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5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武国友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5卷试读：

第一章 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新阶段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

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一苏东剧变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原有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多极化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在机遇的背后也充满着压力和挑战。怎样才能在新格局中实现民族的振兴，使本民族在这个多极世界里迅速发展？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

如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格局中作横向比较，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历史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或许，只有透过这个视角，人们才更能理解已经88岁高龄的老人邓小平的一片苦心。时代发展的机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左”的干扰，曾几度从我们身边溜走。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值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兴起。西德、日本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则由于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正在大搞阶级斗争，错过了这次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这样，中国不仅被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拉下，而且进一步被发达国家甩得更远。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值发达国家搞技术的更新换代。对于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正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好机会，而这时中国却仍醉心于阶级斗争，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相反，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经济迅速腾飞，实现了现代化。

正因为错过了这两次机遇，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才迅速拉大。

回眸历史，人们不难记起，新中国刚成立时，与日本相比，两国经济还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便落在了人家的后面。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曾喜欢与印度作比较，认为中国的经济水平优于对方。曾几何时，印度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正在起飞，而中国曾经一度拥有的优越感也因机遇的丧失而耗尽。

更为冷酷的现实是：苏东国家由于未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最终解体。

从1989年6月波兰大选开始，东欧风云突变，到年底出现了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民德、保、捷、匈4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权力基础遭到严重破坏；12月，罗马尼亚事件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政权更迭的事件：1989年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首都布加勒斯特也发生两起爆炸事件。21日中午，罗当局在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广场组织数万人的群众集会，以示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反对蒂米什瓦拉市骚乱。集会结束时发生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群众示威游行和军人起义。22日，前罗共中央书记扬·伊利埃斯库宣布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并接管国家政权，同时公布10点施政纲领：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1990年4月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实行三权分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事件导致了罗马尼亚原有政权体系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罗共已不复存在。半年之内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大，为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们所始料不及。1990年上半年，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又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经过大选或地方选举，绝大多数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反对派占据了政治舞台。之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情况也急剧变化，共产主义政党相继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1991年，苏联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为首的8名高级领导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试图阻止激进派上台和联盟解体。由于这一行动没有群众基础和组织不足，仅过3天就宣告失败，史称“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政治上丧失政权，组织上陷于瘫痪，其活动也无法正常进行。就整个东欧国家来说，都发生了剧变。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即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1年12月25日，西方正在庆祝圣诞节之时，在克里姆林宫却发生了一个举世关注的大事件：飘扬了69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降落下来。这意味着苏联这个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给自己的解体正式画上了句号。

昔日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顷刻之间在剧烈的事变中瓦解沉没了，既无坦克声，也无硝烟味，这是为什么？对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不能不焦灼地思索。毋庸讳言，对于这样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要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却使人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改革、不加快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不断地报道苏东剧变后的状态：共产党权力被剥夺，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落难，共产党财产被没收，原官员和秘密警察受迫害；经济呈滑坡趋势，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矛盾尖锐激化，民族冲突战火连天，国家解体……

当然，也有人从不同角度总结苏东剧变，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直接结果；这些国家都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执政党，没有一个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领导核心，在关键时刻，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党的分裂，给反对派夺权提供了机会；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致使在重大政策上一再失误；当要求民主的浪潮袭来时，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错误地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理论，使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反对派组织和政党林立，走多党制议会民主道路成为一股洪流，最终冲垮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内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主要是没有实际地体现全党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机制。如此等等。诚然，上述因素对于苏东剧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人们更应该看到：苏东剧变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没搞好，体制有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心中失去了吸引力，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甚至是广大党员的强烈不满。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悲剧，典型地呈现出这样的冲突性社会状态。

就苏联的情况而言，它的经济体制从20世纪30年代建立之后直到解体，并未进行重大变革。其理论基础是产品经济论，即极端排斥市场调节，视商品经济为异己。其运行机制则依靠权力的指令来构建。经济结构是准军事型的超重结构。不可否认，苏联经济体制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起过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使苏联从沙俄时代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当中跻身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列。从这方面讲，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缺乏平衡和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缺乏创新力，阻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一旦权力和指令的结构发生震动，经济体制的运转便会发生震荡，导致原本已经功能衰退的经济体制失去生存能力。

经济失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经济体制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原有的功能逐渐衰退，致使效率低下，激励减弱，运行失灵。从苏联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效率指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1951—1955年间的11.4％下降为1966—1970年间的7.7％，降低了1／3。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情况是：社会总产值，1966—1970年为7.4％，1971—1975年为6.3％，1976—1980年为4.2％，1981—1985年为3.3％，到1990年为-2％；国民收入，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为5.7％，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到1990年为4％。再从投资效益和基金产值率来看，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由1960年的72戈比降为1970年的54戈比，1980年又降至40戈比，到1984年只有38戈比。苏联的基金产值率在24年里几乎降低了一半。

这种体制僵硬、效益低下的结果，使得苏联的经济危机最终由慢性发展变成急性发作。所以，原体制的一切教义都走向其反面：从产品经济观滑到市场拜物教；从指令性经济走到无政府状态；从党包揽一切经济决策走到解散共产党。

在苏联的垮台问题上，军备竞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

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逊于美国，但军费开支却稍高于美国。仅此一点，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损害程度便可想而知。过去苏联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然夸大了苏联的经济实力。按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计算，1987年，苏联国民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7％。但是，按《美国统计摘要》计算，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46.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87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9.67％，人均GNP为美国的34.66％。此外，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拼命地维持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均势，其霸权地位的维持完全是拼性命的结果，因而不可能长久。1991年5月，俄罗斯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曾透露：苏联40％的生产能力都用在了军事生产上。这种畸形经济结构非垮台不可。

再从体制设计思路的历史局限性来看，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是传统工业化时期产品经济模式的设计产物。从理论上，它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种构想主要表现在关于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作为体制设计的现实指导，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排斥商品和货币的。然而，回到现实中来，苏联当时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任务重、时间紧，用通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业轨道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运行。此外，就苏联工业化建设开始时的主导思想而言，是出于保卫苏维埃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充分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尽管重工业大都亏损，但是斯大林誉之为资本主义经济无可比拟的“高级盈利”。这与产品经济理论恰好合拍，从而强化了产品经济观。它不仅表现在流通和交换领域，而且渗入社会经济的深层结构。从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到否认经济利益差别，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乃至高度集权、行政指令等，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无不体现产品经济的精神。

这种产品经济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过特定的作用。但是，它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既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又不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劳动者实际拥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及其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产品经济扭曲了这些关系，因而缺乏生命力。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把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经济体制固定化、神圣化，不认为它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革。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突变。从苏东剧变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这种总结，可以说是对苏东剧变的深刻反思。

苏东剧变给中国提供了血的教训。同时，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压力和挑战。这是中国不得不直面以对的严峻现实。

二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压力与挑战

打开世界经济发展级差图，人们就会从它的曲线变化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周边那些曾被中国人认为是不太发达的昔日“蛮夷小邦”，如今已把中国抛在了后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被称作“四小龙”的中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

中国台湾1952—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8.4％的速度增长，1988年以来年均增速为7.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2年为194美元，1991年达到8815美元；进出口“贸易”1950—1975年间只有3年为顺差，而1976年—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是顺差，1991年外贸总额达到1391亿美元，高于大陆的1357亿美元；1985年仍有外债47.65亿美元，1988年以后已没有外债负担，而到1991年底外汇储备已达824亿美元。台湾经济的较快发展固然有着重要外因，但其不断进行调整的内因也不可忽视。

1949—1952年，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业有了较快发展。1953—1960年，台湾采取“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和保护创办替代工业，使工业产值明显上升。1961—1973年，台湾由“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重点发展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吸引外商投资，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技术设备，大力开发新产品，积极鼓励出口，使工业产品出口大大增加。

1974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朝着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经济方向发展，加上工资成本上升，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台湾出口面临一定困难。台湾对此转而采取分散出口政策，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实现工业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香港1945—1950年主要恢复和发展转口贸易和有关服务业，194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18港元。1951—1960年，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其产品以外销为目的。1961—1970年，香港大力发展制造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香港工业向多元化、高质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进入国际化新阶段，成为区域性的金融、航运、贸易、旅游、信息中心。1992年，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6000美元。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发展教育这一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0年代初，韩国又采取“出口主导型开发战略”，利用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时对纺织、食品等工业进行投资建设。从70年代初开始，韩国实施发展重化工业方针，并大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推行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加强对海外投资，保持了经济发展势头。1971—1991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6%～11.3％之间。1989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

新加坡是一个陆地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幅员很小、地质情况复杂、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进口的岛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加坡却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两个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果。这是新加坡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政策的结果。新加坡于1959年独立后，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进出口货物基本免税，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只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对外贸易，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更注重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高科技工业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1—1980年为9％，1991年为7.7％。1989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450美元。新加坡在取得令人瞩目经济奇迹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加坡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学校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经过长期努力，新加坡把小小的岛国建设成了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美丽、清新、整洁、舒适的自然环境的国家，从而成了对世界各地游客极具吸引力的“花园国家”。

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传递的有利时机，利用较之以往宽松得多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国家和地区。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研究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6%,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5%。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为8%。90年代按标准估算模式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7%。其中，亚洲四小龙为7.2%，东盟4国为6.2%，中国大陆为9.1%，增长率均比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高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1卷，第2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由于经济增长较快，所以贸易中心开始向这一地区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太地区对外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1980年世界最大的20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有4个，1991年已达9个。美国1992年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值达到2190亿美元，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49%；在进口总值中，来自亚太地区的进口值为313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值的57%。面对亚太地区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一些未来学家曾作出这样的估算：因地理、人口、经济环境和购买力等因素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按经济实力划分，大体上呈宝塔形：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第二层有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层是新加坡之外的东盟4国，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第四层是南亚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和阿富汗；第五层就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3国。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既是刺激和挑战，同时也是示范和机缘。争雄经济霸主的日本与强势推进的亚洲四小龙都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台湾的《天下》杂志于1988年7月1日刊登了一篇分析1967—1986年20年来世界10个大国（美、日、苏、西德、法、意、英、中、加、巴西）在全球生产总额中所占地位变化的文章。文章指出：西方各大国除西德、意大利地位略有上升外，其余各国均已下降，其中美国衰退尤为严重，虽仍为第一强国，但比重却由占世界生产总额的33.8％降至26.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却从5.2％猛增为12.4％，由20年前的世界老三取代了苏联而成为今日世界经济亚军。亚洲四小龙虽未进入10强，但近2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却以平均近10％的速度增长，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中的佼佼者。其增长速度之快，不但远远超过美国、西欧，甚至连日本也望尘莫及。文章的结论是“国力竞赛，东升西落”。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西德奇迹，60年代崛起了日本，70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腾飞。进入80年代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经济增长也让人刮目相看。一个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开始同北美和欧洲共同体经济集团分庭抗礼。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不足100美元，1988年已达21050美元，仅次于瑞士；60年代初开始经济起飞时，中国台湾、韩国人均GNP分别为100美元左右和83美元，1988年中国台湾已超过7000美元，韩国亦有3600多美元，香港地区、新加坡已达8000多美元，这四小龙的经济水平超过欧洲的西班牙、希腊、爱尔兰。

1988年，日本年出口额达2647亿美元；面积和人口都只与中国浙江省差不多的韩国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中国年出口总额；面积比海南岛大不了许多的中国台湾年出口额也在600亿美元以上。东亚地区出口的商品已远非50年代的初级农矿产品、60—70年代的轻纺工业品，它的产品构成、市场分布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产品早已充斥美国市场，令“山姆大叔”徒唤奈何。韩国也已向另一超级经济强国——德国市场发起了挑战。

当世界首富美国正日趋蜕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时，日本却成了最大资本输出国。当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国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息不定的时候，中国台湾却有800亿美元的盈余正愁找不到出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韩国虽债台高筑，但由于其年出口额增长快、外汇收入高，因而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换。东亚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直至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然而，现在东亚地区早已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日本现在已是服务主导型的后工业经济。中国台湾、韩国则早已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香港地区、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农业，乃城邦经济，也从以前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亚地区只有东京算得上国际大都会。香港、新加坡、台北、汉城尚名不见经传，而今均已跻身于国际金融、贸易、信息、运输、商品集散中心之列。

如今，东亚地区经济正欲更上一层楼，日本雄心勃勃欲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989年美国取消了以往给亚洲四小龙贸易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亚洲四小龙已从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中毕业，向成熟型的工业化经济迈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则有望在20世纪90年代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面对世界经济中心悄悄东移的态势，国际上许多人士纷纷预言：21世纪亚太地区将取代北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马克思1848年曾赞叹：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欧洲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获得的经济成就及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正在崛起的“亚洲第五条龙”泰国，以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特色，正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瞩目。泰国从1961年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起，到1985年的2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0％（按1972年的固定价格计算），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00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900美元，1988年超过1000美元。按世界银行1980年规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10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泰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一时期，泰国制造业产值增长率达10.7％，增长了8倍，工厂数从1960年的14244家增加到1985年的90000多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12％提高到1985年的21％以上，1981年制造业部门的工人达150万人。按联合国的标准，泰国已经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实现了“半工业化”（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0％）。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几年的衰退，给不少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困难，而作为开放性经济的泰国，由于它在国际上的贸易极为广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商品价格下跌的较大冲击。但是，这几年泰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充分表现了泰国经济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马来西亚也已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据大众银行的分析结论，马来西亚已跻身于德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国的行列，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并朝全球竞争的最前线推进。马来西亚很有潜力超越其邻国泰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蓬勃的经济作后盾，稳定的政治为前提，在丰富的天然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的支持下，马来西亚在2030年成为工业先进国家的目标可望实现。

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发展，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无疑既是压力又是挑战。

三面对全球发展态势的冷静思考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大发展的一个缩影。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大发展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国际化日益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态势下，一些地理邻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形成利害与共、一致对外的经济集团，即区域性的经济集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经济集团的建立，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特点。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过跨国经济集团。只不过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这种集团化趋势更为明显罢了。

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12个，1985年又决定在1992年底以前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其“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1991年10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建成欧洲经济贸易区达成协议。根据1991年底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即《关于建立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在20世纪末将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加速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推进。

在北美，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0年内两国完全取消关税，加强投资和劳务合作。1990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又宣布了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新政策，即以自由贸易、改善拉美投资条件和减轻拉美债务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这标志着由过去以美援为基础、以美国为盟主的泛美政治同盟将转变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美国占主导的泛美经济联盟。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区内各国（含地区）的相互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迅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转移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动态的和多层次的劳动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某些水平分工形式，而且有水平分工比重逐渐扩大、垂直分工相对缩小的趋势。1987年底，日本以通产省、外务省、经济企划厅和首相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为轴心，正式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与会12国都派了外交部长和经济贸易部长参加会议，这标志着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官方协调因素在增加。专家预计，一个以日本和东亚国家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将有可能形成区域性经济群体。经济集团化，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国际竞争激烈的产物。在这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处境更加困难。

应该看到：挑战与机遇同在，风险与利益并存。在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面前，中国唯有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历史契机，自强自立，走向世界。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依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形势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发展生产力也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标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对生产力的发展重视不够，吃了大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且不说社会主义老是穷站不住，就是经济发展相对慢一些也难以站得住。东德的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与西德一比，就落后了。西德的小汽车、家用电器与东德的同类产品一比，就把东德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冲掉了。波兰党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波党失败的教训时说：“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这个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措施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英国、美国、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人均产值增长7倍分别用了58年、47年和34年的时间，土耳其、巴西、韩国分别用了20年、18年和11年的时间，可中国却只用了10年时间。中国可以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绝不能因此而盲目陶醉，丧失紧迫感。中国在发展，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慢，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相对地位还较低。1980—1989年，按人均GNP从低到高排列，中国从世界第24位降到第21位；印度紧追中国，从第19位上升到第20位。与低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值相比，中国从高出12％降低到仅高出6％。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仍在扩大。1980年我国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2.55％，1989年下降为1.67％。

虽然简单的统计数字未必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但至少可以说明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国际现象，因而也必然是一种国际竞赛，没有速度就没有国际地位，步履蹒跚的国家将成为落伍者。

第二节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及其划时代意义

1992年春，在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作出了3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由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搏击思想“围困”

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矛盾，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表现为思想的困惑。这种困惑反映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姓“资”姓“社”的疑虑。（一）经济理论界的姓“社”姓“资”之争

在理论界和经济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带有一种倾向性。

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认为：我们的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有这样一种观点：“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同一事物、同质的概念。”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商品经济可以在不同社会同时存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商品经济有其共性，但也有其个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更有本质区别。市场经济却不是这样，它不仅以私有制为基础，而且生产和交换要完全由市场来自发调节。这样的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

有人发文指出：有些同志把“市场经济取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这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经济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

有人称：“市场取向论”者把加大改革的分量、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概括为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甚至以之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这是有悖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指导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方针的。

更有人说：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们之间具有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去在许多经济学文献中，常常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不无道理的。

正当上述这些人对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而大发“宏论”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由小到大，逐渐响起。

1990年1月，有学者在《改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任何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都必然有市场。在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中，市场都会是稀缺资源的基本的配置者，因而也可以叫“市场经济”。应当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能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兼容，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几年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一样，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至于经济的计划性和经济的市场性，本来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互为盈缺的“太极图”式的关系。

5月，有学者又在《改革》杂志上阐发自己的观点：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意味着削弱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我认为这种把经济的计划性和它的商品性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由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和计划经济的对立面的传统观念产生的误解。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当然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补充：这是一种有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至于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的具体方式和干预程度，应以提高整体经济性能为标准、以科学分析为基础来确定，会因时因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随着双方讨论的继续和深入，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几乎所有讨论的参与者都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有必要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的、按比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既然所谓“市场经济”是从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上讲的，它同从运行状态的角度上讲的计划经济并不处在同一层次上，无法加以对比，因而任何把计划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经济）看作互相排斥、有此无彼的观点都难以成立。不过，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这一特定的角度看，情况就不同了：以行政配置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命令经济）同以市场配置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市场经济）之间，的确存在彼此排斥或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少反对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正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立论的。所以，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让指令性计划成为稀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反对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人把问题归结为对方主张搞“纯粹的市场经济”。另一方则公开宣称：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存在。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会认为中国应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恰恰相反，不少主张中国经济应当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经济学家，对于如何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加强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都提出了积极建议甚至具体设计。

正当姓“社”姓“资”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

针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上人们存在的模糊认识，邓小平大声疾呼解放思想。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针对人们对改革开放出现的各种困难所表现出的疑虑，邓小平还鼓励人们：“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二）皇甫平发表“羊年四论”

在邓小平有关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在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上，争论几乎处于胶着状态的理论界突然杀出一匹“黑马”，将整个争论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就是由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和《解放日报》负责社论的编辑共同组成的“皇甫平”。

1991年的2月15日，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社论，强调“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说得何其好！当时，它却犹如一缕春风吹入人们的心田，使人顿觉神清气爽。这篇社论引起了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从人们的广泛关注中，“皇甫平”似乎看到了人们的积极感应。于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在《解放日报》上刊出。

文章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地写道：“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一连3个“新”字，确实使人们耳目一新。但是，文章使人振聋发聩的还是下面这段话：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篇文章直接触及关于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向“新的思想僵滞”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和公开的挑战，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可谓击中要害。

皇甫平真是大无畏的、勇于进攻和善于进攻的勇士。20天后，人们看到《解放日报》又出现了“皇甫平”的名字，一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的文章跃然纸上，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思想解放”4个字。

4月22日，皇甫平再接再厉，在《解放日报》发表《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文。文章仍然立足于解放思想的基点，从任用干部的角度谈到破除思想僵滞的重要性。

皇甫平相继发表的这4篇文章，无疑是接连射出的4发“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三）诽声四起的“封杀”潮

在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一些著名报纸和刊物也纷纷发表文章，对皇甫平的批评和挑战作出强烈反击。这些文章不仅诘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而且将其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大有不封杀皇甫平的观点决不罢休的架势。

就在皇甫平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以《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这个针锋相对的题目，公开向皇甫平提出质问。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种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文章断然指出：“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将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类人，宣称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文章指出：“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文章呼吁：“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

紧接着，《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发表了《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当代思潮》1991年第10期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发表《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结起来主要是强调以下3个问题：（1）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2）“两条路线的斗争”并非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际，因为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邪路”，也“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3）问一问改革开放姓“社”姓“资”问题是群众的责任和权利，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

按照以上观点，似乎一场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又摆在了人们面前。

当这场争论进行到1991年底时，北京一家刊物抛出了火药味很浓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一文。文章从7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这7个方面是：（1）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还是姓“资”。（2）改革是改掉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两点。（3）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4）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5）应当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6）“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7）应当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

文章洋洋洒洒所论述的7个问题，都是为了说明一个目的：改革开放还是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篇文章一出笼，就引起了争论双方的共同关注，赞成者拍手叫好，反对者为改革的命运担忧。

姓“社”姓“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改革开放推进到一定阶段后难以避免的理论分歧，其原因就是人们的认识还受当时实践的局限。

正是由于实践的局限而导致的认识的局限，一些受认识所局限的人以其局限性的观点为改革开放设置了许多障碍，搅起了思想理论界这场风波。一时间，人们无不迷茫地反问：“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二邓小平发表震撼人心的南方谈话

正当人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前进的道路上颇多迷惑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了视察南方的脚步。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和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历时35天，行程6000余公里。在此次南方视察途中，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极富创新精神的谈话，后来被总称为“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被人们亲切地喻为“春天的故事”，它犹如催生万物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又如辞旧迎新的平地春雷震响大江南北。（一）驻足武昌:论说改进领导作风

一列从北京南下的列车带着生机勃勃的气息，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992年1月18日到达武昌。专列到达武昌后，停车加水20分钟。邓小平下来在月台上散步。这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得知消息后，已提前来到休息室里等候。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跟小平同志说：湖北省的书记、省长都在休息室里面，要不要见一见。小平同志说：“那好啊，见一见吧。”于是，湖北省的两位领导人就从休息室里走出来，到月台上陪老人家散步。邓小平在月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武昌视察时与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交谈。

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马列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湖北的领导同志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邓小平的这一建议提出后，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反应，小平南方视察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即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文件。《百年潮》2002年第3期。（二）寄语深圳:你们要搞快一点

在武昌做了短暂停留之后，邓小平一行于1月19日上午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受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的热情欢迎。由此，邓小平开始了为期5天的深圳视察。他先后走访了深圳的国贸大厦、先科激光公司、中华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微缩景区、仙湖植物园等处。这次深圳之行，是邓小平对深圳近几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实地考察。他对市区建设和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视察，并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这不是一般的考察，这是邓小平对深圳、对经济特区、乃至对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牵挂。

到1992年，深圳创办经济特区已有12年多的历史。此时距邓小平1984年到深圳考察又过去了8年。创办特区前，这里仅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当时深圳所在的宝安县是广东省的落后县份之一，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而今已经大为改观。从下列这组数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变化。

1979—1991年，深圳特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46亿元，年均递增45.4%；国民收入达到127.57亿元，年均递增44%；工业总产值达到255.2亿元，年均递增65.5%；出口贸易额达到34.46亿美元，年均递增63.7%。常人：《邓小平在深圳》，第106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这个发展成绩是非常显著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87年7月这个月里，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接近5亿元，其中4天的工业总产值就超过办特区之前的1979年全年的工业总产值6160万元。余习广等：《大潮新起》，第14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深圳的发展，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一种腾飞，其速度之快，被美国舆论界称为“一夜崛起”。

在桂园宾馆稍事休息后，邓小平及其随行人员在谢非、李灏等陪同下驱车观赏深圳市容。车窗外，景色一一掠过，街宽路阔，高楼鳞次栉比。8年前那一片水田、鱼塘、低矮房舍、狭窄街道业已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繁华的都市。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对陪同人员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广东省委、深圳市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深圳速度”象征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在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俯瞰着高楼林立的新深圳市容，深感深圳的变化之大。8年前，他视察深圳特区期间，是在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眺望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如今，俯瞰的高度已跃升到53层。

坐下来后，他先看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听取李灏关于深圳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汇报。看到深圳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邓小平十分满意。他兴奋地说：看来特区这条路走对了，但回过头来看，当年作出建立特区的决策还是冒了风险的。以此为话题，他开始了长达30分钟的谈话:“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到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越来越突出的敏感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能否作出正确的阐释，使人们从姓“社”姓“资”的诘难中得到一种解放，这是事关中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认识问题和思想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迈不开步子，就是囿于长期以来姓“社”姓“资”的顾虑，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凡是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事情，社会主义就不能沾边，生怕有搞资本主义之嫌。几年以来，围绕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思想理论界争论不休，实际上反映了僵化的思维模式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针对人们的种种顾虑，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给予科学的阐释:“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而对姓“社”姓“资”的问题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回答。它对于解除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思想困惑具有指点迷津的理论力量。

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对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倾向，邓小平以坚定的语言重申:“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始终不懈探索、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讲:“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视察深圳的谈话中，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进一步作了更为深刻的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参观了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在参观过程中，邓小平得知这家高科技企业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的激光视盘，很关心版权问题，于是便询问起版权问题怎样解决。先科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回答说:“按照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广东考察时参观深圳先科公司。

1月21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游人如织的中华民俗文化村，同载歌载舞的各民族青年男女、海内外宾朋和深圳市民一道饶有兴趣地观赏了我国56个民族的民俗风情。随后，又参观了浓缩了中国名胜古迹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在返回宾馆的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亲切谈话。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4页，人民出版社，1993。

1月22日上午，邓小平在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偕夫人卓琳及家人来到仙湖植物园。杨尚昆一家已先期来到这里，两位老战友在此欣喜相逢。在一片开阔的草坪上，邓小平、杨尚昆各栽了一株常青树——高山榕。

下午，邓小平、杨尚昆在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合影留念。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也参加了会见，他握着邓小平的手，热情地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这天下午，邓小平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领导作了重要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他还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4—1988年这5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当前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重要意见。他说:“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犹如一位园丁精心地修剪浇灌他亲手栽培的苗圃一样，用他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鼓励和告诫着成长中的深圳，鼓励和告诫着改革开放遇到难题的中国:“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一段极富见的的论述，归结为7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言简意赅而又令人信服的道理，邓小平从深圳，到珠海，到上海，走一路，讲一路，使这“七字箴言”传遍大江南北，深入城市乡村，几乎是家喻户晓，深得人心。

1月23日上午，邓小平就要离开深圳，去珠海经济特区视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陪同他前往。李灏、郑良玉等同车送邓小平前往蛇口。一路上，邓小平听李灏汇报了深圳继续深化改革的几项措施，表示赞成。他说：大胆地干。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车子到了蛇口港码头，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已在那里等候了。邓小平与梁广大亲切握手，与李灏、郑良玉等亲切握别，然后走向码头。突然，他又转回来，向李灏等人说:“你们要搞快一点!”“要搞快一点!”——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特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嘱托，这也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谈话的根本点。要求搞快一点，既体现了邓小平善于把握时机、加快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紧迫感，也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邓小平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也必须发展得更快一些。

年轻的城市送走了邓小平，却留下了他所有的希望和重托。（三）珠海倡言:在高科技领域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1月23日上午，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宽阔的珠江口微波荡漾。邓小平结束了深圳之行后，登上海关的一艘船，在二层前舱就座，由蛇口起程从海路前往珠海。

珠海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南部，昔日曾是一个边陲小镇，全区原来只有几十家主要为农业、渔业服务的作坊式小厂。1980年8月，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珠海经济特区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曾视察过珠海。8年过去了，邓小平又怀着“望子成龙”的心情光顾珠海。在乘船1个多小时的行程中，邓小平同谢非、梁广大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珠海市的工作成绩。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接着，就如何选好接班人问题，邓小平对谢非和梁广大说:“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谈到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时，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下台!”

当谈到经济特区的创办时，邓小平作了回顾和分析。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他强调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香港、澳门及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样的角度，梁广大汇报说：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创办特区的实践中，群众反映最大的是我们的政策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有些政策“下放”不久又“收回”了，下边执行起来左右为难，不知怎么才好。邓小平很认真地听了这番话后，讲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右的和“左”的东西都对党的事业产生过严重危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左”的东西表现为两个僵滞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一是动不动就重提阶级斗争，把现实改革中的政策举措、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突出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主张集中力量去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二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对外引进“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左”的论调，严重干扰和阻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作为长期参与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老一代领导人，旗帜鲜明地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判断，正是总结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其意义和影响至关重大。

在乘船航行的1个多小时里，邓小平边听汇报边插话，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就如何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许多深刻的阐述。船靠近珠海九州码头时，他仍言犹未尽。直到工作人员第三次来告知船已靠岸，邓小平才在大家的陪同下，稳步走下船舷。

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广东省、珠海市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中巴来到珠海生化制药厂，受到全厂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随后，邓小平听取了厂长迟斌元的汇报。

1992年1月24日，邓小平参观广东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时，同工程师迟斌元握手。

珠海生化制药厂尽管仅有80多名员工，但该厂1991年的产值达3000余万元，人均创利税12万元。当听说该厂产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时，邓小平十分赞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试验室、生产车间。他说：在科技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办法。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珠海另一家高科技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在计算机房，邓小平认真观看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当了解到该公司105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时，他感慨地对科技人员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这番话体现了邓小平对知识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

在返回途中，邓小平非常高兴。他对随行人员说：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100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差不多就有100人，学历比那时高得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

邓小平点点头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怀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

梁广大汇报说：去年已有不少在国外的科技人员要求来珠海工作。谢非也说：广东省已制定政策允许留学生回来，也允许留学生走。

邓小平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事实上，回来的，绝大多数都能学有所用。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他还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在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参观时，会见该公司的科技人员。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叶选平等来到珠海的优秀工业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凭着自觉、自立、自强的精神，以500万元起家，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不仅收回了当年的投资，还向国家上缴了2900多万元的税利。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十分高兴。他带头鼓掌，并对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他回过头来对梁广大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拱北口岸粤海大厦29层的旋转餐厅。这里与澳门只有一箭之遥。随着餐厅的旋转，珠海和澳门的风光尽收眼底。谢非向邓小平汇报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10余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话头引到珠海的历史变迁。梁广大说：改革开放前，珠海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逐步过上了富裕日子，不少外流的珠海人也陆续回来了。邓小平说：这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战胜资本主义。沉思片刻，邓小平又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强调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视察市区返回住处的路上，一座座厂房映入车窗，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总的基础不同了，我们10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都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必需的设备和这些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哪，不一样啦!邓小平很有感触地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珠海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专程前来看望邓小平的佛山、中山市委负责人。邓小平与大家亲切握手，依依话别，并合影留念。结束对珠海经济特区为期7天的视察之后，邓小平乘车前往广东顺德考察。

对于这次在广东的视察，邓小平十分感慨地说: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对于邓小平以耄耋之年再次莅临广东，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牢牢地记住了总设计师寄予深情的嘱托: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要稳定，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广东要起好作用。（四）勉励江西: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1月30日，在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邓小平一行乘火车沿浙赣线东行，途经湖南、江西前往上海。

列车北上越过湘南的五岭山脉，从西穿过富饶的赣中盆地，经宜春到达新余。邓小平在新余车站下车，亲切接见了在此迎候的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稍事休息后，列车又继续向前方奔驰，穿过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徐徐进入鹰潭车站。车门打开，邓小平精神饱满地走下车来，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江西是个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心江西的农业发展，问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回答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是这些年来改革的步子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后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人均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吴官正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70亿公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20亿公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对江西要照顾，这是因为江西在粮食问题和农村改革问题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无私地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粉碎“四人帮”后农村的改革开放，又是江西率先迈出探索的步伐。这次邓小平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邓小平的思路跳跃性地返回到改革开放之初，他说：农村改革刚刚起步时，有些人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这些年经济上得快，是个跳跃。要看到这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

谈到这里，邓小平又用鼓励性的语言，语重心长地说: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一直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这件事一直萦回于他的脑际。这次南方之行，邓小平屡屡提到这件事。在他的心目中，全国都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江西当然也不例外。

话别后，邓小平登上列车，离开鹰潭驰往上海。

邓小平途经江西的驻足，给江西省的工作以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江西省委随后把邓小平谈话精神和江西的实际相结合归纳为4句话: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更快一点。2月3日，《江西日报》以这4点为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邓小平来江西的消息，大大振奋了全省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信心。（五）启发上海:起点更高一点，后来居上

1992年2月初，春节前的上海到处洋溢着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到来，更增添了这种喜庆的浓度。当邓小平一走出专列，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便迎上前来激动地与邓小平握手，亲切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我还想着上海，惦着浦东啊!

这时，距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才1年多时间，浦东开发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有20多家中外资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捷足先登，获准在上海和浦东开业；新批准国内投资企业700多家，总投资达9亿多元人民币。十大市政工程陆续展开，投入资金140亿元。南浦大桥和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业已竣工；杨浦大桥的建设进展迅速。重点开发的小区已在启动，3个重点小区已完成1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租手续，并向外出让土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正加紧进行。上海面向新台阶开始实施更高目标的跨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央对上海寄予厚望，邓小平对上海寄予厚望。从1988年起，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2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结束广东之行后，又一次来到上海。

2月3日除夕之夜，邓小平、杨尚昆在下榻的宾馆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党内老同志和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

2月7日（正月初四），邓小平、杨尚昆来到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句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说话间，邓小平一行来到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工地现场。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前来视察。邓小平、杨尚昆等听取了工程负责人的汇报，观看了大桥的模型，并再三叮嘱工程人员，要把这座世界上同类桥梁中最大的桥建设好。

2月11日，邓小平、杨尚昆一行来到中国和比利时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邓小平饶有兴趣地透过观察窗视察生产情况。他指着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问：它们姓“社”还是姓“资”?陪同的吴邦国回答说:姓“社”。邓小平点点头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引进为我们所用的就是姓“社”，只有搞好开放引进，使我们国家经济技术尽快赶上世界水平，才不至于落后挨打。《人民日报》1997年2月23日。

1992年2月11日，邓小平参观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看到从国外引进的这些先进设备，并已在这里开始投入运营，邓小平很满意。针对近几年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束缚，给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设置了许多障碍，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睿智的思考，一语中的点破问题的要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对陪同参观的上海市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要求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地用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尤其是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2月12日上午，邓小平、杨尚昆先后视察了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随行人员怕邓小平过于劳累，听取汇报后便请他去休息。邓小平摇摇手说:“我还有话要讲。”他对已经起身又坐下来的陪同人员说: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姓“社”还是姓“资”。农村改革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工业、城市、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实践来回答。

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参观。

当闵行开发区总经理告诉邓小平，闵行开发区5年累计上缴税金已经达到用于基础建设总投资的2.8倍时，邓小平说：你的实践有点说服力，但还不够。现在，有人担心浦东开发出乱子。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乱子，担心的人也讲不出会出什么乱子。

2月1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住地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对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发表了许多重要看法。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1年就有很大的变化，3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吴邦国、黄菊向他汇报说：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我们正根据您老人家的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抓紧工作。这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

邓小平以一个老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开诚布公地承认: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100年。

他说：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上海是邓小平此次南方视察的最后一站，从邓小平一路走一路谈的谈话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包括7个方面：(1)要认清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3)提出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试验。(4)强调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5)要求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6)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7)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7个方面的谈话内容，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第三节新一轮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

一上海传媒的思想解放先声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具有重要现实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宛如动地的春雷，唤醒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上海的新闻传播媒介作为捷足者，率先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义透露给了国人。

2月3日，农历壬申年的春节除夕，邓小平在上海出席迎春聚会，上海电视台及时作了新闻报道。2月4日，人们从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看到了闻颀的时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文章领全国之先，向翘首以盼的人们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要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文章针对潜滋暗长的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信心的动摇，强调了基本路线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正确性；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指出曾长达20年之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危害性。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针对有弥漫之势的“左”倾思潮，作者还强调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这一出自邓小平的论断。针对某些人宣扬经济建设领域也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论点，闻颀辩证地分析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强调指出：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才能实现更长久的稳定。

继之，上海《文汇报》于2月8日、11日、13日、22日又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一个“中心”——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财大才能气粗——再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力戒形式主义——三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四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文汇报》的“四论”从4个方面论述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从4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倡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思想，还从4个方面回答了某些人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怀疑。

上海毕竟是上海。上海有上海的精神、上海的风格、上海的气派。

上海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及时、积极的宣传，体现了上海党政军民坚持基本路线的决心和信心。3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万人动员大会上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来上海视察工作，他们在充分肯定上海各项工作的同时，对90年代上海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勉励我们搞得更快一点。”“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发展上海经济，也是全市1300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多年来，上海人民的一大夙愿，就是开发浦东、振兴上海，使上海崛起腾飞。当这一历史性机遇终于到来的时候，上海人民无不为之激动、为之振奋，大家都想抓住机遇、大显身手、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大潮新起》，第1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上海人民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拥护和响应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先声。

二深圳报界的八评八论

继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率先向海内外透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要义之后，《深圳特区报》则抢先向海内外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要点。该报以深圳特区特有的气派、特有的开放精神，开辟《猴年新春评论》专栏，接连发表该报编辑部撰写的8篇评论，分8个要点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并且分别加上编者的评论。

1992年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刊发“猴年新春评论之一”——《扭住中心不放》；

2月2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二”——《要搞快一点》；

2月24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三”——《要敢闯》；

2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四”——《多干实事》；

2月28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五”——《两只手都要硬》；

3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六”——《共产党能消灭腐败》；

3月4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七”——《稳定是个大前提》；

3月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评论之八”——《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8篇“猴年新春评论”，基本上完整地介绍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内容，作为一种引导性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给了正在企盼指点新路的全国人民。《深圳特区报》刊出最后一篇“猴年新春评论”后，仅隔数日，《深圳商报》又继之刊出“八论敢闯”的评论性报道：“一论敢闯”——《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二论敢闯”——《快马再加鞭》；“三论敢闯”——《防右更防“左”》；“四论敢闯”——《实事求是贵在“敢”》；“五论敢闯”——《敢用他山石》；“六论敢闯”——《险处敢登攀》；“七论敢闯”——《胸怀大局才敢闯》；“八论敢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深圳商报》的这“八论敢闯”，从8个侧面将邓小平关于以敢闯的谈话精神作了深入的发挥，使人们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登该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通讯记述了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主要活动和谈话的主要内容。国内各大报纸相继转载，全国人民争相传诵。4月17日，《珠海特区报》发表该报记者朱涛的长篇通讯——《南海春潮——记邓小平同志在珠海》。这两篇通讯的发表，使读者再结合以前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到邓小平的活动，并能够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理解他的某些重要论述。

这样一来，人们通过各种传媒，综合诸种信息，就基本全面地了解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此次视察南方期间所发表的重要谈话精神——“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经济建设的速度再快一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等等，就传遍了中华大地。

三中国的改革再起新潮

邓小平南方谈话具有一股强烈的震撼力，传导得非常迅速。邓小平于1992年2月21日结束对上海的视察。2月24日，北京的传媒就作出了反映。2月24日的《人民日报》即发表了《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社论中说：我们提出改革的胆子再大点，是基于对我国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点，要在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上、在落实那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上更大胆、更坚决、更讲求实效。

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

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央之所以能够整理传达，这说明中央对此是非常重视的。中共中央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江泽民主持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并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统一全党的认识。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在以下几点上达成共识：（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2）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4）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5）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这次政治局会议内容的新闻消息，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本内容直接通报给全国人民。这一消息的发表，使全国人民进一步得到鼓舞。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狠抓落实》，再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3月18—28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3月20日—4月3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改革意向。于是，怎样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并如何具体地将其付诸实践被提上议事日程。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意见》从3个方面提出改革要求：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是中共中央为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而采取的新举措。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还向与会者表示：在不久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是对改革和加快发展提出的方向性要求。

继此之后，在7—9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通过了《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3个文件，力图从政法、思想宣传、党的建设等方面给加快经济发展以有力的保障。

除了政府部门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外，学术界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并力图深入地加以理解也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核心就是反“左”。以反“左”为核心的反省和批评，成为思想界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又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0年代中期以文化热的讨论为基本内容都曾带来过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而90年代初期以反“左”为内容的讨论同样引发了思想的解放。

1992年4月13日，首都理论界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邓小平南方谈话座谈会，60多位学者围绕对姓“社”姓“资”问题的认识展开讨论。这是一次具有代表意义的讨论，对“左”的批判显示了某种学者式的深刻和睿智。在这些讨论中，颇有探讨意义的是经济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几乎都点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文化思想界运用特有的情感方式或理论方式，入情入理地对“左”进行了批判，从而把讨论引向深入乃至热烈。文学界有的学者通过反思以往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表达了对“左”倾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理解。胡乔木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以其深刻而又合乎情理的分析对“左”倾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批判。

这场讨论持久、热烈、深刻，涉及对整个中国当代甚至现代问题的反思和重新评价；尤其可贵的是，提出了反“左”的充满建设性的见解，如一种典型的说法是“以法制左”。

这些都无疑成为1992年对当代中国有所贡献的杰出的智慧。

如果说1992年中国的改革大潮在思想领域还以一种算是适度的方式推进的话，那么在整个社会则以一种近乎过热的方式展开。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大胆实践、勇于探索的行为签发了堂堂正正的通行证。“争当弄潮人，敢为天下先”瞬间成为流行的时尚。“说快论胆”的种种激动人心的话题使行动哲学受到不同寻常的渲染。极度躁动的世相和人心造就了一幅幅眼花缭乱的社会景观。这种景观如果以其实质性特征来加以描述，那就是“加快步伐走向市场”。这一点是当时的北京城给人最突出的印象。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各行各业加快了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一时间，股票、房地产、开发区等形成热潮，外资的流入也随之大量增加。许多人还在新一轮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涌向广东、海南等沿海开放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甚至有的机关工作干部也丢掉“铁饭碗”，辞职“下海”，试图在“商海”一显身手。

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过程中，中央的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各级各部门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新的全国性浪潮。

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2月1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提出要重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

积极推进综合改革，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1992年6月，国家科委、体改委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市的5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科技人才分流、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同时，财政部决定从1992年起，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以及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9个省、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1/3以上；同时，加强政策协调，使计划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海南，在新一轮改革中起步也是较早的。1991年5月，海南就开始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取得了成功，生产资料价格的市场比重达到72.8%，生活资料价格全部市场化。1992年,海南又准备把18种“双轨制”的生产资料价格并为单轨制；同时，还在医疗、社会保险、住房、工资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

上海的改革以浦东新区的开发为龙头，拉开了序幕。两年前，国务院已给了浦东新区10项优惠政策。此次，中央又给上海扩大5类项目的审批权和增加5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权。5类项目的审批权是：授权上海自行审批在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中资和外资从事转口贸易的企业；自行审批浦东新区内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品进出口经营权；扩大上海市有关新区内非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扩大上海市有关新区内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总投资2亿元以下的项目可以自行审批；授权上海市在中央额定范围内自行发行股票和债券，允许全国各地发行的股票在上海上市交易。5个方面资金筹措权是：每年发行5亿元浦东建设债券；在原来每年中央给上海1亿美元借款的基础上，从1992年起每年增加2亿美元优惠利率借款；允许上海在原定额度以外再发行人民币股票1亿元，用于浦东开发；允许上海每年发行1亿美元B种股票；在以前已拨款2亿元人民币基础上，1992年再增加1亿元拨款给上海。以上5项新增加的资金筹措权在1992—1995年间有效，运用得好，每年可增加40亿元资金。

为加快浦东开发步伐，上海市政府采取5项重要措施：增加改革力度，理顺管理体制，实现浦东新旧管理体制的转换；改善招商服务，简化审批手续；组建外商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使保税区投入正式营运；深化金融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投入，到1993年以前，新区各类用地均按1991年底价格出让，3年不变。

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促进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整体经济的发展。

湖北也推出全方位大幅度推进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加速“三江”（长江、汉江、清江）两线（京广、汉渝）开发开放，并带动全省城城开通、城乡开通。

为使改革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湖北提出7条政策设想：（1）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打破“三铁”，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2）大力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市场，缩小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加快向市场调节过渡，推动企业走向市场；（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4）加快推进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5）深化农村改革，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以此作为农村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6）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武汉为龙头，以黄石、鄂州、黄州三角地带为重点，分段开发，大胆引进外资；（7）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实在在地服从和适应改革的需要。

6月20日，湖北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通知，向省内外正式公布为加快改革开放、促进湖北经济上新台阶准备采取的措施，总共20条，其中突出了市场作用、股份制试点、开发区试验、对外经济合作、吸引科技人才诸方面的优惠措施。

山东以更大的气魄走向国际舞台，进一步扩大开放，决定走好外向型经济的“四着棋”：（1）广开国外筹资渠道；（2）广泛开展同国际大财团、大商社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鼓励乡镇企业放开手脚，涉足国际市场；（4）扩大对外经贸技术交流。为此，山东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区有关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方案也纷纷出台。

第四节中共十四大及其三大历史性决策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决策的鼓舞下，全国的改革大潮奔涌向前。面对这种大好形势，中共中央于1992年10月12—18日适时召开了中共十四大。中共十四大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及时作出了事关未来发展的3项重大决策。

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主线起草十四大报告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199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即十分明确地提出起草十四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2月20日下午，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关于报告起草座谈会上强调：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邓小平10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重要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在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4年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要着重阐明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江泽民说：一个是基本路线不变，一个是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一百年不动摇”。

江泽民结合国内外形势，提出党的十四大报告必须回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注意把握的要点是什么？党在90年代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步骤是什么？报告要展望并规划改革和建设在今后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和目标，提出在建党100周年时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这个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报告第一稿进行了讨论。参加常委会议的领导同志认为：第一稿从无到有，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报告的理论性、思想性需要加强，对一些重大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作出更明确、更深刻的阐述。例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层次要提高；对改革开放14年的基本经验，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总结；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怎样部署今后5年直到20世纪末的战略任务；阐述党的建设要加强针对性等。根据这一精神，报告又先后形成了第二稿、第三稿。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围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谈话精神，江泽民阐述了9个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有关论述，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根据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对报告稿作了重要修改。

当十四大政治报告第四稿产生后，在提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同时，还报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对报告稿给予肯定，同时也对农业、产业结构、民主集中制、世界局势、军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7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提出的要求和邓小平的重要意见，报告稿又进行了两次重要的修改。中央决定将第六稿印发到全国119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等300多人参加了对报告稿的讨论，每个单位都修改出了一份稿子。

在报告稿的修改过程中，为更全面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9月2日下午，江泽民、乔石又特意邀请各方面人士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座谈。这些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对报告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江泽民、乔石认真记下了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报告征求意见稿作了450多处修改。其中，对中共十三大以来5年的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部分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充实和加强。

经过多次反复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再加上每一次都进行认真的、字斟句酌的反复推敲，同时再继之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次审阅修改，报告又写出第七稿、第八稿。报告的第七稿、第八稿较之以前就显得更加成熟。

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稿，决定提请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审议。

10月5日，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拿到的报告稿已是吸收各方意见修改而成的第九稿。根据全会分组讨论中提出的意见，26000多字的报告又大大小小修改了170多处。

10月12日，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式上，十易其稿的报告稿终于摆在2000位代表面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加快发展决策又见成效的情况下，1992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代表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归纳，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名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获得了确立。

邓小平由江泽民陪同，向中共十四大代表亲切致意。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回顾了改革开放14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对于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了郑重的结论。报告把这14年伟大实践所引起的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称为“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报告把取得改革开放14年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报告指出：我们要在90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报告还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全局的大问题，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加强改革开放，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报告还提出了必须努力实现10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这就是：（1）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2）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外国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3）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4）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5）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6）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7）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8）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9）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10）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共十四大代表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了江泽民的报告。

中共十四大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的。如果说14年前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一篇重要讲话和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14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就是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加快步伐并走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的重要谈话和一个重要的大会，具有划阶段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的。1992年10月18日，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在中共十四大闭幕式主席台上。

二确定了领导改革的中央领导层

十四大的人事安排及中央新领导班子的选拔，涉及改革开放政策能否贯彻执行以及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这件事真可谓事关重大、举世瞩目。

百年大计，“关键在人”。坚持“四化”标准，选贤任能，为十四大顺利实现新老交替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是十四大应该承担起来的一项重大任务。当然，不论哪次代表大会，都有一个人事安排与新领导班子的选拔问题，而十四大与其他代表大会不同的是：这次代表大会要选择的是必须拥护改革开放，而不是对改革开放抱有一种穷于应付或带有某种抵制情绪的人。正是有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就备受各方面关注。

早在十四大召开之前，香港《镜报》就发表了带有猜测性的消息。该报披露的有关消息认为，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对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已有所考虑，其基本精神是：(1)谁不搞改革开放就下台。中共十四大的人事安排如何确定？邓小平在深圳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对改革开放热心不热心是检验干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的标准，其他标准不能超越这个标准，更不能取代这个标准。(2)邓小平说现任班子要换几个。与此相联系，对高干子弟能否作为接班人的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是所有的高干子弟都适合做接班人，有些干部子弟有才能，这几年改革开放中又有政绩，受到群众的拥护，当然可提拔到中央来。但是，有的人不行，光凭着自己老子的地位和资历就上来，广大党员不服，群众不服。总之，还是要看在改革开放中有没有政绩。邓小平特别提出：现在的第三代领导班子基本可以，但也需要换几个。十三大上，我们第一次采用了差额选举的办法，效果不错。十四大还要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范围可以适当扩大一些，使十四大确立的领导班子能保证国家至少有10～15年的稳定，保证国家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持续的更大的发展。香港《镜报》1992年第3期。另有一篇文章写道，邓小平提出“三种人必须下台”：(1)对改革开放政策阳奉阴违(实质是反对、阻挠)，另搞一套的人；(2)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不理解、不切实贯彻的人；(3)不热衷于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发展工作、办不了实事的人应该下台。不要怕开罪这些人，有些在位的领导干部老拖时代步伐怎么行，就是要迅速撤下来。另外，对一些作风不正、搞小团体、搞宗派的人，一要撤换，二要批评、教育、处理。对一些凭借职位搞特权、违法乱纪的人，要坚决交由司法部门依法惩办。同时，对那些说情者，情节严重的，人民意见很大的，要公开处理。整顿和选择好的领导班子是保证党的中心工作得以执行的关键。香港《镜报》1992年第3期。

香港《镜报》这种猜测性的消息，其来源准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的确是符合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从后来十四大的一系列人事安排的情况看，是按照这一走向发展的。

对于十四大以后要选一些什么样的人来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的确是邓小平一直在思索的问题。邓小平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选贤任能的用人指导方针。在视察南方期间，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邓小平历来强调必须坚持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不适合改革开放要求的框框，大胆起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在改革开放中“有政绩”的人，对他们要“委以重任”，以正确科学的组织路线来确保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1992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8人、中央候补委员129人。江泽民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乔石 刘华清 江泽民 李鹏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杨白冰 吴邦国 邹家华 陈希同 胡锦涛 姜春云 钱其琛 尉健行 谢非 谭绍文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温家宝 王汉斌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江泽民 李鹏 乔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 丁关根 尉健行 温家宝 任建新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江泽民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刘华清 张震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迟浩田 张万年 于永波 傅全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尉健行

副书记：侯宗宾 陈作霖 曹庆泽 王德英 徐青

常务委员会委员：

王光 王德英 刘丽英 安启元 李至伦 何勇 陈作霖 侯宗宾 徐青 曹庆泽 尉健行 彭钢 傅杰

在十四大上，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89名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为56.3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49岁，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知识化方面向前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与此同时，按照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建议，为顺利实现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十四大不再设立“中顾委”，各地“省顾委”、“市顾委”等机构也相应不再设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展示了新阵容，十四大中央领导层中，地方党政干部进入政治局的比例明显增加。谢非、姜春云、胡锦涛等广东、山东、西藏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进入了政治局，这是十四大高层人事布局的一大特色。

十四届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江泽民等7位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于当日（10月19日）上午11时在十四大新闻发言人刘忠德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这时，大厅里响起了欢快的迎宾曲。灯光把大厅照得通亮，记者们忙着摄影、拍照、录音。

600余名采访中共十四大的中外记者当天上午10时就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们在大厅里架起了上百架摄像机、照相机，麦克风下放有数百台录音机，等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会见。1992年10月19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从左到右）与中外记者见面。

江泽民身着藏青色西服，系着红色领带。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均是一身深色西服，刘华清则身着戎装。他们一进大厅便笑着向记者们招手，记者们不停地拍照，录音机几乎在同时启动，大家在紧张地工作，顾不上擦一下脸上的汗水。

刘忠德请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讲话。江泽民笑容满面地向记者们问好。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记者见面。在十四大期间，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们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你们采访了我们的沿海地区、沿边地区和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所有要说的话他们都已经说了，我的报告里也已经有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开完了十四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7位。”随着江泽民的介绍，记者们的镜头又逐个对准了各位常委。把摄像机、摄影机架在后排的记者们不停地调焦，拍下特写镜头。被介绍的常委们有的笑着向记者致意，有的挥手与记者打招呼。

会见结束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向记者们频频招手。摄影记者尾随不停地拍照、摄影，文字记者则一直跟到门外。

1993年3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结果是：乔石接替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等19人当选为副委员长；江泽民接替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委员；李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副总理；任建新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思卿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两会结束了，新一届中央的领导层全部选出，从所当选的这些领导人来看，的确是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以跨世纪的战略任务作出的人事安排。对此，不仅国人满意，外电也给予积极的评价。

法新社说：“这个新阵容表明向实现邓小平的领导集体年轻化、保证权力平稳过渡、实现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夙愿迈进了一步。”

日本共同社从这些领导人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共新的政治局具有非常浓厚的改革色彩。”

美联社北京10月18日电在评价中共十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天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比以前年轻，有更多的委员是担任省级党内职务的。该党希望在控制该党达10多年之久的邓和其他老革命家去世后确保该党的顺利过渡。中央委员中超过1／3的人下台，为较为年轻的人让路，包括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人大委员长万里。这次持续1个星期的大会肯定了邓的务实的政策。邓认为该党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它保持中国经济和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的能力。

合众国际社北京10月18日电对中共十四大的人事安排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今天闭幕，中共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委员被换掉了，旨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

路透社北京10月18日电称香港一家由北京控制的报纸报道说：从中产生高级领导人的中央委员会的扩大是引进新的年轻人物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些人物将领导国家进入下一个世纪。

三制定意义深远的三大历史性决策

中共十四大作为历史性的里程碑，给历史留下印痕最深的就是这次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中共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一系列实践的客观结果。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中国很快便形成了快速发展的浪潮，从而给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正是由于加快发展的实践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中共十四大进而作出加快发展的决策。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告提出：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20世纪末，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全局的大问题，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于十四大所要确立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19页，人民出版社，1996。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所以显示的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表现为：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96。

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性，中共十四大报告是有充分认识的。对此，江泽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为了切实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工作完成好，江泽民还专门讲到要从4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着手认真抓好：（1）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2）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继续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3）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4）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的属于企业的权利，政府不得干预；同时合理划分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共十四大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因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三）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了改革开放14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后指出：改革开放14年来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报告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归纳为9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强调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中共十四大是一次肩负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大会。它所作出的三大决策，对于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共十四大和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一起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第五节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1993—1994年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一改革方案的出台

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从党政机构的情况来看，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阻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政府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企不分、关系不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必须下决心进行改革。

为了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1993年3月22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个《决定》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1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后形成的。从《决定》的精神来看，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要坚决把属于企业的权力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通过这次改革，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理顺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调整机构设置，精简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1993年3月15—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会议主席台。

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瑞环和叶选平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主席台上。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要转到加强宏观调控上来。撤并某些专业经济部门和职能交叉重复或业务相近的机构，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精简机关人员，严格定编定员。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在3年内基本完成。要把人员精简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既改善机关人员结构、提高人员素质，又使大批人才转移到第三产业和其他需要加强的工作岗位上去，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按照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对综合经济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非常设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第一，关于综合经济部门的改革。在原有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要真正转到搞好宏观管理上来，集中主要精力搞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经济总量的平衡，制定产业政策，培育与发展市场，有效调控社会经济活动。综合经济部门要精简内设机构和人员，理顺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二，关于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按照不同情况，将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3类：一类是改为经济实体，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是改为行业总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保留行业管理职能；一类是保留或新设的行政部门，这些部门的机构也要精干，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服务、监督。

第三，关于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的改革。这部分机构分3种情况进行大幅度的精简：一种是保留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一种是并入部委，作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一种是并入部委，成为部委内设的职能局。

国务院各部门无论是保留的还是新设置的，都严格定编定员。国务院机构定员的精简指标是20％左右。

二国务院机构改革

1993—1994年，在整个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先行展开。通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41个（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加上直属机构、办事机构18个，共59个，比原有的86个减少27个，人员减少20％。其中撤销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7个部，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更名1个（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保留34个部、委、行、署。改革后的综合经济部门中保留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3类：（1）改为经济实体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2）改为行业总会的有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这两个部撤销后，分别组建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3）保留或新设置的行政部门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撤销能源部，分别组建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

1993年4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海关总署、国家旅游局、民用航空总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包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9个（包括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专利局、国家行政学院）。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三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1993—1994年的政务机构改革是全国性的，在中央一级改革后，1994年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市(地)县乡各级依次推进改革。

199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作了说明：省和省以下的机构，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所管辖的人口和面积有很大差异，在设置上要区别对待，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国家规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限额，区别必设机构和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后一类不要求上下对口设置。地区机构改革要同调整行政区划相结合。各级派出机构要大力精简。地和地级市并存于一地的，原则上要合并。县级政府要按照“小机构，大服务”的方向，将大部分专业经济部门改为经济实体或服务实体。乡一级机构要结合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精简，减少脱产人员。在机构改革中，要建立健全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责任制，确定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能、编制和定员。在完成机构改革的地区和部门，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要按照政事分开和社会化的原则进行改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96。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多数专业经济部门转为经济实体、服务实体或行业协会。各类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办成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

第二，理顺各种关系。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党政各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省与市(地)县的关系、市(地)与县的关系、县与区乡镇的关系，特别是理顺省与计划单列市的关系。

第三，精简并规范政府机构设置。省、自治区党政机构减少，直辖市党政机构减少，市(地)县政府机构精简。

第四，核定编制，精简人员。采取系统分析和分类排序的方法，将省、市、县各级划分为大、中、小3类，同时参照各地的编制基数合理确定。

经过几年的改革，省级政府机构由原来50～60个减少为40个左右，直辖市的机构由原来的60个左右减少为50个左右。为了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按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面积等将全国城市分为3类，并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机构、人员编制作出了具体规定。县、乡两级机构改革，主要是按照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要求，将专业经济部门改为经济实体，强化服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理顺县、乡关系，建立县、乡指标分类制度，精简机构和人员。经过改革，规模较大的县一般设置约25个机构，小一点的县设置约20个机构；大一点的乡镇配置70～80人，小一点的乡镇配置约40～50人。

在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同时，各级政府开辟了一些新渠道来分流人员。分流的主要途径有：一是鼓励政府工作人员离开机关，创办第三产业；二是充实到实体公司和事业单位；三是充实基层，选派优秀干部到基层任职；四是组织干部离岗培训；五是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对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允许提前退休；六是大力清退临时人员和借调人员。通过以上途径，全国精简下来的约200万机关人员被分流安置。

本次机构改革还同干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改革相结合。在各级机关各部门实行“三定”以后，推行公务员制度，并按照统一规定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机构改革的推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3—1994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一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这次改革的目标，这就使机构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二是明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概念，从而使这次机构改革定性更加明确；三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并把政企分开与职能转变相结合，以政企分开作为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从而使机构改革的路径更加清晰。当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渐进性，决定了机构改革的过渡性”，再加上条件的制约和环境的限制，因此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有些弊端仍然未能得到解决，机构设置的问题与矛盾依然还很突出。

第六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制定

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相继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改革和建设的加快发展，并抓紧制定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1993年1月5—10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在会上指出：1993年的改革工作一定要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既在体制转换的一些重要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又能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3月5—7日，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全会强调：在当前和整个90年代，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按照调整后的“八五”计划，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的平均每年6%调高到8%～9%。全会还提出：党政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条件，必须抓紧进行；改革的重点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1月5—10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李鹏在会议上讲话。

3月15—31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十四届二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李鹏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5年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的5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李鹏还在报告中说明：鉴于国内发展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国务院对“八五”计划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作了必要的调整，并将着手研究制定“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的远景发展目标。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从1993年起要力争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发展各类市场、价格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关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等19人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在中共十四精神鼓舞下，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深化改革中大步前进。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着手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和建设。这项工作以开展调查研究为先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地方的同志共300多人组成16个专题调研组，分赴各地深入调查研究，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做了充分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研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在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多次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并多次召开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座谈会，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在党内外多数同志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取得统一认识的情况下，1993年11月11—1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1—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在11月14日的闭幕会上，江泽民讲话指出：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实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的制定，为这一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提供了良好基础。按照这一总体规划的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纵深领域拓展，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一）财税制度改革

首先是实行分税制，国务院于1993年12月15日就此作出决定。所谓“分税制”，就是将各种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并相应地对税收征管体系进行调整，从而建立起中央与地方规范的分配关系，从制度上保证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统一，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实力。其次是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原则的基础上，重点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即以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为征税对象，在商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及进口环节全面征收的税制。同时，将产品税改为消费税，在服务等行业征收营业税，对个人所得税统一采取超额累进税的办法，逐步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我国的税制与国际规则接轨。再次，实行复式预算制度，将国家预算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保障预算3种，这将有利于把吃饭财政和建设财政分开，有利于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最后，从1997年起又进一步调整了金融保险业的税收政策，将国有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在原来55%的基础上下调18个百分点，达到与其他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相一致的水平；将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在原来5%的基础上上调3个百分点，提高税率后增加的收入归中央财政；同时进一步改进税收征管办法和征管手段，规范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而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二）金融体制改革

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起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开始投入运营。通过改革，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金融总体运行正常，金融市场秩序有所改善。（三）汇率并轨

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家实行普遍的银行结汇售汇制，消除外汇双重汇率，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合理的汇率和调控机制。1995年3月，中央银行又对中国的结、售汇体制进行了改进，即外汇指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周转金由1994年的上限管理调整为下限管理，让它们充分发挥“外汇蓄水池”的功能。1996年12月1日，又实行外汇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汇率并轨的一举成功，为进一步沟通国内外市场、改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四）外贸体制改革

首先是取消了中央外贸进口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对国内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的商品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自行组织进口，减少配额商品管理数量，规范进口配额商品管理办法。其次是赋予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改变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的状态，提高其应变能力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培育和壮大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外贸企业，同时也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企业管理人才。再次是结合国际惯例健全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积极推行国际质量认证标准，加快外贸体制与国际的接轨。同时，加快自主降税步伐，降低关税总水平。从1996年4月1日起，中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税总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1日再次降至17%左右。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更多的有竞争力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五）投资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目的是扩大利用外资领域，进一步拓宽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渠道。核心是提高增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其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一是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资领域中更广泛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二是认真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三是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和渠道。四是赋予商业银行投资贷款更大的自主权，适当增加政策性银行的融资规模。五是切实加强和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9日。（六）国有企业的改革

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陆续确定：首先在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和资产重组的试点；集中力量首先抓好1000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国有骨干企业，对其资产实行监管；发展跨地区、跨行业、工技贸结合的企业集团，首先组织56户企业集团进行试点。在试点企业广泛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造，通过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资产重组，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国有小企业则采取了放开搞活的多种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到1993年底，全国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有近4000家，股票市价总额达4000亿元。在试点企业中，企业职工内部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7%，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6%，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约占7%。有关股份制的法律法规也逐步建立起来。股份制成为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七）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

从1993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提高了电力、原油价格和调整了成品油价格，提高了天然气和化肥价格，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调整了粮食的销售价格。随着农业的连年丰收和农产品供应的日益充足，到1993年，绝大多数农产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和经营均已放开，原来的粮食定量配给转变为市场供应，城市居民的粮票、粮本全部取消。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由“双轨制”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91年前的50.3%上升到93.8%，从而确立了市场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用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价格调控体系也开始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已平稳渡过被认为最容易引起社会震荡的价格改革关。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活力显著增强，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这一切为政府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章 启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

第一节　完善承包制和试行股份制

1992年春，完善责任制、扩大股份制成了企业改制的重点，也成了人们议论长久不衰的话题。承包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其不足之处日渐显露，而股份制却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于是，股份制成了企业改造的重要选择。

一进一步推广完善承包制

1992年以前，中国对经营机制的改革主要放在向承包制方向发展。在实行承包制初期，由于与旧体制相比较，承包制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方面比较先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经过几个营运周期后，由于各利益集团对承包制的合理预期成熟，承包制内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痼疾逐渐被放大，进而使得承包制企业渐渐失去活力。

承包制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后，如何完善承包制，如何在承包制的基础上搞好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就成了党和国家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承包制是从1987年开始大面积推行的。1987年初，中国面临连续20个月企业利润下降的局面。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87年的改革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4月，国家经委受国务院委托，召开了全国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具体部署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此后，承包制在全国大面积推行。5月份，全国在普遍推行承包制后，迅速扭转了实现利润加上缴利税下降的趋势，当年全国利税比上年增加118亿元，其中承包制带来的新增财政收入为60多亿元。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型企业达到80％。

在大面积推广承包制的过程中，为了使承包制规范化，国务院于1988年2月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条例》指出：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包上缴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条例》对承包形式、承包经营合同、经营者的选择、承包经营企业的管理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并指出承包期限一般不得少于3年。《条例》是对企业几年来实行承包制、完善经营机制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使承包制的内容、形式、合同的签订以及国家、企业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等得到进一步明确，并纳入法制轨道。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政策的倾向性开始明朗起来。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03号令，公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共7章54条。这一条例的公布，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199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通知》。《通知》指出：（1）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2）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3）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4）企业要充分运用《条例》赋予的经营自主权，主动地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竞争。《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215～2216页，人民出版社，1993。

1992年，在完善和发展承包制方面主要把握两点：一是各地通过规范承包方主体及行为，健全承包指标体系和指标测定办法，加强对企业的正常监督和管理，改进工效挂钩办法等措施，使原有的利润承包方式进一步完善；二是在继续完善利润承包的同时，注意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企业对国家承包的范围，是上缴国家的所得税、调节税，不能包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盐税和其他各税。承包后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仍按税法规定照章纳税；企业超额完成上缴目标任务的，实行超目标分成，企业应得的好处，由财政部门按承包合同规定，同企业清算，拨给企业，作为企业留利处理。不得在交纳所得税、调节税时，直接抵扣或作退库处理。

从各地实践的情况看，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企业上缴产品税(或增值税)后，在核定上缴利润基数的基础上，逐年按规定的递增率向财政上缴利润。

二是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对超收部分按合同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

三是微利企业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亏损企业的减亏（或补贴）包干，即对不同企业根据情况确定包干基数，超收(或减亏)部分，有的全部留给企业，有的按规定比例分成。《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实践中还创造了多种新的承包方式，许多省市选择部分企业进行了总承包试验。

深圳在完善承包责任制方面做出了榜样。为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增值，深圳进一步落实新一轮企业承包，在市属企业中积极推广“两保两挂”承包、净资产承包和净资产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并在蛇口工业区试行了“剩余利益制”。其中净资产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和“剩余利益制”被国家体改委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

承包制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渡模式，是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它不仅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还为下一步企业改革积累了经验并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条件的改变，承包制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经营行为的短期化。企业行为短期化，在企业留利上表现为不愿积累，吃光分净；在设备使用上表现为不愿更新，掠夺经营；在资金投向上表现为追求速效，不顾长远；在产品经销上表现为尽快脱手，不讲信誉。

二是财政收入固定化。一方面表现为财政收入名义值难以增加。由于盈利企业基数包死而亏损企业基数难以包死，财政收入不因盈利企业增利而多收，却因亏损企业增亏而让利。另一方面表现为财政收入实际值随物价上涨而减少。

三是“包死基数”与价格变动的矛盾。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变动包括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和比价关系的变动两种。这两种价格变动都削弱了承包制的积极作用。物价总水平不断上升，从两方面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一是原材料、燃料、电力等生产要素涨价，给企业增加了额外支出；二是副食品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使企业负担加重，工资成本提高。比价关系的变化会使不同企业的盈利水平发生非经营性变动。对这种变动若不进行调整，企业苦乐不均，则损害经营积极性，甚至造成整个行业都难以为继；若进行再调整，“包死基数”就成了一句空话，承包制就名存实亡。

四是与税制改革的矛盾。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看，承包制就是包所得税。在实际工作中，个别企业甚至连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也包了。这不仅使税收杠杆失去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且所得税“依法纳税、依率计征”变成了“协商办税”，淡化了企业的纳税观念。

上述矛盾的存在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改革总要在克服和化解矛盾中不断作出选择，以此推动改革不断前进。股份制正是在推广完善承包制的过程中一步步确立起来，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大，并逐步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扩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一）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

所谓“股份制”，是指通过发行股票来集中资金，用以形成各种生产或经营型企业，实行按股获得股息和红利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它首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开办某个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最低限度可为一个资本家或家族全部承担时，并不需要股份制。当开办企业所需的资金最低限量已非个人或家族所能承担的时候，集资办企业就出现了；作为集中资金办企业的办法的理性凝固，股份制就形成了。

中国股份制的酝酿，最早萌生于农村社队企业向农民的筹资活动。某些社队企业为扩张其生产能力，采用集资入股、合股经营和股金分红的办法。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肯定。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指出：为解决社队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额的入股资金”。1982年，万里曾就许多重点户或专业户积极筹集资金、扩大经营规模的问题，提出对“实行合股经营”，“需要采取适当放宽、因势利导的方针”。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不要“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198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作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规定。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入股经营和分配上适当放宽了政策，因此这种带有股份制特点的新型企业形式很快向城市经济发展。1980年，哈尔滨松江木器厂即尝试以集资入股的办法，扩大其生产能力。这是中国在城市最早试行股份制的尝试。当时，哈尔滨木器厂的集资入股办法曾引起争论。有人认为它属于公有制性质，对发展社会主义企业有益；也有人认为它属于私有制性质，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害无益。时隔4年左右，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认为：“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是对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进一步放开和搞活的一个办法。这种带有肯定意义的说法，对于主张搞股份制的人起到了鼓励作用。于是，同年7月，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向社会发行股票300万元。发行的结果是：国家股占50.97％(天桥商场和前门分店的全部资金)，银行股占25.89％，企业参股占19.69％，职工个人股占3.46％。这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个文献虽然没有提到“股份制”字样，但其中蕴涵了股份制试验的某种政策因素。1985年，沈阳市和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在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内实行股份制。

1986年5月，国务院在批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的《关于1986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报告的通知》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了“股份制”这个词。仅这3个字，就已使人畅快淋漓。这3个字开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通道，吹响了企业深化改革的进军号角，奠定了中国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批判了所有对股份制的不实之词，触动了企业所有制这一禁区。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次允许“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根据国务院的政策精神，股份制试点在各地铺开。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88年，全国各类股份制企业已达3800多家，其中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形式的股份制占全部试点企业的85％以上，职工持股金额超过1.5亿元。据有关人士测算，截至1988年10月，部分省市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情况是：北京市有9家；上海市有8家，股金额约为6.5亿元；湖南省有766家；沈阳市有323家；山西省二轻系统有900多家，股金额约为1782万元，全省股金额约为3340多万元；甘肃省有21家，股金额约为5830万元；广东省有312家，股金额在4.2亿元以上；重庆市有7家；西安市有262家；四川省有60家，股金额为1亿多元；太原市有61家，股金额约为905万元；山东省二轻系统有480多家；山东省淄博市约有486家，股金额约为1.5亿元（该市周村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农村发展股份制合作经济试验区）；大连市有23家，股金额达599万元；江苏省股金额约为3.8亿元；绍兴市有49家；蚌埠市有51家，股金额为4059万元；武汉市有9家，股金额约为1.5亿元。李幛喆：《股份制宣言》，第166～167页，改革出版社，1993。

当时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劳动者集资入股兴办的股份制企业。许多城镇和乡村在兴办集体企业时，将“以资带劳，带股就业”作为招工条件。所带资金，有的企业几年后退还，有的企业长期不退；有的企业按资金分配一部分收入，有的企业资金不参与收入分配。因此，这类企业有很浓的合作经济色彩，只是在募股集资方面具有股份制的某些特征。

二是公开向社会和个人发行股票，组建新型企业。近年来，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兴建的。例如：广东省规定，成立城市信用社，自有资金最少为50万元，主办单位要自行认购30％的股份，其余向社会招股。

三是企业资金增量向内部职工或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存量相应折算成股份，变为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的股份一般都按资金划分为国家股、集体股和个人股，或者只是公股和私股。以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在天桥百货商场的基础上组建的。

四是企业之间以资金、设备、厂房、技术、专利、商标等互相投资参股，形成股份制企业。参股的形式有3种：（1）把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折价入股；（2）用企业历年留利的积累直接投资入股；（3）以技术软件、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折股投入联合企业。

五是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演变成的股份制企业。例如，沈阳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时，按企业原有资产和职工个人投资入股划分为3种不同性质的股份：(1)国家股。凡属国家对企业的拨款、投资、减免税收、核销借款和主管部门投入的统筹基金，作为国家股股金。(2)集体股。凡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积累，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公积金，为集体股股金，按每个职工的工龄、身份两个因素分到个人名下，作为职工享受红利分配的依据，但所有权仍然归集体。(3)个人股。这是职工个人向企业投资的部分。（二）企业股份制试点的积极作用

股份制的试行，对搞活企业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份制有利于冲破行业、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按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发展自身的客观要求进行横向经济联合。

第二，股份制由于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排除了政府主管部门和行政性公司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扰，有利于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第三，股份制有利于所有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当居民的闲散资金通过银行存款和贷款转交给企业时，由于银行的“大锅饭”依然存在，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可以拖着不还，甚至最后冲账了事。银行只是作为单纯的债权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居民的闲散资金以入股的方式直接进入企业时，他们就同时成为企业的股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会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第四，实行内部股份制的企业，由于职工入股，职工的切身利益同企业的兴衰密切结合，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使按股分红作为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新的动力机制。（三）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股份制在中国还只是试验阶段，加上这种试验是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企业试行股份制还不是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目的，而是以筹集资金为主要目的，因此这就使股份制的试验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表现如下：

第一，在试行股份制的企业中，各地只选择了少数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而试行股份制的企业大都是原来的集体企业，并且大都是一些小厂、小店。例如：沈阳市实行股份制经营的707户企业中，原来是集体所有制的有694户。这就造成了投入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集体所有制企业多，国有企业少”的局面。这种局面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调控的灵敏度不高，股份制操作规范差。

第二，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企业少，内部或定向发行股票的企业多。绝大部分企业是向内部发行股票，真正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上海只有8家，武汉只有5家，沈阳只有1家。这使股份制广泛集纳社会闲散资金的功能受到限制。

第三，有相当一部分股票有名无实。这些股票实际上是债券。特别是向企业内部职工的集资，有的只是一张单据，有的是记账。许多企业即使发行了股票，但也是有期限的，到期可以收回，收益分配多数是既保息又分红，股票购买者不承担任何风险。由于把发行股票单纯地作为集资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企业没有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缺乏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因此，并没有通过股份制建立起新的企业运行机制。

这些缺点和不足急需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强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改革和规范。（四）企业股份制的规范化

1992年，为了加强对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的指导，国家对于股份制试点的法规和配套规章不断加以完善，并陆续公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及股份制企业财会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14个配套文件。

随着中央关于对股份制规范发展的文件的发布实施，各地的股份制改革也相继开始。上海决定在1992年内进行4种股份制改革试点：（1）集团公司试行股份制。由法人互相持股、参股、投股，也可通过企业兼并，形成母子公司。（2）创建中外混合持股公司。（3）在发行人民币股的同时，在境外试发行流通外币股。（4）研究组织各种基金的合作投资，即个人向基金投资，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有选择地购买效益好的公司股票。

武汉则准备从4个方面推进规范化股份制试点：（1）选择一批发展前景好、社会信誉高、急需进行技术改造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团公司进行企业法人投资，交叉持股，并开始向社会发行股票。（2）以股份制形式，新组建一批重点企业和有前途的高技术企业，允许科技工作者入股。（3）完善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4）推进三资企业股份化。在注重从以上4个方面推进规范化的同时，还决定从5个方面加快股份制试点工作：（1）把全民企业办成公有制法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把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办成全民和集体及其他企业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将经济开发区的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3）扩大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4）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继续发展股份合作制。鼓励新办的民营科技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集资入股。（5）选择一小批企业做好向社会发行股票的准备。

1992年11月，鞍山市政府作出决定：从现在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市地方企业中采取国家控股、法人持股、职工入股、股份合作以及通过风险抵押向股份制过渡等多种形式，普遍推行股份制。其具体做法是：（1）加速现有企业股份制改组进程。全市现有工交、商业流通、建筑安装行业企业都要逐步进行股份制改组。对具备条件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经批准可以改组成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尚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和小型全民企业，改组成为企业内部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对城镇集体企业要普遍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凡暂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一律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抵押金的收益实行分红保息，收益率不超过本企业资产利润率，职工个人抵押金分红所得按规定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2）新建、扩建企业一律实行股份制。由多方出资兴办的企业，可将各方投资的份额转换成股份，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新建企业招收职工一律实行“带资入厂”，每人不少于5000元，组建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重大技术改造和需要大量投资进行扩建的企业，可以采取向企业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将企业改组为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3）通过企业兼并和组建企业集团推行股份制。在企业兼并中，被兼并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可以将资产入股到兼并方企业中，兼并方企业还可以通过对其他企业控股，实现兼并，将被兼并方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

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场”和“排头兵”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企业股份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前面。早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就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正式开展了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探索。为了加强对企业股份制改革工作的领导，深圳市政府成立了市股份制改革联审领导小组，统筹规划股份制改革工作；成立了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统筹规划股票上市和证券市场的管理。

1992年，深圳又在全国率先颁布了《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使股份制经济的发展有了一部基本法。据此，全市全年共受理了近200家企业内部股份制改组的申请、近50家企业改组为公众公司的申请，完成了80家企业实行内部股份制的筛选和改组的筹备工作，新批准7家股份公司股票上市，还批准了5家异地公司股票来深圳上市。同时，深圳市还加强了对股份公司的监管，组织力量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经济效益、管理水平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考核。截至1992年底，18家上市公司总资产增加5倍，净资产增加12.5倍，净资产利润率达35%；上市公司有向外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向内地发展的势头很猛；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有所加强，已初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的，显示了股份制企业特有的活力。（五）股份制企业显示出生机与活力探因

股份制企业之所以能显示出如此明显的活力，其原因主要在于股份制企业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构筑了一个与原来不同的全新的企业运行机制，有效地克服了国有企业的多种痼疾，因而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

第一，自主经营开始真正体现。

深、沪两地的股份制企业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成，这部分占绝大多数。另一部分是通过发行股票组建的新企业，其中包括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的改造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折股作为国有股份，并将其出售给其他法人或个人；二是发行新股。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原有企业的权益、债务均由改组后的公司承担。关于国有股份的比例，深圳、上海的规定大体相同，即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公司，国有股份所占比例不予限定；另外还规定，一个自然人所持某种股票不能超过该公司股份的5％。

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分为两大类：一是内部公司，即股票由法人认购并在法人之间转让和股票由法人及公司内部职工认购并在法人之间和内部职工之间转让；二是公众公司，即股票公开向社会发行，在证券商柜台交易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两类公司中又以前者居多。

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企业拥有自主权，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当时我国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放权、扩权、搞承包，应该说在这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企业自主权较之以往大了，但仍然远远不够，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企业仍然作不了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关系总是难以割断。

实行股份化改造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股份公司的资产由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3大块构成，它的体制与国有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其最高权力机构不是政府部门，而是股东代表大会。最高决策机构是由股东代表大会选出的董事会。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只能以股东的身份通过董事会来影响企业运转，而不能无制约地直接干预企业。这样，企业便可以根据需要独自作出一些重大决策。深圳宝安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公司，从1983年到1992年，这家公司从一个较单纯的投资公司发展成为经营房地产、工业和贸易的综合性大公司，每次重大决策都是由股东大会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拍板。

在股份制的体制下，企业拥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领域的自主权。由于深圳早于内地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如果干得不好，股东们是不答应的。公司管理人员也全部实行聘任制，新人来、旧人去是正常现象。

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获得还能使企业更好地面向市场，对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当机立断，不必早请示晚汇报。市场如战场，一刻的犹豫就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金田实业公司就是依据股份制企业“婆婆”少的优势，屡次在房地产交易中获胜。

第二，有了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不再是一句空话。

股份制改造前，政府对企业基本上是以行政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原材料供应、工资分配等都得受制于政府，更谈不上自主权，自然也无力承担由此引起的盈亏后果，自负盈亏成了一句空话。

在股份制体制下，股东以其所拥有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有了盈利，按股分红，国家得利；公司出现亏损，谁该承担多少就承担多少，这是股东们之间的事。即使公司破了产，国家也只作为股东以投入的资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亏损的国有企业统包统揽，承担无限责任。董事长、经理不必由国家换个职位，东边不亮就去西边亮；员工们也请自谋出路。这就大大减小了国家的风险。自负盈亏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内涵之一，这种机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深植在股份制企业中。

第三，自我发展有了内在动力。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企业是职工的家，家的收支，该置什么家当，该有什么发展计划，应该是从厂长到工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当人们的实际利益与资产的所有权没关系的时候，从厂长到职工自然也就不大关心资产的损益。扩大积累是国家的，增加分配却是个人的。既然是这样一种关系，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便很难避免了。

股份制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比一般国有企业强得多。深圳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989年比1988年下降39.6％，1990年又比1989年下降28.5％。然而，深圳发展银行、万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资产增值情况为：1989年比实行股份制改造前增长25.97％，1990年上半年与1989年同期相比增长76.72％。

第四，产权关系明确。

国家、集体和个人组成的3个方面股东被利益这股强大的冲击力完全拧成一股绳，任何一方都绝不会同意将自己的发展基金用于企业内部职工的福利、奖金，也不会以牺牲股本增值和长远利润为代价来满足一时的物欲。可以说，企业是股东们的家底，要守住这份产业并不容易，所以任何形式的短期行为都会被股东们排除在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消费基金的无止境膨胀，从而培育了企业的自我发展机制。

正是在以上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才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92年9月，全国各地有各种类型股份制试点企业约3600家（不包括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包括工业企业1980多家、商业企业1080多家、金融企业180多家、建筑企业60多家、交通运输企业30多家、其他行业企业260多家。在这当中，法人持股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380家，占12％；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2751家，占86％；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89家，占2％。在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89家试点企业的股金总额中，国家股占47％，法人股占29％，个人股占14％，外资股占9％，公有股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劳白等：《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探索》，第1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但是，应该看到，1992年中国股份制试点在不断报喜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股份制试点的认识有片面性。主要反映在把股份制作为改革的唯一措施，忽视其他方面的改革。有的人甚至认为搞股份制就得发行股票，把股份制与发行股票等同起来。另外，对股份制试点的目的也不太明确。搞股份制筹措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动改革的发展。然而，此时所搞的股份制，大都只顾筹钱、上项目，不顾转换机制，这就偏离了试点的目的。

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对此强调说：股份制试点总的方针还是按国务院23号文件精神，坚持“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的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化，是不是按规范化进行，是搞好股份制试验的关键。

三培植和发育证券股票市场

在国家推行股份制的同时，一个与股份制相连带的问题随之出现了，那就是证券和股票问题。证券对于中国人来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个“陌生”的字眼。在改革开放之前，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证券”这个名词。但是，当它以强劲的势头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时，人们逐渐对它有了深刻的认识。

所谓“证券”，是指具有一定票面金额、代表资本所有权或债权的证明书。证券一般是指有价证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有价证券，又称“商业票据”，如本票、汇票、期票、支票、提货单等；另一类是公共有价证券，如股票、公司债券和大面额可转让的存款证等。这两类证券在必要时都可转成流通。

证券的流通是通过一定的市场形式进行的。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内在要素和促进机制，是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一般市场机制普遍受到严重抑制，证券市场失去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一直未发育起来。1978年以后，为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和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管理才开始了初步探索。这种探索最初是从恢复发行国债开始的。

本来，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中央政府曾经发行过公债，但次数有限、规模不大，此后停止了20多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适应调整方针的需要，并针对1979年、1980年的财政状况，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发行国库券，当年实际发行48.66亿元。为做好国库券发行，国务院还专门制订了国库券发行条例。这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首次发行国债，这种国债成为证券市场最初、也是最为大宗的证券品种。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发行债券开展信托、保险等业务筹集资金，但提醒要注意防止失控。此后，国内各银行初步重建、开办了信托业务。1982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与安排，国家实际发行国库券43.83亿元。1983年，国务院决定续发国库券，实际执行结果为41.58亿元。1981—1983年累计发行国库券134.07亿元。由于当时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财务状况均不宽裕，加上思想观念的束缚，所以国库券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于是发行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摊派等方式来发行(此后一段时间依然采取这种办法)。

经过最初5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城乡经济和市场贸易初步活跃起来。从1984年起，兴办集体企业和联合企业经济发展势头趋旺，企业有所留利，地方政府部门有了预算外资金，居民生活初有改善，全国社会集资初步活跃起来，并出现了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的融通资金的局面，有的城市还开始发行股票、债券进行集资和融资。与此同时，银行续办信托业务，并在内部设置专门的信托业务部参与社会筹集资金等活动。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经济发展速度在1984—1988年明显加快。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融资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萌发。根据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财政安排，这年发行的国库券扩大至60.61亿元。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管理下，运用多种金融工具积极发展横向的资金融通，促进资金市场的逐步形成。国务院决定：1985年发行的国库券可以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个人购买的可在银行办理贴现。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国家专业银行向城乡居民发行5亿元的金融债券。这是中国金融债券的首次发行。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发行了债券和股票，少数几个城市试办了债券、股票转让业务。这是证券发行增加、证券转让萌生的一年。

1986年金融改革开始加大了力度。这一年全国发行了62.51亿元的国库券和30亿元的金融债券，企业至1986年累计发行了100亿元的债券以及少量的股票，信托投资机构增加，信托业务扩大。上海、沈阳等城市试办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柜台转让业务，开始探索证券的转让和交易。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鼓励企业、部门、地方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中的相互投资、参股，发展各种资金市场，发展多种金融组织和多种融资渠道及工具等。据此，金融改革加快步伐，证券市场进行新探索，以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为主要内容的债券转让市场初步开放，国家在41个城市开放有价证券柜台转让交易业务。从事证券、信托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增加至数百家。

1992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谈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继邓小平之后，1月16日，江泽民视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该所写下了“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的题词。邓小平的谈话和江泽民的题词，为刚刚起步的中国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政策活力。到1992年6—7月，已有9个省市要求在本地区建立证券交易所。继深圳、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之后，又有许多城市积极要求创建交易所。

有的金融界人士认为：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从技术力量、资金潜力、企业发展，还是人才基础上讲，建立证券交易所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首都建立交易所对全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辐射作用。

天津方面则提出自己是全国较大的商业文化中心之一，铁路、公路、海运交通十分方便，解放前即拥有全国两家证券交易所中的1家，解放初期又曾保留国内唯一一家证券交易所，可谓地利人和。天津市市长聂壁初说：现在搞证券市场，南方有深圳，中部有上海，如果北方需要搞一整套的服务，天津当年的经纪人大多仍在世，有一定的人才，有基础。

沈阳则表示本地有大量资金密集型企业，资金需求迫切，且是国内较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两家大型企业已向社会发行股票11亿元，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强。

武汉是全国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企业等方面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建立证券交易所理由也很充足。

海南省在强烈要求建立交易所的同时，已先行一步，率先推出了证券基金券、房产投资券。海南证券报价交易中心股票内部交易中心已试运转。

福建、山东、厦门等省市也表示了要在本地建交易所的愿望。

证券火热，股票也在升温，股票不仅融入了国家经济发展，而且也融入了百姓的家庭生活。作为股票，它在中国最早发行于洋务运动时期。当时，轮船招商局为了吸引资金，发行了一种轮船招商股票。上海曾是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金融、贸易、股票、证券交易中心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股票交易在中国达到鼎盛时期。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认为股票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它带着“资本主义的烙印”。于是，股票和股市退出了中国舞台。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股份制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又重新融入中国的经济生活。1984年起，上海先后成立了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真空电子等几家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两地开始小范围股份制试点。最早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是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9月26日，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和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上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上市交易的股票。1988年4月，深圳证券公司成立，股票可以在证券公司挂牌买卖。最初在上海和深圳交易的股票是以实物券的形式发行和交易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于1990年3月19日开始按当时交易的6种股票价格编制了“上海静安股票指数”以反映股票“总体价格”的波动情况。静安指数公布首日为90.6点；同年6月达100.96点，股票市值超过面值。在此之前的近4年中，尽管有5万多股民，但由于大批股票未上市流通而处于“有行无市”的冷寂状态。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运转的人们，绝大多数尚不知道股票能变钱，而且能使钱再“生”出钱来。深圳发展银行计划发行1000万元股票，在备受冷落的情况下，只好运用行政手段，动员党政干部带头买，并且派出推销人员登门求人买。尽管如此，也只销出796万元的“发展”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的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元的股票，其余的则无人认购，只好退回。

虽然股票在最初不为人们所看好，但经过几年的“冷落”之后，人们终于认识了股票的“庐山真面目”，股票交易日渐红火起来。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宣告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结束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单一的柜台交易形式，开始了集中交易形式。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静安指数变为上证指数，基期指数为100点。上海股市有关股票交易法规也相继出台。虽然市场上只有8只股票流通，且实行涨跌停板制，股指却持续上扬，进入1991年股指曾达307点。1990年11月26日，中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0年11月26日，朱镕基（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庆典上讲话。

深圳市场同样也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过程。1988年初，市场门可罗雀，深市第二只股票“深圳万科”发行时，竟有部分股票无人认购，冷落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2月底。1990年3月，深圳原野公司“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招股广告使股市升温。“金田”、“万科”、“安达”、“原野”相继上市，5种股票大幅上涨。为控制风险，深圳股市于1990年6月26日起首次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然而股价仍每天上涨。到10月26日拆细为面值1元，深圳发展股价升至75.03元，半年上涨了75倍。11月17日，《深圳特区报》首次刊出风险警示公告，深圳市政府明令禁止党政干部炒股，并于1990年5月29日开始对股价波动实行涨停板制度，限幅为±10%，但是由于股市环境看好，股价的上涨势头仍然凶猛。6月18日，政府再次出台措施，规定涨跌停板幅度为±5%，但是股价还是持续上扬，市场投资热情不断增强。6月26日，政府终于又再次将涨跌停板进行必要的调整，限制涨停板为1%，跌停板为-5%。同时，开征印花税。11月20日，深圳股市开始逆转，大幅下跌。至1991年4月，深圳股价跌幅达40％。1991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8月17日，深圳股价放开，股价急挫。9月下旬，深圳市政府和有关机构采取了救市措施，股价开始走出低谷并转为大幅回升，救市行动获得成功。11月10日，深圳市11种新股发行。9日夜，就已有20万人通宵达旦地在发行点排队等购。到10日上午，竟出现49万人排队抢购的盛况。全市300个发行网点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共300万份，只有3.6%的中签者能购到股票（每人限购2000股）。

1991—1992年，先是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B股，被24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家股东抢购一空。接着深圳中华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发行B股，在海外引起了阵阵“B股热”。境外证券公司纷纷代理包销中国B股，外商踊跃认购，巨额B股在几天之内就被认购告罄。深圳、上海所发行的B股面值仅2.8亿元人民币，却实收美元现汇2.4亿元，获得数倍溢价发行收入。

巨大的收入刺激着更多的B股上市。1992年5月后，上海永生金笔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等发行面额近2亿元人民币的B股，深圳计划发行1亿美元面值的B股。B股热潮的奔涌，标志着中国股市开始与世界金融市场接轨。

股票交易放开股价，是1992年为使中国股票市场走向繁荣而采取的又一个措施。

为了促进上海股市健康发展，造就具有风险的市场环境，促进投资者理智投资，上海证交所决定从2月18日始，先期对“延中实业”、“飞乐股份”两种股票试行取消涨停、跌停限幅和流量控制、完全放开股价进行交易的办法。

这一阶段，市场法规建设有很大进展。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年7月7日，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第二节理顺价格和流通体制

进入1992年，在新一轮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价格双轨制进一步被打破，市场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商品市场的发展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一压缩价格控制扩充市场要素

理顺价格关系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处于突出地位。中国的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开始主要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中国的城市流通体制改革则主要是放开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的现象，决定用3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此，国家实施了收紧财政和信贷的紧缩方针。经过1年多的努力，经济开始降温，工业发展速度回落，投资规模得到控制，货币发行失控现象得到遏制，特别是物价上涨势头明显趋缓。这在宏观上对物价涨落起到了调控作用。从1989年9月开始，国家又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了5大类20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经过3年左右的努力，到1991年，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基本上得到了抑制，社会总供求基本趋于平衡，商品价格水平比较平衡。但是，此时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仍需在振兴经济的同时把稳定物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此，政府有较清醒的认识，对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都比较警惕，同时也利用比较宽松的宏观环境，加大价格改革力度，着力增强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因素。

1991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6%的价格涨幅控制目标。这个目标比上年商品零售价格实际上涨幅度高3.9个百分点，留有充分余地。有关部门在年初就把物价控制指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政府，各地也相应地制定了各自的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

为了有效地控制价格的涨落，从1991年2月起，国家整顿、调整了钢铁系列产品的价格，取消各种钢材的临时价格，调低计划外钢铁产品最高限价，适当提高计划内产品价格。这些措施初步整顿了钢铁产品价格的混乱局面，为钢铁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此后钢铁产品的价格改革奠定了基础。

4月，针对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对粮油补贴负担日益加重见1991年6月8日《人民日报》。1978年国家对粮油的补贴为36亿元，1980年上升到108亿元，到1990年高达400多亿元。，实行价格补贴，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影响农民种植的积极性，造成全体城镇居民吃国家补贴的“大锅饭”，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弊端，政府作出《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宣布从5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粮油统销价格，相应提高了粮油统销价格，基本上实现了购销同价。根据国务院这一提价方案，面粉、大米、玉米3种粮食的平均销售价格由每50公斤14.7元提高到24.7元，平均提价幅度为68%。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第一次调整粮食统销价格。为稳妥起见，粮价调整没有一步到位，国家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食油则进一步实现购销同价，6种食油平均提价幅度达170%。粮油调价方案出台后，价格指数陡然上升，各级政府与物价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粮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使以后几个月的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下来。7月，部分省份针对洪涝灾害的情况，加强市场价格管理，以稳定市场价格涨幅；同时，还相应提高了原油及成品油的价格。这一年，在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为20.9％，政府指导价比重为10.3％，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扩大到68.8％”；在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为22.2％，政府指导价的比重为20％，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扩大到57.8％”；在工业出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为36％，政府指导价的比重为18.3％，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已扩大到45.7％”。③国家物价局课题组：《理顺价格的目标及实施步骤》，第2~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从这组数据的变化情况看，市场形成价格的因素明显增强。但是，由于国家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因此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没有突破预定目标，物价上涨幅度仅为2.9%，比计划目标低3.1个百分点。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第4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价格改革进一步加大了力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一年里，国家抓住有利时机，放开一大批工农业产品价格。其中主要有：（1）下放一批轻工业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将一部分商品价格管理权限由中央下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应将一批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管理权限下放给下一级政府。（2）放开一大批生活日用商品的价格。全国统一放开食糖、卷烟等日用商品的零售价格，除了中央和省管的商品价格外，各地对其他商品价格基本全部放开。（3）对水泥等一些商品价格由双轨并为单轨，不再实行计划内价格。

在政府原来管理的商品价格中，中央级管理的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由17种减少为10种（其中政府定价只有6种），工业消费品价格只剩下食盐、部分药品等3种，特别是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由737种减少为89种（其中政府定价只有33种）。③一次放开近600种商品价格。农产品价格由原目录的40种减少为10种（其中包括国家定价6种、国家指导价4种），同时有16个省近400个县放开了粮油购销价格。轻工商品由原目录的41种减少为9种，其中工业消费品仅剩食盐、个别药品等3种，其他6种为轻纺原材料。各地方也陆续修订和重新颁布了地方（省、市）管理价格的目录，在1991年已经放开部分价格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放开了一批商品价格。

由于政府适当放开了政府定价的商品品种，这就使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因素成为价格形成中的主要因素。据统计，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分别为5.9%、1.1％和93％，与上年相比分别降低15％、9.2％和上升24.2％。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三者所占比重为12.5％、5.7％和81.8％，比上年分别下降9.7％、14.3％和增加24％。在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三者所占比重分别为18.7％、7.5％和73.8％，比上年分别下降了17.3％、10.8％和增加了28.1％。沈立人：《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第45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仅就粮油价格而言，1992年4月1日，国务院再次决定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粮食统销价格提高后，粮食部门的经营费用仍由财政补贴；对城镇居民口粮继续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政策；对农村平价粮销售也继续实行计划供应。在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的同时，国务院决定给城镇居民适当补贴。

1991—1992年渐次进行的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人们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局面。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政策措施得力，人民群众对物价改革的承受力有所增强，粮油销价上调后，除相关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外，肉、禽、蛋、鲜菜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基本上未“搭车涨价”。这项重大改革，仅仅经历了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相继理顺了粮油购销价格倒挂，解决了20多年来未解决的矛盾，向着最终取消实行多年的凭票证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迈出了重大步伐。

到1993年，绝大多数农产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和经营均已放开，对粮食实行“保量放价”，建立保护价及相应的风险基金和储备制度。粮价全面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为主，使全国城镇居民逐渐从实行的粮食定量配给转变为自由采购。几十年来城里人一向视为基本生活保障线的粮票、粮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全部取消，进入了“历史博物馆”。这标志着多年来总是力图解决的价格改革中最棘手的一关已经基本闯过。到1992年为止，经过近14年的价格改革，由于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价格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直接定价的范围大大缩小，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得到扩大；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新的价格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一个新的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间接调控价格总水平及价格结构的调控体系开始形成。这是价格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价格改革的成功对于推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改革流通体制发育商品市场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市场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中国的商品市场，紧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建立起来，在诸多生产要素市场中是发育比较早的。但是，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前，商品市场的发展还有许多障碍，主要是地区及部门分割和封锁比较严重，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还不适应商品流通需要，市场的调控体系有待加强。为此，从1992年起，在前几年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的基础上，国家进一步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市场，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着重加强市场建设。

随着中国市场化因素的增强，国家计划管理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从过去的1000多种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30多种，其中生产资料不到总量的15％。这样，全国商品贸易额的85％以上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加强市场建设已成为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对此，国家首先确定的市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初步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具有比较先进的管理水平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高效、畅通、统一、可流通的新体系，形成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新格局。按照这一要求，全面进行各类商品市场的建设。（1）建设现货批发市场。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建立起以全国性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辐射全国，交易集中，信息畅通，具有现代化水平和调控能力的工农业批发市场网络。（2）期货交易的探索取得一定进展。

继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之后，又建立了上海金属交易所、苏州商品交易所等期货市场，商品内容涉及粮食、钢材、木材、食糖、肉类、石油、化工、煤炭等。这些交易所普遍引进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是参照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在形成规范的交易秩序和有影响的预期价格方面已经显露出巨大优越性，不仅繁荣了现货市场，而且随着远期合约转让的大量出现，为最终实现贸易方式变革、过渡到期货交易创造了条件。

1992年，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试办期货市场”的任务。随后，李鹏总理又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指出：办期货交易所先订立制度和试点。根据国务院规定的探索期货交易、试办期货市场的改革任务，我国又在煤炭、化工、石油、黑色金属等重要产业建立了引进期货市场机制的大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或交易所，相继成立了一批专业的期货经纪公司，已经登记注册的有37家，一些期货咨询、研究机构应运而生。1993年1月，厦门国际商品期货交易所开业，参与芝加哥、纽约期货市场交易，与国际市场接轨。初期交易的期货有轻原油、黄豆、小麦、玉米、棉花、可可、咖啡、铜等大宗物资。至此，中国期货行业已粗具规模。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期货市场的发育仍处在起步阶段，即探索和试验阶段。1992年3月20日—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会场。（3）城乡集贸市场随着农产品、小商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放开，进入发展的高潮。

1995年底，全国共有集贸市场82892个，成交额达11590亿元，是1990年的5倍多。

经过规划和整顿，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各类市场比较健全的局面。这样，一个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批发与零售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相结合、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种运行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网络初步形成，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继续改革国有流通企业，更新流通方式和流通业态。

流通企业全面推广了重庆“四放开”的经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大中型企业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逐步进行改制，中小企业分别实行了“改、转、租、包、卖、并”。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形式，其中连锁经营、代理制、配送制、公司加农户等新的流通方式已日益显露其优越性，超市、便利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等多种业态呈现一片蓬勃景象。

第三，改革粮食、棉花、原油、成品油、化肥及副食品购销体制，加强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

在扩大放开市场、允许多渠道经营的过程中，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但也出现了重要商品资源分散、多头管理、价格失控、市场混乱的状况，投机倒把、违法乱纪者乘机牟取暴利，影响物价稳定等问题。为此，国家重点改革了粮食、棉花、原油和成品油、化肥及副食品的购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理顺购销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二是建立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粮食、棉花、食油、食糖、肉类以及油品、化肥都建立了专项储备，并建立了相应的风险基金。三是粮食等国有企业建立两条线运行机制，即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作，机构、人员也彻底分开。以粮食系统的分工为例：明确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其领导的粮管所、粮库是政策性机构，承担掌握粮源、吞吐调节、稳定市场、救灾等政策性业务，所需费用由财政补贴；明确国有粮食零售企业是商业性经营单位，主要承担粮食零售业务，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四，整顿市场秩序。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展，市场秩序混乱问题也随之出现，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牟取暴利和不正当竞争盛行等，一直影响着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为此，政府工商管理和技术监督部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暴利行动，积极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等，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合同法、广告法、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各地按照“依法治市”原则规范市场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和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市场发育还不健全，法律法规调控体系不完备，市场执法队伍的建设有待加强，因而市场秩序混乱问题仍时起时伏、屡禁不止。这说明整顿治理市场秩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三强化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行为

通过对价格和流通体制各种关系的逐步理顺，市场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加强。

第一，重要商品的流通日趋市场化、规范化。

改革开放不仅使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走上了市场，而且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原油、成品油等）业已脱离传统的计划配置方式，正式有步骤地走向市场，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这就使得国家管理和调控市场的能力明显增强，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例如：1991年开展的“质量·效益”年活动，加强了对上市商品质量的检验，严肃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和损害消费者的不法行为。各地消费者协会处理消费者投诉的力度逐步加强，仅1991年就达27万件。马家驹等：《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第50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1994年，国家初步推行了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制度，全面实施了商品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这表明商品市场管理在加强，依法管理市场的意识也在加强。

第二，市场流通主体日趋多元化、规模化。

商品流通领域多元化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市场流通主体正在通过多种形式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流通成本不断下降，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商业信用有所增强，人民需求得到了较大满足。国有流通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并逐步从部门附属物的地位转变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1992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规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同年，国家体改委、经贸办和有关流通部门共同发布了国有商业、物资企业改革的两个实施办法。1993年又公布了外贸企业改革的实施办法。这就使流通企业的改革有了专门适合自身的规范文件，扭转了以往套用工业企业试点原则的做法。由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企业经营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因而流通组织的结构也随之得到初步调整，内外贸一体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正在逐步形成。中外合资、合作的项目稳步发展，流通领域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取得可喜成绩。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958亿美元，增长8.5倍，平均每年递增16.2％。199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1位，中国的进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成为世界上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增势强劲。1979—1993年，中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仅1993年就新批准外商投资项目8.3万个，实际利用外资257.6亿美元。中国对外开放已由过去的单向引进转向双向交流。中国鼓励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办企业。到1993年，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已有4497家，中方投资51.6亿美元，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基本机制。

价格改革的重要一点，就是通过不断改革价格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1992年以后，国家物价局重新修订了生产资料和运输价格管理目录，规定由政府管理价格的商品由1991年底的737种减少到89种，其中放给企业定价的有571种。1992年10月，国家进一步放开了一批农产品价格。在这一年里，由原商业部管理的计划商品已减少到12种。这样，绝大部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购销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和供求关系的现象基本得到扭转。同时，以价格法为核心的价格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价格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

第四，发展不同层次的商品交易市场。

集现代交易功能、商品集散功能、价格形成功能、综合信息与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商品批发市场，已经逐渐成为沟通产需、衔接城乡的重要流通渠道。到1993年，全国共有各类交易市场10万多个，各类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已超过4700家，各类要素市场达1700多个。到1994年底，已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有固定场所、设施，有若干经营主体地场经营的生产要素市场700余家，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200家、劳动力市场180家、金融市场100家、技术市场70家、信息市场30家、其他要素市场130余家。朵生春：《改革开放史》，第1125～1128页，红旗出版社，1998。遍布全国的集贸市场大大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各类农副产品和小商品批发市场联结了小生产与大市场，大大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对于改变传统物资流通方式、促进城乡交流、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都有着重要意义。

第五，变革营销方式。

中国的流通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国有商业独家经营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开放式、竞争型的商品流通体制。从社会商业组织结构变化的情况来看，各种经济成分1992年在各种商业机构中的比重为：国有商业机构占2.9％，集体商业机构占10.9％，个体商业占86.2％。再从各种经济成分1994年所占商业市场的份额来看，国有商业为33.7％，集体商业为21.4％，个体、私营、中外合资、联营及农民对非农居民零售为44.9％。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编委会：《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13册，第10～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从经营方式来看，连锁经营、代理配送、拍卖、电子交易系统、贸工农一体化等多种现代营销方式迅速发展。这在规模经营和提高流通效率方面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各类商品的产销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

第三节加快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一样，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业，主要包括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过去，由于长时间在政策观念上抑制商品交换的发展，中国把发展农业（第一产业）、工业（第二产业）列在产业政策的重要地位，而对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历来重视不够和发展不足。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各地兴办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服务公司，对解决长期遗留的就业问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服务性公司仍属于机关、企事业单位性质，大都作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附属物，并未在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占有相应的位置。这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求是不相符的，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其发展。

一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长期以来，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1991年，中国的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为26.2∶45.1∶28.7，社会劳动者总数之比为59.8∶21.4∶18.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8、2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为了解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协调经济的整体平衡，促进市场发育，提高经济绩效，扩大劳动就业，中国在制定“八五”计划时及时地提出了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

为贯彻“八五”计划的精神，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90年代，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二产业，其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重点是发展那些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农村的第三产业和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92～2093页，人民出版社，1993。

为达到上述目标，《决定》提出了13条政策措施：（1）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2）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步伐。（3）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4）以社会化为方向，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不影响保密和安全的前提下，将现有的信息、咨询机构、内部服务设施和交通运输工具向社会开放，开展有偿服务，并创造条件使其与原单位脱钩，自主经营，独立核算。（5）鼓励第三产业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应关停并转的工业企业，在资产转让、债务清理、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6）积极鼓励行政人员从机关分离出来，从事服务行业。（7）推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赋予第三产业企业用工自主权。（8）遵循价值规律，改革价格体系，解决第三产业长期存在的价值补偿不足问题。（9）鼓励扩大国际化经营，赋予部分国营大中型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权，有条件的要努力向境外发展，积极兴办海外中资企业。（10）利用金融和税收等经济手段扶持第三产业发展。（11）简化审批手续，改变目前第三产业开业难状况。（12）加强第三产业法制建设。（13）加强第三产业的规划和管理。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报告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我国商业、金融、保险、旅游、信息、法律和会计审计咨询、居民服务等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市场发育，提高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方便和丰富人民生活，而且可以广开就业门路，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创造重要条件。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3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明显提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25页，人民出版社，1996。根据十四大的精神，国务院是年11月间召开全国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目标、总体布局、指导原则、重大政策和措施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第三产业发展的目标是：按照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以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初步考虑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左右。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各自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和一、二、三产业的比例。

——第三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包括发展和完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和发展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市场等；初步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包括交通通信服务业、城市市政公用业和社区服务业、信息咨询业、旅游业、居民饮食服务业，使社会服务业具有开放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特点；初步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福利业和社会救济业。

——发展第三产业的指导原则：（1）坚持依靠改革开放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要通过加快改革开放，按照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政策上、体制上、机制上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加强和改进国家宏观调控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2）坚持第三产业发展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相适应。90年代，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明显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同时要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统筹规划，既考虑需要，也考虑可能，使第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3）坚持不断改善第三产业结构和提高效益。发展第三产业要坚持为生产服务与为生活服务相结合、城市服务体系与农村服务体系相结合、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相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发展基础性、社会性、公益性强的行业，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4）坚持合理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全面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发展各具特色的第三产业。不能脱离实际，竞相攀比，过分集中在某些行业，避免造成浪费。要加强分类指导，对第三产业中的一些重点行业，在国家规划指导下，逐步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多层次的第三产业发展格局。

——发展第三产业需要采取的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

第一，充分发挥国家、集体、个人的积极性。除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由国家建设以外，其余大多数行业要进一步放手发展集体、个人、私营和其他经济成分去兴办。鼓励国营企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私营企业和个人，以资金、房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第三产业。提倡党政机关富余人员在与机关脱钩的前提下兴办第三产业经济实体。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兴办各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业，实行企业化经营。

第二，加大改革力度，逐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要以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逐步实现第三产业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由福利型、公益型、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鼓励第三产业企业实行国际化经营，要扩大它们直接对外经营的权限和范围。要进一步理顺和放开第三产业价格。

第三，广开资金来源和筹资渠道，增加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增加兴办第三产业的资金，特别要动员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发展第三产业，并积极利用外资。

第四，加快第三产业的法制建设，逐步使第三产业的发展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此外，改革计划、统计制度和方法，全面规划、统计、考核第三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和计划部门要把第三产业引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要按照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和健全第三产业的统计标准和指标体系。《人民日报》1992年11月8日。

按照上述部署，1993年以后，中国的第三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地方、各部门充分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放手让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私营企业、劳动者个人兴办投资少、收效快、劳动密集、直接为城乡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分离服务性机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并鼓励行政、事业人员从机关分离出来，从事服务行业。各类服务性企业抓住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城市的商业、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服务更加快捷便利，而且农村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也普遍展开；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资产评估、业务代理、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机构迅速崛起；房地产业经过几次整顿逐渐趋于规范；金融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行业，不但网点激增，而且经营手段、运行方式日益走向现代化。此外，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科学研究和学校教育等基础行业也改变了主要由国家投资和经营的局面。地方和其他服务企业的积极参与，在这些领域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促使原来独家经营的铁路、邮电等系统不断改善服务质量，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总起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第三产业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发展。到1996年，第三产业生产总价值达到20427.5亿元，比1991年的7227.0亿元增加了近30％。其中，从业人数增长较快，从1991年的12979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17901万人，增加了近5000万人；其占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于199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6年达到26%。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个体、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这就使第三产业的非公有制企业在吸纳社会劳动力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旅游业是现代经济中综合性很强的产业，是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业，对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旅游，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产业，它的发展已不仅仅限于行、游、宿、食、购、娱6个方面，它的发展还能够进一步带动一些相关行业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的国家。它有巍峨的高山、莽莽的高原、滔滔的江河、坦荡的平原、富饶的盆地、浩瀚的海洋、漫漫的沙漠以及宝石般的湖泊和星罗棋布的岛屿。辽阔的土地与复杂的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颇受旅游者青睐的风景秀丽的国家之一；再加上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因此是一个备受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它是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就为旅游业的兴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十四大以后，随着新一轮改革大潮的兴起，旅游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中国旅游业确定了“国内抓建设，海外抓促销”的方针。这一方针有力地推进了旅游业的全面发展。1992年，国家提出“1992中国友好观光年”的口号。根据这一要求，各地先后办起旅游度假区。到1994年，全国已兴办11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广州南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青岛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江苏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昆明海埂国家旅游度假区、莆田湄州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南平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广西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上海浦东横沙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各地在大力兴办旅游度假区的同时，从1993年到1996年，国家旅游部门又连续4年每年推出一个宣传促销主题，依次为中国“山水风光游”、“文物古迹游”、“民俗风情游”和“度假休闲游”活动。这些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海外旅游者来华旅游，其中许多人是回头客。到1994年，尽管只有16年的历史，中国大陆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第三产业中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产业，拥有旅游饭店2552家、客房38.6万间；旅行社3086家，其中从事国际旅游业务的一、二类旅行社为966家；旅游专用车辆4.7万辆，客座近55万；游船1098艘，客座4万；定点旅游餐馆1143家，定点旅游商店1168家，定点旅游娱乐设施295处；68所高等院校设立旅游专业，4所旅游高等院校、近200所旅游中等专业学校和旅游职业高中已为旅游业培养3万多高、中、初级专业人才；固定资产原值达到787亿多元人民币。《经济日报》1994年7月6日。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办好旅游业，国家旅游局进而在改进旅游服务质量、完善管理监督、实现服务达标的同时，还专门制定了旅游交通、游览、住宿、饮食、购物、娱乐6个方面的服务标准。在40多个旅游城市开办了旅游热线投诉电话，并制定了“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在旅行社、饭店、旅游车船、景区、娱乐场所、厕所卫生等方面，每年重点解决若干个质量问题，达到热情、可信、安全、规范的要求，使旅游者得到舒适的享受。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得到明显增长。1978年，中国外汇旅游收入仅为2.6亿美元，而1993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达46.8亿美元，从1978年到1993年累计创汇189.21亿美元；回笼货币，减轻了市场压力，从1985年到1993年国内旅游回笼货币1033亿元人民币；引进外资近60亿美元；提供了大量劳动就业机会，到1993年底，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人数超过1000万。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轻纺工业、商业、经贸合作和建筑行业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全国生产旅游轻工产品厂家已有数千家，产品有30多大类、5万多个品种。扩大了国际交流。从1978年到1993年，来华旅游入境人数达24578万人。《经济日报》1994年7月6日、1997年8月26日。到1996年底，中国旅游接待入境人数达到5112.8万人次，比1992年的3811.5万增长34.14％。其中，外国人有694.4万人，比1992年的400.6万人增长68.35％；港澳同胞有4422.9万人，比1992年的3394.3万人增长30.30％。中国旅游接待入境人数在世界的位次由1992年的第9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5位。

中国旅游外汇收入保持快速增长。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开始兴建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截至1996年底，这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已签订招商项目638个。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旅游外汇收入达到102亿美元，旅游外汇收入在世界的位次由1992年的第15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9位。据统计，1996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7％，相当于第三产业总值的11.8％，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31.3％。③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对于国际外汇收支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旅游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者并存的新格局，对于地区经济的繁荣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拓展服务贸易和劳务输出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拓展外汇来源渠道，争取更多的非商品贸易外汇收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第二，能促进出口加工业和经贸信息、咨询、产品售后服务、商业批发零售服务的发展。第三，能增加就业人数。通过建筑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贸易，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第四，有利于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融通资金，引进技术，对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和部门起重要的带头作用。第五，有利于推动整个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产业的状况来看，以第三产业产值大约为10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9000亿美元估算，服务贸易额占第三产业产值的9％左右。1993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已达6000亿元，服务贸易额在540亿元左右。若服务贸易进出口各占一半，服务商品出口额在270亿元左右，相当于50亿美元。然而，1992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为24.03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为6.46亿美元。还有相当一部分外汇收入未作统计，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文艺、体育、医疗等部门的对外服务收入，粗略估计也将有数十亿美元。这样，中国仅服务商品出口大约就有100亿美元。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贸易却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表明：把服务贸易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增长点，是一条比较现实的渠道。

中国的劳务输出工作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一项崭新事业，对外称“劳务合作”。它不同于公民个人到海外投亲靠友、移民就业等行为。中国的对外劳务合作是通过国家授权的企业与国（境）外有关政府机构、企业或雇主间签订合同并按合同规定向国（境）外派遣从事经济、社会、科技等各类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具有明显优势：（1）中国是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世界上许多民族，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渴望得到中华文化的服务。因此，中华文化服务的世界市场是十分广阔的。（2）中国的疆域辽阔，地形多样，气候温和，景色瑰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十分丰富，这是中国发展旅游业的优越条件。（3）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举世公认的。在服务贸易领域中，有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类行业。各种文化服务行业，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对外劳务合作，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外工程承包，属于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行业。无论是知识密集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劳动力资源，中国都非常丰富。这正是中国开展国际劳务合作的优势。（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并拥有一定的实力。1992年，中国国有和集体的企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达1822.5万名。这是中国积极开展科技型服务贸易的基本技术力量。由于具有以上优越条件，所以拓展国际劳务合作是中国发展第三产业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增长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项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经国家批准成立的123家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已经在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这些公司积极开拓，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其业务范围已遍及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到1991年底，对外签订承包劳务合同24247份，合同金额达190多亿美元，营业额达120亿美元，派出50余万人次。曾崇明等：《对外经济合作实务》，第218～221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6。

1993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建立了第三产业办公室，作为专司第三产业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职责如下：一是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国内外服务贸易的情况、问题和发展动向，制定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指导中国服务贸易健康发展。二是协助立法机关制定有关的法律和法令。三是为服务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做好服务与协调。这一机构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劳务合作事业的发展。到1993年底，中国享有外派劳务经营权的企业已近400家，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创办的。截至1993年底，这些企业已向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74万人次，派出专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外人数已达17万人。《经济日报》1994年4月5日。到1994年，中国的外派人数达到20万人左右。

1993年，中国已有9家公司跻身国际最大的255家工程承包公司行列，工程承包额达到51.7亿美元，劳务合作达15.6亿美元。赵奉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载《学习与实践》1995年第7期。这些公司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10余年的艰苦创业，已培养了一批能够在国际承包劳务市场上参与竞争和经营的各类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同时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对国家的贡献不断增长，并逐步向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中国有4家公司已进入世界250家大承包公司的行列，承揽的工程业务开始向专业工程和高技术领域发展。在劳务输出中，也从普通工人向各类专业人员发展，为国家多创外汇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对外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需要，中国先后成立了一批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专门从事经济技术型业务。对此，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和引导。为了保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增强自我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国家规定在其工作范围内享有充分的企业自主权，有权直接从事各种国际业务，有权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采购，有权聘请外方人员和派遣工作人员出国等，并在税收和用汇上给予优惠：公司自批准成立后5年内免缴税金和利润，外汇收入自行留用。国家鼓励企业把收益用于发展基金，规定用于发展基金的比例不能低于公司利润的70％。对于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5年后无力向国家缴纳利税的公司，国家按规定吊销其营业执照。曾崇明等：《对外经济合作实务》，第218～221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6。

对外劳务合作作为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一部分，也为国家、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5年，中国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达7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5％；完成营业额59.7亿美元，增长30.5%。在增加了外汇收入的同时，还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学到了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外派劳务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同时，中国的对外劳务合作还促进了民航、保险、邮电、银行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事业是第三产业中一项利国利民之举。

第四节推进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沿海向沿边、沿江和内陆省区纵深扩展，形成了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长江沿岸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构成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浦东开发、开放加大步伐

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加快中国沿海地区和沿江、沿边对外开放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加快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举措中的重要一步。1990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对浦东开发的准备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回到北京以后，他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引自黄奇帆著《谈浦东开发的战略、政策及其管理》第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同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此后，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视察上海，并且也都谈到加快浦东的开发、开放问题。

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既是国家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及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上海市本身加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浦东开发、开放是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的。1984年初，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就已基本形成，其核心是：上海应在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经济中心功能，取得商贸、金融、交通枢纽方面应有的国际地位。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当时专家们提供了4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的“北上方案”；在金山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的“地下方案”；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的“西移方案”；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的“东进方案”。1984年秋夏之交，上海市经过调研论证，初步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基本设想。同年12月，上海市政府根据这一设想起草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上报国务院，呈请审批。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提纲，并指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

1990年，上海市政府拟订了分三步走开发浦东的设想：第一步，1995年之前为开发起步阶段。主要是编制规划、整治环境和积极为吸收外资创造条件，着重解决交通问题，建设连接老市区与浦东地区的越江工程和主要干道，建设外高桥港口、电厂，分片建设总面积5~10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和外商投资区。第二步，1995—2000年为开发阶段。这一步，要使外高桥地区综合开发见到成效，并继续建设区内骨干道路和市政公用设施，初步形成浦东新区的大格局，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第三步，2000年后的20~30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将浦东建设成为21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国际化城市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市区。季进成：《浦东——对外开放的新窗口》，载《瞭望》1990年第19期。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3—4月间，姚依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赴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姚依林等回京后，向中央写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4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又到上海视察工作，并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和开放浦东，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为了加快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批准浦东开发和开放决策及赋予10项优惠政策，凸现了浦东新区在享有一般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和部分经济特区政策之外，还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并享有在全国率先试行的权利，集中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浦东新区新增的财政收入一定期间不上缴，用于新区建设。(2)减收或免收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3)对国家鼓励发展的中资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4)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5)在浦东新区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的政策，外商可以承包土地成片开发。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了9个与上述政策相关的法规、规章，以保障浦东开发、开放的及时启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后，为了进一步支持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国务院又给予上海一系列新的优惠政策：

一是给予上海扩大5类项目的审批权：（1）授权上海市自行审批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中资、外资从事转口贸易的企业。（2）授权上海市自行审批浦东新区内国营大中型生产企业自营产品的进出口经营权。（3）扩大上海市有关浦东新区内非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限。（4）扩大上海市有关浦东新区内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限，总投资在2亿元以下的项目可以自行审批。（5）授权上海市在中央规定的额度范围内自行发行股票和债券，允许全国各地发行的股票在上海上市交易。

二是给予上海5个方面配套资金的筹措权：（1）允许上海每年发行5亿元浦东建设债券。（2）在原来每年中央给上海1亿美元贷款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2亿美元的优惠利率贷款。（3）允许上海在原定额度以外再发行1亿人民币股票，为浦东开发筹资。（4）允许上海每年发行1亿美元B股股票。（5）在原定每年国家支持2亿元人民币拨款的基础上，从1992年开始再增加1亿元人民币拨款。以上5项新增加的资金筹措权在1992—1995年间有效。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快开发浦东的思想和中央上述有关政策精神，充分利用中央给予浦东的特殊优惠政策，解放思想，加快步伐，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浦东的开发、开放。

首先，根据浦东的发展目标，制定了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

1992年3月20日，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上海浦东新区是此后10年开发、开放的重点，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建设一些投资项目，通过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专门提到了浦东开发。3月25日，吴邦国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上海的奋斗目标是：到20世纪末把上海建成中国乃至太平洋西岸经济最有活力地区之一。具体目标有4个：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浦东开发形成规模，投资140亿元的10大基础设施在1994年底全面完成，建成3个开发区，使“东上海”的雏形屹立在黄浦江畔；加快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汽车、通讯、微电子、石化、精细化工等产业和第三产业。到20世纪末，上海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当时的31.2％上升为45％左右，使上海真正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人民生活有明显提高，包括新建住房5000万平方米，交通紧张局面有较大的改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第13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在这一总的规划目标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还先后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使浦东的开发、开放工作做到有章可循，并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增加了对外商投资的透明度。

其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小区开发。

上海市集中力量加速浦东的基础设施建设。浦东新区连接浦西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贯穿浦东新区南北的主干道杨高路拓宽工程等相继开工建设。此外，还建设了一批煤气、码头、电厂、通讯设施等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浦东两岸的往来更加便捷，为浦东新区的投资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浦东开发首先以搞好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3个小区为重点，加快开工建设。

金桥现代工业区自开工建设后，很快便形成了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长点。1996年，区内共引进项目35个，吸收外资16.75亿美元。1996年，区内工业企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比1995年增长22％。《经济日报》1997年1月25日。

外高桥保税区于1990年6月批准成立。保税区规划开发面积为1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两万平方米厂房、两万平方米仓库和7000平方米堆场；首家中外合资企业——高广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厂房于1991年底动工；保税区的隔离设施建成并通过海关验收；外高桥电厂一期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工程于1993年建成供电。它在全国14个保税区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到1996年，该区共引进项目2753个，投资额达34亿美元，保税商品市场活跃，保税仓储加工贸易功能不断得到拓展。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并在陆家嘴成立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9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宣告成立。该贸易区位于浦东新区的中心，与上海市已有的金融、商业、行政中心仅一江之隔，其中心区将发展金融、贸易、办公、信息、商业、对外服务等，与浦西南京路、外滩共同构成上海的商业中心。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规划面积为28平方公里，首期开发面积为6.8平方公里。按照上海市的统一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将开发建设金融区、商贸区、行政文化和国际博览区及现代生活居住区，使其成为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93年初，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经平整了两万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亚洲最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重点楼宇已经动工兴建。

浦东开发、开放步伐的加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外金融投资者纷纷前来设立银行或财务公司。到1993年，在浦东新区设立了20余家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其中有6家国内专业银行分行、3家保险公司和1家财务公司的分支机构，有两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1家中外合资国际银行和6家外资银行，形成了初步的金融环境。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也十分踊跃，到1992年已建立外商投资企业700多家，投资总额达32.3亿美元，相当于浦东开发前10年总和的20倍。工业项目占96%以上，一批著名的跨国公司（如美国的杜邦公司、德国的巴斯夫公司等）相继在浦东新区投资。浦东的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浦东工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大大提高，接近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现代工业很快代替了传统工业。其中六大支柱产业，即以中美合作通用轿车为龙头的汽车产业，以中日合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以中德合建不锈钢板基地为骨干的钢铁产业，以中德、中美合作为主发展起来的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产业，以中日合资为主发展起来的家用电器产业，以上海医药工业与一批世界著名医药企业联合发展起来的生物医药产业，形成一批结构优化、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1995年以后，浦东经济进一步呈快速增长势头。据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520亿元，比上年增长20％，比全市高出7～8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7年1月25日。到1997年，浦东新区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8.71亿元，比上年增长47.7％，占第三产业比重达30.4％，金融业对新区GDP的贡献率达11.3％；商业贸易增加值达71.4亿元，占第三产业比重为31.6％。参见沈立人主编《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第667～66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和上海市的具体规划，浦东通过采用多种形式吸引国内外资金，引进高起点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浦东已逐步建设成为结构布局合理、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通讯信息系统以及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高层次现代化新区。它在带动上海及整个长江流域对外开放、加快改革和发展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开放由“三沿”向内陆纵深扩展

在以1992年为契机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中国进一步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向外辐射的大开放格局。

1992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等中国东北部地区的4个边境城市，加强对俄罗斯和其他周边国家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快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5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凭祥市、东兴镇和云南省的昆明市、畹町市、瑞丽县、沙口县。南宁和昆明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些城镇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发挥当地优势，外引内联，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吸引外资。

6月，国务院决定给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类似沿海乃至特区的8条优惠政策与措施。这8条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形成以乌鲁木齐为龙头，以伊宁、博乐、塔城为窗口，以沿周边国家开放带为前沿，以铁路沿线开放为依托，以东部省区为后盾，覆盖全区的开放网络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合作、多元化市场的开放格局，使新疆成为东联西出的枢纽，成为连接东亚、西亚、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上的活跃区。

在扩大沿边开放的基础上，1992年7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长江沿岸城市。这对于推动沿长江地区以至中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城市的开放，再加上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对外开放，形成了沿江开放的新格局。

8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地区的省会城市；决定对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11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实行与沿海开放城市相同的政策。这些城市是中国内陆省区的省会和省府所在地，是这些省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内陆的诸多城市中，这些大城市具有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有较好的交通、通讯和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并有较高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及条件，人才集中，智力资源丰富。这些都为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上新开放的省会（首府）城市，加上沿海省份原已开放的城市，形成了中国的省会城市全部对外开放的局面。

7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又有26个县市列入对外开放地区。至此，全国已经有825个市县对外开放。

继1990年上海、天津、深圳先后设立保税区后，1992年5月，中国又兴建了大连、广州两个保税区。与此同时，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在加紧筹建保税区。由于保税区实行比其他开放地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因此保税区就成了继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领域。1992年，中国沿边、沿江地区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一些政策，主要可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城市进行对外经济合作的权限；二是支持开放城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改造老企业和发展现代农业，在一定期限内，为老企业改造引进所需的技术设备，给予免征进口关税之优惠；三是鼓励引进外资，对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四是具备一定条件，报经国务院批准，各市可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2年以来，各对外开放城市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首先是加强规划，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各城市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作出了实施计划，并根据发展需要列出重点项目，从财力、物力上予以保证；同时还利用外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其次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这次开放的沿江和内陆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多，技术改造任务较重。很多城市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修订和调整了“八五”计划的技改计划。重庆市列出321个需要技术改造的项目，计划投资107亿元、用汇11亿多美元。南昌、贵阳、太原、合肥等市都提出了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这些后起的对外开放城市，外商投资势头良好，批准的中外合同项目以及利用外资金额都比上年成倍增长。武汉市1992年1—8月就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23家，吸收合同外资金额2.82亿美元。西安市根据本市以技术型产品为主的特点，着重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项目。湖南省岳阳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银川市根据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的特点，提出“借船出海”、“借地生财”，通过在境外办企业，在沿海搞联合，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已开始关注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和前途。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的思想，指出：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很大，国家要在统筹规划下给予支持。这些地方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努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有条件的也要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1992年8月，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召开了西北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研究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抓住有利时机，使西北地区的经济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国家计委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的优势，加快其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如下：一是可以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证；二是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分工及竞争中的地位；三是对于我国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对于改善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参见王兆铮著《从十四大到十五大》第171～172页，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

报告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这就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市场为纽带，以外贸为突破口，联合起来走“西口”（即西部口岸）；打通西北通道，进入中亚市场，逐步走向世界，以此带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根据这个思路，围绕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确定发展战略，实行向基础产业的重点地区倾斜的政策，选择基础较好、交通方便的地区进行重点建设，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还建议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执行若干优惠政策和由国家投资加快西北地区的开发项目。

在1992年新一轮开放大潮的涌动下，东西南北中立体开放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进展。是年12月1日，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开通运营。这条现代化标准的国际铁路线，全程长10800公里，贯通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横穿亚欧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辐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运营，带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表明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一个辐射东、西、南、北、中的立体交通开放网络正在形成。

东——上海浦东作为长江流域的龙头，已经插上翅膀，冲向环太平洋，冲向世界。北起丹东，南至青岛的沿海地段，是中国的“黄金海岸”。环渤海地区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3省1市，如今已是对外开放的又一群明星，与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福建南北呼应、珠联璧合。

西——中国的西部曾有过对外开放的辉煌历史。昔日的古丝绸之路，从古城长安到西域、欧洲、古罗马，形成了一条经贸、文化交流的纽带。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西部有望再现往日异彩。过去望海兴叹的新疆，如今打开大门，开展边贸，利用与西北8个国家接壤的5400多公里的边境线和10余个边境口岸的优势，定出40条优惠政策，迅速发展边贸。1992年1—4月，新疆出口额是上年同期的5.67倍；货运量达45万吨，超过1991年的总和；过境中外人员达26万人次。以边贸为突破口，新疆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出口商品搞得红红火火。陕西建立了国家级西安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以旅游、外贸为先导，全方位对外开放。1992年1—7月，陕西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和旅游都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甘肃制定了进口、出口、引进外资、合资等开放政策后，1992年开局的前4个月即显现出喜人的发展势头，三资企业产值超过1991年全年的总和。青海、宁夏这两个不靠边、远离海的省区，努力开发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商品，扩大了出口。青海在日本、独联体办起了中资企业。宁夏在1992年创出口商品新纪录。内蒙古在4200公里的边境线上，铁路、公路、水路开发并举，10余个边境口岸对外开放，全线开展边贸，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1992年前3个月外贸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

南——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省份，有着极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政策，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都走在全国前列。处于大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西藏，虽然不能与广东等省一比上下，但对外开放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在广西长达10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中越边境贸易额不断增加。1992年4月，南宁市在河内举办边贸交易会，仅6天时间就签约25项，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北部湾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之一。它面向东南亚，腹地延伸到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西部等广大内陆地区。北部湾广西段海岸线长达1595公里，有钦州、防城、北海3大港口，水陆交通很方便。1992年，北部湾对外开放得到国家批准，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续写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北——辽东半岛因地理位置优越，对外开放走在了吉林和黑龙江的前边。辽宁以大连为龙头，逐步向内延伸，与营口、盘锦、锦州、锦西、沈阳等连成一条开放带。吉林利用与朝鲜、俄罗斯边界相连的优势，将延吉、珲春、图们江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大力吸引外资，发展与朝鲜、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黑龙江与俄罗斯有3000余公里长的边境线，开放了12个对俄口岸，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口岸大省。其19个边境县市与俄罗斯等国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仅黑河1市就有贸易伙伴700余个，遍布整个独联体，并且与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关系。

中——既不靠海也不靠边的中国19个内陆省份，乘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也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1992年6月，中央决定以浦东开发和开放、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久，国务院又决定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10个中心城市全部实行对外开放。在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带动下，内陆一些省份纷纷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加紧对外开放。

以1992年为契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1992年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开放后，吸收外商投资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额和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倍、7倍和3倍。在此基础上，1993年又分别比上年增长1倍、13倍和2.6倍。两年的增幅大大高于沿海开放地带，也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增长速度。1994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又比上年增长12％。《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第1634页，红旗出版社，1998。随着全方位立体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人正在大踏步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特区继续采取特殊政策

1992年，在新一轮的改革大潮中，方方面面都在动，而作为改革大潮潮头的特区也展现出了新的姿态。对这种新的姿态，如果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特区还要继续“特”。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全方位展开。浦东的新潮、海南的崛起、珠江三角洲的腾飞……一个巨大的问号滑过每一位深圳人的脑际：深圳还能保持原来领先的地位和作用吗?深圳下一步该怎么走?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长文——《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把这个巨大的问号突出地提到深圳经济特区和其他经济特区面前，令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区人警醒和沉思……

这篇文章一发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家报纸对深圳特区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下，全国迅速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区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其他开放地区也同样享受；特区管理体制的某些弊端，却逐步有所显现，对特区经济的发展开始产生影响。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和开放享有5类项目的审批权和5个方面配套资金的筹措权。刚从浦东考察回来的人曾发出了这样的推论：浦东人说10年赶上深圳是过分谦虚了；如果按1992年的发展速度，浦东5年就能赶上深圳。

从两地的政策对比来看，浦东有比经济特区更优惠的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外国企业兴办超级市场等第三产业、允许外资企业投资及经营市政设施、允许自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等。

刚刚上任1个多月的深圳市长厉有为看到《深圳商报》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标题全文转载的《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时，不禁皱起了眉头，而且心里如同悬上了一块石头，顿时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重了许多。于是，他提议深圳市5套班子的领导集中召开3天会议，专门讨论在新形势下深圳的优势和问题。

1993年4月8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市领导作了题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势，再造优势》的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发挥优势，再造优势”的战略口号与对策，决心把危机感和紧迫感转变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动力。会议还动员和部署了开展“再造优势”等重大课题的调研工作。4月21日，深圳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发挥优势，再造优势”问题。6月23日，中共深圳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就如何“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再造优势”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提出了加快发展的9条具体措施。

正当有些人对特区的作用和示范功能发生怀疑，而深圳经济特区正在化压力为动力、努力再创新优势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广东省省长朱森林等的陪同下，于1994年6月19—21日考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在深圳，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系经济特区前途与命运的重要讲话，肯定了经济特区15年来的发展成就，明确表示深圳“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确实发挥了‘窗口’作用、‘试验’作用和‘排头兵’作用”。《人民日报》1994年6月23日。针对一些人关于特区已经不“特”、特区还要不要“特”的议论，江泽民重申了中央对特区“三个不变”的方针，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他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可以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相反，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特区的特色也要尽可能相应随之发展。原来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措施自然会有所变化。今后特区发展所必需的而又有可能实行的一些灵活政策的优势还得有，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

那么，特区应怎样“特”?在新的形势下，特区如何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呢?对此，江泽民提出了5点重要意见：

第一，经济特区要为加快建立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继续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的经验。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重点发展各类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快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同国际经济的必要接轨的步伐。在搞好这些综合配套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总之，经济特区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区方面走在前面，在全国继续起到深化改革的试验作用。

第二，经济特区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保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为此，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要大力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原则上不再兴办“三来一补”等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二要下大力气搞好管理工作；三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特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的“硬”环境，也包括完善法律、制度和提高办事效率、服务水平的“软”环境；四要高度重视和加强经济特区的总体规划。

第三，经济特区要继续发展外引内联，为带动和促进全国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要坚持经济特区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第四，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特区要继续为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要大力加强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65~871页，人民出版社，1996。

江泽民是于邓小平视察深圳两年之后，在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着又一个紧要关头时来到深圳视察的。他的讲话，消除了人们对经济特区在政策、前途、地位等方面的种种疑虑与担忧，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人们继续办好特区的决心和信心，成为经济特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强大动力。

在江泽民讲话精神指引下，深圳经济特区和全国其他特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提高整体素质、增创特区新优势的新阶段。

首先是特区在国内率先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紧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到1994年底，深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通过清产核资，基本理顺和界定清楚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产权关系；通过改组、改造、合并、兼并等多种形式，进一步重塑和规范了企业组织结构；通过继续推行和完善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培育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通过继续办好现有保税区、保税市场，争取实施大保税区政策。

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通过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等措施，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1993年，深圳市引进外资银行和金融代表处13家，全年新注册外资企业3367家，比上年增长94%。1994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1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截至1994年底，全市已拥有外商投资企业1.1万多家，累计协议利用外资178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77亿多美元，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深圳投资，有130多个国际财团和跨国公司在深圳兴办实业或开设代表机构。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卷，第446～44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在厦门经济特区，江泽民于1994年6月下旬前来进行考察，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指出：厦门的优势、特色应该体现在对台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上，这个作用别的特区不能代替，这个作用随着历史的前进会越来越显示出来。这不仅指明了厦门经济特区在对台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而且为厦门“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指明了方向，提出了重大的战略要求。

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厦门市委从发展对台经贸关系入手，把对台经济发展战略摆上突出地位。厦门特区以经济促政治，以民间促官方，以单向促双向，打破台湾当局“间接、单向、有限”的经贸政策，以密切两岸关系，推进两岸的“三通”。

1994年9月29日，厦门市人大十届二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依法保护台商合法权益，实行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给台湾同胞以更多的方便。鼓励台资银行来厦门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台商来厦门投资兴业，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建设以及农业技术开发事业。允许台资企业有偿租赁码头，包括拥有揽货、外轮代理、配套运输等权利。发展对台间接劳务输出，为台商在国外投资、承包工程、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雇用劳动力提供服务。厦门特区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侨港台外都欢迎”的方针，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地吸引外资，做到“以港引台，以台引台，以台引外”，形成侨港台外联动引进的局面。

同时，厦门特区积极扩大对台贸易往来，努力创造对台贸易的良好环境，争取开辟海峡贸易区，实行保税制度，开展现货交易；逐步放宽对台小额贸易限制，把海上贸易引到岸上来；增加对台贸易公司，组建贸工农一体的对台贸易集团，扩大对台的直接贸易，吸引台湾的原料商、经销商、代理商进入保税区和保税市场，代理大陆商品出口销售；抓紧台商专用码头的筹建工作，为两岸直航创造条件。

根据江泽民关于“要把海沧办成吸引台商投资包括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的中心，以高新技术为支柱的重要开发区”的指示精神，厦门市委以海沧为特区的战略重点，把海沧的开发建设摆在特区建设重中之重的位置，利用海沧现有基础条件，加快开发建设海沧的步伐。

在海南经济特区，如同深圳特区一样，经历了一场增创特区新优势的大讨论。

1994年6月，江泽民视察广东时发表特区还要“特”的讲话，在海南特区引起很大反响。海南迅速展开了一个增创海南特区新优势的大讨论。一时间，各种座谈会和研讨会接连不断，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畅谈“海南特区如何再造优势”、“如何保持特色”的问题。在讨论中，《海南日报》、《海南经济报》等媒体十分活跃，召开座谈会，访问专家、学者和一些部门领导，并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

1994年7月20—21日，海南省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会议对“如何增创海南特区新优势”发表了重要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会议一致认为：海南特区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包括优越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发展经济的宽松环境。海南特区要增创的新优势：一是必须十分珍惜和充分利用海南独特的自然优势。二是用好中央给予海南的各项优惠政策，发挥海南的政策优势。中央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包括海南特区政策、地方立法权、民族自治权等，这些政策同其他地区比更加优惠和更有明显的系统性。三是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试验”功能，大胆试，大胆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体现海南的体制优势。

围绕着增创特区的新优势，海南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了三大转变，即：由过去较多依赖国家优惠政策转变为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加速新旧体制转换，构筑促进发展的新型动力机制；经济发展由偏向追求高速度转为追求高效益；经济发展资金由过多依赖内资转为重点吸引外资。作为海南特区开发和对外开放重点项目的洋浦开发区，在海南增创新优势的过程中，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各项优惠政策得到了落实，因而吸引了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国内外投资商。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1995年5月，区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总数达7562家，注册资本达175亿元，其中包括外资企业298家，注册资本达6873万美元、85343.8万港币，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日本、加拿大、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在洋浦登记注册。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海南卷，第2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1995年夏天以来，在国务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开发商和洋浦开发区管理局携手并肩抓引进重大项目的工作。4月，在海南国际椰子节期间，洋浦开发区推出了32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6—7月间，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招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后，一批国内外大公司、跨国公司、大财团（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日本樱花银行、三井集团、德国西门子公司、韩国大宇集团和瑞士贸易投资考察团等）纷纷前往洋浦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洋浦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洋浦开发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元平先生于1995年10月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满怀信心地表示：洋浦开发肯定要干出世界一流水平。

为了进一步贯彻江泽民关于特区“三不变”的方针，增创特区的新优势，国务院于1996年4月1—3日在珠海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在肯定特区16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提出各经济特区要在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的“三不变”的方针指引下，各方面工作都应该“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应走在全国的前列。会议提出各特区要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继续大胆进行改革开放探索试验，创造新的经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为帮助内地发展作出新贡献；要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使两手都硬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5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本地区“八五”期间的发展情况和“九五”期间的发展规划。这次会议为推动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党和国家特区政策的指引下，1992年以来，中国5个经济特区的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到1994年，5个经济特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83亿元，比上年增长27.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达到1515亿元，比上年增长31.3％；进出口总额达到5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出口达269亿美元，同比增长29.3％，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2.3％；进口达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全国进口总额的22.4％；新批外商投资项目4925个，协议外资金额86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4％。启元：《中国对外开放20年》，第38、39～4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到1997年，5个经济特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529.8亿元，比上年增长17.4％，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出8.6个百分点；完成工业增加值980亿元，较上年增长1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8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的15.4％，并且外商投资的领域已发展到传统产业、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第三章 治理经济软环境和改革财税金融体制

第一节　整顿和治理市场经济环境

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阶段。新阶段的到来，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为更好地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但是，人们对市场经济毕竟是陌生的，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1992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局部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就是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严重问题。

一“粗放”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大量投入生产要素、上项目，走的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严重的问题表现为1993年出现了“四热”、“四高”、“两乱”的经济现象：（一）“四热”“四热”即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和集资热。

1.开发区热。据1993年第一季度统计，全国的开发区共有2000多个，仅开发区内每平方公里的“八通一平”至少需要投资1亿元，据估算要建好这些开发区需要3万亿元资金，这是当时中国的国力所无法承受的，是不可能的。结果开发区大面积撂荒，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2.房地产热。大量投资流向房地产。199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达到731亿元，同比增长了117％。1993年又增加到1937.5亿元，比已经很高的1992年增长了165％。房地产热的结果是后来大量的商品房闲置和“半拉子”工程，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3.股票热。1992—1993年可以说是中国股市历史上最热的阶段之一，大量资金蜂拥入市，沪、深股市指数在不长的时间内以几何级数连翻几番，把人们在股市上的投机行为和风险推到了顶点。

4.集资热。上面3个“热”的资金哪里来?一个重要的来源是通过集资来圈敛所需资金。各类公司、金融机构、企业甚至机关团体都为集资各显神通，开展利率大战。据中国人民银行反映，乱集资的利率高达20％以上，有的竟达30％，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大为削弱，有些小金融机构出现了支付危机。

以上的“四热”是经济粗放发展造成泡沫现象的重要表现，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四高”和“两乱”现象的发生。

(二)“四高”“四高”即高投资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和高贸易逆差。

1.高投资增长。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1年为5594.5亿元，1992年达到8080.1亿元，1993年上升到13072.3亿元，1992年比1991年增加近250亿元，1993年比1992年增加近500亿元。加上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个人其他现金支出及行政企事业管理费现金支出均大量增长，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由于发展心切，新开工项目过多，资金缺口过大，这就需要大量后续投资。然而，与此相反的是，1993年只完成当年计划工作量的50％，剩余工作量与前几年拖下来的合在一起，再干3年也难以完成。这种乱投资不但未能收到良好的投资效益，反而导致物价上涨。

2.高货币投放。由于基本建设上得太猛，摊子铺得太大，再加上受高投资增长的拉动，货币投放出现高增长。1992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到198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1993年上半年净投放现金528亿元，6月底与上年同期相比，Mo的增长率高达54.1％，M1、M2的增长率分别为34.2％和26.5％。③这种过高的货币投放势必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3.高物价上涨。由于投资膨胀和货币严重超经济发行的物价效应陆续释放和显现，物价上涨随之发生。从1992年10月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到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小城市上涨13％，大城市上涨25％，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已经使部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难以承受。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1993年工业品出厂价平均上涨24％。1992年3月，生产资料购进价格同比指数还只有4.1％，到12月份猛涨到14.8％；7大类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涨幅更高，6月份比上年同期上涨52.9％，其中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价格涨幅均超过70％。全国零售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到1993年3月份开始突破10％，6月份35个大中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到了21.5％。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已严重超出了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4.高贸易逆差。为了满足国内严重膨胀带来的需求，国家不得不扩大进口。据统计，1991年，出口总额为718.4亿美元，进口总额为637.9亿美元；1992年，出口总额为849.4亿美元，进口总额为805.9亿美元；1993年，出口总额为917.4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039.6亿美元。1991—1992年，出口总额增加了131亿美元，进口总额却增加了168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多增加了37亿美元；1992—1993年，出口总额增加了68亿美元，进口总额却增加了233.7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多增加了165.7亿美元。从国际收支状况看，1992年，收入为148.44亿美元，支出为147.81亿美元，结余0.63亿美元；1993年，收入为152.89亿美元，支出为177.09亿美元，收支相比为－24.2亿美元；1994年，收入为221.04亿美元，支出为230.73亿美元，收支相比为－9.69亿美元；1995年，收入为243.21亿美元，支出为421.88亿美元，收支相比为－178.67亿美元。从对外贸易出现了较大逆差。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三)“两乱”“两乱”即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秩序混乱。

1.金融秩序混乱。金融机构违章乱拆借，大量银行资金“体外循环”，利率失控。1993年前5个月国库券的发行只完成年度预算的5％，不得不增加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数额，国家银行资金短缺，备付金率显著下降，国家银行体系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

2.市场秩序混乱。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囤积居奇的现象时有发生，倒买倒卖泛滥，投机资本作祟。

(四)“四热”、“四高”和“两乱”的严重后果“四热”、“四高”和“两乱”互为因果，互相推动，愈演愈烈。其直接后果就是：

1.财政困难状况加剧。1991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149.48亿元，支出为3386.62亿元，收支差额为－237.14亿元；1992年财政收入为3483.37亿元，支出为3742.20亿元，收支差额为－258.82亿元；1993年财政收入为4348.95亿元，支出为4642.30亿元，收支差额为－293.35亿元。③这表明财政赤字在逐年加大。

2.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加大。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一些干线的通过能力仅能满足需求的30％～40％。电力、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又出现“三停四开”现象，于是拉动生产资料的价格猛涨。1993年，整个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38.2％，连带各种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的购进价格平均上涨35.1％，尤其是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由于供需矛盾突出，价格上涨更猛，平均比1992年上涨50％以上。这种过热、过滥的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严重的预警信号。

二对过热、过乱的经济及时进行治理

面对上述种种业已显露的经济过热、过乱的不良苗头，中央早在1992年底就发出了及时提醒。

1993年4月1日，江泽民在《当前的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我们要注意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注意汲取历史上造成几次较大经济波折的经验教训，善于掌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在经济建设上，既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又争取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现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既要坚持微观放开搞活，又要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既抓好沿海地区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又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之，就是要做到既要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关于发展速度问题，江泽民认为：有条件的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暂时没有条件加快发展的不要勉强。只要我们思想上认识到了，工作上努力了，就有可能及早解决经济发展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虽然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大的起伏是可以避免的。从当前看，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今年除了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外，要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对在建项目，要排一排队，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确保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于进行宏观调控的方式和途径，江泽民针对当时中国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备、企业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换、企业集团成长不充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时还难以完全奏效的情况，强调：我们要在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同时，适当运用行政手段。要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缓解“瓶颈”制约。

1993年4月中旬以后，国务院及时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去年以来，许多地区、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利用发行债券等各种方式进行集资，其特点是利率高、涉及面广、发行量大，问题相当严重。为了制止乱集资，加强对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健康发展，特发出如下通知：（1）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各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集资。任何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在国务院有关规定之外以各种名义乱集资；对已搞的高利集资，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妥善处理。（2）加强债券发行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国家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指标为年度债券发行的最高限额，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未经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委同意，不得擅自突破规模，也不得随意调整计划内的各项指标。今后，企业内部债券合并到地方企业债券中进行统一管理，不再单设券种，并按实际发行额控制在年度计划指标内。企业短期融资券暂不纳入国内证券发行计划，其发行规模和管理办法仍按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期限严格按3、6、9个月掌握，所筹资金只能用于弥补企业临时性、季节性流动资金不足，不得用于企业的长期周转和固定资产投资。凡期限超过9个月的企业短期融资券，一律纳入地方企业债券发行计划。对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原则上今年不安排发行地方企业债券。对已试点发行的地方投资公司债券、住宅建设债券，严格限定在原试点地区、企业发行，不得扩大。（3）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对债券发行的审批工作，必须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和有关规定执行。（4）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利率政策。公司、企业债券及其他任何形式集资的利率都不得高于同期国库券的利率。（5）要优先保证国库券和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的发行。今年，在国库券发行任务完成之前，未经国务院批准，一律不得发行企业债券、股票等其他证券和进行各种形式的集资。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各方面力量，保证国库券发行任务的完成。（6）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加强对债券发行和集资活动的宏观控制。审计部门要协助做好债券发行和集资审批的审计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反映。统计部门应根据国内证券发行计划中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证券发行统计工作。（7）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突破国家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擅自设立或批准发行计划外券种、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以高于国库券利率进行各种形式集资的，主管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者，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同时核减该地方或部门当年或下一年度的证券发行规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1～264页，人民出版社，1996。

为使《通知》切实得到贯彻执行，《通知》下发后，国务院派出7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带队赴14个区市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完成国库券认购任务之前，不按规定的程序审批，擅自决定新疆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向社会募集3125万个人股，并向社会发售认购证，引起群众上街排队抢购以及炒买炒卖认购证的现象。1993年2月，福建省中联产业投资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未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伪造资信，蒙骗投资大众，擅自向社会发行“环球金融大楼五年兑本持产权合同”，年均收益率达26.67％。4月，山东省济南创建实业公司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向社会变相公开发行“‘不夜城’主体大厦建筑产权”股票。4月8日，河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原河北省物资局）违反有关规定，委托建设银行石家庄第二办事处及所属储蓄所发售企业债券3000万元，债券期限为3年，年利率达12.3％。4月18日，上海市计委虽经国家批准发行浦东建设债券，但是以高于国库券0.5个百分点的利率发行。

对于上述地区和单位违反有关规定的错误集资行为，经国务院同意，通报批评，并作如下处理：（1）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立即制止新疆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募集个人股的活动，并对有关责任者给予严肃处理。在此事处理完毕前，暂不批准该自治区公开发行股票。（2）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责令福建中联产业投资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立即清退非法发行“五年兑本证券”所获资金，并依法对伪造资信、蒙骗投资大众、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及责任者进行严肃处理。（3）由山东省人民政府立即制止济南创建实业公司发行变相股票的集资活动，并对有关责任者给予严肃处理。在此事处理完毕前，暂不批准该省公开发行股票。（4）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立即制止河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活动，并对有关责任者给予严肃处理。相应扣减该省1993年度地方企业债券发行指标。（5）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单位暂停浦东建设债券的发售，待国库券认购任务完成后，再以不高于同期国库券的利率恢复发行。

对违反有关规定，盲目代理发行上述证券的金融机构给予通报批评，没收其代理收入，并责成其主管部门在1993年5月31日之前上缴国库。

在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1993年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5月14日颁布的公告规定，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年利率由1.8％提高到2.16％；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上调2.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定活两便和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也相应上调；向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可由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分行根据当地情况决定是否上浮，但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同期存款利率的5％。

定期存款利率调整情况分别是：3个月的定期存款利率由3.24％上调为4.86％；半年期利率由5.4％调整为7.2％；1年期利率由7.56％调到9.18％；两年期利率由7.92％调整到9.9％；3年期存款利率由8.28％调整到10.80％；5年期利率由9％上调到12.06％；8年期利率由10.08％上调到14.58％。

在存款利率调整的同时，银行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其中，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由现行年利率8.46％上调为9.36％，技术改造贷款由现行年利率8.46％上调为9.18％，基本建设贷款各档次利率也分别上调。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也相应上调。

对国家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等13个行业基本建设贷款将实行差别优惠利率；对粮棉油、外贸出口产品收购贷款等继续实行优惠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强调：新的银行存贷款利率实施后，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的计息办法必须按《储蓄管理条例》中有关条款执行。各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必须按人民银行确定的利率执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提高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贷款浮动利率必须严格控制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幅度内，不得随意扩大浮动范围和浮动幅度。邮政储蓄部门吸收的存款，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提高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公司、企业债券及其他形式集资的利率不得高于同期国库券的利率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同时还强调：对违反利率政策和有关规定的，人民银行将进行严肃查处。

财政部也发出通告指出：国务院已决定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高，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国债优先的原则，保护国库券购买者的切身利益，现决定将1993年3年期国库券的票面利率由10％提高到12.52％，5年期国库券的票面利率由11％提高到14.06％。今年5年期国库券期满3年后，也可按3年期国库券条件兑付本息。

本公告发布前已发行的1993年国库券，也按新的利率计付利息，计息期不变，仍从3月1日开始。

1993年5月上旬，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5月下旬和6月初，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经济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措施。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这一系列会议、通知和意见，都是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来进行的。这些措施，从总体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的“治乱”措施；另一类就是以整治经济过热为重点的“治热”措施。“治乱”措施是：（1）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2）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3）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4）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5）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治热”措施是：（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2）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3）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4）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5）加强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6）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7）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8）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9）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10）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11）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意见》发布后，为使上述措施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7月间又连续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刚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并作了重要而深刻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路。他强调：以中央6号文件来统一金融系统的认识，是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完成整顿金融秩序、改革金融体制的任务，扭转资金全面紧张局面的关键。

根据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人民银行党组要求银行的各级领导干部识大体，顾大局，严肃组织纪律，并提出了“三要”和“十不准”的要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扭转局面，根据江泽民的意见，朱镕基又把“三要”和“十不准”具体化为“约法三章”：

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各银行要在1993年8月15日前将违章拆给非金融机构的资金全部收回，拆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先收回50％，其余违章拆借、违章参股、投资的资金要在8月15日前提出收回计划和处理意见，并上报总行。

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得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或者将资金通过“关系户”放高利贷。

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过去违反规定将信贷资金充当资本金注入企业的，要限期收回。

各级银行都要认真贯彻执行“约法三章”，否则将严肃追究当事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

整顿经济环境，加强宏观调控，目的是为了优化当前的经济环境。但是，这次整顿经济环境，从基本思路和实施的方针政策看，其最明确的目标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和发展摸索规律、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起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才能从紊乱走向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中共中央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于1993年5月决定，在下半年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如何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央成立了由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文件起草小组，从5月起便开始工作。江泽民在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起草文件的意义、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之后，起草小组于6月22日拟订了题目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提纲，交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议。财经领导小组于6月26日讨论并原则同意了这一提纲。后来又经过5个多月的反复咨询研究，10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正式文件。

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11月14日，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分10个部分，共50条,又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五十条》”。第一部分为总论；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为分论，是《决定》的核心部分；第六部分至第九部分专题论述了农村、对外经济、科技教育及法制等事项；第十部分则阐述了如何适应新的任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决定》第一部分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主要包括5大特点：(1)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决定》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决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10余年来，采取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等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决定》第三部分阐述了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问题。《决定》提出：要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目前应着重发展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和信息等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决定》第四部分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决定》着重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有关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方面，《决定》分别就财税、金融、投资及计划4大体系的改革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财税改革的核心，是把现行导致各地区由只着眼于本地区发展的财政包干制尽快改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分税制。金融改革的核心为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从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投资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制，从而约束投资行为，在机制上彻底改革不负责任、只负盈不负亏的“投资饥渴症”行为。计划改革的核心则是规定国家的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总体上应当制定对企业无硬性约束力的指导性计划。《决定》第五部分提出要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个人收入方面，《决定》规定：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除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外，还允许并鼓励居民储蓄和投资。这也就是说，允许个人资金参与投资和收益分配。在社会保障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社会保障政策要统一，管理要法制化。社会保障水平要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有区别。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商业性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决定》第六部分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此外，作为农村经济重要支柱的乡镇企业，亦应发展股份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决定》的这一部分还强调：政府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和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决定》第七部分是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决定》提出：中国要全方位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相衔接，并进一步改革对外经济贸易控制，国家主要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经济活动，减少行政干预。《决定》第八部分是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决定》强调：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中央、地方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精干高效的研究开发体系，推动开发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基础性研究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改变部门分割的状况，推进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和人才的合理分流。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加强基础性研究，发展高新技术研究，放开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机构的研究开发经营活动。积极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科技企业。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机构以及科技咨询和信息服务机构要面向市场，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增强自我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要积极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协助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教育方面，《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强化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化教育结构，确保教育投入。《决定》的这部分还提出：要把人才培养和合理使用结合起来，配套改革劳动人事与干部选拔制度；逐步实行公开招聘，平等竞争，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决定》第九部分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决定》提出：要加快立法步伐，废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律，并加强廉政建设、反腐败以及强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司法、监察及审计部门的工作。《决定》第十部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定》提出当前党的建设要着重抓好5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二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全局观念，使全党在行动上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四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努力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五是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改变一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各级党委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1月14日，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决定》的内容是丰富而全面的，“五十条”都很重要。他还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决定》精神，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2）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4）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是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党要领导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取得胜利，必须切实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3～558页，人民出版社，1996。《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以市场改革为方向的一篇重要文献。它不仅明确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更在国有企业、金融、财税、投资等重要领域提出了突破性的改革目标与政策。它是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理论、基本原则的具体化、系统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决定》的通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四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发育劳动力市场

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大国。1993年，全国劳动力资源总数为8.2亿人，从业人员为60590万人。其中，工资劳动者为27696万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45.7%。在工资劳动者中，城镇职工为15040万人，城乡私营工资劳动者为310万人，乡镇企业工资劳动者为12346万人。在城镇职工中，国有单位职工为11094万人，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为3603万人，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职工为343万人。据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93年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人员总数为1147万人，全年共安置就业705万人，年末尚有失业人员420万人。在全年安置就业的人员中，到国有单位的有310万人，到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有202万人，到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的有98万人，从事个体劳动的有95万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就业安置仍以国有单位、集体经济单位为主，但已有了其他一些就业渠道，只是还没有充分发挥它们吸纳富余劳动力的作用，社会就业压力依然较大。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不断深入，自1992年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逐年增加，其数量大、分布广，且局部地区、行业、企业矛盾十分突出。另外，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又有大量分流的富余人员需要安置。这就提出了如何开发利用以及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显得更为紧迫。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3—1996年，国有经济从业人数增长3%，集体经济从业人数下降11%，而增长最快的是城乡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其中，城市私营企业就业增长233%，增长了两倍多；农村私营企业增长195%，接近两倍。1993—1996年，城乡私营、个体新增就业人数共达2875万人。刘伟：《中国私营资本》，第172~17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社会劳动力的作用增强，是中共十四大以后改革开放新阶段中国劳动力分布中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上述特征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着重要关系。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市场对劳动力调控的力度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在行业之间的转移进一步加快，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都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情况。据统计，1994年，中国城镇职工失业和下岗人数达180万人，相当于前7年之和，平均失业周期从前几年的4个月增加到6个月。到1996年，全国已有下岗职工81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3%，其中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为524万人。这些人都需要重新安置，并向其他行业转移。面对这一形势，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还先后制定和下发了包括《关于印发“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城乡协调就业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实施了以就业证卡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着手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建立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用工管理、监察、权益保障、管理服务基本制度，发展各种服务组织，完善信息网络和监测手段，强化区域协作和部门配合，鼓励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

为了使劳动力的转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并强调“要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建设得到明确与定位。1993年，劳动部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劳动体制改革就是要使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一个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

为了使劳动力市场建设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进行，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劳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标志着劳动保障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务院及劳动部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规和规章，包括《劳动监察规定》、《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通知》、《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初步建立无论对于深化劳动保障领域改革和推动劳动力市场建设，还是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国家政策和有关法规的支持和引导下，1993年以后，职业介绍所获得快速发展。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纷纷以市场行为加入职业介绍行业，民营职业介绍机构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服务，外资开始介入人才中介行业并且关注于猎头等高端业务。网络技术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后，涌现出一大批以网络为依托的就业服务机构。这使得劳动力市场服务行业呈现新的发展格局。与此相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也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1994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多层次、多功能、覆盖全社会的人才社会化服务体系。从1994年人事部开始组建区域性人才市场开始，到1998年已建成各类区域性和专业性人才市场3000余家。1995年以后劳动部先后颁布了《职业介绍规定》和《职业介绍服务流程(试行)》，1996年4月人事部下发了《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后根据执行情况又进行修订），加强对人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人才市场职能不断完善，人事档案管理、人事代理、保险基金管理等项目进入服务范围，推动了人才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也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

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部署劳动力市场建设试点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分3个阶段实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的目标。第一阶段是“双轨”阶段：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阶段是“转轨”阶段：企业新的裁员或精简通过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再就业；第三阶段是“并轨”阶段：所有失业人员包括企业新的裁员和协议期满出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1999年开始，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全面铺开。建立了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分析信息和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发布制度，先后建成17个省级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监测中心，87个试点城市初步建成城区广域网，初步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加强了就业服务网络建设，依托市、区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建成了功能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服务场所(求职、招工、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所有劳动保障业务可以在1个场所完成服务)。在一些较大规模的城市，就业服务工作开始延伸到街道和社区，形成了市、区、街道、社区4级贯通的就业服务网络体系。完善了失业保险管理服务，就业服务功能也逐步延伸，职业指导、职业培训与职业介绍实现更紧密结合，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在大多数城市得到落实，劳动力市场对培训的引导作用逐步显现。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开始成为各地就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种公益服务和有偿服务结合起来，以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由于再就业服务中心业务上接受当地劳动部门指导，各地在落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131”服务要求(即为每一个下岗职工提供1次职业指导、3次职业介绍和1次再就业培训)的过程中，各级就业服务机构利用场地、设施、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及服务力量，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普遍开展了公益性服务。

1999—2001年，全国开展了劳动力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清理非法设立的职业中介机构9000多个，取缔严重违规的中介机构2000多个，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2年：中国就业报告》，第261～264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在此基础上，经过探索，2000年12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明确了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基本制度，各地普遍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管理法规建设，全国先后有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台了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各个试点城市都出台了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法规和办法，初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框架。

经过各方面几年来的努力，中国初步建立起职业介绍、待业保险、就业训练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相互联结、有机结合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在国家宏观计划和政策指导下，企业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城乡统筹协调、社会提供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务市场初步形成。

第二节按照市场取向建构新的财税体制

1994年是中国改革攻关的重要年份，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中央政府在1994年初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诸多改革措施之一。

一财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的确定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现行的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为基础的分税制。

本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有了很大改变。1988年，中央推出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大包干体制，这种财政体制大体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包干、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包干、定额补助包干6种形式。这种“财政包干制”虽然对强化地方财政预算职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也还存在着以下弊病：（1）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增加。（2）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上，偏重于保证地方财政支出需要，而中央财政支出的安排则处于一种相对次要的地位。（3）这种财政体制不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发挥，致使一些传统上财政支出基数较低的省份对中央财政的负担过重，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4）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级包干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包而不干”的现象。虽然地方财政包干在名义上已经把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开，但实际上中央和地方财政仍然藕断丝连。

针对这种情况，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加强了对财税的整顿工作，并从1994初开始进行财税改革。

1993年6月，中央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税务部门要依法治税，在继续做好国有经济单位税收征管的同时，加强对非国有经济单位各项税收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各地方超越权限自行制定的各项减免税政策一律先停止执行，待由上级税务部门逐项审核，作出处理。各地方如因擅自减免未完成“两金”“两金”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上缴任务的，中央财政要相应扣减地方“两金”分成收入。

文件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在1993年度都不再出台新的减免税政策，临时性、困难性的减免税一律暂停审批。对外商投资企业要加强税收征管，防止外商转移利润和逃税、避税。要清理关税和进口工商税的减免。改进出口退税办法，实行出口退税与出口结汇相挂钩，防止虚报冒领。要认真清理欠税。地方财政预算收支，不准打赤字。已打赤字的地区，要立即重新调整地方预算，确保全年收支平衡。

7月下旬，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了全国财税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严格财税管理、推进财税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的问题；要求各级财税部门紧急行动起来，狠抓增收节支，确保完成全年的财政收支任务。1993年7月，朱镕基在全国财税工作会议上讲话。

7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汇报时，就如何进行财税整顿的问题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的24字方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税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就财税体制改革问题讲了4条意见：

第一，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14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税收体制。要充分认识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改革的进程。为此，中央已经决定，从明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财税体制改革，不搞试点。

第二，实行分税制和分别征收。分税制就是在财政体制上不再搞什么包干、什么分成，而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这样的。要尽量减少共享税，当然共享税一点没有也不行，但原则是尽量分税。分别征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组建两套税务征收机构：一个叫“中央税务局”，完全是垂直的，收中央税；一个叫“地方税务局”，收地方税。共享税由中央税务局负责征收，统一政策，统一征管，收完以后，把地方应该分得的共享税收入退给地方税务局，分钱不分权。

第三，在明确财政职能、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责权的基础上，划分税种，保证中央必要的、固定的支出。明确财政职能，是指财政究竟干些什么；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的责权，是指把许多支出职权下放给地方财政，事权都下放给它。在这个基础上，划分税种，明确哪些是中央的、哪些是地方的，从而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保证中央必要的、固定的支出。财政部现在提出的方案，表明了一种指导思想，就是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多收，然后返还给地方，以增强中央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第四，在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基础上，实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原则。要淡化承包责任制和税利分流的矛盾，不要把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我们逐步完善“两则”以后，可以逐步化解这个矛盾。

全国财税工作会议后，国务院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很快成立了财政和税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起草财政和税制改革的方案。

1993年11月中旬，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十条”再次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指出了近期改革的重点：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其他预算。

二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全国财税体制改革正式开始。这次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行分税制的指导思想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合理调节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坚持统一政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整体设计与逐步推进相结合的原则。

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按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行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第二，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务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增加地方税收收入。

第三，科学地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第四，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约束。

此外，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工作部署，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的财务脱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3年10月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上缴办法和执法单位经费补充办法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批转了国家经贸委制定的《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为配合经贸委这一决定的实行，财政部下发了（93）财预字第143号文件《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的通知》，对经济实体财务与机关脱钩、与财政挂钩的办法，对交接过程中的财产清理、产权界定以及对原办机关行政经费的核补等问题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二）税收制度改革

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涉及税收制度的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

在这个原则精神的指导下，国家有关部门对税收制度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证，制定了实施方案。相关的税法和税收暂行条例分别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或国务院批准发布。

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度。流转税制改革是整个税制改革的关键，改革后的流转税制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在工业生产和批发零售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对少量消费品征收增值税，对不实行增值税的劳务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改革后的流转税体现了公平、透明、普遍的原则，其总体税负保持了原有的水平。改革后的流转税适用于内、外资所有企业。为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对外资企业改革后缴纳的流转税比改革前增加的部分，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在批准的经营期内（最长不超过5年）采取返还给企业的办法。

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工业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批发、零售、进口全面实行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采取17%的基本税率、13%的低税率和零税率3档，低税率适用范围包括基本食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等，出口商品一般适用零税率，其他商品适用基本税率；增值税实行价外计征的办法；实行根据发票注明税金进行抵扣的制度；对年销售额较少，会计核算不健全的小型纳税人，实行按销售收入和规定的征收率计征税款的简便方法；改革增值税的纳税制度，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专门的税务登记，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消费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对全部工业产品征收增值税的同时，有选择地对少数消费品再征收消费税，以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消费税的征收品目有11个，主要包括烟、酒、化妆品、贵重首饰、小汽车、摩托车、汽油、柴油等。

改革后的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其中，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等税率为3%，金融保险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等税率为5%，娱乐业的税率为5%～20%。

除了流转税制度外，还实行了内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改革。

改革后，中国工商税制中的税种由以前的32个减少到18个，税制结构比过去趋于合理，并初步实现高效和简化。

除了工商税改革之外，中国还对关税进行了改革。根据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在3～5年内将中国关税总体水平降低50%的精神，并配合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复关谈判提出的要求，1993年12月31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大范围降低进口关税税率，降税商品涉及2898个税号。

此外，为了合理调节农林牧渔各业生产收入，公平税负，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配合流转税制改革，中国对农林特产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将原征收产品税、工商统一税的农林牧渔产品和原征收农林特产税的农林产品一并列入新的农业特产农业税的征收范围，同时对税目、税率和征收方法等进行了调整，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三财务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结合税制改革和实施《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从1994年1月1日起，国有企业统一按33%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取消各种包税的做法；企业固定资产贷款的利息列入成本，本金一律用企业留用资金归还；取消对国有企业征收的调节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和税后利润上缴的分配制度。作为过渡性措施，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缴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

财税制度改革最终还包括对企业财务制度和文教行政财务制度的改革。

在企业财务制度改革方面：一是实现新旧企业财务制度衔接与转换。从1993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企业财务原则》和分行业的财务制度。财政部制定下发了一系列确保新老制度平稳过渡的政策性文件，精心组织实施，顺利地实现了新老财务制度在财务政策上的衔接和在财务处理方法上的转换。二是配合流通体制改革，做好商业、粮食、外贸、金融企业财务体制改革工作。不断完善国家专项储备粮食的财务管理，将所有外贸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比例统一规定在缴纳相当于33%所得税的水平上，改变了地方外贸企业在财政体制外循环的局面。

在文教行政财务制度改革方面：一是研究制定了加强对文教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一些行业的财务管理办法和事业收入管理办法，如《体育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科研单位收入财务管理的暂行办法》等等。二是对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的管理办法进行改革，将原来中央和地方两级共用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分为地方专用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和中央预算专用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同时改革救灾所需的专项经费基本上由中央包揽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了按灾害发生等级划分事权、分级负责的管理办法。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进行了会计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债经营等相关制度的改革。

1993年7月1日起，中国企业开始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分行业会计制度。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赋予企业在会计核算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打破了过去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以不同所有制、行业或部门自成系统的做法，确立了以会计准则统驭会计制度并指导企业会计核算的体系；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平衡模式；采用了制造成本法；规定编制国际上通行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新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企业会计核算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轨。

此外，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性质、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资格确认、业务范围、业务规则，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条件、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了规定。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对1985年1月12日发布的会计法进行修订。上述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使中国的会计制度更好地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一是加强产权基础管理，认真完成1993年产权登记和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二是扩大清产核资试点工作；三是加强资产评估管理工作；四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形式、新途径；五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1993年，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发了《关于组织调查国有资产流失情况的通知》，组织全国国有资产部门和各部委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典型分析，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了国有资产流失基本情况的报告。

在国债经营的改革方面：建立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1993年7月，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确认了中国工商银行、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9家金融机构为首批国债一级自营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一级自营商管理办法》和《国债一级自营商资格审查与确认实施办法》，从制度上明确了国债一级自营商的权利和义务。

分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税务征管机构分设，即在一个地区同时设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使中央财权得到了明显的巩固和加强。实行分税制后，税收立法权基本由中央掌握，中央税和共享税由中央税务机构即国税局负责征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市县各级国税局直接对中央负责，独立行使职能。这使中央财政收入有了较为有力的组织保证，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收入的流失，强化了中央的财权。地方税务机构负责征管地方税收，提高了征收管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对地方财政收入此后几年的快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保证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出台后，其收效比较明显。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9.2%，1995年比上年增长18.6%。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显著提高。1994年地方上划中央“两税”增长19%，超过了中央核定的增长16%的指标。在全国3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有31个超过了核定的增长目标。属于地方主要固定收入的项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例如:1994年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摆脱了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的局面，比上年增收72亿元，增幅高达35%；地方营业税收入比上年增长157亿元，占地方财政增收总额的25%以上。1995年，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完成预算数的119.1%，远远超过中央相应完成100.5%的增幅。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下滑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财力和财权过于分散的状况初步改观，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增强。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55.7%，比上年的22%提高1倍多；中央财政收入达2906.5亿元，绝对值也超过了2311.6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使中央的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得到强化。这为进行经济宏观调控、推进改革和促进社会稳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三节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中国金融业发育的时间较晚，起点比较低，改革所涉及的层次比较浅，还没有超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框架，所以金融体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1992年以后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局面就是金融体制各种问题的一个总暴露。

一确定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作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随后召开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把发展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加以推进。中共十四大召开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即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步骤，其中明确提出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专业银行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等思想，明确提出实行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分业经营管理的原则。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金融宏观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证券委、中国证监会分工合作的架构。此后，一批新型金融机构诞生，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别于1992年8月、10月和1993年1月成立开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继续向多元化发展；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数量趋增，金融对外开放城市增多；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票据承兑贴现市场、外汇调剂市场等金融市场发展加快。

然而，由于1992年下半年投资膨胀引起经济过热，金融业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银行违章拆借和非法集资尤为严重。支持这次投资膨胀的资金来源渠道已不单纯是国家银行的信贷膨胀，其中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国家银行的资金以非贷款方式大规模流出以及社会集资规模的异常扩大。首先是银行违章拆借资金大幅度上升，1992年专业银行净拆借资金增加了593.2亿元，1993年1—4月又增加了45.9亿元。一些金融机构违反规定，直接参与炒卖房地产等经济活动，甚至被卷入恶性的诈骗案中。农业银行河北衡水支行擅自向国外开出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一案被揭露后，社会舆论哗然。其次是各种计划外的社会集资出现失控。据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社会集资要比正常趋势值高800亿元，相当于1992年贷款增加额的22.4%；与此同时，1992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比正常趋势值少600亿元左右。余根钱:《治理当前经济过热为何以整顿金融秩序为突破口》，载《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8月12日。因此，严肃金融纪律、整顿金融秩序成为这次经济宏观调控的重点和突破口。

1993年中央6号文件提出的16条治乱措施，涉及金融部门的问题较多，实际上确定了强化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的政策走向。为了贯彻16条措施，1993年7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朱镕基参加了几次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给银行系统提出“约法三章”：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借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为保证这些措施的切实实行，7月2日，国务院任命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行动果断、措施得力，整顿金融秩序工作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效。银行违章拆借得到制止，到8月15日，已经收回违章拆借资金727亿元，占全部拆借出资金的1/3。社会上非法集资的现象得到初步控制。储蓄滑坡的局面得以扭转，6月、7月两个月储蓄存款增加额比1992年同期多增加396亿元。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及股票热有所降温，生产资料价格也有所回落。

在整顿金融秩序的同时，中央开始全面推进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原则、目标和手段都是1993年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下来的。1993年7月，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

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既要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

改革的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加快形成统一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改革的具体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二《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与实施

1993年下半年起，中央在着手整顿金融秩序的同时，加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12月25日，在经过了近1年多的调研、酝酿和数易其稿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决定》从7个方面规范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一）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决定》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的稳定；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保证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为达到上述目的，国家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明确规定了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的职责和功能。（1）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领导、管理金融业的职能部门。总行掌握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管理权、信用总量调控权和基准利率调节权，保证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人民银行总行一般只对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目前主要指专业银行总行）融通资金。（2）按照货币在全国范围流通的要求，需要对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的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其基本职责是金融监督管理、调查统计分析、横向头寸调剂、经理国库、发行基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

第二，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1）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2）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地、有选择地运用上述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3）从1994年开始对商业性银行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4）人民银行要建立完善的调查统计体系和货币政策预警系统，通过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和预测，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5）建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第三，健全金融法规，强化金融监督管理。（1）抓紧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2）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和监管标准，并依法规范监管方式。监管的主要内容是注册登记管理、法定代表人资格审查、业务范围界定、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和资产风险度等。（3）对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和经营金融业务的，要依法查处。（4）要进一步加强稽核监督。中国人民银行要对全国性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稽核，必要时可对其分支机构实行稽核；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稽核。发现违规行为，要认真查处。

第四，改革人民银行财务制度。取消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利润留成制度和缴税制度，人民银行总行和各级分支机构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每年编制的财务收支计划，由总行批准后执行。各项收支相抵后，实现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亏损由中央财政拨补。人民银行系统的财务决算报告要经财政部审核，并接受国家审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工作人员（除工勤人员外）实行行员等级工资制。（二）建立政策性银行《决定》强调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权。

政策性银行要加强经营管理，坚持自担风险、保本经营、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其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督。

第一，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管辖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国家投资机构。

第二，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

第三，组建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为大型机电成套设备进出口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为中国银行的成套机电产品出口信贷办理贴息及出口信用担保，不办理商业银行业务。

第四，政策性银行要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和其他人员组成。监事会受国务院委托，对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方针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政策性银行行长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评价和记录，提出任免、奖惩的建议。（三）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决定》为此作出以下具体规定：

第一，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现国家各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要尽快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

第二，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等。所有商业银行都要按国家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完善和发展。

第三，积极稳妥地发展合作银行体系。合作银行体系主要包括两部分：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小企业、农业和发展地区经济服务。

第四，根据对等互惠的原则，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开展经营活动。

第五，逐步统一中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所得税税率。金融机构的所得税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

第六，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允许破产，但债权债务要尽可能实现平稳转移。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四）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决定》认为，一个完善的、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必须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要完善货币市场。对此应做到：（1）严格管理货币市场，明确界定和规范进入市场的主体的资格及其行为，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2）所有金融机构均可在票据交换时相互拆借清算头寸资金。凡向人民银行借款的银行（包括所属分支机构），拆出资金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天；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拆出资金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天。凡不向人民银行借款的银行拆出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拆借，不受上述限制，但要逐渐过渡到通过票据进行。（3）中国人民银行要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进一步理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的关系；各类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风险的区别，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4）人民银行要严格监管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活动，对违反有关规定者要依法查处。

第二，要完善证券市场。其中包括以下3个方面：（1）完善国债市场，为人民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预算先支后收的头寸短缺靠短期国债解决，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政策性银行可按照核定的数额，面向社会发行国家担保债券，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邮政储蓄、社会保障基金节余和各金融机构的资金中，要保有一定比例的国债，全国性商业银行可以以此作为抵押向人民银行融通资金。（2）调整金融债券发行对象，金融债券停止向个人发行。人民银行只对全国性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债券办理抵押贷款业务。（3）完善股票市场。在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完善对证券交易所和交易系统的管理；创造条件逐步统一法人股与个人股市场、A股与B股市场。（五）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协调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决定》强调：外汇管理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决定》指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近期实施的改革措施是：

第一，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结汇和售汇制。

第三，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的可兑换。

第四，严格管理和审批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出和流入。

第五，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为市场的交易主体。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适时吞吐外汇，平抑汇价。

第六，停止发行并逐步收回外汇兑换券。严格禁止外币标价、结算和流通。

第七，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国家外汇储备，根据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完善外汇储备的经营机制。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六）正确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决定》要求：要明确规定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数额、管理人员素质标准及业务范围，并严格审批，加强管理。要适当发展各类专业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

第一，保险体制改革要坚持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分开经营的原则，坚持政企分开。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要分别核算，把保险公司办成真正的保险企业，实现平等有序的竞争。保险业要逐步实行人身险和非人身险分别经营；发展一些全国性、区域性、专业性的保险公司；成立再保险公司；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发展农村保险事业。

第二，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接受长期的、大额的企业信托和委托存款，其业务是办理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证券买卖、融资租赁、代理和咨询业务。

第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主要通过发行商业票据为企业融通短期资金。

第四，证券公司不得从事证券投资之外的投资，进入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证券公司要加以区分，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在内部要严格分离。（七）加强金融业的基础建设，建立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决定》指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建立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必须做到：

第一，加快会计、结算制度改革。金融机构要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改革记账基础、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体系，改革统计监测体系。要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实现结算工具票据化，扩大信用卡、商业汇票、支票、银行本票等支付工具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增强票据使用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减少现金使用。

第二，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加快人民银行卫星通讯网络的建设，推广计算机的运用和开发，实现联行清算、信贷储蓄、信息统计、业务处理和办公的自动化。金融电子化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别实施。

第三，加强金融队伍建设。要更新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加速培养现代化金融人才；要实行适合金融系统特点的干部人事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建立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文件。它的颁布，是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它使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了从原有的计划性的金融体制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制方向转变。

三理顺各银行之间的关系完善和规范金融市场

金融体制改革最终要形成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为了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一时期，中央以理顺各银行之间的关系、完善货币市场和完善证券市场为突破口，多方采取措施理顺各种关系，加强法规约束和法制建设。

首先，从加强中央银行的职能和基础建设入手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为保证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四权”（掌握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管理权、信用总量调控权和基准利率调节权）得到确认。而且，改革后，人民银行总行一般只对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融通资金。从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角度考虑，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实行跨行政区设置。其基本职责是金融监督管理、调查统计分析、横向头寸调剂、经理国库、发行基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

其次，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地、有选择地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为了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货币政策委员会也随之建立起来。

同时，为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和预测，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人民银行开始建立和完善调查统计体系和货币政策预警系统。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从1994年开始，人民银行开始对商业性银行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

积极推进政策性银行的建立，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的配套改革措施。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权。所建政策性银行实行自担风险、保本经营、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其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督。1994年先后组建的政策性银行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办理政策性国家重点建设（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及贴息业务。国家开发银行只设总行，不设分支机构，信贷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转变为以从事中长期信贷业务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机构用国家核拨的资本金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股本投资。

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为独立法人，其资本金由财政部核拨。其业务是为大型机电成套设备进出口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为中国银行的成套机电产品出口信贷办理贴息及出口信用担保，不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专项资金和对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只设总行，不设营业性分支机构，信贷业务由中国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代理。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可在个别大城市设派出机构（办事处或代表处），负责调查统计，监督代理业务等事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接管现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农业政策性贷款（债权），并接受相应的人民银行贷款（债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后，中国农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

上述政策性银行都设立了监事会。监事会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和其他人员组成。监事会受国务院委托，对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方针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政策性银行行长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评价和记录，提出任免、奖惩的建议。

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四大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

国有商业银行总行也设立了监事会，监事会由中国人民银行、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和其他人员组成。监事会受国务院委托，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提出任免、奖惩的建议。

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特别强调国有商业银行不得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对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定比例，并要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从其资本额中扣除；在人、财、物等方面要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没有投资权。

上述4个专业银行完成转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商业银行体系，它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等。

各银行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明确和4个专业银行的转型，使得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就显得日益迫切了。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制的影响，金融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不仅如此，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伊始金融体制改革便随之启动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金融市场初步形成，新型金融组织逐步成长起来，应该说，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也需要看到：中国金融体制的发育时间较晚，起点比较低，改革涉及的层次也比较浅。1992年之后，随着一批新型金融机构的诞生，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票据承兑贴现市场、外汇调剂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发展便随之加快。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改革了再贷款办法，收回了人民银行分行的信贷规模调剂权，发行了中央银行融资券，改革银行会计制度，实行借贷记账法。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牌价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和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成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建立了银行间的外汇公开交易市场。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开业，初步实现了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分离。与此同时，国家专业银行开始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化，人民银行制定和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职责，转换职能，停止对财政部透支和借款，不再直接发放对企业的贷款，取消利润留成和缴税制度，金融市场发展较快。1995年，在巩固和发展已有改革成果的同时，开展了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发展了保险市场和保险机构，并坚持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法规相继颁布实施。

也是在同一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都对尔后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规划设想，保持了与以往政策的连续性并有新的发展，如提出基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强调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等。1996年，中央银行加大了间接调控探索的力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基本放开了拆借利率，加强了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同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城市合作银行继续增加；保险业不仅增设了机构，而且完成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分设与组建中保集团公司的体制改革（199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中保集团公司，由中保财产险公司继承人保公司品牌，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自由兑换）；外资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在上海浦东新区开展人民币业务试点；为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中国民生银行于年初获准成立开业。这一系列措施的提出和实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初步得到了规范。

第四节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

在治乱与治热和各项改革措施同时并举的情况下，随着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再加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强有力领导，经过近3年多的努力，宏观调控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经济既保持了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软着陆”从而得到成功实现。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及其主要措施（一）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初措施

1992年下半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局面继续发展，到1993年3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涨幅即攀升到10.3%，以后一直以两位数逐月攀升。1993年年末，粮食等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1994年价格的惯性上涨，全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21.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因此，抑制通货膨胀，把较高的物价上涨率降下来，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1993年，国家在价格上继续采取“放”的方针，相继放开粮食、钢铁产品及部分统配煤炭的价格，调整和提高了原木、统配水泥的出厂价格，并对部分原油价格实行“平价转议价”。多数大中城市也先后放开和调整肉、禽、蛋、菜和调味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日用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在“放”的同时，国家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又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或间接的经济措施。例如:

第一，改变粮棉“三挂钩”政策的兑现办法。1993年把实物挂钩政策改为货币挂钩政策，即把挂钩化肥、柴油的实物数量按平价直接付给农户，使国家给予农民的实惠落到实处，力求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第二，实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最高限价。限价品种主要是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等。在管理权限方面:国家管理价格的大化肥企业生产的计划外化肥，其最高出厂限价由国家物价局制定，计划外最高销售限价由地方政府制定；国家管理价格以外的所有计划外化肥最高出厂和销售限价，由地方政府制定；计划外进口化肥的价格执行相应的国内限价，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价格管理权限自行制定。

第三，为平抑粮油价格上涨，国家加大了调运、抛售粮油储备的力度。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3项决定:（1）动用国家专项储备粮，向市场抛售。（2）国有粮店公开挂牌降价售粮。（3）加强调运，充实粮源。国家于1994年抛售专储粮200亿公斤，1995年又抛售200亿公斤，粮价由此得到控制。

上述宏观调控措施，对控制物价指数回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1994年物价运行还是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流通领域货币投放量虽有所减少，但零售价格指数却大幅度上涨。这表明现行货币发行量仍然偏多，支持了物价涨幅的攀升。其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但生产资料价格却呈下降态势。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8%）；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却下降3.8%，与消费品价格形成鲜明反差。其三，食品类价格和服务项目收费上涨幅度最大，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最大。1994年，食品类价格上涨35.2%，比零售价格涨幅高13.5个百分点；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平均上涨25.7%，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1.6个百分点。

由于1994年依然存在货币超额发行与投资规模过大的情况，引起社会总需求的膨胀，拉动了商品价格上涨，加上农业基础的薄弱使部分农产品在遭受灾害时出现暂时的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1994年价格涨幅仍然很高。2月份，价格上涨指数达到20.9%；到10月份，物价涨幅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值25.2%。（二）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措施

由于通货膨胀呈加速上升之势，因此1993年底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都提出1994年零售物价上涨要控制在10%以内，而事实上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1994年，全年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最高的1988年。物价涨幅过高，使离退休职工、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生活发生困难。通货膨胀又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主要社会热点话题。如果让通货膨胀这个“出笼的老虎”四处横行，经济环境长期紧张，不仅会带来经济、社会不稳定，改革、发展也无法推进。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环节。为此，1994年初国务院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4项紧急措施:第一，严格进行“双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第二，认真抓好农业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增加有效供给。第三，加强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控管理，包括建立粮食和副食品价格风险基金，加强对20种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对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在全国开展物价大检查。第四，果断采取若干平抑物价的经济措施，加强物资的调运和调剂，保证市场供应。

8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正式确定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1994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9月6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进一步加强物价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李鹏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10项措施。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任务主要朝着3个方向展开：

第一，抑制过旺需求，卡住通货膨胀的源头。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因此控制社会过旺需求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办法。（1）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好的项目进行严格控制。狠刹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由此固定资产投资比1993年逐年削减，1993年为61.8%，1994年为30.4%，1995年为17.5%，1996年为18.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3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严格企事业和行政单位财务审计，限制公款消费行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不合理增长；按照工资与效益挂钩的原则，保持工资性收入适度增长，限制过度增长；提倡适度消费，反对铺张奢靡、高消费。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3）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紧缩银根的力度，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1993年5月和7月两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对3年期以上的定期储蓄和国库券恢复保值补贴，补贴率最高时接近15%。中央银行于1995年新年伊始又提高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7月再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以抑制过旺的资金需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使货币发行从1993年的1529亿元回落到1996年的917亿元。正如朱镕基在1997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所说:如果不是把票子控制住了，物价回落在10%以内简直不可能。《成功的调控宝贵的经验——访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载《人民日报》1993年3月23日。

第二，增加有效供给，改变市场短缺状况。在抑制需求过快增长的同时，大力加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使总量平衡状况逐步改善。（1）加大了农业投入的力度，实行“米袋子”和“菜篮子”工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使食品价格和整个市场零售物价得以稳定。（2）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重点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和发展。（3）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打破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三，采用多种手段，对市场实施有效监督。（1）加强物价的管理。国有和合作商业的粮食和民用燃料，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引导和控制市场的粮食、粮食制成品和燃料价格；建立肉、食油、食糖的提价申报制度；对影响群众生活的重要商品，实行最高限价和差率控制；加强收费管理，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之外，禁止提高价格和收费标准；从1994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逐月公布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0多个大中城市的物价指数，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务院每年组织全国规模的物价大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服务项目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检查的重点行业是教育、医疗、电力、铁路、邮电的收费价格。（2）以法治价。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管理条例》和《关于制止暴利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对垄断性行业乱涨价、牟取暴利、价格欺诈、扰乱市场秩序以及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坚决查处，依法严厉打击。（3）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工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协助物价部门做好市场物价的综合治理；设立群众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对违反价格法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严重危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新闻舆论有重点地进行曝光。

第四，建立某些重要商品的风险机制。（1）建立与完善商品储备制度，建立了重要商品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调控体系。中央储备的重要商品包括粮食、食用植物油、食糖、猪肉、盐、优质化肥、农膜原料、农药、成品油等。地方储备的具体品种由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2）建立各种价格风险基金。1994年根据国家要求逐步建立的有:①粮食价格风险基金。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补助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两部分构成。②成品油价格风险基金。主要用于缓解进口油价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③化肥价格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平抑进口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冲击。④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生猪、食糖、蔬菜等副食品价格上涨时对按政策要求经营的企业进行补贴和对生产企业的支持以及副食品储备的价差支出。基金的资金来源原则上要求由各级财政予以解决。

由于措施得力、方向正确，通货膨胀这只“出笼的老虎”终于被关入笼中。从1995年年初起，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逐月回落，从1月份的21.2%降到12月份的8.3%，全年零售物价上升14.8%，实现了年初提出的本年度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15%以内的调控目标，涨幅比上年回落6个多百分点，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996年物价上涨率进一步大幅度回落，明显低于年初计划确定的10%左右的调控目标，涨幅比上年回落8个多百分点。至此，这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物价问题不再是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因素。但是，防止物价涨幅反弹、巩固和发展抑制通货膨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改革与发展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仍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应时刻密切关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一系列宏观调控和改革的措施，经过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自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中各种过热、过高和过乱的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宏观经济逐渐走上了正轨。这种宏观调控获得成功的一个突出特点，不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而是逐渐平稳地实现软着陆，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起大落的波动和大的经济损失。“软着陆”的英语是“softlanding”。它原是一个航天术语，意思是通过减速使航天器在接触月球或其他星球表面瞬间的垂直速度降低到最小值，从而实现安全着陆。在经济领域，人们借用“软着陆”一词，一般指经济急剧增长引起扩张，带来资源的极度紧张，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扭曲、经济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混乱以及人民生活不安定等情况时，由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扭转这些经济混乱现象，既使得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不会产生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又能保证经济以一定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增长。

二经济软着陆的主要表现

通过各项治乱和治热措施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持续增长时期，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金融秩序好转。由于国家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建设，基本上建立了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财政状况明显好转。1996年全国财政收入达7366亿元，比1995年增长18％；全国财政支出7914亿元，比1995年增长16％；支大于收5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为610亿元，控制在预算目标内，地方财政结余62亿元。1997年全国财政收入8642亿元，比1996年增长16.7％；全国财政支出9197亿元，比1996年增长15.9％；支大于收55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为560亿元，控制在预算目标之内。“九五”前3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逐年上升，由1996年的10.8％上升为1997年的11.6％和1998年的12.4％。这是宏观调控的直接结果。

第三，过度投资得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失控是总量失衡的源头，中央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了比较严厉的控制措施。（1）下决心停建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项目，特别是高档宾馆、写字楼、度假村等。（2）新上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在此后的两年里，国务院多次强调：不增加任何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同时清理在建项目。（3）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行严格控制，同时采取措施防止企业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过高的问题得到了控制。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幅度为51%，1996年逐步降为18%，进入了比较正常的幅度。

第四，物价涨幅降了下来。1992年底到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局部“过热”现象，突出的是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货币投放急剧增加，导致供求总量失衡。加上部分地区忽视农业，流通渠道不畅，造成粮食价格以及相关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93年3月开始，物价上涨率突破1位数，1994年全年上涨21.7％。在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5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终于得到抑制，从1994年10月25.2%的最高涨幅降到1996年的6.1%，1997年上半年回落到1.8%。

第五，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高速度。1992—199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1％。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发达国家为1.8％，发展中国家为5.4％。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快又稳，年度之间不出现大的波动，增长速度在年度之间大体相差两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迅速扩大。199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1年增长77.1％，5年里年均递增9000多亿元。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七五”计划5年总和的一半，增量接近改革开放前1978年总量的一半。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排名从1991年的第10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7位，在发展中国家的位次上升到第1位。

三宏观调控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涨幅总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一种循环长期困扰着人们，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那么，为什么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能够取得成功，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认真分析、总结此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5点：

第一，全面贯彻中央的正确决策、认识统一、步调协调是前提条件。中央准确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的脉搏，及时分析各种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不良苗头，不失时机地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抓住扭转形势的主动权。各地区、各部门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国家计划、财政、税务、银行、内外贸、工商行政以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在统一号令之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国上下统一认识，责任明确，步调一致，在稳定宏观经济形势、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综合政策体系和群体效应。

第二，严格控制需求、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总量平衡是及时改善宏观环境的有力手段。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率超过正常水平的10个百分点，需求的膨胀又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需求过大。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引起的。这次宏观调控的起步，就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入手，抓住主要矛盾，经过不懈的努力，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幅度从1993年的51%逐步降为1996年的18%，从而进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幅度。投资规模适当，就可少发票子。1993年下半年，现金净投放100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投放179亿元，全年共投放1529亿元，基本实现控制目标。在财政方面，也采取适度从紧的方针，支出有所控制，赤字逐年缩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落，过旺的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生产资料的供求状况随之改善，价格下降，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三，优化结构、加强供给是改善宏观调控的根本保证。与前几次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同，此次宏观调控一开始，中央就强调指出：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重在调整结构。在生产领域限产压库，鼓励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在建设领域，大幅度压缩一般建设项目和不适宜的开发区及房地产项目，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和能源、交通、通讯等重点建设；在金融领域控制信贷规模总量，制止“三乱”，堵邪路，开正道。对国家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实行“微调”、“点贷”；在价格领域坚决制止乱涨价，同时还加快粮食、棉花的价格改革步伐，有计划地提高铁路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缓解了这些行业长期存在的价格偏低的矛盾。针对物价上涨中50%多是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家采取了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强化科教兴农、扶持支农工业、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增加了农副产品的供给，使市场物价有了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利用进出口，增加国内紧缺物资的供给，特别是1995年及时增加粮食进口，对改善国内供求状况、平抑当年粮食市场价格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措施的运用，减少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对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正确把握调整力度是宏观调控顺利到位的有效措施。调控手段的多样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特征，也是此次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在经济手段方面，除了采取调控货币供应量，灵活调整利率进而调控物价总水平之外，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还采取一系列适时吞吐物资、调节市场供应、进而平抑物价等措施。1993年6月出台的16条措施中，有13条主要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实践证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多地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效益更为显著。在法律手段方面，各项经济立法进度加快，国家先后颁布了《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颁布了制止牟取暴利、实行明码标价、保护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规范市场价格的法规。在行政手段方面，必要时从严控制出台政府调价措施，实施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监审制度。这次宏观调控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及时打招呼、信息引导、灵活控制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等措施，不搞“急刹车”，达到逐步降温的效果。在调控过程中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是紧中有度，既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抑制经济过热现象和通货膨胀，加强对经济运行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调查、分析。到1996年，随着物价涨幅回落到1位数内，国家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适时调整了调控力度，在4月份果断地停办新的保值储蓄，5月、8月两次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8月又适当扩大贷款规模，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国家重点建设，支持那些有市场、有效益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1995年和1996年既使过高的物价涨幅明显回落，又使经济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第五，着眼政策，重在治本，从体制和机制改革上入手，是此次宏观调控成功的决定因素。自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开始，中央就明确指出：解决当前的问题必须采取新思路、新办法，从加快新旧体制转变中找出路，把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在实施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央出台了包括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物价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改革与加强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使近期效应与远期效应结合起来，使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物价涨幅的持续回落，是在连续3年提高粮食订购价格的同时实现的，这是通过改革促进发展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最好实例。

宏观调控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能力的增强，同时也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进一步贯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导方针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制定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1978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人。199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8.7％。从总体上看，导致大面积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因此，制度变革就成为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一有计划有组织扶贫工作的开展

1978—1985年是中国以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扶贫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在农村地区先后进行了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使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得到了大规模的缩减。在这一阶段，针对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生态破坏严重、农民饥寒交迫的状况，国家从1982年开始每年专项拨款2亿元，组织实施了为期10年的“三西”“三西”即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开发计划，拉开了中国特定贫困区域扶贫开发的序幕。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

从198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阶段。1986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和检查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标志着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确定了对贫困地区进行扶持的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对贫困县进行了核定。同时，国家还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进而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式。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1986年4月，扶贫工作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从这一年开始，国家科委、民委、农业部等部委开始定点对口扶贫。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要求提高开发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七五”期间解决贫困地区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目标。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26个省（区）贫困县实施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继续帮助贫困地区修建道路和水利工程，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原以粮食、棉花、棉布以工代赈）。1991年5月，国务院批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报告》，确定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目标是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高粮食产量，使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户有稳定的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1991年6月，国务院确定：国家在“八五”期间，每年拨10亿公斤粮食或等额工业品继续在贫困地区以工代赈。

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工作方式，即在国家的支持下，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和脱贫致富，基本方式是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2)扶贫工作从按贫困人口平均分配资金向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方面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向主要依靠经济组织转变，从资金单向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输入和配套服务转变。(3)以县为单位确定国家扶持的重点，形成按区域实施反贫困计划的基础。(4)增加扶贫资金、物资投入，扶持能为贫困户提供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生产开发项目。(5)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他们掌握和利用就业机会、进行自我发展的能力。(6)动员政府机构与社会各界对扶贫开发的广泛参与。

通过这一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从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8000多万人。这8000多万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地方病高发区、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都是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世界贫困规模居高不下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到1993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尚有8000万人，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而且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尽管在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只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87%，但扶贫开发的任务却十分艰巨，并且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在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抓紧扶贫开发，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改变经济、文化、社会的落后状态，缓解以至彻底消灭贫困，不仅关系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振兴、市场的开拓、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共同富裕以及为全国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正是因为解决贫困问题如此重要，1994年召开了全国扶贫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一扶贫攻坚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途径、措施、政策，其核心是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任务：（1）到20世纪末，使绝大多数贫困户年均纯收入按1990年价格计算，达到500元以上，并形成稳定解决温饱、减少返贫的基础条件。（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使绝大多数贫困乡和有农贸市场、商品基地的地方通公路、通电。（3）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普及初等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开展成年人职业教育，防治和减少地方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的温饱，平均每年要减少1142.8万人，任务相当艰巨。并且在7年之内人均纯收入由300元提高到500元，每年要递增7.57％，这个速度比全国实现小康的要求每年递增5.8％高出近两个百分点。实现这些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其艰巨性不言而喻。“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亦由此得名。

自1994年初《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发布实施，中国的扶贫开发即进入了最艰巨的攻坚阶段。199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要求动员全党和全社会，切实做好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工作，确保实现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1999年，中央再次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始终不渝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消除贫困的决心和信心。1994年，江泽民、李鹏出席全国扶贫工作会议。

在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过程中，各级扶贫开发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基本做法：

第一，制定和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针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形成的部分地区“等、靠、要”思想，国务院在扶贫开发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这是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基础和核心。这项工作方针的基本宗旨就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倡导和鼓励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和地方政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改变命运的精神，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逐步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劳动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解决温饱问题。

第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确定贫困标准。贫困标准问题决定扶持人口的多少和面积的大小，因此贫困的标准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贫困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工作标准，是一个由国家财力状况和实际能力决定的工作标准。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统计局根据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确定了农村贫困的基本工作标准，即1985年农村平均收入200元的标准。同时，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地扶持贫困人口，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即以县为单位，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对少数民族和牧区的贫困县适当放宽。其后根据整体物价变动水平逐步调整，但基本标准没有变化。

第三，逐步强化扶贫机构，逐年增加扶贫投入。为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国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专门的扶贫开发机构，从中央政府到县乡政府都建立了完整的工作系统。在扶贫投入方面，国家根据经济实力，逐步增加扶贫开发的资金投入。1995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达53亿元。到1999年，中央扶贫资金的年度规模达到了248亿元，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8亿元增加了30倍，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达1378.1亿元，其中包括财政扶贫资金622.6亿元、信贷扶贫资金755.5亿元。信贷资金先由国家专业银行发放，后由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国家扶贫贷款财政负责统一贴息，实现统一优惠利率。1999年的统一优惠年利率为3％。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贫困地区休养生息的税收减免政策。

第四，坚持党政一把手扶贫工作责任制。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是贫困地区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央要求贫困地区的党政一把手、特别是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抓扶贫开发，抓解决温饱问题。从1996年开始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区、市）”。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政府统一安排使用，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层层分解目标，层层落实责任，限期完成任务。

第五，坚持以发展种养业和改变贫困农户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从贫困地区的农村情况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改善贫困农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是解决温饱和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因此，这不仅是扶贫工作的重点，而且是扶贫资金投入的重点。1996年，中央政府明确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不允许用国家扶贫资金发展地方工业，包括加工工业。

第六，不断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是改变贫困地区传统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项有效措施。为提高扶贫开发的科技水平，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是：动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贫困地区积极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组织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挂职任教，组织科研单位到贫困乡、村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普及农业实用技术，普及和推广类似温饱工程的实用技术。这些措施有效地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迅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94年，8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接受队旗仪式之后，将分赴重点贫困地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七，动员和组织中央国家机关、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帮助和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在国务院的倡导和组织下，中央国家机关先后有138个单位参加了帮助重点贫困地区的工作。到1999年底，先后有3147名国家干部带着138个中央国家机关的深情厚谊奔赴特困地区。5年间，通过这种定点帮扶的形式，贫困地区得到了总共150亿元的发展资金。同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民间社团也积极参与了扶贫济困活动，私营企业也发起了旨在帮助贫困地区振兴发展、解决实际困难的“光彩事业”。1996年，中央政府号召沿海地区从大局出发，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的“东西扶贫协作”工作。“九五”期间，东部沿海13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6.4亿元，累计投资60亿元。所有这些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为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八，发展和扩大与国际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中国曾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与福特基金会、世界宣明会等有一些合作。这些合作对缓解中国的贫困状况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

三《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的基本成效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第一，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到1999年已减少至34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7％。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206元提高到1999年的1347元。

第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86年以来，共修建基本农田8800多万亩，解决了6200多万人和7500多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新修公路35万多公里，乡通公路率从83.9％上升到97.6％。架设输变电线路近40万公里，乡通电率由77.8％上升到97％。

第三，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较快。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由1986年的20‰下降到1997年的11.5‰；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6.9％；98％的乡有了卫生院，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推广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四，一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温饱问题。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重点贫困地区包括部分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历史上“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状况大为缓解。

1995年全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6500万人，1999年减少为34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近800万人。1999年，全国592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47元。到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8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八五”的最后一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7.1％；到“九五”的最后一年，这一比率降至3％以下。2001年5月25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高度重视和加强农村工作取得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