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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哈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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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精装)试读：

一个作家的力量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

二

二〇〇

三

这个一九五

六

十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三部作品，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我们

四

十一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

十二

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哔叽帽子，嘴里咬着烟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糊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伙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桑叶。”她说。“喂蚕的？”“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沉不？”他问。“不沉。”“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冲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到

五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他问。“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拾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从纸糊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白墙上，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年画上，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蝉鸣穿过纱窗，透进屋来。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召唤社员们去开会。

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孔林还是沈阳军医学院的学生。那年夏天，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母亲病重，房子失修，父亲在公社干活，没有时间照料。父亲想要孔林尽快结婚，讨个老婆好照顾母亲。孔林很孝顺，同意让父母给他找一房媳妇。

他们请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媒人，寻了一个月，相中了刘家的大闺女。刘家刚从罗沟县搬到鹅庄。因为孔林在念大学，不久就能当上医生和军官，淑玉的父母也没要彩礼，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他。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她那年二十六，只比他小一岁。

但是，当他冬天回家，看到未婚妻的时候，心里凉了半截——她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像硬皮革那样粗糙。更有甚者，她的一双脚像只有四寸多长。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谁还会看上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他跟父母争辩，劝他们退掉这门亲事。但是他们死活不同意，反说他不懂事。退婚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人家淑玉不配当媳妇呀。要是没有证据，他们这样做了，得让全村人骂死。“模样俊能喂饱肚子？”父亲耷拉着脸问。“儿啊，”母亲在病床上说，“好看的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淑玉会是你的好帮手。”“您怎么知道？”孔林问。“娘心里有数。”

父亲说：“你上哪找心眼这么好的闺女去？”“儿啊，”母亲哀求说，“娘知道你娶了她，死也安心了。”

孔林向父母让了步。尽管他接受淑玉是他的新娘，但他认定她绝对上不得台面，带不出村去。从第二年夏天结婚之后，二十年来，他从不让她到部队医院去探亲。后来，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了，他开始睡在另一间屋里，他同她分房已经十

七

如今，他父母早已故去，女儿孔华也中学毕业了。他寻思着，这个家已经不需要他来支持，他该去开始自己的生活了。无论如何他应该把自己从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拖拉机要到吴家镇为新磨坊去拉电动马达，孔林和淑玉就搭车去县城。同车的还有淑玉的弟弟本生。本生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已经听说了他们要到法院去离婚。十多年来，每年夏天本生都要随他们一道去法院。从一开始孔林就明白，虽然本生在法院里一言不发，但就是他指使淑玉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的。两个男人坐在拖拉机拖斗里，背靠车帮，表面挺和气。两人平静地抽着孔林的“光荣”牌香烟。

吴家镇在鹅庄以西五十多里。道路两旁，许多麦田已经收割了，麦捆和谷捆堆得像望不到边的小坟头。几辆马车停在田里，社员们在装车，草叉上的尖齿在阳光下闪亮。拖拉机驶过一片草地，几头奶牛在吃草，牛犊在撒欢。北面横躺着松花江，江面宽阔如湖。一条褐色汽船拖着黑烟向东爬行。一对鹈鹕在水上翻飞，跳动在地平线上。

拖拉机在铺满车辙的路上慢慢颠簸。五十多里路走了一半，孔林感到腰疼。这在过去的年月里从没有发生过。我老了，他自语着。离婚的事不能永远拖下去。这次我一定在法官面前据理力争，了结这件事。

快到县城时，一队运砖的马车挡住了路，拖拉机跟在后面，慢得同人走路差不多。本生和外号叫大蜻蜓的司机耐不住，开始骂骂咧咧。走到县城中心足足用了半个钟头。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中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商贩。他们卖鸡鸭、蔬菜、水果、鸡蛋、活鱼、猪崽、衣服。到处是柳条筐、鸡笼、油罐子、鱼盆和水桶。一个卖哨子的秃顶男人在吹哨子，哨音划破空气，刺痛人们的耳膜。西瓜摊前的几个姑娘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大声吆喝着，一边用鹅毛扇轰着苍蝇。

拖拉机司机把乘客撂在黑砖墙的法院前面。法院在中街的西头，新华书店的对面。然后大蜻蜓开向修理厂去取马达。

离婚在乡下很少见。法院一年处理十多件离婚案子，只有两三对夫妻能离成婚。绝大多数案子是由法院帮助夫妻调解问题，让他们重归于好。

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身穿警服。他一见到孔林和淑玉，就做了个鬼脸说：“又来了？”他摇摇头，向法庭后面的一个女警察招招手，让她到前面来做笔录。

等每个人都坐下之后，孔林走到法官面前，把医院的介绍信递给他。

法官根据程序让孔林向法庭陈述他的案子。孔林坐着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我们申请离婚。法官同志，不要认为我是个没良心的人。我妻子和我已经分居了十七年，我一直对她很好，而且……”“咱们先说清楚，”法官打断他，“你说‘我们申请离婚’，但是介绍信上只提到你的名字。你妻子也申请离婚吗？”“对不起。她没有。我自己申请离婚。”

法官清楚他们的案子，知道孔林一直和木基市的一个女人相好，所以懒得再问他什么。他转向淑玉问她丈夫的话是不是真的。

她点点头，“是”字几乎听不清。“你们俩已经十七年没在一块儿睡觉了？”法官问。

她摇摇头。“有还是没有？”“没有。”“你同意离婚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地板上翘曲的宽大的木板。孔林盯着她，心想：快点，说是呀。

足有一分多钟，她一声不吭。法官耐心地等着，摇着一把大扇子，扇面上画着一只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引颈长啸。他对她说：“好好想想，别匆忙决定。”

她的弟弟举起手，法官让他发言。

本生站起来说：“孙法官，我姐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自己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她的心思。”“那就跟我们说说。”“孔林这样对她太不公道。她在他们老孔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像头哑巴牲口一样伺候他们。她伺候他那个病老娘，直到老太太死。再往后，他爹也病了，她伺候老头三年，从没让他起过褥疮。他爹死了以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他们的闺女。她的男人还活着，可她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她过的苦日子全村人都看得见，谁不这样说？但是这么些年了，他孔林在木基市养着另一个女人，一个姘头。这太不公道。他不能把一个活人，他的老婆，当作一件衣裳，穿旧了就丢掉。”本生坐下，脸发红，直喘粗气，眼含泪光。

他的话让孔林羞愧。孔林没有争辩，看着妻子在擦眼泪。他沉默着。

法官挥手合上老虎扇子，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敲了一下。他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激起尘土，缕缕黄色的烟尘在阳光中飘荡。他指着孔林的脸说：“孔林同志，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的榜样。你算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对感情不专一。你妻子像磨盘上的驴一样照管你的家，过了这么多年，你要卸磨杀驴了。这是不道德和可耻的，绝对不能容忍。你说，你还有良心吗？你配这身绿军装和军帽上的红五星吗？”“我、我一直照管我的家庭。我一个月给她四十块钱。你不能说我……”“本庭驳回你的离婚申请。结案休庭。”

没等孔林再辩解，矬子法官站起来，朝边门里的厕所走去。他扭着肥大的屁股，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他的法官帽还摆在桌子上。女警察看着他的背影，嘴上浮起淡淡的笑容。

中午了，外面的太阳火辣辣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集市，街上的人少多了。远处传来有气无力的马车铃铛声。路边有几个女孩子，唱着儿歌，在跳皮筋。石子路的街道在炎热的阳光下泛着白光，有几处坑坑洼洼的积存着雨水。孔林看到一位年轻妇女在卖头绳，停下来想给孔华买一副，但他不知道女儿喜欢什么颜色。淑玉告诉他“粉色的”，他花了五毛钱买了两条丝绸头绳。

他们一起走进街角上的“朝阳饭馆”，这是一个主要卖面食的小饭铺。他们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橡木的桌面看上去油乎乎的，中央还有几个灰色的圆圈印子。装筷子的玻璃罐子边沿上，一只瓢虫正在爬行，它的翅膀时而有意地相互摩擦，时而旋转起来，像一对装上小马达的刀片。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打招呼：“中午吃点什么？我们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和油条。”

孔林叫了一盘凉菜——茴香猪肝和猪心，还有四碗面。两碗给他的小舅子，淑玉和他一人一碗。凉菜很快上来了，然后是热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浇着勾芡的肉卤，里面有肉末、青豆、大葱、香菜和蛋花。淑玉用筷子调面，一滴卤溅在她的左手腕上。她抬起手腕，舔了舔。

他们安静地吃着。孔林什么也不想说，他的心麻木了。走出法院的时候，他想恨他的小舅子，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调动起强烈的感情了。

本生吃完了一碗面，打破了沉默。他对孔林说：“大哥，甭把我在法院说的话往心里去。淑玉是我姐，我得那么做啊。”他嚼着一块猪心，小眼睛闪闪发光。“我明白。”孔林说。“你不记恨？”“不。”“咱还是一家人？”“嗯。”

淑玉微笑了，开始大口吸着面条。孔林摇摇头，叹了口气。

拖拉机司机大蜻蜓原来说好在邮局附近的路口等他们，但是他们吃完饭到了那里，连拖拉机的影子也没看见。大蜻蜓肯定已经回家了。他们只得步行三里多地，到“绿园旅馆”门前搭公共汽车。本生骂了大蜻蜓一路。

吴曼娜同孔林相爱已经好多年了，她仍然等着他同妻子离婚，然后他们才能结合。一年又一年，他回家去想办法离婚，但从未成功。今年，吴曼娜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根据部队医院的王政委在一九五

八

到了一

九

从乡下回来的第二天，孔林来到吴曼娜的宿舍，告诉她法院的裁定。她木然地回答：“你走之前，我就知道你离不成。”

他双手圈起膝盖，对她说：“别难过。我真的尽了力。”“我没难过。”“别这样。明年我就能同她离婚，她不同意也没有用。咱们就再等一年，好吗？”“再等一年，”她抬高了嗓门，“你一辈子能有几个一年？”

他用手托着下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只剩一年了。”

她仰起脸看着他：“林，看着我。我是不是变成老太婆了？”“不，你不老。不要自寻烦恼。”

是的，她并不老，四十岁刚出头。她的脸上有了几条皱纹，眼睛虽然有点分得太开，但仍然明亮有神。她虽然有了点白头发，身材却蛮好，修长苗条。从后面看去，人们很容易以为她只有三十岁。

门开了，和吴曼娜同房间的护士小许哼着流行歌曲《太阳岛上》走了进来。小许的床对面就是吴曼娜的床。她看见孔林坐在自己的床沿上，伸伸舌头，做了个不好意思的鬼脸，说：“对不起，打扰了。”

孔林说：“占了你的地方，我该对不起你。”“没关系。”小许走到自己的床头柜前，拿出一个大番茄，匆忙走出去，又哼起了那首歌。

孔林站起来，关上门。接下来是沉默，仿佛两人谁也不愿意再说什么。

吴曼娜的黄瓷脸盆放在屋角的脸盆架上，他开始在脸盆里洗手。他把几捧水撩在脸上，对她说：“我得去上班。咱们今天晚上见，好吗？”他用她的白毛巾擦了擦脸。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们俩都在医院的内科工作，孔林是医生，吴曼娜是护士长。虽然他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儿，但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只能在食堂的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医院的院子里一道散步。医院的规定禁止本院的一男一女在医院外面走在一起，除非是已婚或者订婚的同志。一九六四年，医院的一位护士被她的医助男友弄大了肚子，从那以后，这条规定执行了十九年。这位护士怀了孕，被人发现后，他们供认曾经在医院东面的桦树林里幽会了几次。两个人都被部队开除，男的回吉林老家的村子里当医生，女的被分配到营口市，在一个罐头食品厂包装水产品。医院党委做出了这项规定：两位异性同志，除非已婚或者订婚者，不得在医院大院的外面一起出现。

这条规定在当时对许多护士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医院里未婚的男军官们怕被处罚，很快瞄准了城里和附近村子里的姑娘们。大多数护士都对此不满，但是这项规定严格实行了十九年。每当有人犯规，领导都要批评。因为孔林已经结婚，吴曼娜又不能成为他的未婚妻，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医院大院外面一起散步。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严格限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

第一部

一

一九六三年底，孔林从军事医学院毕业，来到木基市的这所医院做医生。当时，部队医院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士学校，学制为一年四个月，专门为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部队培养护士。一九六四年秋天，吴曼娜进护校上学，孔林当时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她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在医院的排球队打排球。吴曼娜的同学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只有她已经在海防部队的一个陆军师里当了三年话务员。她比她们年龄都大。因为护校里的学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的，木基市驻军的许多年轻军官周末都爱往这里跑。

虽然这些姑娘还是士兵，不允许交男朋友，但这些军官多数都想在这些学员中找个女朋友或是未婚妻。他们对她们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只能藏在心里的原因：她们都是“好姑娘”。这个词的意思是她们都是处女，否则参不了军。每个应征的姑娘都要经过体检，处女膜破裂的部队不要。

一个夏天的星期天下午，吴曼娜一人在宿舍的水房洗衣服。一个身材适中匀称、脸上有几粒雀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没戴军帽，风纪扣也没系，敞着衣领，露出突出的喉结。他站在她身边，抬起一只脚，放在水磨石的水槽里。自来水冲在他的黑塑料凉鞋上，溅起一片水花。他冲完了左脚，又开始冲右脚。吴曼娜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洗脚，有点好笑。他的呼吸中有酒气。

他回过头来咧嘴一笑，她也报以微笑。两人慢慢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木基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台长，也是护校彭教员的朋友。他一边说话，手一边比画着。他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在山东。吴曼娜没有告诉他，她三岁时父母在西藏死于车祸，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乡的孤儿。“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吴曼娜。”“我叫董迈，上海来的。”

短暂的沉默。她觉得脸有点发烧，赶忙接着洗衣服。他却好像谈兴未尽。“认识你真高兴，吴曼娜同志。”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

她扬扬手，让他看看手掌上的肥皂沫。“对不起。”她顽皮地一笑。“随便问问，你觉得木基怎么样？”他说着在衣襟上擦擦湿手。“还可以。”“真的？气候也还可以？”“是啊。”“冬天不太冷？”还没等她回答，他继续说，“当然，夏天还可以。那么……”“你干吗一双脚要洗八九遍？”她咯咯笑着。“哦，是吗？”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看脚。“凉鞋很漂亮嘛。”她说。“我表妹从上海寄来的。哎，你多大了？”他龇牙一笑。

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过头，脸红了。

他大方地微笑：“我是说，你有对象了吗？”

她又是一愣。她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个女兵拎着桶来打水，他们的谈话只好中断。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董迈寄来的一封信。他反复道歉说，那天在水房打搅了她，而且自己衣冠不整，不像个军官的样子。他问了她那么多令人难堪的问题，她一定以为他是个二百五。那天他有点反常。他请求她的原谅。她写了回信，说他并没有得罪她。相反，自己很开心。她欣赏他的坦率和自然。

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很快他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书信传情。两个月内，他们开始周末在电影院、公园和河边约会。木基有大约二十五万人口，董迈讨厌这个城市。他害怕这里严酷的冬天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裹挟着漫天雪尘的北风。天寒时节永远笼罩着天空的尘雾使他长期咽喉疼痛。他收发电报的工作毁坏了他的眼睛。他心情不快，牢骚满腹。

吴曼娜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他的本性软弱温和。有时候她觉得他就像需要一个姐姐或母亲疼爱的小孩。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在胜利公园见面。他们并肩坐在湖边的垂柳下，看着一群孩子在对岸放一只大风筝。这是一条纸扎的蜈蚣，在空中爬上爬下。在他们右边，三十多米开外，一头驴拴在树上，不时甩着尾巴。驴的主人躺在草地上打盹，脸上盖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遮挡苍蝇。枫树籽飘下来，在微风中打转。董迈偷偷地伸出手，搂住吴曼娜的肩，然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的嘴唇。“你干什么？”她尖叫着跳起来。她猛烈的动作吓跑了水里的野鸭和鹅。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以为他要耍流氓。她记不起来曾经被任何人亲吻过。

他慌了神，嘟囔着：“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以后不准这样！”“好吧，我不这样了。”他不高兴地扭过身，往草地上吐唾沫。

从那以后，她虽然不再责骂他，但是坚决地抗拒他的进攻。她的道德和名誉感阻止她屈从于他的欲望。她的拒绝反而点燃了他的激情。他不久告诉她，他对她昼思夜想，眼前总是有她的身影出现。有时候在夜里，他会腰上别着五一式手枪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院里游荡几个小时。上天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夜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就在她从护校毕业的两个月前，他出于绝望向她求婚，要她立刻嫁给他。

虽然她现在每天夜晚也在思念他，但她还是认为他简直疯了。她早晨起来头疼，学习成绩下降，常常怨恨自己。她会无故地对人发火。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会充满她的眼眶。尽管他们相爱，但立即结婚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她不知道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可能是东北或内蒙地区任何一个偏远的部队单位。此外，这个时候结婚就表明她一直在谈恋爱，这将招致惩罚。部队所能给予的最轻的惩罚是把他们俩尽可能远远地分开。最近这些年里，部队领导就曾经故意把一些恋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她把董迈求婚的事只告诉了她的教员孔林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心肠的结了婚的男同志，许多学员把他当成兄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人给她客观的意见。孔林也认为现在结婚是不明智的，他们最好等到她毕业之后再做决定。他保证替她保守秘密，还告诉她，他如果也参与毕业分配方案的话，会尽力帮助她。

她劝董迈打消立刻结婚的念头，并让他放心，她早晚会嫁给他。毕业临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希望她能够留在木基市。他垂头丧气，而这种消沉反倒使她更爱他。

毕业分配的结果是她留在医院里，在内科做护士，属于行政级别二十四级的低级军官。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董迈和吴曼娜高兴多久，因为一个星期之后，董迈接到通知：他的无线电台要移驻到福源县一个新组建的团里去。福源县在木基市东北二百多里的地方，靠近中苏边境。“沉住气，”她对他说，“在前方好好工作和学习，我等着你。”虽然她自己也难过，但她觉得他感情太脆弱。她希望他坚强些，成为她能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的男人，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挫折。“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快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但她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能回到木基市。她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随着分别之日的临近，董迈变得更加愤忿。有几次他提到宁愿转业回上海。她劝他别瞎想。从部队退役也许会把他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比如油田，或者到内地修铁路的筑路工程队去。他们最好还是离得越近越好。

在军分区司令部大门口为他送别的那天，她忘了戴手套，只得不断地在手指上哈气。他脱下自己的皮手套给她，她没接过来，说他更需要。他站在电台车的后门，绿色的车身已经挂满了冰雪，变成灰色。车顶的无线电天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刺耳的呼啸，但是仍然时时反弹起来，重新直立。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刺骨。车里的士兵挤到窗口，都想看看吴曼娜什么样。董迈向手下的士兵吆喝着命令，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打转。车外，一个人在往车厢侧面的行李箱中装大块的木头，用来防止汽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爬坡的时候打滑。司机使劲踢着后轮胎，看看防滑链是否装牢。他的皮帽子全白了，落满了雪花。

车子开动了，董迈向吴曼娜挥手告别。他的手从后车窗伸出来，好像要拖住她一道走。他想喊：“曼娜，等着我！”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不敢这样做。看着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吴曼娜泪眼模糊。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木基市的冬天好像没有尽头。雪一直到五月初才融化干净。四月中旬，松花江开江，冰封解冻。大人孩子聚集在江边，看着江里的大冰坨子嘎巴嘎巴开裂，在泛黑发绿的水里浮动。冰块撞死的鱼被春水冲起来，漂在江上。半大小子们在浮动的冰板上跳来跃去，捞起鱼扔到拎着的筐里，有狗鱼、胖头鱼、草鱼、鲟鱼苗和鲇鱼。在码头里猫了一冬的小火轮船，这时候也时不时拉响汽笛。等到整条江的冰化了之后，小火轮船悄悄开出来，在江里慢腾腾地驶来驶去。见到岸上看船的人们，就把汽笛放得又长又响，惹得孩子们又是叫又是挥手。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柳絮漫天飞舞，行人走在街上吸得满鼻子满嘴，需要不停地把手在脸前挥来赶去。丁香花的香气刺鼻又醉人。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用皮袍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长着东一堆西一簇嫩黄的草。肥得冒油的土壤开始蒸腾起温暖的雾气，在阳光中闪烁，如同紫色的烟雾。杏树和桃树一夜之间开了花，蜜蜂把树上的花朵蜇得膨胀肿大。两个星期后，夏天就开始了。春天太短了，怪不得人们说木基只有三个季节。

吴曼娜在信里给董迈描绘了这些时令变化，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在木基待过。他的回信还是老一套，抱怨在边境上的生活。许多战士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他们在营房里不能洗澡，内衣裤上净是虱子。整个冬天和春天他只看过两场电影。他掉了十二斤肉，瘦得跟鬼差不多。吴曼娜每个月给他寄一小包花生酥糖，让他打打牙祭，心里也好过点。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和另外两个护士正准备到医院大楼后面的排球场去打球，在收发室管邮件和报纸的士兵王奔平找到她，递过一封信。两个队友看见信是董迈写来的，跟她起哄：“哎哟，情书哇！”

她打开信封，读着那两页纸，心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锤。董迈在信上说，他已经申请转业，领导也批准了。他实在受不了边境上的苦日子，一分钟也不能挨了。他想回上海，那里气候温和，饭菜也可口。更让吴曼娜心碎的是，他决定同在上海当售货员的表妹结婚。没有这张结婚证，他就拿不到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他不能找工作，没有房子住，大上海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申请转业之前，已经同表妹订了婚。不这样做，部队领导也不会批准他回上海，因为他的家在上海郊区，不在市里。他在信里说：曼娜，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忘掉我吧。

她看完信，半天没缓过神。“你没事吧？”护士小沈问。

吴曼娜点点头，嘴唇紧闭。三个人向排球场走去。

吴曼娜平时在排球场上对输赢并不在乎。这天她格外卖力，扣球特别凶狠，队友们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了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球场上，右胳臂肘也被划破了。场外的观众大声为她叫好，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

打完了一局比赛，大家劝她到医务室上点药，包扎一下伤口。她离开球场，心里还想着要回来打第二局的比赛。走在路上，她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回宿舍。她草草地用凉水洗了洗胳臂肘，也没有找绷带裹一裹。

屋子里只有她一人。她掏出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涌出来。她把信往桌上一扔，扑到床上，扭动着身体，咬着枕头套，泣不成声。一只蚊子在她头顶上嗡嗡叫，落在她脖子上，她也一动不动。她觉得自己的心碎了。

等到九点钟，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回来了，她还在哭。她们拾起桌子上的信看了看，一边安慰她，一边骂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浑蛋。她们骂得越狠，她哭得越伤心，甚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她牙没刷，脸没洗，和衣而卧。室友们早已进入梦乡，呼粗气，咂嘴唇，嘟囔着梦话。她时时惊醒，无声地流泪，眼睛像掏不干的两口水井。

她病了几个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她整天无精打采，木然绝望，后悔没有在董迈离开木基市之前嫁给他。她的四肢疲软无力，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她借口身体不好退出了医院排球队，对同志们的抗议也无动于衷。她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个中年人。她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衣服也不讲究了。

大多数人都把二十七岁当作女人的一个槛儿，过了这个岁数就变成了老姑娘。吴曼娜现在已经快二十六岁了。医院里有三个这样的老姑娘，吴曼娜看来注定要成为第四个了。

她虽然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正常情况下，找个男朋友并不发愁。但是，医院里总是窝着百十来个女护士，多数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健康的好年纪。年轻的军官们要想在她们中找个对象，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看上吴曼娜的人就少了。只有一个大头兵对她有意思。此人是个炊事员，一个又矮又胖的四川人。她每次在食堂打饭，他总是把她的饭盒装得满满的。吴曼娜可不想找个当兵的男朋友——部队里规定，只有干部才可以谈朋友找对象，她不想破坏纪律。另外，这个男的长相实在看着憋屈，脸像猫头鹰，贼眉鼠眼。只要排队买饭的时候看到是他在卖饭，她就换一个窗口。二

六十年代中期，医院里只有四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孔林是其中一个。其他的七十个医生都是部队自己培养的，主要是进短训班，再加上战场上实际救护伤员的经验，就成了给人看病的大夫。孔林不仅有大学文凭，而且肩上扛着上尉的一杠三星，每月工资九十四元。怪不得有的护士觉得他的条件很吸引人，特别是那些刚进医院工作，还不知道他在乡下有老婆的年轻护士。等她们后来发现他已经结婚了，不免失望。医院里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孔林妻子的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有的说，她在嫁给他以前给他当了好多年的保姆。尽管有这些流言蜚语，谁也说不上来他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吴曼娜在医院的护校里上学的时候，就和孔林是好朋友。他亲切随和，不像其他教员那样架子大，这使得吴曼娜更尊敬他。现在他们同在内科工作，她逐渐依恋上了这个个子高高、文文静静、待人和气的男同志。不管谁同他说话，他总是会耐心地听着，尊重说话人的意见。他只有三十岁，显得老成持重，不像其他年轻军官们那样毛愣。他鼻子上的眼镜也给他添了几分洋气和学者的派头。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老学究，或者书呆子，每年都评选他为医院里的先进模范。

吴曼娜告诉了孔林董迈同她解除婚约的消息，他说：“忘掉他，好好生活。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她感激他能说这些体贴的话。她肯定，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拿她的痛苦去背后嚼舌头。

夏日里的一天，她到他宿舍去送一本《军事医学研究》杂志，还有治疗他关节炎的药。孔林的宿舍还住着另外两个医生，那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人。靠墙立着的一个木头书架高过他的床头，引起了吴曼娜的注意。书架上的书有两百多本，许多书她从来没有见过，有《青春之歌》《水泥》《国际共运史》《战争与和平》《铁道游击队》《白夜》《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等等。最底层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俄语医学教科书，它们最令她惊奇——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能看懂用外语写的书的人。

相比之下，孔林的两个室友什么书也没有，好像根本不识字。其中一个人的床头桌上摆着一个黄铜炮弹壳，一尺多高，直径有八九寸。炮弹旁边是一个用几只海螺粘成的台灯。两个室友的床上都铺着花被子、花枕头，而孔林的床上却是素白草绿，标准的部队铺盖。他的蚊帐已经发黄，边角已经磨得脱线。吴曼娜想起护士们中的议论：孔林花钱手很紧，在食堂里从来不买贵的饭菜。她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注意到，孔林吃饭不像有的男同志那样几口划拉下去，而是坐在那里细嚼慢咽，像女人在做针线活儿。

出乎她的意料，孔林弯下腰，从室友陈明的床下拉出一个洗脸盆，说：“吃点水果吧。”脸盆里有二十来个棕黄的苹果梨。这是他们三个医生昨天一起买的。“怎么还把我当客呀。”她说。“不是跟你客气，是你有口福。你如果明天来，就都消灭了。”他挑了一个大个儿的梨，用脚把洗脸盆又推回床下。脸盆在洋灰地上磨出的声音好刺耳。“我马上就回来。”他说完，到外面去洗梨。

她从他的床头拿起一本书，是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扉页里侧，她发现一片木刻的书签。书签的最下边有几个外国字码：EX-LIBRIS。字的上方，镂空雕刻出一幅画面：茅屋一间，篱笆环绕。屋旁的两棵大树枝叶繁茂。远山之外，飞鸟起舞，落山的太阳洒下最后的余晖。吴曼娜看出了神，被书签上宁静淡泊的风景迷住了。

孔林进来了，她指着那几个外文字母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拉丁文，就是‘本人收藏’。”他把洗好的梨递给她。她注意到他的手骨节突出，手指灵活细长。她心里想，他应该去外科拿手术刀，当个内科大夫屈才了。“看看你的书行吗？”她问。“行，行，你随便看。”

她咬了一口梨，又甜又脆，让她想起了许多年前吃过的一个香蕉。她开始翻阅书架上的书，发现每本书的扉页都夹着同样的书签，有的大部头书的页边上还印有孔林的藏书章。他对书爱护得多仔细啊！她非常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多看看孔林的书，但她还要给另一个医生送东西，只得离去。

从那以后，她开始向孔林借书看。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除了政治和医学书籍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书可看。仅有的几本小说和戏剧，也都上交给了红卫兵小将。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个精光。不知为什么，孔林的藏书却平安无事。好像没人告发他，医院里的造反派也没有露出要没收他的书的意思。吴曼娜很快发现，有几个医院里的干部也背着人从孔林那里借书看。有时候要借一本小说，她得等先借去的人把书还回来。

她对书的兴趣并不大，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但是她很想知道孔林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看些什么书，仿佛他们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小集团。

医院里有家照相馆，只有一个跛脚老头在经营。十月一号国庆节那天，吴曼娜在照相馆前碰上了孔林。他请她帮忙，把他宿舍书架上的书都包上书皮。他解释说：“把书名露在外面会惹出事情来。谁都看得见。我已经包了一半了。”“我去帮你包。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她说。

晚上，她来到孔林的宿舍，他的两个室友陈明和田进也都在，两人趴在棋盘上下军棋。桌子上有一个装来苏水的塑料筒，里面盛着干啤酒。陈明和田进边下棋，边从筒里倒啤酒喝。陈明是针灸师，田进是外科医助。两个人都是医院培训的医生。孔林拿出一大卷牛皮纸、一把剪刀和一团胶布。他和吴曼娜开始包书皮，两个室友却在棋盘上激战，杀声阵阵。“臭棋，”陈明喊，“我的上校干掉了你的连长。”吴曼娜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嘴里的臭气。“别介，别介，”田进求饶，“就让我悔这一步棋，成不？刚才我的地雷炸了你的元帅，不也让你悔了一步。”“给我吧！你个鸡巴豆秧子。”陈明探过身去掰他的拳头。田进手里攥着自己的连长。

瘦得像麻秆一样的田进一边躲，一边说：“你嘴放干净点！”“比你娘的腚干净。”“别不要脸，这儿有女同志。”“从现在起，不许悔棋。”“中。”

孔林和吴曼娜一声不响地干活。书架上的书都摊到床上。他们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到桌子上，包上书皮，又摆回书架。有三四次，两人都去拿剪刀，她碰到了他的手。她想冲他笑笑，又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忙低下头。有两个大呼小叫的室友在场，她平时的大方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她兴许会同他谈点什么，这是她最盼望的事情。

两个小时后，所有的书都包裹在牛皮纸里。吴曼娜看到，书摆放在书架上，都是同样的面孔，分不出彼此。“好家伙，你咋能分出来哪本是哪本呢？”孔林给她打开一瓶格瓦斯汽水，她边喝边问。“没问题，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出来。”他的微笑很羞涩，脸上泛起两片红晕。她感到他在躲避她的目光。

书皮包上还不够，他又把一块白布钉在书架上，像挂起了帘子。这下，他的小图书馆算是永远封闭了。她不禁好奇他平时怎么同两位室友相处，他们俩的性格同他可是相差太远。他一定是脾气特别好。

两天以后，医院政治部命令所有医护人员上交任何包含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书，特别是那些外国作者写的书。孔林告诉吴曼娜，他找出那些有两本相同版本的书，上交了几本。她惊讶医院领导并没有让他交出所有的小说。看起来，他早就听到了风声，不然不会匆忙找她去包书皮，不会在交书的命令下达之前关闭自己的小图书馆。他干什么要冒风险藏这些书呢？单凭这一条就可以批判斗争他。谁都知道孔林有许多外国小说，为什么领导不没收呢？她不敢问孔林，也不再从他那里借书了。三

一九六六年冬天，医院开始了野营拉练。不知道什么原因，沈阳军区的一位负责首长在十月份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都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能够拉出去进行作战训练。四个轮子的汽车不但在实战条件下不可靠，而且容易培养出“老爷兵”。军区的命令说：“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恢复骡马化的光荣传统。”

一个月了，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在乡间步行拉练，走了一千二百多里地，晚上就在村庄里和小镇上宿营。他们沿途还要进行战场救护、抢救伤病员的训练。孔林和吴曼娜都参加了拉练，孔林还被任命为一支医疗小分队的队长，指挥二十八个队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领导，工作起来格外认真。

开始几天，部队斗志旺盛，并不觉得累。这是因为道路平坦，大家还有几分新鲜劲儿。进入山区，大雪遮盖了道路，行军变得越来越艰难。队伍中，许多男女队员开始一瘸一拐，招来路上老百姓的目光。他们看着这支队伍，好奇中夹杂着兴奋。有时候，部队进入一个村镇，在路边看热闹的民众热情地为这些快要掉队的军人鼓掌加油。但是，那掌声听起来却比挨骂还难受。他们纷纷垂着头，丧着脸。因为男女平等，女护士要和男同志走一样的路。但她们不用扛枪，只背些不太重的装备。

有一天，没有风，拉练的队伍穿过一片森林，向北面一个村庄行进。他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只在吃午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到傍晚七点钟，已经走了将近九十里路。大家又累又饿，还要走十六里才能到达目的地。突然，上级传来了命令，要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进村。命令说：“要在战斗打响之前赶到。”队伍立刻开始急行军，全速前进。

吴曼娜抬着一副担架，已经走了六个小时，脚上打的疱钻心地痛。担架上的“伤员”是半扇猪肉，足足有一百多斤。现在她完全走不动了。孔林摘下她肩上的医药箱，把箱子的背带横勒在自己脖子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她就走，连跑带颠地跟着队伍。

他们的大头皮鞋踢起团团雪粉，时常能听到指挥员威严的喊声：“跟上！”“不要摘帽子！”夜空中，北斗星不停地摇晃，仿佛地球翻了个儿。成群的乌鸦从树上惊起，四散飞去，撒下一串串聒噪，像饿鬼在叫。茶缸水壶掉在冰上，溅起清脆的声响。突然，一个高个儿战士倒下了，他身上背着的五十多斤重的报话机砸在一棵横在地上的枯树干上。负责通信联络的田进吓坏了，一边扶起倒下的战士，一边从牙缝里骂：“王八蛋，要是机器摔坏了，你他妈的回老家去啃一辈子地瓜。”

一路上，吴曼娜对架着她的战士哼哼：“放开我……哦，太累了。让我死在这儿吧，就在雪地里……”两个战士不理她，拖着她往前走。上级命令不让任何人掉队。

五十六分钟以后，部队进了村。这个村庄有八十户人家，孔林的小分队住进三户老乡家——两户大的房子住医生和战士，一户小的房子给了七名女护士。

昏黄的月色中，生产队队部的两座烟筒里蹿出炊烟和火星。炊事班在紧张地烧水做饭，灶下燃着秫秸和灌木。两个炊事员在案板上飞快地剁白菜，另外一个在熬汤、蒸馒头。他们同时在烙饼，用两块厚猪肉皮，隔一会儿就在行军锅里抹抹，直到挂上薄薄的猪油。院子里，骡马在饮温水，嚼草料，通身上下闪着一层汗珠。司务长出去寻找马厩了，还没有回来。

孔林把大家安置好后，带着一个通讯员到“伙房”打饭。他看到护士们一个也没有来吃饭，猜想她们一定是累坏了。他让长着娃娃脸的通讯员把馒头、白菜猪肉汤给男同志带回去，自己从炊事班那里借个铝盆，盛上汤，抓上一袋烧饼，向住着女兵的农舍走去。

起风了，盆里热汤的白气被吹成丝丝缕缕，在孔林的胸前缭绕。哨兵在村里巡逻，晃动着手电筒和冲锋枪。时而传来被他们激起的犬吠声。南边，松涛阵阵，此起彼伏。松树顶上，寒星有如铜纽扣闪闪耀耀。一进屋，孔林发现吴曼娜和牛海燕正把脚泡在一个大木盆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大娘在铁桶里给其他护士烧水。“为什么不去打饭呢？”他问大家。“我们还在汗里泡着呢。”护士小许回答。“我可累死了。”吴曼娜说。她的双脚在温水里互相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不管怎么样，你们得吃饭。”孔林说，“不然明天走得动吗？”他把汤和烧饼放在一个钉着铜片装饰的柜橱上，“好吧，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要走长路。”“孔大夫，我、我实在走不了了。”吴曼娜指指自己的脚，声音带着哭腔。“我也不能走了。”大眼睛的牛海燕插进来说，“我脚上也打了疱。”“我看看。”他说。

老大娘把油灯凑得近了些。孔林蹲下去，察看搭在木盆边上的两双脚。牛海燕的脚上有三个小疱，一个在右脚大拇指上，另外两个在左脚跟。吴曼娜的两只脚掌布满了水疱，像密密麻麻的小气球，亮亮的。他用手指尖轻轻按了按最大的一个疱四边的红肉，吴曼娜疼得叫起来。“必须马上把这些疱挑了。”他对周围的护士说，“你们谁会干？”“不会。”她们一齐摇头。

孔林叹了口气。护士们惊讶地看着他卷起了袖子。他对吴曼娜说：“曼娜，拔两根头发，要长的。”“好吧。”她说。

他转向老大娘：“大娘，您有针吗？”“有，有。”她走出屋，喊在厢房里的儿媳妇，“蓉啊，捎两根针过来。”“给。”吴曼娜递给孔林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尺长。他拣出一根，把其余的放在膝盖上。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瓢，里面装着碎布头，白、蓝、黑线团，还有一个小小的丝绸针垫。她说：“娘，俺把针都拿来了。您要多长短的？”“短的就行。”孔林接过话茬。

他捏着一根一寸来长的针，纫上一根头发，然后对吴曼娜说：“别怕，不会太疼。”

她点点头。孔林用酒精棉球擦干净手，又擦擦针和头发，用镊子夹着另一个棉球，在吴曼娜右脚跟那个最大的水疱上抹了点酒精。他先用指尖轻轻戳了戳水疱的表皮，抚弄了几秒钟，然后用针穿过水疱。“啊！”她叫了一声，紧闭双眼。她的脚跟立刻沾满了从水疱里流出来的温热液体。

孔林剪断针上的头发，留下一段穿在水疱里。“别把头发拔出来，这样两边口是开的，水能流出来。”他对围观的护士们说。“天老爷子，啧啧，”老大娘说，“啥人能想出来这么个法儿整治个水疱？”她摇晃着满是皱纹的脸，白眉毛不住跳动。

孔林一个一个挑破了吴曼娜右脚掌上的水疱，其他护士七手八脚地侍弄好了她的左脚掌和牛海燕脚上的水疱。老大娘爬上火炕，把七顶被汗水湿透的皮帽子的里子翻出来，摆到靠近灶台的一端烤干。

孔林收拾完了吴曼娜右脚掌上最后一个水疱，在盆里洗洗手，对牛海燕说：“你没事，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曼娜的脚我不敢说，可能得几天的工夫才能愈合。”

牛海燕听了，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其他的护士叽叽喳喳，这个说谢谢孔大夫教她们挑疱，那个感激他帮她们打来了晚饭。“好了，好了。先吃饭，好好休息。”他说，“别忘了明天一早把饭盆给炊事班送去。”“忘不了。”一个护士说。“孔大夫，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护士小沈说。“是啊，就在这儿吃吧。”几个声音一起说。“嗯，我吃过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他突然感到喉头发紧，胸口暖融融的。他没有想到她们会邀请他，担心自己真的留下来和护士们吃晚饭，会引起闲言碎语，上级领导也会批评他不注意影响。他强迫自己说：“咱们明天见。大娘，明儿见。”他掀起用黄麻袋片做的厚门帘子，走了出去。

到了屋外，他听见老大娘说：“闺女啊，你们可真有福啊。这人可有多好。大娘就是脚上没起疱。”屋里响起一阵笑声。

一个护士唱起一段歌剧：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孔林在雪地里转过身，久久凝望着那间低矮的农舍。那里的窗户透出昏黄的油灯光。他要是能和那些女护士一道吃顿饭，该有多美啊！为了这一餐，让他再走六十里路的急行军也值得。他怀疑，自己到她们那儿去，是为了送饭，还是出于其他下意识的原因。突然，他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他看见自己坐在一条长餐桌的上首吃饭，两旁坐着七个女护士和那位老大娘。不，那个老大娘变成了他的妻子淑玉，她正忙活着，给大家从一个篮子里往外拿新出笼屉的馒头。他们一起吃着饭，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谈笑着。她们都喜欢当他的老婆，住同一座房，吃同一锅饭。他记得在旧社会，有钱的男人都有三妻四妾。这些地主、资本家真有福气，能享受那么多女人！呼啸的寒风把他的思绪带回到雪地里。他摇摇头，眼前的画面消失了。“你真叫人恶心。”他自语。他有点厌恶自己，居然羡慕那些反动派的艳福。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应该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吴曼娜的脚在他手里的感觉好像已经进入肌肤，在他的手心、手指里逗留扩展。他转身向男同志的农舍走去，脚步已经没有来时那样坚实。

吴曼娜第二天还是不能走路。孔林安排她坐上一辆装炊具和粮食的马车，为部队打前站。他把牛海燕和他自己的羊皮大衣都交给她，用来裹住她的腿，这样他们也可以身上轻快些。她坐了两天马车，然后部队在一个公社乡镇上休整了一个星期。她的脚也就完全好了。

队伍重新上路以后，他仍然帮她背着医药箱，一直到拉练结束。每当她表示感谢，他总是说：“没什么，我应该做的。”四

部队回到木基市以后，吴曼娜对孔林的感激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上班的时候，她经常有事没事到他办公室去，同他说上一两句话。到了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她会睁着眼睛，琢磨这个怪人。她的脑海里浮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爱他妻子吗？她长得什么模样？她真的比他大八岁？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文静，那么菩萨心肠？他跟别人红过脸吗？他好像是团棉花，没有脾气。

傻丫头，老琢磨他干什么？他人是不错，但是结过婚了。别做梦了，他才不会等着你嫁给他呢。

如果他不爱他妻子，想离开她，该怎么办？真要那样，你会跟他吗？少胡思乱想，快睡觉吧。

你会嫁给他吗？

她不知骂过自己多少遍，还是忍不住想到他。每天夜里，她都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到半夜。有时候，她感觉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右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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