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魏后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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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试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2006年11月

序言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过程包括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是城镇化数量（速度）和质量的有机统一。从长远发展来看，单纯追求速度、缺乏质量的城镇化将是不可持续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推进的轨道。1978～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而1996～2012年则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1世界城市化展望》，在1981～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这期间世界平均仅提高0.41个百分点，其中[1]发达地区为0.25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为0.55个百分点。

然而，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是建立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这种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存在许多弊端：一是片面强调“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居住、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不重视。2012年，全国统计在城镇人口中的农业转移人口高达2.34亿人，他们虽然在城镇就业工作，却不能在城镇安家落户，不能共享城镇化的成果，其市民化程度低。二是忽视城镇资源配置效率，高度消耗土地、能源、水等资源，并大量排放“三废”，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三是生产、生活和生态不协调，突出表现为城镇工业用地偏多、效率低下，居住、生活休闲和生态用地偏少，城市宜居性较低。四是城乡分割，尤其在户籍管理、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长期实行城乡有别的隔离政策，严重制约了城乡一体化和互动融合发展。五是城镇缺乏特色，城市品位不高，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现象严重。很明显，这种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越过50%的拐点，2012年达到52.57%。这表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推动城镇化战略转型，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将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这种战略转型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据预测，到2033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表明，未来20年，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但相比较而言，城镇化率每年提高的幅度将逐步降低，预计年均提高幅度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城镇化将进入减速阶段。二是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现阶段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水平较低，而是质量不高。为此，要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把城镇化快速推进与质量提升有机结合起来，促使城镇化从单纯追求速度型向着力提升质量型转变，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三是由不完全城镇化向全面（完全）城镇化转变。加快全面城镇化进程，着力解决农民的市民化以及城市民生和社会问题，这是今后推进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四是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要根本改变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效率、不协调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促使城市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可持续、和谐有序的新型科学发展模式转变，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二）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五个基本内容之一，并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早在2007年5月，温家宝总理就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显然，这里所讲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新型城镇化道路”并非是分割的，而是具有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绝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中国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也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这是因为过去的传统城镇化模式，也可能具有中国特色，但并非一定符合时代潮流和科学发展观要求；而欧美发达国家采取的一些新型城镇化做法，未必都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把“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有限，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同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解决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诸多问题和矛盾。因此，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既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走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老路，也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而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符合中国实际、符合各地区实际的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城乡一体、四化同步的城镇化。它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城镇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传统的城镇化战略和模式的彻底扬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和空间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三）

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中，我们以“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为题设计了招标课题。课题中标立项后，我们立即按计划启动了项目研究。2010年，课题组先后赴江西南昌、九江和抚州，贵州毕节，浙江杭州，内蒙古包头等地开展调研，2011年又组织部分成员到山东莱芜，湖北武汉，重庆，贵州贵阳、黔南和铜仁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到湖北鄂州、武汉等地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行专题调研，收集了大量有关城镇发展与城镇化的第一手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和资料支撑。同时，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在原有8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7个专题，使专题总数达到15个。到2011年底，各专题研究报告初稿全部完成。经过课题组多次讨论，到2012年11月，终于完成全部15个专题报告和总体报告的修改完善工作，并于2013年2月顺利结项。至今为止，课题组通过国办、全国社科基金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种渠道，向中央、国务院提交了10份政策建议及相关成果，其中多项成果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被相关部委和省级政府采纳。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08&ZD044）的最终成果。项目首席专家为魏后凯，主要成员宋迎昌、李景国、李国庆、刘勇、李红玉、王业强、李恩平、吴利学、盛广耀、袁晓勐、蔡翼飞、成艾华、高春亮、仇怡、王蕾、陈雪原、张燕、苏红键、关兴良、郭叶波、钟少颖、丁兴桥、武占云等。肖金成、叶裕民、刘治彦、梁本凡、单菁菁、侯景林、娄伟、李萌、尚教蔚、李宇军、黄顺江、陈洪波、蒋媛媛、刘长全、邬晓霞、时慧娜等参与了研究计划制订和内部讨论，侯景林和蒋媛媛提交了部分中间研究成果。最终成果共分为16章，其中第一章为总体研究报告，第二章至第十六章为专题研究报告，主要从不同角度深化和支撑总体研究。附录一至附录十为向中央、国务院提交的各种政策建议和相关成果。

在课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全书由魏后凯统一设计，提出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并花了半年多时间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完善和审定，部分进行了重写。各章的分工如下：第一章，魏后凯、苏红键、关兴良；第二章，高春亮、魏后凯；第三章，王业强；第四章，郭叶波、魏后凯；第五章，蔡翼飞、吴利学；第六章，刘勇；第七章，王蕾、魏后凯；第八章，仇怡；第九章，张燕、魏后凯；第十章，李红玉；第十一章，李景国、丁兴桥；第十二章，成艾华、魏后凯；第十三章，李国庆；第十四章，宋迎昌、钟少颖；第十五章，李恩平；第十六章，陈雪原、魏后凯；附录一至附录三，魏后凯；附录四，魏后凯、王业强；附录五，魏后凯、成艾华；附录六，魏后凯、袁晓勐；附录七，魏后凯；附录八，魏后凯、盛广耀；附录九，魏后凯、苏红键；附录十，魏后凯。

城镇化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本课题设计的“1+15”研究不可能对有关城镇化的所有问题都展开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路径、农民市民化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构建以及城镇化推进中的各项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本课题虽然已有所涉及，并设置了相应专题，但囿于经费和时间，并没有展开全面深入的大规模研究。好在以魏后凯为首席研究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已于2013年初启动，在这一创新工程项目中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魏后凯2013年6月23日于北京中海·安德鲁斯

[1]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2，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New York.

摘要

本书是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08&ZD044）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16章，第一章为总体研究，着重考察中国城镇化的演变阶段，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以往城镇化战略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基础、内涵与基本特征，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思路、模式选择、长效机制和支持政策体系；第二至第十六章为专题研究，主要从不同角度深化和支撑总体研究；附录一至附录十为课题组成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的政策建议。

本书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思路有机整合起来，系统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思想。这种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以人为本、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城乡一体、“四化”同步的城镇化。它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渐进、集约、和谐、可持续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书中提出，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由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城乡分割型向融合共享型转变的重要战略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应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城镇化模式，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构筑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三级城市群体系和“四横四纵”重点轴带体系，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围绕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书还将城市社会和环境效率纳入城市效率考察的综合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综合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的城市规模效率分析框架，提出了城市规模效率曲线的倒“U”型假说和中国城市规模有效性的判别标准，并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2010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从动态的视角将城镇化成本与城镇维持成本区分开来，提出了一个城镇发展成本分类体系和城镇化成本测度方法，据此对中国城镇化规模扩张和公共服务成本进行了具体测算；从集聚生产要素、诱发有效需求、加速空间扩散、本地化分工效应四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城镇化的技术创新效应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并采用全国整体时间序列数据与七大区域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城镇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深入探讨了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城镇化驱动力”（Drivers）-“机理”（Mechanisms）-“环境影响”（Effects）三要素组成的城镇化对环境质量影响的DME机理模型，并采用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城镇投入、城镇产出和城乡发展对比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集约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2001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省级数据进行了评价分析。

Abstract

This book is the final research product of a key project funded by the Chinese Fund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 08 & ZD044）. This book consists of 16 chapters，chapter 1 is a general study on the evolution，accomplishments，and drawbacks of China’s urbanization，and offer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is，the scientific basis，connotation and basic features are investigated，and the general thought，mode selection，long-term mechanism and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are proposed as well. Chapters 2 to 16 are monographic studies，which deepen and support the general research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appendixes 1 to 10 are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is book，authors combin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ganically and put forward systematically the thought of taking the road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conforms to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emphasizes human oriented，intensive，intelligent，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among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features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diversification，gradualism，intensification，harmony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book notes that fou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from speeding up to slowing down，from seeking quantity to seeking quality，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and from urban-rural divided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are happening to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eriod，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take diverse modes of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ocal conditions，carry out polycentric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strategy，construct three-level（world level，national level，regional level）urban agglomeration system and four vertical and four horizontal key development axes，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urbanization spatial pattern，and improve urbanization quality comprehensively.

This book conducts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into the issue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main work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As urba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framework，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rban scale economies consisting of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on the basis of which，the hypothesis of inverted U shape curve of urban scale economies and criteria of urban scale effectiveness are presented，which are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the data of cities at the prefectural level and above. Based on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urb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a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ization quality is constructed，and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China is assessed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data of 286 cities at the prefectural level and above in 2010. Reviewed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urbanization cost and cities’ maintaining cost are distinguished，and both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were designed and th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st resulting from city’s scale expansion and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ect of urbanization，in which urbanization could promote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concentrating factors of production，stimulating effective demand，facilitating spati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and division of localization，is put forward. Besides，an empirical test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ec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s carried out using national time series data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set of 7 region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urbanization，the DME（Drivers Mechanisms Effects）concept model composing of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is constructed and then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0.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urban input，urban output and contrast in urban-rural development，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intensive urbanization is also constructed，and applied to assess and analyze the intensit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using provincial data of 2001，2006 and 2010.第一章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经济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中心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城市群迅速发展完善，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然而，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建立在资源能源高消耗、土地广占用、“三废”高排放的基础之上，城镇空间蔓延失控，城镇体系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城镇化进程中的非包容性问题严峻，城镇建设缺乏特色、管理缺失等问题突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在新的科学发展理念下，必须避开传统城镇化的老路，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推进多元化、渐进式、集约型、和谐型、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鉴于此，在新时期，必须明确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采取新的总体战略思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模式与路径，建立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新型长效机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城镇科学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格局。一对中国城镇化战略的评价与反思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城镇化过程也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从空间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魏后凯，2005）。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城镇化稳步推进和快速推进时期，城镇化和城镇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健康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与阶段进行客观科学判断，总结城镇化取得的成就，并揭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尤其要分析传统城镇化战略的种种弊端，对其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根据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大体可以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城镇化的历程分为波浪起伏时期（1950～1977年）、稳步推进时期（1978～1995年）和加速推进时期（1996年至今）三大时期（见图1-1）。1.波浪起伏时期（1950～1977年）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波浪状推进。这一时期又可分为6个不同阶段：一是1950～1953年的恢复和稳步推进阶段，此期间全国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增加到13.31%，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二是1954～1955年的停滞阶段，城镇化水平在13.5%左右徘徊；三是1956～1960年的城镇化大冒进阶段，在“大跃进”思想支配下，全国城镇化水平由1955年的13.48%迅速扩张到19.75%，年均提高1.25个百分点，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四是1961～1963年的反城镇化阶段，3年内全国城镇化水平下降了2.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0.97个百分点；五是1964年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当年城镇化水平急剧增加了1.53个百分点；六是1965～1977年的停滞和衰退阶段，此期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城镇化水平一直在17.5%左右徘徊，并呈现微弱下降的趋势。图1-1 中国的城镇化阶段划分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和《中国统计摘要》（2013）绘制。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短暂的平稳发展、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年“大跃进”和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大小“三线”建设的停滞发展等阶段。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大起大落是该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教训（周一星，1995；刘勇，2011）。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城镇化进程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不稳定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照搬苏联模式，过于重视重化工业发展，忽视非生产性建设的工业化战略，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大跃进”政策方针以及对国际形势的严峻估计、工业发展遍地开花、忽视大城市的带动作用等因素密切相关（见表1-1）。此外，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亦较大。在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国制定了固定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以分散为特征的“三线”建设政策，以及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取消城市规划等政策措施，这些为后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奠定了基调（周一星，1995）。2.稳步推进时期（1978～199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镇化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周一星，1995）。首先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的重大战略转变；其次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由以重化工为重点转变为以消费品轻工业为重点，城镇就业吸纳能力显著增强；再次是在固定户籍制度约束和乡镇企业兴起的背景下，“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当时工业化的主要模式，工业在农村地区分散布局，小城镇由此开始繁荣并迅速在中国城镇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周元、孙新章，2012）。但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呈现极大的热情，导致投资与经济“过热”，而随后采取的紧缩性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见表1-1）。此外，小城镇的“遍地开花”和工业布局的分散化，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大中城市规模受到控制，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城镇就业人口吸纳能力有限。表1-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三个阶段的特征、成就与弊端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至1995年，是中国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提升，由1977年的17.55%提高到1995年的29.04%，18年内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1.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了0.64个百分点。其中，在1978～1987年，全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较快，年均提高0.78个百分点；而在1988～1995年，由于受1989年治理整顿政策的影响，全国城镇化速度趋于放缓，平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总之，这一时期虽然全国城镇化在稳步推进，但由于工业化推进较快，加上历史时期各种矛盾的积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3.加速推进时期（1996年至今）

自1996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见表1-1）。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越过30%的关口，达到30.48%，2001年中国人均GDP又越过1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同时，通过对前一阶段分散化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和城镇化道路的反思，大城市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相继把推进城镇化提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指出“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化道路，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正是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步入了加速推进时期，17年间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38个百分点，远高于1950～1977年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和1978～1995年平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的速度。其中，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人口由2005年的5621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66978万人，5年内共新增城镇人口1076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53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99%提高到49.95%，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十一五”时期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和城镇化速度与“九五”和“十五”时期基本持平，但远高于“七五”和“八五”时期的水平（见表1-2）。2011～2012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102万人，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31个百分点，其速度略低于“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高速推进后，“十二五”时期的推进速度已有减缓的趋势。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将逐步减缓，开始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转型时期。表1-2 各时期中国城镇化速度比较（二）中国城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城镇化的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城镇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71182万人，年均增加1586万人；乡村人口由79014万人减少到64222万人，年均减少435万人；相应的，全国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52.5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尤其是1996年之后，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1996～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是1978～1995年的2.2倍，是改革开放以前的5.5倍。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乡村常住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潘家华、魏后凯，2012）。

与同期世界城镇化进程相比，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也是显著的。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世界城镇化率从39.4%提高到51.6%，年均提高幅度仅有0.41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则从19.4%提高到49.2%，年均提高幅度高达0.99个百分点。这期间，发达地区城镇化率由70.1%提高到77.5%，平均每年仅提高0.25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由29.5%提高到46.0%，年均提高幅度也只有0.55个百分点（见图1-2）。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世界城市化率为52.1%，按2001～2011年平均增速0.49个百分点推算（United Nations，2012），2012年世界城市化率估计在52.6%左右，与中国城镇化水平大体持平。世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50%花了50多年时间，美国花了近40年，日本花了20多年，而中国仅用了15年。图1-2 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注：2010年之前为实际值，2010年之后为预测值。资料来源：根据United Nations（2012）绘制。2.城市经济日益占支配地位，中心城市作用明显增强

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大规模集聚，城市规模与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全国经济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2010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土地面积为62.9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5%，而年末总人口达到38866万人，占全国的29.0%；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5978.4亿元，占全国的61.3%，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64.7%和68.0%；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6834.1亿元，占全国的61.7%。与2000年相比，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占全国比重分别提高了0.5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比重分别提高了2.1个、1.2个、2.4个和2.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尽管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土地面积和总人口平均规模稍有增长（分别提高了30.2%、24.1%），但其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平均规模分别增长了3.7倍、8.2倍、5.7倍、1.3倍（见表1-3）。表1-3 2000～201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平均规模的变化

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人口、要素和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城市中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凸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沈阳、武汉、西安等一批中心城市，已成为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枢纽，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命脉。中小城市的中心地位和辐射作用也进一步增强，在带动周边地区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效拉动了全国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城市各项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方创琳，2009）。特别是，城市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由1990年的3.1平方米提高到2011年的13.8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由2.2标台提高到11.8标台，城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由0.03辆提高到18.58辆。目前，全国已有230多个城市开辟了公交专用道（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春、大连、武汉、深圳、重庆、南京等城市开通运营了轨道交通，到2011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1672公里。城市公用设施普及占有率大幅提高（见图1-3）。其中，城市用水普及率由1981年的53.7%提高到2011年的97.0%，燃气普及率由11.6%提高到92.4%，城市污水处理率由1991年的14.9%提高到2011年的83.6%，建成区绿地率由1996年的19.05%提高到2011年的35.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4.4%提高到39.2%，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维持在3.0座左右。城市建设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保障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图1-3 历年全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水平注：自2006年起，用水和燃气普及率指标按城区人口（包括户籍统计和暂住人口）计算。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建设年鉴》（2011）绘制。4.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图1-4 历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各项生活水平指标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一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1810元，年均增长13.4%，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6.3%（见图1-4）。二是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从1997年的0.2辆提高到2011年的18.6辆，拥有移动电话从1.7部提高到205部，拥有家用电脑从2000年的2.6台增加到2011年的81.9台，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1年的32.7平方米，提高了3.9倍。城市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比如，从饮食构成来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90年的130.7千克下降到2011年的80.7千克，禽类由3.4千克增加到10.6千克，鲜奶由4.6千克增加到13.7千克，鲜瓜果由41.1千克增加到52.0千克。5.城市群迅速发育完善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交通网络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自“十五”计划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来，在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的合力作用下，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闽东南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长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主宰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命脉（姚士谋等，2006；肖金成、袁朱等，2009；方创琳等，2010）。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群体竞争新时代，城市群迅速发育完善，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不断加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为了继续发挥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十一五”以来，国务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区域性规划，各地也纷纷制定相关战略与政策，大力培育壮大城市群，积极推进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株潭、中原城市群等的一体化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广佛、郑汴、沈抚、珠澳等同城化也在积极推进。6.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城镇化从投资、供给、需求、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投资来看，城镇化对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可直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为了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需要建住房、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修水电、建公共服务设施等，这将带动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研究表明，每新增1个城镇人口，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依据“十一五”时期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吸纳2153万农民进城，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将超过2.1万亿元。这种由城镇化引发的投资增长不仅可以缓解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同时也能为新转入的城镇人口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梁达，2012）。

从供给来看，城镇化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和物流、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有利于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有利于吸收和消化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将已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现有研究显示，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就业提高约0.35个百分点。因此，大力推进城镇化将有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城乡就业压力，维系城乡社会稳定。

从消费来看，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现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有2000万农民及其家属要进入城市，而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1.8个百分点。正因如此，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越高，这一倾向非常显著（见图1-5）。此外，城镇化也会带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民收入的增长将会提升消费水平，把农村广阔的潜在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需求。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将进一步开拓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图1-5 2010年全国各省份城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关联性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资料绘制。

此外，城镇化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统计显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由3.9：50.2：45.9调整为2.8：49.8：47.4。

主要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9.8%，2011年天津为31.1%，苏州市为37.3%。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益成为推动各地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2011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0.4%。（三）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传统的城镇化道路，目前已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譬如片面强调“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居民素质、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不重视；忽视城镇资源配置效率，对土地、能源、水等资源的高度消耗；生产、生活、生态不协调；城乡分割；城镇缺乏特色；等等。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化质量不高，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呈现“四高五低”的态势，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水平、低质量、低和谐度、低包容性、低可持续性。这些问题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得以妥善解决，直接决定着中国城镇化的未来和美好前景。1.农民市民化程度低，难度大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这种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城镇扩区后存在的大量农民，虽然常住在城镇地区，并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体制之外，处于非城非乡的尴尬境地，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市民化程度很低。从外来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看，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这些外出农民工主要在城镇地区工作和居住。从统计上看，这些常住在城镇的外来农民工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仍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从本地农民市民化角度看，近年来各城市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城镇扩区后存在的大量农民，其市民化程度也很低。特别是，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大量的撤乡并镇、撤县变区）、城镇辖区面积扩大导致城镇人口统计“虚高”。这些“城镇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缺乏产业支撑力，也基本上没有城镇的基础设施供应，实际上仍然是农村（陆大道，2007）。

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中国现有城镇人口统计中包含着大量农业户口人口，非本地户籍的常住外来人口占很大比重。2011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2000年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市镇总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高达46.5%，其中市为36.1%，镇为62.3%。目前，城镇农业户口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体。从1978年到2010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4.93亿人，其中农业户口人口2.62亿人，占53.1%。这期间，全国城镇化率提高31.7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农业户口人口贡献了18.12个百分点（见表1-4）。也就是说，如果剔除农业户口人口的贡献，城镇化率实际仅提高13.6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提高0.43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由此造成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既削弱了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也造成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原居民之间各种权益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还加剧了人户分离，给人口管理带来难度。2010年，中国城镇人户分离已达2.26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33.7%。表1-4 1978～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分解2.资源高度消耗，利用效率低下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的粗放型城镇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建立在资源能源高消耗的基础上，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高，城镇化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一是能源消耗急剧增长。2001～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78%，但全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年均增长8.17%、6.69%、16.14%，是前者的2.16倍、1.77倍、4.27倍。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需要消耗煤炭87.58万吨标准煤、石油21.44万吨标准煤、天然气8.08万吨标准煤、城市建成区1285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1283平方公里。二是水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全国城市地区消耗水资源由1978年的78.7亿立方米急剧增长到2010年的507.9亿立方米，年均耗水增加13.4亿立方米。正因为如此，目前全国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超过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大部分缺水城市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了地面加速沉降。目前，全国发生地面沉降灾害的城市已超过50个。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不少城市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降水漏斗和地面沉降（魏后凯等，2012）。三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尽管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取得长足进步，万元GDP能耗由1978年的15.68吨标准煤减少到2010年的0.81吨标准煤，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万元GDP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欧盟的4.1倍、美国的3.8倍、日本的7.6倍，甚至比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都要高（见图1-6）。就目前来看，中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制约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能源、水资源的压力还将加大。图1-6 2009年世界各国与地区能源产出比例的比较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绘制。3.污染物排放迅速增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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