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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5 1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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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宋八大家大全集》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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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大全集

唐宋八大家大全集试读:

前言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霭,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铄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

韩愈

、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当然,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远不止上述诸人,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北宋的范仲淹、司马光等,都颇具大家风范。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辑录编译,详加校勘,名曰《唐宋八大家》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韩柳的诗,欧阳修、苏轼的词,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对韩愈、柳宗元的诗,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以彰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猝,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韩愈

韩愈

(768~824年),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792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原道

道教是李唐王朝的国教,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又崇尚佛教,佛道盛行,儒学衰落,固有的封建秩序受到冲击,大唐帝国出现了思想危机,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作为儒学忠实的拥护者、卫道者和“道统”的继承者,韩愈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巩固中央政权,于是毅然地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

韩愈在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主张尊孔孟,排异端,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封建社会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无视社会现实,无视国家的安定团结,扰乱了封建的等级秩序;大兴佛寺道观、供养僧侣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借儒家“道统”排斥佛老,这本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无可厚非,但将佛老指斥为异端,主张将其彻底毁弃,这并不符合人类文化传承的原则。【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译文】

广泛地对群众施行仁爱,就叫做仁;实行适合于仁的行为,就叫做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施它,就叫做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就叫做德。仁和义是肯定的有实在内容的,道和德是假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因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险之德和吉祥之德。老子把仁义看得很渺小,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短浅。就如同坐在井里看天却说天小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天小啊。他把小恩小惠看做仁,把谨小慎微看成义,因而,他小看仁义是当然的了。他说的道,是指他的道,并非我说的道。他说的德,是说他的德,并非我说的德。凡是我说的道德,是体现仁和义的标准,是天下的公论。老子说的道德,是抽掉仁和义的具体内容来说的,是他一家之言。

自从周道衰微,孔子死后,秦时焚书坑儒,汉朝盛行黄、老之学,晋、魏、梁、隋之间盛行佛教。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是加入道教,就是加入佛教。加入那一家,必定会排除这一家。加入那一家就以那一家为主,反对这一家就以这一家为奴;加入那一家就加以附和,反对这一家就加以诋毁。唉!后代的人如果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该听从哪一家的说法呢?道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佛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乐于接受它们荒诞的言论而且轻视自己,也附和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不仅在嘴里说这种话,而且还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代的人虽然想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可是到哪里去寻求它呢?人们喜欢新奇的思想实在是太严重了,不探究它的本源,不探寻它的结果,只想听新奇的说法。

古代的民众有四类,现在的民众有六类。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只占其中之一,如今负责教化的人要占其中之三。现在务农的只有一家,吃粮食的却有六家;从事手工业的只有一家,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生意的只有一家,需要供应财物的却有六家。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去盗窃呢?

远古的时候,人民遇到的灾害太多了。有圣人出来,这才把相互生存、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人们,做人民的君主,充任老师,赶跑那些虫、蛇、禽、兽,让人们定居在中原地区。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饿了就教人们种庄稼;睡在树上可能掉下来,住在洞里容易生毛病,这就教人们造房屋。设立工匠来供给人们用具,设立商贩来互通人们之间的有无,发明医药来挽救人们生命以防因病早死,定出葬埋祭祀等制度来增加人们之间的恩爱,制定礼节来规范社会的秩序,创造音乐来排解人们的烦闷,制定政令来约束人们的懒惰,设立刑法来除去人们之中的强徒。为了防止相互欺骗,就给人们制定符玺、斗斛、权衡来使人们遵行;为了防止互相掠夺,就教人们学习修筑城墙、制造武器来保护自己。灾害即将发生,就提醒人们事先做好准备;祸患将要发生,就给人们做好预防。现在道家却说:“倘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倘若打破了斗斛,折断了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那只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如果古时候没有圣人,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严寒酷暑,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啊!

因此,君王是发号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的,人民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从事商业使财物流通,侍奉那些统治集团的。君主不发令,就放弃了做君主的职权;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来推行给人民,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人民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换财物来侍奉那些上层人物,就要受到惩处。如今他们主张:“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撇开你们的父子,禁止你们的相生相养的办法。以此来求得所谓清静和寂灭的境界。”唉!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贬斥;他们也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纠正。

帝和王,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但他们能成为圣人的原由却是一样的。夏季穿葛布衣裳,冬季穿皮毛衣服,口渴就喝水,肚子饿就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被称为明智的缘故却是一样的。如今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比指责冬天穿皮毛衣服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穿简便的葛布衣服呢?”指责肚子饿了吃饭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做喝水那样简便的事情呢?”《礼记·大学》篇说:“古时候想在天下弘扬完美德行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国家;想治理好他的国家的人,一定要先整治好他的家庭;想整治好他的家庭的人,一定要先修养他的身心;想修养他的身心的人,一定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想端正他的思想的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念头诚实。”那么,古时候所说的端正思想而又诚心诚意的人,是会有所作为的。如今所谓的修养身心,却是要摒弃天下国家,灭绝天理人伦。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做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主当做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孔子撰写《春秋》时,诸侯中有用夷狄礼节的,就把他当做夷狄;夷狄中有用中原礼节的,就把他当做中原国家。《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的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抗拒夷狄,惩戒荆舒。”如今却拿夷狄的礼法,放在先王的教化上面,那不是几乎全都变成夷狄了吗?

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化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广泛地爱大众叫做仁;实行适合实际的仁叫做义;遵循仁义的要求并实现它叫做道;内心充满仁义之念,而不需要外界的赋予,这就叫做德。它的典籍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它的准则有礼仪、音乐、刑法、政治;它的民众有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四类;它的名分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民穿的有麻布、丝绸两类;人民的住房有宫、室两种;人民吃的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理是容易懂的,它作为教化是容易实行的。因此,用它治身,就和顺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来修养身心,就和平而舒畅;用它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所以,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死后就能得到应有的待遇;祭天就能使天神下降,祭祖宗就能使祖宗享受。有人会问:“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回答说:“这是我说的道,不是前面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唐尧将这传给虞舜,虞舜将这传给夏禹,夏禹将这传给商汤,商汤将这传给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却没有可传的人。荀况和扬雄,选取得不精确,阐说得不详细。从周公以上,都是在上面做君主的人,所以王道的措施能够顺利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在下面当臣子的人,因此仁义之说能长久流传。”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认为:“佛老的邪说不堵塞,圣人的道就不会流传;佛老的邪说不制止,圣人的道就不会通行。应当使和尚、道士还俗,烧毁佛老的书籍,把寺观改建成民房,阐明先王之道以诱导他们。让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残废人和病人都得到抚养。如果做到这样,那大概就可以了吧!”

原毁

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诋毁诽谤。力图有所作为、匡救时弊的韩愈更成了众矢之的,被流言飞语所包围,于是作此文以宣泄自己对这一恶习的不满。文章援古证今,指出“怠”与“忌”,即懒惰与嫉妒是毁谤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毁谤已形成一股习以为常的社会风气,积重难返。文末对“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深沉的悲愤,同时也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

文章运用对比的修辞手法,一开一合,写得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译文】

从前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全面,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严格且全面,所以就不会懒惰;宽恕而且简约,所以别人愿意做好事。听说古时有个名叫舜的人,他大仁大义。有人研究舜所以成为舜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他们日夜地思考,丢弃那些不像舜的品德,趋向那些近似舜的品德。闻知古代还有个名叫周公的人,他为人多才多艺。人们又研求周公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并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他们日日夜夜地思考,抛弃那些不像周公的地方,趋向那些类似周公的地方。舜是一位伟大的圣人,后代没有人赶得上他;周公也是一位大圣人,后代中也没有人赶得上他的。古时君子会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最大的缺陷。”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而且全面吗?对别人却说:“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这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了;能够擅长这个,这就可以算是一个有技能的人了。”

肯定别人的一个优点,不苛求其更多;看重一个人现在的表现,不追究他从前的表现,只担心别人得不到做善事的好处。一件善事是容易做得好的,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到手的。对别人说:“能够做这样的善事也就可以了。”又说:“能够擅长这样的技能,也可以了。”这不正是对待别人宽恕而且简约的表现吗?

当今的君子却并非如此。对别人求全责备,对待自己却要求不高。求全责备,所以别人就难于做善事;要求不高,所以自己的收获很少。自己没有长处,却说:“我擅长这样,也就可以了。”自己没有技能,却说:“我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对外拿这种话欺骗别人,内里拿这种话欺骗自己,还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就停止不前了。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吗?对别人,就说:“他虽然能够这样,但人品却是不值得称赞的;他虽然擅长这样,功用却是不值得称赞的。”举出别人的一个缺点,却不考虑其他优点;追究别人过去的表现,而不考虑现在的表现。还担心别人获得名誉。这不是对别人的要求太全面了吗?这就是不拿众人的标准对待自身,却拿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真的看不出这是在尊重自己啊。

如此这样表现的人是有根有源的,他们有着懒惰和妒忌的毛病。懒惰的人是不求上进的,妒忌别人的人是害怕别人上进的。我曾试着对大家说:“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好人。”那些附和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跟他疏远的人,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若不是这样,性格粗暴的人一定会在说话中表现出愤怒的情绪,性格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显现出愤怒的神情。我又曾经告诉大家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必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同他疏远的人,或者是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若不是这样,性格粗暴的人一定会在说话中表现出高兴的神情,性格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上显露出高兴的神色。因此,事情做好了,诋毁就产生;道德高尚了,诽谤就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种时代,希望名誉显著、道德流传,真是太难了!

朝中准备有所作为的人,听到我的话,并且记住它,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差不多了吧!

获麟解

麒麟本是祥瑞之物,但由于其“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常人不认识它,偶尔发现它反而认为它是异类,为不祥之物。作者以麟自喻,认为麟之所以成为祥瑞,是由于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否则就将被认为不祥之物。而自己生不逢时,未遇明主,怀经世奇才而不被世人理解,反而被讥刺为异端、另类,这和麟的遭遇实无二致。【原文】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译文】

众所周知,麒麟是一种灵异的动物。在《诗经》中被歌咏,在《春秋》中也有记载,在历史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层见迭出。即使是妇女和孩子也都知道麒麟是吉祥的动物。

然而麒麟这种动物,在家里不养,天下也不常有,它的样子和其他动物不相像,不像牛、马、猪、狗、豺、狼、麋、鹿的样子。既然这样,就算有麒麟,也认不出它是麒麟啊。有两只角的我们知道它是牛,颈上长鬃毛的我们认得它是马,猪、狗、豺、狼、麋、鹿,我们认得它们是猪、狗、豺、狼、麋、鹿,只有麒麟不能够认出来。既然不能认出来,那么,人们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自然的。

虽然如此,麒麟的出现,必定是有圣人在位的时候,麒麟是为圣人出现的啊。圣人肯定是认得麒麟的,麒麟果真不是不祥之物啊。

我还认为:麒麟之所以叫做麒麟,是根据它的德性,而不是根据它的形状。假如麒麟的出现,不等到圣人在位的时候,那么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对的。

杂说一

这是一篇托物寓意的杂文。文中作者把龙比作圣君,把云比作贤臣,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龙和云的关系,只有相互依靠,才能有所作为。【原文】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译文】

龙吐口气就变成云,云本来就比不上龙灵异。然而龙乘着云,可以在辽阔无边的太空中到处遨游,接近太阳和月亮,遮挡住它们的光辉,使雷电震撼,使变化神奇,使雨水浸润大地,淹没丘陵深谷,云也称得上灵异了啊!

云,是龙能够使它变成灵异的。龙所具备的灵异,就不是云的作用了。但是龙得不到云,就不能显出它的灵异了。失去它所依托的,真的就不行了吗?奇怪啊!它所依托的,竟然就是它自己所制造的。《易经》中说:“云跟着龙。”既然叫龙,云当然追随它了。

杂说四

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杂文。文中以千里马喻人才,颇为中肯。在韩愈看来,人才总是有的,但如果人才不能被识别和扶持,就会被埋没,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文章还通过对千里马不幸遭遇的描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压制甚至糟踏人才的罪恶,表达了作者愤懑不平的心情。【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译文】

世上是先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的。千里马是经常有的,然而伯乐却不是经常有的。所以就算有了名马,也不过是在不识货的人手中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样老死在马厩中,也不用千里马的名称来称呼它。

马当中能够日行千里的,有时一顿要吃一石小米,喂马的人不了解它能够日行千里而喂养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耐,但是吃不饱,力量不够,特长就不能显示出来,想要跟平常的马一样表现都做不到,怎么要求它能够日行千里呢?鞭策它,不按照马的习性;喂养它,又不能满足它的食量;吆喝它,又不懂得它的心思。拿着鞭子对着它说:“天下没有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吗?实在是不认识好马吧!

师说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而“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是非常荒唐的,并赞扬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的良好学风。文章谴责了“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不良社会风气,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要像圣人那样广泛地“从师而问焉”,只要闻道在先即可为师,只要学有专长即可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生可以互相学习。作者的这些主张和见解对于纠正当时的不良风气,端正学风,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译文】

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懂道理、有知识的,谁没有疑难的问题呢?有疑难问题而不请教老师,那疑难的问题终究也不会解决。出生在我之前的,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出生在我后面的,他懂得道理要是也比我早,我也应当向他学习。我学的是道理,哪里用得着管他出生在我前面,还是在我后面呢?因此,不论地位高贵还是卑贱,无论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哪里有道理哪里就有老师。

唉!从师学习的风气失传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难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古时候的圣人,他们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着老师学习请教;现在普通的人,他们远不如圣人,却把从师学习当做羞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笨。圣人成为圣人,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都是这一点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而他自己,却把从师学习当做羞耻,这太糊涂了。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给孩子们读书和学习书中句读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传授道理、解释疑难问题的。读书不懂得断句,疑难问题不得解释,有的(指前者)从师学习,有的(指后者)却不向老师学习,小事学习,大事却丢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明理的地方。

巫医、乐师、各种手工业者,不把从师学习当做羞耻的事。士大夫等一类人,称谁“老师”、谁“学生”等,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就说:“他和他年纪差不多,学问也相仿。”称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可耻;称呼官职高的人为老师,就近于奉承。唉!从师学习的风气不能恢复,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手工业者,是士大夫们瞧不起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请教过问题。郯子的贤能还不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行走,其中一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能、业务各有专长,不过这样罢了。

李家有个叫蟠的孩子,今年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注解全都学了,他不受时俗的拘束,来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学习的正道,写了一篇《师说》来赠给他。

进学解

本文重在阐释进德修业的道理,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作为读书人怕的是自己学业不能精通,而不是怕不被主管官署发现;怕的是自己品德修养没有长进,而不是主管官署考核不公。但作者也借诸生反驳与先生辩解,渲泄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原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细木为桷,栌、侏儒,椳闠、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苓也。”【译文】

国子先生早晨走进太学,召集全体学生站在学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的精进是因为勤勉,而它的荒废是由于玩乐;品行是因为思考而成就,而它的败坏是由于对自己的放纵。现在圣君有贤臣辅佐,法令得以完全施行,除去凶恶奸邪的小人,提拔英才善良的人。有极小优点的人都被录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任用,搜罗选拔并且磨炼造就人才。也许也有侥幸而选上的,谁说多才反而不被荐举的呢?只要你们学业精通,就不怕主管官署看不清;只要品德有所成就,就不怕主管官署不公正。”

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在行列里笑着说:“先生骗我们吧!我们跟随先生学习,到如今已经有好几年了。先生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百家的书籍,对于记事的史传一定作出提要,对于说理的文章必定探索其中深奥的道理。不厌其繁,务求进取,无论大小都不舍弃。常常点上灯烛,夜以继日地读书,一年到头不辞辛苦。先生对于学业,可以说勤奋了。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和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阐明圣道的精微;寻找毫无头绪的断绝了的道统,独自广泛地搜寻圣人的遗绪,远接孔、孟的事业;防堵泛滥的百川,使它东流入海,力挽狂澜。先生对于儒学,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沉浸在意味浓厚的典籍中,用心地体味着书中的精华。写起文章来,著作等身,汗牛充栋。上有虞夏之书,深远无边;周代的《诰》、殷代的《盘庚》,艰深而难读;《春秋》文辞简约,寓有褒贬;《左传》记事铺张而广大;《周易》变化奇妙而事理正常;《诗经》义理光大而辞藻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的《史记》及扬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的文章,内容博大而文辞奔放流畅。先生少年时代从开始懂得学习起,就勇于实践;成年以后通达事理,处理问题都十分合适。先生的为人,可以说完备了。但是不被公众所信任,又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就被指责。才担任了御史,就被降职到边远的南方。做了三年的博士闲官,不能显出治理的才能。命中注定要和仇敌打交道,随时都会倒霉。在暖和的冬天,孩子却喊冷;在丰收的日子里,妻子却叫饿。头顶秃了,牙齿脱落了,直到老死,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不知道考虑这些,反而在这里教训别人吗?”

先生说:“吁,你到前面来!如同是盖房子,那些大木料做大梁,小木料做椽子,做斗拱、短柱或者门枢、门橛、门检和门柱等,各自都得到适宜的用场,这是木匠的工巧。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等待需要时取用而没有遗漏,这是医师的高明。用人明智,选拔公正,各种人物,都能进用。厚重和缓为美好,旷达豪放为杰出,比较优劣,按照才能安排适合的工作,这是宰相用人的方略。过去孟轲善于辩论,孔子之道因而得以阐明,他周游列国,车辙遍天下,最后在奔走中度过了一生。荀卿信守孔子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发扬光大,他为了逃避毁谤到了楚国,结果还是丢了官,老死在兰陵。这两个大儒,他们的言论成为经典,行为成为模范,超越所有的儒者,达到了圣人的地步。然而他们在社会上的遭遇又怎样呢?现在我学业虽然勤奋,但不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多,却不能把握要点;文章虽然写得好,然而对于实际应用却没有帮助;虽然重视品行的修养,可是不被人们所了解和重视。尚且每月领取俸钱,每年消耗禄米;儿子不懂得种田,妻子不知道织布;乘着马跟着仆人,安坐着不劳而食;拘谨地走着寻常道路,看些古书寻章摘句些古人的文辞而无创见。但是圣主也不加责罚,宰臣也不加斥逐,这不正是我的幸运吗?动不动就遭到毁谤,名声跟着被毁,被放置于闲散的职位,也实在是应该的。至于考虑利禄的有无,计较官职的高低,忘记了自己的才能和什么位置才相称,却指责前人的毛病,这就好比责问工匠不把小木桩做柱子,指责医师用菖蒲作长寿药,却想推荐他的苓。”

圬者王承福传

本文是韩愈为泥瓦匠王承福写的一篇传记。文章通过对一个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的言行的记叙与评议,谴责了那些“薄功而厚飨”、“贪邪而亡道”的饕餮之徒,指出“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向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原文】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其亦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译文】

做泥瓦匠这种工作,是卑贱并且劳苦的。可是有个人从事这项职业,他的神色好像很满足的样子。听他的话,简洁而透彻。问他,知道他姓王,名叫承福。他家世代是京兆长安的农民。天宝之乱的时候,招募人当兵,他就拿了十三年的弓箭,立了足以当官的战功,可是他放弃官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家里的土地已经没有了,于是他拿起泥刀来维持生活。三十多年来,他住在雇他干活的主人家中,付给主人房租和伙食的费用。根据当时房租、伙食费的贵贱而增减做泥瓦匠的工价来偿还他。若有多余的钱,他就拿来给路上的残废人、患病者和饥饿的人。

他曾说:“谷子是经过耕种而后生长的。至于布和绸,一定要养蚕纺织才能得到。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都是要依赖人力才能制成的。这些我都需要。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全部去做,应当各尽其能,互通有无而生活。所以君主的责任是管理我们,使我们得以生存。而各级官吏的责任是辅佐君主推行教化。责任有大小,看他们的能力来决定,就像容器一样。只知道吃用却又懒于做事,那么就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因此我一天都不敢放下泥刀去玩乐。抹灰涂墙是简单的技能,只要肯用气力就能够做好。确实做出了成绩,就会拿到报酬,虽然辛苦,却没有什么惭愧的,我的心是安稳的。体力活是容易强行发挥并做出成绩来的,而心智就难以强行使它变得聪明了。劳力的人,被人役使;劳心的人,役使别人,这也是应该的。我不过是挑那些容易做而拿了报酬又问心无愧的事情去做。唉!我拿着泥刀进出富贵人家已经有多年了。有的地方曾经到过一次,后来再路过那里,就已变为废墟了;有曾经到过两次三次的地方,后来再走过那里,也已经变为废墟了。问他们的邻居,有人说:‘唉!因犯法而被杀了。’有的说:‘主人已经死去,他的子孙不能保住产业啊。’有的说:‘主人死后,产业归公了。’我从这里看到,他们不就是因为只吃不做因而遭到天灾的吗?不正是强使心智聪明而智力又不够,不加选择地盲目去做与他的才能不相称的工作吗?不正是那种多干问心有愧的事,明知不应该做而硬是要干的吗?是富贵难以守住,微薄的功劳反而能得到丰厚的享受呢;还是兴旺和衰败有一定的时运,一来一去,不能久长呢?我心中忧愁,因而就选择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为富贵而高兴,为贫贱而忧愁,我难道同人家有什么两样吗?”

又说:“功劳大的,用来供养自己的物资就多。老婆孩子都是要靠我养活的,我能力微薄,功劳又小,不要老婆孩子也应该。我是所谓从事劳力的人,假如成了家而力量不够,那么心就要劳苦了。一个人肩挑两副担子,就算是圣人也是不能做到的。”

开始时我听到这话感到怀疑,然后再想了一下,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贤人,或许是人们所说的独善其身的人。但是我也要批评他,说他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人家考虑得太少,他也许是学习杨朱学说的人吧?杨朱的学说,就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来对天下有利。而这个人认为有家劳心,不肯费一点心来养活他的老婆孩子,难道又肯为别人劳心吗?虽然如此,他比起世界上那些既担心得不到利益,又担心失去利益的人贤明得多。与那些为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贪图不义之财而忘记道义,以至丢掉性命的人,又相去很远了。他的话又有能警戒我的地方,因此我给他立传,自己引为借鉴。

讳辩

李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想举进士,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李贺父亲叫晋肃,“晋”与“进”同音,父名应讳,所以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写了这篇《讳辩》,驳斥这些荒谬的议论,鼓励李贺应举。文章引经据典,反复设问,并尖锐地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冷嘲热讽,将持避讳论者的荒唐之议驳得体无完肤。【原文】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译文】

我写信给李贺,殷切地希望他去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就攻击他说:“李贺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考试是对的,劝他去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的人也不仔细考虑,就随声附和,众口一词。皇甫对我说:“假如这件事不分辩清楚,您和李贺将蒙受坏名声。”我说:“是的。”《律》说:“两个字的名字不用对两个字都避讳。”解释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如果说‘徵’字就不说‘在’字,说‘在’字就不说‘徵’字。”《律》中又说:“不避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的人说:“这是说像‘禹’字和‘雨’字,‘丘’字和‘’字一类那样。”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去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二名律”的礼法呢,还是犯了“嫌名律”的礼法呢?父亲名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如果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避讳是从何时开始的?订立法律制度来教导天下的人,不就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也不偏讳二名,《春秋》也不讥讽那不避讳人名声音相近的。周康王钊的孙子,谥号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皙,曾参不避讳“昔”字。周朝时候有个人名叫骐期,汉朝时候有个人叫杜度,他们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呢?是因为避讳和名字声音相近的字,就连他们的姓也避讳呢,还是不避讳和名字声音相近的字呢?汉朝为了避讳武帝的名,就将“彻”改为“通”,但是没有听说又为了避讳,改车辙的“辙”为什么字。为了避讳吕后的名,改“雉”为“野鸡”,但是没有听说又为了避讳,改治天下的“治”为什么字。现在上奏章和下诏谕,没有听到避讳“浒”、“势”、“秉”、“机”这几个字。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他们认为说了这几个字就是触犯皇上。君子著书做事,应当遵守什么礼法呢?现在考察经典,对照礼法,考核前代有关避讳的记载,李贺去考进士是可以的呢,还是不可以的呢?

凡是侍奉父母能够做到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到指责了。做人能够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可以说是到极致了。现在的读书人,不致力于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却在避讳亲人的名字上一定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毕竟是不能超过的。要是在避讳上超过周公、孔子、曾参,就和宦官宫妾一样了。这些宦官宫妾对他们亲人的孝顺,还能超过周公、孔子、曾参吗?

争臣论

本文围绕“争臣”的职责,对阳城在位日久,不问朝政的不负责态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圣人贤士应以匡救时弊为己任,“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在其位,谋其政,“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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