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园合集(套装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朋园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张朋园合集(套装共3册)试读：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著者拟用政党原理去分析立宪派的背景、信仰、组织，用群众运动的眼光去剖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活动的方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用群众心理去推测他们的心理变异。对于他们卷入革命之后的活动，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他们对革命反应的类型。有人谓立宪与革命为南辕北辙的运动，是否如此，将在各别讨论中求取较为合理的答案。

本书的研究宗旨，七八年前便已拟定。起始探索立宪派理论家梁[1]启超的思想，费时两年，成有专书。以后借赴美访问进修机会，搜集有关资料。承耶鲁大学Mary Wright教授之约，在辛亥革命讨论会[2]上发表立宪派一文，是为本书之初步架构。返台之后，复经三年始成定稿。

本书之成，首先必须感谢两位指导老师：郭量宇先生、韦慕庭先生（C．Martin Wilbur）。量宇师于七八年前便指示著者从事本题之研究，以后随时开导指引，获益最多。稿成之后，复蒙详加审阅，字字斟酌。慕庭师在观念上予著者的启发最大，初步架构，实由先生之影响形成。书成之后，再蒙赐予序文。其次，当感谢辛亥革命讨论会与会诸先生，尤其是市古宙三教授、Mary Wright教授、William Skinner教授、汪季千（一驹）教授，他们对本题曾提出宝贵的意见。再者，本文研究期间，先后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讨论三次，本所同人不吝指教，铭感在心。最后，还要申谢一些师友的帮助：石锦先生、黄福庆先生曾慷慨借阅他们所收集的留日学生名卡，对本书人物出身背景颇有充实。李又宁教授、徐乃力教授、李恩涵先生、Don Price教授、周应龙教授、逯耀东先生、张玉法先生、陶英惠先生、郭正昭先生、汪台云小姐，或提供意见，或校阅本稿。

为了搜求尽可能得到之资料，“中央图书馆”、“内政部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胡佛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都曾给予著者极多的方便。本书研究著作期中，得福特基金会之资助（1966—1968），并至各地收集资料（1964—1966）。在此一并志下，以表谢忱。

本书虽然费时数年，且得上述各家的指导与帮助，但由于资料之不足，个人的才疏学浅，缺点及错误均在所难免，应由著者负责，还请高明指教。张朋园于台湾南港1969年10月2日

[1]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2] 原文见Mary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1900 1913（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1968）。三版序

本书过去曾经两版发行。去年，副所长张力教授告诉著者，三版将改以计算机打字排版，要我进行必要的修订。我迟疑了很久。三十五年前的著作，今天已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修改恐不如重新写过，结果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行年即将八十，我实无余力大肆翻修。

立宪派这个题目，历史学家似乎一直缺乏兴趣。三十五年前我写此书，由于海峡两岸隔绝，资料不足，只能说是拋砖引玉，希望有更多学者投入，做更深入的研究。然而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五年，至今仍未见继起者，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1991年，我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意中发现谘议局议员七省名录，为之喜出望外。随后耿云志教授赐赠他搜集的江苏、浙江两省名录，加上原先已有的六省资料，合共为十五省，立宪派的背景大体上掌握住了。我将这些资料合并在一起，写成《立宪派的“阶级”背景》一文。这次三版印行，如果有所增补，就是这篇短文了。我将之纳入第二章，读者可以了解这是我对这一代政治人的观感重点所在。

本书得以三版印行，张力教授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动力。他不仅鼓励我，而且为全书从头至尾校阅一通，引文的错字和遗漏由他补正，而且进一步纠正了我在学术规格的缺点。新书的封面也是他安排设计的。我还要感谢出版组的张珍琳小姐和陈南之小姐，她们为计算机打字进行一校二校，字字斟酌，将错误减到最少。最后成书都是她们二人亲手完成的。张朋园2004年12月30日上编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第一章立宪派与清廷预备立宪一、清廷预备立宪

近年来有几种关于革命的论著，认为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政治的败坏或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在统治者措意改善，压[1]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

清末的内忧外患，至甲午一败，可说到了顶点。但是全面性的革命不曾发生，戊戌的求变改革运动，也得不到一致的支持。其原因自然很多。归纳起来，在握有权力的当局，其统治力量仍强，高压手段亦方兴未艾；民间尚缺乏一致反抗的意识。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2]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革命何以发生在清廷采取改革政策之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预备立宪诏的颁布，无论其为真情或假意，态度已经较前开明，诸般措施，不无差强人意之处。而革命竟在宣示九年预备的第四年爆发了，正所谓“痛苦在可以忍受时，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时愈感痛[3]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

如果清廷没有预备立宪之举，革命是否会在辛亥年发生？即使发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洲王朝是不是会那样迅速地被推翻？诸种解释，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是由于有了立宪之举，反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及清廷的灭亡，似不无直接间接的关系。清廷的预备立宪，是开明政治的起点——专制政治已被迫稍事收敛，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启，深藏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潮。希望大事改革的要求不达，转而寻求对抗，是所不免。清廷的势绌，实始于立宪运动。本书旨在讨论一批热心于君主立宪者与革命的关系，官方的立宪预备不多涉及。但立宪派与立宪预备有不可分的关系，不得不将其原委略予说明。

君主立宪的宗旨在授民以权，让全国人有共同参与政治的机会。此一运动的发轫酝酿，由来已久。同光年间冯桂芬首先公开指出了民权政治的重要，引经据典，论政治宜“善取众论”。王韬亦叹服英国政治，谓治民之要，宜顺民之意。光绪初年，马建忠受法国的影响，认为立议院而下情上达，是第一个指出议会要义的人。其后，郑观应谓有议院则“君民一体，上下同心”。陈虬认为开议院为当务之急。汤震（寿潜）主张两院制度。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不仅言议院之利，进而论及选举之道。这一类的言论直接间接对戊戌变法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积极主张实现议会理想的是康有为，在他的变法计划中有设立议院一项，所以中国的立宪运动应该始于戊戌。不过康氏的变法计划杂沓繁复，终无所成。以后的议会运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至[4]康的弟子梁启超，立宪运动始由萌芽而茁壮。

清季立宪运动的推进，与西方有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人民反对专制政治，由下而上，逼成立宪；中国则由于人民知识之落后，虽然有前述诸家的鼓吹，却不能及时引起全民的反应。立宪之议，始于少数士绅，态度和行动比较温和，非有强烈的刺激，难期在上者的接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战胜了俄国，倡导立宪者遂振振有词，认为日本之胜与俄国之败一，是由于前者有部宪法，后者无之之故。反观我国一，再败于列强，也是由于没有宪法的关系。因此舆论界与官场中都以为，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

在此之前，官吏中已有立宪之请，如驻法使臣孙宝琦改革政体之奏，两江总督周馥、两湖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两广总督岑春煊亦以立宪为言，二度奏陈。直隶总督袁世凯且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及日俄战争之后，外交使节如驻俄之胡惟德、驻英之汪大燮、驻美之梁诚，以及学部尚书张百熙、礼部尚书唐景崇、贵州巡抚林绍年等复先后上奏，报纸杂志纷论立宪的必要，预备立宪的趋势大定。

当然，预备立宪之是否采行，须以朝廷之意为转移。慈禧太后自受了八国联军的奇耻大辱，虽年已垂暮，亦不得不修正其一贯之顽固态度，对各方的要求，终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同意先从了解何谓宪政做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7．16），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既然大臣皆言立宪有利，慈禧亦以为有了宪法，清廷的江山可以永保，因有“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的表示。

数十年来，论者多谓清廷之预备立宪，自始即乏诚意。无论其动机如何，但就光绪三十二年以后的若干措施观察，则大有只许前进不容后退之势。兹略举其重要者以见所谓预备之梗概：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下仿行宪政诏，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并将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为预备立宪基础；八月，停实官捐，定禁绝鸦片年限；九月，颁布新官制，设十一部、七院、一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颁布外官制，令直隶、东三省及江苏先行试办；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派遣达寿使日本，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三国宪政；同月命筹设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并准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立统计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定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八月，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应行筹备事宜；继又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及设立变通旗制处。

宣统元年（1909）：二月，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九月，各省谘议局开幕，度支部奏派清理各省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清理财政；十二月，公布各省岁入总数，颁布资政院章程、选举议员章程、厅州县自治章程、法院编制法，人户清理，全国人户数字由民政院公布。

宣统二年（1910）：资政院于九月初一日（十、三）开院，全国岁出入预算案交资政院议决成立，各省岁出亦交谘议局决议，省城及商埠审判厅以次成立，简任各省高等审判厅及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颁布新刑律，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议院。

宣统三年（1911）：四月，颁布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新内阁，弼德院、军谘府、地方审判厅等机构亦相继成立。

预备立宪推进至此，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君主宪政遂成了泡影。但检讨过去六年的政局，则颇有一番新兴气象，特别是在光绪三十三、三十四两年的措施，确有所指。宣统嗣位，也还有继志述事的意思。然不旋踵到了宣统三年，清廷又转趋保守，终于引发了辛亥大革命。

清廷态度何以忽而转变，其关键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可留待以后叙述。然清廷的转趋保守则与革命的爆发确有重大关系。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当人们的政治处境趋向好转的时候，如果当[5]权者又突然逆势而行，所引起的反抗必然是无比强烈的。清廷既许以宪政来实施改革，如果一往直前，未尝没有避免革命的可能。然宣统二年以后的乖谬做法，自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原有之诚意，何况人民在尝到开明自由滋味之后，深恐再受剥夺，随处存有戒心，任何不如人意的政府措施，都要加以反抗。适值革命党人积极主张推翻异族王朝，且已发为运动。清廷倒行逆施，不啻为革命党人在客观形势上造成了良好的机会。二、立宪派的兴起

任何政权的久暂，端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能否相安和谐。当统治者的权力发生动摇时，其和谐性便会失去。被治者对于一个式微的政权，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温和而与统治阶层接近者，欲经由劝告与要求，促使其积极改革，庶几不至发生大的动乱，而可回复到原来的和谐气氛；激烈而与统治阶层远离者，则准备推翻现状，以建立新的政权。晚清的中国政治即不脱此模式。一批传统的士绅，采取鞭策与监督的态度，欲以和平方式达成革新。另一批受到革命思潮激荡者，则采取暴烈手段，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根本而彻底的改造。因这两种思想而结合成的团体，形成了两大集团：立宪派与革命党。

这两个政治立场不同的集团，对后来数十年的中国命运，影响既深且远，同时也引起了若干史家讨论的兴趣。但是时至今日，研究革命党者多，对于立宪派，不是轻描淡写，便是有意忽略；亦有认为立宪派腐化顽固，阻碍革命，甚至立宪派一词，亦乏明确的定义。

本书拟对以下几个问题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第一，立宪派是不是一个政党组织，其理想及行动如何？第二，立宪运动虽然是一个失败了的运动，立宪派人的活动除了正面的意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影响？第三，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立宪派的活动如何？立宪派与革命党及清廷间的三角关系又如何？

首先，我们要说明立宪派的来龙去脉。何谓立宪派？什么人才属于立宪派？自立宪运动发生以后，似乎社会各阶层拥护立宪的颇多。以言论而言，新闻记者时有立宪论文字；以请愿国会而言，商人曾与其事，内外大臣亦有奏陈。广义言之，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何尝不可以说是立宪派。但是他们多为随声附和，并非倡导的中坚人物，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为了给立宪派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及范围，请先从这个“派”字入手。所谓派，实际上是“党”的别称。自来中国的党派不分；党就是派，派也可以说是党。不过用政党组织来看党与派的意义，多少有其不同之处。通常党（party）的组织较大，亦较严密，派（faction）的组织较小，亦较松弛。所以党中往往有派，派内则无所谓党。不过立宪派与革命党这两个名词，只是习惯上的称呼，不能以政党组织原理来衡量，尤其是立宪派，更不能视为一个现代的严格的政党组织。

但是，立宪派亦有政党的实质。政党的定义：“一般来说，是一[6]群在意见与行动上联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立宪派既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共同的理想，采取一致的行动，为实现宪政而奋斗，自是一个含有政党性质的集团。立宪派的由来，应该追溯到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的维新运动，可以称为立宪运动的开端。但是康的维新计划太繁杂，立宪的观念亦不十分清楚。以其在野之身，偶然跻进官场，结合的同志既少，组织又极为薄弱，只可以说是立宪思想的播种和立宪派的萌芽。康有为失败之后，领导地位由他的弟子梁启超取而代之。梁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立宪之论相继推出，指出君主立宪的要义在建立国会及设置责任内阁，君宪观念始趋于具体，上而影响朝廷，下而广结同志，使信服者在心理上先结合了。

有了理想，进一步需要组织，如此才有力量。早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民间已有立宪运动团体出现。以张誉、汤寿潜及郑孝胥等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于是年十一月间在上海成立，参加者大多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三省对宪政有兴趣的人士。光绪三十三年，湖南有宪政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广东有自治会相继出现。梁启超的政闻社，[7]亦在海外宣告组成，并扩及国内。就形式上看来，这些组织都是地域性的，政闻社也只是半全国性的。他们各自为政，联络松懈，显然不能发挥一致的力量，仍有待进一步的大结合。

正当他们扩大与己广结同志的时候，清廷谕令各省筹设地方议会——谘议局，于是给了他们发展的机会。宣统元年各省谘议局成立，立宪派人经由选举，变成了地方议会的代表，谘议局成为变相的政党机关，有了合法的地位。在此之前，清廷可以随时关闭一个宪政团体，例如政闻社便在光绪三十四年遭受禁止。谘议局之成立，立宪派人藉此结合，公开活动，清廷已不能明目张胆，横加干涉。宣统二年，更因资政院的成立，若干立宪派人士又由谘议局议员进身为中央临时议会的代表，资政院又成了他们的护符，立宪派人在实质上及形式上已全面结合。

立宪派人有了组织，接着便是行动。以往他们也曾向清廷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但那时他们的力量薄弱，清廷对他们的呼声爱理不理，甚至竟充耳不闻。谘议局成立之后，立宪派人乘机发动全国请愿，造成一个空前的群众运动，来势汹涌，结果发生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影响。

虽然如此，立宪是一个失败的运动，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立宪派的理想归于幻灭。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立宪派的活动既然是一个群众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时势的演变，不得不变更或修正其理想及活动的方式。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说：一个群众运动可以[8]带着几种目标，此一目标达不到时，可以转向另一目标。革命爆发之后，立宪派人立即自动地投入革命的洪流。这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革命党人尝批评立宪派乘机攫取权利。在动乱时代，政党以攫取权利为第一义，立宪派人自亦不例外。但是立宪派的目标尚不止此，容在下面详细讨论。

[1]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Mass Movements（New York：Harper＆Row，1951）；Crane Brinton，The Anatomy of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James Davies，“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Feb．1962）．这三种著作分别讨论群众运动或西方之革命，观念上颇为相近，且多相互发明之处。

[2]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p．33．

[3]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p．33．

[4] 参看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页163—206。

[5] James Davies，“Toward a Theory of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p．6．

[6] Edwin R．A．Seligman，ed．，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4），Ⅺ，p．590．

[7] 早期立宪团体，详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初版；1985再版），第6、7章。

[8]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p．26．第二章谘议局的建立与立宪派的结合一、谘议局的选举

立宪派的结合，由谘议局之成立而获得大好机会。在九年预备立宪案中，先成立谘议局及资政院，使人民练习行使民权，作为议会预备的基础。谘议局相当于今之省议会，资政院类似临时国会。上谕中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又说：“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1]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中国采取西方式的代议制度，这还是破题第一遭。兹将其成立经过，略加叙述，一则以见代议制在中国萌芽的梗概，再则说明立宪派人物的背景，进而探讨他们的社会代表性。

按照清廷的计划，原定在全国二十二省中成立二十三个谘议局，每省一局；江苏省因有两布政使分治宁、苏两属，拟设两局。但江苏人士认为这种近似分割的办法有碍他们的团结一致，要求只设一局。[2]又因新疆省人民教育程度落后，地方官请求暂缓办理，结果共设二十一局。

二十一省谘议局议员的定额，并非决定于人口的多寡，而是以科举所取学额的百分之五为标准。旧日各省教育水准不一，中原省份，[3]文风较盛，学额较高，边远地区，“文野杂处”，学额较低，所以各省议员名额因之不同。另外，江苏省负担的漕粮较他省为多，正额之外，又有增额。复因保障旗籍权利，京师及各省驻防各专设议员一至三名。各省议员定额如表1：表1 谘议局议员定额

议员的产生，经由选举而来。按谘议局选举章程规定，作为一个选民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之有成效者；2．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3．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5．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6．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年满二十五岁之男子；7．寄籍本省十年以上年满二十五岁之男子，或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4]产者。

作为一个候选人，必须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及年满三十岁之男子。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视为选民及候选人：1．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指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及讼棍土豪而言）；2．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3．营业不正者；4．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告实未清结者；5．吸食鸦片者；6．有心疾者（指有疯狂痴呆等疾，精神已异常人者）；7．身家不清白者（指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8．不识[5]文义者。

此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规定，其缺点甚多，最明显者，即财产条件及妇女之不具选举权利。在西方民权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妇女权利之受限制，财产上之种种要求，亦经长时期之改革始渐合理完备。中国初行选举制度，种种限制，可姑不论之。所当注意者，在这种规定之下，究有多少人合于选民资格？其选举的经过情形如何？

选举系采用复选方式，是一种直接与间接民权的混合制度。初选时凡有选民资格者均参加投票，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产生规定额数之议员。举例而言，陕西省规定的议员额为六十六名，初选投票，选出十倍议员额之候选人六百六十人，再由这六百六十人，[6]互选六十六名议员。有的省份在初选中仅选出五倍于议员额的候选[7]人，如湖南即为一例。很明显的，初选为直接选举，复选则为间接选举。此种方式，盛行于19世纪之欧洲，日本亦曾仿效。

选举区的规划，与原有之行政单位相同。初选在州、县，复选则在道、府。各州、县经初选产生候选人，候选人再集中道、府所在地，互选定额议员。

这种复式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初选。究竟有多少人具有选民资格？在种种资格的限制下，各省公布有选举权的人数，多者十六万余人（直隶），少者四千余人（黑龙江）。江苏在当时称为进步省份，选[8]举人大县三四千人，小县四五百人。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享有选举权者之百分比（0．42％）出人意料的少，一千人中只有四人获有此项权利。（见表2）表2 选民与人口比例资料来源：人口总数：D．K．Lieu，The 1912 Census ofChina（Shanghai，1931），按该书数字系根据清政府户口清查报告数字汇集而得；又见王士达著，“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社会科学杂志》，卷3期3至卷4期1（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安徽通志》，“人口志”；《清史稿》，卷101，“户口”。选民总数：散见《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宪政篇”，《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三月至八月号。

何以合格的选民会这样少？据当时人的批评，五千元资产一条的规定影响很大。西方在19世纪以前规定以资产为选举资格，本为司空见惯。在中国则不然，第一，这次的选举为空前之创举，人们不知财产要求是一项资格，相反地却怀疑资产要求的意义。中国人向来“财不露白”，尤其是怕将来被科重税。对于纳税为义务、选举为权利的观念，知者极少，很多有财产资格的人都没有登记。两广总督张人[9]骏说：“人民不知选举权利，即备有资格之人亦往往不愿入册。”

所指盖为五千元资格问题。《顺天时报》有一则山东通讯谓：“具有五千元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则本人坚不承认，即以选举权利再三[10]劝告，亦卒若罔闻。”四川方面：“有些人由于怕露富，怕官府加[11]派捐税，虽有资格也不愿去登记。”西方观察家也有类似的报导。[12][13]以五千元为资格的规定，无形中减少了选民的数量。[14]

到了投票的时候，各省的反应大多显得极为冷淡。原因不仅是选民对选举没有认识，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不知何谓选举。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令各省地方官切实筹备设立谘议局。但各督抚因不知从何着手，索性来个相应不理。七月间宪政编查馆的咨文到来，各省督抚还是寂然不见动静。及中央再三催[15]促，知道不能不虚应故事敷衍一番，才开始打听着手之道。举例来说，广西巡抚张鸣岐于接得筹备咨文时，只是束手无策。然张氏向以开明进步自诩，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函请负有盛名的广西籍御史赵炳麟推介人才，经赵氏推荐陈树勋、唐尚光两位编修及蒋继伊检[16]事回籍帮忙，这样广西谘议局的筹备工作才有了着落。河南巡抚吴重熹步张鸣岐之后，奏调该省编修杜严、主事方贞、彭运斌等回籍[17]协助，也才筹备起来。从这两个例子，可知各省地方官对筹备宪[18]政无所认识，难怪各省对筹备之缺少“热力”，使这个破天荒的地方自治，自始即跛踬不进，难期成效。

由于筹备缓慢，预定在宣统元年四月间的投票，多数省份竟拖延到六、七月间方始举行。投票情形至为消极冷淡。根据当时在华西方人士的记载，投票所门可罗雀，形同虚设。以广东省广州府为例，该府享有公民资格者一千六百余人，真正投了票的仅得三百九十九人。该府各属共设有八十九个投票所，其中仅有一所得十六票，算是投票[19]最多的。其他三票五票不等，有六十处竟仅各一票。再以福建省城为例，有一则报导说：“福州初选举，投票日期，城市各区到者仅[20]十分之四，乡村各区，则十分不及一二，概皆自弃选举权也。”广州、福州两地本是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对投票的冷淡，已可想见。

观察家谓这一次的选举，大多数是指导投票，“名为民选，实为[21]官派。”美国驻华公使的一则批评，说得更为深切：各地的选举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热心，合格选民仅有极少

部分真正投了票。官府对议员选举的影响非常大，有些省份，[22]

迹近指派，此中以东三省最为明显。

这样冷漠的选举，应该是平静无事的，但贿赂选票的中西通病，依然不免。据说广东省选举的行贿情形，一票价值在四十至二百两之[23]间。杭州复选，“每票酬劳五十两，牺牲三百金，议员即操券而[24]得。”安徽省怀宁县未开票柜，即已知何人得票多寡，其弊病与广[25]州、杭州相似。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俨忠曾有一折参劾各地之不良选举，节引一段在下面，以见一斑：风闻各省初选监督，则有甚堪诧异者：如安徽怀宁县开

选投票，……而票柜未开，即知有西门宋姓票数多寡。以至

为严密之事，而姓氏即已喧传，其办理草率已可概见。……

而又有望江县……办理调查，任意延宕，及奉文饬催，遂草

率造册，册内所列被选人，竟有久经病故者，又有官阶姓名

不符者。其中贤否，毫无别白，尤可想见。……而又有英山

县［刘知县］办理初选，更属儿戏。当其初选，届期各绅多

未到局，遂各传递填名，或以一人代数人填名，名不及额，

该局绅又置酒邀人填名，或由地保代为填名。名已逾额，该

县即以此局被选人挪入彼局，以足其数，冀符具文。且选举

人多乡曲无赖，致正绅耻与为伍。既投票后，名曰封匦，实

如未封。局绅互相攻讦，该县悉置不理。又以局费为名，遇

案苛罚，案仍不结，民不聊生，怨声载路，遂有刘好货之名。

[26]

贿赂之外，尚有公然动武夺取选票者。直隶安肃县初选时曾发生[27][28]械斗，广西桂林东西两区亦发生类似风潮。

虽然一般人对这次的选举十分失望，但也有称许的好评。有几种记载一致评论江苏谘议局办理最有成效。《申报》指出该局具有议院[29]的规模，乃由于得风气之先，领导有人之故。两江总督张人骏谓[30]江苏谘议局开会时“秩序井然”，“议员中多通达时事之人”。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一段有关谘议局的叙述，虽不无渲染，然亦有可信之处：当时议员从各地当选，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动的

认为优秀可靠，就选他出来，拿最重大的代表责任和地位加

在他的身上。势力和金钱的作用的运动，在那时竟没有人利

用，也没有利用的人。那当选的议员，也人人自命不凡，为

代表民意力争立宪而来，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这带来的[31]

责任上边。……

直隶在这次选举中，办理选民的资格调查，比较上最为完善。其选民资格的百分比（0．62％），是全国之冠。有一种记载显示，直隶各州县皆力争选民资格额数。以定县来说，全县约六万一千户人家，[32]合格者有千人之数，但地方人士尚以为去理想甚远。在观念方面，直隶实较内地各省进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对于山西和陕西两省的选举，称道其有“卓越成功之处”。正当山西谘议局开会的时候，该报记者前往太原参观，认为颇具议会尊严，显出了应有的重要性。议员们也有令人好感的外表，他们的雍容风采表示其有教养有智能。议长[33]梁善济在开幕词中，还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大大称道一番。

湖南省的选举，据钟才宏说，竞选者多具谦让之风，绝无舞弊情事。桂阳直隶州规定名额为议员三名，初选五倍之。先由桂

阳、蓝山（著者家乡）、嘉禾、临武等州县初选十五名，再

由此十五人互选三人，是为复选……在初选十五人中桂阳州

占十名，事实上可以垄断选举。然投票揭晓，余与桂阳某君

同获四票居第三位，依例应抽签决定。但该州人士竟自动宣

布放弃，因该州已获议员二名，故以为第三名议员应让与蓝

山人士，且嘱事务人员依此呈报。而与余同获四票之桂阳某

君亦未力争其抽签之权力，可见当时谦让君子之风未泯。后

以获七票膺选首名之陈士杰为老翰林，无意接受议员当选，

坚辞不就，桂阳某君仍复递补为正式议员，可谓皆大欢喜。

当时之选举过程颇为规矩守法，绝无舞弊情事，亦可谓人民

尚未重视选举权利之争竞。观诸日后议员之相互倾轧，选举

之公然行贿，实令人对于清末民初风俗之醇厚，追念不已。

[34]

广东的初选复选虽弊端百出，但选举议长时似乎又很得法，合于民权初步。革命党的《民呼报》有一则记述说：各执事分给议员选举议长票，各议员乃分班到写票处填

写各自投筒既毕，……检视票数符合，遂拆视，……易学清

得四十五票，丘逢甲得三十五票，苏元瑞五票，区赞森二票，

赵宗檀、黄有恭、黄葆熙、崔镇各一票。有两票误写“学”

字为“鹤”字者（官音鹤、学不同，其误颇甚），不入计算。

照章选举，必得到场人数过半（四十七票乃合）方能作实。

〔民政使〕王会办乃对众议员言，能否通融，各皆无言。已

而命莫任衡对众复陈说，请举手决定。左边坐多举者，右边

坐则无。莫又至投筒处，请诸监察到督宪前酌议，邱等遂前

进，惟易不赴，似有避嫌意者。邱等与袁督言，办事须遵定

章，今事初办，若可苟且，则事事皆可苟且矣，似宜再举为

合。众监察皆是之，乃再给票，分票再投。易得五十三，邱

得二十九，其余苏得五票，区少一票，赵与黄有恭无，而陈

鼎勋、周廷励两人均得一票也。遂决定书之黑板。王会办乃[35]

请易登堂……易乃上各一，揖一，与众议员揖。

日人井一三郎曾参观各省谘议局，有一比较性的报告，他认为办得好的谘议局，“以江苏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隶、湖南、安徽、江西、山东诸省在伯仲之间，福建、广东未能评定。”[36]他以为“最下的是山西省”，此与《北华捷报》记者的看法略有矛盾之处。无论如何，沿海各省得风气之先，办理较为得法，内陆各省，闭塞落后，情况则远不如沿海省份。

由于资料的散佚不全，对于各省谘议局的选举情形，所能知者仅此而已。在中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选举，自然是难如理想的，多弊病的。最大的缺点是人民冷漠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有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民主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37]所谓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四种因素具备者，其民主制度必较完善，否则相反。换言之，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lower social strata）或市民阶层（citizenship）必然[38]对于公益事业热心。清季中国的经济建设尚在萌芽阶段，斯时试行西方民主制度，下层社会浑浑噩噩，市民阶层有待培植，加上定章中的种种限制，自不能唤起人民的兴趣。

这次的选举，实际上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以投票所的设置而言，初选时每县仅有一二处，在交通困难情况之下，选民们往往要[39]赶往数十里以外之地投票，即使有选举知识而热心者也会气馁，何况大多数人并不视其权利为神圣。

此外，直接影响投票率的，尚有四种因素：一为政府的政令能否下达民间，二为消息是否隔绝，三为有无团体发动其影响力，四为选[40]民之间是否相互发生影响。清季政令难于下达，各地消息隔绝，选民无相互之影响力，是属普遍现象，故选举之不能引起注意，已毋庸进一步讨论。至于团体的影响力，由于立宪派人热衷选举，他们要取得合法地位，力争当选，利用其团体以影响全局是很自然的，下文当另予说明。二、立宪派人的背景与结合

当选谘议局议员者为何类人物？有关他们的背景资料，目前所能得见者，仅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贵州等十五省较为完整。江西、湖南、山西、甘肃、广西、云南等六省则残缺甚多。十五省完备[41]资料中，除黑龙江之边远特殊环境不宜引为例证外，有以下五大特色：（一）他们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表3所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各种功名的分配，进士4．35％，举人21．27％，贡生28．73％，生员34．78％。依照张仲礼的分法，上层（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占54．35％，下层（生员）占34．78％，显示上层绅士为多数。二十一省63位正副议长，进士有32人，高达50．79％；举人19人，30．16％；贡生3人，4．76％；生员4人，6．35％；不具功名者5人，[42]7．94％，更可得见绅士阵营之强大。表3 十五省谘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资料来源：奉天：“奉天省谘议局第一次报告”，《奉天通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55—156；吉林、黑龙江、直隶、安徽、福建、河南、贵州：“谘议局议员名录”，北京第一档案馆，抄件。江苏：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浙江：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收集）。湖北：“选举表”，《湖北通志》（民国十年），卷10，页72—73；山东：“宪政编”，《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七月号；陕西：“选举”，《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卷43，页50—51；四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册3，页146—151；又见“四川谘议局筹备处分配议员表”，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成都：人民出版社，1981），页109—118；广东：广东省谘议局编，《编查录》（宣统二年），页1—7。说明：包括候补议员在内。

以著者粗浅的了解，其他各省士绅当选的情形，亦大致相同。我[43]们确知此1 643名议员中，总共有84位具有进士功名，其百分比（4．98％）高于奉天等十五省之平均数。革命党人谭人凤对谘议局当选议员的批评说：“他们谘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44]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日人井一三郎于参观各省谘议局[45]后，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其他类似之批评甚多，有相当的正确性。（二）议员中不乏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新式教育的类型，或为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或为国内法政或经世学堂的毕业生，或[46]在自治研究班接受过短期训练。惟此类有新知背景的议员，极不容易获一完整统计数字。原因之一是资料不足，再则受过新式教育者，同时又兼有传统功名。中国社会一向重视传统功名，议员登记出身背景时，大多只填写功名资格，而省略其新知教育学历。我们查知，1 643人中，167人（10．16％）接受了新式教育，其中之本国学堂毕业者62人（3．77％），日本留学者105人（6．39％）。正确数字恐不下数倍于此，盖甲午以后，留学风气大开，数年之间，留学生已增至万余人。国内之经世学堂、法政学堂亦相继兴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各省普设自治研究所，施以八月之短期教育，研习宪政新知。士[47]绅入新式学堂及研究所者甚伙。以贵州为例，该省向较闭塞，然其经世学堂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已成立。谘议局议员多为[48]经世学堂之毕业生，且有4人为日本留学归来者。又据日人井一三[49]郎之观察，河南省议员96人，“有新知者三分之一”。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丁家立（Charles Tenney）说：“少数受过教育者组成了立[50]宪派，他们具有才干与热力，进一步控制了谘议局及资政院。”刘厚生更强调“当选的议员，以主张立宪留日归国之学生为大多数”。[51]此类批评，盖不无根据。（三）议员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我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人人竞争功名，旨在获得一官半职。士绅议员百分比既高于八十九，担任过政府职官者自不在少数。根据不完全之资料，进士议员中有曾官至监察御史者；曾任主事、知府、知县、教授者甚属普遍。举人贡生议员中，亦有不少出任过知县、内阁中书、教谕等职者。惟生员议员，由于资格上之限制，大多不曾获得官职。谘议局议长、副议长之有政府经验者最多。63位正副议长中，曾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者40人，且多为中级以上官吏。（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附录”）（四）议员多出身富有之家。由于候选人大多不愿以资产登记，财富一项在资料中最属贫乏。以5 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1人、贵州1人，他省应有类似之情形，盖陕西并非富庶区域，该省如此，沿海及江南各省应是过之而无不及。再按清季实情，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为不争之论。尤当注意者，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往往接合不分；贫寒者固有机会获得功名，而财富直接间接予争取功名者若干方便。如果说有功名者大多相当富有，为平情之论。各省议员既大多出身士绅阶级，他们的富有，想象可知。选举时不愿显露财富，所以才以功名资格登记。（五）他们大多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目前所获资料，奉天、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五省议员的年龄记载完整。平均奉天45岁、黑龙江40岁、江苏42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五省平均为43岁。（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52]

出生背景的大略情形如此。根据此五种背景，可得一结论：谘议局议员大多数为具有传统功名之士绅；若干士绅同时又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为有产阶级；高层士绅中多曾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官职，有一些政治经验，对政府有所认识。这些背景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主导他们在议会中的论政方向。

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尤其是上层绅士的比例高达57．1％，下层绅士尚不足百分之十（9．18％）如以之与谘议局比较，各省谘议局之拥有进士功名者，仅得4．35％，而资政院中高达21．9％（见表4），显得功名越高，越有向中央发展的机会，可见传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表4 资政院及谘议局议员功名背景比较资料来源：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

新式教育背景，以资料不全，无法深入了解。就目前所知，议员中有41人（20．92％）曾留学日本（民选者30人，15．13％；钦选者11人，5．61％，见附录一）。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现象。有新式教育背景者绝不止此数。新式成分在资政院中产生重大影响是为必然，尤其此40余留学归来者，受新知的激励，胸怀改革大志，力求表现也是必然的。

议员年龄，民选者平均得41岁，比谘议局的平均年龄（43岁）还要年轻一些。但钦选议员的年龄较大，平均在45岁上下，这是因为硕学通儒之当选者较为年长之故。整体而言，80％的议员都在30—49岁之间，超过50岁的，仅有16％、17％。（见表5）表5 资政院议员年龄资料来源：转引韦庆远、高放、刘文原，《清末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407。

大部分议员由士绅当选，是为必然。在政党组织不发达的国家，有势力的阶级常为社会的精英分子，我国传统社会中，士绅阶级即属此类。科举制度虽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了，但在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根据统计，全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职官位置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53]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如此庞大数字之闲散士绅，随时随地皆在寻觅机会，以达出仕目的。谘议局、资政院的意义虽然不尽为一般人所了解，或竟有人认为其为一种官职，而力为争取者，却大有人在，何况士绅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谘议局、资政院为民意机构，以为其为当然之代表，大有当仁不让之势。尤其清季七十年间之内忧外患，士绅中不乏觉醒者，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其所期待者，机会而已。他们鼓吹立宪，以为宪政为救国之不二法门。谘议局、资政院既为宪政之起点，当然要力为争取。历史社会家韦伯（Max Weber）之“克瑞斯穆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说指出：传统政权领导发生问题时，传统中必然产生特殊而有非常领导能力者出而领导社[54]会之变迁方向，此类非常人物，多为德高望重者（virtuous）。传统士绅一向受人尊敬，彼等之出而领导地方，得来自属容易，士绅之优厚条件，必然是谘议局、资政院的当选者。

更有进者，士绅原先已有组织，利用社团的左右力，操纵选举，使这次谘议局议员席次大部分落在他们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的各省预备立宪团体，发起于士绅阶级，吸收对象亦为士绅阶级，尤其是兼具新知的士绅。有了组织，进而插手谘议局之筹备事宜，竞争成为议员，掌握了谘议局的发展方向。各省预备立宪团体中，以上海之预备立宪公会影响面最大。张謇以该会领袖资格，一手创立江苏谘议局，选举之后，议员几乎清一色预备立宪公会之会员。张謇因此被拥为议长。另一领袖汤寿潜，虽不入谘议局，但在幕后操纵，辛亥起义后，浙江谘议局选出汤氏为首任都督，即为明证。福建方面，刘崇佑与林长民等皆与预备立宪公会之郑孝胥有师友关系，整个福建谘议局在他们的左右之下。贵州方面，下层士绅在光绪三十二年组织了自治学社，选举之前不久，上层士绅组织了宪政筹备会。选举结果，两组织会员分占了谘议局席次。一般而言，各省热心宪政之士绅皆有结合趋势。无论其组织是否周密，他们的行动随处举足轻重。社会学家莫斯嘉（G．Mosca）说得好：“代议士并非选民们的选举，而是[55]议员设法让他自己当选，或者让他的朋辈将他选出。”谘议局的选举与此近似。

从投票模式看谘议局的选举，“政府推行一项计划，受到此计划影响的阶层，其投票率必然较高。”换而言之，“盲目者不来投票，[56]来投票者绝不盲目。”清季受过新式教育者，多少知道何谓民权，何谓行使民权。在全国人大多数浑浑噩噩状态下，参加选举的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少数人，当选的也是这少数人。

再从财富观点论之，清季“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观念，在士绅中已相当普遍。富有者欲争取议员席次，目的在监督政府不得滥科捐税，维护其财产的利益。富有者之左右选举，中外同趋，谘议局之选举自不例外，清廷也必然要在钦选议员中给予多额纳税者相当的名额。

此种种因素，皆为前述五种类型人物当选的原因。

谘议局、资政院成立之后，议员们结合而成一合法的党派，此即所谓的“立宪派”。他们自认是民间的代表，欲藉其合法身份，监督政府，早日实现宪政。他们似乎以政治人的姿态出现，与政府立于对等的地位。但立宪派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政党组织，清末的政党尚在萌芽阶段。立宪派人虽然有君主宪政之共同信仰，进入谘议局及资政院后，颇有以此民意机构作为政党机关之势，然毕竟尚无统一之政党形式。今日来分析他们所持的态度，仅能就他们出身背景所形成的心理状态略作说明。

谘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心底是重视现实的。第一，他们的功名由统治者赏赐而来；统治者利用功名禄位笼络人心，千余年如一日；获赏赐者不察，反而以为受了“今上”的恩遇，其报恩效死的观念，一生牢不可破，三纲五常，尤不容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再因科第功名为仕进的起点，一朝获得功名，便有参加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仕进禄位的机会，功名为世人所景仰，在社会中永远居于优越的地位。他们唯恐现状改变，万一统治者被推翻了，那十年寒窗得来的功名将付之流水，原有的社会地位随之而废。因此，士绅是必然重视现实的。对于改革，有限度而不损及其既得权益的措施，他们可能表示赞同，而激烈的变动，势必起而反对。

士绅既属富有者，富有者为了维护其财经利益，更不容社会现状有所改变。社会心理学家何佛尔在他的名著《笃信者》（The True Believer）中指出，富有者恐惧社会有激烈的变动，富有者绝不会参[57]加激烈的革命运动，一语道破了传统阶级的保守性。

但是年龄与新知及新思潮的刺激，使士绅又有进取的一面。谘议局、资政院议员的平均年龄为43岁。值此鼎盛之年，思想仍趋于进取。再加上他们的新知，两者配合，在某种限度下，也还能见及国家的贫弱与内忧外患的严重性。清季的士绅阶级与日本幕末的侍（武士）一样，同处于大变局的年代，变亦变，不变亦变，显然洞悉国家必须求变才足以生存。基于此，他们是赞同改革的。但是中国的士绅与日本之侍亦有不尽相同之处。幕末，侍已失去了阶级的凭借，大多穷困潦倒，不得不自变，且勇往直前的精神是中国的士绅所不及的。在中国，科举虽然废了，社会传统依然维系着。士绅虽有新知的启发和新思潮的刺激，却不能毅然摆脱旧有的传统，而只能接受渐进的求变观念，盖渐进无损于既得的利益，藉推动改革的机会，还可以跻身统治阶层呢！

上述推论，可印证于当时人的批评及议员自身的表现。革命党《民呼报》谓江苏谘议局“宁苏两属议员多数之比较，则苏属较开通，[58]而宁属较锢蔽”。梁启超所主持的《国风报》报导，山东谘议局来自登、莱、青三府之议员，因受外界潮流之刺激，开通而有进取之精神；来自济、东、泰、武、曹、衮、沂等七府者，因僻处内地，交通不便，闭塞而顽固。比较之下，“东三府多主张急进，西七府多主[59]张保守”。贵州谘议局由自治学社与宪政筹备会员分占议席，时起冲突，盖自治学社多下层开明士绅，宪政会多上层保守士绅之故。[60][61]广东谘议局为禁赌案，议员之赞成与反对者各半。资政院中，留日下层士绅之猛烈攻击清廷，与一部分议员之“昏夜奔走于权贵之[62]门”，同为进取与保守性之使然。

纵论谘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出身背景，可以确定他们有着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既保守，又进取；在保守中求进取，在进取中求保守。一位社会学家说：政治人对于现存社会政治系统，不外“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抱乐观态度者，同意在现状下求改变；持悲观态度者，不存改革的希望。同意改革的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不存改革希望的，是革命家（revolutionaries）。进而言之，乐观者之希望维持现状，是保守的（conservative）；悲观者之绝望于现状，是反动的[63]（reactionary）。此正说明了谘议局人士的态度。士绅固不必为自由主义者，而其乐观于在现状下改革，正是其进取与保守心理的必然趋势。但是立宪运动并未成功，相反地，在谘议局成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发生了。这一批人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在革命中有重大的影响。革命的成败，常在他们的进取与保守态度下摆荡。

有了以上的了解，便不难认识立宪派人在社会变动时可能扮演的角色。人们面对变动的社会，所取态度不外三个类型：激进、温和、保守。所谓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分，如果我们试用探测温度的方式去观察，所显示的就是对于时局的冷热反应。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