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密 （Smith,A.）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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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富论：全2册/（英）斯密（Smith，A.）著；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2（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67-3
Ⅰ.①国… Ⅱ.①斯…②唐… Ⅲ.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Ⅳ.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248号
国富论（上、下）
作 者 ［英］亚当·斯密
译 者 唐日松 赵康英 冯 力 邵剑兵 姜 倩
审 校 唐日松 杨兆宇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24.625
字 数 707千字
定 价 48.00元（全二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作者简介】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生于苏格兰哥尔克第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先后入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于1748年受聘于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文学。1751年受聘于格拉斯哥大学，先讲授逻辑学，后任道德哲学教授，其讲义的伦理学部分后改写成《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出版。1764年，斯密赴欧洲大陆旅行，这期间结识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等，且深受影响。1776年，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发表。1778年，他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他生命中最后的三年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职。他于1790年7月去世。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4年11月15日中译本导论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经济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初版于1776年，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政治上要求独立的呼声和经济上要求自由的主张同时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在18世纪就有十个英文版本，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国富论》在中国曾经有过两个中文译本。最早的译本是1902年由严复先生翻译的名为《原富》的译本。是严复先生使中国人认识了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严复先生对《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开先河之功。迄今，中国人最熟悉、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两位先生译本的这种地位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撼动，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也不会有人撼动。在这种背景下，重新翻译《国富论》有没有必要？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时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像《国富论》这样的名著不妨多译。首先是人类已进入了新世纪，时代变了，站在千年的角度看问题，人们会以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中国回归市场经济，而《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国人对《国富论》这样的巨著会有一番新的评价；其次，严复先生的译本是节译本，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使用的是现代中国人已不使用的文言文，故已不适应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而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只是为翻译《资本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而译的，所用的语言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语言，也不太适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再次，严复先生的译本是译给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的，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是译给专家学者们看的，而我们想译一本给大众看的《国富论》。基于上述三点考虑，我们决定重新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是2002年，是《国富论》出版226年，也即第一个中译本出版100年之际。二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界有着近乎神一样的地位。但世人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论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提“斯密之谜”，不能不提到亚当·斯密的另一本书，一本消耗亚当·斯密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于《国富论》的鸿篇巨作《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人具有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中，他从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史中称为“斯密之谜”。不了解《道德情操论》，就不能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深受他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亚当·斯密的研究实际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有自然界的秩序。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亚当·斯密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己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令人遗憾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视，人们甚至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市场经济永恒的基本原则，当成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把亚当·斯密本人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论》完全忘却了。斯密当然喜欢自由市场制度，但人们却忽略了市场在社会中的本质。“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如果社会缺少这一基础，这个社会就会迷失方向。理解亚当·斯密时，如只知道《国富论》而不知道《道德情操论》，最多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如果因此而曲解了《国富论》，对亚当·斯密的理解则不到一半的程度；同理，如果只知道《道德情操论》，而不知道《国富论》，也只是知道半个亚当·斯密。不幸的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更重视经济利益而不是道德情操，因此，世人只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只是一味鼓吹人的利己性，甚至认为亚当·斯密本人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其实这完全搞错了。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哲学家，其次才是观察力过人、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侧重说明人的利己性；而在伦理学中，亚当·斯密又侧重说明人的利他性。只有把经济上的利己性和伦理上的利他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真实的人性。只有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方面理解亚当·斯密，才能正确认识亚当·斯密。目前悬而未决的争议是，他有没有构思第三本书？因为《道德情操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利他”，而《国富论》是关于经济活动的“利己”；因此，似乎应该有第三本书，作为利他和利己之间的桥梁。
人类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真理从来都不在两个极端的端点上。在此共识基础上，人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两极之间的黄金中点。寻找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既是个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各类组织和国家面临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黄金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变动的，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在人类的过去向利己方向偏移，而在未来肯定会向利他方向偏移。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觉悟的提高，世人会逐渐认识另半个亚当·斯密，会有更重视他的《道德情操论》的时代。
亚当·斯密的影响力在经济学界是最大的。亚当·斯密的姓“斯密（Smith）”，如果按现在的规范译法，应译成“史密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敢把斯密改译成“史密斯”呢？就是因为斯密的名气太大了，改过来后，经济学人找不到斯密，会发生混乱，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人敢捅这个马蜂窝，只好将错就错了。
200多年过去了，亚当·斯密的影子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至今还有人经常提出“回到亚当·斯密！”的口号。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东方人、印度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亚当·斯密，是判别是非的指标。在经济学界，亚当·斯密的地位像神一样。三
我们前面强调亚当·斯密的另一半，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已经知道的这半个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和利他主义伦理学就像计算机科学中的0和1一样，构成了整个计算机世界。因为我们译的是《国富论》，我们还得重点论述《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和《国富论》在今日中国的意义。《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世界，认为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富论》全书分为五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列举出制造针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经由分工，将整个制造程序“分为十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雇用技艺熟练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厂中，一共只雇用十个工人，但每天可以生产48 000根针”。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得起和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以及种种娱乐消费品。但是，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少部分依靠自己的劳动，而大部分却需依靠别人的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物品，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意以它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物品的价值等于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 《国富论》中有一篇专谈殖民地问题，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经济垄断表示反对。殖民地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5．主张“自由放任”。 《国富论》最重要的部分是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讨论两种制度：一种是商业制度；另一种是农业制度。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也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 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 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好得多。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者愈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国富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此前，人类虽有经济思想，但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思维范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人类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四
今日的中国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前所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以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有行得通的理论和实践呢？我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线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竞争。
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迟早会更多地研究利他主义的问题，研究亚当·斯密的另一半，研究《道德情操论》。但是现在，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推算，至少300年内，人类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公平地说，计划经济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所以才不能马上实行。我们相信，人类迟早会走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上去。我们企盼人类走计划经济的条件早日成熟，到了那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能真的过时了，会被人们送到经济学理论的博物馆里。但是我们相信，即便是在博物馆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最有价值的理论展品。五
本译本是根据Methuen ＆Co．，Ltd 1930年出版的版本译出的，这个版本是亚当·斯密生前最后的一个版本。该书的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已广为人知，所以我们仍沿用其作为这个译本的书名。第一篇和第四篇及书后的“英汉人名、地名、术语对照表”由唐日松翻译，第二篇由邵剑兵翻译，第三篇由赵康英翻译，第五篇由姜倩、赵康英和冯力翻译。唐日松和杨兆宇负责全书译稿的审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并交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我们把她献给21世纪走上市场经济之中的国人。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另外的译本。现在的译本均很出色，但对于这么重要的著作来说，再多的译本都不为过，只要每个译本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限于我们的经济学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当之处，我们衷心希望经济学界和译界的同行批评指正。
华夏出版社经济部的陈小兰主任和李雪飞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投入大量精力，并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杨兆宇2004年8月导论及全书设计[1]
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2]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些产物从其他国家购买过来的产品。
这种产物或用这种产物从国外购买来的产物，与消费这些物品的人数或成较大的比例或成较小的比例，而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所有必需[3]品和便利品的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
但是，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这个比例都受两种情况的制约:首先是这个国家总体上使用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其次是从事[4]有用劳动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无论这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面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情况。
一国国民每年供给情况的好坏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这两种情况中的前者而不是后者。在那些未开化的渔猎国家里，每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的劳动，尽其所能地为其本人或为他的家人或他的族人中那些太年老或太年幼或太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然而，这些未开化民族的生活非常贫穷，以致常常迫不得已，或至少认为迫不得已有时直接杀害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经常患病的亲人，有时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相反，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虽然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但他们之中很多人消费的产品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出十倍甚至是百倍。但由于这个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如此之多，以致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经常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底层的贫困劳动者，只要他勤俭，就能享受到比任何未开化的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5]
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是什么?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分配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条件的个人?这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无论一国国民劳动的实际技能怎样、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如何，在这三方面状态保持不变期间，这个国家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的好坏总是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6]比例。本书的后面将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与为使这些人工作而运用的资本数量以及这些资本的特定用途成比例。所以，本书的第二篇将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本用途的不同，它所带动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
在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都相当高的国家里，对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采用了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不是同等地有利于一国劳动产品的增加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每一个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政策。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而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产业。本书的第三篇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应引入和建立这些政策。
虽然这些不同计划的引入最初也许是由于特定阶层人士的私利和偏见，他们无视这些计划对社会全体福利可能造成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卓识远见。但是，这些计划却引发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人认为农村产业重要。这些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观点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的第四篇我将尽我所能全面而又明确地解释这些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一国中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供国民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性质。本书第五篇即最后一篇将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有哪些，哪些开支应由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只能用社会中某些特殊阶层或特殊成员的赋税来支付;第二，把整个社会的赋税募集起来支付整个社会费用的不同方法有哪些，这些方法中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是什么;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公债，这种债券对实际财富，即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有什么影响。[1]“每年”一词，标志着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做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2]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es of life)，洛克在《论降低利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6年版，第66页)中使用过这个词:“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是由它适于供应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适于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to serve the conveniences of human life)构成的。”[3]注意这种含义:一国的财富是由它的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由总额来计算的。[4]第二种情况可以引申为包括从事有用劳动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却完全被忽略了。[5]实际上只讨论了一个原因，即分工。[6]“生产性”一词在这里是随意说出的，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显然并不重要的同义语，但后来则完全摈弃了“有用的”一词，认为不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是有用的;特别参阅第243页。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1]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考察分工在某些特殊的制造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分工在社会的一般事务中所产生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分工最细，这也许并不是因为这些制造业实际上比更为重要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注定供应少数人的小量需求的微小制造业里，工人总数必然很少，每个不同工作部门中雇用的工人常常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工场中，使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到。反之，在那些注定供应大多数人的大量需求的大型制造业里，每一个不同的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所以不可能将他们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内。在同一时间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虽然在这种制造业中，工作可能实际上被分成了很多的部门，但比起那些微小的制造业，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而较少被人注意到。
制针业是一个很微小的制造业，但它的分工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对这种职业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分工使制针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受过相应的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种职业的机械(这种机械的发明，大概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即使他竭尽全力地工作，也许一天连一枚针也生产不出来，当然更生产不出来二十枚针了。但是，按照这个行业现存的制作方式，不仅整个工作已分成专门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分成许多部门，其中大部分部门也同样分为专门的职业。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仅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把针涂白是另一项专门的职业;甚至把针装进纸盒也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这样，制针这个重要的职业被分成大约十八种不同的工序。在一些工场，这十八种不同的操作由十八个不同的工人担任，当然，也有些工厂也有同一个工人常常从事两三种操作的现象。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小厂，那里只雇了十个工人，在这个小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从事两三种不同的操作。尽管他们很穷，尽管他们连必要的机器设备都很差，但如果他们尽力工作，一天也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以每磅中等型号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人每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四万八千枚针，这样，每人每天能制造出四万八千枚针的十分之一，即四千八百枚针。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独立地工作，谁也不专门学做一种专门的业务，那么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能一天制造二十枚针，也许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这就是说，他们绝对不能制造出现在由于他们的不同操作的适当分工和合作而制成的二百四十分之一，也许连这个数字的四千八百分之一也制造不出来。
在其他任何一种工艺和制造业里，虽然有很多工艺和操作不能如此细致地分工，其操作也不能简单到如此简单的地步，但分工的效果总是与这个微小的制针业相似。凡是能够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进劳动生产力。各种行业彼此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好处的结果。那些具有最高产业和劳动生产力改进程度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在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中，由一人承担的工作，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一般都由几个人分别承担。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农民一般只是一个农民，工人只是一个工人，而且，生产任何一件成品所必需的劳动几乎总是由大量的工人分别完成的。在麻织业和毛织业的每一个部门里，从亚麻和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烫平，或是到这块布料染色和浆纱，各个部门使用的不同技艺是多么多啊!当然，农业的性质不允许有制造业那么多精细的分工，各种工作彼此间也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完全分立。木匠的职业和铁匠的职业通常可以完全分开，但牧民的工作和农民的工作不可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总是两个不同的人，但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却常常是同一个人。农业的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场合随着一年中季节的不同交替出现，指定农民中的一个人经常性地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不可能实行像制造业那样完全的分工。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的制造业上都优越于所有他们的邻国，但在制造业上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在农业上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种得比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和费用也比较多，按土地面积和土地肥沃程度来说，富国的粮食产量也比较多，但是，富国在产量上的优越程度几乎从来没有在比例上大大地超过富国在劳动和费用投入上的优越程度。在农业上，富裕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未必都远远大于贫穷国家的劳动生产力，至少绝没有像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劳动生产力方面巨大的差异。所以，如果质量一样，富国的谷物在市场上也不一定比穷国的谷物便宜。同一质量的波兰谷物，价格和法国的谷物一样低廉，尽管法国的富裕和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优于波兰。在产谷的各省，法国的谷物同英格兰的谷物一样好，在大多数年份差不多是同一价格，虽然在富裕和劳动生产力的改进方面，法国也许不如英格兰。然而，英格兰的谷地比法国的谷地耕种得好些，而法国的谷地据说比波兰的谷地耕种得更好。但是，尽管穷国在耕种上处于劣势，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其谷物的价廉和物美与富国竞争，在制造业方面它是无法进行这种竞争的;至少，如果这些制造业适合富国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时是这样。法国的丝绸比英格兰的更好、更便宜，因为丝织业，至少是在目前对生丝进口征收高关税的情况下，不那么适合于英格兰的气候，不像在法国那样。但是英格兰的五金器具和粗毛织物却远远优于法国，就同一质量物品而言，价格也低廉得多。在波兰，除了国家生存必不可少的少数粗糙的家用制造品以外，据说几乎没有其他种类的制造品。
这种由于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的巨大增长，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由于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最后，由于发明了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第一，工人熟练程度的改进必然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而分工通过使每个人的业务减少到某种简单的操作程度并使这种简单操作成为他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极大地增加工人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尽管他习惯于使用锤子，但却从来没有做过钉子，如果一旦有必要让他试着做钉子，我确信，他一天内做不出两三百枚，而且他做出来的都是很坏的钉子。一个习惯于做钉子的铁匠，即便他唯一的或主要的业务不是做钉匠，只要他尽最大的努力，也能在一天内制造出八百枚或一千枚以上的钉子。我见过几个二十岁以下的男孩，他们除了制钉以外没有学过任何其他的手艺，当他们努力工作时，每人在一天内都能制造出两千三百枚钉子。然而，制造一枚钉子绝不是最简单操作中的一种。同一个人要拉动风箱，适时搅动或添加火力，把铁烧热，锤打钉子的每个部分，在锻造钉头时，他还不得不换一下他的工具。制造一枚针或一个金属纽扣可以再划分成不同的操作，所有这些操作都更简单，一生唯一的职业就是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常常很高。完成这些制造品的某些操作的速度，在那些没有亲眼目睹的人看来，是人手所不可能达到的。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的时间中得到的好处，比我们乍一看所能想象到的要大得多。人们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用很不相同的工具进行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工，同时也耕种一小块土地，从他的织机走到地里，又从地里回到织机，必然要损失大量的时间。当两种手艺能在同一工场内进行时，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这种场合，损失也是很大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活转向另一种活时，通常都要闲置一会儿。当一个人最初开始新的工作时，很少有能全神贯注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的思想还不能深入到工作中，所以有时宁愿做些没用的事而不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工作上。每个农村劳动者，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他们的工作和工具，在他一生中的几乎每一天都要用他的手做二十种不同的工作，自然地或者说必然地会养成闲散和漫不经心的习惯，使他几乎总是懒惰和散漫，即使在最紧迫的场合，也不能全神贯注。因此，除了在熟练程度方面的欠缺外，单就这个原因，也必然总是要大大地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的数量。
第三，也是最后，每个人必然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方便和简化劳动。这是不必举任何例子说明的。因此，我只想说，使劳动得以如此方便和简化的所有机器的发明，最初似乎都是由于分工。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上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达到任何目的的方法。由于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标上。因此，我们可以自然地预期，在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部门的那些人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人不久就会找出完成他们自己具体工作的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的方法，只要工作的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分工最细的那些制造业中所使用的机器，最初大部分都是普通工人的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的方法。那些常去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这就是这类工人为了便利和简化他们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工作的发明。最早的蒸汽机常常需要一个男孩，当活塞上升或下降时，交替着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喜欢和同伴玩耍的男孩看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不用他看管，他可以自由地和同伴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初次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男孩发现了。
然而，机器的改进决不全都是由那些有机会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候，许多改进是出于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也有些改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事也不做，但是要观察每一件事情，因此，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远和极不相同的物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每一种其他职业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和职业。也像每一种其他的职业一样，哲学也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向兴趣特殊的一群或一类哲学家提供职业;哲学上行业的细分，也像每一种其他行业的细分一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对他自己那个特殊部分的工作更加内行，就整体而言，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用科学手法统计的工作量也由此大大增加了。
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所出现的普遍的富裕扩展到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身上。每一个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售;每一个其他的工人也完全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物品交换他人的大量物品或其等价物品。他对他们的需求给予丰富的供应，他们也对他的需求也给予同样丰富的供应，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
看一看一个文明和繁荣国家中最普通的工匠或日工的生活用品，你就会知道，为了使他们能享受这种生活用品，那些行业中的人必须提供自己生产的一部分，虽然是一小部分，但这样的人却多得数不胜数。例如，白天工人穿的毛外套，尽管看起来很粗糙，却是大量工人联合劳动的产品。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蒸洗工、缝纫工和许多其他工人，为了完成这件日用产品，必须联合起他们的不同手艺。此外，把这些材料从一些工人的手中运送到常常是住在国内最遥远的地方的其他工人手中，需要有多少商人和运输工具啊!尤其是需要有多少商业和航运，需要有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和制绳人，以便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带到一起，这些染料常常来自世界各个最遥远的角落!要生产这些最普通工人所使用的工具，也需多少种不同的劳动啊!且不谈像水手的船只、蒸洗工的作坊或织工的织机那样复杂的机器，让我们只来看看为了制造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器具，就需要多少不同的劳动啊!采矿工、熔矿炉制造工、伐木工、熔矿炉所用焦炭的烧炭工、制砖人、泥水匠、锅炉工、作坊的设计与建筑者、锻工、铁匠等，所有这些人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考察一下他的衣着和家用器具的所有不同部分，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他睡的床，还有组成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膳食的厨房炉灶，备膳用的从地层下挖出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和陆路运到他那里的。他厨房中所有其他的器皿，所有餐桌上的用具、刀子和叉子，用来盛上和分送饭菜的陶瓷盘子和锡盘子，为他制作面包和啤酒所使用的不同材料，用来放进热气和光线并抵御风雨的玻璃窗户，为了准备玻璃这种美丽幸福的发明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世界的北部地区几乎不可能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在生产这些不同的便利品中使用的所有不同工人手中的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东西，看一看它们中的每一种东西都要使用多少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最普通的工人就不可能得到他通常所能得到的那些按照我们的直觉看似平常而又简单的生活用品。的确，同富贵人家的豪华奢侈相比，无疑，他的生活用品看来是极其简单而又平常的;然而，这也许是真的，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并非总是远远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而后者的生活用品却超过了许多非洲国王的生活用品，这些国王是数以万计赤裸的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啊![1]“分工”一词如果在此以前有人使用过，那也并不常见。它在此处出现，可能是由于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2卷(1729年)第6章第335页中的一段话……第二章 论分工的起因
分工有如此多的好处，但它最初却不是任何人类智慧预见到并想要得到分工所能带来的普遍富裕的结果。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是非常缓慢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物物交换、以货易货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否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进一步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或者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它是否是人类的理性和言语这种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题目。这是所有的人普遍都有的倾向，而其他动物则没有，其他动物似乎既不知道这种交换也不知道任何其他类型的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似乎是在协同行动。每只猎犬都把兔子赶向它的同伴，或是在同伴把兔子赶向它时竭力拦截。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效果，而只是在那一个时刻，猎犬们对同一目标的欲望的偶然契合的结果。没有谁见过一只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只狗公平而又慎重地交换另一根骨头。没有谁见过，一只动物用姿势或用自然嚎叫的方式向另一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时，它除了获得能向它提供所需的人或动物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说服或劝诱手段。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狗做出千般姿态吸引餐桌旁主人的注意，以便得到食物。人对他的同胞有时也使用相同的手腕，当他没有其他方法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时，就百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以求博得主人的欢心。可是，它没有时间每一次都这样做。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大量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的整个一生也不足以获得几个人的友谊。在几乎每一种其他动物中，当每个个体长到成年时，都是完全独立的，在它的自然状态中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但是，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每一项交易的意义，正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主要依靠自己同胞们的仁慈来生活。即使是乞丐，也并不完全依靠他人的仁慈。乐善好施的人的施舍行为，确实为乞丐提供了全部生存资源。但是尽管这一时能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却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他的日常需要。他的大部分日常需要是通过和其他人的同样的方式去满足的，也就是通过契约、交换和购买来满足的。他用一个人给他的钱购买食物;他用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服交换更适合于他的另外的旧衣服，或住所，或食物，或钱，用这些钱他又能购买食物、衣服或住所，随心所欲。
就像通过契约、交易和购买我们彼此能获得我们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那样，分工最初也是从这种相同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在一个狩猎或游牧部落中，一个特定的人，例如，他比任何其他人能更快、更熟练地制造弓箭，他就制造弓箭。他频繁地用弓箭和他的同伴交换牲畜和鹿肉。他最终发现，他用这种方式得到的牲畜和鹿肉，比他自己到野地里捕捉到的还多。因此，出于对他自身利益的关切，制造弓箭成了他的主要营生，他成为一种专门制造武器的人。另一个人擅长制造他们的小茅屋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为他的邻居们服务，邻居们也按照同样的方式，用牲畜和鹿肉回报他。最终他发现，一心一意地从事这种职业，成为一个造房木匠，对自己有利。依同样的方式，第三个人变成了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变成了毛皮或皮革的硝皮人或鞣革人，毛皮或皮革是野蛮人衣着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由于肯定能把自己劳动产品中自己消费不了的所有剩余部分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
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实际上比我们想象到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1]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的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产生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六岁或八岁的时候，他们或许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游戏伙伴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大约在那个年龄，或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非常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不同才开始被人们注意到，并且逐渐扩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不愿意承认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责任要履行，都有相同的工作要做，那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可能有才能上的任何重大的差异。
就像交换倾向形成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在才能上的巨大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这种才能上的差异可以利用。许多种被认为全都属于同族的动物，所表现出的天资比起人们在未受到风俗和教育熏陶以前所表现出的天资要显著得多。在天赋和天性方面，一个哲学家的天赋和一个街头搬运工的天赋的不同，远不及大猛犬之于猎犬、猎犬之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之于牧羊犬。然而，这些不同种类的动物，虽然都属于同一族，却对彼此没有任何用处。大猛犬的力量并不因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丝毫的增益。这些不同天资和才能的效果，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不能变成一种共同的财富向同种动物提供较好的必需品和方便。每个动物仍然不得不分别独立地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而得不到自然赋予它的同伙的那些不同才能的好处。反之，在人类中间，最不同的才能对彼此都有用处。他们用各自才能生产不同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以货易货和交换，这些才能仿佛成了一种共同财富，在人类这里，每个人都可能买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才能生产的任何产品。[1]这显然是针对哈里斯《货币与硬币》第一篇第11章与休谟一致的观点，休谟请读者考虑:“在受教育而得到发展以前，所有的人在体力方面，甚至在智力和才能方面，是多么接近。”见《道德和政治论文集》，1748年，第291页。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由于交换的力量而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换言之，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把他自己劳动产品中所有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产品中的剩余部分。
有些种类的产业，即使是最低级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维持生活。一个村庄对他来说，范围太狭小了，甚至一个普通的集市，也很少有大到足以使他维持固定职业的程度。在散布在苏格兰高地的一类荒凉农村中的独家住宅或非常小的村落里，每个农民为了自己的家庭生存，必须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很难期望找到一个铁匠、一个木匠或一个泥水匠;在将近二十英里之内，很难找到另一个同行。那些稀稀落落的人家，相互间距有八英里到十英里之遥，因此他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干大量的零活;要是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他们会叫各种工人来干这些零活。乡村工人几乎到处都要自己干彼此都会干的大体上使用同种材料的行业中的所有不同的工作。一个乡村的木匠要做使用木材的每一种工作;一个乡村铁匠要做使用铁的每一种工作。前者不但是一个木匠，还是一个细木工、家具制造者，甚至还是一个雕刻工、一个车轮制造者、犁杖制造者、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后者的职业更是多种多样。在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即使是制钉人这样一种行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人每天能造一千枚铁钉，一年工作三百天，按照这种速度，他每年能造三十万枚铁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卖出一千枚铁钉，而这只是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
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这是单凭陆地运输所办不到的，因此，正是在海岸和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而然地开始分工，并得到改进，这种改进常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推广到全国各地。一辆宽轮运货马车，由两个人驾驭、八匹马拉，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重的货物。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内，一艘由六个或八个人驾驶的轮船，常常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之间来回运送二百吨重的货物。可见，借助水运，在相同的时间内，六个或八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一百个人驾驭、四百匹马拉动的五十辆宽轮运货马车所能运送的同样多的货物。为此，从伦敦到爱丁堡之间最廉价地陆运二百吨货物，要开支一百个人三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四百匹马和五十辆大车的损耗费。而水路运输同一数量的货物，只需开支六个或八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二百吨的船只的损耗以及保险费的差额即陆运保险和海运保险的差额。因此，在这两地之间，如果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交通手段，而除了与重量相比价格非常昂贵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那么，他们只能从事现时在两地之间存在的商业活动的一小部分，结果是只能提供现时人们在彼此的产业中相互提供帮助的一小部分。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类型的商业。在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能承担得起陆运费用呢?即使有某种货物贵重到足以承担这笔费用，又有什么方法能使货物安全通过那么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可是，现在在这两个城市间彼此进行着巨额的贸易，由于相互提供市场，对各自的产业给予了大量的帮助。
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如此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自然出现在这种便于向全世界开放从而成为每一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而这种改进要推广到一国的内地总是要晚得多。一国的内陆，不可能在长时期内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其他市场，除非这个国家的内陆四周有海岸和通航的大河，或被这样的大河分开。因此，该国的市场的范围，必然在长期内与该国的富裕程度和人口的多少成比例，这些市场的改进也必然总是要落后于这个国家的改进。在我们的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经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有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流很远的地方。
根据最可靠的记载，最早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除了大风引起的海浪之外没有任何波涛，水面一平如镜，岛屿众多，又与邻近的海岸贴近，所以极其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由于人们不知道指南针，人们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不完善，人们不敢[1]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越过海克力斯之柱，即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在古代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最了不起、最危险的航行伟业。就连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这些古代最熟练的航海家和造船者，也是很晚以后才敢去尝试的，而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唯一敢于做此尝试的民族。
在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中，埃及似乎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有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从尼罗河扩展不过数英里，那条大河在埃及南部分成许多支流，借助很少的技术，不但在所有的大城市之间，而且在所有的大村庄之间，甚至在农村的许多农舍之间，似乎都采用了水运的方式，几乎就像现在荷兰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这种内地航运的范围和便利，或许是埃及早期得到改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还有在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似乎也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虽然其古老程度没有得到我们住在世界这一方的人所确信的历史权威的实证。在孟加拉，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的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以航行的河道，就像埃及的尼罗河那样。在中国东部各省，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它们的不同支流，形成了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阔的河流。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所有的非洲内陆，所有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遥远的亚洲地区，像古塞西亚，即现在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年代都处于相同的野蛮和不开化的状态，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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