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令贤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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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的大寨试读：
《文化昔阳建设丛书》编撰委员会
名誉主席：丁雪钦 王根元
主 编：孔爱科
副 主 编：李秀明 孔令贤
编 委：丁怀斌 陈振林 陈立军 李宝兴
赵贵文 李永青 赵海柱 翟贵军
李余斌 任秀萍 宋明柱 梁拉成
卜永胜 王长英 张慧明 聂志明
耿庆华 张胜利序刘润民
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破题起步，全县转型发展、赶超发展、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昔阳县委、县政府制订了宏伟发展蓝图，提出了努力建设“民富县强、人和政通、山川秀美、人民幸福自豪新昔阳”的奋斗目标。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具体，编辑出版《文化昔阳建设丛书》，便是用大寨文化打造昔阳经济建设软实力乃至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昔阳县地处太行山间，建县已逾2000年。深厚的历史积淀，淳朴的乡风民俗，艰苦的劳动创造，培育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资源。载入华夏史册的昔阳籍名人，多有致仕政绩卓著、为文成就辉煌者，为民族文化宝库增添过生动的一笔。民间艺人、乐手、故事家诸文化人才辈出，源流不断，灿若星河，照亮一方历史天空。更有深藏乡野间口口相传的神奇故事、古典谜语、多彩鼓乐，融入民众生活的民俗、节日，沟通着古往今来的文明通道，延续着历史文脉。历史步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贯彻党和政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昔阳县以群众性文艺创作为主打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步入有序、有力、成建制发展的轨道，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全省颇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和拔尖人才，因此荣膺“文化县”称号。文化是连接古今的精神链条，是蕴涵于其中，体现时代进步、代表人民意愿、扎根民众生活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引领风尚、激发创造活力的宝贵财富。历史文化虽经百代风云、时代变迁而历久弥新，概源于此。整合这些文化资源，实在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昔阳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群众性：群众参与、集体创造、成果共享。劳动人民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着、积累着、分享着文化成果。也许当初文化创造是物质创造的衍生物，是劳动过程的必然需求，因此群体参与势在必行；而当文化从整体劳动分离，自成体系之后，群众创造的特征并未泯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昔阳县的诗歌创作、音乐创作、美术创作、工艺创作都曾呈现群众性参与的浩大声势，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文化家庭和文化村落星罗棋布。农村文化在普及的基础上发现高手、佳作，重点培养，实现了普及与提高的良性互动，有所谓“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手”之说。新时期继承这一传统，农村文化建设又开始向家庭、院落、村庄延伸，群众参与的势头锐不可当。由此看来，文化成果的提炼总结固然离不开专家的劳动与创造，而群众创造、成果共享的这一群众文化特点，无疑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继承发扬传统经验，推动文化创新的意义，由此可见。
至于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这些年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当今商品经济大潮激荡，市场竞争激烈，哪儿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牌响亮，哪儿经济发展就快、就好。缺乏文化内涵的经济往往是单薄的、表面的，离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和驱动，经济建设就缺少潜力和后劲。缘于此，投资商的战略眼光总投向那些具有文化品位的产业项目，有心人也总是给自己的产品以文化包装，以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当前，许多地方都在千方百计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地域名片。这是经济与文化相依相存的又一例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昔阳县的品牌，一是大寨文化，二是群众文化，二者均内涵丰富，基础深厚，潜力巨大。近些年，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我们对昔阳文化已做了一些发掘整理工作，但均属于初创，未见端倪，欲使之成为支撑经济、促进发展的品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学习、弘扬、践行大寨精神，以大寨精神引领昔阳文化，进一步打造大寨文化品牌，使其成为打造昔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这就是我们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转型跨越发展的初衷，也是编辑出版《文化昔阳建设丛书》的目的所在。
基于此，我们要求这套丛书能反映昔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示其发展水平和拓展潜力，亦即历史风采、时代特征和昔阳特色。这套丛书将包括文学、美术、摄影、书法、戏剧、音乐、民间艺术诸内容，以类分册，陆续出版。
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精心组织下，通过全体编辑同志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将这件事情办好，建设“民富县强、人和政通、山川秀美、人民幸福自豪新昔阳”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是为序。
开篇寄语
丁雪钦2008年，昔阳县提出了建设实力、生态、文化、和谐新昔阳的战略目标。为实施文化昔阳建设，县委宣传部启动了《文化昔阳建设丛书》编纂工作，先后出版了《昔阳文学作品选》和《昔阳古诗集》，2012年又着力推出《昔阳乡土文汇》和《昔阳风光》画册，今后还要出版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集。这是昔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文化昔阳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县委、县政府提高发展水平，增强发展后劲，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昔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巨大政治影响的特殊地方。昔阳文化源远流长。千年佛教石窟石马寺，民间艺术瑰宝拉话、迓鼓、高跷、足足马、跑炮、社火等，久负盛名的昔阳八大景，还有金代状元郎杨云翼、明代吏部尚书乔宇等一批古代名人。这些都是饱蕴中华民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文化。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勤劳勇敢的大寨人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全国学大寨”的号召，先后有134个国家，2.5万多名外宾，960万国人参观访问过大寨。昔阳文化伴随着大寨精神的孕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民剧作家李济胜、农民画家张胜利、农民作曲家史掌元、楹联作家梁石等一大批艺术家相继诞生，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颇有影响。特别是农民作曲家史掌元，一首《唱得幸福落满坡》，唱红了大江南北。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帝王系列作品之先河，他的作品不仅在影视界被炒红了，而且走红了全国甚至海外。昔阳，曾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省、市级“群众文化先进县”。《文化昔阳建设丛书》是我们再铸昔阳文化新辉煌，打造文化精品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广大人民群众讴歌新生活，书写新时代，描绘新昔阳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我们挖掘文化资源，宣传大寨文化，打造属于自己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窗口。近几年来，我们以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史为素材，创作的大型歌舞史诗《岁月如歌》，获得了山西省“三民”（民歌、民舞、民乐）汇演金奖和第十五届山西省群星奖，2011年，我们又以极具地方特色的昔阳民歌为素材成功创作了大型民间歌舞剧《唱得幸福落满坡》。由县委宣传部组织整理出版的《昔阳文学作品选》、《昔阳古诗集》收录了昔阳新、老文化人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示和保护了昔阳的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彰显了昔阳文化的区域和地方特征。先后成功举办了“激情广场”大寨专场演出、“京剧进大寨，唱响虎头山”北京京剧院大寨慰问演出、“回望大寨，情系农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大型宣传文化活动。可以说，现在的昔阳是一个经济快速崛起、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昔阳。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昔阳的特色文化就是大寨文化，打造昔阳特色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大寨文化内涵。深挖大寨文化是建设文化昔阳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因此，我们要牢牢以大寨文化引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不同层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昔阳文化资源的有益价值进行深度挖掘，整合大寨文化资源，发掘大寨文化内涵，不断扩大大寨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使大寨文化成为昔阳对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我衷心希望广大文化工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深入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创作更多的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体现地域风情的优秀文化作品；衷心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各种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充分享受美好的生活，营造文化昔阳建设的浓厚氛围。特别是在大寨精神、大寨品牌、大寨文化、大寨风貌、大寨旅游方面，要善于用自己特有的视角、特有的形式、特有的情感来展现大寨、宣传大寨，从而提高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大寨、关注昔阳，使其真正成为推动昔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发展文化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文化昔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营造社会主义文化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为建设民富县强的新昔阳作出新的贡献！
编前话
孔爱科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撑。纵观国际发展趋势，许多国家和地区均依靠文化的振兴来带动和提升国家的发展实力。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法国、加拿大的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原则，日本的“文化立国方略”等，都证明依靠文化推动国家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传承积淀下来的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蕴涵着民族独特的文化思维和多样性的民族情感象征。《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建设放在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
昔阳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底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昔阳文化伴随着大寨精神的孕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工作先进县”，省、市级“群众文化先进县”。随着建设和谐社会步伐的加快和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昔阳县文化建设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化投入力度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文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文化产品的品种不断丰富、质量大大提高，文化市场初步繁荣，各类文化活动异彩纷呈，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和发掘昔阳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昔阳的现代文化，使昔阳文化成为显著的区域标志和城市名片。2008年2月16日，中共昔阳县委十三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昔阳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文化昔阳”的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意见》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将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昔阳的总目标细化为八大工程和六大支撑体系，为文化昔阳建设绘制出一幅宏伟的蓝图。作为宣传文化部门来讲，如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打造昔阳的文化产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广泛征求文化界人士意见之后，我们决定出版《文化昔阳建设丛书》。《文化昔阳建设丛书》作为昔阳的标志性文化产品，涉及文学、书法、绘画、摄影、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等各个领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昔阳文化成就的大展示，也是昔阳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文化产业被学术界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经济战车凭借文化轮轴的推动，历史渊源搭接市场经济之手带动。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引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昔阳的文化事业必将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迅速崛起；而文化昔阳的兴盛，必将使松溪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听名家讲名村故事
——主编寄语孔令贤一我的面前堆放着一些沉睡的文字，人们说那是历史。是的，历史——不光那文字记录的故人故事已被岁月泥沙深埋逾半个世纪，就连那承载文字的纸页也泛黄发脆，翻翻就掉渣，载不动时光风雨。而这历史厚重而纯真：名家、名篇讲述着华夏名村——大寨的过眼烟云、世故人情。
春节前昔阳县县长丁雪钦来家，闲聊之间，他主张激活那些文字，钩沉那段历史。
这两年丁县长致力于城市改造建设，躬亲力行，天道酬勤，街道宽了，绿地多了，市民休闲娱乐空间大了，县城的天空也仿佛敞亮了许多；还将城市外延向周边扩展，因势设厂，拓荒建楼，勾勒着新城蓝图。而我最欣赏城市那新增的许多文化元素，譬如新建路林立的集审美、教育、装饰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石，飘动在国道上绵延数千米的文化墙，还有市政广场、颐民公园诸处赏心悦目的文化体育设施等。文化，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更是一种积淀，一种底蕴。缺少文化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空洞的民生，缺少文化的锦衣玉食是贫乏的人生。文化元素一多，城市就有了灵魂，立刻就活起来了。
浓墨重彩的笔触当是上城街——红旗一条街。那是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鸿篇巨制：在古城一里长街（那是旧时县城唯一的大街）上，以红太阳、红旗彩绘，语录、名言浮雕，红墙、绛紫大门，复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大寨时期的火红风貌，修旧如旧，不是当年，胜似当年。文化不是灌输，讲究氛围感染，精神渗透，春雨润物，潜移默化；人们在这“红街”上徜徉流连，就仿佛回到那激情澎湃的岁月，对于激发那种蓬勃向上的热情、奋发昂扬的干劲、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善莫大焉。犹如任何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神似重于形似。神似了，视觉冲击力就强，精神震撼力就大。
或许为延续这样的理念，丁县长说：“咱们昔阳、大寨历史文化资源那么丰富，何不发掘出来，为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前几年早有集结名家名篇出书的想法，只是囿于版权桎梏，未敢妄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供内部阅读，保存史料，又不上市销售，采取变通办法，总可以吧！”言简意赅，一句话突围了困惑。
接着讨论由写作时代背景带来的一些问题。毕竟有些年头了，对一些事情、人物的认识，包括行为背景、说话语境都有浓重的时代印痕。我说：“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提法，受时代局限，当时的文章都不能幸免。现在编辑出版，是不是也需回避一下，删除有关内容？”县长摇摇头：“还是原汁原味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况且我们编印的是内部读物。”
我相信他的想法的合理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尊重原著，从哲学上讲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上是尊重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原则。用现代的视觉、味觉、触觉移花接木于历史，那是戏说、杜撰。声光电的现代演绎总不如原生态鲜活生动。
当此之时，新来的县委书记刘润民上任伊始，便提出“大大寨”的发展理念。在近千名代表参加的全县党代会上，这位生长于吕梁农村，来自省城机关的年轻领导干部发出高瞻远瞩的召唤：“要把‘大大寨’战略作为昔阳走向全国、搏击市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一号’工程，大手笔策划，大力度扶持，大投入包装，把‘大大寨’战略和大县城战略结合起来，把‘大大寨’建设成最具影响和活力的发展平台。”
解读“大大寨”，应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不是割肥补瘦拉郎配，甚至也不单是经济层面的事，而是大寨的龙头作用，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县的辐射带动、渗透包容；是大寨的品牌效应，在更深层面、更广领域、更大程度的延伸、扩展、发酵；是大寨的旗帜力量，为全县更加强劲的建设热潮添加新的动员、新的凝聚、新的集结……
如此说来，面对强势，无论是具有怀旧情结的老年人，渴望激情的中年人，还是只知大寨黄金饼、大寨核桃露而不识大寨村的青春少年，相信对大寨的陈年旧事会感兴趣。
那天遇润民书记，说及建设“大大寨”的事，他喜气满怀，说：“我们正筹建大寨精神研究院呢，届时聘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当顾问。”
言语间有知识分子的睿智，也有老区儿女的真诚。由是想到“老”字的含义。老年人有历练，老物件很沧桑，老故事耐咀嚼，这些都是财富。面前的这些文字诚然老了点儿，人老，事老，语言也老，但那是历史，理当尊重。二
在激活这些沉睡文字的日子里，我的心像那年松溪河发大水，波涌浪滚，翻腾不已。我熟悉那些活跃于字里行间的老大寨人，他们同我家乡父老一样，有着绛紫色脸膛，大山一样的身板，男人嘴不离旱烟袋，女人手不离针线活。但大寨人确乎与众不同，想法干法超人一等。生活于便捷的信息时代，享受着周详的网络服务，抬手动脚感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当代人，可能不会理解，大寨老一代为什么在冰天雪地里，硬用头榔头双手双肩搏击大地，一滴汗一滴血地改田造地？为什么他们敢以不识字、初识字的文化水准，一次次叩响科学大门，问鼎粮食高产王冠？为什么他们坚决谢绝国家支援，宁愿勒紧裤带、咬紧牙关、手挽手抱成团迎接挑战勇闯难关？为什么他们丰收之后不图自己吃饱吃好，却一个劲儿地向国家多卖粮、卖好粮？为什么他们那么心忠志诚地爱集体，而且不光爱自己的集体，还爱别人的集体，更爱国家大集体？……这一连串“为什么”背后，我总觉得有个社会价值评价、人生价值取向的问题。在大寨人身上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积极导向：大公，吃苦，奉献，利他。当今时代，人们可以对大寨作出各种解读，臧否毁誉由之，但这些根植于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道德文化注定会永恒。泱泱中国，广袤田畴，为什么毛泽东主席慧眼识珠，独选一个太行山村为全国农业典范，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陈永贵，一个半文盲的普通农民升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史所罕见。直至现在，那些习惯以简单思维评判纷繁历史的人们还以此说事，耿耿于怀，却不管不顾此乃历史错位，不肯原谅这时代误会。我接触陈永贵是在大寨创业发展时期，印象中他能干肯干，有口才、有智谋，很亲民、很执着，不是个普通庄稼汉。他的故事早已成为大寨经典传奇名播四方，而今，几十年后那些故纸堆里活化出的细枝末节仍以巨大魔力吸引我的感官。我想着，他的故事，是一只粗瓷大碗，白色，有兰花图案，他经常端它在大柳树饭场，抑或谁家，边吃边说道村里的事情，吃完随便往哪里一搁又忙乎事去；是一个吝啬的觉，善于谋事总认为睡觉奢侈，尤其遇到难事，三更睡着四更就醒，醒了就在村里山上转，倒背着手噌噌走路，直到想通道理，想出主意；是一笔省吃俭用的钱，乡亲们谁病了付不起医疗费，他倒舍得拿出来救人家的命；是一支香烟，过年了，有人送条香烟以表心情，他推脱不掉就暂时留下，等到春节那天拿出来搁在门前桌子上，故意大喊：“这是×送给大伙儿的过年烟，大家来吸吧！”……正是这一滴一点，让人们读懂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正是那一丝一缕，培养了他彻底的农民本色，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未改变。堂堂一个20多年的共产党干部，从基层干到高层，在20世纪80年代去世时仅留下几千元遗产，而那时神州大地已是富户蜂起、豪门再生了呀，说来令当代人难以理喻。前几日接受一位上海女学者采访，她的研究课题是“妇女解放”，问我：“陈永贵包办过婚姻，比如郭凤莲？”我哈哈笑了，说：“看问题有不同角度。当时正是创业时期，大寨人才少，需要积聚招募。你只知道陈永贵想办法让郭凤莲留在了大寨，还不知道他设法‘挖’了多少在外工作学习的大寨青年回来创业，不知道他给已离婚的大寨媳妇当红娘，让人家又嫁回大寨。这就像收藏家爱古玩字画，四面八方淘宝，千方百计增值，能叫包办？何况郭凤莲是自由恋爱……”她也笑了。
翻腾那些不再崭新时髦的纸页，我又得见那个慈目善颜不善言谈的瘦老头贾进财，他从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甘当普通一兵，那双喂过牲口、抡过榔头，干糙粗硬松树皮般的大手曾经作为中国经典，出现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片中；又重逢那个说话做事都有点儿斯文的老干部贾来恒，创业时期，经他的循循善诱和以身示范，有多少人心归集体、身赴危难，10年前还曾在大柳树下坐个小木凳一边看着三五成群的大寨游客，一边向我讲述大寨沧桑；又遇到专为社里拾掇犁耧农具的老木匠赵怀恩，在洪灾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冒险给行将坍塌的粮仓顶上木柱，为抢救粮食赢得了时间，多少年后他的儿子勇立潮头，开起大寨第一家商店……还有铁肩膀梁便良，好当家贾承让，闲不住的宋立英，烈士赵小和、赵大和、石桂林……他们对大寨创业的贡献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里，都有陈永贵的影子。贾承选刚从部队回来时，一度认为自己负过伤，有贡献，少干点活没啥。有一次在地头休息，他问贾根元老汉：“大爷，你这么大年纪，还这样下力气干活，为啥？”老汉反问他：“你看看永贵，又工作，又开会，又熬眼，又受累，为大家办了多少事，还天天劳动。人家是为甚哩？”从此他变了，变得爱劳动、爱集体了……比着干，摽着干，与人民心连心，心换心，这就是当年的大寨。
大寨村北有一土崖，崖上两处院落分别是陈永贵、梁便良、贾承选兄弟和赵大和土改时分得的宅院，崖下大院曾住着贾进财兄弟等人。此地藏龙卧虎，振聋发聩、扭转大寨乾坤的诸多事件，如老少组、三让贤、办农业社、护帅守夜、三战狼窝掌、平价售粮草、六三抗洪多幕大剧，都于兹策划指挥演绎。活跃在我面前的这大部分篇章，均以这里为写作背景，其中的不少故事情节都可在这里找到方位对应。真该将这里辟作纪念地，同大柳树、狼窝掌、“大寨楼”、“大寨田”一道享受荣耀。有缘接触这些老文字的人们不妨到此一游，寻寻干部开会的灼灼灯光，听听窑洞里的热烈讨论，品品创业的苦辣酸甜，一定会斩获新的成果。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崇尚理想、崇拜英雄的年代，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探索。大庆油田开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雷锋横空出世……犹如飞向茫茫太空的宇宙飞船，将几亿中国人蓬勃向上的心牵引至很远很远。在华夏经济舞台的农业压轴戏里，国人看好大寨。1963年前后，通往大寨的道路还崎岖不平，隔三差五总有载人大卡车趟松溪河走沙石路颠簸着向虎头山奔驰。参观者上山进沟，看庄稼、赏梯田，再回县城听录音讲话、住宿。村前大寨公社的几排新房也不时有外来访客入住。其时国家尚穷，天灾人祸雪上加霜。吃不饱肚子的人们欲从这个山村寻求治国济世的良方妙药，其心甚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迥异于基层干部和领导人物，甚至也有别于艺术家们，学者、作家远道而来，以哲人的深刻解读大寨现象，还原一个理性的大寨。
著名新闻人何燕凌1963年六七月间造访大寨时，全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寨的名字。长期供职《人民日报》，他对中国农村状况了如指掌，闻风而来，看中的是大寨的社会管理。他将农村社会形象地喻为“阵地”——共产党的阵地，社会主义阵地，集体经济阵地。大寨这块土地曾经七零八落，七灾八难，山重水复，而在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手中，变得固若金汤，井井有序，蒸蒸日上。看到这一切，燕凌显然喜形于色，踏破铁鞋终于在这里找寻到开启全国农村社会管理的钥匙，于是扼腕：“困难吓不倒大寨人，大寨人降住了困难。多亏永贵操心，多亏社员齐心。集体生产岂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好的，是要好好出些力气，费些脑筋哩！”
作家认为，社会管理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然是人本思想，人文关怀。看看大寨干部在群众思想上、生活上，一切细微之处的那些工夫；看看大寨民众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炽烈的、淳厚的、无所不在的那份感情；看看陈永贵及其战友一切的努力为着什么、围绕什么，你就会明白，“人”字不是简单的一撇一捺，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捕捉的那个细节——农活质量。他写道：“有人总把农活质量不好算在集体经济制度账上，请大家来看看大寨大队的农活质量吧，看看比单干时候精细多少倍！”看来谋事在人，事在人为。体制再好，根本是人。不像大寨那样下力气抓管理、抓人，动辄埋怨体制，头脑太简单了！
正当大寨奏响六三抗洪进行曲之时，孙谦从太原来访。两个多月间，在整修土地和修建房屋现场，在干部群众劫后余生的家中，在同人们接触，追忆抗灾或畅想未来的时候，在男女老少坚毅刚强的脸上，作家目力所及，是一群不畏困难、不怕灾害、说到做到、百战百胜的英雄，看到了一种力量——藐视困难、人定胜天的力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力量！他热情赞叹：“大寨的英雄闯将数不清，大寨的英雄闯将写不完！在这些英雄闯将面前，暴雨不足畏，洪水不足畏，遭灾以后的恢复工作也不足畏！”“8月的暴雨和以后的冰雹、巨风和霜冻，曾经在大寨放肆地疯狂了一阵子，但它们在大寨留下什么呢？什么也没留下！大寨人以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面向灾害；大寨人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和灾害搏斗；大寨人以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战胜了灾害！”作家这样惊叹，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亘古课题中，对人的赞美，对英雄精神的颂扬！古往今来，天地纵横，中华民族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气魄，铁骨铮铮步履铿锵走过来的。孙谦先生长于小说的叙事描写，而在这里，人们听到的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面对民族、面对世界的激情呼唤：“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缩影；大寨人民的坚定意志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坚定意志的缩影！大寨的英雄们万岁！大寨精神万岁！”
巴金先生慕名兴致勃勃自上海来，只在大寨逗留了不到一天。未见着陈永贵，却近距离接触了大柳树、梯田、石坝、窑洞和诸多大寨人。时空短暂，丝毫未减老作家对英雄大寨的崇敬热爱之情，以至同大寨人合影也成为快事，“和大寨人一起站在大柳树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今后我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到我在大寨见到、听到的一切。我愿意让大寨人的豪迈语言长留在我的耳边。”同样来去匆匆的一代文豪郭沫若则看得更高，想得更深：“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他把大寨同伟人毛泽东连在了一起。想到郭老“托体同山阿”，在虎头山画上人生句号，定是他从这里彻悟了毛泽东主席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战略思维，遂以身托付！
叶剑英是唯一一位赋诗作文于大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将大寨典型同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联系起来。联想到造访大寨前4个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话，响亮提出：大庆、大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他们的明天，要从大庆、大寨看到我们前进的方向”，便会令人信服诗人触景生情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着深邃宏远的思考，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声音！
俱往矣！但这毕竟是历史，时代车轮行进至此，足印如斯。曲折跌宕也好，理想“狂热”也好，总会对现实有所启迪。四
当我埋首于故纸堆，悉心翻动那些不堪重负的册页，总有朋友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现实意义？”是呀，这是为什么呢？有时，我也这样拷问自己。
忽然想起一些往事。
5年前，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为拙作《大寨沧桑》开研讨会。来自京城的作家、评论家从主题立意、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当前文学创作态势诸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话题也涉及大寨和中国农业问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著名作家傅溪鹏在研讨会上说：“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对陈永贵和老一代大寨人塑造得较为成功，细节描写多，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生动，但对新一代大寨人如郭凤莲等，描写就比较单薄，相对逊色。”
傅先生从文学创作角度提出的问题，正好戳到我的软肋。这些年研究大寨，对二次创业的典型故事、具体细节确实发现挖掘得不够。我佩服昔日的铁姑娘、今日的大寨领路人，她对这个神州名村振兴发展、转型跨越，付出良多，功不可没。然而，如果没有经得起时代风雨洗礼的经典情节来支撑，诸如现代版的“三战狼窝掌”、“三不要三不少”、防腐拒贿之类，故事便平铺直叙，人物就苍白无力。我将这个文学观点说与凤莲，她莞尔答道：“我们也有故事呢！”
那次思谋少顷，我还是绕过了这个问题，说：“陈永贵是盖棺论定的人物，比较容易把握。但当代人还在行进，还在发展……”“活人是不好写。”傅先生颇有同感。历史是托举现实的巨人，现实应该比历史更鲜活生动，更有高度和张力。
前段时间，县里组织“十二五”发展战略大调研，大寨精神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自诩为“大寨通”的我，曾经试图定义“新时期的大寨精神”，几次按图索骥均无果而终。同友人讨论这个问题，他忽然反问：“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讲的3点，是总结出来的吗？”我听着，先是愣怔，随后一拍大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真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讲了多半辈子唯物辩证法，怎的遇到具体问题就形而上学了呢？老一代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是先有实践表现和具体成果，后由总结提炼、理论升华。有人说“新时期的大寨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紧密结合。这话不错，但不完善。两数相加，结果为何，未说个道道。怎么可以钻在屋里照葫芦画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大胆实践、勇于创造，出高潮、出亮点、出奇迹！
……
人到老年，喜欢杞人忧天式遐想，却纯真无邪。我想到典型不可复制，犹如逝去的时光不可复制一样，但它的文化价值不因岁月流逝而消减，不因人间毁誉而存亡。譬如发展氛围，归根到底是个公共价值取向、集体精神状态问题。早年大寨，人心思进，人心思公，眼光阔远，胸怀博大，因而凝聚着力量，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平地里兀自突起一座思想高峰。今日华西，实在是当年大寨的翻版。听听华西老书记吴仁宝说的：“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活脱脱当年陈永贵和大寨人的语言。难怪华西人心齐，实力强，不愧为“天下第一村”。比起华西，我们有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全县完全可以像当年大寨那样，营造一个齐心向上、合力攻坚的发展氛围。
譬如发展动力，自然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分不开。而今时代不同，条件变化，倘若要求人们像大寨当年那样“一双肩膀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就如同让现代人放弃煤气电力而钻木取火一样荒唐。然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纨绔子弟，一事无成，古今如此。陈永贵六三抗洪的“三不要三不少”杰作，从策略上，就是欲将人们逼上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凤凰涅槃，足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无穷力量。窃以为当务之急，新课题当是研究有了机械，有了电力，有了电脑，有了网络，如何艰苦奋斗？在充满爱心的世界里，怎样自力更生？大寨有前辙，昔阳当更好。
譬如创造，也是发展的关键词。大寨当年“一年一个新套套”，从土地建设到粮食生产，再到民居规划，都有独到思维成功创造，将虎头山打造得花园也似。可惜当时不怎么讲究知识产权，不然大寨人将会获得不少发明专利。大寨可持续发展，概源于此。创造是人类历史进行曲的主旋律，老天饭、祖宗饭，吃一时可以，长久不行。昔阳的资源绝不仅仅是煤炭，自然的，历史的，人文的，实在太多。关键在于发挥我们当代人的创造精神、创造智慧、创造力量。老一代大寨人能在不足两平方千米土地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创造骇世奇迹，偌大个昔阳，面对如此好的条件和机遇，该有多少创造发展的广阔空间！
譬如，譬如……
还是用艺术品的创作做比喻。对待大寨典型，当代的人们不必拘泥于形似，须在神似上多做文章。
或许，这就是激活那些沉睡文字，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2011年8月28日
大寨高风
燕凌在农村阵地上
——记大寨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山。虎头山根，有一个山村，名叫大寨。“昔阳干部劳动成风”，已经传遍全国。昔阳这风，最初就是从这个山村里兴起来的。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员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总是在最前线冲锋陷阵。陈永贵同志在昔阳解放前20来年给地主富农当长工，当然是天天劳动；解放后当副村长、农业社长、支部书记，还是长年坚持劳动。当了干部以后，他不是劳动少了，而是更多；不是劳动差了，而是更好。他不是为了多挣劳动日而劳动，也不只是为了不使集体中减少一个劳动力而劳动，他主要是为做好工作而劳动。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劳动？他的目的很明确：为了革命。照他爱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咱是听毛主席的号令，占领阵地哩！”阵地，在大柳树下
一说“大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高大的寨墙、森严的寨门，以至威武的炮楼。大寨村并没有这样的大寨子。这里的“大寨”，指的是山谷中村中心的一座中流砥柱似的山丘——一条大山沟，从虎头山上下来，在这山丘两边分成两岔，然后又合成一条沟，通到山下。看来，这个“大寨”，是因为土质比较坚硬，所以千百万年来千百万次山洪从山谷里冲下来，把它旁边比较松软的土冲走了，却怎么也奈何不了它。沟越冲越深，它就显得越来越高，成了一座小山，挺立在这大山沟里。
大寨下有一棵大柳树。解放前，人们把这棵树叫做“苦人树”。不知道多少穷人在这棵树上受过痛苦。哪个穷人不合地主的心思了，就要被扯在这棵树上吊起来。永贵至今难忘，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在山上给地主放牛回来，看到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被绑着两手吊在这棵柳树上哭号。只因为她在路边拾了地主收秋掉下的一个玉米棒，就被地主打着骂着在这树上吊了半天。心中好恼啊，长大了非为穷人出这口气不可！
多少年，这棵柳树野生野长，歪歪扭扭，不成个树样子。穷人天天路过这里，看见它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就暗暗地对着地主的大门攥拳头。
几千年，几百年，山沟里阴风飕飕，大寨下死气沉沉。1942年，来了共产党的联络员，来了八路军的游击队，这里燃起了革命的火苗。1945年，昔阳解放了，接着党发动群众斗倒了地主富农，在这个山村建立了党的支部。从此，这山沟，就充满了欢乐的歌声；这大寨，就闪出了鲜红的光彩。
解放后，永贵特别爱护大寨下这棵柳树。不光是因为生活好了，有心思把山村装点得好看一些，也因为这棵树连着穷苦人的心。他给这棵树浇水、培土，还给小孩子们讲这棵树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要他们不要爬上这棵树，不要折柳枝。
在社会主义时代里，这山村里的生产斗争的图画越来越壮丽；同时，阶级斗争的风浪并没有停息。正像挺立在山沟里的大寨经住了千年一遇的洪水的考验一样，大寨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越来越坚强了。支部书记陈永贵，在阶级斗争中总是走在最前线，在生产斗争中也总是走在最前线，在斗争中锻炼成了政治上的坚定的旗手，生产上的熟练的能手。
十几年，永贵和大寨社员们爱护着这棵柳树。它长得又高又大，更好看了。组织起来以后，人们常在这柳树底下开会，争论，谈生产大计，定前进方向。渐渐地，社员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聚到大柳树这里，议论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或者听听有线广播。夏天的晚上，老年人在这里说古道今，年轻人在这里唱歌谈心……“苦人树”成了“乐人树”；封建阶级欺压穷苦农民的地方，成了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展开阶级斗争的阵地。
大柳树下，这是大寨人在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从集体化到今天，这里进行过多少次或明或暗，或缓和或激烈的斗争啊！
1953年，办社头一年就是大增产，每亩粮食的产量由上一年的一百七八十斤上升到200多斤（100多公斤，1斤=0.5公斤，下同）。收罢秋，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结集体的优越性，准备吸收新社员。社员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黑鬼”（过去给日本鬼子当过便衣探子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突然站起来了，他挺胸叉腰，歪着脖子发了言：“算了吧，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合作社好什么？还不及我单干哩！我的地赖，每亩还打了300斤。你们地好，你们搞集体化，每亩怎么才打了200斤多一点？”
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把场上活跃的空气一时压紧了。社员们被泼了一头冷水，一时没人说话了。永贵明知道“黑鬼”的“亩产300斤”是当面扯谎；可是，怎么戳穿他呢？脑子里一个念头一闪，有了主意。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同他们商量：“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件事，支部原来的安排是先发动群众总结合作化的优越性然后才宣布。现在“黑鬼”放妖风，反击他的好办法就是先宣布粮食统购统销。永贵把这主意同支委会的同志们一谈，人人叫好。
大柳树下又热闹起来了。统购统销的办法和任务一宣布，绝大部分社员热烈拥护，“黑鬼”却一下子像散了骨头架子，软成一摊。
永贵在会上说：“不论是合作社、互助组还是单干户，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黑鬼”蹲在那里，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来，左一下，右一下，一边打，一边喊：“我这嘴，不成嘴！是屁嘴，是贱嘴！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160斤，连秆秆也没有300斤。”“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打了那么多？”“我……我想……想单干下去，我……我不愿意入社，又……又怕……怕别人都……都入了社，再没人帮……帮我种地了……”“说多说少，光依你哩？让群众评议评议吧，要大家都承认你打了多少，那才算。”
第二天，“黑鬼”挨门挨户求告：“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没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我这嘴太坏，我犯了错误了……”
真没打那么多，当然也不能强迫他多卖。群众评议之后，承认了他说的一亩160斤“差不离”。
那年冬天，全村家家户户报名入社。曾经凭仗自己的“四好”（土地好，牲口好，农具好，劳力好）同合作社比赛的富裕中农贾寿元，也入社了。“从春天到秋天，我天天看着社里的庄稼。社里秋收打场，我看得更仔细（按：社里的打谷场就在他家门口）。社里打一场，我记一笔账。社里会计在场上记账，我在自己窗户里面记账。社里随打随分，分一户我记一户。跟我的土地、劳力差不离的几户社员各自分了多少，我记得特别清。贾正元（按：也是一户富裕中农）分的粮食，比我家打的粮食多2000多斤。这集体就是沾（按：“沾”，是好和行的意思），我服气了！”——这就是贾寿元当时在大柳树底下又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
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人，从此就都死心塌地了吗？没有。到那一天还早着哩！
初级社里，大柳树下年年有争论：多数人主张劳力股多分；少数人主张土地股多分。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坚持了逐步降低土地报酬，逐步提高劳动报酬。
转高级社，这里有更激烈的争论。贫农社员说：“这一下土地才真正还了家，谁也夺不去了。”“这回真翻身了，不受土地股的制了。”少数富裕中农说：“这是高粱秆剥掉了皮，成了光秆了；黑豆碾掉了皮，光剩下仁（人）了。”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耐心地讲清了完全按劳分配的好处，说服了留恋土地报酬的人，贫农下中农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再往后呢？斗争还是低一阵高一阵。最不能忘记的是1957年阴风怒号的那些日子，城市里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进攻，农村里的妖魔鬼怪也又杀气腾腾起来。
富农贾登元的大儿子贾喜禄，因怀恨土地改革而得了“神经病”。这个“神经病”的神经不知为什么竟是那样机灵。不知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忽然装出来一副更疯狂的样子。他一手拿着一本变天账，一手拿着一把切菜刀，东游西晃，大嚷大叫：“东房三间是我的！南房三间也是我的！”他跑来跑去，跑到陈永贵和另两户贫农一起住的院子外边，在沙石磨台上磨起刀来。一边磨刀，一边喊叫：“杀陈永贵！杀陈永贵！”瞪着大眼，咬牙切齿。
这个“神经病”的反动的阶级观点是多么清楚！贫农弟兄们警觉起来了。大柳树下，社员们议论纷纷。许多人也摩拳擦掌，两眼冒火。
一天大早起，永贵开了大门，朦朦胧胧看到门边站着一个人。“谁？”“我。”听声音是住在隔壁的贫农社员赵大和。“大早起站在这里做什么？”“我好几夜没睡了，怕那‘神经病’真要来行凶哩！”原来，大和是自动来做警卫工作的。永贵说：“怕啥？放心吧，我也睁着眼哩。他真敢拿刀上门，饶不了他。”
大寨支部的同志们既没有麻痹，也没有惊慌。正是借用反面教员提高社员们的阶级觉悟的好时机啊！支部开会决定：要多加小心，也要沉住气，暂时不要反击，看阶级敌人能撒出多少毒气来！
果然，就在那时候，办社头一年就攻击合作化的那个“黑鬼”，又疯狂起来了。这一回，他想在统购统销上点起一把火来。白天，他还不敢太张扬，黑夜，他就到处煽风点火。
起初，听到几个富裕中农社员在路上讲：“入了社，由不得自己了。粮食都让人家拿去向上级讨好了……”后来，听到有的觉悟不高的贫农社员也说：“永贵的心坏了，胳膊往外拐哩，不向咱村人了。”还有的说：“打多少粮食他就往上报多少，卖粮一年比一年多。他光想当模范，上省里吃白馍哩！”
怎么回事？支部的同志们到贫农群众中一查访，原来是“黑鬼”暗地捣鬼哩。“黑鬼”夜晚走这家串那家，对一些人叽咕：“别村喂的狗是往外咬，咱村喂的狗是往里咬。粮食不卖给国家那么多，咱村不家家发财了？陈永贵死不了，咱大寨人活不长！”
从各家各户到大柳树下，从大柳树下到山上地头，一场大辩论又展开了。
支部的同志们摆事实，讲道理，不慌不忙，沉着应战：
——卖粮是一年比一年多，可是社里打粮食一年比一年更多，社员们的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多……这些，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个账本本，回家可以仔细算一算。
——别忘了，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国家的支援，咱们怎么能年年增产！贫农下中农都想想，咱们是怎样从过去一年只吃100多斤粮食的苦日子里跳出来的。富裕中农也算算，你们入社以后这几年增加的收入是哪里来的？
——按户计算征购任务那几年，陈永贵和别的党员卖给国家的粮食，哪年不是超过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永贵在社里劳动比哪个差？他为大家过好日子操了多少心？这里头能有什么私心？要是光为自己，他不能比现在过得更好些？……
贫农下中农社员，本来就明白的人更坚定了；一时被迷糊住的人醒过来了，有人懊悔的在会上痛哭起来。“黑鬼”的阴谋又被大家揭穿了，他过去当汉奸的时候带着日本鬼子到处抓人的罪恶也被揭发出来了。经过法院审判，判了他几年徒刑。
富农分子的气焰也收敛起来了。贾喜禄真的病倒了，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而他的变天账和杀人刀，却成为党支部教育社员群众的很好的教材。
社员们眼睛更亮了，更多的人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1958年，大跃进的红旗一举，大寨人削平山坡、填平山沟的农田基本建设，干得更快更好了，社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气，完全压倒了少数破坏分子嘘出来的冷风。
磨刀恶骂吓不倒陈永贵，指东道西骗不过陈永贵，甜言蜜语也迷不住陈永贵。
1963年4月，一天早上，永贵在大柳树下又宣布了一件事：
李用中（这个人过去可不简单，他曾经在河北武安开过20多年擀毡的作坊，雇过十来个工人哩！）昨天晚上到永贵家里，送去一条绒毡。永贵不在家，李用中对他家里人说：这是“心疼”永贵为“咱村人”受了多年辛苦，怕他出去开会“没铺没盖的”，要用这“孝敬孝敬”他。家里人不收，他扔下就走。永贵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气极了。家里人说：生什么气，给他送回去算了。永贵说：不能就这样算完，要拿到大柳树底下，让大家讨论讨论。“大家说说，他这是安的什么心？是真心？是好心？”
社员们议论起来了：“他哪是什么真心、好心！狼还能变成羊了？”“他那‘辣角角’（指李用中的妻子，原先是昔阳城关一个大地主的老婆）给大队磨面掺假；碾公粮米光把布袋口、布袋底装上米，中间都是谷子，要按法律处罚她，他还包庇，那安的是什么心？”“他儿子不好好劳动，他出主意叫儿子出去做投机买卖，这又是安的什么心？”……
永贵说：“他‘孝敬’我哩？早先我给他扛长工那两年，我家里没吃没喝，向他要一把糠，他说他的糠还不够喂鸡哩！那时候他怎么不‘孝敬’我？现在我们都是要甚有甚了，他倒来献殷勤了。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叫我们防备的那‘糖衣炮弹’！咱们每个干部都要当心哩，稍一不注意，就要上这些人的套套了！”
大柳树底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争论，解决过多少问题。大寨人的政治觉悟在这里一年年提高，战斗的集体在这里一年年成长。支部把全村95%以上的人，包括大部分富裕中农，都团结得很紧。地富反坏分子也有很大的分化。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阵地，在虎头山上
虎头山的山沟沟、山坡坡，没有经过人工改造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过去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如今，山仍然很高，坡仍然要上，石头也还是不少。可是，石头再也不是乱七八糟地躺着，妨碍人们种地，妨碍人们走路，而是被人们整整齐齐地垒了起来。一道道石堾（就是山上梯田边缘的墙），拦住了水土，把绝大部分坡地改造成了平平的梯田。“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是一亩几十块。”这也是过去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大寨村原先的4000多块耕地，经过人们十几年平整，如今，已经连成了2900多块。10年前，7条山沟被洪水冲得破破烂烂，大部分不能种庄稼；现在，每条沟里闸起几十座石坝，填了土，淤了泥，成了这里最好的土地。
10年来，总共垒了多少条堾，筑起多长的坝？人们没有计算过。满山都是，满沟都是，那么多，谁数得清？只知道：治好的沟，连起来大约有5千米长；在沟里新“造”的地，大约是80多亩（约5.3公顷，1亩≈0.067公顷，下同）；山坡上打了石堾和土堾的梯田，大约是600多亩。
有些梯田里高外低，还要流失水土肥料。怎么办？那就里切外垫，起高垫低，把它改造成里低外高，平平展展。有些地土薄石头多，不能深耕。怎么办？那就把石头一块块挖出来去垒堾，土层也就加厚了。红土、白土、黏土、沙土，都长不好庄稼。怎么办？那就把这块地的土挑些到那块，把那块地的土搬些到这块。……总共搬动了多少土？这也不好算。粗略计算一下，至少是80万担。如果堆起来，要比村中心那个大寨大好多倍。
多少人做了这么多事情？初成立农业社的时候，男女全半劳动力不过40来个。1958年，也才50多个。到现在，也不过97个。
这需要多么大的坚持劲，多么强的战斗力啊！
治山、治沟，改地、造地，这是经过了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斗争，最后才完全成功的。
1953年，办社头一年的冬天，先在白驼沟里试验闸沟造地。第一次试办，缺少经验，计划不周，翻过来倒过去，用的工比较多。可是，这件大事总算旗开得胜了。第二年，新造的土地上长的玉米，比岭梁上的玉米长得还好。白驼沟从此改名“合作沟”。
这一带夏季洪水量最大的一条沟是狼窝掌，能造地最多的也是这条沟。1955年冬天，他们开始向这个大“狼窝”进攻。几个月的工夫，几十道石坝垒好了，大量的土填进去了。可是，1956年夏天一次大水，全冲垮了。本来就不大满意的一些富裕中农又嚷了起来：“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劳一水漂！”“再也不干这号事了。冬天没事干，还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哩！”……
支部的同志们一面找原因，想办法，一面向群众解释：并不是治山治沟的方向不对，是方法上有毛病。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把一些老贫农和有经验的人请来一同研究，大家的看法是：下来的水太大了，石坝扎的根基太浅了，用的石头块小了。要不要再干？大家的意见是：有缺点就改，不能泄气，再大干一场！
当年冬天，再战“狼窝”。针对来水量大这个情况，先在高处修了个小水库。针对根基浅这个缺点，加深了垒坝的基础。石块小了就换用大些的石块……可是，1957年夏季洪水更大，坝又垮了，连石头都冲跑了。那时候，又恰恰是“乌云压城”、牛鬼蛇神蠢动的时候，不满的人多了，埋怨的人也多了，反对的也有，泄气的也有：“真是胡闹哩！自古以来，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山沟闸住，让水从哪里流？”“猫不和狗斗，人不和水斗。人能有多大本事，还能斗得过龙王爷？”“我早有言在先了，现在，看看！”
永贵和支部里、大队里别的同志们，为这两次闸沟造地花费了许多劳动力，心里难过极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们还是坚决相信：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方法还不周全。永贵带大家到现场仔细检查，反复讨论。他看了又看，又同闸得成功的合作沟的工程比较，断定这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石坝垒得不够高，沟里的地坡度还太大。洪水从上往下冲来，没个让它缓缓气的地方，越往下流冲劲就越大。同大家一商量，都说有理，又依靠贫农下中农，在群众中把道理说清。唱反调的人有些觉悟了，有的孤立了。1957年冬天，大家又齐心合力，打石头，烧石灰，作了充分的准备，细致的计算。1958年春天，大寨人又投入了征服狼窝掌的战斗。一道道石坝，垒得更宽、更高、更坚固了。“虎头”也罢，“狼窝”也罢，“龙王”也罢，都再也逞不了什么威风啦！从狼窝掌的试验中，大寨人增长了志气，也增长了才干。以后几年，又连续闸了几道山沟，都是当年投工、当年收益。好几个洪水季节过去了，几百道石坝安然不动，新造的土地越淤越好。
冬天闸山沟，永贵和党员同志们冒着严寒，去干最重的活。他们有的天不明就上山打石头，有的专抬最大的石头，冻裂了手，冻肿了手，压破了肩，磨厚了皮，还是照样干下去。
夏天下大雨，永贵和党员同志们冒着风雨，带头到最危急的地方去防洪。他们有的正病倒在床，听到山洪暴发就猛地起来奔向山沟，跳到水里去抢险。
播种摇耧是重活，又同全年的收成有重大关系，永贵在播种季节总是坚持天天摇耧，连干半个月，直到两臂酸痛、麻木。
热天挖厕所、担茅粪是又脏又累的活，永贵带着几个党员抢先去干。
技术上需要改革的新农活，很多社员做起来不习惯，永贵总是领头干出样子来。
……
在这些先锋战士的带领下，大寨大队社员群众的干劲越来越大了，劳动效率越来越高了，农活质量越来越好了。有人总把农活质量不好算在集体经济制度的账上；请大家来看看大寨大队的农活质量吧，看看比单干时候精细多少倍！
也正是在一同参加集体劳动中间，永贵和社员群众越来越亲了，他对每块地、每个人的脾气摸得越来越清了，在山区农业技术改革的路上越走越熟了。
解放前永贵在这一带地方当过20多年长工，几乎给这里的每家地主富农都干过活，几乎在这山上每块地里都干过活，对每块地的地势、土质、向阳、背阴，对每样庄稼活，是很熟悉的。可是，他现在还是每天要下地劳动，而且每天上地、回家常常要从没有路的地方爬上跳下，今天从这坡出去，明天从那沟回来。他说：“土地和庄稼常常在变哩，人的想法也天天在变哩！过去熟悉了，现在不下地，不同社员一起劳动，就也能领导生产了？不行啊！”他又说：“老技术只能给老产量，要打更多粮食就不能光凭老技术。光是在老技术上有一套，不再在劳动中提高新技术，就能把社会主义时代的生产领导好？不行啊！”
1961年秋天，一直下了40多天雨，地太湿，不能秋耕。过后，一冬一春五六个月也没下雨。1962年春天，陈永贵寝食不安了。按照老辈子的经验，地干天旱，就不敢深耕，耕多深会干多深。可是，按照近几年的经验，不深耕深播，就不能增产。这可怎么办？想啊想，想了两夜，同社员们商量了多次，到地里去察看了多次。办法终于出来了：就凭我们集体力量大，老规矩能打破。过去天旱地干的时候耕多深会干多深，那是因为力量单薄，顾不上随耕地随碎土。过去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到！把社员动员起来，耕过就打碎坷垃，紧接着就细耕细耱，然后再浅翻一遍，看能不能保住墒！“我们大队年年增产，今年能弄个减产？不光是为了保住产量，也为了再显显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足干劲干啊！”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干在头里，先在一块一块干旱得比较严重的地里试验。果然，成功了。立即组织社员参观，发动群众，深耕深播，把大部分土地的底墒保住了。加上“借墒”播种和移苗，结果，除了12亩谷子外，在大旱天也都争得了全苗。
像这种事，要是干部不参加劳动，不了解新时代的新情况，不深知老经验中的老道理，不带头实干，怎么能办成功？永贵说：“要是那样，老农都说非浅耕浅播不行，你只能照办，也就只好落个减产、落个失败。那就对不起社会主义了。”
1962年秋天，这里下了2尺（66.6厘米，1尺≈33.3厘米，下同）来深的大雪，又是往年没见过的事情。1963年过了灯节，永贵带头最先下地垒堾，顺便察看墒情。到地里一看，糟了，雪化以后土地板结了1寸多（约3.3厘米，下同）厚一层，要不赶快浅翻一次，就会一天比一天板结得厚。按往年惯例，总是过了清明才浅翻保墒。当年情况不同了，永贵赶快把新情况和新办法提交大队管委会讨论，灯节过后几天，就赶快把地普遍浅翻一遍、耕耢一遍，这才把墒保住。
要不是永贵在过节以后带头下地，及早发现情况的变化，岂不误了大事！
在大寨村，土地基本建设上和生产技术改革上的许多新事情一件件试验成功了。过去每碰到一些挫折就声称“我早有言在先”的一些人，现在已经不吭声了。其中有的人说：“以后可不敢瞎说了，新社会的事情咱就是说不准……”“十年辛苦不寻常。”虎头山给了大寨人应得的报偿。刚解放那几年，这里每年的粮食总产量是15.4万斤左右。1953年，是20.3万多斤。1962年，已经增长到55.1万多斤。
下这么大工夫，打这么多粮食，为谁？为自己吗？只要总产量的一半就够吃了。他们1953年卖余粮、交公粮共计4.5万斤，平均每户500斤；1962年卖余粮、交公粮共计24万斤，平均每户3000多斤。对国家的贡献年年增添，社员们的生活也年年改善。现在集体储备粮还有7万来斤，平均每口人有200来斤。可是他们还要争取更多增产，还要整修更多土地。为什么？
永贵说：“我有时候也问过自己：这是为了什么？心里有一句熟话回答了自己：为了给社会主义加油啊！也为了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到底有多大！不为这个大目标，大家怎么能有这么大干劲？光为个人的肚子，那早就满足了，为社会主义，那就永远没个够。”
他从办社以来长期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战线上打头阵，为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大目标。
永贵同志几乎每天都是半夜才睡，一大早又和别的社员同时起来，一样劳动，中午十有九也休息不了。年纪也渐渐大了，快50岁的人了，身体不像前些年壮了。他说：“劳动一天，还要做工作，要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是假的。睡的时候往炕上一躺，也真觉得浑身‘受制’。”那他为什么还要力争多劳动呢？听听他自己说的几句话吧：“这不光是群众拥护你不拥护你的问题，也是自己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过去给地主富农当牛马，地主富农不劳动也过好日子，自己心里是啥滋味？我们闹革命，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人，自己就不能不劳而食。要是那样，到底是谁革谁的命呀？我们要稳固阵地，就要自己思想上没病。敌人对我们是哪个不健康拉哪个，哪个健康他就不敢拉。能劳动而不劳动，思想离劳动人民就远了，就不健康了，还怎能把阵地占牢？”阵地，在试验田里
12年前立下的大志，一年又一年，一步又一步，在大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那是1951年的事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两年，工农联盟的新阶段刚刚开始。在天津，举办了华北区物资交流展览会——把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密切联系起来的一次大检阅和大动员。支部书记陈永贵带着大寨人的心意随同山西农民代表团到天津去。一辈子头一次走出山区，头一次看见平原，头一次走进城市。啊，咱们中国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地方！叫人好喜欢啊！最吸引人的是那些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农药……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粮食高产量，有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的事迹，有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的图画……解放了的人民，能干出多少自古没有的大事情啊！永贵的心，也像山谷里的河水流到平川上那样奔放起来。
可是，一想起虎头山上那800多亩就有4000多块的山地，普照着阳光的心田上突然又蒙上一层暗暗的影子。永贵的心事又沉重起来。从天津回来，在火车上，看着无边的平地，听着同伴们谈论种地的机器，想着在山地上那些大机器施展不开，他有些纳闷儿。他一声不吭，心里翻腾：
——平川，平川；山地，山地……平川前程美好，山地可怎么办？山沟里的生产，以后老是落在后边？
——山地，山地；平川，平川……平川有优越条件，山地就没优越条件？有，有！平川上的地，就是这么多，再也长不出来了；咱那山沟地，闸一闸，就能展一展。咱那梯田，一台一台的，能多照太阳多透风，在这一点上平川就比不上。
——那些大机器，山里暂时用不上，化肥可能给咱帮帮忙；咱山里人，在吃苦耐劳上，也特别强；在耕作、栽培的技术上，平地上能改革的，山地上哪一样不能改革？山地还能多种果木，多养牛羊，这一点平川就比不上。
——行，行！山地也有山地的好处……
永贵想得兴奋起来，忽然拍了一下从山区来的同伴的肩膀，叫了起来：“老伙计，不要光对平川眼红，咱山里有山里的路。要论多打粮食，咱敢跟平川上的人扳跌（角力，竞赛）！”
好志气！这可不是说空话哩。永贵就是这样的人，认定了一条路，千苦万难也不回头。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大寨的互助组办好，争取快些办合作社，靠着雇农老伙计们，靠着贫农好弟兄们，靠着集体的力量，开辟出来一条山区农业技术改革的大路！
敢想敢说，说到办到。莽撞吗？不。永贵有一股子倔劲，也有满肚子细心——不断前进，不断试验。
1952年冬天，在县委的支持下，初级农业合作社终于办成了。从那时候起，大寨支部和永贵同志就领导社员们一面大兴农田基本建设，一面试验农业技术改革。“俺永贵年年在生产上要来个新套套。”“俺永贵的新套套一拿出来就灵。”提起永贵的“新套套”，如今在大寨周围的村子里，连花白胡子老汉也都佩服。虎头山上老辈子的烂坡地、荒沟地，10年来一年比一年多打粮食。是“菩萨”特别保佑大寨人？是老天特别照顾这一方？永贵的“新套套”为什么特别灵？
1963年6月26日，在讨论怎样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提高到新阶段的昔阳三级干部会议上，永贵把“灵”的原因说得很好：
头一条：“人逢喜事精神爽”，解放了，集体化了，人的脑子也就“灵”起来了。没有集体的力量，新技术就出不来，更行不开。解放前，他的技术也不怎么样。给老财干活哩，谁还关心提高技术？
再一条：“经过试验看得清”，试一次，再试一次，从“不灵”渐渐就变“灵”了。集体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可是光坐着不动手，光守旧不革新，集体的优越性就看不见，更用不上。
还有一条：他长期参加劳动，又注意吸取老农经验，传统技术根底深。新技术要有老根底才能发得旺哩！
永贵说，试验，也是占领阵地不可少的。不先侦察清楚，没有把握，净打败仗，谁还跟你上阵呢？领导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不能光凭老技术。要创新，又不能瞎闹，非试验不可。
办社头一年，他就开辟了试验田。试验什么？同老伙计们商量，先试验一下谷子的品种。在一块地里，种了12样谷子，同样看待，同样管理。比的结果，有两个品种产量最高。第二年光种这两样谷子，果然增产了。可是，又发现了问题：这两样谷子并不是在每块地里都长得很好。怎么回事？大家讨论，发现这是因为土质、地势不一样。怎么才能断定哪种地种哪样庄稼好？再试验下去！
试验，也碰到了失败。1954年，在7亩地上一次上了200多担煤灰肥，要看看能不能来个大增产。不料，反而坏了事，弄了个大减产。丧气吗？不。他们从这次失败中懂得了一个道理：什么肥料上在什么土质的地里好，什么庄稼上什么肥料好，这里头大有讲究。过去单干、互助组的时候，都没有因地施肥的可能，光知道多上粪就多打粮；集体化以后，土地、肥料统一使用，因地施肥就是一条增产大计。从此，开始试验不同的土质、不同的庄稼怎样上不同的肥料。过了几年，就大体上摸清楚门道了。
有人说，这件事自古以来没见过，怕不行。永贵偏要试验试验。有人说，这是外地的好经验，你们放心推广吧。永贵不轻信，还要先在大寨的小片土地上试验试验再说。有人说，这件事我们那里早办过，失败了，你们别再瞎费心思了。永贵也不盲从，“你们失败了，我们就不兴办成功？不信！多试验试验，会有什么坏处？”
国家开始供应磷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磷肥不顶事。别的地方也有人试用过一次，结果的确是不见效。永贵想：要是磷肥不管用，国家办那磷肥厂干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决不会坑人。不见效，一定是不会用。尽管别人试用了没成功，永贵还是决心再试试。
1957年，头一回，单独用磷肥往地里撒，果然无效。就此撒手吗？那可不合乎永贵的脾气。第二年，用磷肥和农家肥掺和起来用，再试。结果，又失败了。
第三年，再试验，把磷肥、农家肥掺和起来，再加上水，用的效果还是不明显。向耳边飞来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了。永贵心想：你说你的，我还要试，非看个究竟不可！
第四年，1960年，永贵又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前思后想，想道理，想主意。最后，用磷肥、农家肥加水搅混起来，等发酵以后再往地里上，终于成功了。磷肥在群众中有了威信，永贵在群众中也有了更高的威信。以后全大队的地里普遍用磷肥，普遍达到增产的效果，顶了大事。
可以满足了吧？不。1961年，又试验把磷肥、农家肥掺和发酵后，再加些氮肥进去一起用，效果比磷肥、氮肥分开用更大了。越试验，越有劲。他们的试验还在不断前进：试验各种不同土质的地，磷肥、氮肥各用什么比例最合适，试验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料最恰当，试验各种肥料的肥效各能持续多长时间……
要革命，就不怕失败；要革命，就不能满足。失败了，吸取教训，再试验；成功了，前进一步，再试验。一步一步试验，一年一年试验，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永贵和大寨支部的同志们？不仅是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过好日子，而且是为那崇高的目的：更凸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凸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不能忘记，单干时代的大寨，人也穷，地也薄——没有力量深耕，没有力量改良土壤，没有力量保持水土。那时候，这里的土地绝大部分不能种高产作物。刚实现合作化那一年，800来亩地也只有100多亩能种玉米，其余的地只能种扎根浅产量低的庄稼。集体化了，怎么办？继续忍受这低产量？不能。等待国家造出山地用的机器？不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寨人，社会主义时代的大寨人，不能服这口气，也不能坐着等机器。就凭自己的力量，要把这穷山薄地改个样子！靠集体自力更生，加上国家贷款支援，1954年秋天，一次就买回来18头犍牛。山地深耕的试验开始了。
第一次试验，用两头牛曳一张犁，犁过去，一量，还是只能耕4寸深。不能再深了？动动脑筋，再试验！
第二次试验，前边用两头牛耕一遍，后边再用两头牛跟上套耕。想得不坏，可是一试，还是不成。前边开了沟，后边的两头牛拉的犁头架在沟沟上，深不下去。有的人却在一边看笑话，说风凉话：“这是让牛活受罪哩！”他们不听风凉话，变个法子，又试下去！
再一次试验，前边还用两头牛耕，后边换成一头牛，走在犁沟里再套耕。这样，犁头架不起来了，可是，曳不动。
哪怕有人笑得更响，再试！热心的社员提出了好主意：把后边这张犁的犁镜去掉，光用犁铧破土。这一下，好了，能再深1寸多。前后加起来，有5寸多了。
用这办法，一年深耕不完全部的土地，计算了一下，一年可以深耕1/5。那就分期分批，5年完成它。——到现在，全大队的土地已经全部套耕过，活土层都加深到半尺以上了。当初在一边嬉笑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试验，让人更清醒；试验，使人更坚定。
永贵认定了：集体化为农业技术改革创造了从来没有过的新条件。力量大了，肥料多了，土地也改良了，种庄稼的一整套做法都可以改进，都必须改进。从1956年春天起，他就开始试验密植，通过田间对比，摸到了适合当地条件的玉米密植标准。以后，深耕、施肥的条件又有了更多改进，密植的办法也不断试验，不断改进。永贵每天下地劳动的时候用心观察，了解到沟洼地、岭梁地、阴坡地、阳坡地通风透光的差别很大，又通过试验摸透了各样土质、各样庄稼不同的密植方式。同一块地，地边上和地中间的通风透光情形不一样，也通过试验摸着了地边上和地中间的不同的合适的密度。年年试验，年年改进，路越摸越熟，地越种越巧，他们在技术改革上的脚跟站得越来越稳。
试验，年年做；挫折，年年有。暂时的失败，局部的失败，常常碰到。好胜好强的大寨人有这么一个特色：最不喜欢失败，可也并不害怕失败。他们是习惯于从失败中吸取经验的。他们甚至曾经故意要碰碰某些权威的结论，为的只是从中学乖。
1955年，永贵做了这样一次试验——他听到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志说，生了白发病的谷草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再把牲口粪上到地里会传染更多的白发病。真的？许多社员不相信，永贵也不相信。他就故意用生了白发病的谷草沤了一小堆肥料，上到一小片谷子地里。秋天，这片地的谷子生白发病的果然特别多。永贵把社员们召集来看这块地，把试验的经过告诉大家。大家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是笑自己原先不相信科学的老脑筋。他们就在这笑声中同自己的老观念告别了。从此，大寨的人们更相信科学道理了。永贵说：“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到了大面积上可就成了大问题，推到更多事情上更是个大问题。”
1962年春天，按照试验成功的办法，大队决定推行在谷子地里带种成熟期短的小日月高粱。别的生产队照办了，收成很好。第二队嫌小日月高粱产量低，在谷子地里带种了产量高而成熟晚的一种高粱。结果，这种高粱根本没有见籽，这些地上的总产量反而比单种谷子还要低。在别的地上，第二队的产量却比第一队高，算总账，要多打5000来斤粮食。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第二队的磷肥发酵得好，用法得当，第一队的磷肥发酵不足，用法不对。既然出了“学费”就要学到本领。支部抓紧机会发动大家从两个队各自“跌跤”的地方分析原因。第二年，就都又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教出来的人算能哩！老辈子哪见过山上也能打这么多粮食！”永贵和大寨支部的同志们，在一年又一年的科学实验中赢得了老农的钦佩和信服。
社会主义的集体加上不断革新的技术，如虎添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大寨的山上升得越来越高了。能再让它降低一点吗？不能！永贵说得好：“这不光是咱一个大队的事，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名誉哩！一定要再增产，一定要再试验……一想起这些，身子再劳累，我也能坚持下去！”
革命，就是伟大的试验。试验，就是革命的方法。办社会主义的大事，是做自古以来没有做过的新鲜事。暂时的失利总是会有的，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革命到底的人们的。
革命，没有尽头；试验，没有尽头。大寨的同志们，把通过试验占领新阵地的革命精神坚持下去吧！阵地，在思想深处
不光要把每一块瘠薄的山地改造成肥沃的土壤，还要把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改造成先进的社员。要使每一个大寨人都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事业的人——这是永贵和他的战友们多年以前就定下的一个理想。
他们用高度的革命热情对待每一个社员，即使是一块顽石也要用热情把他化开。永贵从办互助组开始就越来越清楚地认定了：老雇农、老贫农和下中农阶级弟兄，虽然某些人在这时候或那时候、在这地方或那地方，看来有这样那样或轻或重的毛病，但从本质上来看，总是好的，总是和社会主义一条心的。毛病，总是能治好的。在党的指引下，他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富裕中农，一方面难免有资本主义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很坚决；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劳动人民，只要好好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他们是会同社会主义的集体一起前进的。
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面争夺地盘，看究竟谁占上风。这里需要百分之百的坚定性、原则性，却不需要一丝一毫的粗暴。永贵是个急性子人，在旧社会受过深重的苦难，使他对待一切不利于革命的事情都特别容易发脾气。发脾气有什么用？革命者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按照党的政策、方针办事。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斗争中，永贵对于运用“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对于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艺术，越来越熟练了。
好几年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队里派社员赵小和去放羊，他把羊赶到山坡上就丢下不管。他干什么去了？到沟边上割荆条去了。割荆条干什么？编筐子，拿去卖。集体的羊，在他手下，越放越瘦。又一次，派他出去买羊，他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15只生了疥疮的羊，回来当作好羊用高价向社里报了账。后来，这15只羊一个也没活下来，还把原有的70只好羊也传染死了。
小和是个贫农，入社以后的生活比原先好多了，为什么不爱社？永贵很生气，又很纳闷。教训过他好多次，不解决问题。一时好一些，过些时又犯了。怎么办？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阶级弟兄落在社会主义队伍后边。一定要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贫农队伍里的这个“死角”！
永贵去找小和，耐心地同他谈心。“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缺钱花？”“不困难。”小和低着头，不愿意多说。“你怎么办出这号事来？”“谁也知道多弄几个钱花自在。”小和还是满不在乎。“不嫌丢咱贫农的人？过去你过的什么生活？你忘了，你9岁死了爹，10岁死了娘，12岁就给地主放羊，被狠心的地主把你连人带羊卖到平定，如今你的日子比过去强多少？这日子是哪里来的？”
一句话勾起了满肚子心酸，小和流下了悔恨的泪：“我错了！”
永贵原先也没料到，这句话会这样灵。他又睡不着觉了，想了大半夜。他很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的好法子。
那些热爱集体的社员是怎么想的？又找了一些人谈心，证实了自己的设想：他们对过去的苦处记得深，对集体的好处认得真。
他想清楚了，向支部提出了一个建议：发动社员群众，都来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就拿赵小和做个样子，把他过去的生活和眼下的生活，把集体对他的好处和他对集体的态度，拿到社员里边，在饭场上、地头上讨论讨论。
不出所料，讨论一展开，就很热火。大家对小和的错误严格批评，对小和的觉醒热情欢迎。谁也没有让自己的阶级弟兄脸上难看，而是把他当作一面镜子对照自己。不少人都诉说过去的苦，称道今天的甜。热爱集体的社员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事事把集体利益放在头里，有些缺点的社员也主动作了检查，保证改正。有的拿自己同更先进的社员比，说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要赶上去。有的拿自己同赵小和比，说自己也有类似的思想，要快些改……
几次讨论之后，不光赵小和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部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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