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学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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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试读：
丛书总序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1]杨锡聪 张和清 程玉 齐华栋自2008年汶川地震掀起“公益元年”的热潮后，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越来越得到各界认可。然而，灾害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灾后服务的高压力和持久投入，让很多不被觉察的知识和珍贵的经验还没来得及被书写和整理，就随着不断流失的人员和转行的机构沉入历史长河。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历次灾难的救援和资助中，逐渐整理形成“正面灾害观”，并敏锐地体察到人才和经验对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积极意义，于是在2014年底发起灾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经验梳理计划，先后协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进行资助，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主办，建立了“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以下简称“灾后行动学习网络”）。该计划期望联合灾后恢复重建一线的行动者、教育者、研究者，分享和梳理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后社会服务水平和研究水平。
灾后行动学习网络是一个集体生产知识的学习型社区，目标是寻求改变。简单的精神、不固定的技术，这些是维持网络生命和活力的重要元素。成员在参与灾后服务前，曾经是商人、军人、教师、职员、护士、公务员或者大学生等。在灾后行动学习网络里，他们同时拥有经验和问题，也同时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是“逆境中的伙伴”。大家以“线上”的群聊和“线下”的聚会联结，在分享、互动、合作的过程中凝聚成为生命共同体。诚然，这样的陪伴和书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波澜起伏亦如一部悬疑剧或密室逃脱，而我们需要和大家一起去寻找打开每一扇门的钥匙。
本套丛书便是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成果之一，一共有四本：《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和《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我们从“生命故事”和“行动案例”两个取向来加以呈现。它的意义有三：一是关注、关怀和理解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者，他们鲜活、立体的生命故事有着很大的感召力；二是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召唤更多的一线工作者参与“行动的经验”的整理和书写；三是探索和分享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
第一，透过“生命故事”关注、关怀和理解行动者。过去和当前，我们主要将目光聚焦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环境的变迁，以及公益项目的开展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对这些宏大议题和行动背后的“人”却较少关注，然而公益毕竟是要靠人去做人的工作，理解“人”比理解“事”更难，但更重要。《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记录的是一个又一个“记不清了”，但又在不断回忆和讲述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真实故事。正是这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画面，将我们拉回到当年举国轰轰烈烈抗震救灾的社会图景中，也让我们直接又真实地体察到面对灾难的人类本性与希望。《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则反映了作者们不同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公益，他们如何审视目前的选择，未来是否会更好。这样的书写，更重视生活体验和关注内心感悟。也是在这样写故事和看故事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生命意义上的互动。
第二，召唤、整理和书写“行动的经验”。灾后服务的经验往往由研究者书写，灾后服务的培训也由研究者来完成。而“行动的经验”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流失，隐含着“人”和“事”的分离、研究和实践的割裂。因此，我们要让工作者同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是使其成为被动的学习者和接受培训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讲述的是绿耕在“映秀”和“草坡”八年的坚守。“映秀母亲”的刺绣项目曾多次作为灾后心理援助的典型案例，但终因封镇搬迁难以持续。“山里码头客栈”曾经是绿耕人的梦想，也终因泥石流天灾和新的扶贫政策不得不完全撤离。八年的跌宕起伏，呈现的是中国式救灾图景中社会组织艰难的路径探寻过程。这让我们再次反思：面对漫长而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社区重建，尤其是老百姓的精神重建，灾后应急机制是否真的无能为力？《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既不是以数据、图表为重心的项目报告或成功典范，也不是一部充满“干货”的经验指导手册，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有生命力的案例书写而成的，通过工作员第一角色的书写，探求一种可以穿透个体经验的、藏在经验背后的深层哲理。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情境，不仅应是经验的传递，还应有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探索和分享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学习不单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与巩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经历，从群体动力的角度让我们肯定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性，因为单一文化的群体，出现有效动力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目标是将一群异质性很强的人结为共同体。因此，用传统的学习模式，例如主题讲座、案例分享、参访汇报等单向模式，容易把教与学二元对立起来，群体的动力难有质变，学习成果只依赖学习者的主动性及能力，学习成效的持续性就更没保证。灾后行动学习网络为了促进群体动力的出现，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的社区：主办方没有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制定确切的学习主题和内容，反过来希望由学习者（网络成员）提出学习需求及目标，把网络理解为一个“村”并成立“村委会”，由“村民”自治自决。我们形容这是“立体”、“双向”的学习，从直接参与的经历中建设学习者的能力。这是单向模式难以发挥的作用。所以，只有将尊重成员的想法和需要、共同支持网络的生存和发展与满足自身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共生关系或共同体的状态才能持续。
[1] 杨锡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具有20余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具有18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程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网络项目”的策动者与陪伴者；齐华栋，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具有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序生命叙事、疗愈与培力古学斌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台湾乐团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唱的那一首《小时候》，歌曲讲的是青峰与父亲的故事，歌中他回忆着小时候与父亲的一些生活片段，讲述与父亲的关系和对父亲的看法。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
好难跟他说心事
小时候/每个周末
爸爸都会骑着车
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
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
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
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
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
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
爸爸突然叫住我
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你……要加油喔……
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
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
录下了DEMO/这样放给他听
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
我们的脚步很轻快
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
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
我们的距离被拉开
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
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
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柔软
放下了父子的身段
知道时间太晚/不要躲/不要散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
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当我仔细回想/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
是你载着我/叮咛我
要我抓牢你身旁/安心在你背后飞翔
记忆中/我们的一切
随着你老去的脸/成为永远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产生一丝伤痛的情绪。听青峰和他父亲的故事，我不禁想起我父亲。不禁问：怎么在大部分华人家庭，父子的关系和互动都会是这样的呢？不是没有爱，却常常有一种无法彼此理解的痛，只有到某一天、某一刻，我们才发现自己就是父亲的某个部分，切割不掉的部分。
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像父亲，也许说心底有一种排斥去像他，不喜欢他的严肃、沉默寡言、有时突然爆发的脾气……
父亲在我到香港理工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就因为急性肝炎去世了。往后的日子，我一点点地发现他，发现我原来是如此像他。有一次，因为我家卖房子的缘故，母亲在收拾房子的时候翻出了父亲的一些遗物。那一天，我正在家工作，母亲敲我房门，递给我一个鞋盒，说里面是父亲生前的东西，让我来保管。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些父亲在内地工作时的工作证和照片，还有他在军队退役的证明。细看证明的内容，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的政委在给他一些好评之后，还给他提出了一点儿批评，那就是“爱打扮，有小资情调”。哈哈…… 这不就是我父亲吗？他真的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要求，每天都要穿得美美的，甚至在家的时候，当有客人到访，他都必定要穿得很整齐。还记得，他年老的时候，因为脸上多了皱纹，拍照时都不喜欢拍大头照，每次都让我们站远一点儿。我常在想，什么样的家庭造就了他这样的特质呢？
在盒子里，我还发现一些笔记本，打开一本看了一下，也把我吓了一跳。里面细致地记录了一些明细账，哪年哪月哪日，我姐从美国回来，给了他多少钱，还有哪年哪月他给了我哥多少钱等，非常清晰。“不愧是会计出身”，我心里冒出了这句话。
翻阅父亲的遗物，我思潮起伏。在回忆父亲时，我突然间意识到，那不就是我吗？爱漂亮、爱整洁、做事细致，通通都是我的特质，原来我跟他是那么像。
你认识每个部分的自己吗？你爱自己的每个部分吗？你是否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问一些属于自己的问题呢？
当我们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寻问自己生命的每个部分时，过去的回忆会渐渐涌现，一个人生命的形成与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生命从胚胎着床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故事，“生命即故事，故事即生命”（life as story，story as life），说故事就是一种生命的展现。生命叙事
每一个叙事都有关过去与回忆。台湾学者余德慧和李宗烨讲过这样一段话：“人所说的童年往事，只不过映照着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与所谓的过去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过去’永远缺席。既然如此，那为何人还是不停地叙说往事？我们要如何看待‘历史的过往’？……过去不可能再现，它只是以‘作为某事’（being as…）的方式带入语言。往事只有在以情节化的方式被说出才能显示它曾经发生过。人在现在所说的往事，对于过去只是一种类比，类比既包含了相同，也涵括了差异。换句话说，人所说的往事并非是过去如实地重现，但也不是毫无意义地随手可抛，而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观点、某种隐喻。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放下了以为‘过去是实在的实体’之实体论或表象论（过去可以被复制表象出来），我们认为人说的往事是他现在之光循着故事的方式照亮了混沌的过去。”（余德慧、李宗烨，2003：200）
这段话把叙事的内涵讲得非常清晰，我归纳为叙事的社会性、叙事的政治性、叙事的疗愈性。叙事的社会性
叙事虽然是讲个人的生命故事，但这些个人的故事却不是孤立和与他人无关的。其实每个人的“自我”的形成，都是在与他人相遇和互动中形成的。就像周志建所说的：“‘自我’其实是在一次生命的遭逢与经验中，靠着自身与人们、社会、际遇的互动，逐渐‘长’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得透过‘关系’，透过‘他者’的映照……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人与社会互动、对话、行动中长出来的东西。”（周志建，2012：83）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自我是社会建构的。所以，一个人的故事，也是社会的故事。
虽然叙事强调个人经验和差异性，但个人的经验并非完全抽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个人与他人都有重叠（overlap）及不重叠的时间、共享的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因此，个人的生命故事亦可以反映其所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从不同的故事中，我们亦可以了解个人与大历史之间互为交错的关系。那就是说，大历史如何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个人又如何回应历史的变迁，如何与历史角力交涉（negotiate）从而创造自己的生命空间。
每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除了与大历史分不开之外，与家庭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生命历程分析就是要我们看见个人生命历史线索（individual time）与家庭历史线索（family time）和大历史线索（historical time）相互交错的关系，以更深地理解个人生命形成的路径与脉络（Hareven，1982）。从故事者自我述说的故事中，可以了解许多不同的个人的生命历程。从她/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个人经验有关而被忽略的生活范畴，明白构成不同生命历程的多种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例如，社会行动者所处的政治经济脉络、家庭生活、社会关系、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打算等，都形塑着不同的生命历程。叙事的政治性
声音是有政治性的，说话代表一种权力。社会上，说话的权利被有权力者占据，弱势者的声音常常被隐没，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或者被代言着。
像福柯（Foucault，1980，1988）所言，主流话语的建构是权力的运作，它是一种压制与暴力。权力通过知识和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建构出主流的文化价值，带出好坏对错的论断，形塑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主观性，subjectivity），使人们接受主流社会的意识和价值，接受现时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安排。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人们自愿接受某种特定的思考和行动模式，不仅仅自我要求改造、驯服于规训，更主动要求社会上的其他各人也同样思考和行动。当我们无法做到社会价值标准时，就会被排挤，就会感到羞愧（恐惧），觉得自己很糟糕。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不如意和伤痛，是因为活在众多偏见的压迫中，这让我们活得很辛苦，喘不过气，不得翻身。
长期以来，农民被建构成无权势者和失声的群体（Marx，1987；Gorky，1987；Fanon，1987）。在学术或者一般的论述中，农民都被看成被动的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所赋予他们的要求和意识形态。他们没有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说话。主流话语不断地形塑着农民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当她/他们接受别人赋予自己的身份标签来否定自己时，就会觉得无力，觉得改变不可能（古学斌，2003）。
说故事是一种发声，它是一种声音的政治。叙事提供一个途径和空间，让弱势群体发声，讲述自己的历史、生活经验以及对现时生活光景和未来的看法。叙事是一种走出来（come out）的行动，通过说故事，我们有机会揭开主流叙事的压迫内幕，看见自己（与他人）如何处在这脉络当中的艰辛与生存的力量。说故事的过程也可以达到赋权（empowerment）的功效，它让我们产生力量，让我们的改变变得有可能。叙事可以释放主流论诘（mainstream discourse）以外的声音，发掘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让每个小人物重新拥有发声的权利，挑战主流的话语和文化的宰制。透过聆听个人讲述她/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大历史以外的多元声音。叙事的疗愈性
叙事也是一种自我探究和疗愈的过程。每个叙事者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都有机会重拾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用叙事治疗的说法，说故事是一种再说（re-telling）和再经验（re-experience）的过程，说故事帮助我们转移视角，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产生新的意义（White，2007）。像周志建说的：“当讲故事得以‘再经验’时，就会帮助我们找到过往创伤经验的‘新意义’。意义是重要的，人是一个有意义的动物。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白白发生的，每件事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意义。我们需要找到意义，生命才能往下走。但这个意义不会自己跑出来，它必须透过叙说与重新理解，当我们‘反复叙说’（telling and re-telling）时，意义才会现身。找到意义，生命就有了出口，伤痛就得以疗癒，于是我们就得以从旧伤痛中脱困，释放自己，生命不再拉扯。”（周志建，2012：79）
说故事也是“认回”自己的过程，当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时，我们就不再用旧眼光看待自己。说故事，是一种“转身”，自我看见，一种反身自照。当我们“再说”故事时，我们开始以新的观点、角度，来看待过去、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叙事过程中，我们看见人的社会文化脉络，明白什么形塑了今天的自己。当过去的经验有机会被‘翻新’，并带出‘多元’而非单一的新诠释与感受，也就是叙事治疗所说的新的故事版本时，我们对自己与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学会以爱与慈悲来看待生命，也让我们开始拥抱自己与别人的痛与软弱。因为拥抱，我们变得柔软，这种拥抱具有疗伤的力量，让内心的伤痛得以消融。
在国外，叙事常被应用在长者服务上。长者通常在退休后便被视为无用、等死的人群、社会的负担。长者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亦感觉缺乏能力，加上身体多病，缺乏家人照顾，倍感孤独。在叙事访谈中，长者们有机会讲述自己过往的历史，重新发现自己年轻时的辉煌和精彩，在重拾过去中重拾信心。例如，有的长者回忆参加“二战”的经历，当讲述到自己曾经为国家出力、做过很多伟大和有意义的事情时，突然间他们的脸上发出了光彩，重新找回了自己，重获了自信，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用的人（Thompson，1988）。这就是一种再说和再经验、认回自己的过程。我的公益路
——书写、培力与成长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开始，不管这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但的确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大量民间公益组织，培育了许多公益人。这些组织和人许多在2008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英雄人物的介绍在地震过后是海量的，学术文章的发表也是不缺的。但是，除了小部分被塑造的英雄人物和名人之外，我们发现那些曾经参与灾后救援、服务、重建的公益人的声音缺少有人聆听。我们作为侧身学院的行动者，亲身参与过灾后重建的工作，面对我们前线的工作人员，能够深深体会他们的艰难，感受他们的痛苦和挣扎。我和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支持这些有心的公益人？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好地陪伴他们往前走？如何使这些年轻的生命能够长出力量，更有韧力地在公益路上走下去呢？
我曾经在贵州山区用叙事方法做苗族妇女的发展工作，真正体验到“说故事”的力量，妇女在参与讲故事的过程被充权，形成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也曾经跟研究生一起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生命的养成与家庭、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有的通过叙事更加明白自己，从而与自己和解，活得更加轻松；有的更加明白家人，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有的因为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变得更有力量。我们这群人因为彼此生命故事的交流激荡，关系更加亲近，成为互相陪伴和支持的力量。
因为看见叙事的力量，我们决定编织一个灾后行动学习网络，鼓励这一群参与灾后重建的公益人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希望大家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中，能够与自己对话，重新梳理自己的生命故事，认回自己，明白自己踏上公益路背后的动力。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勇气面对过去，处理积压的伤痛和问题，找到生命中的出口，得以疗愈，更加有力量地往前走。另外，我们也希望彼此生命故事的交流，能够让这个群体抱团取暖，更加团结，形成一个彼此支持、彼此学习的社区。
这本书我编写得非常艰难，不是处理文字上的困难，而是如何面对一段段让人动情的故事、承载一个个厚重的生命，纠结于类似苏珊·桑塔格（2004）所言的旁观他人之痛苦时在道德上的责难。阅读每一个故事，仿佛就在与作者对话，从他们的生命故事，我看见了公益人在投入灾后重建过程中体现的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也看见了真实的人在现实中的危险、迷惑、困顿及挣扎。他们的故事让我体悟人生的意义、存在的底蕴及为人的价值，理解Kleinman（2006）在What Really Matter（中译《道德的重量》）一书中要探索的人类在晦暗不明、惊涛骇浪的社会变动之际、在危险和不确定的人生中和在灾难面前仍能实践的真实道德（moral life）是什么？一种超越地域性并能引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是什么？
希望每位读者不要轻看这里每一个厚重的生命故事，期盼你们在阅读之际得以看见人性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也同时找到你生活中前进的动力。参考文献
古学斌，2003，《发展中的“他/她者”：中国农民社会边缘性的形成》，《华人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政策研究中心。
苏珊·桑塔格，2004，《旁观他人之痛苦》，陈耀成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余德慧、李宗烨，2003，《生命史学》，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建，2012，《故事的疗愈力量》，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Fanon，F. 1987.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of Our Time，” in Teodor Shanin edited Peasants and Peasants Societies：Selected Readings. Oxford：Basil Blackwell.
Foucault，M. 1980.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in C.Gordon（edited）. New York：Pantheon Books.
Foucault，M. 1988，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
Gorky，M. 1987. “The Barbarians，” in Teodor Shanin edited Peasants and Peasants Societies：Selected Readings. Oxford：Basil Blackwell.
Hareven，T.K. 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einman，A. 2006. What Really Matters：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K. 1987. “Peasantry as a Class，”（pp.331-339）in Peasant and Peasant Societies，edited by T.Shanin.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Thompson，Paul. 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M. 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寻找触摸心底的路
高思发当我的心灵一次次在现实之中挣扎时，我会回首追问：为什么要选择这条公益的道路？
八年公益之路，我到底在寻找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我开始彷徨。参加过多次救灾，不同事情的发生冲击着我的道德底线。在激情与迷茫的行走之后，我要停下来，听听来自心灵的声音，寻找自己心底的路。
我的家乡 我的根
我，“高队”，本名高思发，因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服务，成为原“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队长，公益人士习惯称我“高队”。今年46岁，来自绵阳农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家里只有两间瓦房、一间草房。一到下雨，瓦房、草房皆漏水，所以下雨的夜晚永远没有侧听芭蕉雨的惬意与浪漫。记忆很深，每逢下雨，根本睡不着，一晚上都在东腾西挪，被子湿黏，难以入眠。草房里面养有猪、牛，还建有茅房。茅房就是两个木板搭在上面，每每踩上去都担心会一脚踩空，而蠕动的蛆虫更是永恒的记忆……
我的家里有五口人，婆婆、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自懂事以来就记得父亲一直喝中药，每天三顿饭前都喝一大碗，后来听母亲说是肺结核，五爸1974年得了此病，父亲在照顾期间被传染。治疗10年，父亲终于好了。接着母亲又患上胆结石。虽然不要命，但我每一次看到母亲发病却没钱医治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时，都很难受。家里因为父亲的病以及修建简易土坯房，早已负债累累。贫穷像座山压向幼小、敏感的我。真是很痛苦的回忆！
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虽然我们的家教非常严格，但小时候的我们也一样调皮。有一次烧锅锅窑，把房子都引燃了。在村子里如果我们骂人了，不管骂谁，都会被邻居、长辈打，这就是俗话说说的“乡村教育”。自己挨打之后，不敢告诉父母，不然还会挨打，父母会觉得自己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我在想如果我青春期也叛逆，在外漂泊到哪里吃饭呢？又可以依靠谁呢？我不会，我从小就知道家庭的不易，需要靠自己奋斗和发展。
我小时候家里有病人，读书自然变成很困难、折磨人的事情，按现在的说法：太影响心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成绩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差，而我奇葩，居然不好不坏，面色平静似是愚钝完全不知家中的困境。到读小学而稍微懂事的时候，每年的暑假我都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整个暑假期间最大的事就是去山上割蓑草，自己家里没有分到山，只有在最热的中午到别人山上去偷割，每次偷割，都会约上三五个小伙伴，烈日下山上无人是我们最好的时机，但最怕触碰到马蜂窝，这恰恰是在割草中最为常见的事情。当年偷割草的小伙伴，脸上都被马蜂蜇过。即使现在的记忆中也常会浮现出在烈日下急惶惊恐、汗流浃背奔跑躲马蜂的情景。第二件：每年临近八月末，我会跟随父亲到村主任家里盖减免学费的章，为这减免的1元或者2元，我与父亲会往返很多次，因为村主任没义务在家随时“恭候”我们。第三件：做暑假作业，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笨极了，诸如数学应用题中那种“鸡兔同笼”算各自多少只脚现在想起都头大，但我一直的努力与刻苦却是在同学中被公认的。也许只有那样在学业中逼迫自己，方能忘了家庭贫困带来的巨大困扰。这当然是现在这样分析的结果，当时懵懵懂懂可能也并不会想太多这样深刻的事情。因为努力，也因为踏实，居然一直被老师、同学推举做班长。
家贫如此，学业很早便进行不下去了。初中毕业后开始进入社会，从普通打工仔到一般工厂小老板，从企业主管到地方商业激进青年，到最后被禁锢，我的人生经历了极速到达巅峰与速降到最低谷如一部大戏般的巨变，品尝了常人一生也难以理解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真正很Man的男人需有三种人生经历：当兵、离婚、坐牢。我无法称自己就是很Man的男人，但这三种人生经历对我而言却是深刻的。
当兵对我也许是有影响的。在北川，我们穿着迷彩服，作风严谨且硬朗，我希望志愿者团队能像部队一样受到严格的管理，我们毕竟在一线，在为灾区做事情，我们需要做好标兵。后来许多人问我是否在部队待过，是否当过兵。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在北川一起战斗过！
另外是监狱，七年炼狱般的经历洗涤着我的灵魂，人生历练恰如修行，涅槃中的升华，我该感谢上苍吗？
监狱，在这个充满陷阱、危机四伏的江湖里，是人性的磨砺，更是人本性的体现。我曾经与7个死囚共处一间囚室，他们中有从北漠逃出的无期徒刑犯人，有杀人犯，还有毒贩。这些法律上罪大恶极的死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体现出了人性最本质内在的东西：善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恶人。
在后来的日子我经历了几件事情，尤其看到了《肖申克的救赎》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就是眼前的场景，更是无数次所要经历的人性考验。四处都有违规抗争，四处都有告密者，每天都有事情发生，生与死自己选择。
至于婚姻，我的第一次婚姻几乎没有什么幸福感，虽是自由恋爱，却最终发现性情相去甚远，交往时间不够，还没获得父母认可即匆匆成婚，四年不到就怨恨漫天，各奔东西，留下幼子让伤透心的父母拉扯抚养着。我感谢上苍的眷顾，让我认识现在给予我默默支持、为我奉献了十年的爱人，如果没有这样温馨的家，还会不会有原来的“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和现在的“北川羌魂社区服务中心”，很难说！
灾后志愿之旅
灾害不仅带来苦难，还唤醒灵魂。“5·12”地震给我的心灵也造成巨大的震撼。
一个人的一生很难有注定，只要我们有善念，就会带来改变，改变带给我喜悦。
2008年“5·12”那天，我在西藏山南地区正在参与一项招标，过程当中，有朋友说四川发生地震了，房子有裂口，当时大家想是不是因为房屋修建不好，所以也就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招标会在下午4点多结束，我们就去附近的网吧查一下四川地震。那时候搜到的信息是7.0级，也看不到很严重的消息传出。担忧之下开始返回拉萨，大约2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拉萨市已是晚上7点，看到一个商场内很多四川人排队打电话，很焦虑地讯问家里情况，我当时也尝试跟家里通电话，但是没有信号打不通。只有用座机才能够通电话。整个四川通信系统破坏非常大。
晚上我跟家人打电话的时候，算是联系上了，但时断时续的。我回来的时候，我哥已经跟我老婆联系上了，说我们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之后电话又打不通了，那时候信息很少，直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才逐步了解了一些信息。
一开始看电视的时候感觉问题不大，直到14号才感觉很严重，因为有关整个北川情况的信息发出来是14号，那些天我们守着电视，期盼每一次救援的奇迹。我的大脑里开始有两个新的词语：志愿者、救援。成为志愿者
每一天都在拉萨看报纸或者新闻，看一下有没有地方招募志愿者，我也想为家乡做一点什么，15、16、17日在《拉萨晚报》上看到志愿者招募的信息。他们组织了一个绵阳爱心人士录制一首公益歌曲的活动，说要在报纸上招志愿者。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当志愿者。
比较简单，就是录制公益歌曲，我们要学一些配唱，在最后片段，因为有媒体录，我们要去拉萨河里放祈福灯。在拉萨招募了二三十人，我算一个。每天下午有两三个小时排练，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参与排练。在最后一天的傍晚，5月份的拉萨很冷，我们一起在河边放祈愿灯，当时有几个摄影师直接跳到河里拍照，我第一次对摄影师有敬仰之感。一行人在拉萨河让祈愿灯随着我们的思念飘向远方，无尽的泪水在静静地流淌。
歌曲简单朴素，比较感人，当时就是我们绵阳的一个歌手唱的，效果不错。可能就是这三天触动了我，使我产生了当志愿者的想法。心中放不下家乡，想回去，但是又觉得自己家房子受损又不严重，只是房子裂口没有人员伤亡，回老家可以做什么呢？当时只有我自己想当志愿者，不认识其他的志愿者。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就问这一次认识的报社记者，回四川之后到哪里可以去当志愿者。隔了几天，当我已经买了20号从拉萨到重庆的火车票时，那个记者给我介绍了一个QQ群，有志愿者准备回四川参与救灾，负责的是四川人，叫曹锟，这个人就在拉萨工作，他们当时用QQ组建志愿者团队。团队里，除了曹锟，还有一个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这三个人是这个团队的发起人。我们俩一见如故，因为我想回去，他们想找一个地方做志愿者工作，但是他们找不到。我说，我是绵阳人，回去可以帮忙联系北川的，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北川去。
我买火车票的时候是18号，是在19号碰到他的，认识他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他去火车站买火车票。他很激动地给其他发起人打电话，说这里有一个绵阳的。当时他们没决定去绵阳，是我说要去绵阳，去北川，我说比较熟悉。20号我们就一同登上火车，没想到，这趟火车也载着我的梦想一起回到了四川，且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回灾区的家
曾经出差想回家，而这一次回家是想当志愿者。后来许多人问我原因，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理想，就是自己的家乡地震了，想回家尽点义务，就这么简单。
火车上，看到的、听到的，无处不是传递地震与灾难的信息。那个时候，看到电视关于灾区的报道依然眼眶满是泪水，依然激动，就想买一张飞机票飞回去，没想到后来真飞回去了。
通过电视能感受地震的范围，重点是四川，北川是四川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很多四川打工的从西藏往回走，包括同行的一个报社的记者，他带一个小学生从拉萨要回梓潼，听说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危房。我还遇到北川擂鼓镇打工的中年人，还有一位是绵竹的，现在记忆犹新。我与这些人比较谈得来，在火车上发起人曹锟跟别人打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出发了，我心里想，应该需要一个名字，需要管理制度，火车上我们就取了名字，叫：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
我们团队的八条管理制度同时在火车上产生，到西安前与西安发起人联系上，希望能见面协商一些具体事情，西安还有其他志愿者，记忆中在西安见到了陈军、丽萍等人。当晚协商后序的工作，第二天我坐飞机先回四川联系做志愿者的地方，曹锟和陈军等西安的志愿者坐火车到四川绵阳。
曹锟他们在西安继续讨论。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要好久才到北川报道，我先回四川做什么？当时我的定位就是团队的联络员。22号晚上回到家里，看望老母亲及哥哥嫂子，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下来。尤其是把做志愿者的想法告诉妻子后，获得了她的支持。我的志愿者脚步
从新闻上早已经看到“九州体育馆”这个熟悉的名字，据说这里有四万多灾民居住在这里。23号的上午我来到这里，与指挥部联系上，看下到底哪里还需要志愿者，媒体早已经呼吁不要再来志愿者了，太多了。去九州体育馆，要过一个桥，桥上挂满了千纸鹤，千纸鹤上面全部是寻人信息，看得我心塞塞的，广播里不停地传来寻找人的声音。在桥上看到这个场景，感到一个大的灾难，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找到北川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我找到北川的一个朋友，一面之缘。他们就给我建议说要去哪些地方，有的说去陈家坝，有的说去安置点。虽然去陈家坝会担心堰塞湖泄洪的危险，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先去陈家坝。很多人给我介绍北川哪些地方灾害最严重，县城里面灾害最严重，曲山镇最严重。其他最严重的要算陈家坝。
地处江油交界，陈家坝从老县城与江油两个方向可以去，老县城不能过，只能从江油走。朋友开车送我前往陈家坝。24号下午我们前往，在距离陈家坝1公里左右，遇到了很大的余震滑坡，好大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大的余震。这时，我们志愿者团队的第一批17人正从全国各地赶往绵阳。
到了陈家坝，我原来联系的当地的一个领导，没见到人，我很快就走了。余震太多，内心是恐惧的。随处看到很多地方的滑坡带，有人给我介绍说哪个地方山劈开了，听到这些介绍，内心是很恐惧的。在陈家坝我看到当地人非常焦虑与恐慌，后来我才明白，陈家坝受灾非常严重，尤其有一条绵延数百公里的龙门山断裂带经过这里，因而造成数年的滑坡。2016年9月当地又发生了滑坡，产生了堰塞湖。
我们当时团队所有队员都是25号凌晨到绵阳的，加我17人，25号那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就在那边等大队伍，就在市政府对面“樊华大夏”北川县政府临时指挥部，我们的帐篷晚上就搭在那里。
其实第一批队员中的17人，除了我在西安见到的那几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娃娃，她送重庆的志愿者，重庆来得比较多。我也是真正第一次见到陌生的志愿者，但是大家之间并没有距离。
我们志愿者团队第二天就讨论要到哪儿去，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这些人是志愿者，文化水平不一样，知识背景也不一样。最后我就向当时在北川红十字会的蔡凯咨询了一下，他介绍我认识了指挥部的另外一个朋友，他介绍我们去漩坪安置点，因为那里比较安全。他们为什么不建议我们去陈家坝呢？因为担心堰塞湖溃坝，当时正在泄洪。
安置点有1000多人，是堰塞湖的被淹没的乡镇——北川漩坪乡的老百姓，人员伤亡不多，主要是财产损失。到安置点，放下行李，正式开始做志愿者，过去没做过志愿者，去了以后要做什么都不晓得。要去问管理志愿者的人，到底志愿者可以做什么。
我们当时有一些讨论，见到家属遇难的灾民，到底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要说。因为漩坪整个被水淹了，也有的家里人在老县城或者在北川中学遇难了。一开始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事做，家访受难者家庭，告诉他们我们是志愿者，问我们能做什么，你们需要我们来做些什么。因为下午这样去问，晚上需求就出来了。譬如，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得知灾民的帐篷没有纱窗（那时帐篷制作方面没有经验，全部没有纱窗，中国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大的灾难），不透气。于是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每个人AA制去买纱窗，回来以后就割成小块小块的，变成纱窗布，拿针钉上。晚上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了，除了通风之外，还可以防蚊子。
虽然我们是志愿者，但每天晚上都会开会，但常常很难集中意见，因为我们有三个队长。但慢慢地，我的意见成为受大家尊重的。后来想想，因为我，第一年龄偏大，第二是本地人，第三能树立威信。
当时志愿者管理是一个问题，我们志愿者帐篷的隔壁是北川法院的帐篷，那里管理者就对志愿者非常好，志愿者每天有两张餐券。安置点对面有餐馆，志愿者凭餐券可以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们拿了那个餐券之后就讨论吃不吃，志愿者临时组合的没人管，就去吃了。最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提出：我们去吃饭是不能穿志愿者衣服的，因为灾民都还在吃方便面，你志愿者凭啥去吃饭？
当时志愿者内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有一个英雄主义心态，觉得当时我们待的这个地方条件太舒适，不想干了。志愿者中除了医生之外，大家每天所做的就是白天给学生、老幼妇女烧水，到仓库缷货等杂七杂八的事。这些事情好像不像大家当初想的那样，大家内心期望到艰苦的地方做点儿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地方不艰苦，可以吃饭，环境很安全，没有感觉到挑战。北川中学
5月30～31号，我们分为两批人去任家坪考察，任家坪在曲山镇北川中学所在地，那是最艰苦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外面传言没有人了。第一批是30号去的，回来以后很激动，说太需要我们去了；于是第二批31号去，我也是第二批去的。一路上没有手机信号，我们看到擂鼓山里和任家坪垮塌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去了北川中学，那是我第一次到北川中学。一般人稍微内心不够强大的都受不住当时那个场面，你还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两栋老宿舍楼的衣服是那么整齐划一，就如孩子们还在里面午休。
学校附近山上还有很多老人、妇女，并不是外界说的没有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近70岁的老人在自己盖房子，他的房子只有一些瓦掉了。他对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苦日子过得太多了，那么大的灾难，政府已经出动了这么多部队，我们总要自己想办法来弄自己的事情。”走完这一圈，我们几个又默默地返回。我内心都渴望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因为这个地方才是受灾最严重的，那里手机没有信号，而且还有危险，不停地有余震。
6月1号烧了最后一天水，2号全部人撤出，进入北川，第二批人也开始赶到：我、陆卫萍、尤一新、符实、王一飞……
我们到北川的当天晚上，非常艰难。第一天晚上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第一是只有一个厕所，很臭而且非常危险，搞不好就容易掉下去；第二是没有水，还好我们还有矿泉水。第一天晚上我们还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消毒水的气味太重；第二是余震垮塌，那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近，距离我们不远；第三是狗，那时狗叫的声音听起来真的非常吓人。那个晚上，我几乎没睡。
我们留下来可以做什么呢？第一把所有药品发出去，因为医生那个时候也走完了。我们每天早上出去发药和营养品，中午回来。山上都住着人，我们就一家家地探访。我还记得走到一家姓王的家中，是个军属，他女儿在家里遇难。主人是队长，我去的时候家里面非常沉闷，王队长老婆被温总理接见过，她说看到军人与志愿者就感觉有了希望。他们对志愿者很热情，很感激我们，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当被别人夸奖、被寄予希望后，就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能做的又太少了。帐篷小学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了四处的危房，看到一些家庭有人遇难后，孩子们在危险之处奔跑，我们与家长协商可以做些什么。经过讨论，我们同意开帐篷学校。开始筹备帐篷小学，团队立马开始全国招人，我们需要面试申请人，也需要他们有教师资格证。我们还看到时不时有些娃娃被钉子扎到脚，到我们帐篷来包扎。我们就建议把娃娃们集合到一起，老百姓一听就很高兴，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我们心中想的就是把帐篷学校办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心的老志愿者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我每天会收留一些志愿者，当时志愿者实在太多了。
留下来的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收留了很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很多不是我们登记在册的，登记在册的是后来我们按正规程序招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招募程序，有人负责招募、面试，虽然很不正规，但是已经开始了。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规则非常重要，只要有规则，再牛的人也需要遵守规则。
在灾区，你会看到志愿者们背着包，两三个人或一个人在游荡，你就晓得这些人是没有归属的，他们没得吃，也没有地方去，你一喊他就过来了。我们收留的比较多的是这种，我们临时拼凑在一起，但可以在一起做一点儿小事情。
从志愿者到公益人
——中国心的诞生我原打算在北川做两周的志愿者，想不到就一直留下来了。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留下来，是真的觉得有价值，所谓的价值体现在你做的事情，老百姓能不能认同，能不能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还有能留下来，跟我妻子有很大的关系，在两周过程中她一直给我支持，不然，我也留不下来，早已经回西藏了。
那个时候继续留下来，除了我很想去做之外，还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在那里我跟那些家庭建立了关系，看见娃娃们的需要，如果能够有个地方把他们聚到一起，哪怕只是聚在一起玩耍对他们都是情感上的疏导。还有些娃娃晚上做梦，半夜三更会惊醒。我觉得不管是那些娃娃还是成年人，他们都是需要我们作为朋友在那个时期去陪伴他们的，大人也是受了地震煎熬过来的。比如我认识的付姐，她“5·12”后在北川中学垮塌房屋外面陪着娃娃，当时没有挖掘机，就只能陪着，娃娃一开始有声音，慢慢地娃娃就没有声音了。父母的这种经历太煎熬了，我觉得自己要做一点儿事情。所以我就留下来了。这也是中国心开始在北川任家坪扎根的原因。
在6月17号之前通过网上讨论后，我们最终决定叫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我们也设计了Logo，也做了队旗。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起，中国心就开始了。
当时中国心的定位很简单，就是灾后可以协助政府做一点儿小事情，不添乱。
6月十几号，就是在地震之后的半个多月，我们参与了北川县城的一场救灾。当时北川县城开放三天，让所有活下来的老百姓可以回去拿东西，后来就发现超市在冒烟。一冒烟大家就觉得下面是不是有人，就开始挖，我们团队那个时候去了三批。那天我刚好不在，回家了，要租房搬家。团队就给我打电话说发现活人了，传言很多，我担心30多个志愿者的安全，就赶紧回来了，等我到帐篷学校，学校已经放学，除留守志愿者外全部已经去了老县城，我也去了现场。是一个大超市，真的是很多人在那儿，下面有人在掏，也有人抬出来。结果抬出来的是晕倒了的现场救援的人。媒体的现场直播车也已经过去了，大家在等待奇迹发生。我们团队所有志愿者都参与了那天的救人。地震后山体垮塌，有些东西发生了化学反应——自燃了。大家都以为下面有人，武警部队用了生命探测仪，发现没有生命迹象，所有人才撤离。我们在省外的老队员给我打电话说，高队，人都抬出来了，是埋在地下的，我真是哭笑不得，第一次感受传言的恐怖。
那一个晚上，团队还有2～3人想晚上来挖，被我阻止了。
那个时候的定位就是，中国心要做一些灾后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整个中国心参加救灾的，就是7月加入团队的刘队，他从单位请假后，参与了老县城救援。因为有团队，因为有规定，中国心在整个北川的工作有了方向。在北川，我们内部劝退了一名志愿者。
我在“4·14”玉树地震
2009年玉树“4·14”地震发生时，中国心进入了一个迷茫期。我从西藏刚刚回到四川，“4·14”地震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每隔一个小时，伤亡人数就上升一点儿，上午11点我和刘队、李姐（李鸿）、于姐协商，我们是不是需要马上参与救灾。团队很快协商，由我带队参与救灾，中国心的志愿者招募和筹款，全部启动。
我们招募志愿者，看看我们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定位。我们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很多人报名，救灾分很多类，像我们一般只是做安置工作。因为玉树有高原反应，我在西藏待过，没有问题。招募志愿者时需要说明，不仅仅是自费，更需要好的身体。
我买的是4月15号的火车票，当时想坐飞机，但是停运了。绵阳的几家组织都在联系，知道我要带人去玉树，给予很大支持。记忆最深的是曾老师，“4·14”玉树地震发生后很快联系我们，期望我们能帮忙带去她们组织的捐赠。绵阳当时几个组织给我们捐钱，让我们带过去给玉树买东西。我们计划到西宁再去采购。
我们志愿者团队并不是在绵阳集合，而是陆陆续续在火车沿途加入的，我记得很清楚，是7个人。包括东北退伍军人李军，他在都江堰救灾之后留下，建立了自己的搬家公司；陕西老曹，参与北川救灾后，全家在北川参与灾后重建；非常有救灾经验的是在兰州上车的浩浩；在绵阳火车站遇到的是一个河南姑娘，当时她火急火燎地问我们是否要去玉树救灾，因为我们打了横幅，她说想跟我们一起去。我以为她开玩笑，一个陌生女子怎么可能跟我们去救灾呢？我在火车上坐下大概半个小时后，她真的出现了。后来我才晓得她原准备到绵阳看完北川地震遗址之后就自杀的，因为她离婚了，她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意义，结果就阴差阳错地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就把她带上去了玉树。
火车上我们还遇到了其他几个人，团队开始壮大就组成了一个队伍，都是救灾的人。我跟大家讲了我们去能做什么，还有规则。那时，我已经有些经验，觉得规则很重要。在火车上列车员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让我们在餐厅休息，因我们那时候只能买硬座，没有卧铺。到了西宁，下了火车就分成了两队，一队人就买了蔬菜和粉条。根据刘队给的建议，我们就杂七杂八买了一车东西。还有一队人先走。在西宁遇到绵阳在那边发展的朋友，他们为我们的物资采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华夏玉树大本营
我们4月17号上午才到的玉树。在路上，就有志愿者有高原反应，有两个女志愿者还非常严重，还没下车我就感觉到了。我们带去一批人有些根本无法救灾，因为高反之后要恢复两三天。
我们前期就有一个队友——老曹在那里救人，他先到几个小时，他有丰富的救人经验。“4·14”地震之前，我们通过网络认识了华夏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华夏或华夏公益），我到后就成了华夏公益玉树大本营第二任负责人，第一任是一位老公益人，女性。她为大本营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所有民间公益人都可以在这个大本营，包括我带的这支团队，最多的团队是四十几个人。当时我们知道，在那里不单单是中国心在救援，更是华夏公益联合其他组织在救援。当时我对中国心的定位是AA制，每天要交生活费，每天需要采购生活用品。
我们在北川的时候，只是对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管理，在玉树不一样，面对的是全国各地到帐篷里面的志愿者团队，多的时候有17个团队。当时的大本营管理有点儿混乱，有人是拿着大本营的旗子来拍照的，这并不是真的来救援的。我非常讨厌几类志愿者：一是一见面就问，“高队，你看到我被哪些地方报道过？”；二是见面先拍照片；三是光说不干。我对自己的团队有严格的要求，不交生活费用的不准在大本营吃饭。我一直认为志愿者服务就是AA制，需要自己缴费，如果自己没钱了，就不要再继续干，这也是中国心从北川得来的经验。因此，我在玉树就劝退了三四个志愿者。有一个是大学生，我们早上8点钟必须出发去救灾，但他还睡在帐篷里不起来，所以就直接让他走了。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在灾区还能睡觉，怎么还睡得着觉，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真不知道轻重。这些人，需要一辈子的记忆，不然无法成长。
我带的这个队伍一直在救援，我们队伍是李军在负责，他之前在都江堰救灾。我们团队的河南女志愿者陈娜给我们天天煮饭，其间她一直在情感恢复过程中。她不认识玉树的路，她出去买菜、买东西都会迷路，整得我们几个大男人老要出去找她。其实我们的一日三餐很简单，早上方便面，中午有菜，我们自己买的菜，晚上还是方便面。
玉树救灾的过程使我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志愿者的无序，面对这么大的灾害，怎么来管理志愿者带给我很多思考。我一直在想对未来的志愿者，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管理？
第二，志愿者到底要干什么？要怎么定位？
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在玉树就只定位于帮老百姓抢救财产，而不是去救人，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专业。玉树定位
在玉树期间，郭红老师就一直给我电话，让我跟南都基金会联系，问说我们团队在玉树未来长期做不做，还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考虑，就是中国心这样的团队在玉树能不能做，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商量了很久，我们到底能做什么？玉树那个地方太远了，还有宗教文化非常浓厚，我们怎么融入？
当时就认识了玉树当地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与他们商量，我们可以跟他们合办一些学校包括找一些资源，如利民学堂，也找了一些资源去做了一些捐赠，回来以后，我们就跟绵阳公益组织商量，有两个定位：第一，不能去做事情，太远了，第二，我们可以间接地做一些事情。我们就找了绵阳几家机构来讨论，从玉树地震到年底，我去过玉树4次。这是我们团队的定位，一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物资性的捐赠，二是我们跟绵阳公益组织商量，我们捐赠了50000件冬衣，捐赠了10000多本书。实际效果非常好。最后就是我们作为代表一起到玉树把冬衣发了，确实那个地方也需要。从衣服的捐赠到运费的捐赠，虽然只是开始，但至少给我们、给市民带来了思考，公益是有成本的。
整个“4·14”救灾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讲一讲。我前面提到的陈娜，她是河南平顶山义工联的人。来了以后我就把她介绍给团队认识，很高兴当时还写了陈娜的故事。回来几个月之后，陈娜还问我，“高队，李军说喜欢我，我想跟他处朋友，你觉得如何”。我就跟她说，“李军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靠谱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我是不知道的，唯一一点，我相信只要做过志愿者的，心地一定善良”。我还说，“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可以试着接触一下”。又隔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后来他们还结婚生孩子了，李军到河南去了。后来李军还生病了，我看到平顶山义工联发起了众筹，当时几天的时间，我们给他们筹了几万块钱，不仅把李军的医药费筹够了，还给他娃娃筹了幼儿园的费用。他们俩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们这批志愿者。“4·14”救灾过程中，中国心的定位就是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在玉树我们看到的就是能帮他们抢救点儿财产，做一些安置工作，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应该怎么样对志愿者加强管理，因为志愿者的无序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给政府增加负担。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这种AA制的管理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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