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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5 1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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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成嵩,王喜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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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年华

农耕年华试读:

农具漫谈

农民的“锄镰犁刀

铲耙”,就是他们手脚、肩腿的延伸,是他们智慧的着力点。甚至可以说,农具就是农民身心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相互博弈之后的相互馈赠”。

农耕文明的活化石

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这话不过分。

而说到农耕史,历代“农桑笔记”之类的史料文字当然是重要的线索,但人们眼前更多“物化的活史料”往往会被忽略——那就是各式各样的农具。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农耕史,其实是农人一锹、一

刨出来的,是用

耙耕出来的。

农民的“锄

犁刀锹铲耙”,就是他们手脚、肩腿的延伸,是他们智慧的着力点。甚至可以说,农具就是农民身心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相互博弈之后的相互馈赠”。

我们今天吃到的面包、面条、馒头,都是面粉、米粉制成的,但将稻米麦粒加工成粉,几千年前却让人费神费劲。开始人们只能用石头将谷物压碎,后来又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粮食加工了。

春秋鲁班发明了石磨:两块坚硬圆石上,凿些密密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谷物磨成粉了。杵臼的上下运动成了磨的旋转运动,杵臼的间歇工作成了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中国农具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木石制农具、奴隶社会的青铜农具和封建社会的铁制农具三阶段。

最古老的挖土工具,是由挖掘植物根部的尖木棍发展来的。尖木棍下端安一横木,便可以用脚踩,使之容易入土,这便是“单尖耒”,后来又衍生出“双尖耒”。又在这基础上改进为扁平的宽刃,这就发明了“铲”、“锹”、“耜”、“锄”。

收割谷物的“镰”,是受动物尖利牙齿的启发而创造的。先是壳镰,而后是石镰、青铜镰、铁镰,并发明了“锯齿镰”。在商代,镰被绑在竹杆上,成了进攻的兵器,到了宋代则成了专门对付马腿的钩。“钩镰枪”成了岳家军打败金兵“连环骑兵”的专用兵器。

比青铜还要坚韧锋利价廉的铁出现后,很快,铁制农具代替了石器、木器、青铜器农具。

唐朝出现了操作灵便的曲辕犁,它特别适用于我们南方的土质粘重、田块较小的低洼水田,为大面积种植水稻奠定了基础。而耙的发明,使水田泥土破地更碎,打得更糊,有利于农民插秧落谷。

唐朝人很聪明,他们还发明了脚踏的和牛转的水车,解决了水田提水灌溉的难题。明清以后,又发明了风车,继人力、畜力、水力之后,又用上了风力,这在中国的农具史和能源使用上是个突破。

加之风扇车的出现,利用鼓动的空气,分清不同籽粒,扇去谷糠,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体系,极大提高了生产力。

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中华农耕文化的创造发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走在世界的前列。据资料记载,耕翻的犁耙,比欧洲早了二千五百多年;收割的镰、勾,比欧洲早了二千多年;灌水的链斗水车,比欧洲早一千六百多年;农产品加工的石磨、风车比世界早一千五百多年……早在七千年前,我国就有了水稻,比日本早四千四百多年;早在五千多年,我们的祖先就知道植桑、养蚕、缫丝;公元前五百年,丝织品就出口到古罗马帝国,被欧洲贵族称为“软黄金”……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表现了我们民族富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虽已进入机械化、电器化时代,但在乡村仍保留着一些石磨。磨面粉、磨芝麻、磨豆腐,居家主妇们都知道“小磨麻油”就是比机械加工的香。

而乡村仍在使用的农具,又何止石磨?许多地方的农耕中,还能偶见犁、耙、碌碡、风车、水车、扁担、

、粪桶、

农船

等等旧式农具。这些都是农耕社会生产力组成的重要部分,是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些“活化石”,我特选一些常见农具、用具,作一小传,使大家能够“管中见豹”。犁

讲到农耕文化,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犁,这犁,从石器时代的石犁,到青铜器时代的铜犁一直到如今的木犁、铁犁,甚至还有皇帝御用耕田的“金犁”。

有一首民歌说:“二月二,龙抬头,天子扶犁臣赶牛,正宫娘娘送午饭,宰相覆土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

在北京先体农坛,过去有一个“御耕台”,就是皇帝每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亲自扶犁,耕种“一亩三分地”的场所。当日上午,天子率百官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棚悬彩,并配有乐队、唱工百余人,奏乐,唱《三十六禾词》”,围观者万人。

这一亩三分地的土,都是选用的肥田熟土,事先用箩精心筛选过,又肥又松又软,这样皇帝耕起来,才轻松愉快,毫不费力。御耕时,皇帝左手执黄尤绒鞭,右手执金龙犁,两位老农牵牛,户部尚书帮着扶犁,来回耕三趟,就礼毕。然后,三公五耕,卿侯九耕,文武百官也来耕个十几下,这犁田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每年一度的“御耕”,据史料记载,约耗银九百两,相当于一千人一年的口粮。

农民犁田,可不是这样轻松,在集体生产时,队里的犁田手,都是种庄稼的老把式,他不仅十八般农具样样精通,而且种稻、种麦的一百二多种农活样样在行。

每到耕田季节,耕田手就会破晓起床,紧犁辕,装犁铧,上犁头,套犁扣,绞犁索,执犁鞭,扛着犁,牵着牛,下田耕地。“啪”!耕田手一挥牛鞭,就像是在牛背上炸响一个炮仗。这很有讲究,这鞭梢紧贴牛毛而过,既赶了牛,但又不伤着牛,这就是“绝活”。

然后犁田手又唱起耕田号子:“嗨……哎……嗬……,哎……”这声音清脆宏亮,在山谷中回荡,只见黑黝黝的土在脚下滚翻,不一会儿,就犁开了一大片。

犁,作为一种农具,留存于世,距今已有近6000年的历史,最初农民是用木棒、石器挖垦土地,叫木犁、石犁,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了铁犁,到了唐代,我们江南水田耕作,才使用“曲辕犁”,提高了农民耕田的水平,它标志着中国耕犁的发展史进入了成熟阶段。到了明清时期,又对犁加以改进,使犁辕缩短、弯曲,犁的结构更加轻巧、灵活,也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在拖拉机没有出现前,我们还发明了双轮双铧犁,这已经有点半机械化了。

有一个成语叫“铸剑为犁”,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远离战争,将打仗的钱节省下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据说在联合国总部还专门制作了一幅“铸剑为犁”的浮雕,呼唤人们热爱和平,发展经济。镰

由南向北的麦收已近尾声。

金黄色麦浪里,成百上千的收割机在吞穗吐粒,它们现在是麦收时节的主角了。

早先麦收的画面上,少不得关中平原的“麦客”,以及他们手上那张银晃晃的镰刀。“四月小满,黄穗在田。”农人心目中,开镰是件神圣的事情,凭一柄弯镰,落一地汗水,多少仓廪足。

其实在古希腊神话中,镰刀也早就是“丰产之神”克洛诺斯的标志。

用镰刀和铁锤绣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作为工农象征,应该说主事者是动了脑筋的。

镰刀在农耕文明中,是农民劳作的主要生产工具,它可割可剐,可钩可削,可砍可斫,可挑可劈,用途非常广泛。

从娃娃下田割猪草,到巧媳下园挑青菜;从青壮年上山砍柴,到老年人在家前屋后修树枝,都要使用到各种式样的镰刀,那锯齿镰、月芽镰、平刃镰、长柄镰、小铲镰等等,在镰刀家族里,据说有百多种。

我在基层工作时,曾结识一位打柴的朋友。他每天头遍鸡叫就起床,把镰刀

得能照见人脸,吃罢早饭,在怀里揣几个热山芋,就踏着晨霜和朝露,扛着扁担和绳子上山砍柴了。

不管山高路远,他总能在人迹稀少的大山深处,割回一担担红茅山草。手里那把长柄镰刀,非常擅长“吃草”:在他奋力手舞时,只听嚓嚓嚓嚓,银光闪处,一堆堆、一丛丛山茅草纷纷倒地,顺手三划两划,用山藤一捆一扎,就是一个捆得结结实实,齐刷刷、圆滚滚、胖乎乎的草捆子,用脚一踢就顺势滚下山坡。

砍、拉、削、舞、斫……镰刀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一个吃草器、割草机。

听这位割山草的能手说,他手里这把镰刀救过他两次命。

一次是在一个风雪夜之后,他在山崖上砍柴,突然脚下一滑,一脚踩空,竟从山崖上跌落下来,他吓昏了,耳畔只听呼呼风响,但他一个劲地挥舞手中的镰刀,也该他命不该绝,碰巧让他钩住了长在半山腰上的一棵松树,他使劲吊住镰刀,爬上了松树,然后撕碎身上的衣服,搓成绳子,慢慢地系下山来。

另一次是他在荒山割草行走间,猛地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搭上了他的肩膀,从太阳光照的影子里,他发现了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尾巴。

他知道遇见了凶狠的狼。这时绝不能回头,一回头狼就会顺势一口咬住他的脖子,他不紧不慢地走着,猛地向背后砍上一镰刀,恶狼“嗷”地一声惨叫,留下一摊血迹,转身就逃,“哪里走!”山里人一个飞镰斫去,把狼头砍下来半个。

这把镰刀从此成了他的好兄弟、好伙伴。临终,他吩咐家人将镰刀伴自己一同入墓。

开镰是件辛苦事。白居易有“观刈麦”的田园诗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垅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向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昔夏日长。”好一幅全家老少忙麦场的夏收图。

开镰,也是农人盛大的节日。面对着黄澄澄、翻滚滚无边的麦浪,人们拿着镰刀,来到丰收的田边,习惯地摘下一两个麦穗,然后用手一搓,嘴一吹,两手一上一下一扬,一粒粒光闪闪饱绽绽的麦粒就在手掌中跳跃,放进口,慢慢咀嚼,那芬芳、青香的气息就摄入人的五脏六腑,香甜,更醉人。

好的刀手,用镰刀割麦子,如春蚕噬叶,风卷残云,一斫就是一大块,一拖就是一大片,割得快、割得齐,麦椿短,不带泥。

镰刀上像是长了眼睛,在收割净的麦垙上绝不遗下哪怕是一株两株田角地边的短穗小穗。一趟割到头,身后就留下一个个或立、或卧、或倒或仰的麦捆子,像是“麦娃”们在蓝天白云下翻筋斗、叠罗汉。

镰刀正逐渐被收割机取代,但开镰时节的劳动场面,依旧是值得珍存的一帧美丽画卷。锄

锄头,可除草、翻土,作为南北都使用的一种农具,存世已五千多年历史。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使用石锄来锄地。《秦本记》上就有“秦人荷锄”的记载。

我没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种锄,据我所知,有开山锄、采药锄、锄草锄、板锄、平锄、条锄、尖嘴锄、月牙锄,甚至还有林黛玉葬花用的花锄、黄梅戏中《打猪草》的“打草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儿时就知道农民锄地的艰辛和粮食的金贵。

后来读史,知道早在五百多年前的元朝,农民就组织过“锄社”:十几户农民组织起来,“拌工锄地”,使缺劳力的农夫也能获得丰收。

这比毛泽东提倡的农业合作化早了五个多世纪,说明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互助合作”抱团生产。

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农民手把手地教我使用锄头。锄头能削、能刮、能挑、能劈、能铲、能挖、能勾、能筑、能斩、能撩、能拾、能翻……锄头在农民的手里千变万化,使农耕文化结出累累硕果。

锄头底下三分雨。锄,不仅能除去田中的杂草,而且能松土保墒,使土壤里的水分不易蒸发,能在抗旱中发挥作用。

锄头底下三分肥,是指农人早起,用锄头拾粪,不管“冻三九”,还是“热三伏”,天刚破晓,就有农人背起粪筐,跑田埂,上山坡,溜河湾,像寻觅宝贝一样,荷锄拾粪,给庄稼积蓄肥料。没有粪臭哪来谷香,粪肥,是如今任何化学肥料无法替代的。

如今,农村实行机械化,但是农民仍然离不开锄头,大片的土地可以用机耕,而边边角角,机器无法转身,锄头就有了用武之地。

常州有许多园艺工具厂,专门为日本和欧洲生产园艺锄头,和小锹、小铲配在一起,作为人们侍弄花草的工具。

这小小的花锄,进入城市,进入高楼大厦,进入屋顶花园,进入城里人的阳台,仍在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锹

锹,常规农具,用于开沟、翻土。锹,和水利建设结下不解之缘,不管是大运河、淮河、海河、黄河,都是千千万万农人用铁锹挖出来的。

在手工劳作时,农民用锹开草塘、挖排水沟。转秧田放水、排水、管水,整修田埂,开缺口、堵漏、防漏,能扛锹的都是十级工的劳动力,是种田的好把式。

我认识一位来自里下河的“锹王”,他使用的是一把祖上留传下来的大铁锹,他爸爸用这把锹,修过长江的江堤、运河的河岸,也治过淮,枣红色的锹柄上,溜光得滑,闪着光泽,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六十年代开大运河,我见识过“锹王”的厉害。他挖出的土块,平平整整,四角方方,不破不碎。每块约七八市斤。一副粪箕,一头装五块,每担七八十斤。这是在“拿河心”,从下坡到上坡,有三十多个台阶,要爬上去倒土,担子可不轻啊!

有位长着一脸横肉的中年人,要和一个小伙子比赛挑担的工夫,在粪箕内装了二十多块土,这担子可有一百八十斤。那中年人有股子“蛮劲”,腰一弯,憋红着脸,使劲把担子挑上去了。接下来,轮到小伙子起担了。正要装土时,“锹王”说“慢”,要小伙子将粪箕放到十五级的台阶上去。说时迟,那时快,“锹王”起土时,两臂一扬,一块湿粘土便越过众人头顶,稳稳当当地落在小伙子的粪箕内,紧接着一块跟着一块的“飞泥”从天而降,将小伙子的粪箕装满了。

这“锹王”飞土入筐的绝活,将众人看呆了,要知道,这自下而上的扬程足有五米,这锹上的力道、准头可不是一年两年练出来的啊!人们异口同声地叫道:“神锹”,“锹王”,真正的“大力士”!

小伙子轻轻巧巧地把这担土挑上去了,他少爬了一半的台阶,关键时刻“锹王”帮了他的大忙。“年轻小伙子,正在长筋骨,把这担土挑上去了,压出毛病,可不要害人家一辈子!”“锹王”一席话将那位中年人说得满脸通红。

抗洪排涝时,我跟随“锹王”巡查圩堤,他不紧不慢,一步一步从堤内看到堤外,这时,堤外河水漫漫,浊浪翻滚,而堤内却禾苗青翠,炊烟袅袅。这时我突然发现堤内有一处在往外冒清水,他用铁锹轻轻一挖说:“不要紧,这是鼠洞蛇洞,于大堤无碍,水漏完了就没事了。”但当走到一处堤内冒浑水时,他立即叫我敲锣报警,说:“此处很危险,堤下有灌涌,要下河排险,打桩护堤。”很快抢险队来了,在他的指挥下排除了隐患。我真感到不可思议,他那把神奇的铁锹仿佛长了眼睛,能洞察一切。

说到铁锹,在《水浒》上有位英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也是用的一把铁锹作为兵器,锹,既是农具,也是武器。

其实,我们部队的战士,每人也都有一把工兵锹,这锹能挖战壕,也能在近距离和敌人肉搏时当武器使用。据资料介绍,现代军用锹有几十种用途,能砍,能挖,能斩,能切,能锯,能削,能量,能剪,能抠,能攀……简直就是一把“军用万能锹”。锨

看姑娘的针线活看过肩,瞧小伙子的种田本领看扬锨。

这是在农耕社会,乡下人相亲的两大绝窍。

大姑娘能在剪裁衣服时,学会了过肩,说明这是位巧姐,什么针线活也难不了她。

而种田的小伙子,如果能在场头上,手握扬锨扬场,同样说明这是位种田的好把式,耕耖犁耙,场头船上,什么样的农活也拿得起来。

一个村上,上百户农家,会得扬场的也就是七八个人,都是些巧农民,属于拿十二分工的顶尖劳动力。

秋粮收割后,经过脱粒、暴晒、过筛,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扬场了。

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场头堆放着一座座金灿灿的粮山。

扬场的人,手拿扬锨,站在上风头,不紧不慢地把粮食向空中抛洒,扬锨扬起来,粮食在半空中像天女散花一样,迎着阳光,向下撒去,真个是“满天谷雨纷纷下,不尽粮流滚滚来”。根据重物先落下来、轻物后落下来的原理,籽粒和谷物的枝蔓、叶片和空瘪粒在半空中就分开了,饱满的谷粒在空中哗哗抖落,落在上风头的是粮食,落在下风头的是淘汰出局的杂物。

凉爽的风呼呼吹着,漫扫帚的人头戴帽子,包裹头巾,站在被扬出来的粮堆下面用扫帚一下一下地漫着,他一下一下漫掉了浮在谷物上的杂物,随着扬锨的起起落落,他慢慢地漫出了一座金山。

同样是一穗稻谷上结出的稻谷,经过扬锨的考试,在风的公正裁判中,有的自信落下,有的洒泪出场。

手握扬锨的劳力,看似不紧不慢,而实际上非常费劲,完全靠腕力和巧劲,这一抬手,一扬锨的谷物被抛向高空,一条金黄色的弧线尚未落下,第二锨的谷物又抛上了高空,如此一锨接一锨,一道弧线联着一道弧线,一时一刻也不能停顿。

人们计算了一下,一堆谷物总有上万斤,每锨只能扬起三五斤,一个下午,扬谷手要起起落落两三千次,按每分钟扬五次计算,至少要连续干六七个小时。

这样的功夫,可不是一年两年练出来的。

更为难得的是,扬谷手既要迎风扬谷,更要能扬无风谷,这扬无风谷,扬谷手的抛物线要抛得更高,而且要抛成一个弯弯的月牙形,靠空气的流动,形成自然的风力,将谷物和杂物分离开。这空气的流动,就是靠抛向空中的谷物撞击的。

麦收和秋收的扬场是乡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扬谷手的举手投足之间就是一门精彩的农艺表演。

这时,打谷场上经常围了许多孩子,他们也学着大人模样,用小手抄起一把把谷物,向空中抛去,他们长大了也想当一名扬谷手,来继承祖辈、父辈的事业。磨

提起磨,就使我想起锡剧《双推磨》的词:“磨儿磨一磨,黄豆拗一拗,豆子进磨银浆四面冒。”

以磨坊有关的戏剧,怕有几十个,有京剧《磨坊产子》、歌剧《红磨坊》、评剧《赵五娘》、甬剧《两兄弟》、越剧《磨坊会》等等。

还有电影《磨坊湾湾》、纪录片《磨坊的快乐》、钢琴合奏曲《磨坊会》、法国小说《磨坊书简》、世界名画《磨坊十字架》、《埃克河边的磨坊》,创作于1883年的法国画家雷诺阿的印象主义油画《红磨坊的舞会》,1990年的拍卖价值高达7810万美元。

在《红楼梦》第五十回里,还有林黛玉为“小毛驴拉磨”写的谜语:“绿耳何劳缚紫绳,驰城逐渐势狰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明。”

我记得还有一张毛主席在陕北帮农民推磨的摄影作品,领袖和老乡边推磨边亲切交谈,十分传神、感人!

与磨坊有关的文化还有许许多多,在我所撰写的农具与家具系列里,还没有哪一件如此与文化紧紧相连,息息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磨文化的研究会。

磨,有用水力的、畜力的、风力的和人力的四种,当然,如今还有机械的、电力的。

我曾有幸参观过这一个磨展览馆,从几吨重的石磨,到几斤重的手磨,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竟有五百多钟。

磨是我国最早发明的,它比西方早了1500多年,马克思曾说:“中国的石磨,是人类最先使用机械原理的劳动工具”。

我从小就是从碾坊里度过的,我奶奶养了五个儿女,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子女长大后,她就靠一个石磨的碾坊维持晚年的生活。

碾坊是专门碾米的作坊,有五六间房,碾盘、碾槽、碾道,一个五六百斤重的石碾盘,靠牛力牵引,牛的主人出人工、牛工,奶奶出碾坊,碾一石米给五升米的工钱,奶奶得到一半的报酬,一年下来,也有十几担米的进项。

我在还没有读书前,奶奶整天就带着我在磨坊里看牛拉磨,这水牛是被蒙上眼睛的,上了磨道,就“两眼一抹黑”,永远有转不完的圈。可也有偷懒的牛,老是停下脚步,不是“尿”,就是“屎”,所以从小就听说“懒牛上架屎尿多”的话。还听说过“盲牛拉磨瞎转”、“老牛啃磨嘴硬”、“卸磨杀牛没良心”等等的歇后语。

说到秤,就想起电视剧《刘罗锅》中的主题歌:“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挑江山,你就是定盘的星。”“秤”,汉字“禾”与“平”的结合,本义它是用来称量五谷的重量的。但在这里是称人心的,这就是说,“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他是用来秤时政、秤世道、秤政绩、秤“为官之道”的。这杆“秤”是记录当今社会的,可也会载入“史家之册”。

在中国,秤的出现很早,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有木衡、铜环,用来秤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有十枚,分别是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衡杆。千百年来,手杆秤流行了两三千年,已成了华夏的国粹,它创造了丰富的秤文化、秤文明。秤成了公平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

相传在范蠡经商时,发明了秤。据说,人们开始在市场上交易时,都是用眼估计,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一天范蠡在经商回家的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中汲水,方法极巧妙,在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再将一根横木绑在木桩的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深受启发,急忙回家模仿起来,他用一根细而直的木棍,钻上一个小孔,并在小孔上穿上麻绳,用手来掂,细木的一头拴上吊盘,用来盛装货物,一头系一鹅卵石作为砣,鹅卵石离绳越远,能吊起的货物就越多。于是他想,一头挂多少货物,另一头鹅卵石要移动多远才能保持平衡,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但用什么作为标记呢?

范大夫为此整整想了两个月,一天夜里,他出门看天象,见到天上的星宿,便突发奇想,决定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作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是时间一长,范大夫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短斤少两,尅扣百姓。他想,要把秤改进一下,杜绝奸商的恶行,于是他又在十三颗星外,添加了“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并告诫商人:“若欺人一两,便会失去福气和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不得‘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会短寿三年。”商人经商必须“秤平斗满,光明正大,买卖公平,老少无欺”。范大夫早在几千年前,就承担了如今工商局、物价局、消协、文明办所承担的责任了。

我在天目湖景区,就见到了一杆能秤800公斤重量的“秤无霸”,当然在秤文化博物馆里,也有秤几钱几毫的微型秤。

制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从选材、刨圆、碱水浸泡、打磨、钉秤花、上色、抛光、秤砣校验等等,需要十几道工序,容不得半点马虎,制秤匠也需懂得物理、数学,才能定刻量,嵌标准星。

如今懂得打磨木杆秤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岁月在打磨中逝去,手艺也在打磨中消失。各种各样的电子秤、条码秤、汽车秤、天车秤、皮带秤、弹簧秤、婴儿秤,早就代替了木杆秤。但公平的秤文化永远也不会过时,不管到任何时代人们心里都要永远保留一杆公平正义的秤。

一个农民家庭到底有多少种篮,谁也说不清,林林总总,怕有几十种。

有上街买菜的菜篮、打猪草的草篮、挑秧把的秧篮、釆桑叶的桑篮、卖蚕茧的茧篮、捉苗鸡的鸡篮、收鸡蛋的蛋篮、放果品的果篮、摘西瓜的瓜篮、捉小猪的猪篮、挑肥料的泥篮、拾狗屎的粪篮、钓鱼虾的鱼篮、请香烛的香篮、放寿桃寿面的寿篮、祭祖用的祭篮、送礼品的礼篮、探望病人的花篮、釆茶叶的茶篮、放糕点的糕点篮、妇女用的针线篮、母亲背小孩的背篮等,传统的农家一是

多,二是坛坛罐罐多,三是篮多。

篮,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先有竹编的器具,然后才有陶制品。

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人们在泥土中发现了碳化的竹器,并在出土的陶器上,印有清晰的十字型、人字型篾席的纹饰,有的在陶制品的底部还粘有篾器的残竹片,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发明陶器之前,就已开始了竹制品的编织。

一九五八年,在浙江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文物更是惊人,有篓、篮、箩、筐等竹制品二百多件,这些竹制品都经过刮磨加工,表明这一时期,竹器编织工艺已趋向成熟。

在《诗经》中就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的记载,说明在周代,竹制品已从民间进入宫庭。在唐代,文化人不仅有“书篮”、“砚篮”、“画篮”,而且进京赶考,书童还挑着“考篮”,做官人的官轿内还备有“轿篮”,就连叫化子也有了“讨饭篮”。

江南竹篮精编细织,种类繁多,从制作方式看,有手工制作、半手工制作,近年来还发展到半机械化制作,甚至完全用机器来生产。从竹篮的形状分,有长方形、椭圆形、圆形、八角形、元宝形、菱形等,可谓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从编织的技法看,有挑压编、拉花编、实编、空编。从工艺上分,有普通生产生活用的竹篮,还有出口创汇的工艺篮、宠物篮、儿童篮、玩具篮等等,在浙江安吉竹博物馆内,竟陈列了五百多种竹篮。

江南竹篮,体现了江南人的群体创造,深深烙上了江南水文化、稻渔文化、蚕桑文华、茶果文化和市井文化的印记,并以其朴实、隽永、精致、耐人寻味的特色,鲜明地显现出江南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命活力,是江南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竹的王国,只要竹存在一天,竹篮,这一环保、绿色、生态的用具就永远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主妇上菜市场,拎回的都是一只只塑料袋、塑料包,这包装既不环保,又不卫生,且废物无法利用。在城市街道和乡村田野到处可见飘飘扬扬的“白色污染”,人们太渴求那久违了的竹篮了。缸

第一次到宜兴丁山,只见一座座“缸山”扑面而来,每家陶厂,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缸塔”、“缸楼”,大的有两三层楼高,小的也有草堆大,陶都也可以叫“缸都”、“盆都”、“坛都”“罐都”,到处都是缸缸盆盆、坛坛罐罐。

那时,每个农家、每个市民的家庭,大都有水缸、米缸、面缸、酱缸、油缸、菜缸、酒缸、泔水缸,还有防火的“太平缸”、养鱼的“金鱼缸”、烤火用的“火缸”等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大概有二十多只,而农民家庭还要多几只粪缸,多几只饲料缸,至于盆那就更多了,坛坛罐罐数不胜数。

你想想,一个家庭如果有二十只缸,像金坛这样一个十五万农户的小县城,就需三百多万只缸,而一百个县就要三亿多只缸,听丁山镇的领导介绍:丁山的陶器靠运河、长江运出去,要供应大半个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集中起来,丁山陶都怎的不会变成缸的海洋、盆的世界、坛坛罐罐的“金字塔”?当然丁山也靠紫砂茶壶、紫砂茶具闻名世界,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消费市场,它没法和缸缸盆盆相比。

缸,是我们生命的容器,滋润着我们,还给予我们儿时的阴凉。夏日,大地像起了火,停风歇浪,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先趴在缸边,喝一口缸里的凉水,再用水冲一冲、浇一浇身子,比如今吹空调、吃棒冰都舒服。而晚上回家,竟发现在水缸里泡了只西瓜,剖开,一吃,甜津津的,不由大叫一声“老娘万岁”!这就是缸的温情。

水缸,乡里人闪亮的眼睛,有了它,农民的日子是那样的鲜活、发亮。

农民更是忘不了永远放在厨房中的腌菜缸,一年四季,腌萝卜、腌青菜、腌豇豆、腌黄瓜、腌大蒜、腌莴苣,母亲总能像魔术师那样,从菜缸里取出各种可口的咸菜,把苦日子调理得有滋有味。

而老农更多关心的是安在屋后的那几只粪缸,除了自家的人粪,老人总是夏踩露水、冬踏霜,天不亮就到野外拾狗屎。就是上街,也都是一副空粪桶挑上街,一担粪水挑回来,没事就到粪缸旁抽袋烟,转一转。仿佛他能从一缸缸大粪里看到丰收的希望,从粪臭里嗅到稼禾的芬芳。

水缸是一种陶土烧制的容器,口大底小,内外有釉彩,呈深青色或红褐色的面容。这是农家灶间的三大件之一,锅灶、碗橱和水缸,成为农家厨房永远的景致。锅灶代表着温暖和温饱;碗橱是孩子们心头的秘密,橱门锁着,看得见,也闻得着,但就是捞不到;水缸则是生命的血液。

水缸有大小,分为一担缸、三担缸和五担缸,在大的寺庙里也见到过放十担水的特大号水缸。阿庆嫂让胡司令藏身的怕是五担缸。大户人家,几十口人吃饭,厨房里并排放着两三只五担缸,有专门挑水的伙计,一天要挑两次水,否则要闹水荒。

富裕家庭的水缸,与平常人家的水缸是有区别的,从质地上说,有粗缸和细缸之分,有花纹缸和平光缸之分。从外表上看,富裕人家的水缸,光滑闪亮,缸外绘着牡丹,盘着龙凤,一副富贵相。而小户人家的缸就比较粗糙,光板子,没花没彩,用的是两担缸,一次挑满可吃上几天,但农民的家里还在水缸旁放一个泔水缸,是将淘米水、洗锅水集中起来,供猪宝宝增加营养。

缸,对于佛教信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大和尚在圆寂时,都打坐在荷花缸里,在浴火中升天。

从民俗上讲,水缸有水缸神,米缸有米缸神,粪缸也有粪缸神,过年时都要在缸上贴福字。还有“穷灶头、富水缸”的说法,水缸要挑满水,灶下要理净柴,这是防火的经验之谈。

有了缸,乡村里多了一种补缸的职业,补缸时,老年的补缸师傅,右手拿把小铁榔头,左手拿一把小锤子,沿着缸的裂缝一直“笃、笃、笃、笃”錾下去,缸面上就会出现宽约一厘米、深约半厘米的槽,并在槽内填补铁屑和水泥调成的盐生,还要打上“蚂蝗钉”,这样破缸就成为好缸了。

有了补缸,就有了补缸的文化,如云南花鼓戏的“补缸调”、福州评话“大补缸”、湖南花鼓戏“补缸”、淮剧“王大娘补缸”、黄梅戏“小二补缸”等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陶器缸、盆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了自来水,水缸没用了,有了抽水马桶,粪缸也不需要了,而铝合金工业、塑料工业的发展,又取代了笨重的陶制的坛坛罐罐、缸缸盆盆,所以就不见了陶都的一座座缸山、盆塔。

时光的流逝,虽然带走了农民家庭那一只只缸,但农民那艰辛的劳作、艰苦的日子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却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斛桶

斛桶,又叫谷桶,掼稻盆。

斛桶是哪个朝代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是一种传统的脱粒农具,在古农书《齐明要术》和《农政全书》上就有记载。

它适用于水田圩区和高寒山区,在人工脱粒机和电动脱粒机没有发明前,它是水稻脱粒的主要农具。

斛桶,呈四方形,齐大腿高,桶口大于底,像一个敞开的盆子,四围的杉木板上沿略有弧形,四个拐角均有把手便于推拉,桶底内侧光滑平坦,外侧装有H形的很粗的两根平行木条,称“泥拖”,便于在水稻田里拖行。

由于斛桶体积大,显得笨重,要搬上山也不容易,农民就将斛桶倒扣过来,由四个农民抬上山,走路时要十分小心脚下的路,而下水田就方便了,它可以在“水上漂”,也可以在“泥里拖”。

打稻时,四个男人分站四角,接过妇女束好的稻把,用力“嘭”地掼在斛桶的桶壁上,一束稻把子正反两面各打两下子就干净了,积存在斛桶里的稻粒叫“斛桶粒”,水淋淋的,装满大半桶就要用稻箩挑上场晾晒。

掼“斛桶粒”是十分吃力的重活,农民们要将潮湿的稻把子举过头顶,用力在斛桶上甩打,“嘭、嘭、嘭”的声音此起彼落,不绝于耳,金黄的稻粒则“刷啦啦”地落下来,那声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美妙。

用斛桶脱粒的好处是便于水田和山地作业,省去了长途挑稻把子的繁重劳动,且脱粒干净较少泼洒,能做到“九成熟,十成收,颗粒归仓”。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里大多种籼稻,一种叫“五籽籼”、“银条籼”、“白玉籼”的品种,“又好吃,又好掼,大风一刮要讨饭”,成熟时稍一碰撞就洒粒,用斛桶就成了最好的农具,避免了搬运时的泼洒。

斛桶在冬春季节,又成了农民贮粮最好的用具,在湖南参观毛泽东、刘少奇故居时,都见到了斛桶,刘少奇、王光美的一张合影就是站在斛桶旁拍摄的。

久违了的斛桶,如今已成为历史文物,陈列在农耕民俗园的博物馆里。

箩筐

箩筐,竹编的容器,农民家到了收获季节,一天也离不开它。

箩和筐,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器具。

箩有稻箩、米箩、糠箩、面箩等等,形容一个人由穷变富,就说:他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关于箩的成语和歇后语还有:“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家家有箩皆白米,户户无筐不棉花”,“好话说了一箩筐,不顶实事做一桩”,“说了七稻箩、八笆斗的空话,没有一句中用的”。

在生产队分粮时,农民从场头上挑回了一箩箩粮食,心里是沉甸甸的,这箩里的粮,麦子吃不到知了叫,稻子吃不到雪花飘,夏荒好度,春荒难熬啊。这箩里装的是好大的一个“愁”!

更有那些人多劳力少的超支户,挑着空箩担,在生产队场头上,挨前滞后,忍气吞声,说:“队长,给我们家分两箩吧?”“不行,超支户下次再分”,于是只能挑着空箩回家。

茅山脚下,有位村姑,丈夫卧病在床,家里有老有小,等米下锅,她不忍心挑着空稻箩回家,让老老小小失望,于是含着泪水翻过一个山头,来到娘家,请求帮助,好心的哥哥嫂嫂见了急忙接过空箩,从自家米囤里挖出一箩白米,让小姑挑回家。几个孩子欢呼着、雀跃着:“队里分粮了,有白米饭吃了!”丈夫问道:“队里怎么会给我们这些老超支户分粮?!”妻子强装笑颜回答:“村里乡亲同情我们!”

这箩里装的又何止是稻谷、白米,而是人世间的冷暖和亲情啊!

这箩,又何止是装粮装物,还装小孩。在五六十年代,常见小夫妻回娘家,男的挑副稻箩,一双儿女,都才三四岁,一头挑一个,女的挎只元宝篮,捎上糕点、鸡蛋、米酒,一路走一路唱,那风情,那温馨,并不比如今开着小汽车回丈母娘家拜年差劲。

农民砌房造屋,婚庆寿庆,也常见亲朋好友挑着一箩筐寿桃、寿果、寿面和各式各样的花团子、彩团子,前来庆贺,这稻箩上既有八仙过海,又有五女拜寿,就好像一只只五彩缤纷的花篮。

最后,还要告诉大家,我国已故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名字,也和稻箩有关,华罗庚养下来时,他父亲华祥发急忙找来一只稻箩,将儿子放进箩内,所以华老叫罗庚,小名叫罗罗,是靠“稻箩”“罗住了”罗家这条“根”!

钉钯

农具三大件,钉钯、锄头、镰刀,钉钯排到老大,绕也绕不过去。《辞海》上对钉钯的解释只有一行小字:齿状的农具,翻土、碎土、整地。

但我翻开记忆的仓储,忽地想起了“钉钯精神”。

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办互助组的时候,金坛山区有九户农民办了一个类似王国藩“穷棒子”那样的互助组。

这九户土改中的翻身户,只有“四条牛腿”,但却有一百多亩粮田,麦子上场后,就该翻土、上肥、灌水、插秧了。但靠一条耕牛,怎么能在半个月内耕翻一百多亩麦田?算来算去,也要缺七十多亩田的牛工。

季节可不等人啊。“犁索一断,错过三莳”,“头莳插秧分上下午,三莳插秧就要分上下趟了”。当然,“栽秧栽倒小暑头,又有劳力又有牛”。

可“穷棒子”们不甘心“插三莳秧”啊!三莳秧就是减产秧。

于是就出现了十二把“大钉钯”披星戴月翻地的奇观:

月光下,十二个劳动力“嗬嗬嗬嗬”地挥汗如雨,赤膊大战,腾空一钉钯一钉钯凿下去,就是一大块一大块麦田土翻开来,这钉钯翻土,比牛耕得都深、都透。

他们渴了,喝一口凉水,饿了,啃一根黄瓜。硬是使劲不停地翻土。“不蒸馒头蒸口气”,“我们要替穷人争光,为互助组争气”,“没有耕牛,我们也要栽头莳秧”。

在十二把大钉钯的旁边,还有二十多把小钉钯,这是“娘子军”和“儿童团”,他们也在用小钉钯翻田边地角。他们说:我们也来麻雀子煽风“小帮忙”。

眼看月牙西沉,晨星眨眼,这一夜“钉钯大战”竟然翻出了二十多亩耕地。

硬是和时间赛跑,他们在三天三夜里用钉钯翻出了七十多亩耕地。“穷棒子”抢在头莳插完了秧,在全乡第一个吃了“洗泥酒”。

乡政府赠送了他们一面红旗:“可贵的钉钯精神”。有位乡村教师,写了篇“钉钯唱响翻身歌”,寄给《苏南日报》,编辑还给加了个副标题:“穷棒子互助组抢季节栽秧记”。“钉钯精神”传遍大江南北。

这“钉钯精神”是什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

想当年,我们农民搞集体经济时,不都是走的“人拉犁,锹翻土,搓草绳,积农本,卖鸡蛋,换良种”这种奋斗精神吗?

如今,农业实现机械化、电器化了,钉钯早就进了博物馆、农史馆,可“钉钯精神”却永远也不会过时。

连枷

麦收季节,骄阳似火,场头上“噼噼啪啪”的“打连枷”声响,还有几人记得?

连枷,这一老祖宗遗留下的麦收脱粒农具,怕有几千年历史了。《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上都有记载:“连枷,击禾器”、“连枷响,麦登场。”

连枷柄用细毛竹,枷用竹片铰链构成,操作者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拍打铺在地上的麦穗,使之脱粒。

我初学打连枷,就老是软塌塌地,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噼噼”声,像是给麦穗“挠痒痒”,搞不好还会将连枷打坏。

是老农手把手地教会了我这项农活。

他们说,打连枷使的是腕力和巧劲,关键要掌握好力的平衡,有一点“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你瞧这“噼”的一下较轻,这是重击前的准备动作,这“啪”的一下就是重重的一击。打连枷就是在这样一种轻轻重重、“噼噼啪啪”的过程中进行,一个打连枷的好手,只要“啪啪啪”三下重击,就能使麦穗开花、麦粒落地。连枷飞舞,关键是要能够旋转起来。

打连枷,凭的是一股合力、一股气势。

三十年多前,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一铺就是十几亩、二十几亩小麦,等到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麦穗杆起了脆,这时男一队、女一队的连枷手就登场了,一般一队都有二十几人,只见队长一声哨子,连枷手们一字儿排开,伴随着“嗨嗨”、“嗬嗬”的号子,很快响起了如海潮般的打连枷的声浪,飞扬的尘土中,连枷扬起如大雁摆字,连枷击下像追星赶月,“噼噼啪啪”的声浪是那样的火爆、齐崭,一起一落的节奏是那样的协调统一,这一轻一重的敲击又是那样的准确无误。

这时劳动号子好像变成了“丰收丰收”、“加油加油”的呐喊,真让人热血沸腾。

凡参加过打连枷的人在劳动号子的指挥下,都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有一种欢呼雀跃的热腾感,在这种场合下,人的意志是那样的统一,人的行动是那样的和谐,人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又是那样集中地体现。

参加过几次打连枷,在那股气势的感染下,我好像参加的不是一场麦收劳动,而是参加了一场“场头大合唱”,又像是骑兵跨上骏马,奔腾在辽阔的田野上。

如果说大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培育了产业工人组织性、纪律性的可贵品质,像打连枷这样一种类似“场头乐队”的劳动形式,其实也在培养农民的集体合作意识。

脱粒机代替了打连枷,联合收割机又代替了脱粒机,但麦收打连枷那股气势,那种“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场景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扁担

扁担,既有木质的,也有竹制的。

它既是农具,又是工具,还是古代农民造反揭竿而起的武器。

扁担的历史,据古农史记载,已有三千多年,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到隋炀皇帝开大运河,农民都是使用的扁担。当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实际上就是拿起扁担造反。在陕西商洛李闯王的纪念馆里还保留着一根“李自成的扁担”。

扁担,两端较窄,中间较宽,表面光滑平整,一般长度为一百六十至二百公分。山里人用的扁担,两头还安装了用金属包裹的铁尖。

农民,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离不开扁担。“穷灶头,富水缸”,在自来水和煤气还没出现之前,农民每天都要靠扁担挑水担柴维系一天的生活。人们冬天用它开河挖沟,春天用它送土担肥,夏天用它运送瓜果,秋天用它挑粮挑草。

有一位农民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歌咏他家挑了近百年的扁担:“就是这根枣木扁担,祖孙三代,已经担过了百年。爷爷用它挑过江堤,挑过河岸,可他却始终没有挑起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爸爸用过这根扁担,在大跃进的岁月,用它炼过钢铁,深耕深翻,可是换回的却还是一家人的缺吃少穿。我也曾挑过这根扁担,那已是改革开放的春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挑回来的却是连年丰收的甘甜。”

扁担除了和农民“攀亲”外,和码头工人也“生死相恋”,在大吊车没有出现前,码头工人硬是靠一根扁担在码头上装卸,挑来了一船船“煤海”,又挑去了一座座“粮山”。码头工人负重登高,如履平地。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在午休时竟能在一根扁担上打着呼噜睡觉。

查查资料,这扁担还真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先说扁担诗,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湖北宜昌出了个蜚声中外的扁担诗人黄声孝,他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一百多家报刊发表了三千多首扁担诗,和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郭小川、徐迟等都成了好朋友。在全国的文代会上毛主席和他握过手,周总理为他敬过酒。他的诗作曾用十多种文字翻译到世界各国。他在一首扁担诗中写到:“一条扁担压上肩,一把汗水一滴血,一路脚印一身疤,艰难困苦难悠然。挑着大米空着肚,挑着布匹露着肩,挑着柴炭灶无火,挑着砖瓦睡露天。”这字字句句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再说扁担舞,在广西红水河畔,春节期间,壮族男女老少,欢快地跳起扁担舞,用扁担撞击长凳,发出“咯咯咯咯”的和谐音响,人们边击,边舞,边歌,这扁担又是乐器又是道具。

再就是扁担歌,一曲“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酉州,人说酉州姑娘好,酉州的姑娘会梳头”的四川民歌,被李双江唱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有“小扁担,三尺三”的湖南民歌,更成了“辣妹子”宋祖英的保留节目。

扁担,作为文艺道具,更多的是为人民带来欢乐,但作为一种劳动工具,更多的是担着艰辛,担着生活的重负。扁担,如今在农村使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在山城重庆,仍然是朝天门码头的保留节目,成千的“担担帮”靠着一支小扁担迎送旅客,甚至“肩挑满担上高楼,扁担压弯颤悠悠,下得楼来犹喘气,遍身汗水往下流。”农船

江南水乡,沟渠纵横,河川如织,三里一桥,五里一渡,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桥文化、船文化。

有一年仲春,我和季全保、西江月等常州龙网的网友一起,游览兴化市的万亩油菜花,见到了久违的木质农船,成百上千的游客,坐在被桐油油得黄澄澄的木船椅子上,一边品茗,一遍观赏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只见船夫撑篙,船娘摇橹,在弯弯曲曲花团簇锦的菜田中间穿梭。几十条农船首尾相接,相互照应,田歌对唱,乐器奏和,使人们仿佛置身于“菜花园”中,来到了“世外桃园”。

据兴化报社的同仁介绍,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兴化四十八万农户中,拥有六十多万条农船,人人会水,家家弄船。农人用船上工收工,运送肥料,收割庄稼,迎亲嫁女,拜年张节,走亲访友,接送学生,上街卖粮,进城办事,检查生产,冬训春训,礼送新兵,进场赶集,乃至看戏、看电影,几乎乡村所有生产、生活、社交、农事活动,都离不开农船。

我们常州地区,虽没有兴化农船多,但每个生产队至少有三五条船。在金坛茅山香汛期间,烧香的香船敲着“铛铛铛铛”的铜锣,插着杏黄旗,从四面八方向茅山进发,那阵势也蔚为壮观。有首民唱歌道:“三月三,千条香船朝茅山,头船已到青培桥,尾船还在古龙山”。

农户使用的农船,一般都是手摇的,一条船上两人,一人在船头撑竹篙,把握方向,避免与其他船只相撞,船尾一人摇动木橹,通过一推一扳,让船向前移动,遇到顺风顺水,就扯起船帆,扬帆行船,没有风时,就上岸沿着纤道背纤拉舟。

开始学摇船的人,不懂一推一扳的技巧,经常将船橹滑了掉下来,只能当个助手,帮助摇橹的人吊傍,握住橹绳,学习技巧。

坐农船观赏沿途风景也是一种趣事,沿途经过几座桥、几个村落、几处竹园果林,一草一木尽收眼底,有时高兴了,还可与船农一起哼哼船夫号子,唱唱船歌。

木质农船,使用方便、灵巧,但保养起来很费力,到了夏季,船要上岸“伏修”,用麻丝拌上油灰修补破损,还要涂上一层层桐油进行保养,对烂掉的船板还要拆旧换新。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钢丝网浇铸的水泥船渐渐代替了木质农船。水泥船不仅体积大,装载多,而且使用年代长,行驶平稳,保养方便,容易清仓,防火防腐,行驶的速度也不比木船慢。

生产队的水泥船大都用于平时村头、田头的短途运输,如运猪灰、运稻把、麦把、罱河泥、送公粮等等,但也有来去八十里的进城装氨水的长途运输。

年年冬季,都要去金坛县城北门外的化肥厂装氨水,回来给麦苗施肥。船上三个人,遇到顺风顺水,行船还算舒服,遇到逆风行船,就是苦差事了,船头一人用竹篙使劲地撑,船尾两人,用木橹拼命地摇。特别到了白龙荡,一望无际,无风也有三尺浪,遇到大风大雨,那装满氨水的水泥船,简直就是在地狱门前打转,心都吊在喉咙口,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船才像蚂蚁爬行那样前进了十几米,就这样穿着湿衣裤与风浪搏斗好几个小时,船才进入内河,紧靠岸边,这时三个人全都瘫倒在船上,捡了条命似的直喘粗气,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当然,乘船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陪新郎官去接新娘。当时已经是半机械化的挂桨船了,一般是三条船一起去,一条船装嫁妆,一条船载亲友,一条船载新郎新娘和乐队,且不说来去好吃好喝,乐队吹吹打打,遇到村庄和桥就放炮竹,就是沿路“闹新船”也十分热闹。所谓“闹新船”就是水手随便说个理由,如船坏了,没油了,将船停下来,逼新郎新娘表演节目,要他们唱歌唱戏,又是咬香蕉、苹果,又是喝交杯茶,又是拥抱接吻,反正将“闹新房”的一套节目,提前预演,直到新郎和媒人又是敬烟,又是发糖,又是发红包,让大家满意,喜船才继续前行。

水车

龙骨水车,现在许多景点都有摆设,年轻人和洋人都抢着爬到这古老玩意上去一试身手。

其实不远的过去,它一直是很实用的农具。

古农书记载,龙骨水车在我国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苏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中,说它是“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它有双人轴、四人轴甚至还有六人轴的。过去没有抽水机,“三吴”大地上的农民,车水灌田、抗旱全靠它。

夏季,田横头、大河旁。到处可见它们架在“当车口”,车水的人手扶车杠,像走路似的踏动车拐,通过联轴的齿轮,驱动长长的龙骨水链,由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将河水刮入槽管,流入田间灌溉久渴的禾苗。

遇大旱天或是出大水,农民“磨断轴心,车断脚筋”,没日没夜地车水,白天顶着一头烈日,夜晚披着一身星星,有时一天一夜车下来,脚下走路像踩着棉花,一点力气也没有。这种“头一伸脚一蹬,白天车水夜里哼”的滋味,今人是无法体会的。

至夜晚,四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眼望去,水车上挂着的星星点点的灯笼和夜空的星星交相辉映,农民们敲着“哐哐哐哐”的破锣,尖着嗓子唱起“数墒歌”,伴随着水车“吱吱呀呀”的呻吟,此起彼落,忽近忽远,遥相呼应。

隐约记得有首车水“数墒号子”的词:一啊一更鼓儿响,一芽残月出苇塘,蛙声咯咯如雨点,萤火闪闪追逐忙;二啊二更鼓儿响,长旱禾苗心花放,露水落得背肩湿,不见汗水见盐霜……

山民抗旱更艰辛,从山顶高田到山下大河,几十米高的扬程,一垛水一般只有两米,要将河水一垛一垛翻上山,经常要架起二三十部龙骨水车,像接力棒那样,将救命水往高处引,浇灌稻田开裂、禾苗卷心的庄稼。

车水这农活,看着是轻巧,光着脚板在车拐上“走路”,时而慢悠悠地,时而又踏得飞快,车口飞起白晃晃的水花。但真的爬上水车,双手紧紧抓住横着的车杠,低头盯着脚下滚滚而来的“车拐”心里就发慌,明明是看得好好的一脚踩下去,稍不留神就要踏空,被“吊田鸡”挂在车杠上大喊大叫,惹得熟手在边上大笑。但万事开头难,蹬啊蹬的就熟练了。一步蹬,步步升,扬起水花笑出了声,也就能跟着农民车水数墒唱山歌了。

车水数墒一般是这样的:

在水链上系一根红布作为记号,车一圈水就数一根草棒,一般以五百圈为半墒,一千圈为一墒,数完一千根草棒,车完一墒水就可以下车杠稍作休息了,跳进大河“哗哗”痛痛快快洗个爽身澡,捧起海碗“咕咕”喝碗大麦凉茶舒舒服服歇个凉。

一般情况下,脚踏三四十步才有一圈水,要数完一千根草棒,在车拐上脚踩三四万步,相当于负重跑十几公里山路。

在龙骨水车上车水,还有个特别处:不管是四人上车还是六人上车,这动作还必须统一,步调必须一致,要齐心协力才能出水。不能说你用劲我不用劲,你用快步我用慢步,你蹬一脚我偏要蹬两脚,那就乱了套了,那就车不成水了。

洋龙

估计四十岁以下的朋友,对“洋龙”不会有什么印象了。

洋龙其实就是戽水机,可能是较早从国外引进的农业机械了,和“洋油、洋火、洋钉”一样,因为是舶来品,就都叫它“洋龙”。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笔下的乡村里,“洋龙”这个词出现频率不低。而“洋龙坝”、“洋龙埂”、“洋龙渠”、“洋龙垛”、“洋龙船”、“洋龙鬼子”这些名词,也在早先的文字中经常现身。

尤其苏锡常、杭嘉湖一带富庶乡村,更是抢先用“洋龙”来取代人力和牛力戽水,成为水稻产区较为现代的排灌工具。

我最早接触“洋龙”是在五十年代。

每到插秧季节,就有洋龙船“嘭嘭嘭”地戽着水、冲着浪,很威武地从城里开下来,将小面盆粗的铁管子架在“洋龙埂”上,然后发动机器,将大河里的水抽到十几米高的水渠里去,清清的源头活水哗啦啦沿着主渠、支渠、斗渠、毛渠一直流淌到稻田里去,滋润着禾苗的生长发育。

洋龙有“座龙”和“船龙”之分。

一般在高田用固定的“座机”,人们称它为“座龙”;在圩区用流动的“洋龙船”,人们称之为“船龙”。

在少年眼中“洋龙”可是个了不起的“庞然大物”,它安装在一条二三十吨的大木船上,因为它是单缸机,就显得特别的笨重,一台机器足有两三吨重,不像如今的三缸、四缸柴油机那样轻巧。

整个“龙身”占据了船的前舱和中舱百分之七十的位置,发动机有一人多高,牵引两只大飞轮,比乡村磨坊的石磨还要大。

开机时,长长的皮带牵引着飞轮快速地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整条“洋龙船”“嘭—嘭”有规则、有节奏地抖动,张开“铁口”,将大河里的水通过粗粗的“龙口”,喷珠溅玉般抽到高垛上去。

它可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龙”,既不要吃草,又不要加料,靠一点儿油,就能灌溉村庄上五六百亩农田。只轻轻巧巧“吼”上一天,就抵得上三四十部龙骨水车、一百多个壮汉累死累活的劳动。

这铁家伙真厉害,能将大河里十几斤重的青鱼、草鱼、花鲢鱼,一轧两段地打上来。在“洋龙口”安上一张铁网,每天就有吃不尽的鱼。

孩子们喜欢猴到“洋龙船”上去,和“洋龙鬼子”作伴,看他们修机器,听他们在停机时说古今,在“洋龙船”上睡觉,尽管“抖”得厉害,但抖得人“松皮松骨”,抖得人昏昏欲睡,不用催眠,就睡着了。

最吸引人的,是和城里来的“洋龙师傅”一起袒胸露背喝酒吃鱼,听他们说城里和乡间的趣闻逸事。

农人尊称“洋龙鬼子”是“降龙罗汉”。

到了发洪水破圩的要命时刻,眼看着家园被淹,房倒屋坍,圩堤内不见了青青禾苗,不见了袅袅炊烟,不见了鸡鸣狗吠,眼望去就是滔天白浪、白浪滔天,心里惊恐无助得很。

这时,只听见大河里由远而近地开来了几十条“洋龙船”,“嘭嘭嘭嘭”地响成一片,赤脚爬天站在圩堤上的农民就一个个绽开紧锁的眉头,雀跃奔走:“洋龙鬼子来了,大圩有救了!”

顾不上休息,“洋龙师傅”立马就在圩堤上将机船一字儿排开,挖沟的挖沟,接管的接管,加油的加油,点火的点火,摇机的摇机,很快就只见几十条“白哗哗”的“水龙”大显威风了。

大概也就三两天,水便退了,田也现了,树也绿了,圩堤里又是一派勃勃生机。

乌头

传统的水田稻作农业中,艰辛的农活又何止是犁田、插秧,单单水稻的田间管理,就够苦够累。“三交乌头四交草,一次也少不了。”据说,水稻的田间管理上少做一次“生活”,就少掉一层米油,有经验的老农只要看一看稻草,颠一颠稻谷,就知道这劳动的果实是缺水了,缺肥了,还是缺少了一次耘耥的过程。

当然懒人也有懒种田的办法,他们搞田间管理大都是“大草一掐,小草一捺,浑水一搂,拔脚就走”,其结果当然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伏天不耘稻,秋后要懊恼了”。

乌头,是一种古老的农具,在《辞海》、《辞源》上找不到这个词条,但在《农政全书》上记有“耘耥”的说法:“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其上安竹柄,柄长五尺余,此种农具用于江浙一带水田的中耕除草,这大概就是乌头。”

为什么此种耘耥农具会叫作乌头呢?

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舜死后,葬会稽,感动鸟禽,出现了百鸟耘田、千象耕地的奇观,这就是“象耕鸟耘”的神话故事。

而乌头柄的顶部,大都安装了一个形如鸟头的木柄,开始叫“鸟头”,后感到不雅,改称为乌头,以纪念鸟耘,这种说法虽未经考证,但在《辞海》上却记有“鸟耘”的辞条。

讲白了,推乌头就是给禾苗梳妆,就是给稻棵抓痒,是秧苗最舒服不过的事。

推乌头是水稻田的中耕除草,起到松根、活土、除杂草的作用,改善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肥水土壤环境,有利稻苗的发棵分蘖。

推乌头这农活,看似轻巧,动作甚至有几分洒脱:水田中央,耘稻人手执耥杆,稻行中推来耥去。面对习习凉风,耳闻哗哗水响,大步流星,好像持枪操练的士兵,又如骑行在绿色骏马上纵横驰骋。吼一曲耘田号子,的确蛮有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

但要棵棵耘到,处处耥平,而且要用劲拉三四个来回。这中间还要拔除夹在禾苗中的稗草,拉掉缠在秧行中的藤蔓,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初学推乌头的人,不是推得太深,就是拉得太浅,不是耘倒了黄秧,就是漏掉了杂草,在水田中端着把乌头,磕磕碰碰,站也站不稳,更别说去耘耥了。

所以老农的话一点也不错,换一次农活,就要换一副骨头。

这乌头一季要推三次,还要弯腰驮背地在水稻田中拔四次草,可见手工劳作时代,大米饭真不是这么好吃的。

最为艰难的我看要算是手足胼胝的“爬行”了。“爬行”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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