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作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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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求索(中医师承学堂)试读：
内容提要
这是一位西学中人士在杏林中求索并走向成功的足迹……
相信每位中医人都有成为杏林高手的梦想，但最终大多数没能如愿。比对“杏林心路”的有关篇章可帮你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时为你指出实现梦想的努力方向。
读书之于中医人是相伴终生的事情。读书的目的首在明医理；次在应用，即指导临床，提高疗效。作者集数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在汗牛充栋的医学书籍面前首先应该读经典，其次是读郑钦安的书。本书大量事实证明读经典是做好临床的前提，而学习扶阳理论可加深对经典的理解，有效地指导临床。
相比于城市大医院，在基层做中医似乎更难。患者坐在你面前，要求的是立竿见影的疗效。如果没有一点真功夫，在基层实难立足，更别提发展。临床疗效始终是作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本书所选32个医案（或病种）是作者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或是验证他人的疗效确实的方剂或方法。文中没有按病名、病症、辨证论治的套路表述，而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从具体分析每个医案入手，找出病因，分析病机，确定治则，选方遣药。理法方药丝丝入扣，示人以规矩。然后对治疗结果进行分析，找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所选资料翔实可靠，论述深入浅出，指导性强，易于仿效。读者从中不仅可学到一方一法，而且可以学会临证处方的思路和方法。
本书适合于在读、或刚走出院校大门的中医学子；立志于学好中医，但无缘从名师的中医人士；以及广大乡村中医阅读。相信他们定会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序
壬辰年孟秋，前绛县中医院院长赵作伟医师掷下他的新著《杏林求索》一书，并邀我审改和写序。自愧才疏学浅，难能胜任，但盛情不能固却，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不用掏腰包到书店去买，拜读送上门来的书，何乐而不为！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一种享受，先睹为快，展卷拜读之后，我觉得该书有以下特点：
1.该书是临证实践所得之作
该书并不按照病名、病证、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等套路行文，而是根据自己读书、临证的心得体会总结性地陈述作者的所得，真实可靠，文笔流畅，“细细咀嚼，幽香满口”。开宗明义，首先讲述了作者如何从一个颇得人们称颂的西医外科大夫，却半路出家、执迷地去苦学中医，以及如何学习中医的理路和经验教训，对初涉斯道的年轻学子们和欲提高技术水平的临床家，提供了借鉴，找到了“参照标本”。
2.认真读书、及时总结分析临证医案，是成才和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
常言道“将门虎子”、“名师出高徒”。一点儿也不错，诚然拜名师学习是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的好方法，但没有这个福分的基层医生怎么办？私淑名家，按图索骥地研读、临证运用，可能也是提高技艺和成才的另一法门。作者总结了他的经验和方法，走进“扶阳派”的行列，就是其真实的写照。中医界有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说的是要想成为良医只能是多临证，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强调跟师临证，有意无意地放松或无视读书学习的观点，特别是对工作在基层、无法跟“名师”的医生未必可取。理论是临床实践的导师，没有理论，只能是个“医匠”，故近代名家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的作者）说：“世有创读书不如临证之说，此不学无术者欺人语也。”似也并非不是箴言。
3.医案医话是作者真才实学的表征
该书的第三部分是医案医话，约占全书的2/3，是作者读书临证的精华部分，其中不少内容是作者学习扶阳派的经验实例之总结。晚近，虽然扶阳派甚是红火，会场、论坛爆棚，但医界对此也不乏诟病。老朽认为中医流派很多，之所以能成为一派，自有其所长，长就是吾辈应当学习的地方，善学者择善而从也。扶阳派以善用、广用、重用附子著称，赵氏在书中论说：“用不用附子，以及用多少附子，不是凭医者之所好，而是依病情之需要。”这不仅一言中的，实事求是，也是他学习扶阳、运用扶阳的精辟总结。
我和作者结识，是缘于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当时我供职于该学习班，任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师，朝夕相处近2年。学习期间他听课认真，成绩优秀，我们也常在课余一起问难论道，谈吐举止令人钦佩，甚有相见、相识恨晚之感。学习结业后也经常有书信往来，或假来并办事公出之便，到寒舍一叙，促膝相谈，甚是欢愉。转眼之间，已届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今读其大著，深感作者由西医的高材生嬗变为“铁杆中医”，无言无声地表明，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真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顶礼膜拜”，“学而时习之”，老朽焉能不欢喜雀跃。观是书启迪后学，嘉惠医林，奚陈数言以为序。山西中医学院 王世民2012年9月5日壬辰年孟秋于古并州汾水之畔 时年七十有七
自序
由于从小身体虚弱，自记事起我就对中医郎中充满了好奇。
上医学院时我憧憬着毕业后留校任教，或者到附属医院做大夫，为此努力学习，成绩还算可以。我曾是不错的外科大夫，而我现在却是运城市名中医。这个转变缘于中医的神奇疗效，和我对中医的一往情深。“
杏林心路
”折射出我这个转变的心迹；探讨的张仲景之所以成为医圣的几点要素，也是每个中医人所应具备的。从名医是学好中医的捷径，因为可以直接从老师那里学到现成的经验。但我无缘从名师，便只有靠自己多读书、勤临床、勤总结。
做任何学问都离不开读书，学中医更是如此。因为通过读书我们可以间接地学习别人的经验，提高自己。但是在汗牛充栋的医学书籍面前，在我们的精力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读什么书、怎样读就显得特别重要。我的体会是，要学好中医，除了读经典外，读郑钦安的书受益最大。因为它不但可以帮我们加深对经典的理解，进而更好地弄明医理，还可以具体指导我们以阴阳为纲诊断和治疗疾病，从而使疗效上一个台阶。“医理求真”是我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也许对读者会有所启示。
在实践中摸索，多临床、勤总结，也是提高疗效、丰富经验的又一方法。有时我彻夜思考着一个病机，有时多年琢磨着治疗某种疾病的用药。我就像影片《李时珍》中那拉船的纤夫，在医海中跋涉；又像屈原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长时间的读书、思考、感悟、实践，知识在求索中积累，经验在临证中丰富，疗效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我越来越感到中医的博大精深，与中医的情谊越来越深，中医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随着求医者日众，我越发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加之年事渐高，便“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由得“不须扬鞭自奋蹄”。
既然是摸索，就会有成功也有失败。遇到了成功，我不会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成功必有其成功的道理，我努力探究其内在的原因，力求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便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遇到了失败，我也不气馁，更要找出失败原因，以使其变为“成功之母”。然而要准确地找出失败原因，谈何容易！我就曾因为找错了一个失败原因，影响了对支饮十几年的疗效；又因为找对了一个失败原因，一下子使疗效提高了许多倍。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是经验。我不想将其视为私利，束之高阁，秘传儿孙；只希望把它公之于世，能为像我一样无缘从名师的同道们，以及在读、或刚走出校门的中医学子们提供一个借鉴，使他们少走弯路。本书“医案医话”中的医案如实地记录了每个医案的治疗经过；医话则是对成功和失败的分析，有些是我的一家之言。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之后，中医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政府重视，政策到位，无疑给中医的腾飞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中医的真正复兴，还要靠中医队伍里的每一位中医人。笔者以为，作为中医人必须要自强。因为只有自强才能自立，只有自强才能发展，只有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也才能使中医为护佑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为此，每个中医人都应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成绩，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冒昧地决定出版这本《杏林求索》，以此作为对中医药发展所尽的一份责任。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由衷地感谢96岁高龄的朱良春国医大师欣然为本书题词；感谢原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王世民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感谢运城市卫生局田康立副局长、山西中医学院贾六金主任医师、运城市中医院阎钧天副主任医师帮助审稿并进行修改；感谢有关领导、同事及朋友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关心和鼓励。
由于才疏学浅，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医界同道给予批评指正。赵作伟2013年5月杏林心路
一、我为何痴迷中医
好友李君闲来小坐，他突然问我：“你这个60年代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怎么改学了中医，而且如此痴迷呢？”
我告诉他是中医的神奇疗效使我走上了学习中医之路。此中经历了从不相信中医，到学习中医，再到痴迷中医、立志做铁杆中医这样三个阶段。初学中医 缘于疗效
1972年我参加了运城地区在闻喜县卫校举办的西学中班。在医学院看惯了尸体解剖和显微镜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老师讲的虚实寒热、阴阳五行。以至在一次讨论课上当着老师的面，我说中医这些理论说好听点儿是故弄玄虚，说不客气点儿是胡说八道。抱着这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其学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是儿子的病使我对中医刮目相看。4岁的儿子发热7天，在村里吃药、打针都退不了烧，父亲将他送来看病。我带他到医院检查，体温39℃，血化验、胸透均正常，只是咽部有点微红。医生给开了当时最紧缺、也是最有效的青霉素让“回家去打吧”——这也是对同行的特殊照顾。打了三天针，体温不但不降反而有升，孩子不吃不便。父亲急得说：“去住院吧！”在去闻喜的路上，我想最好的药已经用了，去医院又能咋样？还不如找中医看一看。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给我们代课的安植基老师。听了我的陈述，他看了看孩子的指纹、舌苔，又摸了摸肚子，很自信地说：“大肠有火。疏个小方方喝点药就好了。”我难以理解什么是“大肠有火”，虽然似信非信，也只得持方配药，花了2角7分钱，抓了两小包药，立即煎给儿子喝。没想到当天下午体温即开始下降，第二天早晨大便了很多，体温就正常了，孩子开始大吃二喝。真没想到小小的一包草根树皮竟治好了孩子的病，而且见效是如此之快、如此神奇！在事实面前我想，中医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肯定有它的道理。于是我便放弃了怀疑和偏见，开始认真地听课，努力理解，强迫记忆，从此走上了学中医之路。中西比较 偏爱中医
返院后我遇到用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便试着用中医治疗，有时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有时则无效或效果不明显。我将此归结为自己中医基础太差。于是在1985年至1987年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又参加了山西省西学中研究班学习，通过学习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中医知识，为以后的自学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寒假时，本村一妇女头痛四年屡治乏效，以至从深秋起整个冬天畏风恶寒头痛，足不出户，大小便全在屋里。初诊时见她门窗紧闭，围炉火而坐，头上戴着四层帽子仍感冷风直往头里钻。诊后我沉思良久给她开了处方，2剂中药下肚就可在三九寒天到我家复诊，先后三诊服药8剂，四年痼疾一扫而去。病家欣喜若狂送来猪头致谢，我亦不胜欢喜：既为自己的初战取胜而欣慰，更为中医的所向披靡而高兴。
1992年我的一个同事高烧20余天，在县医院按结核性胸膜炎治疗，始则体温略降，旋即又升，再治无效。转入省人民医院，经各种检查诊为变应性亚败血症，用大量激素治疗。仍是始则降温，很快复升再也不降。其夫无奈，背着主管大夫去找曾在我县医院工作过的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贾六金主任中医师，贾看后开了2剂三仁汤，剂尽而愈。被蒙在鼓里的主管大夫欣喜地将她当做一个成功的病例随访多年——却不知实际是中医中药所起的作用。
我曾系统地学过西医和中医，是双科大学生。我也曾用西医和中医治病，通过对它们治疗效果的比较，我逐渐向中医倾斜，以至偏爱上了中医。因为那一个个成功的治验，一桩桩超出西医的疗效，都充分展示了中医的实用性和生命力，也充分显示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我深深地被中医折服了。我十分明白，要想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自由地游逸，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我又是啃经典，又是做剪贴、摘卡片；病人来诊我不但作登记，还要作详细的病历记录以便跟踪观察疗效和总结经验；常常读书到深夜，有时夜里突然有了某点感悟也要立即起床把它记录下来；有时为了思考某个医理、探究某个病例使自己如痴如醉，妻子和我说话我竟充耳不闻，问而不答，气得妻子骂我是走火入魔。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已可得心应手地应用中医药治疗常见病：经输液半月不愈的咳嗽病人，我只要给他喝几剂中药，穴位上贴几片膏药就可治好；顽固的小儿腹泻喝了中药当天就可止泻；久治不愈的坐骨神经痛以针刺为主配合中药7天可愈，且不再复发；深Ⅱ度以下的小面积烧烫伤用自配的中药外敷，无须无菌操作也不必用抗菌素7天可愈，不留疤痕……
我在当地已小有名气，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来自外县及兄弟省市者。我虽然有时忙得不可开交，却也从病人的眼神中读出了感激之情，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和欣慰。学无止境 勇攀高峰
随着求诊者增多，一些疑难病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些是我不曾相识、无法解决的。在它们面前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冲上去，向难题发起冲击。我记住难题，不断地在书海中求索，向名人求教，寻找解决方法。量变必然引起质变。知识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某种灵感，碰巧偶然读到某种理论，和你的想法发生共鸣便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它便像一盏明灯驱散你眼前的迷雾，为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扶阳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通过聆听扶阳派名师的讲座和咀嚼扶阳派的书籍，使我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使我明白了天地交合，天一生水，合而为坎，坎中一阳乃立命之本源；明白了阴阳合一，阳生阴长，阳主阴从，五藏还是一藏，五行是一行的道理；明白了阳气受损是生病的根本原因；明白了人身的精气和五谷之精气、药物的精气都是和大自然的精气相互沟通的。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得以从医学和生命的源头上把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真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也使自己的认识境界得以升华，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站在这个高度上，遇到疾病，只需在阴阳上探求至理，只需在阴阳盈虚上寻找原因，治疗也只需在平衡阴阳上着手，而不必过多地在病名和五行上耗费精力。用扶阳理论指导临床，使原来很多无法认识和治疗的疾病，常能够一药而愈，药到病除。
三叉神经痛发作时异常痛苦：针刺或电击样疼痛常使患者不敢说话、不能进食。西医对此没有好的疗法，药物疗效不确切且副作用又大；封闭疗法痛苦很大疗效又不持久。遇此病人，我从阴阳辨证，用中药治疗，少则几剂、多则月余就可治愈，且不复发。
哮喘也是一个顽疾，因其病因不明，机制不清，治疗乏效，故素有“内不治喘”之说。我研究此病十余年，用传统的方法治疗，有效率勉强过半。通过深入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教训，用阴阳的盈虚进行分析，近期才悟出其内寒的本质。改用扶阳祛阴法治疗，往往一二剂见效，月内临床控制，实属不易，病人也十分满意。
我的一位朋友带夫人从西安看病回来问我：“为什么西医的专家、教授们都说中医治不了病？”我说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医无知又抱有偏见的缘故，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就是他的夫人患室性早搏、心动过速，因病人思维敏感，主观感觉心悸特别强烈。在西安做了冠脉造影，又放置了起搏器，花了2万多元，回来照样心悸不安，还是喝中药消除了症状。
这就雄辩地说明中医要发展、要振兴，必定要靠疗效。作为中医人要有志气、有勇气以疗效服人。
李可老师和我谈起学好中医问题时曾说：“要学好中医，就得换脑筋。”我理解这是针对我西学中的经历来说的。也就是说要学好中医，就必须遵循中医本身的规律，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用中医的思维去分析和诊断疾病，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这也就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提倡的“铁杆中医”。我将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此文2009年2月26日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编辑在标题前加了“一位西医从不相信中医到学习中医，再到痴迷中医、立志做铁杆中医的自述”这样一句话）
二、良师益友伴我行——《中国中医药报》为我指明中医路
我上山西医学院时成绩优良，工作后又曾是很有前途的外科医生。因为看到了中医的神奇疗效和群众广泛的认可性而改学了中医，现在是一方名中医。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在中医临床和学术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中国中医药报》的指引和帮助，我深切地感到《中国中医药报》是我事业上的良师益友。
1987年经过2年的学习，我在山西省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回到绛县中医医院工作。那时我虽然学到了一些中医理论，但在临床工作中却几乎是个门外汉，对任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都心中没数。一天在院办公室我偶然看到了一份《中国中医药报》，它那合理布局的版面、丰富的内容、醒目的标题、美丽的插图，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使我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尤其是学术与临床版，既有理论的讲解，也有名医的经验介绍，就像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课，很有针对性，非常实用。为了阅读方便，我便立即自费订了一份，并从此一订就是几十年。从那时起，我和《中国中医药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报纸每来，我都全面阅览，重点当然是学术与临床，我除了仔细阅读外，还要剪下来，分门别类地贴在一起；对其中的一些经验介绍和临床报道更是要摘抄在卡片上，以便分类研究和使用时查找。自己这样做确实很辛苦，但觉得对临床并没有多少帮助，因为疗效没有多少提高，总觉得没入仲景之门。有时候病人坐在面前，病情稍微复杂一点，我就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诊断，更不知该如何治疗。对此我十分苦恼，却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此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看到了赵明理的文章《要想提高疗效，必须熟读经典》和杨锐娅的文章《读内经，做临床》。文中指出要学好中医，必须要先学好经典。短短的两篇文章却给我指出了学好中医的方向。我反思自己学习中医的经过：西学中时，老师因我们年龄已大，记忆力下降，根本不要求我们在学经典上下工夫。不要说把整本《伤寒论》背下来，甚至连六经提纲都背不全。我们更是放松自己，对《内经》和《伤寒论》一些条文的理解，常常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带实习的老师大多是西学中的，他们多是用西医的思维和方法去分析病情；处方时则是按实验结果选方用药。实习了半年，很少看到令人心动的治疗效果。也就是说，在两年的西学中过程中，既没有学好经典，也没有在实习过程中学到老师们的治疗经验。这就使自己结业后必然会效仿老师们的思维和方法，难怪疗效不佳！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重新补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这一课。于是除上班以外，我利用一切时间钻研经典。遇到不懂的地方，通过查找资料力求弄懂其精神实质。通过一年多的学习，使我逐渐学会了通过审症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然后进行对症治疗。也就是学会了用中医的理论和思维去分析和处理疾病，学会了辨证论治。令人高兴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我的中医水平提高了，临证处方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治疗效果便随着上了一个台阶。更令人想不到的是，2007年运城市卫生局组织全市中医人员摸底考试，我作为一名退休中医师报了名，原本是想检验一下看自己到底学得怎么样，谁知竟然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达到了“运城市名中医”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次看到了经方的神奇疗效，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如我的一个朋友因发作性胸部憋闷，恐惧欲死，数次住医院，却越犯越勤、越犯越重。后我亲眼目睹其发作，按“奔豚症”治疗，一剂见效，五剂而愈，从未再犯。我本人因进食生冷引起胃痛，几天后口渴引饮，喝而愈渴；再后来又增加了便秘。从“治病”出发，我先用滋阴止渴，后服润肠通便，前后治疗月余，病情却依然如故。不得已便向张仲景请教，从《伤寒论》中找答案。通过查找，我认识到其病因病机是寒邪直中伤胃，中焦受寒，升降失司，津不上承，则口渴引饮；但体内并不缺水，加之中焦失运，故饮后胀满；津液不能濡润大肠，则便秘。总由中焦阳虚，升降失司，津液不布引起。治宜温阳化气，用真武汤原方。竟然一剂见效，三剂而愈。这着实令我兴奋不已！我想让同道们分享喜悦，便写了《经方治验二则》寄往《中国中医药报》，没想到几天后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这无疑是对我学经典效果的肯定和极大的鼓舞，从而也增强了我钻研经典和写论文的兴趣和信心。
我作老慢支“冬病夏治”多年，其疗效之好出人意料。我想，如此好的疗效必定有它内在的理论依据。经过查找资料、反复思考，我写出了《对冬病夏治理论的探讨》寄往中国中医药报编辑部，几天后又见诸报端。这不但使我再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而且感到《中国中医药报》真是我的知心朋友，我们之间似乎心心相印，配合默契。
随着疗效的提高，慕名求诊者越来越多；同时我发现诊断不清、治疗无效的病例也越来越多。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常常为不能使慕名而来者病愈深感愧疚。我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医术，但是从何着手呢？
2007年4月20日我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祝味菊》。文中介绍祝味菊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对医学就有浓厚兴趣，不但聪慧好学，且喜刨根问底。少长祖父为他延请数名宿儒讲授医经，但都因不能穷其所问释难而自辞。此后便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后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又曾东渡日本学西医。回国后任成都主政官立医院医务主任。期间曾听讲于卢铸之先生开办的“扶阳讲坛”，从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中受益匪浅。1924年他来到上海，隐居考察近年。后因沪上儿科名医徐小甫之子患伤寒重症，高热神昏，病情危笃，在诸医束手的情况下，他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重剂，使病儿一夜之间转危为安。从而使沪上名医为之倾倒，数位名医如徐小甫、苏陈生等转而向他学习。由此我想，郑钦安的医学思想可使自幼卓尔不凡的祝味菊倾心学习；初出茅庐的祝味菊又可使沪上诸多名医拜倒在他的名下，可见郑氏理论是何等深奥而实用！这使我不由对火神派产生了向往。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就像久旱恰逢及时雨一样，2008年8月《中国中医药报》登出了在北京举办第二届扶阳论坛学习班的消息，我当然积极报名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聆听了卢崇汉、刘力红、吴荣祖、张存悌等几位当代火神派名师的讲座，会后又咀嚼了火神派的有关书籍。掩卷细想，我归纳出了火神派理论的核心内容。这就是生理、病理上重视阳气，认为人体由阴阳二气构成，但阳为主导，阳主阴从，阳主乎阴；阳气充斥人身的上下内外，何处阳气受损、何处阳为主导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何处就会发生疾病。诊断上以阴阳为纲，认证时只辨阴阳。治疗时重视益阳扶阳，喜用、重用附子。临证之余我用火神派的观点审查我以前所记的病例，并惊奇地发现：凡是治疗成功的病例，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诊断和治疗中运用了火神派医学理论；凡是治疗失败的病例，都是在诊治中违背了火神派医学理论。要么在诊断时没有找准疾病的阴阳虚实本质；要么在治疗时没有益阳扶阳。这一发现使我坚定了学、用火神派理论的决心，并使我受益匪浅。临证时只辨阴阳的盈虚，只在阴阳上下工夫。既可使诊断简单化，又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治疗上重视阳气，重视扶阳，就可提高患者的自我祛病能力。有了重阳、扶阳这两点认识，才使我真正理解了《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和“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真正含义。这也就使我对疾病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高度。其直接的收益是当我面对病人时，可以充满自信，常能预告治疗效果，从而使病人心服口服。2009年3月我的学习心得《阴阳为纲判万病 消症愈疾靠扶阳》在昆明举办的“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学术思想研讨暨纪念吴老诞辰120周年”会议上进行大会交流，并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会上吴老的儿子、学术思想继承人、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院长吴生元教授热情地将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赞扬我的求实精神。我觉得这既体现了火神派医家对后学的奖掖和宽广胸怀，也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会后我更自觉地处处以火神派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不但能对常见病、多发病药到病除，而且对一些难治病如支气管哮喘、老慢支、冠心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去年竟治愈2例医院不治的危重病人。一例是早期肝硬化，住院一个多月，黄疸不退，全身浮肿，不能进食，越来越衰弱。医院治疗乏术劝其出院。出院后经服中药治愈，现仍健在。另一例是一位严重心衰伴肝、肾功能衰竭、严重胸水的患者。在医院濒临死亡而病家要求出院。回家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其必死无疑，病家已备好了寿衣和棺木。我第一次去病家时，只见病人端坐床上，持续吸氧，张口抬肩，呼吸困难，头汗如油，四肢厥逆，手冷过肘，脚冷过膝。病属阴阳将脱之危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急用大剂四逆汤回阳救逆。36小时后病情稳定，转危为安。之后继用大剂附子剂而治愈，现在病人仍能参加劳动。这两个治验在当地引起轰动：病家盛赞是中医创造了奇迹；一些不相信中医的人，开始找中医看病；一些鄙薄于中医的中医人又开始积极地学习中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自己完全痴迷了中医，把中医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把促进中医发展看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身在基层，很容易发现现实中中医存在的问题。我便及时写成材料向各级领导反映，帮助领导了解下边的实际情况，为他们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2009年8月，《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一个征文，号召人们为促进中医药发展“献一策”。平时我就感叹一些民间验方的神奇疗效，觉得这些验方都是中医药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在对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有着现代医学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没有引起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随着持方人的年老谢世，这些瑰宝极有丢失的危险。所以民间验方亟待发掘、整理和研究。于是，我写了《民间验方有珍宝 发掘研究义深长——关于民间验方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文章，为促进我国中医药的发展“献了一策”。此文于当年11月在广西梧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获优秀论文三等奖。
回顾20余年来我学习中医的历程，在初期曾走过一些弯路。后来是《中国中医药报》为我指明了方向，使我在对中医的认识和治疗效果上升了两个台阶。我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中国中医药报》对我的帮助和指引，她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试看那几十本剪报，都是“老师”在为我讲学论道；我发表的一篇篇论文、治愈的一个个病例，则是对“老师”的最好回报。（此文2011年6月3日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
三、中医之路这样走
回顾几十年的中医生涯，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要想学好中医，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勤读书，二是多临床、勤总结。多读书重在明医理
做任何学问都离不开读书，学中医更是这样。因为中医学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适应自然及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而这些经验珍藏在流传下来的各种医学典籍中。读书正是我们传承和学习前人经验的最好方法。但是在汗牛充栋的医学书籍面前，在我们的精力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读什么书和怎样读就决定着收获的大小。在这里我有着正反两方面的体会。
西学中归来后，我急于扮演“中医大夫”的角色，便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买了不少书，整天忙着在书报杂志中寻找别人的治病经验，摘抄单验秘方，以便分类保存，供临用时查找。劲儿费了不少，抄了不少卡片，自己虽然很辛苦，但对临床并没有多少帮助。临证时还是用西医的观点分析疾病，处方用药也多是以药理实验为依据。稍微复杂一点的病人坐在面前，我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查都不知道在哪里查，总觉得没入仲景之门。由于疗效不高，我的诊室常常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对此我感到十分苦恼，却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在《中国中医药报》上我看到了赵明理的《要想提高疗效，必须熟读经典》和杨锐娅的《读内经，做临床》两篇文章。文中指出要学好中医，必须要先学好经典。短短的两篇文章给我指出了学好中医的方向。于是我开始重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我利用上班以外的一切时间钻研经典，有些条文要求背会。此时读书的目的是探讨医理，着重领会前人对疾病本质的认识、病因病机的分析、治则的确定和选方用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审症求因，分析病机，以法统方，依方选药。学会了用中医的思维去分析和处理疾病，即学会了辨证论治。在不知不觉中临证处方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治疗感冒，不再是只用银翘散，而是会依证选用桂枝汤、麻黄汤或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口渴，也不再是单一的滋阴降火，而是更多地选用温阳化气。这样一来治疗效果自然也就上了一个台阶，治好了一些久治不愈的病人。
随着求诊者增多，我又遇到了新问题：对一些病诊断不清，治疗无效。我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常为不能使慕名者病愈而深感愧疚。在急需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时候，看到了有关火神派的介绍，使我对它产生了向往。2008年10月我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扶阳论坛学习班，会上聆听了卢崇汉、刘力红、吴荣祖、张存悌等几位当代火神派名师的演讲，会后又反复咀嚼了《郑钦安医学三书》。明白了火神派理论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在生理、病理上重视阳气；治疗时注重扶阳，重用、广用附子；在诊断时以阴阳为纲，认证时只辨阴阳。我认为临证时“只辨阴阳的盈虚，只在阴阳上下工夫”，既可使复杂的诊断简单化，又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治疗时重视扶阳，广用姜、附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祛病能力。在学习郑钦安理论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解。真正理解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和“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深刻含义。这使我在临证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清疾病的本质，疗效也就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在面对复杂的病人时，可以充满自信，预言服药后的效果，从而使病人心服口服。即使遇到未曾见过的病证，也可从阴阳的盛衰进行辨治。
回顾我读书经历的两个阶段，抱着两个目的，取得了两种结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学好中医不但要勤读书、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会读书。所谓“读好书”就是要多读经典，吃透本质；多读对认识疾病本质、了解医理有帮助的书，在弄通理法方药上下工夫。也就是通过读书学会用中医的思维去认识、治疗疾病；而不是只学别人的一方一药。此即谓“能学古人之法，不学古人之方”。
所谓会读书。就是读书时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读书时要静。读医学书籍不同于读小说，读书时必须选一个安静的环境，静下心来认真地读。我的体会是白天几乎读不成，因为白天常有人来，你刚看了一段，思想刚钻进去，突然有人打搅了，又得好长时间思想不能集中。所以最好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置身于喧嚣的世界之外，静静地读书。想象着在万籁俱寂的夜晚，皓月当空，在听作者传道授业，自己不时提出心中的疑问，师徒论道释难，不但其乐无穷，往往是受益匪浅。
其二是要细。读医学书籍不能满足于“看懂了意思”，而应是“吃透精神”，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而应是深刻领会。过去曾看到有人说“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咬文嚼字”，对此理解不深。及至自己写过几篇文章就体会到了其深刻含义。因为自己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常常为表达清楚一个意思要反复思考、反复斟酌字句，有时候甚至要考虑好几天，写出来甚至还不满意。才体会到了作者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反复推敲的。如果我们不仔细咀嚼是很难领会其深刻含义的。所以读医学书籍时一定要每句话、每个字都认真地读，细细地领会。
其三是结合临床。我们读书是为了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所以在读书时要紧密联系临床。要用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去对照检验自己过去治疗过的医案，这样一对照，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不足，也就是提高。我在学习扶阳理论后，便用郑钦安的学术思想检验过去记录的医案，发现凡是治疗成功的医案都是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扶阳理论；凡是治疗失败的医案，都是没有运用扶阳理论。正是有了这个认识，才使我自觉地用扶阳理论指导临证。且经临床实践一再证明扶阳理论是正确的，是实用的。勤总结才能医术精
我知道临床疗效是检验医生医疗水平的唯一标准。我无缘从名师，我的医疗经验就只能在总结每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医案中积累和提高。而要这样，如何保存患者的原始诊疗记录，则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中医院上班时，实行门诊挂号。门诊诊疗手册都由病人持有，如不复诊，我们就无从知道治疗效果。为了观察疗效，我另备了“疗效观察”本对其医案进行记录。每人一页，连续记录，前后观察，以便总结。
在我自开诊所后，病人较多，再用以前的办法则费时费力，病人往往有意见。于是，我自己设计了一种中医处方签：在处方签的下端留有适当的空格，设置“病证摘要”栏。对就诊者的四诊所见、病因病机、诊断、治则等最突出的要点进行简要记录。上端则是处方。这样一来，每一张处方签都是我用中医的思维分析、处理这个病证的完整记录。诊疗之余，再对较复杂的或认证欠清的医案，依据“病证摘要”，结合当时的记忆，详细地记录在“典型医案”本上。然后对照有关经典或文献，审视自己对疾病的分析是否正确，选方用药是否精当。病人复诊时，“病证摘要”栏则主要记录治疗效果，以检验前次对疾病的认识及用药是否正确，以及确定本次的治疗思路。晚上再将其记在“典型医案”上。
事实证明，记入“典型医案”本的不仅是当天就诊者的抄录和补充及疗效观察；有些是诊断不清的病例，有待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有些是病人初诊的疗效很好；有些则是病人未来复诊，但介绍同类病人来就诊，我从后者口中获悉前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病已痊愈。对于后两种情况，我便找出当初的处方补充记录，作为成功的经验，以供借鉴。
整理“典型医案”本中的每个病例都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个案总结。整理的过程正是运用中医理论分析认识疾病的过程，是学习和强化中医思维的过程，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一种修炼。正是经过不断地修炼，在日积月累中我的医疗水平才有了明显提高。这些年来我记了几十本“典型医案”，写了百余个个案总结，其中有20多个已在报纸和杂志发表。门诊处方每日装订，逐月捆绑，按年包封，妥善保存，以备查阅。这样一来，凡是在本所就诊过的每位患者，如有必要，都可查找到某次或全部的就诊记录。这样做不仅是对病人负责，也十分有利于自己进行总结。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医疗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面对病人我可以从容不迫，处理病人常能得心应手。不但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药到病除，而且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如支气管哮喘、老慢支、冠心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小儿多动症、老年性痴呆等。2010年竟治愈了2例医院不治的危重病人：一例是早期肝硬化，住院一个多月，黄疸不退，全身浮肿，不能进食，极度衰弱。经服中药治愈，现仍健在。另一例是一位严重心衰伴肝、肾功能衰竭、重度胸水的患者。病人因濒危自动出院，在阳气欲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就在病人家里用大剂四逆汤回阳救逆，36小时使病人转危为安，继用大剂附子而治愈。现在病人不但健在，并可参加劳动，且后来的胸片显示扩大的心脏竟有所缩小。这两个治验彰显了中医治疗急危重证的威力，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中医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常常想，作为中医人，不只是要有过硬的本领能为病人治好病，以此彰显中医的博大精深；还要立足本职，胸怀全局，站在中国，放眼世界，要主动地为促进中医的发展操心出力作贡献。为此我曾多次建言献策，为中医的发展鼓与呼。我的文章《我为何痴迷中医》和《良师益友伴我行》先后见诸报端，我提的《民间验方有珍宝 发掘研究意深长——关于民间验方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建议，2009年11月获第三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我还作为运城市中医立法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中医立法有关条文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中医药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四、从张仲景成为“医圣”所想到的
在中医界人们把张仲景称为医圣。我常常想，在张仲景之前及他生活的年代，为医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别人不能，唯独张仲景能成为医圣呢？带着这样的问题，金秋十月，我拜谒了南阳的“医圣祠”。
置身于庄严的医圣祠，瞻仰张仲景塑像，聆听导游的讲解，品味一幅幅楹联，细读张仲景组画，沿着张仲景的足迹，我寻找他之所以“成圣”的内在原因。耳濡目染 产生兴趣
公元150年，张仲景出生在河南古南阳郡涅水北岸一个叫涅阳的镇子里。当时南阳一带常有瘟疫流行，每次瘟疫到来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轻时村村闻哭声，家家戴重孝；重时路断人稀，田园荒废。他的一个同族叔叔张伯祖是南阳一带的名医，经常有病人上门求医，或者请他去给人治病。幼年的张仲景经常围在叔叔身边或跟着他去给人治病。他亲眼看见一个个危重病人经叔叔治疗后很快转危为安，对叔叔的高超医术赞叹不已。在张仲景幼小的心灵里，叔叔是他崇拜的偶像，早早便产生了做医生的志向。他常常想，我要是个医生，也能像叔叔一样治好好多人的病，该多好啊！
人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幼年的张仲景在叔叔张伯祖的影响下，对中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张仲景学习中医的原动力和他日后成为医圣的原因之一。“中医世家”在我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这些家族里常常是名医辈出。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后辈能得到先辈的言传身教外，大概与从小就感受到家庭的熏陶，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从而从小即产生学习中医的浓厚兴趣不无关系。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振兴中医，培养名中医，应该从娃娃抓起，要从小培养他们对学习中医的浓厚兴趣。某些地方举办少年儿童假期中医兴趣班的尝试确有其可取之处。胸怀大志 誓为名医
张仲景从小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启蒙以后，他除了努力学习一般儿童应该学习的课业外，还喜欢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前人留下来的医学著作。看书之余就跟着叔叔张伯祖外出治病，在实践中一方面检验和加深理解书本上的医学理论，同时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听叔叔讲解医经和医理。不知不觉中三年过去了，张仲景读完了《内经》、《难经》等书籍。同时他还处处留心观察，搜集了许多民间验方。他的勤奋好学使叔叔十分高兴，便把自己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他。渐渐地张仲景已能给人们治病。
张仲景努力学医为民除疾的事很快在南阳郡传开了。一天，他去拜访一位在京的本地名人何觎，交谈中何觎鼓励他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好医生。张仲景则笑着说：“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古人一般认为良相治国，良医救民。十几岁的张仲景就已经立下了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志向！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有句名言：“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此处的“愿力”是指目标、理想、志向。是讲一个从医者，只有胸怀一个大志向，才会有一个大建树。因为一个人有了崇高的理想和远大志向，就会目标明确，就会产生无穷动力，克服艰难险阻，才会有大的作为、大的建树。纵观历史上的名医，除张仲景外，李时珍、李东垣无不是这样。牢记使命 视病如亲
医生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有的人把它当做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这种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医德，面对病人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赚钱；张仲景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从小就目睹了邻居、朋友和亲人的因病离去，一次次感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在这里，“病人”本来就是他的亲人，并扩而广之，他视所有的病人为亲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是他对自己在疾病面前不能保护亲人的遗憾和自责；而“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伤寒论》序）则成为他学医的初衷。可见，在张仲景眼里医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治病救人是履行责任的行为，而钻研和提高医术则是完成好使命的资本。责任重于泰山！在仲景祠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张仲景的一生，是在奋力完成他既定使命的一生。
张仲景的医术在全郡出名以后，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从不摆架子，不管贫富贵贱，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找他，他都立即前往，并且认真诊断，精心治疗。就连外出采药时遇到病人，他也主动给人家治病。有一年夏天，张仲景到桐柏山区采药，路过一个村子时，听到阵阵哭声。一打听原来村子里正在闹瘟疫，还死了不少人。有一户人家，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偏偏得了大病，病得不省人事。老两口急得束手无策，哭成了泪人。张仲景听了，不顾有被传染上疾病的危险，毅然走进屋里对老人说：老人家，不用哭，我来给弟弟治病吧。他给病人把了脉，又经过仔细检查，然后开了药方，并守在床头指导病人服药。经过两天的治疗，病人转危为安。同时他也抽空给村里的其他病人治病。当他治好了村子里的全部病人走后，村里人才知道他就是张仲景。人们赞不绝口：真是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啊！
由于张仲景才学出众，医术超群，为人诚恳，造福乡梓，因而深受南阳郡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在他30岁时即被举为孝廉，并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即使在长沙任内，张仲景也没有因为繁忙的地方政务而冲淡和荒疏对医学的爱好和研究。相反，他身为地方长官，从广泛的角度看清楚了疾病对百姓的危害。一有机会，他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留意收集民间验方。闲暇时间，则召集地方名医，探讨医理，相互学习。不仅如此，当有病人找他时，他就在太守大堂上给人看病，从而在中国的词典里有了“坐堂医”的典故。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张仲景在实践中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光有为民治病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精深的医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张仲景急切地想提高医术，便问叔叔：您的医道这么高明，是怎么学来的？张伯祖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告诉他说：要想成为一个好医生，必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为此，他除了拜张伯祖为师，下工夫钻研医药，精求方术外，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医生或好方子，总是不顾路途遥远，不辞辛劳地赶去求教。
一次他和好友宁远吃饭时，发现对方气色不对，经仔细诊脉，确认对方患了病。便告诉好友你已患了消渴症，现在还是初期，没有什么不适。三个月后，将会出现头痛不眠，尿量增多；六个月以后，必将饥渴难忍，多饮多尿；一年之后，会背部发疽而死。并为其开了药方，嘱其务必认真服药，否则病将不治。谁知宁远自恃健壮，又没有任何不适，认为张仲景在故弄玄虚，就根本没当回事。三个月后，病露端倪，他仍未在意；半年后，病情严重，才去找张仲景。张仲景见状，长叹一声说：病已至此，我是无能为力了。准备后事吧！
谁知一年后，宁远又来找他。他见宁远不但还活着，而且气色极佳，脉息平和。他不由大吃一惊，急问：宁远，你一定是遇到神人了！于是宁远给他叙述了一年来修道治病的经过。
原来宁远认为自己反正难免一死，便决定出门去游历名山大川，也乐得快活半年。当游到茅山，在清玄观遇见一位医术高超的道士，便在观里住下来，一边当童仆，一边请道士治病。一年下来，自己的病也就治好了。张仲景听完感慨万千：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我差得太远了！说罢便沐浴焚香朝茅山拜了三拜，然后告别家人，去茅山向老道学医去了。
当时南阳还有一位名医叫沈槐，张仲景几次想拜他为师，他都拒绝不收。因为那时的医生们大都将医术视为珍宝，秘不传人，甚至传媳不传女。张仲景并不灰心，当他得知沈槐虽已年过七旬，身后却无子女，整天为后继无人而发愁，经常闷闷不乐，积虑成疾，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因为沈槐就是名医，故南阳当地的医生们没人敢去给他看病。张仲景便主动前往，要求给他看病。诊断后，开了个药方：用五谷杂粮各一斤，团成蛋，外面涂上朱砂，叫病人食用。沈槐一看这个药方，觉得非常可笑，而且越想越可笑。他让家人将那用五谷杂粮做好的药丸挂在房檐下，每逢亲戚、朋友或同行来看望他，他都要奚落张仲景一番：看，这就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治病？还想当名医呢，笑话，笑话！说完，就哈哈大笑。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病竟然好了。此时张仲景又去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锛子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张仲景是在用调理情志的办法给自己治好了病，真是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真诚地说：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不都是您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便收张仲景做徒弟，把自己的医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张仲景和其他年轻郎中。著书立说 造福后人
公元195年以后，又一轮瘟疫开始大规模流行，其持续时间之长、死人之多实属空前。“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之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论》序）亲人的病逝，使张仲景十分悲痛。深感人们在瘟疫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奈。同时他又看到当时的医生们对医术不求甚解，诊病时草率从事的陋习，“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伤寒论·序》）担心这样下去，不知还要有多少生命丧失在病魔和庸医手中。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辞去太守的职务，一方面为民治病，一方面把自己的医疗经验写出来广传于世，以提高广大医生的治病水平，帮助人们和疾病作斗争。于是，在总结前人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参考收集到的大量民间验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开始埋头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自信“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论·序》）《伤寒论》的问世，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它不但哺育了诸如华佗、孙思邈、李时珍、金元四大家、清代的温病学派等一代代名医，直到现在，仍是我们辨证论治的圭臬。不仅如此，《伤寒论》早已走出国门传至日本、朝鲜等国，造福于世界人民。
仰望着高高竖立的张仲景塑像，我似乎悟出了点儿他之所以成为医圣的原因。我想，我们每个中医人，不管你是从事临床的，还是从事教学或研究的，也都应从中受到某种启迪。（此文2011年11月3日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五、民间验方有珍宝 发掘研究意深长——关于民间验方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个“宝库”包括两方面：一是历代医学家们留下的浩瀚的医药典籍；一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单验秘方。如果说前者作为中医药文化结晶的载体，主要体现着中医药理论和学术价值的话，后者则是以其奇特的疗效在现实生活中无时不在向人们展示着中医药的实用价值。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于前者，研究者日众；而对于后者，问津者甚少。尤其严重的是高层决策者中很少有人顾及后者，从而使医药宝库的一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在当前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民间验方便成了促进复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积极发掘、整理和研究民间验方，意义重大而深远，刻不容缓。历来中医在民间 民间验方多珍宝
纵观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不难看出，中医药始终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它一直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历史上民间的医生主要以两种方式行医：一种是有固定住所和行医地址的“悬壶医”，主要是开方、配药令病人煎服；另一种是手摇铜铃，走街串巷，游走四方的“走方医”，他们主要是用自制的成药为人治病。这些所配制的中成药往往有服后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试想，但凡有一些名声的医生，都会有一两手“绝活”，也就是都会有一两个治病特灵的验方，不管这些验方是自创的还是来自典籍，但它们都是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疗效奇特、立竿见影。由于这些验方是持方者的衣食来源，持方者无不视这些方子为奇珍异宝，绝对秘不外传——这大概就是验方又称为秘方的原因。
医学科班出身、行医四十余年的我从内心瞧不起土医、偏方。是表弟的病使我亲眼目睹了秘方的神奇，从而也使我对其刮目相看。2005年表弟全身淋巴结肿大，经某肿瘤医院病检，确诊为：恶性淋巴瘤，让其进行化疗。经化疗肿块很快缩小乃至消失，但停药后很快复发，再次化疗则无效。改变方案后，强烈的副作用使表弟感到“比死还难受”而拒绝化疗。全身各处迅速增大的淋巴结层层叠叠形如垒卵，使脖子肿得比头还粗。表弟呼吸困难，不能吃饭，无力活动。在求生无望、坐以待毙之际，表妹给他送来了某“土医生”配制的“专治圪塔的药”，他抱着无奈和试试看的心情开始服用。然而服药后很快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3天后表弟感觉轻松，5天后呼吸通畅，知饥欲食，精神好转，肿块在缩小。服至3个月肿块竟大部分消失，表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表弟高兴地见人就说，是“神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中医药真了不起”！我从来没见过疗效如此神奇又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治癌药物！它使西药的一切化疗方案相形见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民间验方真能治大病，民间大有良方在！
我曾去拜访配制“神药”的“土医生”。她是一位78岁高龄的老妪，大字不识几个，不懂药理医理。配方是公公传给她的，她只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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