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的迷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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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的迷宫试读：

自序

随笔《

异域的迷宫

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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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2017年也是我与“身边的少年”关系上的一个转折点。7岁那年，他被我接到“身边”，从此开始他特殊的人生之旅（同时开始的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一段特殊的人生之旅）。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他搬出我的视线，我们的相处压缩到每个周末我去他的住处做一次“义工”的水平。而2017年底，他不仅搬离了我们共同生活过十五年九个月的城市，也搬离了我们共同生活过十五年九个月的国家，彻底结束了整整二十年在我“身边”的历史。这是带给我强烈感触的变动。我相信，这部书稿的完成也与这个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集献给“身边的少年”，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是因为他是我决定移居“异域”的主要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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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2017年的奇迹与接下来的一年有特别的关系。1988年8月，《作家》杂志用头条登出我已经被多家杂志拒绝的中篇小说《睡星》。很多人都将这个史实当成我作为特殊的景点进入中国文学景区的标志。是的，2018年是我“文学三十年”的纪念年份。在这个年份完成和出版《异域的迷宫》也应该是顺应了天意。薛忆沩2018年2月28日于蒙特利尔异域的迷宫1

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

我在九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抵达这座城市。我随身携带着两件无法托运的“行李”：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后来闪现在我的读书专栏里的“身边的少年”）以及一种与我最后竟相隔着整个地球的身份——孤独的汉语写作者的身份。“身边的少年”对我既深深地依赖又深深地畏惧，而他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肯定令他更加畏惧：因为在我们抵达的这座城市里并存又冲突着两种语言，他只略懂其中的一种，“抵达”对他来说意味着退缩到了更没有安全感的婴儿时代。这种畏惧增加了我扮演的双重角色的难度。在即将开始的生活中，我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理智与情感中“父亲”和“母亲”的比例？

而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将令未来的局面更为复杂。抵达这座城市，我就被同时抛入了两种与那种身份无关的语言。从前，这两种语言只是我的“外语”，只以“外遇”的媚态刺激和愉悦我的感官。我们只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抵达”却公开了我们的关系：与身份无关的“外遇”突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主宰，思考和激情所依恋的汉语却退变为记忆的侍从，成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我既失去了写作能够渗透的空间，又失去了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果继续用母语写作，我在这“别处”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停止“写作”，我的整个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打破这僵局的唯一方式似乎是用“别处”的语言来“写作”。但是，哪怕这奇迹将来能够在我身上出现，它同样也是一种“尴尬”：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达”，它必须抵达读者。而我的“身份”固执地提醒我，我的理想读者散居在地球的另一侧。

面带倦容的移民官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的印记。那有点沉闷的声音确认了我在异域生活的合法性，同时又标志着我的汉语写作者身份开始经受“合法性的危机”。我已经抵达了想象的尽头。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想象和现实的箭头将会交换方向，“别处”将会变成“此处”。

我不止往前走了一步。我走了整整的九年。我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我走过了一座座异域的迷宫。2

与《最后一课》中那位严肃却又温情的法语老师相反，我的法语老师盖博是课堂上的暴君。

他的“出场”就很粗暴。上课铃响过十五分钟之后，他才用他魁梧的身体撞开教室的门。他将塞得满满的背包粗暴地卸到黑板前用来做讲台的课桌上。他有点得意背包的拉锁没有拉上或者无法拉上。然后，他在黑板与课桌之间的椅子上粗暴地坐下，双臂肘关节同时撑住桌面，手掌托起肥大的头。他的眼睛大得惊人。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面积不到25平方米的阶梯教室，盯着我们这些对他充满着期待的成年学生。突然，他开始用很快的速度和很粗暴的语气说话。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期待。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指责我们。他指责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他措辞激烈。他说我们都是自己国家的人才，是自己国家的“血”，我们的离开是对自己国家的“伤害”，是一种“罪过”。

就这样，他将教室变成了法庭，而我们这些在移民之前都做过“无犯罪记录”公证的成年学生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异域的被告。

我注册的这个由魁北克政府资助的移民法语培训点设在蒙特利尔大学之内，共用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等相关设施。参加这项分为六期、每期长达两个月的全日制强化训练不仅不需要支付学费，还能够定期收到政府寄来的生活补贴（甚至还能实报实销请人看护孩子的费用）。魁北克是全世界少数仍然可以靠“读书”为生的角落。在这里，接受申请手续极为简单的政府法语培训是移民生活的理想起点。

办理申请手续时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初级法语水平，因此不能全程享受政府的福利。我被安排直接从第三期开始接受培训。我插进的那个班里有十三个同学，分别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俄罗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温文尔雅，认真负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盖博是我们的第二位老师，负责我们第四期的学习。

在激烈的指责之后，盖博的课进入了正常的程序。我们轮流进行自我介绍。盖博在每个自我介绍之后都要炫耀一下自己对介绍者祖国的知识。而他对那些来自罗马尼亚的同学有特殊的兴趣，因为罗马尼亚是他自己的祖居地。他多次打断那些同学的自我介绍，与他们就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攀谈起来。而我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从来都只包含两条信息：叫什么名字以及来自哪个国家。听完这简单至极的自我介绍，盖博说他对中国的道教很感兴趣。这是西方人的陈词滥调，我没有当真。

我们的自我介绍之后，盖博又说了一大通话。他继续指责。不过这一次，他不是指责我们，而是指责“世界”。他指责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读文学作品了，因此这是一个“病态的”世界。他指着一个同学手里的那份地铁站免费派送的法语报纸，说那是“垃圾”。他不允许那种垃圾再次出现在他的课堂上。然后，他将手伸进背包的开口，掏出一大盒CD，那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的“有声读物”。他说，要想学好法语一定要听文学作品，一定要读文学作品。

因此，他要求我们每天都做听写。听写的内容不是“垃圾”，而是名家的诗歌。以文学的名义，我欣赏他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但是他又说，每次做听写的时候，他还会叫一个学生到台上去，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结果，以便他及时订正。这特殊的要求让我每天走向教室的时候都如同是被押赴刑场。我一路上都默默祈祷，希望盖博继续对那些罗马尼亚的同学感兴趣，而不要突然用他大得惊人的眼睛盯上我。

他有一天还是突然盯上了我。“你好像还从来没有上来听写过。”他说。这“好像”已经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更不要说接下来的实战。我战战兢兢地在黑板上写出我听到的诗句。前三行磕磕碰碰，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第四行的中间，有一个词我怎么也听不出了。盖博侧过身来，用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他又重复了三遍，我还是听不出那个词。然后，他站了起来，一边用越来越不耐烦的语气重复那个词，一边不断地逼近我。直到他的脸几乎已经碰到了我的脸，我还是没有听写出那个词来。

突然，盖博咆哮起来。那个法语词震耳欲聋，却还是没有能够让我开窍。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琢磨那个词了。我的当务之急变成了“正当防卫”，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那样咆哮过，更不要说在课堂上。我怀疑盖博在“动口”至极又不能奏效之后，有可能会要“动手”。我在琢磨：“人若犯我”，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去“犯人”？我不知道伟大领袖过去对我们的教导会不会与魁北克的法律有太大的冲突。

盖博没有动手，而是极为失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也没有对我的听力做出激烈的评论。他继续为我们做听写，将那首诗读完。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盖博又迟到了很久。他说他去图书馆为我们复印资料，所以耽误了时间。接着，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小叠复印的诗歌。他一边分发一边说我们应该经常去图书馆：因为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有意思的文学作品。他复印的那一叠诗歌译自我们班上所有同学的不同的母语。译自汉语的那两首的作者分别是北岛和杨炼：我的朋友。“你们每个人的母语里都有不少了不起的诗人，你们读过他们的作品吗？！你们知道他们吗？！”他激动地说。哪怕这不是他的设问，我也不会如实回答。我不会让自己的愚钝连累自己的朋友。

整个学期里，班上有同学多次去学校投诉，要求撤换老师。尽管有那次尴尬的经历，但我从来没有在投诉信上签过名。我拒绝参与驱“盖”运动，不知道是出于东方人崇尚和谐的传统美德，还是出于自己敬畏文学的个人偏好。

在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盖博突然提出要将“写作”当成期末考核的内容。这显然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他带来了三篇短篇小说，让我们任选一篇写读后感。一个学生当场对这过分的要求提出了质疑。而盖博竟激动地冲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三个身强力壮的同学及时将他拉开，盖博对文学的激情肯定要演变成一场武斗。

我们的最后一课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盖博给我们看了他的一些摄影作品。他说蒙特利尔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很值得去发现。他还谈起他有一年在罗马尼亚旅游的时候与警察发生的冲突。最后，他将我们的“写作”发下来。他一边分发一边指责班上的同学大都不懂文学，不会“写作”。我没有兴趣去看他的评语，接过自己的第一篇法语写作之后，就将它塞进书包，然后准备离开教室。但是刚走到教室门口，盖博叫住了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说：“你的写作比你的口语和听力好多了。你写得很好。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我没有告诉他，在另外一种语言里，我已经是一个“作家”。我只想尽快远离这每天都令我忐忑不安的教室。我答应过贝蒂，等这期法语课一结束，我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多次邀请我去她那里交谈。我盼望着用汉语和英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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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近电梯口。在跟我打招呼之前，她弯下腰捡起地毯上的那一小片废纸，将它扔进电梯口旁的垃圾箱里。然后，她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我也礼貌地回应。电梯很快就来了。电梯门打开，我跟在她的身后走进去。我们的交谈在下降的空间里伸延。她问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多久了。我稍微夸大了一点，回答说已经六个月了。这种夸大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我已经有点熟悉这陌生的地方了。我已经开始将自己还是空荡荡的房间当成“家”了。我的回答充满了自信和得意。

我肯定她是刚搬来的住户，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回问了一句：“你呢？”我相信她的回答一定会伴随着尴尬的一笑。

她的回答不需要伴随着尴尬的一笑。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居住六年了。

我的成就感顿时云消雾散。我感觉有点尴尬。幸好她接下来的问题改变了谈话的方向。她问我是不是来自日本。我的否定和更正令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为之一振”是我与贝蒂第一次谈话的上半部分结束的标记。谈话的下半部分是用汉语完成的。“这么说，你应该会说普通话？”她突然用我的母语向我提问。这令我为之一振。我想知道她怎么会讲我的语言。她回答说她起步于哈佛大学，随后她又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经历了。她说她的汉语已经荒疏。她说她正在准备将它重新捡拾起来。

七天之后，我们的交谈在贝蒂的客厅里继续。我们的房间只相隔着一个号码，却在电梯口的不同侧。我们这一次交谈的主题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三个月前，作曲家谭盾在麦吉尔大学音乐系做过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作曲家谈及《看不见的城市》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贝蒂是在那次讲座中才听说那部神奇的小说的。她好奇一个中国作曲家怎么会从一个意大利小说家那里获得启示，回家之后，马上从图书馆借来了《看不见的城市》。她将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记在一张纸条上。当她在一次电话里得知我也是那部作品的“鉴赏家”，便邀请我过去进行讨论。那是我们将持续两年多的“学术交流”的开始。

这段故事还有更神秘的一面：三个月前的那天下午，我也曾经与“身边的少年”挤进了麦吉尔大学音乐系的那间不大的教室。也就是说，我和贝蒂在共同走进电梯之前三个月就曾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注视过同一个人。不过在那里，我们都没有“看见”自己的邻居。

那一天，我是在讲座的中间才挤进去的。而没有待多久，我又不得不挤出来，因为“身边的少年”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我想说服他坚持一下，却没有成功。随后九年里有无数次类似的“扫兴”，那是第一次，它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行李”的重量。我很遗憾不能够坚持到讲座结束后去与作曲家寒暄几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说同一种方言，我们成长于同一座城市。“身边的少年”无知地剥夺了我那第一次“他乡遇故知”的机会。

与贝蒂的友谊从《看不见的城市》开始。她慷慨地为我打开城门，让我看见了她的世界。我知道了她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能讲流利的法语，还曾经到巴黎的索尔邦大学深造。但是，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西方妇女一样，她受完教育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家庭，成了家庭主妇。只是在丈夫过世、孩子成人，而自己也已经“年过半百”了之后，贝蒂才有机会重返学校。她注册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她也开始学习汉语。毕业之后，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西安石油学院教了一年的英语。那似乎是她一辈子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做过的唯一工作。

那非常愉快的一年中有一件小事让贝蒂耿耿于怀。有一天，她随学生们去西安的郊外游玩。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学生们都激动地冲进河里。他们想拉贝蒂下水，却遭到了她的拒绝。贝蒂是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她热爱自然，蔑视“文明”（她多次跟我说“文明”是一个荒唐的概念）。她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乡间。她会不假思索地在魁北克的林间席地而坐，她会毫不犹豫地在魁北克的湖中戏水游乐。但是那一天，她却拒绝下水。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说她没有办法理解和分享学生们的喜悦，她说那河水实在是太脏了。我想，它一定是脏到了远离“自然”而接近“文明”的程度了。我理解贝蒂。她来自世界上水源最充足的国家，来自那个国家水源最充足的地区。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附近有不计其数的湖泊，湖水清澈见底，不少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

贝蒂急于与我分享她的生活：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电影和音乐……她像母亲一样关心和督促我。她问我是不是每天都坚持做了锻炼。她问我是不是已经将窗帘送去干洗。她问我在学习上有什么收获和问题。她问我怎样度过了上一个周末……相应地，我也开始像儿子一样敷衍和推脱她。我总是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她位于滑雪胜地的“村舍”，没有时间去品尝她想为我准备的晚餐，甚至没有时间马上去解答她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疑难……她总是像母亲一样纵容我的敷衍和推脱。

我必须推脱。因为2003年3月彻底结束法语培训之后，我第一次有时间去重温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贝蒂的纵容“成全了我的宿命”（这是我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前面写给母亲的献词）。我全力回归，完成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在异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它的成功令我的“行李”更加沉重。而更为神秘的是，这第一部作品的题目竟然“隐喻”我在异域不断重复的一种遭遇：我一次次地“抵达”了“最后那一段路程”。或者说，我用“我”的特殊方式陪伴着一个个特殊的生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贝蒂的纵容和我的推脱其实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奢侈。她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敏捷的生活能力蒙骗了她自己，也蒙骗了她的朋友们和孩子们。她的身体还可以忍受滑雪的疲劳，她的心智还能够应对汉语的复杂。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的生命竟然离终点已经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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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正确的诊断。贝蒂轻描淡写地打电话告诉我诊断的结果。她的乐观让我感动。她停掉了她已经在麦吉尔大学开始的西班牙语课，准备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不过，她还是不想舍弃已经重新捡回的汉语。为了让她多一点乐趣，我建议她通过翻译来学习。我选择了《三重奏》中的《驿站》（我的一篇小小说）给她做这个练习。那是一段非常充实的日子。我不再敷衍和推脱，总是及时审读她的“作业”。而我们关于英语、汉语和翻译的谈论让彼此都学到了许多东西。在痛苦的化疗阶段开始之前两天，贝蒂完成了她的翻译。

在与病魔周旋的八个月中，贝蒂只有四次请求我的帮助。其中最令我感叹的那次是她来电话让我陪她下楼。她已经叫好了出租车。但是，她说自己连走到电梯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贝蒂虚弱地靠在墙上。我想起我们在同一个地点的第一次见面。我告诉她那天我说“六个月”时的得意和听她说“六年”时的尴尬。贝蒂没有笑。她说她的身体痛得难受。接着，她用她的母语里那最不“文明”的词咒骂那不堪忍受的痛。

贝蒂正在经受的折磨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她仍然在继续学习汉语。但是，化疗的效果让她回避我们的见面。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她只是打电话过来询问。她让我帮忙去买过一次食物，她也只是交代我将东西留在她房间的门口。

我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可以看见贝蒂房间的灯光。我发现她睡得越来越晚了……她告诉我那是因为那不堪忍受的痛。她只能通过学习汉语来分散身体对剧痛的注意。我的母语陪伴着异域绝望的灯影，陪伴着她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最后一次与贝蒂见面是在圣诞节的前夕。她打来电话让我去她的房间。她说她准备在乡下过圣诞和新年，她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她托我照看房间里唯一的植物：一盆弱小的富贵竹。

那是贝蒂最后的三个星期。她的大女儿玛格丽特后来告诉我，贝蒂在临终前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东南亚海啸过后的惨状。她激动地对围守在身边的孩子们说，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幸福。

六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照看着贝蒂托我“暂时”照看的那盆富贵竹。它现在枝叶茂盛，已经高达80厘米了。它成了我简单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这简单的生活中阅读和写作。2007年的春天，我决定写下自己多年来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那是极限的写作，是我作为汉语写作者的巨大虚荣。这种虚荣将我逼压在疯狂的边缘。每天黄昏，我必须在蒙特利尔的山路上借助五到十公里的长跑才能将自己拉扯回平庸的现实。我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的那些“观感”会在上海的杂志（《上海文化》）上连载出来。上海是蒙特利尔的姐妹城市，却又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城市。在那里发表我关于《看不见的城市》的“观感”显然也是一个“抵达之谜”。

玛格丽特住在美国俄尔冈州。她的专业与她的母亲一样，也是教育学。她曾经在南非和博茨瓦纳生活和工作过好几年。我们只是在处理贝蒂后事的过程中有过一些来往，没有做过深入的交谈。我记得我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想躲避将在“别处”参加的第一个葬礼。而玛格丽特安慰我说，他们在殡仪馆组织的活动不是传统的葬礼，而是生命的“庆祝会”（celebration）。请柬上将不会出现“葬礼”这样的词。她说这是贝蒂本人的交代。“庆祝会”之后，玛格丽特将贝蒂的大部分藏书都留给了我，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牛津英语字典》（OED）以及她在哈佛大学学习汉语时使用的教材。

每年在贝蒂忌日的那天，我都会收到一张玛格丽特从俄尔冈州寄来的卡片。这死亡的标志标志着生活的继续。4

安德烈此刻正在海上航行。他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远行。

我在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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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他将错过蒙特利尔漫长和严酷的冬季，错过他热衷的冰上运动。这位住在我楼上的邻居刚过了他78岁的生日。每年冬天，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好天气。他会一大早起来，去离我们住处不远的皇家山顶上。那里的露天溜冰场会在迎来日出的同时遭遇到他冰鞋上略带锈迹的刀刃。

但是，安德烈不会错过他更为热衷的“政治”。他告诉我，为了能够实时地观察他远行的这四个月之内魁北克和全世界的政坛风云，他特意买了一台高级的手提电脑，并且通过强化训练，掌握了他以前一直抗拒的上网和收发电子邮件等“高尖”技术。“我不会错过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得意地说。

安德烈是退休的法语教师，大概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政治却是他的生命。他曾经告诉我，他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电视里直播的议会辩论。那些冗长的辩论在我看来是无聊乏味的闹剧，在他看来则是意味深长的正剧。他永远都是它感情冲动的观众。他也从来没有错过一天的法语报纸。而且这座城市的两种主要法语报纸他都要买，都要读，唯恐漏掉了政局中任何的细节和分析家的任何观点。每天下午，安德烈会将读过的报纸扔在我的房门口。他一定会为我导读，用红笔圈划出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和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当地政局的异动。有时候，他还会在文章的旁边加上自己的批注。遇到令他反感的政治家，他会激动地写下“白痴”、“骗子”或者“无赖”之类的评语，用箭头将它们射向政治家的照片。他的这种阅读的激情总是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少年时代曾经着迷过的列宁的《哲学笔记》。

为了政治，安德烈可以六亲不认，更不要说与邻居翻脸。他现在与住在佛罗里达的姐姐和哥哥已经完全断绝了来往：因为他们是顽固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曾经支持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因为他们后来鄙视与自己肤色不同的总统。而安德烈是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他为他的获胜激动得热泪盈眶。

安德烈在出发的那一天告诉我，他在佛罗里达登船的地点离他姐姐的住处不远。但是，尽管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他绝不会去登门拜访。

安德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不管在联邦选举还是在魁北克的地方选举中，他都从来没有机会投自由党的票：因为他更是顽固的分离主义者，他的票永远只会投给旗帜鲜明地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那个党。在联邦选举中，那个党自身胜出的机会永远不会大于零。也就是说，安德烈投出的票永远都是实际上的废票。但是，安德烈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投票的机会。他总是怀着对“魁独”必胜的信念投下他的废票。我想，当他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了马上要举行联邦选举的消息，安德烈一定会中断自己的环游，在下一个港口下船，立刻飞回蒙特利尔，庄严地投下他的那张废票。

对安德烈来说，魁北克是一个国家，而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份。他的门口贴着“蓝”色的魁北克旗，而不是“红”色的加拿大旗。他甚至不屑于提到“加拿大”这个词，他称它涵盖的地区（当然要除开魁北克）为“我们的邻居”。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在这种称呼前面加上那个以F开头的不雅的定语。

对语言的偏袒是安德烈政见的标志。他自己是语言学博士，又是从美国的密执安州立大学取得的硕士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他却视英语为侵略者的语言，帝国主义者的语言，奴役魁北克人民的语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肯“权宜”。有一天清晨，我与他一起去溜冰。我们刚刚进入冰场，一对与安德烈年龄相当的夫妇携手溜了过来。好与人搭话的安德烈兴致勃勃地用法语向他们致意，而对方多半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自动地用英语回应。尽管两位老人态度和善，安德烈却认定他们这是故意挑衅。他气急败坏，换下冰鞋，愤然离去。还有，当安德烈知道“身边的少年”准备选英语学校而不是法语学校读大学预科，他竟有两个月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那段时间，即使迎面遇见，他都拒绝跟我们打招呼。

与安德烈相处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我知道他很早就离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会离婚。安德烈离婚的理由可能简单得惊人：一次地方选举的结果就足以颠覆他的家庭生活，令他妻离子散。他的确有两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女儿，她们都住在蒙特利尔。而安德烈有一天告诉我，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她们了。

安得烈不仅自己有永远高涨的政治热情，他还善于“统战”，善于调动他人的政治积极性。他总是邀我一起吃饭，去他家里还是去餐馆（以及去哪家餐馆），完全让我自由选择。他当然是要利用吃饭的时间为我分析政治的走向。他的分析不仅紧扣当前，还放眼世界。关于北京的奥运会，他好像比谁都知道得多；关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他好像比谁都着急。

只要我关心政局，我就不用操心饭局。而饭局的确定性与政局的稳定性恰成反比。长此以往，安德烈的慷慨大方会不会令我腐化堕落，最后变成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我突然觉得，安得烈其实一直都在海上航行。5“与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在巴黎留下过痕迹（或者巴黎在他们身上留下过痕迹）的伟大作家的对话是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在小说My Paris（《我的巴黎》）的“鸣谢”部分，格尔表达了她对仍然在巴黎的街道上游荡着的那些幽灵们的感激。她感谢巴尔扎克（尤其是他的“两性化”的《金色眼睛的女孩》），她感谢斯坦因（尤其是她关于语言、种族以及共和制的著名见解），她感谢波德莱尔和柯蕾特，她还感谢雨果和他的女儿阿黛尔。最后，她特别感谢本杰明，因为在这部被视为加拿大女权主义代表作的小说里，孤独的主人公与本杰明的幽灵“就他描述历史的蒙太奇手法展开了关键性的对话”。

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与这些幽灵们在巴黎的对话实际上是《我的巴黎》的精神框架。这位对现实有很高要求同时对历史也有很深体会的女主人公来自一个地理上与欧洲分离而文化上却与欧洲同源的大陆。她走进了这座被本杰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城市。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既是她永久的精神家园，又是她临时的栖息地。她在城市中心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她记录下自己短暂又永恒的“停留”（或者说“回归”）。她的第一个句子就将自己带进了幽灵的世界。她比喻自己“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

这种比喻模糊了现实与历史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表面上，《我的巴黎》在谈论现实；实际上，它却沉湎于历史。它看上去是一部生活的“流水账”，一部抹去了日期的日记。事实上，这生活之流只是主人公“意识流”的路标，在它的下面荡漾着情感和情绪的涟漪。真实的生活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媒体：“巴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巴黎”。《我的巴黎》是一个虚构的“女人世界”（女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已经开始“信息化”的外部世界激烈冲突：刚刚得以释放的女权马上又要准备抵制形式更加隐蔽的奴役。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可以将这部著名的加拿大小说翻译成汉语。但是，太多的语言实验吓退了我。《我的巴黎》是一部没有逗号的小说。文本中几乎所有的停顿都用句号标志。比如“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单词（不论虚实）也可以独立成句。书中最简单的句子就简单到只含一个虚词“但是”。还有，小说极力想避开动词。这是另一个刺眼的实验。它以现在分词代司动词之职，这一方面使小说读起来更富“动感”，而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叙述的骚动不安之感。这样的实验显然不合汉语的胃口。

我告诉格尔，《我的巴黎》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巴黎。

我三次选修格尔的课。前两次是我主动注册。那两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其实却都是强度很大的写作课。学生每星期都要交出一篇小作品，而学期结束时更要交出一篇大作品。我喜欢也需要这种高强度的写作训练。而给我带来更大快感的是，几乎每个星期，我的作品都会得到最高的评价。这成为惯例的评价点燃了我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野心。

在第一次注册进入格尔的写作课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英语系的客座教授是加拿大的著名作家。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她的书以及别人谈论她的书。发现她的“身份”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作为一种“外交礼仪”，我是不是也应该向她暴露我自己的写作者的身份。

直到第二次选修到她的课，那门课的最后一节宣布下课之后，我才从书包里取出那张一个月前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将上面那一大版关于我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书评递到她的眼前。我对她的课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我每篇作业的高度评价充满了感激。我用这自我暴露来向她告别和“鸣谢”。

格尔竟没有丝毫的诧异。她自言自语似的说：“一点也不奇怪。”她已经从我两个学期的勤奋写作中辨认出了我写作者的身份。她扫了一眼报纸上我本人的照片下的说明。她说“流动的房间”是一个很特别的小说题目，她可以据此猜想出我的写作风格。她最后又说她骄傲有我这样的学生出现在她的课堂上。

当天晚上，我收到格尔的邮件。她约我去离她住处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聊天。

我们第一次以同行的身份坐下来，交换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对世界的看法。她送给我两本小说：《我的巴黎》以及她的成名作Heroine（《女主人公》）。我很惭愧自己的作品没有她能够读得懂的英语或者法语译本，只好让这位温和的女权主义者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那家咖啡馆有一个很浪漫的法语名字Toi et Moi（你和我）。这名字好像也是对那种“不平等”的揶揄。

在咖啡馆里就像在课堂上一样，格尔的语流平缓、语气柔和，完全没有她文学实验中的激进。这是一个“人不如其文”的典型例子。而且，她是一个极为认真和耐心的倾听者。面对我可能比英国作家毛姆还要结巴的表达，面对我肯定比她的实验还要唐突的叙述，她竟毫无惧色和愠色。她有特殊的语言才能，善于填补我的表达中的坑坑洼洼，让我们交谈行进得四平八稳。

我的自我暴露和我与格尔的“不平等”的交流又一次激起了我对自己汉语写作者的身份强烈的怀念。这种怀念导致了我的又一次语言的“回家”。与前一次不同，这一次我带去的不是小说，而是另外一种礼物。我将在《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上的读书专栏作品塞进了自己沉重的“行李”。

可是，汉语写作者的身份与我的“学生”身份不能兼容。“回家”意味着我必须“辍学”。而中断自己的“学业”就意味着中断由政府提供的“经济来源”。我的现实与我的理想之间相隔着整个的地球！我只能顾此失彼。

2007年秋天，“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再一次“背井离乡”，中断刚刚激起读者兴趣的写作，恢复自己的“学生”身份。在学期开始之前，格尔写来邮件，邀请我注册她为研究生开设的写作课。研究生课程对这座城市里所有大学的研究生开放，想要保持“最优”的成绩，我必须击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攀援”。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大部分作业都引向了同一座迷宫：那里蛰伏着一个神话，两个家庭，三个孩子……时间之流从封闭的七十年代直抵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我将最后的作业交给格尔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我说那只是我将会努力完成的一部英语小说的开头。

在这门课一开始，格尔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些作业最后要结集出版。我对在一个学生作品集中抛头露面没有兴趣。但是，格尔几次来邮件说服我。她说我是那门课上最好的学生，我的缺席将是那本小书的遗憾。最后，我的两首诗歌和一篇“实验性”的小说被结于集中。它们成为我用另一种语言发表的“处女作”。在异域的迷宫里，我第二次经历了发表“处女作”的羞涩和激动。

为了写作以上这段关于格尔的文字，我重新翻阅了她出版于1999年的《我的巴黎》。我突然意识到它与1989年出版的我的《遗弃》有许多的类似之处：它们都是日记体。它们的人物都用字母代替。它们暴露的都是内心世界。它们都很悲观。它们在各自国家的文学界都有名声。它们都没有多少读者。（注：坐在那家咖啡馆的时候，格尔就告诉我她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而2009年冬天去香港之前到她的办公室与她话别的时候，她告诉我，小说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她说接下来的“等待”是对写作者最大的折磨。我刚刚知道，这部被《环球邮报》称为加拿大文坛“期待已久”的作品已经在去年年底出版。《环球邮报》的书评对格尔孤独的努力十分赞赏。这篇书评题为Where am we？Who am we？任何一个略懂英语的人马上就能看出其中重复的语法错误。这是故意的炫耀。这是有心的“影射”。它提醒读者，在这部新作中，著名的格尔仍然在继续她的哲学思考和语言实验。）

6

我穿上了他递过来的那件很厚的雨衣。我们一起带库马（Kuma）去湖边散步。

库马身体强壮又性情温和。它的这个日本名字的本意是“熊”。我知道，他很得意自己为它取的这个名字。他迷恋东方文化。他就寝前会换上精致的和服。他有闲时会到“中国城”去参加初级的烹饪速成班（他说出过他已经学会的那道菜的配料和工序，听上去，那好像是“宫保肉丁”）。他深藏在湖光山色中的“豪宅”里摆设着不少中国的古董，悬挂着不少中国的字画（巨大的卧室入口有一幅黄永玉的作品）。这座“豪宅”由三组分离的建筑构成，而主体建筑中的两部分由一条长廊联结，是一座具有西方特色的日本庭院。走下主体建筑旁的石级，沿山坡往下再走20米，就到了他搭建在静谧的“驯鹿”湖边的码头。

湖面上的冰两星期前才彻底融化。湖水现在还冰凉刺骨。我不能像前两次那样下湖游泳了。他在我们带库马回来的路上问我是不是愿意趁这样的“天时”看一眼他的早期作品。

我在他舒适的书房里坐下。他首先给我放了一部名为Labyrinth（《迷宫》）的短片。自始至终，屏幕上呈现出五个排列成十字的大小相等的“窗口”。伴随着不间断的华丽的音乐，窗口中的意象不停地运动：从自然到社会，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从爱到恨，从生到死……强烈的对比充满着激情和哲理。在这部短片的开头，他用文字提醒观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迷宫之中。”但是，埋伏在这迷宫中心的怪兽是什么？“人”是否能够将它制服？

然后，我们看了一段他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纪录片。他的镜头从多伦多的音乐厅开始盯住目标。接着，它又尾随目标在纽约登上穿越大西洋的客轮，无微不至地记录下了那位革命性的作曲家在海上度过的一段风平浪静的生活。

在看过他呈现宇宙起源的那部影片之后，我选择了他拍摄于1959年的关于古尔德的纪录片。纪录片由两部30分钟的短片构成。第一部短片名为On the Record（《录音之中》），主要记录了古尔德195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录制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的复杂过程，从中可以见识古尔德对艺术的苛求；第二部短片名为Off the Record（《录音之外》），主要记录的是古尔德在他的“村舍”里里外外的生活，从中可以领教古尔德在日常生活中的骄慢。

这是关于古尔德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纪录片。它的制片人和导演安静地坐在我的身后。当我回头向他询问摄像机可能漏掉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想一想，然后回答说他不记得了。我相信他的观看与我的观看完全不同。我相信他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到时间的冷漠。距离这部影片的拍摄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而影片中记录的不朽天才也已经在二十多年前作古。时间！时间也许就是所有迷宫中那个共同的怪兽，那个永远也不可能被最终制服的怪兽。

罗曼的这部影片在1960年公演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后来在古尔德的传记Wondrous Strange（《奇妙的陌生》）中读到的。传记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不是因为古尔德当时暴涨的名声，而是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精致的叙述方式。一贯非常挑剔的古尔德本人对影片也非常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这部影片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准则”和他对生活的“热情”。

罗曼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和心理学。但是，他喜欢科学，迷恋技术。他客厅的杂志架上摆放着他订阅的《物理学》等科学杂志。大学毕业之后，罗曼进入加拿大国家电影局。196

7

2003年夏天，第一次到罗曼家做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的对立令我们彼此立刻就感觉十分亲近。那一天，我从“驯鹿”湖里游泳上岸之后，他带我去他在主体建筑旁搭建的木工车间。他说他在那里打发退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那里有几台小型的机床，有许多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玩具。那是罗曼的新作。那些作品显然比他早期的电影作品更受他那些与互联网一起面世的孙辈们的喜爱。

那丛林深处的木工车间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经历过宏大历史的小说主人公最后在家乡的作坊里埋头于手工制作，孤独没有被波澜壮阔的历史卷走。他必须用最原始的专注来与它作最后的斗争。罗曼没有读过那本小说。我在第二次见他的时候，特意为他带去了一本。我不知道进入马尔克斯的迷宫之后，罗曼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乐观主义者的信念。

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为他写下了一首题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画像”的小诗。诗中写道：“他走进丛林深处的车间＼用手指塑造不断涌来的幻觉”。罗曼让我将小诗译成英语，然后将汉语和英语的两个版本都抄给他。他说他要将它挂在车间的墙上。

我们通常是在夏天去他的“豪宅”小住。第一次，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专门开近两个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接我们。而我更习惯他们等在离“豪宅”20公里远的小镇的长途汽车站。他们自称是“乡巴佬”（country pumpkins），在城里开车好像总是不太自在。

罗曼仍然在制作立体电影。他的工作室就设在“豪宅”的底层。他在那里给我们演示他最新的作品。而阅读是珍妮特主要的生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曾经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中国先锋派文学作品的英译本，说那是她读过的唯一一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书。这样的起点让我感觉惊喜。以后每次去那里，我都会给珍妮特带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她总是当天晚上就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开始阅读，有时候会读到半夜。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她一定会与我讨论书中的内容。

2009年夏天，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激烈地辩论。吃过晚餐后，罗曼和珍妮特有条不紊地收拾好餐厅。然后，他们就会坐在书房，收看一个专门的政治频道里的辩论。罗曼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是民主党理念的支持者，而“公费医疗”在他们看来更是天经地义。“人来到世界上连医疗都得不到保证，实在太荒唐。”他激动地说。尽管当时美国的许多地区已经闹得乌烟瘴气，罗曼仍坚信奥巴马的方案会获得通过，再显他乐观主义者的本色。

罗曼是贝蒂青少年时代起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贝蒂确诊之后，他和珍妮特经常过来看望她。“化疗”期间，珍妮特更是陪同贝蒂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贝蒂停止“化疗”之后，他们又将她接到乡下住过一段时间。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要谈起贝蒂。她对生活和知识的热情令我们大家都赞叹不已。

在写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之后不久，我和“身边的少年”随贝蒂去她的“村舍”住了四天。第二天，她带我们去了罗曼的家里（“村舍”相距罗曼家的“豪宅”只有不到20公里）。第三天，她又将罗曼和珍妮特请到“村舍”来聊天和晚餐。在去罗曼家的路上，贝蒂告诉我，我将见到的这位朋友历来就蔑视金钱，但是因为参与立体电影的发明和普及，七十年代以来，“通货”从世界各地滚滚而来。这“魔幻般的现实”使罗曼得以在“驯鹿”湖边随心所欲地盖起了自己的“豪宅”，过上了“乡巴佬”的生活。

罗曼多次向我们提起过离“豪宅”两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漂亮的河滩。2009年夏天那一次，我决定要去那里看看。罗曼为我们画了一张草图，告诉我们如何从一条“捷径”去到那里。他说他们为下午茶做好准备就去河滩上找我们。

罗曼没有告诉我们，在接近河滩的地方，我们会遇见一个简易的栅栏，栅栏上的那块木牌上写着：“私人领地，禁止通行。”也就是说，罗曼多次提起过的河滩根本就不是“公共场所”。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树丛后伸延着漂亮的河滩。我们不想后退。我们将栅栏的门推开。

走进河滩就像走进了仙境。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河道中间突现的卵石以及流畅凝重的湍流声将我带到了上个世纪（1998年）与“身边的少年”在苏格兰度过的那些一尘不染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带着这个孩子远离祖国。正是那次英国之行让我做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决定。

没过多久，罗曼和珍妮特就出现在河滩上。我紧张地向罗曼提到了那块木牌上写着的字。他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所有人对那块牌子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河滩上边走边聊。珍妮特提起她和贝蒂以前常在这河里游泳的事。那让我想起贝蒂在西安郊外的那次令她耿耿于怀的经历。而罗曼从河滩上捡起两个“易拉罐”。“总是有人在这里野餐。”他说。“这的确是野餐的好地方。”珍妮特说。“人们可不在乎这是不是私人领地。”罗曼又说。“像我们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很多。”我调侃地说，“这河滩的主人一定很恼火。”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我听见罗曼嘟噜着说：“事实上，这河滩和附近的几座山都是我们家的。”他似乎是偶然想起了这件事。他一点也没有恼火。7

通过“身边的少年”，我首先认识了葛诺米，然后又认识了葛诺米的主人。“身边的少年”有一天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那本来是他住在二层的朋友，那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阿根廷孩子的工作。因为他马上要随父母迁居魁北克城，“身边的少年”接替了他。他每天晚上将去遛20分钟的葛诺米。

葛诺米是一只活泼可爱的马耳他狗。他的主人是一位身体过胖、行动不便的老人。这是“身边的少年”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后来考到了“国家救生员”的执照，开始在我们租住的住宅区里的室内游泳池当救生员）。“身边的少年”经常带来一些关于葛诺米的主人的信息。她叫雪莉。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中学里教数学，大女儿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座城市教小学，而小女儿则在蒙特利尔艰苦经营一家没有其他雇员的小公司。退休之前，雪莉是麦吉尔大学生物系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很喜欢阅读，家里有不少的文学书籍。她又受过良好的音乐训练，竖笛的演奏达到专业水平，从前经常登台表演。

这些信息来自“身边的少年”在遛完葛诺米之后与雪莉的简短交谈。在交谈中，他当然提起过自己喜欢读书和写作的父亲。有一天回来之后，他告诉我，雪莉欢迎我去她那里聊天，也许我还可以从她的书架上找到想读的书。

我在2007年深秋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去见雪莉。如她事先在电话里交代的，她的房门长期不锁，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去。刚一进门，葛诺米就窜了出来。它很高兴，围在我的脚边乱蹦乱跳。然后，我听到了葛诺米的主人请我往里走的声音。我走过一个过道，走进显得有点脏乱的客厅。雪莉指着沙发跟前的一张低矮的转椅：那成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每个星期五下午的固定座位。

我们一见如故。我们谈历史，谈文学，谈政治，谈语言。雪莉尽管行动不便，思维却极为活跃。我惊叹她头脑的清晰，她夸奖我的“无所不知”。除了知识，我们还谈起了各自的家庭。雪莉来自犹太家庭，祖父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从俄国取道伦敦移居到了蒙特利尔。蒙特利尔的犹太家庭一度以“左倾”出名。雪莉一生的偶像就是她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思想非常激进的哥哥。她多次提到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与她哥哥见面。她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一定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她还提到了她的前夫（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家庭。他的外公是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发现者，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能斯特（Nernst）。她从她曾经的婆婆那里听到过许多能斯特如何提携爱因斯坦的轶事。

我们经常会谈起音乐。有一天，雪莉突然激动地告诉我，她少年时代从哥哥带回家的一本《世界歌曲集》上学会了一首名为《起来》的中国歌曲。接着，她竟用英语将《义勇军进行曲》从头到尾唱了出来，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雪莉称我们的星期五下午是“高知”的下午。她在每次谈话之后都显得意犹未尽。她感谢我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质量”。我也用同样的理由对她充满了感激。她有一天对我说，我和“身边的少年”就像是她的家庭成员。每次有客人来了，她总是会给我电话，让我去打个照面。

2008年夏天，我决定将自己在格尔的写作课上开始的小说继续写下去，而雪莉很有兴趣为我检查写作中的语言问题。我们星期五的下午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闲谈变成了研讨，从“务虚”变成了“务实”。我通常是提前两天将我们要研讨的部分交给她，由她预审一遍。而到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再一起复审。复审的时候，雪莉将我的写作朗读出来。这是我的建议。朗读能够帮助我发现叙述节奏上的破绽（我相信任何文学作品都首先应该“动听”）。可是，雪莉精彩的朗读经常会被我打断，因为我突然会对一个她认为没有问题的用法产生疑问。然后，我们就我的疑问展开讨论。

我有几次担心雪莉的身体承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但是，她却坚持说，她需要这种脑力劳动。她说大脑的亢奋能够帮助她抵抗身体的不适和精神的忧郁。

我们的“务实”继续进行，直到发生了那件至今让我觉得神秘莫测的事情，那“谜中之谜”。

那一天，当朗读到小说主人公扬扬的尸体终于被人在一座废弃的仓库里发现的时候，雪莉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不！扬扬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应该死。”

雪莉的激动令我有点得意。我以为它确认了我的作品的“感染力”。没有想到，接下来雪莉竟会用极为平和的语气告诉我她生活中最大的悲剧。“我也有一个孩子自杀死了，就像扬扬这么大的时候。”她说。

这对我就像是“晴天霹雳”（我现在觉得只有这个有点平庸的词语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震惊）。我对自己的听觉产生了怀疑：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生活来源于艺术”？这是“魔幻”还是“现实”？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向雪莉说对不起。我说我不应该让她读这篇故事。而雪莉说，她觉得我的故事写得很好。它对她没有任何消极的影响。她告诉我她早已经走出了那种创伤的阴影。她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确不能自拔。但是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以类似的方式失去过两个儿子的母亲。她不知道她是怎样支撑过来的。而那位母亲告诉雪莉，她的方法非常简单：她每天都去回忆孩子们“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生活细节，而不是去哀叹他们“出世”一刹那的悲剧。是这种美好的回忆治愈了那位母亲的创伤，而雪莉也用同样的方法战胜了自己的绝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让雪莉继续审读我的小说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还是去她那里聊天。雪莉甚至还有几次谈起了她自杀的孩子，谈起他美好的生活细节。可是，一旦她问起我小说的写作进度，我总是含糊其辞。

三个星期之后，雪莉突然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她开始是经常在半夜惊醒，最后发展到整夜整夜地失眠。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她打来电话，请我过去陪她坐一下。她说她好像支撑不住了。她说她已经通知了她的女儿，但是她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

当天晚上，雪莉就被送进了医院。几天之后，她的女儿给我电话，告诉我雪莉的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我和“身边的少年”去医院看过她一次。她抱怨说在医院住着很不舒服。她只想赶快出院。她还说很怀念我们星期五下午“高知”的交谈。那之后不久，雪莉被转往一个康复中心。我将那当成她好转的标志。她到康复中心的当天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房间的号码。可是两天之后，她女儿通知我雪莉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她的葬礼上，差不多所有发言的人都提到了13岁儿子的自杀对雪莉造成的沉重打击。他们都称赞她坚强和乐观的性格。在葬礼结束之后，我看见了雪莉一生的偶像，她思想激进的哥哥。她一直说想要介绍我们认识。但是，他显得那样悲伤。我没有走近他。

雪莉刚住院的那几天，葛诺米独自留在家里。我去喂过它几次。它显得极度不安，先前的灵气荡然无存。它将所有它能够拖得动的东西都拖到了地上，客厅和卧室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葛诺米焦躁地跟在我的身后，跟我走到门口。它的叫声听上去那样地压抑，让我有点不忍离去。我想起了沃科特（Derek Walcott）的那一句诗：“上帝的孤独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毫无疑问，上帝的孤独也移入了“它最渺小的创造物”的最忠实的朋友。

后来，葛诺米被雪莉的女儿接走了。它现在应该仍然还活着。8

已故的米勒教授只年长我不到五岁。我在2009年秋季学期选了他的“20世纪早期英国文学”。我想用那门课来结束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阶段的学习。我已经买齐了那门课上必读的八本小说。米勒教授是现代派文学专家。我曾经想过，如果“迫于生计”还需要继续深造的话，我会选择他做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

他是我在这座城市注意到的第一个人。这又是一个“谜中之谜”。刚搬进租住地的那天傍晚，我从附近的地铁站入口经过。从地铁站里涌出的人流让我浪漫地联想起现代派文学最著名的路标：庞德的那两行关于地铁站的诗句。但是，在寒冷昏黑的空气里闪动着的那些“花瓣”中，只有一片真正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张脸看上去极度迂腐，迂腐得超过一般的学究。而那个人走起路来却蹦蹦跳跳，活泼得像一个适龄的学生（而不是我这种“超龄”的学生）。在我看来，他的活泼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迂腐的效果。我料定他是我的同行，也就是说他与文学有关。我甚至更为专业地觉得他与庞德倡导的现代派文学有关。他有可能正在附近的蒙特利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我这样猜想。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与那“花瓣”在地铁站附近擦肩而过。他迂腐的表情和活泼的举止总是引起我的注意，不断强化我对他的“认同”。

2004年的秋季学期，我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注册，成为正式的全日制学生。我在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名为“现代爱尔兰文学”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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