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志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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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智囊团·大明名相试读：
总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句。一段话道尽了自己身为庙堂之臣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这群被称作宰相的人所处的尴尬位置，和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的崇高志向的真实写照。
宰相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令人为难的职务。虽然历朝历代称呼不同，秦、汉、唐都习惯叫丞相，宋代叫参知政事，明代叫内阁首辅，清代叫军机大臣，但其职权范围却变化很小。我们可以用“总理政务，调和阴阳”这八个字来概括其职权范围。
何谓“总理政务，调和阴阳”？“总理政务”指的是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在国事上可以抓大放小，但宰相身为百官之首，在国事上却必须事无巨细。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由各部门统一汇总到宰相那里，宰相再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呈递给皇帝御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流程。“调和阴阳”指的则是宰相在国家机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宰相向来都是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在皇帝眼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百官的代言人；而在百官眼中，宰相却是皇帝的助理，是皇帝的代言人。因此，身为宰相，就必须懂得如何调和阴阳，平衡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系。
这两点既是宰相的职责，同样也成了宰相难做的原因。总理政务让宰相庶务缠身，一刻不得清闲；调和阴阳又使得宰相劳心劳力，时时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斡旋。由此可见，国之宰辅一方面位高权重，于运筹帷幄之间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忧谗畏讥，小心翼翼，否则这一刻还“居庙堂之高”，下一刻便会被流放，“处江湖之远”。
正是由于宰相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使得宰相这个群体拥有了别样的精彩，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成书的原因。身为个人奋斗所能达到的最顶点，身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我们可以在历代的宰相们身上看到个人奋斗与王朝兴衰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本套丛书选取了秦、西汉、唐、北宋、明、清这6个最有延续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朝代，每个朝代选取数位名相。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王朝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个王朝究竟因何而兴、为何而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古之名相，无不是人中之杰，今之人可以此为鉴。第一篇方孝孺——一腔正气
此刻，方孝孺正在用手肘支撑着一点点向前缓慢爬行。
他刚刚被朱棣下令执行腰斩，手起刀落，鲜血四溅，连旁边的青石上都已经染上了红色。但是他仍然坚持不事篡位的朱棣，在方孝孺心中，这是属于他这个读书人的最后一点硬气，是用生命捍卫的最后一丝尊严。这位忠义正直之士就这样被毁灭了，但他没有被打倒。他用手指蘸血艰难爬行，不断地写着“篡”字，诉说着对朱棣的蔑视和不屈的抗争。
当写到第十三个“篡”字时，这位被评价为“读书种子”、“台州式的硬气”的大儒，生命的最后一丝光芒也消耗殆尽，停止了抗争。留给世界的是尚未写就的半个“篡”字和不朽的浩然正气。第一章读书种子
方孝孺，一个在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写就了浓墨重彩的人物，他被后世的无数文人敬仰并被视之为精神领袖。他作为士大夫的一身正气也得以永续流传。
不仅是在现在，在当时，起兵攻打京城（明代的首都，南京）之前，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曾经和朱棣有一次深入的谈话。进入南京城后，如何处置里边的重臣呢？当时姚广孝说道：“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为纪念“左联”五烈士，鲁迅在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无论是“读书种子”的称呼，还是“台州式的硬气”的赞誉，加诸在方孝孺身上的这些评价，似乎都在诉说着这位文人士大夫高洁的形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得不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台州式的硬气
浙江台州，一个中国东部沿海，一个中国版图上并不算很特别的地级市，但这个地方却因为方孝孺而被提及、被熟知。连同方孝孺一起被熟知的，还有“台州式的硬气”。
那么，什么是“台州式的硬气”？这台州式的硬气又怎样浸润了方孝孺的品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要了解“台州式的硬气”，还是先来分析一下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地理上看，台州居山面海，雁荡山、天台山、苍山、大雷山分别分布在台州的南部和西北部，将台州与外界阻隔，台州的东部则是大海，台州就被山和水包围其中。明代王士性曾经在《广志绎》中这样描述：“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因为山川海水的包围，台州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却形成了自有的一片天地。
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写道：“（天台山）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干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堙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意思是说，天台山险峻奇特，景色很美，仿佛将世间山脉的美好瑰丽都已经汇集于此。尽管并不是五岳中的山脉，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的美好。从中可见天台山不仅险峻，并且还资源丰富，景色秀美，幽然独立。
陶弘景这样形容天台山———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山有八重”蜿蜒绵长，“一万八千丈”的高度仿佛将山里形成了一个小世界，“周回八百里”的曲折幽暗，又似乎进入桃花源般与世隔绝，别有洞天一般。
地理位置的封闭性，阻隔了台州与外界的沟通，交通不便，商业不通，这里的百姓们只能依赖自然。依靠耕地打鱼生存的百姓也保持了淳朴自然、刚烈正直的性格，注重气节、忠义。
历史上，台州远离京城，是边远之地，蛮荒之地，偏僻荒凉，很多官员被贬谪到这里。无论是初唐四杰的骆宾王，还是寄情山水、自号“放翁”的陆游，都曾经与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陆游当年参加进士考试，因为名次居于秦桧的孙子之前，被秦桧在未公布的榜单上删除，最终落榜回乡。之后陆游游历了天台山，在天台山上他雨中闲游，拜访僧人，畅游于怪石飞瀑、秀竹山花之间，满眼的青翠萦绕，悦耳的水花四溅抚平了他的心灵，也陶冶了他的心智。他曾经在诗中写道：“竹舆冲雨上天台，绿树阴中小阁开。”在他眼中，天台山就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美不胜收。
台州还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在这里，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交汇在此，还兼容了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和以南宗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高度统一，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合，使得天台山形成了复合型名山文化，使这个并不著名的城市在文化上散发出灿烂光芒。
封闭的地理环境，灿烂的文化，质朴的百姓，让台州尽管身处东部沿海，却少有江南文化中的绵软，而是自成一派，人们的性格刚烈、硬朗；尽管被自然阻隔，人们却并不野蛮，而是不屈不挠，形成了“台州式的硬气”。
雄奇挺拔、飘逸俊秀的山水风光，孕育出的是刚烈忠义的百姓。在台州的历史中，方孝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台州人前仆后继，他们勇往直前，冒死劝谏，不向权贵势力低头，形成了文人的脊梁。
柔石和方孝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两个台州人，在面对生死的考验时，都选择了从容面对，他们骨子中流露出来的“硬气”和“迂”值得我们去认真品味。“硬气”在汉语中多是指刚强、有骨气。《红楼梦》第八十回写道：“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惯了。”老舍的《月牙儿》中也有这样的使用：“我有时很硬气，有时候很软。”这里的硬气就是指为人处世时的强硬。
方孝孺和柔石身上显然不侧重于这种对人对事时的强硬，而是更强调一种内在的潜藏在骨子中的气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气节，方孝孺和柔石的宁死不屈更是气节。
什么是气节？气节就是坚持内心，面对压力不屈服。方孝孺一定要死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方孝孺在能够活下来时却选择坚持一死？即使遭受极刑，为什么还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因为铮铮铁骨，因为不屈的气节。
这硬气，这气节，让方孝孺在面对朱棣的假意屈服、高官厚禄面前不卑不亢，坚持原则，坚持内心，保持自我的情操。
再来说“迂”。但凡和“迂”沾上边的词，总会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总会显得陈旧、不合时宜。因为“迂”中蕴含的是不顾一切的坚持，这往往会令人感觉到迂腐、执拗。鲁迅是真的以一种嫌弃和嘲笑的口吻看待柔石吗？显然不是，因为在后面，鲁迅曾经评价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可见，鲁迅是用一种看似贬低的口吻来褒扬柔石，褒扬他的气节和高洁情操。一个将民族的气节背在自己身上的人，该是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也要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迂”背后有着很多的不切实际和封建色彩，从政权斗争的角度来看，方孝孺批判的是一个封建政权，捍卫的是另一个封建政权，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这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方孝孺英雄式的骨气、“台州式的硬气”，因为情操的保留、文人传统的延续全仰仗这骨气和硬气。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显然，方孝孺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因为他捍卫的是气节，是不苟且于世的正义。早慧神童
公元1357年，方孝孺出生了。
他出生在浙江宁海的一个文人世家。方孝孺的祖上四代都是读书人，高祖父方重桂出身进士，“乡贡进士，有学行，学者尊之曰介轩先生”。曾祖父和祖父也都先后担任教谕职务，到了父亲方克勤这一代，更是了不起，方克勤是浙东出名的大儒，并且官至知府。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个书香门第，方孝孺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时的方孝孺也一定是受到了文学的浸润和熏陶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方孝孺3岁，父亲按照儒家经典为他启蒙。5岁时，尽管在常人看来，5岁的少年还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但是方孝孺已经能够背诵诗歌了。
当其他小孩子字还认不全时，6岁的方孝孺已经可以作诗———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当然，诗歌的青涩是有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从少年开始方孝孺就已经展现出了天资聪颖的早慧神童一面，而这，也为他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岁时，父亲送孝孺来到了家族书院———陵南谷草堂和卢氏文昌阁接受教育。
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逐渐发展成为民办的学馆，多是由一些豪门大族或者学者世家自行筹款建立。著名的书院像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多是如此。
在方家书院教书的都是一些乡间名儒，他们隐居乡间，但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却又甘于清贫，以教书为乐。因此在学生的培养上会格外地用心和重视，特别是对于方孝孺这种有天赋的学生，教书先生们格外看重，往往是用尽心血来培养。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在。能够被老师看中是学生的荣幸，其实很多时候老师收获一个悟性良好的学生，也是为师一世的慰藉。
方孝孺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与哥哥方孝闻同为林夫人所生。7岁那年，方孝孺的母亲林夫人去世了，幼年丧母的经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打击。况且是对于方孝孺这种心智成熟得比较早的人来说，悲伤更是难以自持。
母亲死后，父亲方克勤又迎娶了继母王氏。王氏悉心照顾方孝闻、方孝孺兄弟，王氏的到来无论对于方家还是方孝孺，都是莫大的慰藉，让方孝孺悲伤的童年多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因为有着从前学习的良好基础，方孝孺在书院的学习进步飞快。即使远远超过他人，但是方孝孺仍然刻苦认真，9岁的方孝孺已经能够背诵《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对于学习的强烈兴趣和过人天赋，方孝孺已经进入了一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状态中，他沉浸在自己的学问中，快乐并无忧，他享受着这个过程。知识丰富了让这个10岁少年的头脑，也锻炼了他的心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让方孝孺具有了阔达的胸襟和洒脱的性格。
从来赞誉总是伴随着质疑，有人赞扬也就会有人质疑。有人会问：“一个10多岁的少年，这样只懂得读书，会不会头脑迂腐不懂得变通呢？”这样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方孝孺自动过滤掉，仿佛在方孝孺这里统统没有发生过，他沉醉在自己的学习中，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周围的杂声，更不要说去解释。
那么方孝孺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诗文。方孝孺曾经说道：“余生十余年则好为诗，以俪偶为工，富艳为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羁，一操觚顷千余言可立就，取而诵之，张绮绣而协埙箎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虽余亦自负以为材。今反视之，则惕息而大惭，抑塞而不宁。”可见这位进步飞快的少年也曾经因为自身才华颇有些小小的自得。
聪明的方孝孺在古人身上学到的不仅是诗文的知识，还有古人身上的贤德。尽管方孝孺的诗文都写得很棒，但是这位少年想要做的并不是去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或者成为达官显贵，求取功名利禄。
那当时方孝孺的志向是什么呢？在《逊志斋集》中他曾经表明过自己的心志：“追忆少时狂僭，甫有知识，辄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辅明王、树勋业自期，视管萧以下蔑如也。”上面提到的伊尹、周公都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拥有令人称赞的德行、过人的才华，辅佐君王治理天下，成就一代霸业，颇得后来人的敬仰。
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孝孺已然不同凡响，他志存高远，想做的是成为辅佐君王的圣贤，品德高尚，才智卓越。“圣贤”一词在《吾思/圣神贤》中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深思熟思，必有奇思。信师行师，自可名师。圣学博学，方成绝学。知善致善，是为上善。性勿恶，形勿舍。省勿止，神勿折。”在品德在学问上都有着盖世之才的人才能成为圣贤，而这，正是方孝孺的理想。
作为一代大儒，为什么仅仅还在少年时就已经有了成为圣贤的理想？这要从文人接受的思想说起。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接受的最多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规范的主要内容是道德。这样的背景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而然就成了很多人不断追求的目标，他们渴望的是做一个“内圣外王”之人，在内为圣，在外为王。既能有对内心的坚守和修养，更能有对外部活动的掌控与把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这样的道理，很多文人追求的是“善其身”与“济天下”的结合，个人修为与经邦济世合二为一。
就在方孝孺努力学习的时候，他的父亲方克勤已经去京师参加吏部考试了。这次考试的组织者不是别人，正是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朱元璋。
1368年，朱元璋经过了多年的征战围剿之后，终于统一中国，建立朱姓王朝。上任之初，为了广泛地吸收人才来治理国家，他在1371年组织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考试。而方克勤就是考生之一。作为浙东有名的大儒，方克勤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吏部考试的第二名，之后被授予了山东济宁的知府官职。
这一年，方孝孺12岁，在经历了父亲职位高升的喜悦之后，他也再次经历了丧母的悲伤。一心照应方家全家老小的继母王氏去世了，方孝孺不胜悲凉地写道：“予生七龄而丧母，又五年而继母复卒，又七年先公庵捐馆舍。盖二十而丁三艰，质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腹……”
因为年幼，方孝孺就跟随父亲方克勤前往济宁任职了。空印大案
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青年时的方克勤也曾经渴望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乡试中，他小试牛刀，写过一篇非常出名的政论，陈述天下大势和政治得失，获得一片赞誉。
喜欢思考政治的发展，性格上又沉稳安静，也曾经经历过不被赏识的痛苦，深切地体会过贫困的生活，这样的方克勤在执掌济宁府后兢兢业业、革除时弊，造福于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方克勤深知历史发展规律，想到这一方百姓，深感责任深重，自我勉励：一定要更努力才行。
同每个新建立的王朝一样，明朝也不例外，因为元末的连年战争，大片荒地闲置，亟待发展农业生产。为了鼓励农业发展，明初朱元璋下令宣布了一项发展农业生产的新举措：凡是新开垦的土地三年内一律不需要缴纳赋税。从休养生息的政策来说，这本是一项惠民利国的好政策，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地方上的一些官员贪赃枉法，利欲熏心，为了讨好上级官员，往往还没有到达三年的期限，一些地方官吏就开始让开垦土地的百姓纳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百姓心中皇帝言行的准则，然而地方官吏的暗箱操作着实伤害了百姓种田的积极性，百姓不仅会觉得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而且会觉得皇帝言而无信，不按承诺办事。赋税的增加导致一些百姓放弃了开垦耕种荒地，一时间已经被开垦的土地重新又回到了被搁置的状态，本已经焕发的希望重新归于荒芜。
方克勤到任后，迅速调查百姓废弃土地的原因。在了解了下层官员的所作所为、百姓的所思所想之后，他明白当务之急是让百姓重新种田，建立百姓对皇帝、对官府的信任。他告诉百姓三年不纳粮食的规定一直有效，不会中途改变。此外，他逐步改变赋税制度中不合理的方面，比如按土地的贫瘠肥沃程度来征收赋税，按男丁的数量来征收赋税。他还不断地向百姓宣扬，当今的皇帝是如何地公正无私、深明大义、爱护百姓。这样的宣扬意图在于帮助大家了解皇帝，重建对当前朝廷的信心。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此时正值军队驻守北方，当需要军用物资运送到北方时，官府要求采用陆路的方式。这时候一些百姓就站出来说，牛马还得是来年的劳动力，北方天气严寒，遇上暴风雪，牛马是难逃一死的，采用海路运输就完全可以避免。方克勤听说后，感觉百姓们说得很有道理，按照百姓的办法做了。果不其然，这一年济宁府运送途中没有发生冻死牲畜的事情，相邻的一些郡采用陆路运输，因为难以抵挡严寒，人畜死伤无数。
夏天到了，每年的五、六月份就是一些官府要求百姓修护城墙的季节，可是这恰巧也是谷物收割的时节。为了保证修筑城墙任务的完成，地方官吏不顾百姓的死活，抓人来修筑城墙。每当这时，撕心裂肺的哭声常常回响在整个村落。
见识到场面的方克勤据实禀报了中书省，同他一起上报给中书省的官员害怕报复，大多不敢实名，唯独方克勤坚持实名。最后时任宰相的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下令不再农忙季节修护城墙，百姓们得以安心收获。
方克勤不仅爱护百姓，还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每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都会倾尽全力相助。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一些人都会给他送来很多东西，他从不接受。当时方克勤个人生活非常简朴，不追求奢华享受。方克勤一个同乡任邻郡的县令，收到了手下送来的大雁，同乡就赶紧差人送给了方克勤一只，当即遭到了方克勤的拒绝，并且当时宣布与同乡绝交。
现在看来，方克勤可能有些不近人情甚至绝情，但是仔细想来，方克勤的做法是智慧的，身居高位的人面对的诱惑要比常人多太多，如果不能严于律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往往就会最后犯下大错。很多时候，错误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一开始就从源头消灭掉诱惑，是“方克勤式”的智慧。
方克勤在知府任上，不得不说是尽职尽责，功绩显著。“民病不救，焉用我为”就是方克勤任职济宁府最生动的体现。不同于其他官员的为做官而做官，方克勤是真正地爱百姓，为百姓着想，将解决百姓面对的困难视为己任。可以想见，对于这样的一位知府大人，当时的百姓们该是怎样地拍手称赞，他们已经从心底里尊敬信任这位知府大人。
当方克勤执政济宁府时，方孝孺也游历了济宁，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的“正气”萌芽。
初到济宁的方孝孺就游历了齐鲁的旧址，孔孟的庙宇、遗迹，缅怀古人，鼓励自己。他曾经期望着和孔子的众弟子一起接受先贤的教育。如今，先哲远去，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前人一起探讨和学习，对于儒生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方孝孺并没有全然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中难以自拔，他用朴素的辩证法说服了自己：“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也就是从古人身上汲取他们的品德和智慧，为我所用。
尽管前辈先贤都有着惊为天人的才华与智慧，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颜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颜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风，庐而居，车马而行，晨兴而夕寝，莫不与周公孔子颜孟同；目能视，耳能听，手足持且行，亦莫有异者。何独于道而疑之乎？”在方孝孺看来，无论是衣食住行的哪个方面，都可以与先贤并肩，当然，精神也一定可以和古人靠近。
拜访了先贤遗迹之后的方孝孺更坚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引，渴望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代圣贤。
因为治理济宁府有功，方克勤赢得了上下一片赞誉，朱元璋召见了这位广受百姓好评的官员，并且许诺只要努力，一定会大大地任用他。如此看来，前途似乎一切美好。
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考察季节，济宁府曹县的知县程贡的任期即将结束，在对他进行评价时，方克勤了解程贡在百姓心中并不合格。于是，根据他在曹县的表现，方克勤给予了“不称职”的评价，这个评价就相当于考试中的59分，也就是还不及格。
尽管后来又经过了吏部的官员考试，但是作为直接上司的方克勤的评价无疑是最重量级的，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程贡没有通过。古代在官员评价时并不是匿名，很快，程贡知道了方克勤的评价，非常愤恨方克勤，他认为方克勤是在故意刁难自己。
程贡就向皇帝朱元璋奏了方克勤一本，奏折中指出方克勤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不久，大明王朝就派出了一位杨姓御史前来查办此案。而这位杨姓御史又恰巧是程贡的朋友，所以方克勤的罪行就从无中生有变成板上钉钉。
就这样杨御史就和程贡一起制造了栽赃陷害方克勤的罪行。方克勤明白，杨御史就是要置自己于大牢。索性，当自己被御史带走时，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跟随杨御史回了京城，随后被投入了大牢。
方孝孺看到父亲身陷囹圄，之后和哥哥方孝闻请求父亲之前的好友们帮忙上书皇帝讲清事实真相。这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好友站出来给父亲讲话。
之后方克勤被贬谪到江浦。也就是说方克勤不仅是被贬谪，还是犯法的案犯。在江浦的方克勤为了让方孝孺不荒废学业，叮嘱他前往京师向宋濂学习。尽管担心父亲，方孝孺还是踏上了京师拜师之路。
如果说事情就到此为止，或许方克勤终有一天会被重新启用，方孝孺的人生也会重新改写，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
就在方克勤即将结束谪役生涯，回到台州老家时，他又遭遇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空印案。
这次，是灭顶之灾，同样是生离死别。
空印，起于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规定，各地布政使司、府、州、县都要到户部呈报本地的财政收支账目。上报过程严格按照县、府、省一级一级逐层汇报给户部，一旦户部审核发现错误，就需要打回原地，重新修改汇报。通常在运送过程中，都会有一定的损耗，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数目的误差。然而当时的政府是不允许误差存在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弄虚作假。
一旦出现错误，需要回当地地方改正。这对于距离京城较近的地方还可以，如果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加上路上的行程，前后一改，可能耗费的时间就有一年之久。上一年的数字可能还未修改完，下一年度的汇报又要开始了。
就这样，为了防止出现上述情况，一些地方官员就会提前在财政报表上盖好印章，如果出现错误，直接修改数字就好了。多年来，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实行。然而到了1376年这一年，突然审查账目的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后大怒，下令禁止使用空印，对于之前在空印表册上曾经写过名字的正职官员一律处死，副职则是处以杖责一百、发往边疆的刑罚。
曾经也任过济宁知府的方克勤就成了被处死的众多官员中的一人，空印案前后被处死13个布政使司、141个府、192个州、1013个县的1300多名官员。这年的方克勤还未等到事实的真相查清，就于公元1376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京城南京去世，享年51岁。
临刑之时，方克勤正义凛然，视死如归。接到父亲的死讯时，方孝孺痛彻心扉。
这年的十一月，方孝孺和兄长方孝闻扶着父亲的灵柩归家，伤心欲绝，哀动行路。
方克勤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的一天，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全部正义，以一腔正气直面强权，直面生死。方孝孺与宋濂
如果说之前的19年中给予方孝孺最大影响的是父亲方克勤，那么之后的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宋濂。
宋濂，明初的文学家，明初朱元璋称帝时，他被任命为江南儒学提举，负责的主要是为太子讲经。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他学识渊博，以讲道为务，“尽弃解诂文辞之习”、“而学为大人之事”，他将经论天下、继承天下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志向，把古代的先贤周公、孔子作为自己的老师。在文学上有显著的成就，朱元璋评价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扬他为“当今文章第一”。
洪武十年，宋濂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考虑到宋濂已经68岁，将近10年的时间，无论是写文章，编写历史书籍《大明日历》、《皇明宝训》，还是给太子讲经，宋濂每一项都兢兢业业。朱元璋不仅答应了宋濂的要求，还赐给他锦绮布料，嘱咐宋濂百岁的时候，就可以裁做百岁的衣服。
第一次去谒见宋濂时，方孝孺就将自己的文章拿给宋濂来看。看完之后，宋濂对方孝孺大加赞赏，当下就欣然收方孝孺为自己的徒弟。方孝孺回忆这段时曾经说：“仆自十五六，从先君学经，读古人文字，颇思究其端绪。然窃病今人与古不类，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时有所得，私述而阴藏之，耻以示人。”就这样，宋濂和方孝孺结成了师徒。
因为父亲方克勤的去世，方孝孺归家处理父亲的丧事，等到处理完毕时，宋濂已经回到了老家浙江浦江。不久，方孝孺也来到了这里。
像所有的优秀老师一样，收获了一个好学生就如同能工巧匠碰到了一块宝石，稍加打磨这块石头就会成为美玉。对于方孝孺的到来，宋濂的心情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他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方孝孺，循循善诱，无论是文学还是理学，包罗万象，无所不谈。
方孝孺也并没有辜负父亲以及师父宋濂的期望，用心学习，经常苦读诗书，加上惊人的天赋、过人的悟性，4年之后，方孝孺已经德才兼备。在诗文方面，唐代之后，除欧阳修、苏轼之外，方孝孺的才华无出其右。
宋濂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己对方孝孺的欣赏和赞扬：“晚遇小子，自贺有得。”在文章《送方生还天台诗序》里，宋濂的这种感情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为人也，凝重而迁于物，颖脱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可见，不光徒弟想要结识师父，师父也想要寻找到有天赋的徒弟，一旦得到，内心自然是喜不自胜的。而方孝孺自然就是这样的徒弟，卓越不凡，在喧闹的丛林里，于万千的鸟中，发现一只凤凰，怎么会不快乐呢？
学习了4年之后，方孝孺要归家去看望年迈的祖母。方孝孺将要离开时，宋濂自然是舍不得。回乡之后，方孝孺和兄长方孝闻做起了父亲文集的编纂工作，想要借以告慰远去的父亲。
我们这里分析一下，除了宋濂对方孝孺的欣赏，方孝孺对宋濂的尊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促成了二人之间的师徒关系。
其一，二人都坚持道，提倡以“道”辅政。元末时宋濂就已经被多次举荐，却藏于树林中不入仕途。难道是宋濂真的没有政治理想吗？显然不是，宋濂在他的诗《始衰》中写道：“四时相推斥，行年五十过。触心苦无悰。良节足游衍，逝龄翻成嗟。蹙眉拭花露，按愁聆禽歌。气索怯绪风，颜凋仰流霞。倚林思寝裀，躧坡企行车。志士惜坠景，达人伤逝波。宁不动灵襟，潸然下涕多？人生大化中，飘萧风中花。百年终变灭，感慨欲如何。”50岁的宋濂也在感慨时间匆匆，自己却蹉跎无为。
宋濂并不是不想出世，而是还没有遇到真正的机会。“禄可干耶？仕当为道谋，不为身谋，干之私也。”出世与否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道”，对于没有“道”的元，宋濂是无意出世的。明朝建立，宋濂感觉到他期待的“道”来了，当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征召宋濂、刘基等四人为官时，宋濂欣然同意。
对于师父宋濂的上述行为，方孝孺有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别已复会，人见其然，以为公乐闻其道，岂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极，僭乱平而四海定，公应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归。”
方孝孺同样将“道”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经之无用于世者二千余年矣，某窃尝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于世者，天也；身尊显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谓时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谓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谓诸经为不足法者，不知为学者也。某既幸知之矣。”
其二，二人对气节与道德的追求也是相同的。方孝孺最早的教育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方克勤。方克勤很注重对方孝孺刚正浩然之气的培养。之后方孝孺谈到师父宋濂带给自己的影响，就是要成为包含万物、有天地之气的人。无论是天地万物，都按规律有秩序地运行，都是因为“气”的推动。即使是为人，也是因为有“正气”而存在。得到至纯之气的人才能成为圣人贤者。孟子说的“我善于修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方孝孺认同的天地之气，其实就是圣贤之道。而在当时的时代，有着圣贤之道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师父宋濂。
如此看来，宋濂和方孝孺之间不仅是师徒关系，更是知己，是忘年交。他们因为对于政治、文学、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看法不谋而合，而在大明的历史上书写了瑰丽的色彩。
师生二人在历史上的命运也惊人地相似。千古的人才，最终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同样经久不衰的千古绝唱。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
胡惟庸，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早年随同朱元璋起兵反元，成功建立明朝之后，他也从知县起家，最终官至宰相。随着职位的升高，一同增长的还有他的脾气，他日益骄横，飞扬跋扈。
他凭借着权势，染指奏章，对于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坚决不上报。对于异己，他不遗余力地铲除。听说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徐达曾经在朱元璋面前表达对自己行为的不满，他下决心打击徐达，最终没有得逞。胡惟庸还大肆收受各级官员进贡的金银财物。不仅如此，他还拉拢被朱元璋革职的官员，在外收集军马，力图谋反。
有人会问，疑心很重的朱元璋难道会看不出胡惟庸的骄纵狂妄来吗？答案是朱元璋早已经了解，但是他选择放纵胡惟庸的胡作非为。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可以解释———郑庄公母亲武姜溺爱弟弟叔段，所以要求给叔段封邑，而封邑的地点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军事要地制。庄公没有同意，之后又被要求给叔段封京地，无奈之下，庄公只好应允。
封邑之后，叔段仗着母亲的支持，不把百姓放在心上，而是大张旗鼓地招募勇士，加紧训练，修城池，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和母亲合谋，打算篡夺庄公的权力。郑庄公深知母亲和弟弟的行为，却不动声色，任其胡作非为。
终于在庄公二十二年时，叔段率兵攻破郑都，准备和母亲武姜接应。不想庄公已经命令200辆战车在等待了。叔段大败于鄢，不久外逃。
朱元璋想要做的正是和庄公一样，他就是要纵容胡惟庸，发展到不可收拾，然后一举歼灭胡。而最后压死胡惟庸这头骆驼的一根稻草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又在情理之中。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集市行走时，不想因为人多，马惊车，最后胡惟庸的儿子坠死在车下。胡惟庸就斩杀了驾车的马夫，这样的嚣张气焰让朱元璋十分气愤，他已经在寻找机会要消灭掉胡惟庸。
不久，又有官员上书胡惟庸力图谋反，最终朱元璋以谋反之名，将胡惟庸和其同党处死。之后，胡惟庸的其他罪名也相继被揭发，如毒死刘基，派官员招纳倭寇增加外患等。最后这场反逆的运动不断扩大，但凡和胡惟庸有一点关系的人都被处死。在一些地方，两个人因为有矛盾，就相互揭发为“逆党”，而一旦挂上“逆党”的罪名，最终就难逃一死。胡惟庸案前后延续了近10年之久，最终被杀戮的人数多达3万。
胡惟庸案发生之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之后宋濂也被牵连其中，被定下死罪。根据《明史》中记载，马皇后当时极力劝说朱元璋，宋濂是忠厚老实的人，怎么会牵扯这样的事情？而且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普通人家的老师都善始善终，况且是天子之家呢？
马皇后之后又改变饮食习惯，吃饭时不饮酒和荤腥，意为宋濂做法事，想要以此来感动朱元璋。太子朱标也向朱元璋请求赦免老师，甚至以投金水河自杀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信任。
最终朱元璋同意赦免宋濂，但全家还是被流放。最终在流放途中，宋濂一病不起，死于夔州。
当宋濂死去的消息传来时，方孝孺悲痛万分。宋濂于方孝孺亦师亦父，当时方孝孺恨不得去见老师最终一面，却终因家中有事不能成行，最后所有的思念抒发在文章《祭太史公》中。第二章帝师之才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被皇帝朱元璋召见。意气风发的方孝孺在新婚之后赶往京师去面见皇帝，似乎他的才华能够被赏识了。拜见了皇帝之后，方孝孺从皇帝的表情中可以看出，皇帝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被任用，皇帝给出的评价是“当其老才”。时隔10年之后，方孝孺再一次被皇帝召见。这一次，皇帝给他的父亲平反了，这让方孝孺看到了希望，不想，这一次依然没有被皇帝重用。
10年中，政治上的不得志让方孝孺心生苦闷，生活上的艰难拮据也时刻伴随着他。方孝孺通透且乐观，他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热情都投入自己的学问和实践中。朱元璋的想法
经过兄弟二人的努力，洪武十四年，一部纪念父亲方克勤的文集《愚庵公文集》在缑城完成。写完的那一刻，方孝孺长久以来的一桩心愿终于了却。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方孝孺还写作了《周礼辨疑》四篇。这四篇讲的内容是对待经书的态度，方孝孺认为，我们对待经书既不能过分地相信，时移世易，盲从就会被固化，思维被限制在表面意思中，不能理解经书的内在含义。当然他也觉得过分地怀疑也并不科学，质疑会让人走向反面，经书的一些优秀地方得不到传播。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要不盲从、不为了质疑而质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说来，方孝孺是在宣扬对待历史书籍的朴素辩证法。
四篇中，方孝孺还对“法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周礼》中谈到的一些严刑酷法并不真实。在他看来，周礼还是教导人们向善的居多，像“车裂”等这些秦朝法律中才有的酷刑是秦的统治者为了震慑百姓特意添加的，不能因此认为周礼是宣扬严刑峻法的书籍。同时，方孝孺提出法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惩戒，“圣人之治天下，立法也严，而行法也恕”。设置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警醒百姓，强化百姓心中的法律意识，但是并不倡导对百姓使用严刑峻法，不仅如此，还强调要宽恕百姓的行为。
一旦滥用重刑，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感，物极必反，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让百姓心生怨恨。所以在方孝孺看来，圣人不是为了取悦百姓，而是让百姓受惠但是又察觉不到。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已经26岁了。其实早些年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但是因为父亲的去世、家庭的变故，结婚的事宜也就一拖再拖，直到26岁。
其实，早在跟随宋濂学习期间，因为欣赏方孝孺的学识、抱负和风度，宋濂就有心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方孝孺，结为姻亲。但是方家的老当家———方孝孺的祖母却不同意。
方孝孺的祖母出自大户人家，她是宋朝的名丞相叶梦鼎的曾孙女。来自官宦人家的老祖母并不提倡孙子也要娶大户人家的子女。方家老祖母知道，权力不仅意味着荣华富贵，也意味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加上儿子方克勤的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已经让这位老人并不苛求家门荣耀，只要一家人过得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福气。
明朝之前，官员们做官的确是一件家门荣耀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然不是，皇帝朱元璋疑心颇重，且很忌惮官员官至高位，在他看来，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朱姓江山是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人攫取的。所以他不仅建立了《大明律》等严刑峻法约束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行为，同时他还设立了恐怖至极的锦衣卫机构，来监视文武百官的行为。
一生谨记孝道的方孝孺听从了祖母的建议，和家乡的一位女子结为伉俪，在洪武十五年完婚。
这一年对于方孝孺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而且还受到了当朝天子朱元璋的召见。十二月，经过东阁大学士吴沉和揭枢的推荐，方孝孺赶往京师去拜见朱元璋。
初次拜见天子的方孝孺行为举止端庄得宜，回答问题也非常精彩，并且还当庭做了《灵芝甘露论》一文。根据《明史》对这次见面的记载，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由此可知，太祖的确是十分欣赏方孝孺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同接受天子接见的其他官员都被授予官职，唯独方孝孺没有。这里就不得不说说朱元璋给予方孝孺的这句评价———当老其才。
朱元璋评价方孝孺是“当老其才”，意思是说他尽管欣赏方孝孺，但是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方孝孺还需要多多历练，等他老了才能任用。现在不合适，等到方孝孺老了才能任用。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自己这一朝方孝孺是不适合的，方孝孺老了，也就是当自己的子孙当政的时候，方孝孺才能被任用。
这是为什么呢？
上文我们提到了方孝孺的主张，强调统治者要爱护百姓，慎用严刑峻法，教育百姓要多从礼教出发，提倡仁政，强调要爱民，要受惠于民。
那么现在的统治者又是什么样的呢？朱元璋是一位主张施行严刑峻法、苛政治国的皇帝，从建立明朝之初，就建立了森严的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强权铁血的手腕。胡惟庸案的发生，其实都是在昭示着朱元璋势必是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来为自己的子孙继位扫清障碍。胡惟庸等一众开国大臣们曾经的确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过赫赫功勋，但是现在王朝已经稳固，这些大臣们官至宰相，权力极大，如果不尽快肃清老臣们，那么自己去世之后，温和的朱标就难以对付，到时候恐怕朱姓江山也就要易手他人了。那么方孝孺注定就不是他所需要的人。对此，李贽曾经评价说：“使孝孺得用于太祖之时，则孝孺便成一好良臣，惟用于建文，遂成一忠臣以死耳。”
那为什么皇帝要在太子朱标或者说后来的建文帝时代任用方孝孺呢？从名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洪武、建文，如果说朱元璋是通过强权、铁血手腕建立了明朝，那么现在王朝稳固了，他需要教化百姓遵从礼仪教育，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方孝孺的温和作风和朱标、朱允炆的性格相得益彰。
没有被起用的方孝孺并没有抱怨什么，而是重新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生活中。这时的方家生活已经走向了贫困。总体来说，从洪武十五年的首次召见到被授予官职的洪武二十五年，这10年间，方孝孺的生活平静且贫困。
在洪武十九年，方家的生活已经大不如从前，甚至有时候会断炊。有一次方孝孺生病了，卧床不起，恰逢家中断炊。他却并不以为意，笑着说：“古人有一月只吃九顿饭，没有储存的粮食，你看，也不是只有咱们这么穷。”多么妙趣横生又让人心酸的回答。
方孝孺是一位淡泊名利、不追求富贵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和他崇敬的古代贤人不谋而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方孝孺来说，这些外在的物质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适合自己发挥的舞台，那么生死、贵贱、祸福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他豁达的形象不禁让人崇敬，同时也可以明白，之后他登上最高位置却也能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原因所在。
他还说：“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譬彼甘脆之味，虽累时月不食，未足为病，而姜桂之和，不可斯须无之。”作为典型的儒生，方孝孺崇尚节气。如果说之前是因为生活环境的熏陶，那么这段贫病交加的日子，就是对他气节的磨炼。这样的艰难，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节气，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这本身就难能可贵。后来节气已经俨然成为这位士大夫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植入他的骨髓，伴随他成长和生活。
在方孝孺的心中，生病不是最可怕的，贫困也不是，最可怕的是他没有施展“道”的机会。
三十而立的方孝孺渴望着能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现实是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方孝孺逐渐过起了著书立说讲学的生活。如《君学》杂著就是一部讲述君主作为的著作，书中首先对君主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君主并不是天然就有，君权当然也不是神或者上帝授予的。君权的产生来自于产品的丰富、生产的需要，首先一群人聚到一起，往往就会有分配的不平均、利益的不均等冲突出现，这时候群体就会推举一个能力比较好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当人越来越多，集体越来越大，这时候就需要一群人进行管理。君主和官员也就产生了，但是他们并不是管理者，他们的产生有赖于大家的推举，因此君主和官员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对待百姓要仁爱，减少严刑峻法。用方孝孺的话说就是“故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势不免粟米布帛以给之者，以为将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荣恭顺之礼。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为，位乎民之上者，当养斯民”。
我们现在看来，尽管是受到封建思想教化出来的大儒，但是方孝孺的思想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同一时期的欧美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理论，后来的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也多是受到方孝孺的影响。只是奈何在封建制度之下，方孝孺的思想只能是昙花一现，还未绽放便已经枯萎。
这一时期，在思想上方孝孺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生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低谷。生活依然没有厚待方家，苦难还在继续。
洪武二十年，方孝孺的邻居家触犯了刑律被捕。在审问时，对方竟然不顾事实真相，将方孝孺的叔叔方克家牵扯其中。当时方家全家被带到京师，准备押送刑部，朱元璋看到这封奏折时，竟然看到方孝孺的名字，十分惊讶，命令下面的官员释放方孝孺和妻儿老小。
尽管被释放了，但是方家老祖母早已经禁不起这样的折腾，不久就辞世，方孝孺痛不欲生。年幼时母亲去世，少年时继母离开，刚成年父亲又遭遇横祸，现在他至亲的祖母又去世，生离死别在一点点吞噬着孝孺的心志，千疮百孔的心已经禁不起这样的折腾。唯一的舒散方式就是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学问和实践上。立皇孙
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这年的四月太子朱标生病去世了，时年37岁。
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母亲是大名鼎鼎的马皇后。从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朱标即被立为太子，在20多年的皇储的生涯中，可以说朱标被朱元璋寄予了厚望。
望子成龙或许是每位父亲的心愿，朱元璋也不例外。父亲朱元璋一心想将朱标培养成文武全才的人，所以就给朱标配备了最好的“家教”———朝中重臣兼领，这其中包括开国时的大儒宋濂，伴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徐达、常遇春，同时还在普天之下选拔有名望、有才华的人士来伴读。太子遇到问题不仅可以向重臣们请教，即使是日理万机的父亲也会抽出时间来同儿子交流，商榷古今，评判文章。
朱标尽管从小跟随父亲征战，全然不像他的父亲，战争的杀戮与残酷在他的身上却全然看不到。他性格温和，仁慈友爱，对于犯错的人，他也会宽容以待。
对于性格完全不似自己一般雷厉风行的朱标，朱元璋在努力地培养朱标，他会让朱标参与朝政，了解政务，告诉朱标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皇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毫无疑问，朱元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父亲。为了儿子朱标的执政，他一方面弱化文官的权力，另外一方面废除相权，牢牢地将皇权把持在自己手中，就是希望为太子朱标的执政之路扫清障碍。
但对于这些，朱标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当朱元璋因为胡惟庸案要处分宋濂时，念师生情分的朱标就特意向父亲请求释放宋濂。朱元璋却气愤儿子不懂自己的良苦用心，他对朱标吼道：“等你当了皇帝再放他吧！”
朱标对父亲成见最大的就是父亲杀戮百姓。朱标曾经试图劝父亲不要再杀了，这样会引起朝廷的动荡。朱元璋没有反驳，而是随手将一根荆棘树条仍在路上，并且要求朱标去捡。因为树条上有刺，朱标并不敢去拿，这时候朱元璋说道：“治理国家就和去拿带有荆棘的树条一样，不把刺去掉就永远都没法拿起来。做皇帝也如此，不清除掉朝廷的荆棘，就永远没办法高枕无忧。”朱标并不示弱，还嘴道：“古代的尧舜禹治理下并没有这样杀戮，不是一样治理得很好吗？贤能的君主治理下才能有优秀的百姓。”朱元璋当时生气地抄起手边的凳子就扔了过去，朱标匆忙闪开，才躲过一劫。
师从宋濂的朱标却进步很快，在宋濂的教导之下，朱标越发地恭敬聪敏，谈及政治得失和前代兴亡都能有理有据，行为稳重，分寸得宜。朱元璋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唯一担心的是，朱标身体一向虚弱，不似其他的皇子那般强壮。
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391年，朝廷内部关于迁都的讨论十分火热。连皇帝朱元璋也动了迁都的念头，于是在八月时，派太子朱标前去陕西考察迁都的问题。哪里知道，三个月考察回来后，朱标就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在第二年的四月一命呜呼。
这让朱元璋非常伤心，尽管他有时候觉得朱标有些温和甚至是软弱，不懂权谋，但是他还是喜欢这个儿子的，他也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在朱标身上。但是朱标还没有坐上皇位就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之一，朱元璋的悲痛难以言说。
太子去世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立新的王位继承人。
在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的第三个儿子晋王也先自己的父亲一步生病死掉了。尽管如此，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还是有很多皇位备选人。
第四子朱棣就是一个。因为前面的三个哥哥都已经相继离开人世，朱棣就相应地成了这场皇位选拔赛中有力争夺者。况且朱棣从小在战场上长大，有着其他人难以比拼的军事作战能力，胆略过人，不得不说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当然除了朱棣，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也是合适的人选之一，而且根据宗法，他继位的依据更充分一些。按照宗法规矩，皇位的继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死，嫡孙继承。嫡孙继承顺序要高于其他子嗣。当长房无人或者死去时，考虑的人选是幼子。嫡系没有合适人选时，可以考虑庶子。如果再没有，可以按照关系的远近来推算继承人。像宋朝和明朝晚期就有一些皇帝往上推算了好几代之后，才找到了合适的继承人选。
除了宗法制度之外，朱元璋打算扶植一位性格仁慈的皇帝，而朱允炆正是这样的性格。这样说来，似乎朱允炆比朱棣还要更合适一些。很快，朱标的嫡次子、年仅16岁的朱允炆被封为皇太孙。对于野心很大的朱棣来说，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选定了皇位继承人后，朱元璋担心大臣专权，孙子会无法驾驭，于是开始为朱允炆上位扫清障碍———诛杀有功之臣。蓝玉案就是诛杀重臣策略之一。
蓝玉就是明朝大将常遇春的妻弟，曾经多次在战争中有卓越的表现，受到朱元璋的称赞。他最出名的案例在洪武二十年，在跟随明朝大将冯胜征讨纳哈出时，大雪天气依然雪中前行，最终将驻扎在通州的元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元军。
蓝玉傲慢、偏执，平时还好，但是因为过于傲慢，也会在关键时刻坏事。在大败元军之后，纳哈出带领骑兵几百前往蓝玉营地投降，蓝玉也摆下宴席来招待，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可是，就在席中发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差一点就将前面的努力毁于一旦。
宴席中间，纳哈出前来向蓝玉敬酒。哪料到蓝玉当时就脱下自己的汉服要纳哈出穿上，还说：“穿上再喝酒。”众目睽睽之下，纳哈出哪里肯穿，蓝玉也不让步，就这样，场面尴尬了好久，最后纳哈出带着士兵愤然离去。如果不是后来冯胜对纳哈出的软硬兼施，事情的结局就不是蓝玉晋升大将军，可能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
蓝玉骨子里很倨傲，在权位低时还好，当官位一步步提高，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倨傲最终也会将他毁灭。当被晋升为大将军后，蓝玉渐渐地恣意妄为。当时蓝玉抢占了百姓的良田，当有御史前来询问此事时，蓝玉一气之下赶走了御史。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在征讨元军胜利之后，蓝玉的傲慢已经升级成为骄狂。他带领军队回关内时，令手下的士兵半夜时分敲击喜峰关关门。就因为看守关门的官吏没有及时开门，蓝玉竟然命令士兵硬闯进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朱元璋怎么能容忍臣子如此胡作非为，他先是给蓝玉发了一张“黄牌”———铁券加以警告。
蓝玉却并没有悔改，当知道自己要担任太傅时，自恃有功，专恣横暴，狂妄说道：“我不应该是任职太师吗？”在明朝，皇宫辅臣中，有三公三孤，他们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处理重要的国事国务，职位极高。其中三公包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官职。如在朱元璋时，李善长就被任命为太师，徐达为太傅，常遇春为太保。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被告发，说他有不臣之心，企图谋反。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况且是凶狠残暴的朱元璋。
明朝时，被戴上谋逆之罪的帽子也就相当于踏进了死亡之门，处死的方式也极其残忍：碎剐。因为蓝玉的女儿是蜀献王朱椿的妃子，蓝玉最后剥皮。
朱元璋不仅诛杀了蓝玉，而且跟蓝玉有关的一公、十三侯、二伯也全部被处决，从文武百官到黎民百姓，最终被杀戮者达一万多人。
一方面大开杀戒，另外一方面朱元璋也在帮助朱允炆物色辅佐人选，方孝孺就是其中之一。太祖驾崩
辅佐建文帝之前，朱元璋曾经两次召见过方孝孺。
公元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召见了方孝孺，当时尽管朱元璋很欣赏方孝孺，给出的评价却是“此庄士，当老其才”。这就相当于一张口头支票，金额不小，但是可以支取的时间却待定。
第二次召见是在时隔10年之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当谈到方孝孺父亲方克勤的死时，朱元璋已经承认，方克勤是被害而死。这相当于给方孝孺的父亲平反，只是这平反已经迟到了10年。
这一次方孝孺仍然没有被重用，“今非用方孝孺时”，但是不同于上次，这次朱元璋授予了方孝孺一个从九品官职“汉中府学教授”。
这里有个问题不得不被思考，为什么方孝孺这次依然没有获得重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治国主张上大相径庭。
方孝孺从小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润，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当政者应该用仁义礼乐治理国家。他极其反对刑罚百姓的情况，认为“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
然而主张以严刑峻法立国的朱元璋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仁义教化。杀戮和残暴才能震慑百姓，这是朱元璋的座右铭。而方孝孺认为严刑峻法只能是“防民之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民之口也有决堤的一天，用道德感化百姓才能形成良好的风尚，教育出良民。
然而，方孝孺强调的是法治理念要以仁义为基础，而不是为了政治而推行法治。法治只能是手段。是工具，而不能成为随意挥舞的大棒，对异己和百姓滥用滥杀。法治体现的不仅是君主自身的意志，还要用来保护普通民众的权益。
可以说方孝孺是将传统的儒家核心思想“仁义”与法治理念相结合，对待百姓要宽以待人，法以规范。无论是道德的感化还是法治的使用，都是为了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姑且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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