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葱葱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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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走过，怎会懂得试读：
序言
亲爱的朋友们，我写这本书，是因为真的有话想说，也有些故事想跟你们分享。
在这个全世界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的年代，不同的国家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到外国去生活到底好不好呢？曾经，我也被这些问题困扰过。
从十八岁上大学学外语专业开始，我就决心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人。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一定要出去看看。
这一看就是十九年。
学外语，留学，教外语，做外语媒体，为外交机构工作，和外国人结婚，像外国人一样生孩子不坐月子，带孩子不靠老人，我看上去已经全方位“国际化”了。
我悄悄地告诉你吧：我深深地知道，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虽然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人，但我最关心的永远是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幸福。
我想说一些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会让渴望“西方”的你失望，实在是抱歉了。我固执地认为，我应该放下面子，说真正的实话。如果非要说我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想就是坚持真诚的勇气吧。我再也看不下去网络上疯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中西比较”了。中国什么都不好，“西方”什么都先进，多么令人羡慕。
然而，“西方”是哪里呢？是中国以西的所有国家吗？是从印度到中东，到俄罗斯，到欧洲，到北美洲，再到澳大利亚吗？是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的总称吗？是所有非汉语母语的国家吗？事实上，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西方”也许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
在20世纪，信息障碍使中国人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神秘。对信息和交流的向往使中国人把所有的发达国家异化为了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看上去很美，但是永远也摸不到。我们只是为自己的盲目崇拜找到了一个依托的对象。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请不要再动不动就拿出这种可笑的“中西比较”了。这个立场本身就说明你对世界还一无所知，把中国放在世界之外。因为你还坐在井底，幼稚地比较着井内和井外的天空。
我想尝试着说清楚这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人的“西方”情结，我不得不再次做一些不是比较的比较。为了语言表达的简便，我在下面的文章里经常会使用中国和中国人，欧洲和欧洲人，法国和法国人，比利时和比利时人等字眼。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所写的仅仅限于我接触到的那一部分人和社会，并不能代表全部。我不是社会学家，我没有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过科学研究和统计，我所描述的只是发生在我和我的朋友身上的一些故事，它仅仅是一个侧面，不能代表全部。我不想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被简单地类型化为某一种形象。
我和你们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中国的位置在哪里？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又是什么？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答案。
在今天，我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永远发达或落后，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代表所有的真理。世界上的人，乍一看，很不一样，细心观察，没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你要自信。第一章叩响天堂的门
2010年9月12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结束了在成都的工作，收拾行囊，告别故乡，奔赴远方。我和相识一年的“外国人”一起从成都飞到比利时，准备在比利时注册结婚。
都说欧洲是天堂，而我就要去叩响天堂的门。
九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中转站—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中国离世界已经不再遥远，至少在地理意义上。
过荷兰海关检查时，我递上护照。因为之前工作的原因，我持有法国领事馆颁发的欧盟多次往返商务签证。搭乘荷航班机，从成都直飞阿姆斯特丹只需要九个小时，而荷航为了促销，为我的第二段行程荷兰阿姆斯特丹到比利时安特卫普赠送了火车票。因此，我需要在非目的地荷兰办理欧盟入关手续。荷兰警察看上去对此很不满，要求我说明来欧洲干什么。我说我代表公司来参加巴黎家居设计周，然后到比利时男朋友家休假。我提着公文包，画着淡妆，戴着黑框眼镜，说着流利的英文，从事着国际化的设计行业，FOLLOW着商务加度假的行程，就像众多中国机场的来来往往的白领一样，去上海先开个会，再到北京看个演唱会。荷兰警察根本认为我在撒谎，他觉得中国人没有这样生活的可能。他根据他的“常识”怀疑我有非法移民或到欧洲从事非法活动的倾向，我和“外国人”被荷兰警察请进海关办公室。我们被分开询问。
一个年轻的金发小警察拿出刚打印出来的一套表格，开始走程序。“你会讲英语吗？”“会，英语、法语、普通话、广东话都会讲，就是不会讲荷兰语。”“你会讲很多语言了。”“我希望如此。”
我很强势，他越是看不起人，我越要证明自己 。“你来欧洲干什么？”“参加巴黎设计周，然后到比利时的男朋友家休假。”“你有巴黎主办方的邀请函吗？”“没有纸质的，邮箱里有电子版，上网才能查。”
我故意摸出苹果手机，做土豪随时上网状。“请先把手机放起来。”“你准备在我们荷兰待多久？”“半个小时而已。火车站就在地下一层，我的火车还有十分钟就开了，是末班车。先生，我要去比利时。我只是从这里下楼去坐火车而已。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站台，看着我离开。”
荷兰小警察开始抓狂。“你有回中国的返程机票和去比利时的火车票吗？”“没有纸质的，网上订的，我手机里有预订号码。”“你没票怎么上火车？”“有订票号和护照号就可以上火车和飞机了。你们荷航提倡环保购票，我很支持啊。”“那你用手机上网查一下邮件吧。”“没有wifi信号，查不到。”“你身上有多少钱？”“现金300欧元，加中国银行卡。”“中国的银行卡在这能用吗？”“不知道，没在荷兰购物过，不过在巴黎能用，中国工商银行在巴黎有分行。”“300欧元在欧洲如何生活三个月？”“我银行卡里有钱啊，再说我男朋友还在呢。我们在中国旅行就用我的人民币，到欧洲旅行当然用他的欧元啊。”“那你怎么没有火车票呢？”“我得上网才能给你看啊，刚才不是告诉你了。”警察走了，去另外一个房间盘问非法移民嫌疑人的男朋友。
半个小时之后，警察回来了。“你男朋友不知道你要去巴黎？”“我还没告诉他我的安排，我原定到达后联系公司的法国合伙人，再确定行程。”“你认识你男朋友多久了？”“一年。”“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家人叫什么名字？”“舞台技术。母亲是雅克琳娜 ， 妹妹叫卡拉，父亲和哥哥的名字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请你写下来。”“两个名字，荷兰语叫 Kortrijk，法语叫Courtrai，比利时什么都用双语，麻烦，没办法。”“你说你有一千欧，为什么只有三百欧元？”“我现金只有这么多，没必要带三个月生活费上飞机啊？”“你男朋友为什么不知道你要去巴黎？”“我还没告诉他这些细节。”“你做什么工作的？”“家具设计公司市场推广。”“有名片吗？”“没有。”
空气凝固。
我的火车是彻底坐不上了。今天晚上难道要在这里过夜？男朋友妈妈说好来接我们的，这个点儿了，老太太还在安特卫普火车站等着我们呢，那可不是什么治安好的地方。
小警察一语不发，他好像也问不出什么了，只想这一切快点结束。“你觉得哪些地方不明白？我可以解释。”
我强压怒火，心中做好了大闹荷兰海关的准备，大不了今天又飞回成都去吃火锅。你以为我是猥琐胆怯的偷渡客吗？持合法签证到欧洲商务旅行和访友是我的人权。
我想法证明我的行程的“合理性”，遂翻出法国合伙人的电话。“这是我在法国的合伙人的电话和照片，你可以和他联系确认。”
警察打电话，法国合伙人接了。“你好，请问你是D.H先生吗？我是荷兰移民局警察。”“是的，我英语不好，你是谁来着？”“警察，荷兰移民局的。你知道谁明天要来看你吗？”“什么谁明天要来看我啊？我开车呢，你谁啊？你能说法语吗？”
荷兰小警察第二次抓狂。“你认识Lu小姐吗？”“认识。”“她是你的朋友还是合伙人？”“合伙人，当然也是朋友。”“她来巴黎干什么？”“找我啊，我开车呢，我不会说英语。”
小警察很尴尬地把话筒递给我：“你自己说吧，他不会说英语。”
小警察装摸做样地拿起电话监听。“你好，我被荷兰警察拦住了，还没入境，你得跟他们解释一下我的个人情况是怎样的。我回头再跟你详细解释是怎么回事。”
荷兰小警察硬着头皮接过电话，除了ok 和yes ，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我忽然看见，窗户外面站着一个女警官，正用眼神杀死我。我忽然意识到，她才是这一切的主使。也是，只有女人才能对外族女人这么狠。我们来势汹汹，读书比她们努力，抢了她们的工作；恋爱比她们温柔，抢了她们的男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开始生气，脸色也垮下来了。我气哼哼地拿出我的苹果电脑，翻出巴黎展会和家具的照片。
小警察进来了，一幅无奈的样子。他无法令女警官满意，也不知道再问我什么。他尴尬地坐下。我决定相信他有人性的一面，而当我翻出我们的家具样品照片给他看时，他一下子绷不住了。“哇，家具很漂亮嘛。”“那是，可费劲了。这是法国设计师设计的，把我折腾惨了。”
我使劲翻照片，哗哗哗。“好的，我看够了，谢谢。这里有电脑，你打开你的邮箱给我看下回程机票。”
我打开邮箱，把巴黎的邀请函和回程机票都找出来给他看。
终于，他说：“等我的同事把你的护照送回来，你就可以走了。”早点让我上网不是节约我三个小时时间，现在火车没了我怎么办？
我没有继续纠缠，因为我一秒钟都不愿意再待在这个房间。这个座位你坐下来，你有罪的假设就成立了，你要证明你无罪才能离开。“外国人”在门口等我， 他长这么大还没被警察这么折腾过。我忽然觉得，这只是开始。我跟着他到欧洲来，付出的是我，牺牲的是我。我沾不了他什么光，倒是我自己忽然不能发光了。
小警察忽然跑到门口，对我们说感谢合作，还握手告别。过了一会，他又说：“我也不愿意，没办法。”
他应该是刚到海关工作，他还不习惯用傲慢与偏见来把守欧洲的大门。
我很想发火，忍了，因为我老了。
我以为我很国际化，今天的中国离世界很近，可是荷兰警察坚信中国离世界还很遥远。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可以购买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中国企业已经在巴黎扎根，可是中国人还需要跋涉无数的傲慢和偏见，路漫漫，漫漫。
坐在阿姆斯特丹最后一班开往安特卫普的夜车上，我特别想念来参加我在成都的告别聚会的朋友们，心中只希望一切顺利。
然而，这一场荷兰入关的风波，只是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闹剧的开场白。
在智斗荷兰警察后终于从阿姆斯特丹入境（说的好像我来干坏事一样），我沾沾自喜 。我还有三个月的有效签证。我的安排是这样的：一到比利时，我就和“外国人”在他居住地的市政府申请结婚。等申请批准了，我就可以获得比利时公民配偶长期居留权，然后开始在比利时找工作。布鲁塞尔有欧盟等国际机构，凭借我的工作履历，天高海阔，前途光明。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或是自己感觉不适应的话，我们就一起回中国，大把机会等着我们呢。这三个月，我可以决定后面十年的人生发展方向。一切似乎都很美好，然而，现在想起这个计划，自己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巴掌。
从一开始我就错了。在中国申请涉外婚姻登记并不麻烦，在比利时却麻烦得让你不想结婚了。至少我是不想结了，要不是“外国人”实心眼儿一直坚持的话。
生活中经常上演这样的故事：美丽的开始，曲折的情节，狗血的结局。正当一切如期而至，所有的事都向你要的方向徐徐发展，你轻飘飘儿、美滋滋儿，生活忽然一个急转弯，你觉得还不如在昨天死了算了，那样一切都还可以在最美的时候终结。所谓成年人，在这种时刻，就不能撒娇，不能诉苦，不能后退。成年人只能抗着，忍住恶心和愤怒，强作镇定，自欺欺人。熬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刻，你再坐下来，倒一杯酒，吐一口烟，迷糊了自己的双眼。“今天天气好晴朗， 处处百花儿香。”我们手拉手去领结婚证。市政厅门口各色彩旗迎风飘扬，这沧桑美丽的建筑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产。欧洲可不就是有内涵啊。我带着按比利时外交部的要求准备好的五份公证书：出生公证、地址公证、国籍公证、户口公证、单身公证。另外，我还根据经验多准备了一份无犯罪记录公证，这也是我认为唯一对比利时政府有意义的公证。
出国之前，为了一张我的单身证明，我们专门去了成都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办事员打开我的档案，打印出单身证明，“啪”地盖了一个大红章，前后不到一分钟。盖章之前，他还表情复杂地瞄了几下站在我身后的“外国人”。登记大厅里有很多来领结婚证的年轻人，空气中飘荡着青春和爱情的味道。大厅旁边有一个登记照摄影工作室，为了好玩，我们也去照了一张。拍照的老师傅以为他的作品要用到比利时去登记结婚，特别认真，反复让“外国人”整理了好几次头发。大红的底色，一男一女做“同革命，长相守”的造型，然后“咔嚓”一声，照片拍好了，非常方便。在中国，领结婚证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男一女两情相悦，带上户口本到民政局走一趟，办事员发个本，再来一句祝你们幸福，一切自然而然，就像中国人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到了年龄理所当然的事。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了，而不是两个人的法律地位和公民身份的改变。如此对比之下，我自然无法想象结婚登记在比利时是多么严重的事。
在比利时，负责跨国婚姻登记的是一个中年女性：米色套装，灰色丝巾，金边眼镜—典型的比利时Office Lady（办公室女士）打扮。我们前面也是一对进行跨国婚姻登记的情侣，男人一副乡下老实人的样子，女人应该是中亚国家的，穿着上个世纪的大花长裙，胡乱混搭着耐克运动鞋和男士大夹克。我阴暗地揣测着：办事员每天面对这些世界各色奇葩组合，内心得需要多少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坚守住这个岗位。正在这时，男人好像对办事员的某个解释不满，他开始大声地抱怨、抗议。戴眼镜的办事员尽量冷静处理，最后也只好说：“对不起，下一位。”我们坐下，眼镜女士长舒了一口气，说：“你们好。”我想安慰她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只好保持着沉默。她看了看我的中国护照，说要去查一下资料，还没有办过中国人的登记。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大卷文档，坐下来就问我：“你有没有做户口的公证。”我说做了，同时把所有的材料递给她。她看了一眼，非常严肃地说：“我们这里是比利时弗拉芒区，我们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你的公证书是法语的，我们不接受。”“啊？比利时不是双语国家吗？法语也是你们的官方语言啊，为什么不承认法语文件啊？”“比利时是三语国家，我们有三种官方语言，法语是瓦隆地区的语言，荷兰语是弗拉芒地区的语言，德语是厄本地区的语言。我们弗拉芒地区只承认荷兰语文件，只能用荷兰语进行行政工作。”“既然这样，那我到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做材料认证的时候为什么没人说明这一点？他们审批了文件，盖了章，我也交了费。中国和比利时两国的外交部都给我的公证书做了认证盖了章，这就是国际认证的惯例啊。”“西弗拉芒省的所有涉外结婚申请都由省府的大法官来审批，他对于荷兰语文件非常坚持。如果你递交法语文件，他不会审批，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被驳回的案例了。”“大法官是谁啊？比外交部还权威？他可以不管外交部的规定？怎么会这样？我不懂。难道还要到北京去找一个荷兰语翻译？”“北京？喔，不是的。你必须在我们弗拉芒地区找一个比利时法院认证的比利时的中文翻译来翻译你的中文公证书，在我们的法院做认证，然后再来递交结婚登记。”“什么？那我之前的法语翻译、中国和比利时两国外交部的双认证是白做了？我交了很多费用，等了很长时间啊。”“是的，你需要重新做，我们只承认弗拉芒地区法院认可的翻译。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中文翻译的名单，你自己去打电话联系。”“你知道吗？做这些文件很费时间和金钱，我花了500欧元呢。如果我们付不起这些钱，那是不是连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呢？”
眼镜女士耸耸肩膀。“外国人”开始拉我的手，劝我不要生气。息怒。理智告诉我，事已至此，抓紧时间去办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一时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种巨大的不祥预感让我很压抑，三个月人生规划看来不会顺利了。“谢谢，再见。”这已经是我不高兴时也会说的一句话了。我也学会了，客客气气，冷冷冰冰，欧洲风度。
然而，我真正想大喊的是：“你们烦不烦？干脆都讲英语得了。你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别为难来登记的人。”
晴天霹雳。耗时两个月、花费3000多元人民币的文件最后成为废纸一堆，全部作废。
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涉外事务上竟然可以不听外交部的，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比利时全国人口1300万，少于成都市常驻人口，驾车从东到西横穿全国，只需要三个半小时。我常叫男朋友“小比利时”，因为他是一个来自小国家的小个子。我调侃他的祖国：在法国开车油门踩大点就到了比利时，如果刹车踩晚了又到了荷兰。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国却有三种官方语言，两大民族，十三大政党。法语瓦隆人和荷语弗拉芒人之间，世世代代冤冤不解，这两大民族的矛盾让比利时王国长期处于内讧的状态，比利时人的国家观念也因此非常淡漠。很多弗拉芒人对国庆节、王室活动等“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内讧让比利时的国际形象也一片空白，虽然比利时有世界顶尖的钻石、巧克力、啤酒、艺术、漫画和核技术，但是提起比利时，很多人不是印象模糊，就是一无所知。◇ 2013年7月21日，菲利普王子在布鲁塞尔皇宫宣誓成为比利时第七位国王◇ 比利时人喝着可乐，露着肚子，“满怀崇敬”地迎接新国王
在比利时，语言不是人民的沟通工具，而是政客争权夺利的武器。
比利时报纸上曾有这样一则新闻：一批比利时企业家带着投资意向到某非洲国家考察，当地比利时领事馆负责接待工作，讲荷语的弗拉芒总领事在接待会上坚持只用荷兰语讲话，当考察团的企业家用法语，甚至英语跟他交谈时，他一律拒绝回答，或者只用荷兰语回答。虽然这件事上了报纸，该外交官仍然振振有词，最后，他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处分，还掀起了一股弗拉芒外交官的“正义之风”。相比之下，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只通行一种官方语言，在我看来，服从国家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经常被这种比利时式的新闻吓得找不到下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利时外交官一定是熟练掌握法语的。荷兰语毕竟是一个小语种，懂的人少，如果总领事拒绝讲法语，而一部分比利时人又实在不会讲荷兰语，那双方讲英语总行了吧，工作总要进行啊。但这种通融的方法就是不行，工作可以放一边，重点是荷兰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我对荷兰语的厌恶就是这样开始的，它是骄横跋扈的弗拉芒政客的自卑和报复。
曾经，比利时的王室、贵族和资本家们只讲法语，荷兰语也被视作下层人的粗俗语言被禁止公开使用。如今，弗拉芒区经济开始走强，法语区的经济却在衰退。荷语区的弗拉芒人民相对比较勤劳，他们上缴的税收被中央财政平衡后，很大程度上又被分配给经济相对落后的法语区，那里不少人游手好闲，完全依赖救济金生活。弗拉芒政客对此极度不满，部分党派还一直强烈要求独立。弗拉芒人似乎有一种深刻的集体创伤，他们可以和法国人用流利的法语交谈，但是绝不愿意和比利时法语区的人说法语。弗拉芒政客们最在乎的事情是弗拉芒人在比利时的地位，而不是比利时在欧洲或者世界的地位。当他们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一起发作时，就拿国家大事当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地怄气。
比利时建国之前是一个地处西欧十字路口的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中世纪西欧贸易的中心，也沦为欧洲强国抢夺和交战的首选地。1830年比利时独立革命成功，正式建国。但比利时人从来不是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集体。无论是荷语，还是法语，也都不是比利时人的母语，只是占领过他们的民族的语言。然而，为了捍卫各自的不是自己语言的语言，比利时人慷慨激昂，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在这样一个国家，超市里的每个产品都是双语标签，光是双语印刷这项成本就导致比利时超市物价贵过法国。在首都布鲁塞尔，任何一个标牌、公共文件（比如地图），都是双语。任何一个公共服务人员，都要会说双语，甚至三语。这到底有多么不方便呢？请想象每一天你说的每一个词，看到的每一个字，后面都需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再来一遍。本来灵动跳跃的语言，现在后面都拖着一个大尾巴。
到比利时以后，我有一种很敏感的心态：总是忍不住想知道自己遇到的每一件倒霉事儿会不会都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曾经问过一个弗拉芒小伙子，如果他要到法语区去学习或者办事，他能否使用荷语文件？他居然说也需要翻译，而且还得自己出翻译费。民族矛盾，语言冲突是千真万确的比利时基本国情，绝不是针对我的种族歧视。◇ 富饶的弗拉芒城市Gent ，这里曾是中世纪西欧贸易的中心，至今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 今天的Gent仍然繁荣，同时还是一座国际大学城
在维基百科上有这样一个词条 Accident ferroviaire de Pécrot（贝克特火车事故）。2001年3月27日，来自比利时Wavre（法语区）火车站的一辆列车闯红灯驶入了不该驶入的铁道。而此时，来自Louvain（荷语区）的一辆列车正在同一条轨道上向Wavre驶进。法语区信号员急忙电话通知荷语区信号员让他们不要让Louvain来的列车进站。虽然地处两大语区交界处，两边的铁路工作人员却一直各自为营，互不沟通。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双方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及时交换信息，延误险情30秒。两辆列车在Pécrot（贝克特）小镇直接相撞。这30秒，本来可以挽救8条生命，避免12人重伤。事后，比利时铁路局负责人出来解释：“铁路信号员这个岗位并不需要掌握法语和荷语两门语言。双方的信号员在无法沟通时都联系了布鲁塞尔铁路总局，总局及时参与了紧急调度，但由于沟通不畅和电话断线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涉事的列车员在市民们惊恐不解的目光注视下又恢复了日常工作。
再看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中国政府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调度全国所有力量救险呢？一党专政的体制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是不是也让我们避免了这种因为民主自由泛滥而造成的灾难呢？然而，在比利时，即便是火车相撞的血泪教训也没有让比利时政府放下仇恨，对话沟通。2011年12月7日，首相迪吕波带领新内阁就职，全欧洲都笑了。这一天，傲娇之国比利时再创奇迹，缔造541天无政府的世界记录，它赶超的是战火中的伊拉克。比利时媒体怒斥比利时政党还不如伊拉克，人家至少还搭理对方。无政府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两大民族的矛盾极度尖锐，无法缓和，国王出面调解也无法组阁。
在这样一个行政语言混乱不堪的国家递交跨国婚姻的申请，我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第二章假作真时真亦假
按照预定时间，我把我的材料送到了一个比利时汉语翻译的家里。这个小伙子在杭州学习过两年汉语，家里摆满了中式老家具。但仅仅学习两年汉语，要翻译户口本里面的一些行政语言是不够的，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翻译。我花了很多钱，又等了一个月。拿到所有材料的荷兰语版本后，我和“外国人”再次到市政厅交材料。
这一次，还是不行。“你的离婚证明不够充分。根据比利时法律，你需要证明你的离婚是最终离婚，才能再次申请结婚登记。”“什么叫做最终离婚？我都没有听说过。”“最终离婚就是所有离婚法律程序已经进行完毕了，不存在任何关于财产和子女抚养的分歧，分居状态已经结束。”“中国没有不是最终离婚的离婚。我的离婚证上写得很清楚，一切事务已经协商处理完毕了。中国离婚就是发一个离婚证，我没有别的证明了。”“中国法院不发最终离婚判决书吗？”“我是协议离婚，没有上法院。双方协议好，去民政局签字，政府收回作废的结婚证，发一个离婚证。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东西了。”“不行，我需要你的最终离婚证明。”“我不能给你一个在中国法律上不存在的文件。你们这里有别的中国人登记结婚吗？类似的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没有，你是第一个。”“那其他的城市呢？总有中国人登记结婚吧？”“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不知道。”
再次卡住。
压抑怒火，想法协调，用语礼貌，态度坚决，我都开始形成处理“国际争端”的个人风格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需要我证明的到底是什么？是我单身还是离婚手续完成了？我可以去中国的公证处根据你的要求专门做一个公证书。”“我也不知道，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吧。”
我们的交流是用英语，“外国人”时不时会帮着我直接用荷兰语解释。有什么比这更煞风景的结婚登记呢？“外国人”拿着我的中国离婚证不停跟政府说我之前那婚是绝对离的很干净，仿佛他是我的无污点证人。
办理结婚登记的女士回来了，她再次强调：“没有人知道。你去做一个你说的公证书吧。你做了我再交上去，看大法官怎么判断。”◇ 结婚申请递交地—比利时克特莱克（Kortrijk）市的市区风光
好嘛，拿我当小白鼠。“谢—谢—你！ 再—见！”
我把谢谢和再见当成一句气话，故意将语气说得很重。时间在飞速流逝，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只剩下一半。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女士为什么不一次把所有的问题都告诉给我，而是每次发现一个新问题？
看我气急败坏，“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说：“比利时有很多外籍人士假结婚混居留权的情况，现在政府查得很严。他们可能是故意设置一些障碍，让假结婚的人知难而退。你不要着急，应该镇定，不然他们就更怀疑了。”“什么？假结婚？又来了。怎么我好好的一个人，到这儿就老是有罪啊？他们要是怀疑我假结婚可以明着问我啊。我们的交往过程，对彼此的了解程度，我的职业，这些都是证据啊。为什么不问我就直接怀疑我，还使用这种手段来折磨我？”“可能是因为假结婚的实在太多，他们只能这样。真想结婚的总会忍受一切，坚持走完程序，但假结婚的就会打退堂鼓了啊。”“这么说，如此复杂还是对真爱的考验啊？”
发完牢骚生完气，这个婚我还得结。我给父亲打电话，麻烦他去成都公证处跑一趟。至于“最终离婚”这个中国不存在的公证该如何做？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一个老人家亲自去和他们沟通，请他们理解，公证员如果有人情味， 应该会破例给我做一个。最后，父亲跑了两次成都公证处，说了无数好话，终于在两周后把这份文件特快专递到了比利时。
欧洲近年来经济衰退，失业率、犯罪率攀高，恐怖主义泛滥，这样的形势使得很多西欧国家在处理外来移民的问题上异常保守和谨慎，比利时当然也不例外。自2001年起，比利时被怀疑假结婚的人数不断上升。据比利时《新闻报》（Het Nieuwsblad）和《标准报》（De Standaard）报导：2012年，比利时一共查出假结婚案9064起。为了打击假结婚，比利时颁布新法律：假结婚当事人将面临长达三年的监禁（原来是三个月），罚款也从原来的600欧元上升到3000欧元。2013年比利时外籍人士管理处发现了近7300起通过结婚换居留的“可疑婚姻”，这个数字比2012年减少了25%，是过去十年中降幅最大的一年。比利时前移民部长Maggie De Block 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假婚姻骗身份的后门已经被关闭，我们的法律和计划看起来行之有效。”明白了这一切背后的理由，我的心情也从不解变成了愤懑。政府想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检验真假结婚，于是就来了个一刀切—所有的跨国婚姻都先假定是可疑的。打击假结婚我没意见，我有意见的是没有给我证明自己是真结婚的机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三次交材料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次的新花样，我已经被折磨得心理扭曲。我把还装在EMS信封里的新公证书递给眼镜女士，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她仔细看了公证书，说：“这份补充文件很重要，我收下。”
我长舒一口气。
然而，她话锋一转，果然又找出了新的问题：“你的户口本上写着单身，但是你的单身证明上写着离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户口本是很早以前发的，我那时还是学生呢。”“这样不行，你不能证明你是单身。”“我有民政局的单身证明啊 ，还有你们要求的最终离婚证明。这不是明摆着我是单身吗？”“我们只认户口本。户口上的婚姻状况要写清楚是离婚后至今仍然单身才行。”“那你上次为什么不一起告诉我呢？我已经翻译好了，难道现在又要重做？”“我也是第一次处理中国人的材料，很多问题我也要不停向上级汇报，听上面指示。”“我人在比利时啊，不可能现在去中国改户口啊。”“可以让你家人去吗？”“我家人不方便去。我父亲七十多岁了，为了你们要求的‘最终离婚’，他跑了好几次公证处。本来我本人不到场是不能办理的，他做了很多沟通工作。现在你们又给我提新要求。你为什么不一次都告诉我？我的签证马上过期了。我怎么办？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
场面充满火药味。“那我们就这样把你的材料递交上去吧，大法官批不批我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有答复？”“最少一个月。”“这么长时间？那我到底是回国等，还是留在这里等啊。留下来等要是最后被拒绝，我连提前订机票的时间都没有。”“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又来了，我真想对她喊：“你决定不了还不早说？这不是坑我吗？机票不要钱啊？”
她忽然站起来走了，回避我的愤怒。这一招真是高明啊，是比利时涉外婚姻登记处入职培训时训练过的吧。
我不可能就这样走了，我站起来对“外国人”说：“我要去找她的领导。”“那也没有用啊。民政部门的领导管不了省府大法官的决定。大法官是极右派，本来就排外，他对涉外婚姻审查苛刻是符合他的政治立场的。”“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要让她领导知道她是怎么工作的。一问三不知，每次出个新花样，耽误我三个月时间。这是业务不精还是种族歧视？”“没有种族歧视，其实她也一直在帮我们想办法。”“这能叫帮我们想办法？比利时人帮助人是这种不信任、不告诉的方式啊？这么说是我不讲道理了。你们都是好人。那这婚就不结了吧。”“没有说不结啊。政府要如何办，就如何办啊。”“胡说，凭什么要故意刁难我。政府糊涂，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就你老实听话，墨守成规。”“不守规矩又能怎么样？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啊。在比利时，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可想。”“你们这些欧洲人，教条，死板。你们之所以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就是因为从来不想办法，不求实际。每个人只会录档案、念规定，不学无术，不思进取。”“我看你倒是挺看不上我们的。”“受不了你们这一套官僚主义。”
大吵一架，我回家开始收拾东西。
去他的天堂般的欧洲，我不稀罕。“外国人”看我摔箱子，不说话，只抽烟。最后，他打开电脑上网查资料：“哎呀，还好我们市的民政部领导不是极右派。我们就快要选举了，这个时候去找他，为了拉选票，他也应该会对我们很好。”“对了， 这就是我要的态度。我不是让你不守规矩，是要你主动想办法。”“对对对，就你行，会想办法。我在比利时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去找政客反映问题。”“中国还有上访制度呢，你们不是民主国家嘛。”
我嘴上强硬，心里还是觉得安慰，毕竟“外国人”为了我，都被逼成“上访户”了。
为了确保明天“上访”成功，我坐下来开始准备。遭遇荷兰海关的波折之后，每当需要和欧洲的行政部门打交道，我都提前准备说词。我要用他们标榜的价值观来说明我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准备的越充分，临场就会越镇定，而这种镇定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对方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说在中国办事需要懂得如何低头求人，那么在这里就需要有理有据，态度坚决。准备说词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很慷慨激昂，好像我代表了什么，要为什么去战斗。至于我到底代表谁又要为谁去战斗，估计我后半辈子也想不明白了。
民政部的领导是个面善的中年人，西装革履，脸上挂着标准的官方微笑。我先用蹩脚的荷兰语跟他打招呼，然后解释我的法语和英语要好一些，请允许我换一种语言说明此行目的。
领导哥哥看到一位年轻亚洲女性彬彬有礼，努力说着荷兰语，很是受用。他用带着弗拉芒口音但绝对正确的法语说：“您当然可以说法语，我们弗拉芒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完全具备荷语和法语的双语沟通能力。”
听听这觉悟吧，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全世界都一样啊。
接下来，我讲述了这三个月如何屡次递交材料而始终不能通过的经历。最后，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完全理解比利时政府在涉外婚姻上的谨慎立场。比利时不可能为所有人敞开大门。我赞成你们严厉打击假结婚，这样才能保护真结婚。但是在你们要求我准备的所有材料当中，没有任何一份是对你们考查我的个人情况有实际意义的。出生公证、地址公证和国籍公证三大本又能说明什么呢？完全可以和户口公证一起合并成家庭背景公证。我带来的无犯罪记录公证是唯一说明一点问题的，可是你们却不需要。我连说明自己个人情况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就假设我是来假结婚混国籍的外国人。这样的人或许真是不少，但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这样。如果你们对我的个人情况稍微加以了解，就知道假结婚留在比利时的动机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我在中国有很好的工作，有自己的不动产，有亲人朋友，我没有必要抛弃一切来这里假结婚。我到比利时来生活和工作，只会对比利时社会有益处，为比利时企业和政府机构争取和中国合作项目的机会。在全球化时代，总会有中国人到比利时来，也总会有比利时人要到中国去发展事业，盲目排外根本没有用。比利时需要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接纳外来移民，要欢迎对比利时社会和家庭有益的外国人。”
领导哥哥特别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外交辞令”。他双眼看着我，非常真诚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会跟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配合你们。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你的签证到期之前给你肯定答复，因为这是省府大法官的决定。超过签证期后，如果你想非法留下来等结婚，那么婚后可以申请合法身份。对你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不能建议你这样做。”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这就是未来我要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问题。这里有美丽的风光、灿烂的人文、完善的医疗、优秀的教育、人性化的福利，可是我的位置在哪里呢？
一个在法国南部生活了多年的大学室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刚到法国的时候，她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法国人和她打招呼聊天，法国人很认真地问她中国现在是不是还有皇帝。她气得说中国还有皇帝，她就是公主。时间过去了十年，她已经从一个留学生奋斗到拥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当了法国人的老板。除了认识她的人，别的法国人还是习惯性地认为她只能是开中餐馆的老板，经营着八欧元随便吃的事业。很多法国人一辈子见过的唯一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就是那些有着奇怪菜式、恶俗装修的法国中餐馆。她曾经想回国发展，因此打电话去法国商会登记卖公司。接电话的人一听是中国人，马上就问她是要卖餐馆吗？她也哭笑不得。
我不能说我们受到了歧视，因为他们确实都在照章办事，对我们也很尊重。但是，欧洲人对中国人或是对所有他们不了解也不关注的国家的人，确实是有一种真真切切的偏见。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国家之间的差距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任凭你个人再优秀，也无法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它根植于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和整体形象中。欧洲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洋政府派出的华工。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法和比利时。他们在这里度过余生，尝试着融入或不融入欧洲社会，最后客死异乡。◇ 比利时伊佩尔市（IEPER）华工墓地
在欧洲待得久了，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也慢慢地模糊起来。夜半梦醒，谁不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只有当华人移民的构成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真正改变了，我们才能洗去“不择手段要留下来”的原罪，我们才有资格站在选择生活方式的高度上来思考回国还是留在国外的问题。
三个月的签证期到了，我还是没有拿到结婚批准，虽然付出了时间、金钱和智慧的诸多努力。材料已经交了，我可以选择“黑”下来等，也可以回国等有了消息再重新办签证出来。我选择回去。黑着身份等合法身份是很多欧洲华人的心病，我不想被传染。到比利时是我的人生选择之一，不是我的唯一目的。无论他们如何怀疑，我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需要安静下来重新思考我还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开我在中国的生活。从小我就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从读书到工作，从来都是被人夸奖和羡慕的对象，这也让我养成了骄傲好强的毛病。忽然之间，我没有了光环，没有了社会身份。我渺小无力，愤愤不平，随风飘荡。
离开比利时的时候，我去一家中餐厅和老板娘告别。这三个月，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聊天，大家已经成了朋友。老板娘是个热心善良的老一代福建移民，已经到比利时多年。她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你老公是比利时人，一定可以拿到居留权的。” 哎，我根本不是为了这个难过啊。可我怎么和她讲得清楚呢？一张合法居留毕竟是他们那一代移民辛劳一生的所求。
时代变了，人还没有变。“外国人”请了假，专门去阿姆斯特丹送我。看我受了委屈，他也很难过：“真是对不起。你不要担心，你先回去，有消息了我马上告诉你。”“不用对不起，又不是你的错。万一还是不行呢？”“那就一直坚持到他们说行为止。他们总不能一直盯着我们不放吧。我也是为市政府工作的，不行我还可以去找市长。”
瞧瞧我给培养的好苗子。“好吧，那我走了。保重，再见。”
我无法说出来的话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到这里来受这份罪。我不确定我在这里会快乐。也许你应该找个比利时姑娘，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情了。”
我知道他在目送我进安检，我不想回头。逃兵最怕战友真诚的眼睛。
回到成都，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后，我说服了自己：既然已经费了这么多力气，那就最后再坚持一下吧。
我去派出所更新了我的婚姻状况，再把更新后的户口页做了公证书寄到了比利时。然后，我开始在成都找工作。上天好像知道我的犹豫，我马上争取到一个可以重新回到法国领事馆的职位。我的正常生活又回来了：工作，朋友，聚会，展览，咖啡馆。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感慨，让我迷茫。我非常投入地工作，好像是要抓住这“人间”最后的机会。除了晚上和“外国人”视频，到比利时结婚这件事仿佛从来没发生过。我甚至希望我可以一直这样脚踩两只船。这让我觉得被需要，有把握。
终于，结婚申请被批准了。我一点也不激动，反而想嘲笑自己。这荒诞的情节，这超现实主义的生活啊。
我的商务签证期用完了，现在要再去比利时结婚，就必须到比利时大使馆重新申请结婚签证。我马上到各大网站查询结婚签证攻略之类的帖子。我的态度从刚开始“我有理，我怕谁”的强硬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我看了很多帖子，对结婚签证被拒签的各种可能有了清醒的认识。为了对付假结婚调查，我准备了若干问答题，一式两份。这些问题包含了我能想象的和网上能查到的所有可能会被问的问题，涵盖了如对方内裤牌子、身上哪里有颗痣之类的高难度题目。虽然我们不用准备也能给出差不多的答案，但是我要求“外国人”和我一起认真背答案，力求口径统一，天衣无缝。同时，我开始疯狂地整理我们所有的照片，一起去旅游留下的票根。我制作了厚厚一大本恋爱史册子，不是为了婚礼，而是为了假结婚调查。
真结婚也要像对待假结婚一样认真准备才能通过。
一天上午，我正在法国领事馆工作，比利时大使馆的调查电话来了，调查官说着中文。我马上走到早就看好的一个安静的楼层角落里。我建议她可以说法语，她很高兴地改口。好容易有个中国人可以说她的母语，省去她很多麻烦。她一上来就问了一大堆日期：认识、交往、旅游、申请结婚、生日都是哪一天。任凭是谁，爱得再深也记不得这一堆日子啊，只有假结婚提前背答案的才会对答如流啊。这样的常识在比利时政府打击假结婚的措施里完全不成立。他们可能并不在乎自己履行的程序是否真的有实际效果和意义，他们只想填完电脑上的那个表格。调查官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在法国领事馆工作这件事让她非常放心。她应该也有和我背景类似的中国同事。她如果了解她的同事，也就了解我，也就可以在观念上把一个在领事馆里工作的中国姑娘和想靠假结婚留在比利时的外国女人区别开来。但这还没有完，忽然，她问我和未婚夫用什么语言交流，我说英语。
她马上变了口气，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和我说法语？”“我在工作时间，在这里说英语很奇怪啊。再说我法语比英语说得好，我更能自如地回答你的问题。”“那你会说英语吗？”她忽然改口说英语。“当然会说。”“那请你用英语讲述一下你们认识的经过吧。”
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又荡然无存。调查官的理智再次被愚蠢的形式主义占领。如果她在北京工作生活，如果她对中国社会有一点认识，就知道任何受过高中教育的中国人都能说英语，只有英语学得不错的人才会到外语学院去学另外一门外语。
我在规定时间用英语“交待情况”完毕以后，她的语气又好了些。
一周以后，我收到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特快专递来的护照，上面有一张赴比利时的结婚签证。
我还投入在法国领事馆的工作中，不亦乐乎。我根本不想走，我觉得我现在的位置非常正确，舒筋活血。
总是在你不想要的时候，一切都来了。
飞机再一次降落在阿姆斯特丹。老江湖随手带着一个文件夹：结婚材料、我的工作证明、未婚夫的工作证明、工资单、税单、房屋证明和恋爱关系证据，能够想到的一切我都带了。还有，这次我有信用卡了。走之前，我专门到银行去开通了一张信用卡。因为讨厌生活被各种银行服务绑架，我一直拒绝信用卡。这么多年，我钱包里从来只有两张借记卡和三百元现金。对，我是为了对付荷兰警察才专门申请的信用卡。这回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订了成都经由阿姆斯特丹转机飞布鲁塞尔的机票。虽然转机地离我的目的地要近得多，但我拿着比利时签证就在比利时入境吧，绕路也没关系，只要符合荷兰警察的逻辑。
飞机晚点了，我错过了当天最后一班去布鲁塞尔的航班。我又被迫在这个“不怀好意”的国家逗留。我脑子里还回响着荷兰小警察那句：“你准备在我们的国家待多久？”我想象自己回答说一晚上吧，等荷航安排。我无法通知“外国人”，希望他能查到航班信息后见机行事，不要傻傻地开车去布鲁塞尔机场扑个空。入关的窗口堆满旅行团，原本要转机飞巴黎的成都游客现在只能全部从荷兰入境，旅行社的大巴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厉害的成都导游们一边跟荷兰警察抱怨航班晚点，一边大声嚷嚷着让小红帽们原地待命。荷兰警察们在抓脑门。我特意挑了一个黑人警察的窗口排队，你老兄总不能也看我不顺眼吧。九个月前光临过的问询室就在右边，里面的灯光白晃晃的。不知那个荷兰女警察这会还当班吗？我没敢往那个方向看。忽然，问询室里冲出一个警察朝我走过来。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您好，女士。请问您会讲英语吗？我们需要一个翻译，可以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一场虚惊。
扮演完友好世界公民，荷兰警察对我说：“非常感谢。”真不习惯啊。
小红帽们已奔赴前方。入关处空无一人。我拿着我的文件夹视死如归地朝那个黑人警察走过去。
我递上护照，还没等我把文件夹打开，他问我：“成都的？”“是的，晚点了。”“走吧。”啪，他盖了一个戳。
前后不到五秒钟。
我甚至有种遗憾，武林高手错过了华山论剑。
恍恍惚惚走进大厅，广播里在叫我的名字。他果然直接开车到阿姆斯特丹来接我了，还算机灵。
他站在出口处等着我。
我来了。我无依无靠，我只有一张结婚签证。
他笑着说：“嗨。”
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怎么啦？警察又找你麻烦啦？”“没有。”“那多好啊。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一切都会顺利的。你哭什么啊？”
我走过的千山万水又该从何说起呢？“荷航说要过几天才能把行李给我送来。我担心行李会丢了。”“不会的。”“我最喜欢的书，衣服，床单，桌布，还有好多别的东西，都在里面。”“大不了再重新买吧。”“买不到的，那是我带过来的，都是我的东西。丢了就完了，什么都没了。”“反正你要结婚了，什么都没了也不怕 。” 他开玩笑道。
我终于要结婚了。第三章生活在别处
2012年7月14日，距我认识“外国人”刚好两周年， 我们选择在这一天于比利时Kortrijk市政厅注册结婚。两年前，我们在成都的一个法国国庆节聚会上认识。聊天时他问我喜欢听什么音乐，我说比利时的Axelle Red不错。我的回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一天之前，我从没想过我会嫁给一个外国人，跟着他去国外生活。工作中长期和国际友人打交道让我非常清楚我们是多么的不同。倘若哪个国际友人胆敢对中国指指点点时，我还是个言辞激烈、态度强硬的热血中国青年。我一直认为异国婚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条不归路。
我做过一些不错的工作，体验过一些不错的行业。很多人羡慕我自由洒脱，我自己时不时会有几分洋洋得意。我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验确实给了我一种综合优势，让我可以站得比别人高一点，能够有资格挑选，有能力完成自己喜欢的工作，实现自我成就感。这种“高一点”让我在职业发展上一帆风顺，却让我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我不喜欢总是谈论成功和人际关系；我厌烦男人就要有钱、女人就要漂亮的评判方式；我不会吹嘘自己和奉承别人；我忽略一些世俗的规则；我在意许多美丽而微不足道的事。
忽然收到多年不见、从来也不熟的人的结婚请柬，我不会一边骂骂咧咧地准备红包，一边打听别人封了多少钱。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去祝福她，带一束最美的花或一份最特别的礼物。否则，我就不去，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一直担心会得罪的那些人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们永远都会存在，不管你怎样去讨好。直率和真诚让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理想主义和追求自我也带给我一些不好的评价。我常有一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我为长年单身而抑郁，为自己是异类而担忧，为渴望同类而焦虑，为得到理解和接纳而妥协。我强迫自己接受过无数次的蹩脚相亲，频繁参加各种社交聚会。好不容易最后找到了一个“条件合适，感觉对口”的优秀青年，结局却一塌糊涂。
经常有人意味深长地劝我说这里是中国，你不要太法国。 我也曾一度误以为自己对法国文化中毒太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可事实上，我也许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但我永远都是一个中国人并为此而骄傲。 我坚信我这样的人的存在对于中国人的构成很重要。我一点都不想改变中国人，正如我不喜欢别人非要改变我。但是我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应该更包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更多元化。这是关系到中国人能不能真正幸福的大事。
我为自己的婚礼选择了最简单的仪式—市政厅签字。新郎官在市里的剧场工作，算是政府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市政府为他在签字仪式后举办了一个小酒会。我只准备了两样东西：一条旧的白裙子，一张自己做的电子卡。卡片上有结婚的日期、地点和几张我们的照片，我们用邮件群发给大家，这就是请柬了。这一天大家都来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穿西装的和穿背带裤的，带礼物的和空手的，什么都有。这根本无所谓，有大家的微笑就够了。婚礼也可以很轻松，很随意。
仪式的主持人正是我们上访过的那个民政领导。他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女士，一切都很顺利。”◇ 民政部的领导按礼节腰系黄丝带，主持婚礼签字仪式
简短的15分钟仪式后，大家聚到院子里喝酒聊天，祝贺我们。新郎官的两位发小也来了，男士背着相机帮我们抓拍照片，女士穿着背带裤对我说：“抱歉，没有准备礼物。”她想把随身带的一把黄雨伞送给我们，我忙笑着说中国人结婚是不能送伞的。
市长也来了，西装革履，彬彬有礼。他跟我们握手，献上祝福，我称赞他改善治安的措施既幽默又智慧。不久前，他决定在一些危险分子聚集的公园角落安装扩音器，昼夜播放古典音乐。这些人嫌古典音乐烦就慢慢不去公园扎堆儿了。
酒会持续了40分钟左右，大家慢慢散去，新郎官妈妈强烈要求全家一起去餐厅吃一顿饭。我们上车的时候，天空开始飘雨。看着没带伞的朋友们冒着雨点匆匆离去，我觉得很内疚。我再三问新郎官家人真的不需要邀请他们一起去餐厅吗？就这样让别人淋着雨回去吗？大家都说没有关系。吃饭只有家人，本来就没有邀请朋友，也不会有人介意。忽然之间，我意识到很多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再也不用去顾虑了，那些一直围着我指指点点的陪审团现在全都集体消失了。
全套的西餐需要很多时间，我们特别选了一个森林餐厅，吃累了可以去散步。头盘，沙拉，主菜，甜点，结婚蛋糕，咖啡和茶，这是基本的程序。为了让大家更有胃口，还特意加了一道水果冰。服务生一边在荷兰语、英语和法语之间熟练地转换，一边有条不紊地换盘上菜。我已经不记得吃了些什么，只记得那简洁雅致的餐桌和窗外的绿色森林。大家慢慢吃菜，喝酒，聊天，开玩笑。散步回来以后，我干脆在桌子底下把鞋子踢掉了。参加过无数的婚礼，这次最平淡，也最舒服自在，这就是我想要的。◇ 在森林餐厅里，大家随意地吃着、笑着、聊着，简单舒服
晚上回家已经微醺，忽然发现屋子里到处是气球，马桶里和微波炉里也不例外。原来是新郎官的家人之前悄悄溜进来，按照传统“破坏”了新婚夫妇的家。这也算是弗拉芒式的闹洞房吧。他们说为了在屋子里藏好100个气球，手指都绑疼了，我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惊喜”。
第二天早上起来，新郎官开始看礼物：鲜花、餐馆礼券、贺卡、家居饰品，什么都有。他的同事们送了一本度假杂志。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欧元，50欧、20欧、5欧都有，也不知道具体是谁送了多少。这样也好，大家都不用背包袱，不用按照红包数字重新清算友情。翻开报纸，结婚公告栏里有我们的照片。这就算是完婚了。
我不需要婚礼和婚纱照，但我一定要去新婚旅行。
我们从比利时出发，准备环法一周。第一站是法国西南重镇图卢兹（Toulouse）。我去看望那个当初被迫称自己是中国公主的女友。在图卢兹经商生活十余年，她体会着一个中国女人融入法国社会和家庭的收获和烦恼。
黄昏时分，烧烤的味道从花园里飘出来。在法国，夏天是在花园里和朋友们喝啤酒吃烧烤的好时节。我们的拜访礼物就是从比利时限时专运的一箱啤酒。男主人从超市里买回腌好的香肠排骨，放上烧烤架子，女主人拌好一大盆水果沙拉，就这样简简简单。吃什么是其次，重要的是朋友，好酒，音乐，聊天，尽兴。
夏日的花园里，南法的阳光下，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中国公主”7个月大的宝宝在树下坐着打瞌睡。宝宝偶尔醒来哭两声，也没有人马上冲过去关照他。他自己玩会儿脚丫子，又歪头睡去。◇ 与朋友一家在花园中的聚会
我喜欢和不同国家的人聊天。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让我经常有一些和他们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因为我的观点不同，尊重我、关注我，而不是批判我、疏远我。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我就会特别谨慎。如果不是很知心的朋友，我绝不敢随便“瞎说”，晚上回家还会检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
朋友的公公是一个特别“爱国”的法国老先生，提起巴黎，他无比自豪。
我故意逗他说：“巴黎和北京比只不过是乡下。”
老先生眉毛抬高：“什么？”
我说：“不是吗？巴黎楼房还不够高，汽车还不够多，污染还不够重，不就是乡下嘛。”
老先生哈哈大笑：“你很幽默。”
大家一笑，气氛开始融洽了，互不认识的人也放松起来，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无所不谈，包括对任何事的任何看法，但是没有人会问你挣多少钱，当多大官，买多大房，为何还不结婚生子。不谈个人隐私却互相了解彼此价值观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文化。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认识别人，又没有攀比的负担。
朋友的女儿们穿着灰色条纹的吊带裙，简单耐看。法国人并不会因为是孩子就要把他们打扮得鲜艳无比。小朋友也可以穿得素雅大方，有自己的个性。女孩不一定总是粉红公主裙，男孩不一定总是深蓝小西装。我们言传身教给孩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或许就是从给他们买的第一件衣服开始的。
第二天，我们告别图卢兹，开往普罗旺斯。我要去看望一位在成都认识的法国朋友的妈妈多米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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