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布莱恩·费根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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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世界试读：
出版说明
·地名写法沿用最通俗的用法。
·考古地点和古地名，按照作者撰写本书所用资料里最常出现的写法。
·本书的注释大多着重说明资料来源，并附上丰富的参考书目，为有意深入的读者提供更专业的著作。本书虽是历史性叙述，但穿插于内文的专栏，为热带辐合带之类的现象和主要的气候学研究方法提供更深入的说明。
·凡是以碳十四年代测定法测出的年代都合乎标准。
·绘制气温曲线时，为求图表明晰，去除了不规律的数据。导读1过去的未来：人类迫在眉睫的天诛
根据统计，每年有超过百万名观光客拥入柬埔寨的吴哥窟，参观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胜地。可想而知，凡是踏入遗址的访客，无不惊艳于那300余座神庙寺堂，雕工之精美，堪称鬼斧神工，都城设计更称得上精妙绝伦。但惊艳之余，到底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座金碧辉煌的12世纪都城，竟然会在15世纪从灿烂的文明坠入蛮荒。记得去年5月，即将离开客座十个月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永续经营研究所（Glob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之前，向所长查尔斯·瑞德曼教授（Dr. Charles Redman）进行工作汇报，当时我开宗明义地告诉他：21世纪的考古学研究应该在现实社会中引发正面积极的影响，否则这门学问的意义就显得贫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如同学习历史或考古，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内容，或考古遗址出土文物的遗留。相反地，我们希望借由历史事件或考古遗留来学习过去人类在过往环境中所表现的生活经验，以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布莱恩·费根的《气候改变世界》不仅揭露了中世纪（9到14世纪）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人类生活的历史事实，更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精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书里边也明确地告诉读者，理解气候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需要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等人的通力合作，说明了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才能对人类社会文化的演化过程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汤因比（Toynbee）曾经说过：“一个社会的命运和他们如何解决问题有关。”从这个说法思考费根在本书中述及的每一个考古遗址，我们认识到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变化是促使人类社会文化改变的重要因素，并能了解9至14世纪全球各地历史文化发生变化之影响因素、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及导致社会崩解的关键。事实上，中世纪的暖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利弊互见；从各地的案例中可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应对之道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正是有关当时社会如何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最明显的是，无论哪里的气候发生变化，“迁移”似乎是最直接和自然的反应。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和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相遇、大洋洲南岛语族随着季风散布到各地大小岛屿上，再如北美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面对干旱问题时“弹性变迁”和“机动迁移”便是自然而然的应对措施。
其次，许多社会通过生态系统的规划管理，解决环境资源受气候影响所衍生的问题，诸如可耕地的扩大和开发、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提升，都能在中国北方、高棉吴哥、北美西南、中南美洲，甚至埃及地区的案例中不辩自明。
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从书中述及的事件中，发现不乏社会将各自的结构和组织更加系统化和复杂化的例子。为了解决自然资源受气候影响所造成的短缺，同时为了顾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此书从整体社会系统的功能着手，试图营造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范，让社会生命得以延续。虽然早期人类似乎都懂得应付气候变迁时的困顿，但目前所看到的例子，却呈现出当时那些“文明”古国一个接着一个崩溃的现象。导致社会瓦解崩溃的因素，也许正应验了贾德·戴蒙《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书中所提及的，有的社会在环境变迁产生问题时，一直没有心理准备；或者问题已经发生，却没有感觉到问题存在。比较令人不解的是，有些社会即使发现问题，但碍于各种托词，甚至不尝试去解决问题。当然，最遗憾不过的，便是那些曾经尝试过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却终究抵不过恶劣环境而失败的社会。最值得注意的是费根在末章指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悲剧。不只是殷鉴不远，也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随着环境变化，危害事实的后果便每况愈下，暗示着一发不可收拾的未来。单就北美最近半世纪的自然灾害来说，公元1987年至1989年的干旱，损失达390亿美元；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新奥尔良造成的损失竟高达810亿美元。除非现代社会能够及时改变利用环境资源的方式，同时开发各种替代性能源，以及更精确地掌握环境变化的轨迹，否则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压力将迫在眉睫。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想法过于悲观；老天爷是公平的，风水总会轮流转，就好像中世纪的暖化或者近半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并非全世界在同一时间一起遭受气候变迁引起的自然灾害。东边飘雨西边晴的自然现象不正解读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造化吗？情况或许若合符节，只不过应该正视的是，全球自然资源的分配，应建立在以整体人类社会共享、共存和共荣的精神与态度上来考量，否则就像书中所言：“未来几世纪的战争，不是为无意义的民族主义、宗教或民主原则而打，而是为水资源而打！”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费根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不善于替子孙未雨绸缪，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讲究的是立竿见影的绩效和能够赢得选举的口号，对于未来的策略规划几乎不在他们的关注范畴内。另一方面，费根也提醒我们：历史见证“人定胜天”只能作为激励人类意志的期许。至于人类永续经营环境的最佳策略，恰如孟子告诉梁惠王的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本书绝对值得一读。李匡悌人类学博士、研究员导读2以古鉴今窥未来“漫长干旱是气候房间里的无声大象”这句话，无疑是布莱恩·费根《气候改变世界》一书的精髓。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气候从未停止变迁，一直在冷暖、干湿之间游移。大地是一本地球历史活页书，气候则是伟大的史家，将冷暖、干湿烙印在土壤、树干、洞穴、珊瑚礁、海底。在没有人类的古早年代是如此，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亦然。年代久远之后，这本书越来越厚，增添了许多新页面，旧的页面却不免日渐残破。地球的气候历史，变成断简残篇中稀疏的只字词组与残缺不全的图像。
幸好，20世纪科技发展快速，科学家得以利用各种复杂的技术，重建古代气候的可能相貌，拼凑出冷暖干湿交替的气候韵律。当我们面对21世纪“全球暖化”的警讯与预告，却赫然发现自己身处于气候史上的相对冷期，期间则又夹杂着冷暖交替的时期。气候的冷暖是相对的，相对于过去8亿年，目前的气候或许处于相对的冷期，却可能是这1000多年来最暖的时期。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不但不见稍减，还有加速的趋势，气候学家推估未来100年，全球暖化将更加严重。他们预测许多地方将面临严重的干旱，剧烈天气也将更为频繁。然而，这一切都还是初步的推估。在这高度不确定性的年代，人类仿佛彷徨于十字路口的孩童，不知何去何从。有人质疑气候学家模拟推估的可靠性，也有人想到何不从地球的历史活页书寻找相似的历史事件，以古鉴今，或许还可窥未来。历史上的暖化事件很多，最近的一次是所谓的“中世纪温暖期”，发生于公元800年至1300年间。相对于其他更早的暖化事件，地球历史书记载的中世纪温暖期信息还算丰富。虽然已经有不少学术研究探讨中世纪温暖期各地的气候特性，却难窥其貌，甚至还在争论中世纪温暖期是否是全球现象。费根参考许多研究结果，认为或许我们仍无法确定暖化现象曾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暖化发生在地球的许多角落，全球暖化有迹可循。不仅如此，费根还发现长期干旱是许多地区的共同特征，在欧洲、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北极圈、美国西部、热带太平洋、中国、印度、中南美都曾发生过。
无巧不成书，气候学家推测21世纪的全球暖化将使得内陆地区的干旱更加严重，某些地区的暴雨事件将更为频繁而剧烈。这意味着两极化的气候变迁，套句时下的流行用语，就是“M型气候”。温度高的大气能容纳更多水汽，亦即较不易饱和；一旦饱和，却又可以凝结出较多的水滴，降至地面成雨，因此雨量变多。水汽凝结时，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使得天气系统更为激烈，因而暴雨事件更加频繁与剧烈。相反的，在半干燥地区（如撒哈拉沙漠南侧的萨赫勒地区），因为空气能容纳更多的水汽，因此更不容易饱和，地面蒸发将更加快速，地表更干燥，发生干旱的概率更高。费根发现，这样的情境曾发生于中世纪温暖期，更担忧历史即将重演——漫长干旱成为21世纪暖化地球上的普遍现象。他根据大量的文献与资料，抽丝剥茧，得到这个结论，让人眼前为之一亮，显现其身为杰出人类考古学家的过人功力。若将暴雨、台风比喻成急性肠胃炎，干旱就是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来得无声无息，无法立即根治，情况好的还可以长期治疗，差的则为时已晚。干旱不像滂沱大雨、台风，如万马奔腾般铺天盖地而来。它的脚步缓慢却持续而坚定，经常为我们所忽视，惊觉它的存在时，早已深受其害而不自救。费根的神来之笔，将之隐喻为“气候房间里的无声大象”，再恰当不过。[1]
费根身为考古学家，熟悉古代文明，自从1999年出版《圣婴与文明兴衰：洪水、饥馑与帝王》一书，开始阐述他联结气候与人类历史的独特观点，已完成《小冰河时代》《漫长的夏天》等科普著作。费根自称是“不怕被人讥笑的通才”（unashamed generalist），撰写许多科普与通识书籍，比起一些自视甚高的学者，更让人欣赏。中国读者对他应该不陌生，除了前述几本书，《法老王朝》《古代文明七十谜团》和《古代文明七十发现》都出自其手。
从考古与人类学，跨足气候变迁，费根一直试图联结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正如他所言，气候决定论（climatic determinism）长期以来被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所唾弃，他却对一般人甚至科学家对古代气候变迁的轻忽，感到震惊与不解。他认为从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社会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气候变迁与干旱，作为借鉴。以往资料不全，气候与人类社会的关联被忽视，可以理解；现今从树轮、冰芯、岩芯、洞穴取得的许多气候信息，则让我们有机会真正地去联结历史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说：“这是我们首次能正确评估气候变迁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冲击，了解那是影响人类历史的许多因素之一，甚至有时候是重要的因素。”费根显然不是盲目的气候决定论者，而是一位智慧的气候—人类历史联结观点的先行者。
近年来，气候变迁已经演化成复杂的跨领域科学，不再是气候学家的专利，本书就是最佳的例子。费根在书中谈到，中世纪欧洲如何受益于温暖气候，许多伟大的历史建筑建于这个时期，经济与人口急速扩张。他甚至认为：“气温较高的那几百年带来稳定的收成，进而促进贸易、引发战争，最终为近代欧洲的诞生揭开序幕。”但是，中世纪温暖期欧洲的森林砍伐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甚至为接下来“小冰河期”的欧洲种下恶果：“经过数百年的人口剧增和粮食普遍供应充足，四百年来漫无节制的砍伐森林和城镇急速成长，在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时，欧洲大陆已大幅改观。但到了13世纪末期，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人口成长的速度超过农产量的增加速度。”他进一步引申：“1000年前的世界，生机勃勃，缤纷多彩，许多地方出现乍起乍落的文明、强大君主与地方性战争。骆驼商队、丝路与季风，将欧、亚、非洲许多地区连成一气，世上首次出现不折不扣的全球性经济。”然而欧洲受益于温暖气候时，地球上许多地区却苦于干旱，造成人类的大迁徙，甚至文明的消失。吴哥王朝于中世纪温暖期建造了至今仍令人惊艳的吴哥窟，却因干旱而人去楼空；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玛雅文明也在漫长的干旱中，销声匿迹。这些观点或许让某些历史学家感到震惊与不解，却也不无道理，值得我们回味再三。
费根虽然联结了温暖气候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却也不断提醒读者，漫长干旱只是因素之一，人类的不当作为或反应才是导致社会无法永续的主因。比如，“（玛雅）人可以造水山或数百公顷的灌溉沟渠，但面对干旱、洪水、厄尔尼诺现象的自然威力，终究还是束手无策，特别是统治者对供养其民生所需的人民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或毫不关心”。相反地，居住在美西大盆地的人“靠着对环境的了解和善于利用机会的本事，他们存活了下来，而在至为严峻的环境，经历数千上万年无比严重的洪水、干旱所淬炼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赓续不绝”。
1000年前的温暖地球与普遍性的干旱，若与气候学家推估的未来全球暖化相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中世纪温暖期的经验，是否真如费根所言那般值得借鉴？我们无法预知，却值得参考。我们只知道，面对2003年炙热的夏天与干旱，科技发达、经济民生富裕的西欧有数万人丧生，经济民生严重受挫，和先民一样束手无策。费根对“大暖化”的看法或许不完全正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观点的确可以刺激我们对中世纪温暖期气候与人类社会的了解，更提醒我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未来也可能发生。以古鉴今窥未来，阅读本书无疑是一场丰盛的知识飨宴。许晃雄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注释】[1] “圣婴”为台湾地区译法，大陆译为厄尔尼诺。——译注｜序章｜历史上的大暖化“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迪亚斯，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雪莱，《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1812）（杨绛译）[1]
普埃布洛族巨宅（Pueblo Bonito）憔悴而沉默地立于峭壁之下，宅内紧密相连的房间顶部大敞，迎向灰色天空。寒冷刺骨的冬日，一阵寒风吹得枯叶和细雪漫天纷飞，落在空荡荡的广场上。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上方，云层低垂，在1月风暴的强风中翻滚回旋。寂寥，无边的寂寥。
1000年前，普埃布洛族巨宅是一处圣地，每逢夏至，壮阔的舞乐声便在此响起。方圆数里内的人蜂拥至此，来到可能是北美西南部最大的普埃布洛族巨宅。公元1130年，干旱降临查科峡谷，50年不退，玉米产量锐减。不出数年，博尼托巨宅人去楼空。50年后，查科峡谷几为空城。数百年后，原定居峡谷内的古普埃布洛族印第安人搬迁一空，投奔住在水源更充足处的亲戚。
如今，在这冬日里，未见1000年前的鬼魂起来骚扰我、惊醒我。逝者已矣，早已消失无踪，不复记忆。我想起万王之王奥兹曼迪亚斯，他的功绩已被遗忘，他的宫殿只剩断垣残壁。
公元1118年那场大旱袭击查科的10年前，高棉神君苏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在东南亚柬埔寨洞里萨湖湖边登上吴哥王位。几乎就在登基后，他便开始建造他的旷世杰作——吴哥窟。
为了建造这座集王宫和庙宇于一身的建筑，他动用数千名子民[2]，旨在在世间重现印度教里具有数座圣山的宇宙，而这一切只为服务这位神君。苏耶跋摩二世和其后几位继任者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宗教理想国，其长期依赖集约式水稻耕种，靠着运河、蓄水池与夏季洪水来灌溉。
如今，吴哥窟的高塔不复金碧辉煌，庙宇的彩绘不复艳丽，但仍令人悠然神往：错综复杂的阶梯和回荡着跫音的长廊，上头装饰着连绵不断的浮雕，刻画着浩浩荡荡的皇家列队、行进中的军队，还有预示天堂欢乐的曼妙跳舞女郎。然后，你从遐想中醒来，领悟到这是个死寂之地，已冻结在史上的某一刻。在鼎盛之际，建造者抛弃了它，原因大概是干旱让稻田干涸，使他们断了粮。
我再次想起奥兹曼迪亚斯。吴哥窟徒留给人霸业尽成空的枉然和惆怅。查科峡谷和吴哥窟默默诉说着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苏耶跋摩二世的忠心子民辛苦建成吴哥窟后不久，沙特尔圣母大教堂（Notre Dame de Chartres）在法国北部立起。这座哥特式大教堂在公元1195年左右开始兴建，只花了25年就完成了，为该地第六座教堂，是石头与玻璃打造的建筑奇迹。沙特尔大教堂和吴哥窟同属旷世之作，但前者至今仍生气勃勃，依旧为人间服务，石头与玻璃在此化为永恒的奇迹。
玻璃镶嵌于高耸的横梁和优雅的拱券之间，在沙特尔大教堂处处可见。阳光穿过玻璃射进教堂，化为宝石般的光彩，营造出玄妙的气氛。沙特尔依旧将天堂带到人间，联结世俗与性灵，一如1000年前。在此，过去未死，仍活在人们心中。
建造沙特尔大教堂时，欧洲处于较温暖的气候，多年来连年丰收。受惠于此的人们感谢上帝，感谢天地间不知名的力量赐予他们丰饶，于是建造大教堂谢恩。
1000年前世界生机勃勃，缤纷多彩，许多地方出现乍起乍落的文明、强大的君主与地方性战争。骆驼商队、丝路与季风将欧、亚、非洲许多地区连成一气，世界上首次出现不折不扣的全球性经济。但大部分人仍靠着三五成群结伴打猎或仅供温饱的农业过活。靠土地勉强为生时，农作一歉收，生计就出问题。通过考古学，通过挖掘大城市遗址、洞穴和不起眼的贝丘，通过高纬度北极区零星散布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铁钉，通过历史文献和口述传统，今人早已了解当时的世界。然而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了解当时较温暖的气候对人类有何等[3]深远的影响。本书就在探讨公元800年至1300年那500年间气候的变化——其实可以说是在探讨那期间的全球暖化现象，以及那些变化对1000年前世界的影响。当时的气候变化一如今日，并非呈直线，而是有起有落，且因地而异。
但那些起落遵循某种趋势，我们可以在事后勾勒出来。气候变化对人类未来有何影响，从这时期的历史可以得到不少借鉴。上一次大暖化，日子怎么过“中世纪温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一词，乃是50年前英[4]国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所创。他利用气候学和历史的多种线索，描述约公元800年至1200年间那段历史。在他笔下，这四五百年间的气候较温暖宜人，使欧洲丰收频频、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登陆格陵兰和北美。“中世纪温暖期”结束后，换上为期600年极不稳定的气候和气温较低的环境，即所谓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
小冰河期（泰晤士河结冰封冻的时期）留下的记录较为翔实，因而今人对这时期早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那时有饥荒和强烈暴风雨，偶尔出现出奇寒冷的冬天。但不久前，中世纪温暖期仍是气候学上的谜团。在人类造成的全球暖化受到科学界注意的许久以前，在古气候学仍在萌芽之际，兰姆撰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如今，我们对中世纪温暖期的了解更甚于他。拜树轮研究所赐，我们现在对于至少1000年前欧洲、北美西南部的季节性降雨和气温，已有详尽的理解。接下来的章节会穿插专栏，说明我们研究史前气候的一些方法。取自格陵兰、安第斯山等地高海拔处的冰芯，为过去2000年的冷暖周期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太平洋小环礁热带珊瑚的成长层，也记录了过去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通过研究全球各地树轮的序列，中世纪温暖期略具架构但仍晦暗不明的气候慢慢有了清晰的轮廓。
中世纪温暖期期间，欧洲人建造大教堂，古斯堪的纳维亚人航向北美，但根据新研究逐渐勾勒出的面貌，在气温较高的那几百年间，气候既造福人类，也危害人类。那时气温的确逐渐升高，于是大部分地区的冬天变得较舒适，夏季变得更长，但气温变化只有几度，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一定变得比较温暖。在那几百年里，太平洋东岸的天气凉爽干燥，几度出现突如其来的气候骤变，特别是干旱。漫长的中世纪干燥期加速了查科峡谷和吴哥窟的覆灭，促成玛雅文明局部土崩瓦解。
这时期的干旱有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太平洋上顽强的反厄尔尼诺现象，特别是约公元1100年至1200年间，但气候改变不是唯一的祸首（见第九章探讨反厄尔尼诺现象的专栏）。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认为是气候“促成”本书探讨的所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变化。这种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造成历史上诸多重大变动的观念，远在3/4个世纪以前就遭到驳斥。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通常更为间接。
撰写本文时，我曾到附近沼泽区的岸边散步。我拾起小石头，丢进静止不动的水面。扑通一声，石头消失无踪，但落水处漾开的涟漪呈同心圆往外向岸边扩散，过了出奇漫长的时间，最后一道微波才消失。古代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如此。与其说是干旱、洪水或厄尔尼诺现象之类重大变化的直接冲击改变了政治或社会，不如说是这类重大变化的影响，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在社会里慢慢发酵，促成了政治或社会的改变，例如出现新的蓄水方法、栽种较耐旱的谷类作物、出现收集资料以预测降雨的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本书不只探讨暖化和其他气候现象，也着重于探讨1000年前的人类社会如何应对气候改变。
人类始终居住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里，变动不已的环境使人类必须把握任何机会，不断适应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化。千年前世界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现今取得的气候学资料，正足以检视过去不为人知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去检视加速吴哥窟覆灭，或迫使蒙古的马上游牧民族寻找新牧草地的气候暗流。这些不起眼的暗流，如今却成为历史研究基本的一环。相偕同行的浩劫与机会
本书探索的古代社会，既有众所周知者，也有鲜为人知者。我相信，若不将触角延伸到欧洲以外的遥远地区，便不可能理解中世纪温暖期的深远影响。在较温暖的那几百年里，气候变暖带给欧洲极正面[5]的影响，欧洲大陆进入中世纪盛期。气温升高和随之而来的降雨模式变动缓慢而悠远地影响了全球，这带来机会，也带来浩劫。
影响之一就是使分属不同文化而相隔遥远的社会往来更加频繁。例如气候变暖降低了北大西洋的结冰程度，使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驾船横越大海，前往冰岛、格陵兰和更西边的地方，从而在巴芬岛（Baffin）遇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因纽特人（Inuit）。太平洋的厄尔尼诺活动偶尔降低了东北信风盛行的威力。波利尼西亚水手往北、往东航行，使地球上最偏远的部分岛屿从此有人类定居。在气温较高的那几百年，欧洲境内有越来越多黄金是骆驼从西非横越撒哈拉沙漠运来的。强劲的西南季风使红海、阿拉伯半岛及东非的居民，能够一口气横越印度洋，抵达印度和更远的地方。这些跨越长距离的往来，和许多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情势演变、气候变迁而消长的往来关系，都改变了历史。
不幸和机会总相伴而来。将目光自欧洲和北大西洋移开，转而注视较干燥的环境和降雨不稳定的地区，你会发现，同样是中世纪，在这些地方，干旱期，乃至几英寸的降雨量，就可能是生死之隔。当欧洲沐浴在夏季高温、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往西边远航时，地球上有许多人正饱受酷暑和漫长干旱的折磨。从北美许多地区，经中美洲、南美洲，再到遥远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北方，地球上一大片地区经历了数个严重而漫长的干旱期。萨赫勒（Sahel）地区、尼罗河谷与东非陷入数场干旱，饱受摧残。农民挨饿，文明崩毁，城市瞬间瓦解。考古学和气候学告诉我们，干旱是中世纪温暖期的无声杀手，是让人类穷于应付的严酷现实。
地球上的诸多文明多半都受到中世纪升温现象的影响，且其中许多还因此而衰落。悄然无声的杀手：干旱
现今人类正处于气候剧变期，且剧变程度可能更甚于1000年前。全球气温逐步上升，伴随从海啸到飓风等多种与气候相关的天灾。科学家潜心探究剧变之际，好发议论者和末日预言者大声宣称人为的全球暖化将带来何等灾难。但这些人自居为先知，却几乎不曾费心去探究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气候变化，只会以带有政治立场的心态，讨论1000年前的气温是否比现在还高。事实上，当时的气温并不比现在高。我们已进入持续暖化的时期，这时期至少可回溯至公元1860年，而造成持续暖化的祸首是人类活动（即石化燃料释出的温室气体）。
全球暖化是否是人为造成的漫长辩论已经结束，因为科学界已提出确切无疑的论据，说明未来的地球将因人类活动而变得更热。讨论焦点已开始改变，世人转而探索如何降低污染，和在冰帽逐渐融化、海平面渐渐升高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的长期问题。当前气候变迁的激烈辩论，多半锁定在极端的气象活动和海平面上升方面。冰帽融解和洪涝概率增加，都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可怕的杀手是干旱，甚至在微幅升温期亦然。这杀手行动悄然无声，且往往叫人掉以轻心。针对人为暖化世界里的干旱，计算机预测的情形着实令人心惊。我们已知道，19世纪的干旱使热带地区死了约2000万至3000万农民，而那期间地球人口比现今要少许多。如今我们正进入持续暖化期，已有数百万人陷入生存危机：这些人或靠贫瘠的农地过活，或以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来说，居民是住在靠掠夺地下水和河川以取得供水的大城市里。
中世纪温暖期为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许多借鉴，也提醒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迎接地球暖化下的长期干旱。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期间，人口已大幅增加的地球将有许多人苦于极端严重的干旱、水资源短缺和作物歉收所引发的问题，且更难解决。我们只能企盼人类善于适应、善于把握机会、善于逢凶化吉的独特禀赋，能引领我们度过只能以不确定和充满挑战来形容的未来。【注释】[1] 专指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族群，也指该印第安族群用土砖建成的部落建筑。——译注[2] 原文如此。但据资料显示，建造吴哥窟动用了几十万人，历时几十年才建成。——编注[3] 气候是对每天、每季甚至每年天气情况观察总结出的特征，天气则是从气温、云量、降雨、辐射等变量角度表述出某个时刻的大气状态。简言之，气候是积累的感受，天气是当下的感受。[4] 对于兰姆认定为中世纪暖化期的那个时期，现今最普遍的指称用语，即是他创造的“中世纪温暖期”一词。许多气候学家认为该名词界定不够周延，而且那时期的气候其实非常多变，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该名词未必适用于全球；某些气候学家则用“中世纪气候异常”（Midieval Climatic Anomaly）一词。为求行文明晰，我在书中一律使用“中世纪温暖期”，偶尔也以通俗说法“气温较高的那几百年”称之，即使那几百年的气温并不全然较高。专家学者或许会鸡蛋里挑骨头，但“中世纪温暖期”一词毕竟简便、普遍、广为人知。[5] 指11、12、13世纪，其前为中世纪初期，其后为中世纪末期。——译注｜第一章｜暖化时期
学名异腹荨麻长蝽的昆虫，
现今一般栖息在英格兰南部阳光充足地区的带刺荨麻上，
但考古调查发现……中世纪的约克郡就有该昆虫的存在……
这大概表示当时的气温高于今日。——兰姆，《气候史与现代世界》（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1982）
公元1200年秋，英格兰南部寒雾低垂笼树梢。犁过的长条形田地上飘着无所不在的毛毛细雨，两名男子从挂在脖子上的帆布袋里拿出小麦种子播种，细雨打湿两人饱经风霜的脸庞。他们鼻子扁平，头发蓬乱，赤着脚，身穿脏污的无袖束腰上衣，头戴草帽，来来回回轻松走在田中，边走边将种子撒在浅浅的犁沟里。两人身后，牛拉的耙跟着犁过，泥土覆盖了刚播下的种子。耙是带有木质尖齿的方形农具，耙齿能插入土里。他们播完一块地，接着播另一块。时间所剩不多，他们得尽早播种，以免秋季大雨降临，将种子冲出土壤。
播种作物的例行程序一如四季推移，永远不变。这是每个人从小就懂得的道理。老一辈的人想起过去寒冷阴郁的日子，那时寒意无所不在，即使披上绵羊皮斗篷都无法驱除。他们还想起有那么些年，天空万里无云，毒辣的阳光直射而下，整个田地热烘烘的。这时候，村民赌天会下雨，不管三七二十一，种了再说。有时他们会赌赢，但往往赌输，结果就是隔年要挨饿。
种子袋空了，两人伸展一下肢体，将新的种子袋再甩上肩。他们辛苦干了几天活儿，先是收割夏季作物，然后犁田、播种冬麦，非常疲累。生活在仅足温饱而随时可能挨饿的农业社会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
经过几星期的好天气，村子有个丰收的夏季，没有挨饿之虞。好运接连降临，冬天气候温和，雨量并不多。1月和2月结了霜，甚至下了些雪，但没有回寒；春天早早降临，气候暖和，只下了不大的雨，雨量正合需要。随着白天变长，村民开始替逐渐茁壮成长的作物除草。7月下旬，谷物成熟，开始收割。炙热骄阳烘烤大地，深蓝色天空上飘着松软的云。男人弯腰收割，用铁制短镰刀割下熟麦。他们一把抓住一束麦秆割下，不停干活，只在要磨利刀锋时才停下。在他们身后，女人拉起裙摆，塞进腰带，方便双腿活动，头上罩着色彩艳丽的布。她们捆扎叶鞘，堆成一垛垛。仍附在麦秆上的麦穗很快就被搬进室内，以便天气转坏时在有遮棚的地方打麦脱粒，扬去麦壳。小孩在叶鞘堆间玩耍，拾取残株之间的麦粒。正午时大伙停工，伸展僵直的背，喝些麦芽酒，头顶上有鸟儿争相飞下来抢食麦粒。不久村民再度下田干活，天黑才收工。他们得趁还没下雨，抢时间收割完。
参照今日自给自足的小农所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判定公元1200年的这些农民绝不会浪费一丁点东西，即使在这样的丰收年亦然。只要瞧一眼成人脸上深刻的皱纹就知道原因。男男女女20几岁就显老，粗活和偶尔挨饿或营养不良，使他们的容颜早早就失去青春。但这些人生活在比过去几百年要更暖和的时代，生活在气候学家所谓的中世纪温暖期。捉襟见肘的欧洲小农
1000年前，欧洲一切活动都依赖农业。从不列颠、爱尔兰到中欧，八至九成人口辛勤耕种以填饱肚子，幸运的话，收成才能有所剩余。欧洲大陆上的农民过着仅足自家温饱的生活，作物一歉收，生计就有问题，而丰收或歉收全取决于难以捉摸的气温和降雨。
那时的人口比现在少很多。伦敦人口在公元1170年首次突破3万大关，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是大都会。英格兰其他城镇的人口则少得多，例如英格兰东部的诺里奇（Norwich）只有7000至1万名居民。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与低地国的人口，在公元1200年时约有3600万，如今则超过2.5亿。这3600万人几乎全住在大小村落或小镇，因为城市这时才刚成为欧洲人生活里重要的一环。每个人，就连最大的领主，都依赖不靠机器、杂交种子或肥料耕种的乡村。犁与耙靠马与牛拉，甚至靠妇女拉。收成靠人力，收割的谷物靠人背到市场，或者用牛拉车或河上平底船运过去。
乡村景致由森林与林地、河谷与湿地交织而成，且不断因人类活动而改变风貌。许多人住在孤立的小部落，周遭是凌乱的田地。但越来越多人居住在较大、较集中的村子，附近的可耕地分割成数大块开阔地，每块开阔地再细分为数小块长条形田地。这些小田地通常被称[1]作弗隆（furlong），每块面积约0.2公顷。每个佃农在不同大块开阔地上各持有几小块长条形田地，却不会在所有土地上同时栽种。每个农民都知道，可耕地得定期休耕，以恢复地力，将植物病虫害降到最低，休耕前还得放牲畜啃食其上的残株、排粪施肥。排水最佳、最轻质的土壤，最利于谷类作物生长。牲畜不只啃食田里收割后的残株，还会到树林里和开阔牧草地上较重质、黏土成分较高的土壤上吃草。一如今日仅能温饱的非洲农民，中世纪农民了解不同牧草的特性，了解从哪些不易察觉的细微处判定地力已恢复，了解不同野菜的生长季节。为防寒霜、暴风雨或干旱突然来袭，他们唯一的自保法门就是多方取得食物，绝不只依赖谷类作物。中世纪英格兰农民播种，然后耙地，让泥土覆盖种子女人在收割季时收割、捆绑谷物
在中世纪的欧洲，靠土地填饱肚子并不容易，但欧洲人做到了，有时收获颇丰，特别是在温度高而较干燥的盛夏时节。英格兰与法国农民主要栽种小麦、大麦和燕麦。普遍来讲，约1/3土地种小麦，1/2种大麦，剩下的种豌豆等其他作物。以今日标准来看，即使是丰年，产量都算少。小麦丰收时，每公顷约产540公斤到840公斤（今日产量则超过3150公斤），而且单位产量里有154公斤要留作种子，供下一季播种。由此可知产量的确很少，除了最丰收的年份，很少有粮食剩下。用来酿制啤酒的大麦单位产量较高（1580公斤），但留供播种的种子也较多。一般来说，丰年时的谷物产量几乎是种子的四倍。
活命靠的是分散食物来源。每个人都种菜。富含蛋白质的豌豆和其他豆类在早春时当田间作物栽种，秋天采收。人们任豆荚在植株上干燥，豆梗便犁回田里充当肥料。形形色色的蔬菜和香料植物为那个时代基本上无肉可吃而以面包、稀粥为主食的欧洲人补充了日常营养。
大部分农民都会养一些牲畜，可能是一两头乳牛，一些猪、绵羊、山羊、鸡，幸运的话，还会养匹马或几头牛，或至少在需要犁田时能弄到牛马役使。牲畜提供肉、奶，还有兽皮与羊毛。剪羊毛是春季大事，选在温暖西风吹起、预示夏天就要来临的晴朗日子进行。妇女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进来，和风将柴烟吹出门窗。户外，村民聚集在柳条大围栏中，绵羊在里面相互推挤。空气里弥漫着羊毛味。穿着紧身皮大衣的男人把一只只绵羊抓来，用简陋的铁剪剪羊毛，铁剪在这温驯的牲畜背上翻飞，手法利落。剪过毛的绵羊一脸茫然，抖抖身子，由小伙子赶到附近的畜栏里。待在附近的小孩拾起羊毛，放在木架上，在明亮的阳光下晒干。
牲畜一整年大都在外自行吃草觅食，特别是猪。秋季时，猪大啖橡实和山毛榉实；冬季的喂养则不同，让具繁殖力的牲畜活命是首要任务。多余的公牲畜和奶水枯竭的乳牛，秋季时不是卖掉，就是杀掉，好腾出干草给最有价值的牲畜食用。采收干草至为重要，6月开始割草，持续到7月，视气候而定，因为干草必须绝对干燥，以免采收后腐烂变热而着火。天气晴朗的日子，男人带着长柄铁质大镰刀，排成一列扫过草地，割下的草成排置于原地晒干。他们还会回来翻动草堆几次，使其干透，然后摞成堆存放。摞成堆时，外层堆成茅草屋顶的样子，用以防雨。干草收割是年中大事，却要看上天肯不肯赏好天气。收割季碰上下雨，冬季就甭想有干草储存，牲畜可能全挨不过冬天。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切全看气候。
即使是歉收年，农民仍得缴税和教会的什一税，从而耗掉存粮。一户四口之家有两公顷地，可以勉强过活，不怕挨饿。但家里每个人，就连年幼的小孩都得帮忙种菜，出去采集蘑菇、坚果和浆果之类的野生植物。碰上霜害或暴风雨造成的歉收，靠两公顷地，生活几乎是捉襟见肘；连年歉收，则意味着饥荒、与饥荒有关的疾病降临，运气好的话只是营养不良，但必定会有人死亡，特别是在寒冷而凄惨的冬末月份。因为那时存粮一向不足，且为期40天的大斋节才刚刚开始。
每年夏去秋来之时，每个村镇收割作物，感谢上帝赐予丰收，因为生活很不容易。循环往复的四季限定人的生活作息。栽种、施肥、收割的例行活动，亘古不变的生老病死，还有人认为上帝我行我素的作为，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在这个不知何谓长期天气预测的时代，不管是君王、贵族、军阀、商人或农民，每个人都摆脱不了暴雨、干旱、强风、晴朗夏日的循环支配。他们不知不觉加入了大气与海洋合跳的气候之舞——错综复[2]杂的加伏特舞曲。但舞步渐渐放慢，变成从容不迫的华尔兹，夏季炎热和较稳定的气候成为常态。在公元800年至1300年间，这倾向尤其明显，气候改变的步伐放慢了。正是在这500年间，即中世纪温暖期期间，欧洲发生了巨变。与气候共舞的人类历史
从长远历史来看，约相当于20代人的中世纪暖化期，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相较于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气温的改变，这500年的气温变化只能算是小儿科。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全球持续暖化期，也就是地质学家所谓的全新世（Holocene）。这时期持续至今，尚未结束。数代科学家靠着不足的资料，建构出过去1万多年来的气候面貌。这段时期的气候，基本上属于现代气候，从冰河期结束、气温逐渐升高以来，这段时期气候的改变，相对来讲是微乎其微。但近几年古气候学研究的突破改变了我们对以往世界的认知。
今日的气候学家钻探海床和湖床，钻取格陵兰、南极洲冰原深处的冰芯，探究古木的树轮序列，发现全新世的气候在不断变动。如今我们不只能看出长达千年的冷暖变化，还能看出短期的周期变化。从稍微多雨变成较为干燥，从气温较高变成较低，再变回较高，这些改变从未停止。有些改变持续100年或10年，有些（如重大厄尔尼诺现象）只持续约一年。只有少数重大的气候变化能长留在人类记忆二三十年，因而在预期寿命只有30岁出头的时代，气候变化很快就被人遗忘。气候学上的新研究告诉我们，气候的步伐或许加快或放慢，或许踉跄而突然改变方向，甚至长期保持平稳，却从未停下。
气候往复变化的动力来自何处？不详。最可能的答案是地球偏斜度的小改变引发气候改变，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如17世纪太阳黑子不足，在所谓小冰河期的最盛期，促成一段气温明显下降的时期。还有一些改变气候的因素，例如冰岛、东南亚等地的火山活动。
公元1815年爪哇松巴哇岛（Sumbawa Island）坦博拉山（Mt. Tambora）猛烈喷发，将火山顶轰掉了1300米。大量火山灰上升，进入大气层，遮天蔽日，使1816年欧洲出现著名的“没有夏天的一年”。
但最近大部分气候学家已相信，大气与海洋间复杂而仍不为人所理解的相互作用，是促成气候改变的一大因素。气候学家乔治·费兰德（George Philander）说那是两者合跳的舞，舞风大相径庭，一方舞步迅速，另一方手脚较笨拙。他写道：“大气灵活而敏捷，对海洋的暗示反应很快，海洋则行动缓慢而笨拙。”我们抱着机会主义、时而坚决果断却往往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与这两名舞伴共舞。
我们也已知道，气候的舞动回旋对人类社会有惊人的直接影响，例如公元6世纪某次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超乎寻常的暴雨，摧毁了秘鲁北部海岸沿线河床中历代沿用的灌溉沟渠；又如美国西南部的几场大旱，促成1000年前古普埃布洛人大举迁徙。普埃布洛人因干旱迁离家园的同时，中世纪的欧洲农民正置身于较稳定的天气与丰沛但通常不会过多的降雨中。稍微炎热、干燥的气候，其影响表现在各种不易察觉的地方，即收成更好、人口增加、加速砍伐森林、贸易和深海渔获量急剧增长、各地大兴土木建造大教堂。当然这并不表示气温升高造成这些改变，绝非如此。令人振奋的是，现在我们能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将看似微不足道的气候改变与各种历史事件联结在一块。除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异数，如花费数年研究葡萄采收日期的瑞士史学家卡尔·菲斯特（Karl Pfister）之外，大部分史学家往往忽略气候的变化，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不是科学家，不擅于运用新的气候学资料。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气候改变是影响中世纪历史的诸多重大因素之一，特别是北海地区住在小村落、以种植作物或捕鱼为生的老百姓，其生活受气候改变的影响尤深。曾经，英国葡萄酒的风味让法国农人大惊失色……[3]
约公元1120年时，僧侣暨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游历英格兰西部诸郡的格洛斯特谷（Vale of Gloucester），赞叹当地富饶的夏季风光。“此处可以看到干道、公路旁满是果实累累的树木，那些树不是人为栽种，而是自然长出来的。”他写道，“在英格兰，就数此郡的葡萄园最多、最优良，或因土地肥沃，或因葡萄甜美。这里的葡萄酒没有难喝的酸味，甜度只稍逊于法国葡萄酒。”威廉注意到当地人将葡萄种在空旷处，安插杆子供葡萄藤攀爬，却未筑墙以阻挡寒风，可见当时的气候条件非常理想。春季时，葡萄不能受霜害，特别是开花时或开花后；夏季则要有足够的日照和高温，降雨不能太多；秋季也要有足够的日照和高温，以提高甜度。当时英格兰境内的葡萄园欣欣向荣，而那些葡萄园的位置比20世纪60年代法国、德国最北边的葡萄园还更靠北。
12到13世纪时，英格兰的气候非常温和，能出口大量葡萄酒到法国，令法国葡萄农大为惊恐，怨声载道。不只是英格兰这样的地方能酿制葡萄酒，公元1128年至1437年间，北纬55度的东普鲁士及挪威南部也生产葡萄酒。当时，黑森林海拔780米处都有葡萄园；如今，德国最高海拔的葡萄园在560米处。当时中欧的夏季气温比50年前还高1℃到1.4℃ ，比英格兰略低。
英国气象学家暨气候史家兰姆，研究气候成果斐然，却鲜为人知。通过他的著作，我们首度了解那温暖的几百年。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部分史学家认为气温和降雨对历史事件毫无影响的年代）研究过去2000年来气候的细微变化。兰姆是个气候探查高手，他没有树轮或冰芯之类替代性记录可资运用，转而依赖散见于各地、层层积累的地质线索和包罗广泛的历史记录，拼凑出过去气候的复杂面貌，同时探究至少200年来全欧各地借助仪器取得的观测记录。他的研究成果斐然，包括详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一些重大暴风雨，例如重现了四场猛烈暴风雨，它们在约公元1200年、1200年至1219年、1287年与1382年，夺走荷兰、德国沿海地区至少10万条人命。他还详述了1588年让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的大西洋强大低气压，从而为气候学的研究著作增添一件杰作。专栏研究古代气候变迁的方法
考古学家、史学家与古气候学家研究古代气候变迁，会运用到许多种方法，在此列出其中荦荦大端：
一、直接方法
1.仪器记录
仪器记录是最准确、最直接的气候变迁研究方法。遗憾的是，这类资料在欧洲和北美，最早只到约150年前，其他地方还更晚近许多。
2.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如日记、航海日志，及提及洪水、旱灾等天灾的官方报告，提供了后人一窥古代气候的宝贵记录。最古老的文献是日本、韩国的樱花树开花报告，最远可回溯至2000年前。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许多地区的记录可回溯至约500年前。
二、间接方法（替代性记录）
1.冰芯
从格陵兰、南极大陆、安第斯山、西藏等地冰原深处钻取出的长条冰芯，为地球过去的气温变化提供了连绵不断的纪录。研究人员测量构成冰之水分子里的氧、氢稳定同位素比，借以了解气温变化。氢氧同位素比的改变，与气温变动有连带关系。从南极大陆取出的某冰芯，提供了42万多年的气温记录；格陵兰与安第斯山等地，则提供了过去2000年的高解析序列记录。
2.深海与湖床沉积物样本
从深海钻取出的海底沉积物，含有对温度变化敏感的有孔虫或海中硅藻，其中最久远的来自数万年前。在某些地方，例如委内瑞拉近海的卡里亚科海盆和加州的圣巴巴拉海峡，积累快速的特性，为中世纪升温和后来的降温提供了相当精确的记录。湖床沉积物样本提供了记录有水平衡变化的季节性累积层，有助于了解古代旱灾。
3.珊瑚记录
生活在接近海面处的珊瑚，每年都会制造一圈圈密实的碳酸钙。研究人员借由测量同位素稳定的O18与O16的比例改变，可查出气温的变化。温度越高，比例就越低。珊瑚记录往往不完整，仅有少数能提供两三百年来的气温变化。
4.树轮（树木年代学）
树木年代学建立在对树木年轮的研究上，树轮的疏密记录了降雨量的变化。树轮研究发祥自美国西南部，目前世界许多地方即运用此方法取得重要的替代性资料。来自欧洲的树轮记录，包罗特别广泛；来自北美部分地区的树轮记录也是。
近几年，已有人费心从亚洲和南半球收集更多样本，从中应可取得有助于了解中世纪温暖期和古代厄尔尼诺现象的资料。欧洲的树轮记录，最远几可溯及冰河期，但大体而言，以涵盖过去一两千年的记录居多。
以上是古气候学里主要的替代性记录，此外，石笋之类的洞穴沉积物亦属之。石笋记录了长久以来洞穴地下水同位素的组成比例和气温变化，通过钻取样本，也可判读过去的气温变化。
三、改变气候的外力
外力是指威力强大、难得出现的因素，例如足以导致气候改变的火山爆发。在中世纪温暖期里则是指自然改变，例如地球运行轨道稍稍偏斜，导致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总量改变，又如影响全球能量平衡的火山大爆发。火山大爆发将大量火山灰和硫黄气送进大气层，使抵达地球的太阳辐射减少，进而使气温降低。这类效应只能维持数年。1860年起，改变气候的主要外力是人类活动，而那大体上肇因于使用化石燃料。
四、计算机模型
先进的计算机模型，运用得自浮标、仪器记录、替代性记录、卫星等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原始资料，来模拟世界气候体系的动态。计算机模型既用于了解全球气候变化无常的本质，也用于测量不同外力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有利于评估人为全球暖化的影响和长、短期的天气预测。
如今气候学家仍心怀崇敬地引用兰姆及法国史学家埃玛努尔·勒华·拉杜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著作。勒华·拉杜希从气候驱动历史的角度撰写欧洲史，是此类欧洲史最早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大体上以几百年间葡萄采收的日期来铺陈，较热的年份较早采收，较凉而多雨的年份便晚许多。
兰姆的早期著作有多处出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推断。例如，他从最远可追溯至1432年的记录，得出50年间夏季多雨、冬季暖和的平均值，然后运用这些平均值重建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气候。他发现公元800年后的四个世纪，气温明显偏高，称之为中世纪温暖期（有时称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他从未认为在这时期欧洲时时艳阳普照，反倒认为这是个冷热周期性变动的时期，偶尔还出现非常寒冷的冬天，例如公元1010年与1011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连地中海东部地区都陷入酷寒。
接下来三个世纪，如此严寒的冬天不多。但气温持续升高，造成冰帽融化，使山区林木繁茂，并导致北海海平面大幅上升60厘米至80厘米。在涨潮又发生暴风雨时，便足以造成毁灭性的水灾。
即使未发生暴风雨，海平面上升也改变了沿海低洼地区的地貌。如英格兰东部的芬斯沼泽带（The Fens/Fenland）原为冰川所覆盖，后来成为遍布沼泽、湿地和高涨溪流的地方，偏远而不易进入。
早在12世纪初，捕鳗鱼者和沼泽地居民就靠着芬斯沼泽带为生，过着与周遭农民互不往来的生活。对于懂得利用这块沼泽地的人而言，这里既是丰富的食物来源，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4]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撒克逊酋长赫里沃德固守于芬斯沼泽带中心的伊利（Ely）修道院，抵抗威廉长达五年。他和手下躲在柳树环绕的偏僻小岛上，小岛分布错落犹如迷宫。公元1071年威廉拿下伊利时，赫里沃德脱逃、藏匿，从此消失在历史上。
公元1000年后，北海持续上升。大不列颠有个潮水湾，深入内陆直抵诺维奇。
现今在内陆的贝克斯（Beccles）镇，在征服者威廉在世时，是北海海滨繁荣的鲱鱼港。威廉征服英格兰前，当地渔民每年供应3万尾鲱鱼给附近的圣爱德蒙修道院（Abbey of St Edmund）。威廉入主后，要求上缴双倍渔获。1251年和1287年的暴风雨，使尼德兰大片地区遭海水淹没，形成名叫须德海（Zuider Zee）的大片内陆水域，丹麦、德国沿海地区也有数千英亩地没入海中。
根据兰姆的研究，各地最暖的时期不尽相同。格陵兰的气温约在公元900年至1200年间明显升高；欧洲最暖的时期则在公元1100年至1300年，当时夏季干燥、冬天暖和成为常态。中世纪温暖期有比现在还热吗？
在学术界，凡有新观念诞生，总会引来一窝蜂的引用而充斥于所有学术著作，中世纪温暖期（欧洲沐浴于和煦夏季的500年）的观点也不例外。史学界竞相将中世纪升温现象当成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幽微背景，但在气候替代性资料初萌之时，少有历史学家深入研究这个现象。兰姆从未把中世纪温暖期当作一段前后切割分明的时期，因为他非常了解欧洲气候的实际情形。兰姆研究成果问世之后50年间的气候探究证实他的说法无误。当时的气温的确逐渐升高，特别是公元1100年到1200年间，但当时的气候一如以往，变化无常。中世纪温暖期不是一个独立分明的时期，这时期的气候与之前也并非截然不同。继它之后，从约公元1300年（开始的年代不确定）到1860年的小冰河期亦然。但诚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赞誉英格兰葡萄酒的文章所言，平均气温即使只上升个1℃~2℃ ，都能改变大地风貌或摧毁文明。
许多学者认为，重现中世纪温暖期气候一事日益迫切，因为它已被纳入全球暖化是否是人为造成这个泛政治化而过去备受争议的议题中。那些反对全球暖化是人力所造成的人，将温暖期那几百年的气温曲线，与1860年工业革命高峰以来几近直线的持续升温相提并论。
气候异常（℃）北半球气温重建图
根据六个不同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编成。除了气温，本表还列出得自仪器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深色表示）。每条曲线都有些不同，且都受制于不同的不确定因素。年代越久远，不确定的程度就越高。但在过去1100年的范围内，这些重建曲线大体上是一致的，而在400年前和呈现升温趋势的150年前更是如此。中世纪温暖期的气温变动，反映了不断改变的气候状况。［取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过去两千年地表气温重建图》（Washi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6）图表S-1。个别气温曲线的详细内容，无关本书宏旨，但在该出版物里可找到］
气候学家麦可·曼恩（Michael Mann）、雷蒙·布拉德利（Raymond Bradley）与马尔科姆·休斯（Macolm Hughes）使用树轮、冰芯、珊瑚之类替代性记录，加上过去150年的仪器记录，陆续推出过去600年、1000年的北半球气温重现图，争议随之爆发。他们的锯齿状曲线图明显呈现公元1860年以来气温上升的趋势，公元2001年在“全球气候变迁小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报告里刊出后，大受瞩目。那条曼恩曲线以“曲棍球棍”之名广为人知，因为图中所呈现过去150年的升温曲线，长而几近直线。与现今的升温趋势相比，中世纪那几百年的气温变化几乎是平的，此一研究结果让反对全球暖化是人力所造成者大为愤怒。他们希望见到的结果是中世纪温暖期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
那500年间北半球的气温有多高？真的比现在还热吗？根据公元1861年以来的仪器记录，我们知道地球冬温上升约0.8℃ ，夏温则上升约0.4℃ 。至于中世纪那几百年的气温，我们得依赖替代性记录和零星的历史记录，例如兰姆所运用的历史记录。许多替代性记录最远可回溯至公元1600年，从中可发现17世纪气温较低，夏温比公元1961年至1990年间约低0.5℃ 。更早的记录比较不完整，但可发现公元1000年之后气温渐降，公元1000年至1110年间的气温则比千年平均值约高0.1℃ 。公元1000年前的记录则很零散，因为缺乏可靠的替代性序列。目前看来，兰姆的说法是正确的，至少就欧洲而言是如此。
11、12世纪，乃至先前的两个世纪，气温较高、较稳定，但气温仍比现今稍低。对于今日持续暖化的现象，只有少数科学家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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