现实所需要的积极的斗争。（原载1936年2月26日《大众生活》第1期第16期）

民众的要求

民众所要求的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但怎样知道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呢？至少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开放民众的救国运动；还有一个是在救国目的未达到以前，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后胜利不是仅靠军事所能获得的。两个侵略国的掠夺战争和被侵略国对于侵略国的抗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主要的异点是前者偏重军事的对抗力量，后者却靠一致拼死自救的策略。因为这个缘故，在被侵略国的基本力量是在军事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所谓军事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却有特殊的意义，不可忽视的。遇着全国民众所托命的国家民族临到极危殆的时候，大家为着救死而共同团结起来努力奋斗，这是自发的必然的运动，在握有政权、军权者诚然也志在真正出全力为垂危的国家民族争取最后一线的生机，和民众救国运动所奔赴的目标是同一的，这两方面便自然地会打成一片。在这种的形势之下，当局者不但不怕民众救国运动，而且渴求民众救国运动的自动勃发，和军事的力量相辅相成。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民众救国运动的解放，是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的第一块试金石、第一个象征。在民众方面，诚然要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第一步必须争取民众救国运动的自由权。

抗敌救国是最伟大的，也是最艰苦的事业，需要坚决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奋斗，这固然是不消说的。但是为什么要坚决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奋斗？为的当然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的利益，却是要使得全国民众所托命的国家民族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在这个目的未达到以前，不应该妥协。这理由是很显然的，真正的目的既在抗敌救国，在敌未退而国未救以前，为着什么要妥协呢？所以是否真正的彻底的抗敌救国，要看是否中途妥协。中途决不妥协，那才是真为着抗敌救国而迈进，否则便表示另有其他的动机。这可说是第二块试金石。

常听到有人发生疑问：某某在心里是要抗敌救国吧？某某在动机上是另有问题吧？无可捉摸的心，无形可见的动机，诚然无法加以评判，但是事实上的表现却是有凭有据的客观材料。注意客观事实的进展，应用这两块试金石，正确的评判不是不可能的。（原载1936年6月8日香港《生活日报》第2号）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一个人所承认的理论和他的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关系。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实践不会和他的理论发生矛盾，却是说倘若这两面有了矛盾，必有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最简明的例子是说谎。倘若我说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实际上我却做了，那末我的理论和行动之间显然便发生了矛盾。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这里面便有着它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和他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不是理论的。任何有意的说谎，总有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说谎的实际的理由。有的时候，说谎是出于无意的，说出的话不但欺骗了别人，同时也欺骗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自欺”当然不是出于有意或心里知道，却是由于不知不觉中受着自己成见的影响，受着潜伏着真正的动机所影响。这种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他们所本来讨厌的人，评判得特别苛刻。他们自己以为在说老实话，而在旁观者清的我们，却知道他们的偏见是受着他们对于这个人的厌恶心理所影响，而他们的这个厌恶心理却是有着实际的理由，不是理论的。所以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并不是说理论和实践总是能彼此融合的，却是说这两面有着必然的关系；倘若这两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必然都有着实际的理由。换句话说，理论常为实践所决定。

这样看来，一个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认的所信仰的东西，未见得就是真正信仰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自己还莫名其妙，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自己！但是遇着这样的情形，我们怎样能判断这个人究竟真正信仰什么呢？我们不能根据他所说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须观察他在行动上所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如看见任何人的行动和他所自认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断他并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认的原则。你如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么，你必须研究他的行动上的表现，不能仅靠研究他说些什么或想些什么。

这个原则似乎是很简单明了，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如把这个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便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于任何政党，或任何集团，或任何个人，不能仅看了他们嘴巴上所承认的党纲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确的，必须坚持地把他们所自认的理论和他们在行动上的表现比较比较。你如果要知道一个政党究竟代表了什么，你必须很不怕麻烦地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究竟是什么。例如有自命什么主义的政党，我们仔细研究它在行动上的表现不但不能实现它所标榜的主义，而且是反而要阻碍这个主义的成功，那末我们便可断言这个政党不是这样主义的政党。不但如此，我们发现理论实践不符的时候，还要研究这里面所潜伏着的实际的理由。你并且可以发现这个实际的理由总是含着有欺骗的作用，无论是出于有意的，自觉的，或是出于无意的，不自觉的。因为决定这个政党的行动是有它的真正的动机，不是该党所承认的动机，无论这真正的动机是否主持该党者所自觉，但是对于一般人是具有欺骗的作用却是一样的。行动既然决定理论，我们要信任任何政党，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他们说要做什么，或想要做什么，却是在实际上他们做什么。不但我们对于任何政党要这样，对于任何集团或个人的观察，都应注意这基本的原则。

实践决定理论，真正的理论也有着领导行动的功用。所谓真正的动机，跟仅在表面上标榜着而实际上和实践不符的理论或动机不同，是指真有领导实际行动的理论或动机，虽则在行动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觉，有的是不自觉的。倘若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动机所在，那末他的行动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理论是实践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做行动的基础，同时要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原载1936年6月14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2号）

苦闷与认识

在现在的中国里，除汉奸卖国贼外，大概都不免在苦闷的气氛中。尤其是热情横溢的青年，他们特富于敏锐的感觉，纯洁的心情，每日展开报纸所看到的记载，尽是民族的敌人横行无忌，激进侵略的事实，悲愤的情绪，实有难于抑制之苦。想不干吧，做了中国人，逃不出中国的现实；你有眼睛，所看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你有耳朵，所听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要干吧，又苦于满地荆棘，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样处于不干不是干又不得的苦境，当然要感到难于摆脱的苦闷。这种苦闷已普遍于一般人，尤以青年们为尤甚。

极端苦闷的结果，大概不外两途：一是由苦闷而更努力于寻觅出路，终于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颓废，自暴自弃。当然，这里所谓寻觅出路，指的不是个人的出路，一则在现状下，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个人实在无法觅得出路，二则看到整个民族到了这样惨痛的境地，个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于怎样使整个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谈到这里，便要牵连到认识的问题。认识不正确、不清楚，还是要钻到苦闷的牛角尖里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出路，在时间上决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完全达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两人或少数人所能单独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个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个灯塔，知道向什么方向干去。在你干的历程中，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艰苦困难，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烦！你倘若经不起这样的艰苦困难，经不起这样的磨折麻烦，你根本就未曾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点。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众来参加共同奋斗，不是可以像“英雄主义”的幻想，可以由一两人或少数人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注意于说服多数人，推动多数人来参加我们的阵线；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坚毅的，很不怕烦的实际工作。倘若你未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点。最后，有些人希望在一种现成的理想的环境中干自己所要做的救国工作，以为非舍去原有的职业是无可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闷上加上苦闷！其实这也是由于认识的错误。救国的工作是由各种各样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应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从现实做出发点去干的。倘若希望有个现成的理想的环境，那是只有到乌托邦去，那只有始终在苦闷的气氛中翻阰斗，交臂失去了许多可以干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的啊。（原载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0号）

防家贼与民众运动

最近有朋友从山西来，谈起一件饶有趣味而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事情。据说山西当局在北方战事愈益严重之后，也感觉到动员民众伟大力量的重要，但是临到危急的时候，却不大“动”得起来，于是阎主任诧异为什么他干了二十年的“民众运动”，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他想起第八路军的先生们精于此道，特约几位来商量这件奇事。他对他们老实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老实说他“动员”几个月，只“动”了几百人，而前次未改编前的“八路军”一入山西，就带去了五千民众，这里面必然有什么秘诀！他们回答得太爽直了。他们老实告诉他，说他二十年来的“民众运动”，在实际上只是压迫民众的运动！他们说倘若他真要把民众动员动起，必须把压榨农民的苛税迅速减轻，把阻碍民众运动发展的种种事实消除，让民众积极发挥他们的自动性，他们当然要起劲起来的。

我的这篇随笔的标题把防家贼和民众运动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似乎太不伦不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有意忽视上面所说的那样严重的事实教训，对于这个标题应该不难得到相当的了解吧。我们防家贼，主要的目的是在时时刻刻提防他会妨碍我们自己的利益，要这两方面精诚合作，是很少希望的——倘若不是绝对不可能。被人当作家贼防的人，要他们真能参加合作的工作，就是他心里万分愿意，而牵掣于种种的束缚和障碍，要发挥他的自动性，共同起来努力奋发，在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这样一来，往往有一批人钩心斗角于培植“防家贼”的“自己人”的势力，而实际无意作家贼而却被人当作家贼来防的人们，他们的精力也被消耗于人事的纠纷，对于真正救亡的工作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效率。

山西的注意民众运动，一向是我们所常常听到的，但一旦临到危急的时候，民众应该有的伟大力量竟“动”不起来，可见我们要注重的民众运动不可以挂了一块招牌为已足，必须开展真正的民众运动，同时要把领导民众和防家贼分清楚。我们都要把少数人的利益抛开，大家的心目中只有整个民族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目的。（原载1937年10月13日上海《抵抗》三日刊第17号）

《狱中杂感》序

杜重远先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事业家，他一向不注重做文章，甚至不相信他自己能做文章。当我主持《生活》周刊笔政的时候，他为着抗敌救国运动，四方奔走呼号，我约他在工作余下的一些时间，偷闲替《生活》周刊写一些通讯，他总是很谦逊地推说不会写，后来经我再三催请，他才写一点。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觉得他愈写愈好，他自己也越写越起劲。正是因为他富有实践的经验，不是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地深，使读者得到的益处特别地厚。

我深信读者诸君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杜先生是一个血性男子；我把杜先生视为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就因为他是一个血性男子。因为他是一个血性男子，所以他对于救国运动能始终不懈地向前干去；因为他是一个血性男子，所以他不但自己能那样干，并且能吸动许多人一同干去。

此外我知道杜先生的性格是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他对于朋友们的意见，最能虚心倾听，一觉到你所说的是合于真理，他就慨然赞同，毫无成见。

我们希望杜先生为国努力，前途无量，这本书里所表现的只是他的未来事功的沧海之一粟罢了。韬奋记于生活星期刊社

悼王永德先生

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哭爱国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实在增加我的无限的悲痛。

永德江苏常熟人，七岁进本乡的梅李小学，十二岁毕业，在原校补习两年，十五岁考进生活周刊社做练习生（民国18年10月）他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声不响地把所办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我最初只感觉到他的书法进步得很快，办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不久我便出国视察，和他分别了两年多。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惊异他的文笔和思想进步得那样快。去年我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请他襄助编辑，同时帮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把《大众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时他又不顾劳瘁地参加救国运动。我办《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时候，仍请他帮忙，我们总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余，自己不停地研究，该刊五号《怎样研究时事动态》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办事得力，思想进步，写作的能力也有突飞的猛进。我最近请他帮杜重远先生编了《狱中杂感》一书。这本书我原答应做一篇序文，但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延搁又延搁，他常常催我，前几天才写好付印。本月3日听说他患伤寒症在仁济医院，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认识我，我叫了好几声，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

我随请一位西医好友去看他，据说他的病症虽很危险，脉息还好，还不无希望，不料竟于11月9日的早晨5点半钟去世。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岁。人材培养不易，像王永德这样的人材，不是容易培养成功的，不幸这样短命，我不仅为私谊哭，实为社会哭。（原载1936年11月1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4号）

人圈

有一个很知己的好友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来，我们知道那里是有着时时渴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他们里面有的新自东北出来的亲友，和我的这个好友谈起东北同胞惨遇的情形，最凄惨的是我们的民族敌人近来在东北各村里设有所谓“人圈”，把贫病交加的我们的苦同胞，拉到这个人圈里去喂猎狗！事实是这样：因为义勇军的各处潜伏，我们的民族敌人把小村一大片一大片的烧掉，穷苦的老百姓往村里逃，没有屋子住餐风露宿，病了也没有医药，敌人便仿照猪圈或牛圈的办法，在荒地上用木椿围成大圈，里面放着饿狗，病得未死的人都被拉到里面去喂狗，夜里常可听到惨不忍闻的哀号！

我希望这惨呼的哀音能打动全国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弦！我希望全国同胞明白这种惨遇是每一个同胞和我们的子孙的命运，倘若我们还不一致团结起来挽救这个危亡的祖国。（原载1936年11月22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5号）

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含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满意于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很好的动机，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很可嘉的。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不过什么样的事可算做大？什么样的事只能算小？什么样的贡献可算做大？什么样的贡献只能算小？这却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易有一致的见解。

我们如在军界做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抗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大将，实在还不如做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也许你要驳我，说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当然是太不要脸，对国家民族不能有什么的贡献，这诚然是不错，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敌卫国的大将，那便有了较大的贡献了。这样看来，大将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将的贡献仍然是比小卒的贡献大。

我承认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个军队要能作战，倘若全军队都是大将，人人都做指挥官，这战事是无法进行的；反过来说，倘若全军队都是小卒，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人指挥或领导，那么这战事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在抗敌卫国的大目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硬看做工作有大小，贡献有大小，这只是流俗的看法罢了。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小卒。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原载1936年6月18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2号）

从现实做出发点

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种种方法解释世界。人类是能够改造历史的。所以我们要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不可屈服于现实，必须负起改造现实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不能抛开现实而不顾，这是很显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须根据这所屋子的种种实际的情形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开这所屋子而不顾的。

我们倘若能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至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能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种种事实斗争，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的；从事实做出发点的斗争，决不是没有阻碍的，有阻碍便必然地有困难，解决困难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历程，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实中国如果是已像我们理想中的那样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们来改造；改造时如没有阻碍，没有困难，那也用不着我们来斗争。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国，要排除阻碍，解决困难；一方面却因中国的糟而苦闷，悲观，怕见阻碍，怕遇困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矛盾所给与你的痛苦，是因为未曾注意要从现实做出发点！如果我们注意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像孙行者的摇身一变，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翻个阰斗到天空里去，那末我们只有向前干的一个态度，只有排除万难向前奋斗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现实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许多不满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许多事实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既不能逃避现实，就不能逃避这种种，就只有设法来对付这种种；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对付不够，就只有设法造成集体的力量来对付。

现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奋斗，但同时却有许多逃不出苦闷的圈子。苦闷是要消磨志气的（虽则在某一场合也可以推动奋斗），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必然地要从现实做出发点。（原载1936年7月5日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第1卷第5号）

论民族固有道德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演里，分析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国民族固有道德。近来守土长官，封疆大吏，对于侵略者只会屈服退让，对于小百姓只会残虐剥削，早已把总理遗教，抛在九霄云外，惟有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却到处在提倡着。北自北平，南至广州，当局提倡旧道德，提倡读经复古，可谓不遗余力。虽然旧道德不是一面挡箭牌，可以抵挡侵略国的枪刺炮弹，旧道德也不是一服续命汤，可以挽救军阀独夫的没落运命，这有眼前事实证明，但是孙先生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却依然值得我们来详细研究一下。

民族固有道德，以“忠”列第一位。“忠”的最大意义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但是现在恰巧相反。我们民族中间，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一天天增多。大的如郑孝胥，赵欣伯，殷汝耕，石友三等等，小的如华北和福建的贫民，甚至为了两三毫钱，出卖给日本人。这种大大小小的汉奸，一个个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有民族气节，尽忠报国的志士，反而一个个消沉下去，这不是关怀民族道德的人们所最痛心的事吗？

许多贫苦无识的同胞，因遭层层剥削，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充当汉奸，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有些统兵将领，官僚政客，甚至文人学者，也竟甘心充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这断不是出于偶然。原来我国近年内战始终不绝，政令迄未统一。当局但求巩固政权，甚至不择手段。有时不免以高官厚禄为饵，吸引天下豪强，以求平定反侧。犯上作乱，为旧道德所不许。朝秦暮楚，为士君子所齿冷。可是此种玷污民族道德的事实，在近年政治舞台上，却层见迭出，我们的当局至少要负一大部分责任。政府为维持威信起见，不得已而加以容忍，虽情有可原，但是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可以升官发财，而有主义有信仰的志士，却不免于出国诛戮。这种政策上行下效的结果，将使全国男女，只知有富贵利禄，而不知有国家民族。那就无怪汉奸的数目要一天天增多了。

所以要杜绝汉奸的产生，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心理，使投机者无法幸进，使朝秦暮楚之辈，不能得志，使中国人民个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这个更用不到写成标语，贴在墙头。最要紧的是由政府在内政上切实做去。只要政府对内，信赏必罚，光明坦白，一切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这样汉奸自然绝迹了。（原载1936年7月19日香港《生活日报》第43号）

地位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阅许多读者好友的来信。有许多信令我兴奋，有许多信令我感位，有许多信令我悲痛，有许多来信令我发指。

最近有一位读者给我的信，劈头就说：“你是没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奋斗，这是我所以特别敬重你的缘故。”下面他接着下去讨论些别的事情。

我凝望着劈头这三句话，静思了好些时候。我当然很感谢他的好意，把“肯奋斗”的话来勉励我，虽则我自己是十分惭愧，对社会并未曾“奋斗”出什么好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肯奋斗，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地位。这一点却很引起我的研究兴味。什么是“固定的地位”，这位读者并未加上什么解释。猜度他的意思，也许是指稳定的地位。例如失业的人，他的地位便不稳定。失了业的人，或是所有的职业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职业，或得到稳定的职业，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应该的事情。但得到职业或职业稳定以后，未必就不肯奋斗。所以我转念又觉得这位读者所指的“地位是会有使人坠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进的效用。例如做了资本家，做了大官僚之类的东西。倘若这个猜度是对的，那末所谓”奋斗“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因为未得到这样的地位，所以要奋斗去得到：一种是因为没有这种地位使一个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较有贡献于社会的方面奋斗。前一种的奋斗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读者所指的是后一种的奋斗：即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

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尤其要撇开个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协力于增高国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国外游历的人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触。无论你怎样神气活现，无论你在国内是有着怎样高的地位，他们看去都是中国人——本来都是中国人——他们若看不起中国，任何中国人当然也都不在他们眼里。华侨的爱国心比较热烈，这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要想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怎样，个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计较了。

当然，我们所努力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高并不是要步武侵略国的行为，并不是羡慕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我们要首先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华民国达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当前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我们做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当前什么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大障碍物，什么是我们国家自由平等的刽子手，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每个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说得实在些，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地位！你看见哪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坐视敌人的铁骑横行，宰割如意，像现在的中国吗？你在各国报章杂志上看到批评中国的文字，总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名词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国家相提并论的。我们看着当然是要气愤的。在这种时候，谁的心目中都只有“中国”这个观念，都只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怎样的念头，至于个人的地位怎样，是抛诸九霄云外的了，但是徒然气愤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的残酷的侵略；这是当前惟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们全国万众一心，勇往奔赴的。只须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后，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