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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峻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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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趣谈试读：

综述篇

一 地名留下的时代脚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务，每个阶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统治者必然也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方略和执政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治观念慢慢融入地名之中，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当前我国县级以上地区中，有300多个地名记录并反映了这种政治印记。

远古时期，虽然黄帝“方制九州”，但全国境内大大小小“列为万国”，你杀我夺，征战不断，民众遭殃。面对这种局面，尧、舜、禹焦虑不已，为结盟息战，“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经禹与万名诸侯协商，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国实现结盟联合，诸侯国由10 000个减到3 000个，如史书记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到周武王时期还“有千八百国”。当今之浙江的诸暨、上虞之称，正是因禹在此分别会盟诸侯而得名。史曰：诸暨“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上虞者“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尧舜禹时期期望结盟的政治理念和治乱方略。这种理念和方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得以延续，到西周，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市），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刀阔斧地实施郡县制，不遗余力地推行强权政治。今之秦淮河、秦皇岛等名称足以反映他不可一世、勇治华夏的政治意图。为了断绝、消除金陵的“王气”，他不惜断然派“赭衣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人工造出一个秦淮河。他企望自己长生不老，永驻皇位，竟然派人入海求仙草，秦皇岛正是因秦始皇求仙“尝驻跸于此”而得名。这两处地名气势之宏、决心之大，与其比肩者寥寥。秦始皇

汉朝“兴复增置几郡”，进一步巩固了秦统一后留下的疆土。但当时仍有一些小国尚未归顺，边疆地带时有叛逆之事。为实现国泰民安，“广大汉业”、“扩大汉疆”的目标，汉朝便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意设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以显示自己的宏图大略，昭示子孙后代和朝廷官吏铭记在心，永不能忘。

唐朝为了对广阔的疆土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区设置上有很多创新。宏观上采取分层管理，微观上实施分类控制，既设道州郡府，又设都护府及边州都督、节度经略使、羁縻州等。从汉武帝到武则天都比较崇尚武力，加之武则天姓武，因而武则天时期新设的郡县多冠以“武”字，如今浙江武义县、河北武安县、重庆武隆县、江西武宁县，就是这么得名的。有史为证：“唐武后析（永康）县之西南置武义县，时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类。曰武义者，岂仍义尔而加武多耶。”

宋朝设置的行政区划及名称，与前几代王朝相比还有一些变化，首先“今天下为十五路”，然后下设“府州军监”。其地名最有特点的是，皇帝的“潜邸”后来几乎都为府。如宋高宗的“潜邸”，其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后升为德庆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称端州，即位后以端州为自己的发迹之地，故改名肇庆府。宋光宗即位前的“潜邸”为恭州，他即位后升恭州为重庆府。这种将“潜邸”冠名“庆”而升府的现象，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迷信“发迹之土”，不忘“故土之恩”，显示出强烈的怀旧意识。

元朝在政区设置和名称上也很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就是说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省”这个行政区划概念的。扩大疆域是元朝始终不渝的理念和追求。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窝阔台、蒙哥的东征西讨，最后到忽必烈吞并南宋，经过70多年兼并战争，元终于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置广元路（今广元市名称来源之始），把这种强烈的“扩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伟抱负，永远铭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牢记。

明清基本沿袭了原有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以省、府、州、县为主的地方政体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统治者最主要的政治观念和方略可以概括为“守”、“卫”二字。明朝具体采取的办法是，把地方行政与军队分开管理，府州县只领民户，另设卫、所以领军户，因而全国设卫所上千，其中卫有493个，如天津卫、威海卫、沈阳中卫、宁夏卫、毕节卫、哈密卫等。清朝在北方设“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等，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70多个羁縻州。

从清朝末期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使反对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有一些地方出现以“民权”、“博爱”、“共和”、“同仁”、“互助”命名的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出现一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观念的新地名，如解放区、跃进区、红旗县、社旗县、前进区、东风区、卫东区等，这些地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客观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印。

二 把珍视自然资源的理念深深嵌入地名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从古至今，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国家以及每个地方的兴起、发展和繁荣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我国有很多地方是以本地特色资源作为自己的地名的。据统计，在我国县级以上政区中，有近200个是因当地的自然资源而得名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非常珍惜身边各类金属矿山资源，感恩资源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福利，常常以虔诚回报之心，选择当地矿藏为地名，以示世代相传永不忘。在如今县级政区中，以“金”字冠名的近40个，如金华市、金昌市、金山区、金川县等。以“铁”字和“铜”字冠名的各有10多个，如铁岭市、铁山区、铜川市、铜陵市、铜仁市等。还有一些是以“银”、“铅”、“锡”冠名的，如银川市、白银市、铅山县、锡山区等。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各类金属资源的重视和珍惜。

人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爱护动物、饲养动物是人类的一个好习惯、好传统。因而，动物资源也是一些政区地名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有30多个县区以龙为名，如龙江县、龙泉市、龙岩市、龙口市、龙山县等。有10多个县区以凤为名，如凤山县、凤阳县、凤庆县、凤台县、凤冈县等。还有不少以鸡、鹿等动物为名的，如鸡西市、宝鸡市、鹿泉市、鹿寨县、鹿邑县等。

人类对植物资源普遍有一种感恩和欣赏的心态，人要靠植物生存，它既可以给人们提供生活资源，也可以提供生产资料。人也喜欢观赏各类花卉、草木，以滋润自己的情致，满足自己的情趣。这大概是许多地方喜欢以当地特色植物命名的重要原因。在县以上政区的名称中，冠以林字的有几十个，仅以松为名的就有10多个，如松江区、松阳县、松原市、松滋市、松溪市等。以桂、竹、桐、枣、桦、梅、株、柳、榆、梨等冠名的也不少，如桂林市、绵竹市、桐乡市、桐城市、枣庄市、枣阳市、桦川县、梅州市、桃江县、株洲市、榆林市、梨树县等。由此足以看出人们重视植物的程度，也足以说明植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甘肃省有个瓜州县，其名始于春秋时期。此地远古时就盛产美瓜，据史书记载：其地出美瓜，故曰瓜州。今（唐代）犹有大瓜者，狐入其中食之，不见首尾。瓜州在河西走廊的西段，离敦煌不远，靠近新疆哈密，因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很适宜种植蜜瓜，瓜熟之后香飘数里，不仅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旅流连忘返，连狐狸、野獾也常常隐藏在瓜田之中，因瓜又长又大，瓜农连偷食蜜瓜的狐狸都看不见。瓜州之称名副其实，充溢着人们对此地的赞赏。

盐作为一种生活必需调料品和生产资料，在人类生活和生产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食盐占的位置极为重要，像人需要的粮食和水一样，不可替代。因此，古代社会盐业是官营的，私人不可染指，当时很多地方以盐矿、盐井、盐田、盐坞得名，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现如今仍有20多个县以上政区名称中有盐字，如盐城市、盐山县、盐池县、海盐县、盐湖区等。

自然资源与人的生存紧紧联结在一起，与人类社会和生产活动紧紧联结在一起，人类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通过以自然资源命名政区名称的方式来铭记自然的恩惠。

三 地名中抹不掉的政治烙印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名与政治动辄就挂起钩来，而且往往还与帝王相联结，最典型的表现有两种，一是以皇帝的年号给地方命名，二是为避讳皇帝或尊亲之名、谥号而为地方更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至高无上，手中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不少皇帝以自己的年号给地方命名，如永平县以汉明帝的永平年号命名，兴国县以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号命名，绍兴市的前身绍兴府以宋高祖的绍兴年号命名。由于这些取自年号的地名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因而一直沿用至今。当前在中国县级以上政区中以年号改名的地名也不少。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是按皇帝旨意更改的，因皇帝个人的喜好烙印过深，只能昙花一现，被历史淘汰。最典型的是西汉末年，王莽几乎把大多数政区地名都改掉了，待王莽政权覆灭后，改过的地名又变了。

帝制时代，因政治避讳而更改地名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级制度、君主至上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人们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谥号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来，必须谨慎避讳，地名中更不能出现他们的名字或谥号，必须更名。如山东庆云县，原名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朱棣名讳，改为庆云县。四川宜宾，原名义宾，北宋时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改名宜宾。特别是贵州省的正安县，唐朝时称珍州，元代为避当地统治者明玉珍的名讳改为真州，明代又改为真安州，寓“真州安定”之意，清代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又更名为正安。有类似情况的在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有50余处。

四 以交通要道为地名

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交通运输，由于交通设施的制约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大家吃够了交通不便的苦头，因而人人都希望改善交通条件，选择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建城市、设市场、修渡口。如果一个地方刚好处在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上，那对当地老百姓来说真是“如天之福”了，往来客商拉动了当地商品交流，游学士子带来了各种信息和文化知识，城邑因此而繁荣，居民因此而受益。因此，人们的共识便逐渐形成，常以这些优越的地理位置来给自己的地方命名。在当前全国县级以上政区中，有80多个以此得名。

古时因“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而得名的地方，若不是非常事故而发生变迁（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般都会长期保留和使用这些名称，不少至今仍是很著名的城市，如以“东北通辽海诸夷，西南通粤楚蜀，内运通齐燕冀”得名的江苏南通，以“万州居四达之路”得名的四川达州，以“漕运通济”得名的北京通州等。这些地名突出地显示着自身的便利交通和重要位置，承载着当地人由此而得到的各种实惠，流露着他们心中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有很多地名以突出单向通达目的地为标志，给人一种直接、明确的表达和指向，如以地处汴京直通许国故地的交通要道而命名的通许，以通达辽东而得名的通辽，以温谷水向南注入渭水而得名的通渭等。这些地名既表明地区的优势，又直接告诉人们从这里到某地最便捷，既像路标，又像坐标，具有实用性、导向性、广泛性。古代北京通州漕运码头盛况

古时候专门设立的交通管理机构并不多，以交通管理机构命名的地方更是少见，但山西运城却是一个例外。运城古时有一个很大的盐湖（池），“东西长五十一里，南北广六里”，本来这里以盐业发达著称，曾称盐城、盐县，到元朝时在此处设立专管运盐业务的“盐运使司”，于是改称运城。这既反映了当时盐业的兴旺繁荣，也反映了外运食盐数量之巨大，队伍之庞大，不仅给政府带来了财税，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运城的名气由此也越来越大。

有很多交通要道的地名，是以津、港、浦、渡口为名的，如天津、香港、黄浦、浦口、河津、官渡等。这也说明，古时候水陆都有诸多交通要道，而且水路交通要道比陆路交通要道更著名。

以交通要道的名字作为地名，非常符合确定地名的基本要件和基本规律，突出了这一地区自身的优势、重点、特点，彰显了地名的地理标签作用，足以给人们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

五 王莽疯狂改地名

在中国历史上，确立郡县地名最多的是秦朝，而短时期内改变郡县地名最多的是王莽新朝。王莽建立新王朝后，立即进行复古改制，疯狂改变郡县地名也是其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综观王莽新朝改变的数百个郡县邑地名，不难看出他当时扭曲的执政理念和改制用心。对王莽所改的地名稍加梳理，有十种现象或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曰标新立异。这是王莽改变地名的最突出特征。如秦汉时的界休县，王莽改为界美县，西王莽汉时的祁县改为示县，西汉时的故道县改为善治县，等等。他的骨子里就是要变“汉”为“新”，一切都要与汉王朝不一样。

二曰逆反现象。这是其改变郡县地名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如改汉朝时的曲道县为顺县，改谷远县为谷近县，改无锡县为有锡县，改东昏县为东明县，等等。总之，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与汉朝对着干，你东我西，你顺我逆。

三曰行政降级。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在改地名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其复古的原则，对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一律由郡县降为亭（秦汉时乡以下的一种行政机构）。如将广都县降为就都亭，将揭阳县降为南德亭，将耒阳县降为南平亭，将相县降为吾符亭，将濮阳县降为治亭，等等，类似的例子有好几十个。

四曰改“陵”为“陆”。这个特征涉及政治意义的比较少，就是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把地名改掉而已。如将湖陵县改为胡陆县，将迁陵县改为迁陆县，将元陵县改为元陆县，将孱陵县改为孱陆县，等等。

五曰改“临”为“监”。繁体的“临”和“监”比较相似，但含义却大相径庭，虽是一字之改，但地名的内涵、意思、意境却全改变了。如改临邛县为监邛县，改临朐县为监朐县，改临水县为监水县，等等。这个改动很没有文化，纯粹是为改名而改名，不讲文化，不讲传统，不讲习惯，不讲意义。

六曰内涵递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其地名更改后对原来的含义、内容、意思有所递进、演释、美化，反映出其另一面的心态。如改乌伤县为乌孝县，着意把孝子颜乌的义德明白地彰显出来。又如将即墨县改为积善县，将长垣县改为长固县，将蒙阴县改为蒙恩县，将慎县改为慎治县，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地名含义递进演释的特征。

七曰谐音变字。这也是一个特征。就是利用有些字音相近、形不同的特征，对一部分地名进行更改。如将襄城县改为相城县，将长安县改为常安县，等等。这种改名的办法，既沿袭了中国谐音取名的文化传统，也照顾了当地人使用地名的方便。

八曰歧视性强。这是王莽新朝改变地名中表现出的一种专制、跋扈现象。如改蓟县为伐戎县，改曲江县为除虏县，改富春县为诛岁县，改长沙国为填蛮郡。这些蛮横、暴力的地名凸显了王莽新王朝的弊端，这种不理性的王朝心态，必然会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人民的苦难，最终导致王朝快速走向灭亡。

九曰企求康宁。这也是王莽改变地名的特征之一。王莽新王朝建立后，由于其复古改制很不得人心，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为企求社会安定，维护统治地位，他在改变郡县地名时也渗入了一些美好的愿望，如改大陵县为大宁县，改阿曲县为凤美县，改平舒县为平葆县，改剧阳县为善阳县，改武陵县为建平县，等等。这些新改的地名，反映了他希望王朝稳定、朝廷安宁、坐牢江山的心态。

十曰寿命短暂。这是王莽王朝所改地名的直接下场，也是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王莽时期改变的数百个地名，与他只有十五年历史的新王朝一样，都是短命的，王莽王朝灭亡之后，东汉几乎全部恢复了西汉时期的郡县地名，如今，要寻找到王莽改变地名留下的遗存也真不容易，查遍历史资料，只有山东省东明县之名属王莽王朝遗存。王莽当时改东昏县为东明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又改为东昏县，北宋时复改为东明县，可谓稀罕。

王莽疯狂改变地名，在历史上一闪而过，比流星还快，但留下的教训确实不少，研究这些教训也挺有意思。

六 难以避免的重名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疆土广袤，历史变迁频繁，特别是地形复杂，山岭河川交错，交通甚为不便，信息交流很不容易，加之各地普遍喜欢以吉祥之词、嘉贺之字、灵动美语取名，因而就形成了很多地名相重的现象。

怎么样解决重名问题，历史上一般采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改换朝代时，会换掉一批；二是朝廷在任命新的地方长官时会随着制作新官印而改掉一批；三是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地名时改掉一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4年全国有221个县重名，双重名的148个县，三重名的36个县，四重名的16个县，五重名的15个县，六重名的6个县。如今的山西省汾城县、浙江省温岭县、江苏省扬中市、安徽省黄山市，当时都称太平县。现在全国只有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了。名称为西安州、西安县的更多，寓“西部安定”之意，大家都以此为愿景而命名地名，涉及七八个省，直至今天，陕西省有西安市，吉林省辽源市有西安区（清朝时称西安县，1948年称西安市，1983年改为西安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也有一个西安区。名称为新城的政区地名也很多，当时在辽宁、吉林、山东、江西、浙江等省都设有新城县。白云作为地名，也曾在历史上风行过，至今还有广州市白云区、贵阳市白云区、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太和是吉祥词，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因而历史上以太和为地名的也不少，尽管屡经整治，现在还有辽宁省锦州市的太和区和安徽省阜阳市的太和县。笔者粗略查了一下，当今全国县以上政区重名的有126个，其中双重名的74个，三重名的39个，4重名的8个，5重名的1个。基本都为中等以下城市政区名称。

七 因避讳而改变的地名

在我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有50个左右是封建社会避讳制度的产物。避讳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汉、唐、宋、清等朝代。避讳制度之所以在封建社会颇受推崇，首先，在于其忠实地维护和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礼仪典章。具体表现在言论和书写时要避免君主和尊亲的名字，要“畏大人（君主）”，这是公讳，任何人不得违反。其次，在于彰显孔子圣君、贤臣、良民组成的封建社会的所谓太平盛世，以至把孔子奉为“素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至圣先师”，对其名必须避讳，这是畏圣人，而且属于公讳。最后，在于倡导“亲亲”之礼，即心向着自己的亲族，这是宗法制的原则。“亲亲”首要的一条是孝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说话或书写时必须遵守家讳，不能直呼祖父母、父母之名。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屡屡出现州郡县名要为帝王及其尊宗让道、改名的现象。应该说，在坚持“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的原则上，封建王朝从来不让步，但具体怎么改，最终改成什么样，相对较为灵活，其中有不少学问。从目前遗存的大量避讳形成的地名中，似可以看出一点门道，找到一些规律。

一是选用音同义近之词代替。这种方法比较简便，而且以此改变的地名最多。历史上，有很多州郡县名称中原有“义”字，但因与宋太宗赵光义之名相重，遂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改“义”为“宜”。如湖南宜章县原名义章、陕西宜川县原名义川、江苏宜兴市原名义兴、四川宜宾市原名义宾，均在北宋太平兴国（赵光义年号）年间更名。山西平遥县原名平陶，北魏时为避太武帝拓跋焘名讳，改名平遥。

二是选用吉祥嘉词代替。这是古代命名地名时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唐朝时因“独守臣节”的故事命名全义，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兴安，寓“兴旺安宁”之意。山东省庆云县原名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明成祖朱棣名讳，改名庆云，寓祥瑞之意。浙江省长兴县原名长城（以县城狭长得名），后梁时为避朱温之父朱诚名讳，改名长兴，寓“长久兴旺”之意。河北省永年县，原名广年，隋仁寿年间为避太子杨广（后为隋炀帝）名讳，改名永年，寓“长久吉祥”之意。陕西省延安市原名广安，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也为避太子杨广名讳而取延州、广安县之名各一字合为延安县，此为延安得名之始。隋炀帝杨广

三是选用经典佳词代替。这种方式历代均有运用。如湖北省咸宁市原名永安，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为避宋太祖永安陵讳，以《周易·乾卦·象辞》“万国咸宁”与“永安”之意相近，故改名咸宁。广东省惠州市，隋唐时为循州，五代时为祯州，北宋时为避仁宗赵祯名讳，以《汉书》“恩惠卓异”之意，改为惠州。安徽省霍邱县原名霍丘，清雍正帝甚尊孔子，明确规定逢丘改为邱，霍丘也因此改名霍邱。贵州省正安县，唐代为珍州，元代为避明玉珍名讳改为真州，明代取“真州安定”之意改为真安州，清朝时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而定名为正安。

四是选语意递进词代替。这也是古时地名避讳常用的一种方式。如湖北省孝感市原名孝昌，以此地“孝子昌盛”定名。五代后唐同光年间，为避庄宗李存勖祖父李国昌名讳，取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的典故，改名孝感。江苏省仪征市，宋代在此铸造的四位先皇金像仪容十分逼真，皇帝甚悦，故建仪真观。明朝时设仪真县，清朝时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改名仪征。

五是选境内名山大川或特产为名。这是古代在处理避讳问题时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如湖北省汉川市原名义川，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取“汉水所经流也”之意，改名汉川。湖南省平江县原名昌江，五代后唐时，为避庄宗李存勖祖父李国昌名讳，以昌江流经此地时河床平坦、水流平稳为由，改名平江。湖北省枣阳市原名广昌，隋朝时为避杨广名讳，以境内枣阳村（境内多枣树）为名，改为枣阳。四川省双流县原名广都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为避杨广名讳，以地处郫江、流江之间为由而改名双流县。

八 地名中体现治国谋略和政策

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是重视治国谋略和政策的，在建立王朝初期如此，王朝的兴盛更是得益于此，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往往是错误谋略和政策的产物。

成功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比较喜欢不断总结和积累治国之策，而且会把一些良策写进圣旨、法律，甚至还植入地名之中。特别是战乱之后，或者平定地方和边疆叛乱之后，他们痛定思痛，适时出台和调整政策和策略，并把经典政策以极简明的文字，如怀、抚、绥、靖等植入地名之中，不仅让朝廷上下永远铭记，也让全国都牢牢记住。

以“怀”冠地名的不少，主要体现统治者安抚、团结的意图和政策。北京怀柔之名就凸显出这个特征，唐朝平定北部边疆，为了安置好内附的契丹部落，特选此地，并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取《礼记·中庸》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句子命名为怀柔，寓“招来安抚”之意。就是说，对非自己营垒的人好一点，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归顺你；对诸侯们多一些宽容，天下人都会害怕你，为此唐把归附的契丹部落很好地安置在怀柔。河北怀安县，始置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怀安之称寓“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安徽怀远之名的由来更为传奇，《大明一统名胜志》曰：“宋宝祐五年贾似道奏涡口上环荆山，下连淮岸，险要可据。理宗御答云，荆山为城，义在怀远，绘图来上，殊用嘉叹。于是改军名怀远。”这么一个县的命名，不仅反映了宋理宗赵昀的重视，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文采和浪漫，还不客气地批评了朝廷官吏贾似道，一箭三雕，好不畅快。河北怀来县，在辽代时位于边陲战略要地，常为兵家所争，为了避免战乱之祸，当政文官颇费一番思索，查阅汉《新语·道基》，取“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之意名县。契丹狩猎图

冠“抚”的地名，突出封建王朝为巩固统治，坚持体恤、抚恤的政策和策略。辽宁抚顺，以明代抚顺城为名。明建抚顺城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当时全国基本平定，东北尚存少量元残余势力，为了稳定这股残余势力，明朝出台“抚顺持重”政策，目的在于“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之名就含有安抚顺导之意。江西抚州历史上比较著名，隋灭陈国时，在此打的一仗甚为艰苦、惨烈，隋文帝深感江山来之不易，遂改巴山郡为抚州，一则要彻底清除陈国的影响，二则要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局势，选派“杨武通奉使安抚”。

在地名中植入“绥”字，真实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坚持安定、安宁的意愿和政策。辽宁绥中县，明朝时为广宁中后所，因为这是清朝发迹之地，也是固有根据地，便改名绥中，寓“中后所永久平安绥宁”之意。湖南绥宁县，“宋收复蛮地置县”，也就是说，宋朝平乱之后，取“安抚太平之意”设绥宁县。云南绥江县也属这种类型，《绥江县地志资料细目册》载：“绥江者，因边连蛮地，取绥靖边疆之意，又因位于金沙江南岸，乃取名绥江”。“靖”植入一些地名，着重体现封建统治者坚持社会稳定、安靖、平安的心理和政策。湖南靖州，古时候也常不安宁，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即将出兵讨伐之时，占据诚州的“杨晟臻以诚州来归”，宋徽宗赵佶甚悦，“复置郡县，赐诚州名曰靖州”，“取远人安靖之意也”，让归顺者在这里安静地生活。江苏靖江，地处长江入海口，常年多水警，官民心多不宁，故名靖江，寓“江海安定太平”之意，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从精神和心理上给人们以安抚。

这些寓有政策意向的地名，之所以能跨越数百年、上千年，跨越一个又一个朝代遗存下来，至今还被使用，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政策在当时是受欢迎的，后代人对其是有共识的，是认同的，效果是经受过历史考验的。我们从这些地名中不仅可以读到有特色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了解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政策和策略正确，王朝就会兴盛；政策和策略失误，王朝就会衰败，甚至覆灭。这是颠扑不破的千古定律。

九 彰显道德魅力的地名

做人要讲德行，治国要讲德治，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倡导和坚持的，因此古代统治阶级把这种精神和传统屡屡植入政区地名之中，以示铭记和力行。

彰显有道德的人，方式很多，但能列入地名的必须是优中选优，尖中拔尖，出类拔萃。唐朝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设（浙江）德清县时，考虑得颇为细致，甚至把当地佳人美德与溪水清澈巧妙联系起来，取“德行如水之清”之意命名。《湖州府志》载：“县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晋车骑将军山阴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闻，长以信著，晚以节称。温峤语之曰：‘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唯君一人。’考其言行，订其初终，清正莫如焉。”对孔愉的考察从少年到成年，又到老年，皆很优秀，称名于世，不可谓不深不细，具有如此品德的“唯君一人”，足够典型。对境内余不溪的考察也不可谓不严不周，与周围其他溪水进行比较才得出结论。史载：“邑东有余不溪，其水清澈，余则不，故曰余不。”可见，余不溪清澈唯一。德清就是把两个“唯一”结合在一起，足见其杰出。

以德治国硕果屡见史册，也有不少地名把其优秀成果如实记录下来。江西德兴市，古时候有一个巨大矿山，盛产银、铜。初期，矿山由朝廷独据，到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朝廷派邓远到此监管开采银矿口，为了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他便制定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新政策，“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即矿山完全解禁，不论是谁都可以随便开采，所得收入八分归己，二分上交朝廷。此政策实行之后，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矿业日益繁荣，朝廷与百姓各获其利，于是“其场（矿山）即以邓公为名，后人立邓公庙，以彰其德，故名德兴”。德能昌行，事业兴旺，社会繁荣，利朝利民。《名胜志》载：“取其地产银，惟德乃兴之义。”五代十国时期，可以说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但黄河流域的五代远不如长江以南的十国“运气长，文物隆”。福建的德化县是南唐时设置的，取“圣人之德化”思想，寓“德化万民”之意命名，就是用道德教化广大民众。江西德安县设置于五代吴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取“德所绥安也”之意命名，企望以德仁赢得社会安宁。

我国有两个城市自古以来就著名，一是德州，一是德阳。德州以地处德水之畔而得名，此德水即古黄河之别名。秦汉方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创造“皇帝”名词，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登帝第一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些与儒家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在这里，水德就是吉运，就是摧枯拉朽的黄河，就是皇帝手中的法律，为所欲为。水德给了秦始皇好运和勇气，也给了他自掘坟墓的铁。德阳也以德水得名，但此德水非黄河也，而是蜀中德水。《蜀中广记》载：德阳“以德水之阳也”。《华阳国志》载：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县名盖取在德不在险之意。这个“德”非五行之“水德”，而是“仁德”之“德”。虽然此地处于剑阁道，以险要著称，但县名却突出仁德，以德为要，以德行天下，以德名天下，用心可嘉。

十 地名铭记植物的恩惠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以植物命名政区地名的传统，如今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仍有134个是以植物命名的，占全国政区地名将近4％。

植物被用在地名里，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种类也比较多。在这134个地名中，涉及植物多达50种，其中树20种，灌木、藤蔓等22种，花7种，瓜（甘肃瓜州）1种。

被命名为地名的植物，都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很受人们喜欢的、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普通植物，几乎没有稀有品种。以花命名的有12个地方，其中有荷、莲、芙蓉出现的有5个，如菏泽市、莲花县、长沙芙蓉区等。还有以牡丹、杏花、花溪、花都、花山、花垣为名的。以松命名有9个地方，如松山区、松江区、松原市、松溪县等；以柳、梅、榆、麻、莱命名的各有6个地方，如柳州、梅州、榆林、麻城、莱阳等；以桂、桐命名的各有5个地方，如桂林、桂阳、桐乡、桐城等；以竹、荔、桃、蓬命名的各有4个地方，如竹山县、荔浦县、桃江县、蓬莱市等；以荆、枣、桦命名的各有3个地方，如荆州、枣庄、桦南等；以杨、椒、芜、柘、蒲、芦、蓝、萝、株、梨、莆、榕、蕉命名的各有2个地方；以榨、槐、柏、蓟、藤、梧、樟、梓、稻、茄、攀枝花、茅箭、尖草、杏、茶、瓜等命名的各有1个地方。

这些植物最大的特性是适应能力很强，对自然条件要求比较低，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遍布祖国各地，不论是长江南北、大河上下，还是热闹城市、偏远边疆，概莫能外。在这些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中，湖南最多，有13个，山东有12个，四川、广西、黑龙江各有10个，湖北、广东各有9个，陕西、浙江各有7个，山西、贵州各有6个，福建、安徽各有5个，吉林有4个，河北、河南、江西各有3个，上海、香港各有2个，天津、新疆、内蒙古、甘肃、云南、台湾各有1个。香港的葵青区，以境内城门河两岸葵类植物丛生而得名。荃湾区，以境内海湾周围长有荃草得名。台湾新竹、花莲，表面看是以植物命名，其实与植物名称没有关系，只有桃园县，是因境内“移民遍植桃花，缤纷馥郁，遂以桃仔园为名”。

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大自然、热爱绿色家园的民族，以植物命名地名，无异于为植物树碑。

十一 帝王称号与地名

山西襄垣县，就是因战国时赵国的赵襄子在此筑城而得名，当时称襄垣邑，西汉时刘邦设襄垣县，其名延续至今。

河南襄城县，据《元和郡县志》载：“春秋襄王避叔带之难，出居郑地汜，在今县南一里古汜城是，盖以周襄王尝出居此，故名襄城。”就是说，春秋时，周襄王为躲避狄难逃亡到郑国汜水，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故名襄城”。战国时为魏国襄城邑，秦朝时设襄城县。

临汾有个襄汾县，原为襄陵县、汾城县，1954年两县合并，故取两县名之首字命名为襄汾。《读史方舆纪要》载：“汉置襄陵县，属河东郡。应劭曰：县西北有晋襄公陵，因名。”就是说，汉朝之所以在此设襄陵县，是因晋襄公葬于此。汾城是因汾河从县境流经而得名。

湖北的襄阳为历史名城，其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襄阳之称“取自楚顷襄王的谥号”；一说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襄阳“古襄水之阳”。襄阳市襄城区以境内襄阳古城得名。《水经注》载：“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

十二 古时侨设州郡县名称之变

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侨设州郡县的情况，就是说，原州郡县民众因故流亡寄居到新地，而原名称不变。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战乱造成人民流徙、官吏逃跑，在新地形成聚居，保持原籍贯和地名，如西晋灭亡后，中原战乱，“晋元帝寓居江左，百姓纷自北南奔”。二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地震造成一些郡县城邑毁灭，辖域内人民无法在当地生活，不得不大规模流渡到另一州郡县寓居，但仍称原地名。三是朝廷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为安抚移民及随移官员情绪，采取保留原籍贯及郡县名称、减免赋税等政策。

因战乱而侨设州郡县最早的，发生在春秋时期，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郑桓公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后率臣民携财富东迁至东虢与郐之间（今河南新郑一带）。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郑桓公与犬戎交战被杀，于是郑国遗民南迁。因其所迁居之地位于郑国之南，故名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南郑县）。《水经注》曰：“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宋庄公十年（公元前701年）三月，宋国以强欺弱，将宿国迁往自己的领地，成为其附庸国，为反映这个历史事件，此地命名为宿迁。

发生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侨设州郡县风潮，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州郡县最多、南迁人口最集中的一次。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西晋亡。司马睿立东晋，都建康（今南京）。由于北方征战不断，社会动荡，加之晋元帝南寓江南，很多北方的官吏和百姓紧随其后南徙，仅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扬州西北）一带就侨置了徐、青、兖、幽、并等州及所领郡县，武进（今江苏武进市西北）一带就侨设了20个郡和60多个县，而且继续沿用北方原州郡县名。当原州郡县收复后，就在其州郡县名前加“北”字，以与侨设州郡县相区别。南朝宋以后，又去掉“北”字，恢复北方原州郡县名，而在侨设州郡县名前加“南”字。如南朝梁时，在彭泽县、鄱阳县、石城县（今安徽池州市）一带侨设南太原郡。东晋时，在全椒县、东城县地（今安徽滁州市）侨设南谯州。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侨设州郡县之潮，似乎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不论发生在哪个朝代，不论发生在哪个时期，不论侨设规模是大还是小，几乎都是从北方向南方迁渡，北方州郡县侨设于南方，而且这种侨设又表现出一种阶梯式状态。最早，是春秋战国时，从内蒙古、甘肃一带向晋、陕、冀、豫地域侨设，如今之山西定襄县、繁峙县就是从北方侨设到现地的。次后，是汉魏东晋时期，从晋、陕、冀、豫地域向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游一带侨设，如今之安徽南陵县，原为汉朝南陵县，位于长安附近的霸陵南，以汉文帝之母薄姬的陵墓南陵得名，东晋时因战乱，南陵县遗民南迁至此，为南陵戍，后侨设南陵县。再后，是南北朝、宋朝时期，因避战乱，一些北方州郡县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侨设，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设徐州，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侨设琅邪郡及临沂县。这种侨设现象说明，中国的早期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由于各种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激化，内外争夺激烈，造成战乱，加之北方经济难以满足朝廷之需，南方经济日趋发达，政治经济中心不断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历史篇

一 地名记录历史事件

用地名记录经典历史事件是中国地名产生的一大特点，既说明先人尊重历史的一面，也显示了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性认知，给后人提供了知识和启示。

目前，有很多地名都蕴藏着传奇事件。如江苏宿迁，史书记载“春秋时，宋人迁宿国之人于此，因名”。说得很明白，春秋时宋国迁宿国至此为其附庸国，唐朝时取“宿国人迁居于此”之意命名为宿迁。安徽南陵县之称颇为传奇，南陵原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姬之陵墓，因在长安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后在此设南陵县。晋朝时，战乱频发，从西晋到东晋，南陵县民及官兵不断南迁，最终落脚今地，先置南陵戍，后正式侨设南陵县，一直延续至今。还有陕西汉中的南郑县之称，也真实地记载了一段重要历史事件。据史书记载：“（郑）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在春秋时，北方诸侯国多战事，相互残杀侵扰，郑国被犬戎所灭，郑桓公招至杀身之祸，郑国民众迫于无奈，纷纷越过秦岭，南逃汉中一带，因此地位于原郑国之南，为不忘故国故土，遂命名南郑。

南京的秦淮河名扬天下，其名称潜含的内容更为有趣。据诸多史书记载，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南巡至金陵，随从的望气者（风水先生）向其报告说，“金陵有天子气”（也说有“王气”），于是秦始皇命穿赭衣的士兵凿方山石硊，“疏淮水为渎”，“以断地脉，水通大江，改金陵为秣陵，晋阳秋曰秦开，故曰秦淮”。名胜秦淮几千年，名称堪比万千碑。今日秦淮河

河南有两处地名，长久而又巧妙地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时的两个有名的历史事件。一是孟津事件。商朝殷纣王多施暴政，很不得民心，周武王带领新生力量多次出征伐纣。周武王在伐纣的过程中，很注意团结、联合各路诸侯，曾于“十有一年”，在此处的渡口与八百诸侯会盟，商讨灭纣之事，不久伐纣取胜，后人为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盟，称会盟渡口为盟津，遂演变为孟津。二是偃师事件。周武王伐纣获得成功，商朝随之覆亡，在凯旋回师途中，“欲示休戎之意，名为偃师”。以地名传达了周武王希望天下太平、不再征战的重要思想转变，后人也很欣赏周武王“休戎之意”，因而以偃师之名告示万世，永远记住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二 铭刻着历史记忆的地名

中华民族有着不忘历史、记录历史的良好传统，并创造了诸多记录历史的好办法，而把历史植入政区地名之中就是一种绝妙无比的方法。它既记录了几千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也记录了朝代更替和演变；既记录了歌舞升平，也记录了战乱苦难；既记录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也记录了人们的失望和无奈；既记录了成功，也记录了失败。

记录我国春秋战国历史的政区地名遍布全国、特点突出，用词简洁明快、准确易记。如现在简称陕西为“秦”，山西为“晋”，山东为“鲁”，等等，都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名称命名并延续下来的，记住了这些地名，也就记住了那段不朽的历史。陕西之称源于西周，始于诸侯割据之初，即（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就是说周公和召公的势力范围，辖地以陕原为界，陕之西为召公所辖，陕之东为周公所据。陕西之称延续三千多年，它忠实、准确、清晰、简明、直白地记录了分陕原而治的这段历史，可谓是坚守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典范。

把历史故事植入政区地名的情况历代都有，而且颇为生动，非常易于记住。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巡视途中，因平叛获胜，兴奋至极，就连赐两个县的名称：一是在山西境内，巡视至晋南时，欣闻平南越取得大捷，喜悦之情油然而生，遂赐名其所在地为闻喜县。二是在河南境内，东巡至汲县新中乡时，喜闻南越叛乱平息，前线送来叛首吕嘉的首级，情绪奋扬，欣然“以为获嘉县”。同样是在这一年，汉武帝征战平定河西之后，为进一步巩固、辖治河西，他非常高兴地“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郡”（《元和郡县志》）。张掖，“取张国臂掖之意”，就是说，征战河西大胜，汉武帝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豪迈地说：“张国臂掖，以通西域”，张掖之称由此而名。同样，他认为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进入广阔西域的大门，因此“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志》）。酒泉之名也颇为传奇，一说“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因以为名”；又一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征战河西获胜后，汉武帝赐酒两坛，霍去病将酒倒入泉中与将士共饮，故称此泉为酒泉，此地以酒泉为名。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率兵南下“靖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寓“天子津渡”之意，天津的美名从此就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且名扬海内外。霍去病出征归来慰劳将士的群雕（酒泉市）

三 秦汉地名今犹在

秦汉王朝至今已2 200多年了，岁月洗掉了不少历史碎片，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秦朝废除分封制，实施郡县制，全境分设48郡（最初只有36郡），郡名至今还作为政区地名沿用的有19个。西汉既继承了秦的郡县制，又在部分地域恢复分封制，因而设置103个郡国（几经变化），其中有近40个郡国名称现今仍作为政区地名在使用。

两千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地名沿用下来，其“长寿”的原因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分析沿用下来的这些地名，不难发现其沿袭存在的特点和规律性，初步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六点：

一是显著性。九江、长沙、番禺等地名之所以能从秦汉沿袭下来，就是由于它们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征，它们是当地自然环境中最有代表性的存在，既形象、显著、醒目、典型，又与别处、别物不同，很有独特的个性、特质，使人们易于识别，易于记住，易于区别。这样的地名，谁不愿意用呢？

二是恒久性。地名不仅为当地人服务，也要为外地人服务，一般要求长久、稳定，不能随意改动，变来变去，否则就会给人们带来麻烦和不便，甚至扰乱人们的认识和判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易变的东西，不稳固的东西，容易流失的东西，一般都不能作为确定地名的依据，与此相反，名山大川具有恒久性、稳定性，不易移动、不易消失、不易毁灭，能长期存在，所以因其为名的比较多，如邯郸、太原、汉中等郡名能从秦汉沿用至今，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三是认同性。广泛的认同性是地名长期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认同包括地域特征认同、地理方位认同、人文景观认同、社会存在认同和价值认同。历史认同性强，地名长期沿用的可能性大；历史认同性弱，地名沿用的可能性小，弃之不用的可能性大。秦汉时期郡县地名沿用至今的，一般都具有认同性强这个特质，如咸阳、成都、南海等。

四是标志性。地名是标志，是符号，是坐标。一个地方总会有不同于别处的鲜明标志，哪个最突出、最显著，哪个最能代表这个地方的特色，那么大家就会选它为这个地方的标志，选它作为符号。标志一般分为自然标志和人文标志，有的地名侧重人文标志，如长子（古时为尧长子丹朱的封地，故名）、南郑（春秋时郑国遗民南迁至此，故名）等。有的地名侧重自然标志，如桂林、济南等，以自身的自然地形地貌的特征而得名。

五是文化性。地名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符号，是一门科学。没有文化的地名是不会有广泛认同性的，是缺乏丰富内涵的，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成不了著名政区的地名。好的政区地名往往是丰富文化内涵的载体。它或记载历史事件，或铭记传奇故事，或敬仰名山大川，或推崇人文地理，等等，如敦煌、天水、酒泉等地名，之所以沿用几千年，能世世代代被认同、被接受、被欣赏，核心就是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六是避讳性。历史是人创造的，在阶级社会，人是分类、分群、分等级的。自从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朝代更替为另一个朝代，一个集团赶走另一个集团的事变不断上演，因而阶级之间、朝代之间、集团之间少不了矛盾，少不了恩怨，少不了政治、思想冲突。凡是把这种矛盾、恩怨、政治思想反映在地名上的，很难取得广泛认同，往往都似流星，一闪而过。王莽新王朝改的那么多地名大都没有存留下来就是例证。从秦汉沿用至今的地名，大都采取了一种避讳政治意识的办法，没有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朝代痕迹、阶级痕迹、集团恩怨等反映在郡国地名中，而比较多地采用山川湖海、地形地貌、地理方位、自然景观、自然资源方面的经典词汇作为地名，如渤海、琅琊、武陵、玉林、长安、南阳等，这样争议少，认同度也高，较为平稳妥帖，因而能够沿用至今。

四 来自古国之名的地名

目前，我国有50多个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得自古国名。国之称在我国历史悠久，约有4 600年。古国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远古诸侯国。开始数量庞大，后经不断兼并逐步减少。如“昔黄帝方制九州，列为万国”，就是说在黄帝时期，九州境内有10 000多个诸侯国。到禹时，诸侯国数量没有多少变化，“执玉帛者万国”，当年禹在塗山会盟诸侯时，仍有10 000个国王在列。此后，诸侯国的数量逐步减少，到商朝时有3 000余个，西周武王时有1 800余个，东周初尚存1 200个。春秋时期，有大小诸侯140多个。战国时期，仅余30多个诸侯国，称雄者有齐、楚、燕、韩、赵、魏、秦7国。二是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形成的大一统中国，包括汉、隋、唐、元、明、清等。三是封建王朝分封的侯国、郡国，如西汉有侯国241个，三国魏、蜀、吴共有郡国156个。四是周边方国，包括附属国、纳贡国，从夏、商、周到秦、汉、唐、元、明、清几乎都有。夏商时有方国40余个，如有穷、涂山、莱夷等。

以春秋战国时古国得名的行政区分布较为广泛，南北都有，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由古国名而来，如湖北鄂州市、荆州市、黄冈市、随州市、谷城县、松滋市、巴东县、曾都区，四川彭州市、南充市、巴州区，河北赵县、无极县、晋州市、邢台市、柏乡县、唐县、武邑县，山西屯留县、黎城县、潞城市、代县等，都是直接从古国名变成郡县名的。二是由受封者的姓氏而来，如由战国时赵国公子元的封邑而得名的河北元氏县，由春秋时晋平公封郑羽为任大夫而得名的任县，由春秋时为晋大夫盂丙封邑而得名的盂县，由战国时赵国相国肥义封邑而得名的肥乡县，由春秋时为晋国大夫祁奚封地而得名的祁县等，都是以受封者姓氏为封邑名的。三是由封号而来。如河北安平县得名于战国时赵国公子成安平君之封号，申（上海简称）得名于战国时楚国黄歇春申君之封号，河北武安县得名于赵国名将李牧、秦国名将白起先后受封的武安君之封号等。

如今有一些政区地名，是由汉、唐、元、明等王朝皇帝所封侯国之名而来，如河北容城县之名源自汉景帝封匈奴降王徐卢为容城王于此，河北清苑县之名来自三国曹操封刘若为清苑侯于此，河北武强县之名得自西汉时高祖封严不识为武强侯于此，河北景县之名来自汉宣帝封河间献王之子雍为景成侯于此等。

古代国名的特点极为明显，一是简单，几乎都是以一个字名国。春秋时，在140多个诸侯国中，除个别诸侯国名为两个字，如须句、南无、钟吾等，绝大多数都为一个字，如鲁、卫、齐、晋、宋等。二是基本都以姓氏为国名，如郑、蔡、曹、许、秦等，而且这些国家之名，皆可在《百家姓》中一一找到。可见，古时中国的国名、地名、姓名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共通性。

五 皇帝亲赐地名

历史上，皇帝亲自赐名的郡县不在少数，直至当今仍有一些政区地名是当年皇帝所赐，应算文化遗产。皇帝为什么要赐地名，赐地名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程序，为什么有些赐名历经几百年、上千年久用不疲，这确实都是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帝王赐地名，各朝各代都有，因皇帝兴趣而多少不一。从史料上看，皇帝主动赐的地名不多，而经大臣、地方官员上奏请赐的较多。那么，皇帝赐地名有无背景，有无缘由，有无精彩的故事，我相信总是有的，不妨举几个例子。

为宠姬赐地名

汉高祖刘邦为汉王时，从汉中洋川得戚夫人，带至长安，甚为宠爱。戚夫人系南方女子，到长安后不服水土，“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为讨戚夫人欢心，刘邦专门设立驿站，运送洋川米入宫供其享用。同时，刘邦将戚夫人诞生地由乡提升为县，赐名祥川，“用表夫人载诞之休（美的意思）祥也”。

给发迹之地赐名

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较为普遍，如湖北钟祥市，明朝时曾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迹之地，因而嘉靖皇帝为其赐名钟祥，取“祥瑞钟聚”之意，以示“钟祥孕秀”之意。广东肇庆市原名端州，宋朝时为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徽宗即位后以端州为自己的发迹之地，赐名肇庆，并由州升为府，寓“开始带来吉庆”之意。

因获喜报赐地名

汉武帝东巡途经山西境内时，欣闻平越大捷，兴奋不已，即赐此地为闻喜县。到河南汲县新中乡时，又喜闻南越叛乱平息，前线送来叛首吕嘉的首级，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遂赐名获嘉县。安徽怀宁县原名皖县，东晋于“永嘉之乱”后，晋安帝司马德宗于此立身，故取“怀宁兹土”之意赐名怀宁。南宋时期，武冈一带因杨再兴父子叛乱，朝廷派兵扫荡以平息，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赐名新宁（今湖南省新宁市），取“新得安宁”之意。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满怀必胜信心率兵南下“靖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此为天津得名之始。

以母康复而赐名

据传说，三国吴孙权之母患病，多方治疗不愈，于是到“乌伤上浦”（今浙江永康县）神庙进香，祈求“上天保佑，永葆安康”，返回不久，果然痊愈，孙权喜出望外，遂赐此地为永康县。

为嘉奖投诚者赐地名

南朝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当地首领祭丰带着自己管辖的东城从北魏归顺南梁，梁武帝非常高兴，给予嘉奖，赐名定远。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杨晟臻带着诚州来归降，宋徽宗甚悦，即“赐诚州名曰靖州”，取远人安靖之意。

因获瑞石而赐名

隋文帝北巡时，“以傍汾水开道”，获得一块瑞石，“其色苍苍，其声铮铮”，爱不释手，“遂于谷口置县，因名灵石”，县以石名（今山西灵石县），闻名天下。“灵者，神奇珍宝也”，预示好运。

对原名不满意而赐新名

清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奏请乌蒙地名不祥，具有“乌暗”、“蒙蔽”之意，建议改掉，雍正帝再三斟酌后表示同意，赐名昭通（今云南昭通市），取“昭明宣通”之意。

对大自然表示谦敬而赐名

据《湘州记》载，秦始皇南巡到湖南，非常想渡过湘江到衡山上游玩观赏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遇风浪溺败”，不得不“至此而免”，但为表示自己对大自然的敬畏，特赐名君山（今岳阳君山区）。

以期盼“海定波宁”而赐地名

浙江宁波之名的由来颇具传奇色彩，据《双槐岁钞》记载，明初此处为明州，当地有位著名诗人单仲友在朝廷做官，上书朱元璋，说自己家乡地处明州，与国号相同，建议改掉明州之名，朱元璋认为他言之有理，还询问了一些当地山川地理方面的具体情况，单仲友说舟山之下有座状元桥，童谣说：“状元出定海，此最为异”，朱元璋听了后说：“海定则波宁，是宜改为宁波。”

六 历史名人与地名

有很多政区地名往往与历史名人相联系，并因名人而著名、而盛行、而远播。一般来说，凡与名人相牵的地名，背后都少不了传奇的故事。

许多地名与名人事业成功相连，或是与名人葬地相关，目的是突出名人、纪念名人、敬仰名人。陕西的黄陵县，湖南的炎陵县、零陵区，河北的灵丘县，分别以黄帝陵、炎帝陵、舜帝陵、赵武灵王墓而得名。河北高阳县，远古时为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氏）的封地。河北唐县，“古唐侯国，尧初封于此”。山西夏县曾是夏禹始封之地，也是其建都之所。

有不少历史名人，史书有记载，文献有描述，民间有传说，因而有些地名就以他们的故事而盛名。山西稷山县，以后稷曾于此教民稼穑而得名。重庆奉节县，三国时，“蜀先主终，诸葛亮受遗诏于此……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故云奉节也”。湖北公安县的来历更有意思，东汉末左将军刘备镇守此地，因当时人称刘备为左公，故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命名为公安，此公安非彼公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安机构之内涵大相径庭。地名是一种文化，因而最直观与文化人产生关系，并由此而声名远扬。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为“宋四家”之一。出于对其文学成就和人格的敬仰，其故乡被命名东坡。柳宗元亦官亦文，曾担任过柳州刺史，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同列“唐宋八大家”。特别令柳州人骄傲的是，“柳州名垂于他位于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三苏祠内的苏东坡雕郡，以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像，眉山市至今仍有许多以“东坡”命名的故也”。柳州古今名气这么大，街道及建筑离不开柳宗元，应该感谢柳宗元。明代王阳明（名守仁，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因在此为官时提倡心学，“惟求得其心”，“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反对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方法教育儿童等文化教育思想，影响较大，当地取“发扬光大王阳明所倡导的文教思想”之意命名为修文。

凡是为官一方，为老百姓办过好事、做过实事的，即使他离任或被贬官了，大家都不会忘记他，不仅地方的志书上要为他留墨，而且有些地方还以命名新地名的办法将其铭刻在心，以示永远怀念。诸葛亮是一个既善于团结同事，又善于做少数民族同胞工作的人，他“七擒孟获”的故事闻名古今，特别是在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有大量纪念诸葛亮功德的文化遗存。此外，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也很动人。公元221年，刘备称汉帝之后，为稳定和扩大蜀国的疆土，诸葛亮下了不少功夫，特别是从四川盆地向东、向南、向西扩张，几乎都遇到地方部落的阻挠，为此他就多次与当地部落会盟，其中一次是在云南季嵩山麓。这次会盟效果不错，影响深远，当地就称此处为嵩盟，后取谐音演变为嵩明。北宋时泰州一带常闹洪灾，当地商人姜二惠、姜锷父子在此率民众筑堰抗洪，颇得人心，后人将其所修筑的大堤命名姜堰，今姜堰市之名始于此。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也有类似的动人故事，只可惜始终未成为行政地名，居于西湖之名下。西湖风光

重庆忠县之名始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命名的忠州，寓“意怀忠信”之意。以忠为名，深刻反映了对上（君）竭心尽力、诚实负责的儒家传统思想。当然忠州之“忠”不仅立足于一般意义上，而且立足于两个既真实又感人的历史故事之上。《读史方舆纪要》等多部史书均提到，忠州以巴臣蔓子及巴郡守严颜并著忠列而名。蔓子的故事发生于西周时期，当时巴国有乱，国王派将军蔓子出使楚国求援，答应平乱后送给楚国三座城。楚王帮助巴国平乱之后，即派使者赴巴国索城，蔓子对使者说：“凭借楚国灵威，祸乱已消，当时诚心答应将城给楚国，现用我的头表示感谢，城是否就不给了？”于是拔剑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看后感叹地说：“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为何？”当即决定以上卿之礼葬蔓子之头，巴国也以上卿之礼葬了其身躯。严颜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刘璋派大将严颜镇守巴郡，被张飞击败擒获，张飞呵斥严颜：“我领大军都到了城下，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投降，竟然敢与我抗拒？”严颜说：“你们无礼侵夺我州，我州有的是不怕死的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张飞大怒，令左右将严颜押出去砍头。严颜面不改色心不跳，大声说：“你要头便砍头，何必发怒？”张飞颇受感动，立即放了严颜，并以宾客之礼相待。这两个故事令忠州（今忠县）之名内涵更丰富、更深刻，命名依据更充分、更坚定，影响更久远、更绵长。

七 地名为历史会盟树碑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诸侯间聚会结盟的好传统并被载入史册，为解决矛盾、清除误会、减少对抗和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会盟之所也以地名的形式铭刻下来，成为不朽的丰碑。

在尧舜禹时期，诸侯间产生矛盾是少不了的。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尧舜与丹朱等，都曾发生过矛盾，甚至战争。浙江上虞就是舜帝（虞舜）曾避丹朱之地，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名县。”上虞之名始于此。大禹开启了会盟之始。一次是大禹至越时，上茅山大会诸侯，爵有德，封有功，禹“更名茅山曰会稽”，后人将“天下诸侯到达驻留议事之所”定名为诸暨（今诸暨市）。这次会盟中的一段插曲不得不提，据《国语·鲁语下》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食言）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可见禹执法之严厉，刑罚之残酷。还有一次，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是说，大禹还在涂山（今蚌埠市禹会区）会盟过万国诸侯，规模之大，空前绝后。大禹是一位多才多艺、潇洒倜傥之君。会盟圆满结束以后，他还在上虞（今上虞市）举办盛大音乐会，以示庆祝。《水经注》曰：“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

历史上还有一次会盟影响深远。相传周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歃血会盟于古洛阳东北黄河之畔的一个重要渡口，从此人们称此地曰盟津。随着岁月的变迁，盟津以谐音演变成今之孟津，孟县、孟州之称也源于盟津。

与少数民族之部落会盟的传统，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为稳定局势，扩大疆域，曾于云南季嵩山麓，与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酋长会盟，各族均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将会盟之地称为嵩盟以资纪念，后嵩盟演变为今之嵩明县。元朝时，大军南下征讨平乱，到四川凉山一处要冲之地，请“诸酋长听会”，史称“川原并会，政事颂理”，遂将“听会之所命名会理县”。宋朝时，也曾有过一次宋、金议和之事，《方舆胜览》曰：“金人请和，朝廷从之，改岷曰西和，以郡为政和故也。又淮西亦有和州，故加‘西’字以别之。”就是说，南宋绍兴年间，为铭记宋金议和，改岷州为和州，后又改为西和州，今西和县之来历明矣。

历史上少数民族部落之间摩擦频繁，故会盟协商之事也很普遍。清朝初，蒙古地区的四子部，乌拉特部前、中、后三旗，茂名安部，喀尔喀部右翼就曾在“红色谷口”（蒙古语“乌兰察布”）会盟，故称此地为乌兰察布盟，而蒙古地区行政区划中的“盟”便是这样来的。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部落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诸部落编制盟旗，接受清朝管辖，实现了北部至西北的统一。

八 “秦”被嵌进地名

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虽然只有短暂的15年，却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很多政区地名是从秦朝实施郡县制时沿袭下来的。虽然冠“秦”的地名寥寥无几，但其代表性却很强，忠实记录着“秦”的历史。

陕西简称“秦”，因其在春秋战国时为秦国。秦朝灭亡后，项羽将秦国之地分给秦国三个降将。封章邯为雍王，统治关中西部；封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关中东部；封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今陕北地区），故称三秦。把秦国名留在这里理所当然。

天水市秦州区、秦安县，先秦时均为秦国发源地，西晋设秦州，唐初和金时也为秦州。《读史方舆纪要》载：“秦始皇于此，周孝王封秦非子为附庸，今秦亭、秦谷是其处。”在秦发源地留名是自然的，也是记录历史的一种独特形式。

咸阳秦都区，古时为秦国、秦朝都城的中心区。《读史方舆纪要》曰：“秦本纪孝公十一年，卫鞅筑冀阙于咸阳，徙都之。”后来咸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都城，第一个封建皇帝的都城，为历史永远铭记。“秦皇岛外打鱼船”的诗句，让秦皇岛这个地方更加闻名世界。秦始皇当年东巡时，曾在此暂住过，并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派人入海求仙，因而闻名天下。史书载：“传秦始皇求仙驻跸于此。”以“秦皇”为名，记录下了这段传奇故事，令人神往。

南京秦淮区的名字记录了一段历史，讲述了一段传奇，见证了秦淮河从孕育、诞生到流淌不息的两千多年历程。《舆地纪胜》载：秦淮河在县南三里，秦始皇时望气者言金陵（今南京）有天子气，使赭衣三千凿山为渎，以断其脉，水通大江，改金陵为秣陵，晋阳秋曰秦开，故名秦淮。秦始皇独尊霸气，不允许另有王者，连有王气之地都不允许，为此他动用3 000名士兵，挖断所谓“地脉”，一条以秦始皇命名的人工河就这样载入史册，流淌不息，成为历代著名的游览胜地。

九 吴国·吴姓·吴地

以“吴”冠名的政区地名全国共有8个，正好4个在南方，4个在北方，均以古吴国或吴姓得名。

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个吴国，最早的是春秋时吴泰伯之后建吴国；其次是三国孙权据江南，国号吴；再次是五代十国时杨行密据淮南，国号吴。今江南以吴为名的政区，无不与古吴国相关。苏州吴中区，春秋时为吴国首都。《元和郡县图志》载：“故吴都，阖闾所都，秦置县。”吴江市，西周、春秋时属吴国，从秦朝到唐朝一直为吴县地，五代十国时吴越天宝二年（公元909年）设吴江县，《舆地广记》载：吴越钱镠于松江置吴江，上承太湖，更迳笠泽。吴江因吴淞江得名，吴淞江因吴国得名，逻辑无误矣。湖州吴兴区，以古吴兴郡、吴兴县得名，寓“吴国兴旺”之意。《舆地纪胜》载：“（三国）吴景帝封孙皓为乌程侯，及皓即位，改葬父和于此，遂立吴郡。”湛江吴川市，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设吴川县，以境内吴川水得名，而吴川之称来源于吴越。

吴姓影响比较大，古时名人也多，因而当今有5个政区以“吴”冠名。延安吴起县，以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曾在此驻兵得名。吴起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大功，被魏文王任为西河守。据考，吴起任西河守时，白瞿地（今吴起县）为魏国、秦国拉锯之地，吴起驻兵此地为拒秦。宁夏吴忠市，明朝洪武初建吴忠堡，吴忠当时是此边疆军营的守将，因而也就成为此军营之名称。以将名为军营名，为古之吴起惯例。陕西吴堡县，以古吴儿堡得名。东晋十六国时，赫连勃勃在此地安置东晋的俘虏降卒，因当时大夏国称东晋为东吴，故称吴儿城、吴儿堡。五代十国时为吴堡寨，金大正三年（1226年）设吴堡县。河北吴桥俗称杂技之乡，因此地古时为大姓吴所居，河称吴川，河上之桥称吴桥，故“金大定三年设吴桥县”。古志曰：“吴桥名镇者，邑人传为古大姓吴氏所族居。”“吴”不论作为历史古国，还是作为华夏大姓之一，都永远载入史册，嵌入有纪念意义的地名之中。

十 地名为“武功”立碑

历史告诉我们：夺取政权靠武力，维护政权离不开武力。以“武”为名的地方很多，目前以“武”冠名的政区有35个，这既是历史的写照，也说明武力在立国、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有些地名，之所以沿袭至今，就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些古代名将为国立下战功的历史。甘肃武威之名，来源于霍去病征匈奴的武功。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朝廷为表彰其“武功军威”而设武威郡，以此为其记功、树碑立传。邯郸武安市，战国时，赵悼襄王“封李牧为武安君”，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封白起为武安君”，就是对他们屡立战功的彰显和奖励。正如古志云：他们“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以武而安也”。衡水武强县，就是因为历史上有两个名将因战功卓著而受到封侯表彰和奖励得名的。一是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封严不识为武强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载：“武强严侯严不职（识），以舍人从起沛（公），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籍，属承相宁，功侯。用将军击黥布，侯。”二是东汉光武帝封王梁为武强侯。《读史方舆纪要》载：“光武拜大司空王梁为武强侯，皆邑于此，晋因置武强县。”

古时候，许多封建王朝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备军备战从不放松。地名也将这些举措记录在案。山东武城县，春秋战国时晋国、赵国为防御齐国入侵，于此筑城，取“东毗强齐，岁饰武备”之意命名武城。明嘉靖《武城县志》载：“（战国）武城为东郡要区，实古赵地，平广旷阔，四无山阜，东毗强齐，岁饰武备，邑之得名，盖本于此。”也说，以“夏禹七代孙芸封公子武于此建国”而名武城矣。河南武陟县始设于隋朝，取“周武王之师由此兴起”之意得名。明《武陟志》载：“武陟县，周武王牧野之师，兴兹士，故名。”焦作修武县，商朝时为宁邑，武王伐纣期间曾在此修兵练武，“因曰修武”。四川武胜县，元朝初“蒙古王蒙哥攻钓鱼城，屯兵于此”，故于元至元间置武胜县，改当地山名为武胜山。

展示和炫耀武力，是封建王朝用以发挥震慑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地名也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平台。内蒙古武川县，境内多河川，古时为兵家要地，《水经注》载：“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故取彰显武力”之意命名武川县。浙江武义县之渊源，《郡县释名》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唐武后析（永康）县之西南置武义县，时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类。曰武义者，岂以仍为义乌而加武名耶。”这有两层意思，一曰武则天时新设郡县名冠以“武”字；二曰此地处于义乌之旁，故名武义。江西武宁县也是武则天时新设的，当时此地社会不宁，历经武力平定，“长安四年分建昌置武宁”，取“武周王朝天下安宁”之意。武汉武昌区并非古武昌，而是由古江夏县而来，古武昌治所在今鄂州市。《舆地纪胜》载，武昌之名来自“孙权都鄂，易名为武昌，取以武而昌，故名”。常州武进区，据《三国志》载：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夏五月“权率士众围合肥新城”，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讨山越”，冬十一月“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一年内，以武力连取数城，故取“以武而进”命名武进，当时武进在今镇江境内，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武进县迁至今地。

以古国名或姓氏为地名在我国比较普遍。衡水武邑县，就是以古武罗国得名。陇南武都区，秦朝时为武都道，西汉时为武都县，皆以境内武都山得名，而武都山以周武王的谥号武都得名。福建武夷山，以道教圣人武夷君得名。《舆地纪胜》载：“武夷山仍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人降此山，告人曰予为武夷君，统録地仙受馆于此，由是得名。”广西武宣县，原为武仙县，以境内的仙人山得名。明朝时当地土语“仙”与“宣”音近，故改名武宣县。《太平寰宇记》载：“县旧有神仙集众之山，羽驾时见，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换骨函在。”湖北武穴市，汉朝时此地为邬姓人居住，称为邬家阅；唐朝时因当地民风尚武，改称武家阅，后演变为武家穴，简称武穴。

不少冠“武”的地名以山水得名。福建武平县，《舆地广记》载：“因境内有武平河，为汀江支流，武平一名，来源于此。”湖南武冈之名有三源：一是冈接武陵得名。《郡国志》曰：“武冈，冈按武陵，因以为名。”二是以武力保冈得名。《水经注》曰：“县左右二冈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三是此冈为汉屯兵处，故称武冈。《舆地纪胜》载：“汉尝屯兵是冈以捍五溪之蛮，因名武冈。”常德武陵区以东汉武陵郡得名，武陵郡以武陵山、武陵溪得名。《舆地广记》载：晋赵钦问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云：鄙郡本名义陵郡，在辰阳县界，与武陵（山）相接，数为攻败。光武移东出，共议易号。巡抚赵钦与郡守潘京的对话，将武陵之称的来历讲得十分明白。韶关市武江区，以境内武江得名。广西武鸣县，以境内大、小鸣山得名。重庆武隆县，原名武龙县，以境内“逶迤如龙”的武龙山得名，因与其他地方县名重叠，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为武隆县，寓“兴隆发达”之意。陕西的武功县、甘肃的武山县、山西的武乡县，均以境内山水为名。“武”具有双重性，人们既爱它又怕它，但始终离不开它。“武”嵌入地名，扩大和深化了人们对“武”更加全面、理性的认识。

十一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他在这里阐明一个道理：名称包括地名是人命名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东西；名称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要有循于旧、作于新的精神，既要尊重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如今全国有以“宜”冠名的政区地名16个，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以“宜”冠名的，多以宜人而得名。江西宜春市，西汉时设宜春县，《太平寰宇记》载，“县侧有煖泉（温泉），从地涌出，夏冷冬暖，清澄若镜，莹媚如春，饮之宜人，故名宜春县”。安徽安庆市宜秀区，以境内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得名。湖北宜都市，史载：东汉“建安十五年，先主置都郡”。进而言之，刘备取“人杰地灵、宜于建都”之意改临江郡为宜都郡。广西宜州市，以境内宜山得名，宜山“下临龙江，宜于登眺”，因而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改龙水县为宜山县。江西宜丰县，以境内气候炎凉适宜、物阜民丰而闻名于世，三国吴黄武年间设宜丰县。

以“宜”冠名的地名，有些是在宋代因避讳而从“义”改为“宜”。江苏宜兴市，原名义兴，以晋代周玘“频兴义兵平叛，三定江南，帝以彰其功，于永兴元年设义兴郡”。北宋时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于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改为宜兴县。四川宜宾市，《大明一统名胜志》曰：“唐之义宾县也，取其慕义来宾矣。宋开宝中改义为宜，以避太宗讳云。”陕西宜川县，史载：“西魏文帝大统三年置义川县，因川为名。”“宋改为宜川，避太宗赵光义讳也。宋凡郡县义者多改宜。”湖南宜章县，以境内大、小章水得名，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设义章县，北宋太平兴国元年为避讳赵光义名，改为宜章县。

还有一些冠“宜”的地名，是由“夷”、“纪”转音而来。湖北宜城市，汉朝时因境内有夷水（今称蛮河）流经而命名为夷城，后雅化为宜城，寓“宜于建城”之意。宜昌市，西汉时为夷陵县，东晋时由夷陵县析置宜昌县，取“宜于国运昌盛”之意命名。据《宜昌小志》云：“因其由夷陵析置，故就‘夷’字之音，略变为‘宜’字”，“而又审其形势重要，理宜昌达，乃于‘宜’字之下置‘昌’字，而成宜昌”。云南宜良县，宋朝时为大理国纪良州，以纪良山得名，后演变为宜良，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宜良州。

河南宜阳县，战国时为韩国宜阳邑，秦朝设宜阳县，古志曰：“县在宜水之北，水北曰阳，故名宜阳。”江西宜黄县，地处宜水、黄水合流处，因而以水名为名。

十二 汉武帝与“河西四郡”

汉武帝自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与此同时，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由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的交通要道，史称丝绸之路。汉武帝在这个时期设立的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因地处黄河上游之西，故称“河西四郡”）雄踞河西走廊，守护着丝绸之路，可谓战略要地、历史名城。

酒泉之名连着汉武帝。酒泉市，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设的酒泉郡得名。酒泉郡之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以《汉书·地理志》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为据：“城下有金泉，其味如酒，因以为名”；另一种说法以传说为据，相传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征战河西获胜后，汉武帝赐酒两坛，霍将酒倒入泉中与将士共饮，故称此泉为酒泉，此地也以酒泉为名。

武威之名源自汉武帝。武威市，以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始设的武威郡得名。西汉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远征河西，获大捷，为彰其“武功军威”而设武威郡。可见汉武帝对打通河西走廊的重视。

张掖之名洋溢着汉武帝情怀。张掖市，以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张掖郡得名，寓“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关于此说法，史志多有记述，《元和郡县图志》载：“（汉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自张其掖，因以为名。”《水经注》曰：“张掖，言张国臂掖，以威羌狄。”把汉武帝兴奋的豪情描述得惟妙惟肖。

敦煌之名展现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的宏愿。敦煌市，以汉武帝元鼎六年始设的敦煌县（为敦煌郡治）得名，寓“河西盛大、辉煌”之意。《汉书·地理志》载：“敦，大也；煌，盛也。故以名之。”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元和郡县图志》云：“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这就是说，敦煌郡（县）是开拓通往西域的咽喉之门。玉门关遗址

其实玉门关、阳关也是汉武帝这个时期设立的。汉武帝是一个文武兼备的皇帝，为打通丝绸之路，他智慧地采取了外交与军事两手并用的策略，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沟通；另一方面进行一系列军事打击，扫清河西走廊上的重重障碍。出于守护河西走廊和联结西域的考虑，汉武帝还在敦煌城之西北构建了玉门关，即丝绸之路的北道；在西南构建了阳关，即丝绸之路的南道，两关同为通往西域的门户，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交流欧亚经济文化的通道。阳关之名大气而富有战略意境，寓“丝绸之路是阳光大道，东西皆通”之意。玉门关寓“西域特别是和田等地输入的美玉皆取道此关”之意，也就是说，玉门关既是屯兵防守之关，也是东西方贸易之关。汉武帝元狩二年，玉门关内外形势稳定，为加强行政管辖，减少屯军，遂“罢玉门关屯戍，徙其民于此，因以名县”。设县罢关，说明了汉王朝与西域和谐相处，丝绸之路特别是河西走廊已成为东西方的太平通道。对此，历史会永远铭记。

十三 名兴于“汉”

汉江是冠“汉”地名的主要源头。如今，以“汉”冠名的政区只有10个，其中7个是源于汉江。汉中市，因地处汉江中游而得名。也有说“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故名汉中”。就是说，汉中地处汉水与汉山中间，故名。汉中之称始于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设的汉中郡。武汉的汉阳区，“（隋）大业二年改江津县为汉阳县，以在汉水之北，居嶂山之阳为名”。明朝时汉江改道，故今汉阳区实际地处汉水之阴（南）。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有出现，陕西汉阴县，清嘉庆《汉阴厅志》载：“旧治在石泉界，汉江之南。皇佑四年没于水。绍兴初徙治新店，即今治也。”就是说，古汉阴毁于汉水，新汉阴在汉江之北。汉阳变汉阴，汉阴变汉阳，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水文变化形成的，但地名不能完全听命水文之变，因此仍坚守原名不改。武汉的江汉区，因江水（长江）与汉水在境内交汇而得名。汉南区，因地处原汉阳县之南而得名。安康汉滨区、孝感汉川市均以汉江流经境内而得名，不过汉川原名义川，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汉川县。

汉朝也是冠“汉”地名的重要来源。汉中市汉台区，《舆地广记》载：“有韩信台（亦称汉台），即汉高祖置坛，设九宾之礼，拜信为大将。”就是说，刘邦为实现建立汉朝大业的宏图，专门修筑汉台（坛），以隆重之礼拜韩信为大将，以此表示对韩信的重视和信任，也昭示天下：“欢迎有识之士聚吾麾下。”常德市汉寿区，“东汉阳嘉三年为汉寿县”，《后汉书·郡国志》曰：“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改名。”就是说，新改的汉寿之名，寓“汉王朝长寿不衰”之意。

四川汉源县，以地处汉川水之源而得名，此汉川水非汉水（汉江）也，从发源地到流经地都有别于汉水，就像韩国也有汉江，首都原名汉城，然而它却非我汉江、汉城也。

十四 名随“晋”来

说到晋，不能不首先说到山西，山西简称晋。“相传帝尧始都于此，为古唐国，夏禹之初亦尝都焉，为大夏。”“周成王灭唐而封其弟太叔虞，太叔虞子燮以唐有晋水改号曰晋。”这就是说，西周时晋就是一个诸侯国，号源于晋水。古语曰：“臣之升进，故谓之晋”，“晋，进也”。由于“晋”意美好，之后便有几个朝代以“晋”为国号，如司马炎代魏称帝，建西晋；司马睿即位建康，建东晋；石敬瑭灭后唐称帝，建后晋。

晋地多晋名，山西有三个政区以“晋”冠名。晋中市，以地处山西省（晋地）中部，1958年始以晋中之称设专区。太原晋源区，寓意有三：一曰“晋阳文化发源于此”；一曰古晋水“源出于太原西南悬甕山”；一曰此地原为古晋国地，即“源自晋国也”。晋城市，春秋时为晋国地，战国时被其大夫韩、赵、魏三家所分而亡，后封晋国废君于此，故曰晋城。

河北晋州市，以古晋国得名。《大明一统名胜志》载：“自晋伐鲜虞围鼓，其君乌鞮卒归于晋，乃知兹地属晋已久，州名盖取诸此。”意思是说，春秋时此地先后为鲜虞国、鼓国，后为晋国地，因而成吉思汗十年在此设晋州。当然，历史上晋州不止这一个地方，南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在今安徽安庆市设过晋州，北魏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在今山西临汾亦设过晋州。

昆明晋宁区，以古晋宁州得名。《郡县释名》载：“晋隆安初置晋宁州，州为晋所宁也。”意思是说，东晋时设晋宁州，取“晋朝安宁”之意。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为晋宁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晋宁州。

福建晋江市，以境内晋江得名。《大清一统志》载：“旧志：晋江之名以晋南渡时衣冠避此者多沿江而居，故名。”这就是说，西晋时，大批北方的士族为避战乱而迁移至此，由于他们多沿江而居，故以晋江为名。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在此设晋安郡，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为晋江县。福州晋安区之称有二说：一曰以境内晋安河、晋安桥得名；一曰以古晋安郡得名。《太平寰宇记》载：“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士者，因立晋安郡。”意思是说，从北方来的这些士族多集中在此地，以求安全和相互照应，故设晋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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