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季陶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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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试读：
胡汉民序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黑格尔）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荫《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是不把种种“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碍打销，决寻不出鞭辟入里公平至当的批判。批评自己的民族，犹之批评自己本身。近来有见识的人也晓得说说，如果真是一个革命者，就能对自己作公开的批评，这话是不错的。自己的检查，比别人的检查更为便当。责备自己，应该比别人的责备更为深刻。然而事实上往往不然。遇着老于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于用责备自己的口头话来作辩护自己的手段。浅之如张作霖骂张学良，说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骂中国CPCY幼稚，都是假责备来为自己辩护的。日本人批评日本，说到自己短处，晓得回护不来的，也每每犯这种毛病。然而因为他有他的立(1)场，我们应该原谅他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批评自己的民族，仿佛有这个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说：
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压迫的律师审判官。说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视的心事。说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并没有过分的恭维。一个自杀情死的事实，说明他是信仰真实性的表现。这一种科学的批评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这次回到上海，一见面就说：“我近来又做了一部日本论，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我说：“此之前几年登在建设杂志的那篇《日本论》怎么样？”他说：“你先说你对于我的旧作，有什么意见。”我说，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他说：“对得很，简直被你一言道破，我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论，却完全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我明天带来，你看过觉得不错，就请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带来，一眼望去已经是十多万字，他笑着说：“我做《建设》和《星期评论》文章的时候，我总是将稿子带来寻你，站在你的椅子后面，把捉着你的手，按到纸上，而我却一句一句的朗诵起来，遇有商榷的疑问，才始停止，商榷过了，又是继续的朗诵，我认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现在这部《日本论》太长，可惜用不着这个顽意。”我和他都不觉大笑起来，及他去后我费一日一夜的工夫，将他这本书细细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光景。看过从前那篇《日本观》，尤其觉得这书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构成方法，和旧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异样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个时期不同。第一个时期是从做《天铎报》，以至《民国杂志》，雄畅是他的本色，惟有时修词的工夫，有些来不及。到《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是第二个时期，既改文体为话体，大畅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绝少，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这部《日本论》，就更加陶练，深入显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迹，理解的精确，而文章的能事，足与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将》一个题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实性》里面，发抒他的人生观，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极善写生的短篇小说。《好美的国民》一篇，却含有许多诗意。在做《国民杂志》那时候季陶先生常对我说，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遗憾了。其余还有许多绪论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来，或作国民一般的殷鉴，或作青年行动的指针。而季陶先生却是偶然证合，有感斯发，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适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季陶先生的高声朗诵，确是“奇文共欣赏”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赏所得，就随手写些出来当作一篇序文，贡献于阅者，并留着许多说不尽的好处，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固然介绍这部日本论，应该还有重要的意义，不止是从这本学得科学批评的方法，和鉴识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风。但是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决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民国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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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按：该诗当作苏轼所作《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一节 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民国六年，在《民国日报》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但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没有用过一些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讲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绝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过十多年来，在直觉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支离破碎的观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问题的时候，姑且略略的讲一讲，或者是大家所愿意听的。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意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为喜欢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治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区，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绝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观察日本错不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那么，我这一篇小著，也就不为无益了。第二节 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自从欧洲的科学思想输进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学家，应该渐渐和迷信离开，把这种神话用科学的研究法来重新整理了。却是学者里面，现在还有几个靠迷信过日子的人，把这些神话照样认为是一点不错的事实。从前我有一个先生，是国法学专家，名叫笕克彦。论他的学问呢，的确是渊博精深。而且从前他给我们讲宪法学的时候，他的思想，确是很进步。我个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启发不少。那时他的法理学，在重法文而轻理论的当时日本法律学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后来一点一点的向迷信一边走，近年来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而他对于这些神话，绝对不用实证的考古学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传来的神话上，加些自己的哲学理论，使那些神话，更加神秘些。听说在法科大学上讲堂的时候，开讲要闭着眼合着手，对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讲完了的时候，亦复如此。细细考察起来，原来他的祖父，是神社里的神官。他这迷信系统，就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一个专门主张侵略满蒙并吞中国的内田良平，他的父亲，也是神官。此外陆海军军人里面，迷信“神权”和“神造国家”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传说的，不晓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为此而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有些附会穿凿的调和者，不是说某神即是某佛，便说某佛即是某神，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各国都常有相类似的事实的。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其实也不过是宗法社会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笕克彦博士说：“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绝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这些思想本来也不是笕博士自己所发明，不过新式的法学家里面，要算他是一个专讲国粹的人罢了。
上面所讲的那些传说，不用说是发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丰臣秀吉打平了国内群雄，战胜朝鲜，日本的武功，已经到了极盛时代。德川氏承续丰臣氏的霸权以后，政治文物，灿然大备。传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国的思想，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发生。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实》一本书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据，也就发挥尽致了。再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予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那些传说，是什么东西呢？不用说，就是中国“子不语”的“盘古王开天地”、“女娲氏炼石补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说》里面开天辟地的一段，译了出来，别种传说的内容，也就可以即此类推了。
天神下了一个诏书给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两位尊神，要他把那个飘荡的国土修理坚固，又赐他一根“天沼矛”。这两个尊神领了诏书，站在天浮桥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搅，抽起来的时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积了起来使成了一个岛，这就叫做淤能棋吕岛。
这一种传说，我们从它的象征研究起来，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观念发生出来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这一篇故事，无非是表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类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扩大起来的日本统治组织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实，绝不足奇的。第三节 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约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入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和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漸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和德国凯撒说他自己是天使、德国民族是天的选民一样荒唐。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绝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优势，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便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了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绝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但日本皇统的运命，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著有《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漸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固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地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绝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第四节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功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生！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极了。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最初的留学生，十个有九个都是僧侣。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间的文学里面，在贵族的文学里面，我们都看得出很多与佛教的关系来。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种“能乐”，这是和“神教”有密切关系的，而他们后起的谣曲，有许多题材，是釆诸佛教里面的故事传说。可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本来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法社会里面必然应有之义的祖先崇拜。这一种拜神思想，本来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了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于是中国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然而这个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同时输入进去了。并且佛教的输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容易调和的。一个是世界无差别，一个是九族分亲疏；一个是冤亲平等，一个是正名定分严体重刑。此时神佛两教，在输出国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冲突期，在输入国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调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应于他那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围有了强固的信佛威力，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会绝灭了。然而四围的情况不是如此，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随着汉学的进步、封建制度的完成与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古学派哲学突然创兴起来。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这是两个很大的变动，他们应该从里面学得许多的教训吧！第五节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有一个贵族院议员叫杉田定一，他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合，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他这个议论，我以为很的确。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梭《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但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第六节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做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治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
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是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绝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喜欢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这说法本就大有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过从今天以后，是再也行不通的了。第七节 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击剑、读书，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会击剑的人，当然没有做武士的资格。没有学问，便不能够在武士阶级里面求生活的向上。至于交友这一层，是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社会性”的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极单调的。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为主人和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奋斗。解剖开来说，武士的家系，是藩主的家系的从属，武士自身，又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系和自己家系的从属。这家系的观念，和宗法的神权迷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武士为藩主本身或藩主的家系而奋斗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质上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结合成的，并且渊源于历史的因袭，含有不少的神秘气氛。“轻生死”、“重然诺”、“当意气”这种武士独有的特性，固然由于武士阶级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来，许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们肯于牺牲自己和家族的生命而为主家奋斗的最要紧的因素。
在封建时代，这一种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他们社会所最赞美的。以为这是道德的极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够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体，与佛同化，与宇宙长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会越是赞美。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日本从前那些文学家，往往把复仇的事实当做最好的题材，或是用小说描写复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诗歌去赞美他的行为。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画自赞”，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的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不过这种行为，也是“生的奋斗”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备一种力量，刺激后来的人，使人感觉他的优美和高尚，完全由于当时社会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经很进步，在单调而严格的封建制度下面，这两件事又最是一种破除成例的行为，值得一些文学家的歌咏。维新以后，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竞争场里，能够占到优者位置，多半也与这种遗传的道德观念有关。
复仇者的精神和身体，完全是受“种族保存”的原则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复仇，是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谓“元禄义举”，是为他们藩主的家事。此外，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采取复仇手段的，更是多极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为此。这种观察，都是就复仇者的本身着眼。完全和复仇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往往有帮他人复仇的，日本话叫做“助大刀”。社会上对于这种为正义出力的人也很赞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为在这“助大刀”上面，确实看得出许多正义的精神。比“复仇”本身，道德的意义还是多一点。这种正义的同情心，不只在男子中如此，女子里面也很有这种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为君、父、夫复仇，或是为他人表同情，帮助他人复仇事业成功的事件，历史上很不少。这一种社会同情的热诚，确是封建时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这种特色还是极彰著的。再看日本维新历史的背后，有很多女性的活动，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对于维新志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把这一种性格，从思想上、学问上去奖励他、完成他，是德川时代哲学思想的特色，也是日本古学派哲学思想的特色。赤穗藩里所以能够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结果。当时德川幕府所最奖励的朱子学派的学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确是很有功劳，然而精神却注重在汉和一体，不像素行一派，专事鼓吹日本主义。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白天琼矛，形状和琼矛相似，所以叫细千足国。日本的雄武，真是应该的了。那天地开辟的时候，有多少的灵物，都不用它，偏要这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第八节 封建时代“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淳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唯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做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齪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那些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砂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阪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御用达”，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的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地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但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的人，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
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残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另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第九节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三）外国势力压迫漸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的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绝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就恨得了不得，于是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绝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绝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什么人做的？就是那接受神权思想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什么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着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外乎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什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