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波,高德良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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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试读：

绪论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和调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激荡。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信息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地位，极力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与此相应，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鲜明的不平等性和不对称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力量为依托，掌控着文化交流的主动权，控制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流量、流速乃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的性质。西方敌对势力为了推行“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政策，通过互联网等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进行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和价值观念传播，千方百计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这种渗透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鉴于上述形势，近年来，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报告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谐文化建设。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要建设和谐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强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艰巨的同时，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树立，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上述论述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文化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是文化安全问题已由隐性问题变为了显性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愈加突显；三是确保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安全，必须抵御和防范“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渗透和侵蚀；四是确保文化安全，必须大力加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五是确保文化安全必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人说：“自然科学学不好，一打就倒；社会科学学不好，不打就倒。”这“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西方劣质文化渗透对我国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影响。二

从历史维度看，西方国家对文化渗透作用的研究相当早，并伴随着“和平演变”的进程不断深入。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把文化渗透作为“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之一，借助非政府组织和学术团体等对文化渗透进行系统、广泛的研究，并予以实施。英国作家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ders)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文化渗透政策是在西方学术界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战略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受奖等等。”“美国间谍机构的触角触及的范围极广，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当作一盘棋赛中的棋子摆放在棋盘的各个位置，伸展到各种文化事业之中。”相对而言，面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渗透的严峻形势，我们的文化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渗透意识非常薄弱，中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不系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理论缺失或薄弱环节。

从现实维度看，研究西方文化渗透的现实意义极其深远。因为西方国家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借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之机，通过文化和宗教等非传统手段，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和策反活动，“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现实危害越来越大，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如假借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名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社情民意进行搜集的案例时有发生。根据公开资料可知，山东省作为经济和文化大省，一些文化资源遭受掠夺、文化市场受到侵占、文化网络安全隐患众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渗透遍布全省(特别是韩国等境外宗教渗透严重)，省内一些社会矛盾的生长点、突发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增多等等。这与当前西方国家利用我国目前存在的“意识形态真空”和“信仰危机”进行文化渗透和宗教渗透有一定关系。国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资助中国高校建立一些研究机构或学生团体，秘密地传播美国思想文化和西方价值观，通过进行各种社会调查以获取中国大量基础情报信息。所以，当我们从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视角来考察文化渗透时，发现其指向性很明确，就是假文化交流之名，行渗透、颠覆、分裂之实；是想通过文化渗透来输出其价值观和信仰，达到其政治企图或经济目的。三

本书以研究西方劣质文化对中国文化渗透为切入点，提出了以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为分析框架，建构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和平发展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国家文化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观点。在历史与现实、全球与国家层面上，运用多学科交叉和史论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化渗透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分析方法，对文化渗透问题的形成和主题变迁的成因进行历史文化考察。笔者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实证研究 据掌握的大量实例证明，中国的文化安全至少面临五方面的威胁：文化资源受到掠夺，文化市场受到侵占，文化网络规模微弱，文化技术受制于人，文化产业发展受到影响。

个案研究 利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西方国家是怎样运用文化渗透颠覆东欧和苏联的；冷战后，又是怎样把文化渗透的重点转向中国的；“台独”势力搞的“去中国化”与西方文化渗透有什么关系，民进党为何大打“族群”牌捞选票；境外非法宗教如何在境内进行渗透，等等。研究发现，其背后的支撑无不与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有某种联系。

归纳研究 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首先占有人。文化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在深层次上将影响或改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相关理论，提高对西方文化渗透的警惕性，达到反“和平演变”和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增强文化安全防护意识和自觉意识；同时，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 西方文化渗透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

如果对文化进行知识考古的话，发现“文”与“化”最早是分开来说的，各有各的涵义。“文”与“化”的说法最早见于《易·系辞下传》，释“文”为“物相杂”，指刚柔相间、有纹理；释“化”为生育，“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经》中后来出现“文”与“化”的合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在他的《中国文化纲要》一书中解释道，这里的“天文”是指自然现象，“人文”是指社会。把人文与天文对称，是说人道社会的变化依据于天道自然的变化，这是“天人和德”思想的最初说法。到了西汉，开始把“文”和“化”联成一个概念，使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当时的刘向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无力加焉。”在中国古代，“文化”意为“以文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称。

中国近代，对“文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钱穆等。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钱穆说：“文化既是人生，文化是我们大群集体人生一总和体，亦可说是此大群集体人生一精神的共业。此一大群体人生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军事，如文学、艺术，如宗教、教育、道德，皆是。综合此多方面，始称做文化。”

到了现代，随着“文化热”的不断升温，对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文化的定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定义，应该如何把握其内涵和特征呢？概括来讲，不外乎把文化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像梁漱溟所说，我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都是文化；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等；狭义的文化是指基本信念和意识形态。本书主张用狭义的文化概念，原因是，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时，发现文化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换言之，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性。图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钱穆的《中华文化十二讲》，两书深刻地阐释了文化的内涵。图片来源：当当网http://www.dangdang.com/

一方面，文化的核心是民族乃至国家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人这个主体要通过社会实践由客体予以满足，这个中间的纽带是人的价值观念。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由于受自己长期相对稳定的文化所熏陶，便养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国民性格和民族精神……如法兰西精神、俄罗斯精神、日耳曼精神等”，这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另一方面，文化主要是社会存在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更明确：“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是我们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指导原则。说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要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和限制，所以说，文化是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通过上面对文化发展历史的追溯，可以发现，简单地把文化说成是中性的，没有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显然是片面的、抽象的。二、文化与文明

前面我们论述文化的一般特性中包括阶级性，目的是为后面论述文化渗透作铺垫，因为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决定了文化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如统治阶级的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代表和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现代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强势地位，对外推行文化扩张主义来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但他们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又通常把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把文化扩张和渗透说成是传播西方先进文明，是用一种先进文明代替落后文明，是文明取代野蛮，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如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把文明和文化作为同一概念进行表述。他认为世界分为八种主要文明也叫八个文化带。他把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文明的差异，并把它们对立起来看，认为这种差异必然会造成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对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制度等形成挑战，最终导致西方走向衰落。那么，文化与文明到底有没有区别，又有怎样的区别？

通常，人们对文化与文明不注意区分，因为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一般不会出错。比如，四大“文明古国”没人说成是四大“文化古国”。但要较起真来，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就此问题，笔者曾请教过多位专家学者，大家比较赞同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一种说法是，文化是一种教化，即“以文化之”。前面对文化的这一特征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文明是一个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的开化状态和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进步程度”，它“包括人类所发明和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的成果”。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恩格斯在这里把生产技术的提高、文字的发明作为由“野蛮”到“文明”的主要标志。中国人民大学何兆武教授认为：“文明比较侧重于物质方面的，文化比较侧重于精神方面的。比如说，人类开始没有汽车，后来有了汽车，开始没有轮船、火车、飞机，后来都有了。像这些东西，我们就叫它‘文明’。文化涉及精神方面，比如说哲学，比如说艺术，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文化’。”

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曾经有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文明是要不要穿鞋子，文化是穿什么鞋子。”也就是说，文明是共有共享的，文化是共享的不同形式，可能是不断变革、相互交流和竞争的。所以，文化的多样性不会破坏文化间统一的文明内核——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理解，文明涵盖了文化，二者基本通用，西方的文化代表先进和文明，其他的文化代表落后和野蛮，所以，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带来文明的冲突，会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文明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先进文明代替落后文明，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以此类推，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文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西方国家就以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可以取代其他落后文明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推广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和民主制度，这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否定了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平等性和可交流性。国际文化的交流和建设应该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不能用同一种文化来同化世界，不能借口文化的差异武断地得出不同文明之间就必然产生冲突。当然，文化的差异不能违反文明的本质，文化不能差异到不让人穿鞋子或做违反基本人性的事情。文化作为一种人的精神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往往具有与时俱进的变动性和扩张性甚至危险性。那么，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是有益的，在什么情况下又是危险、有害的？这就是下面我们要分辨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三、文化交流与文化渗透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界、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融合。“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总之，文化是最重要的，它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肯定文化交流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文化渗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二者到底有何区别？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的区别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国学大师季羡林对什么是文化交流作了精辟的阐释，这里我们暂时以季羡林这种简单明了的划分为标准，展开论述。他认为，文化的正面影响，我们叫做文化交流，负面影响叫做文化渗透。从古到今，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交流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交流。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方面的东西才叫文化交流。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不好的、无用的、颓废的、消极的文化交流叫做文化渗透。

如果我们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话，会发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就是在一种不平等、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方带到中国来的不仅有吸食的鸦片，还有精神鸦片和落后的世界观。早在16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传教士就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传播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及其世界观和托勒密的世界构图，而当时的西方已经开始步入近代化了(详情见本书有关宗教渗透章节)。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就明确指出，当时西方传教士的世界观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甚至还落后于当时的中国，这些传教士实在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传播者。“此后，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除了炮舰的威胁而外，很少有什么真正先进的东西。驱使他们到中国来的动机，首先是追求政治和经济的特权，而不是善意和友好的思想文化交流。”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才有罗素和杜威来华，他们的演讲使中国公众第一次正式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思想。直到现在，西方国家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渗透、攫取和破坏活动。把太多的力量花在侵略性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方面，而把太少的力量放在建设性的文化上。所以，当我们从西方搞“和平演变”的视角来考察时，发现交流之中有渗透，文化渗透的历史由来已久，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但指向性却很明确，就是假借文化交流之名，行渗透、颠覆、分裂之实，想通过文化渗透来输出其价值观和信仰，大搞“和平演变”，以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四、西方文化渗透

在这里，仅仅对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进行辨析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界定西方文化渗透的内涵。所谓的西方文化渗透，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利益，依靠其强势文化，对他国(地区)施行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具体到中国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西化、分化和弱化中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遏制、消减中国实力增长。目前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文化渗透作为对我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之一，企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渗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用许嘉璐的文化分层理论来说明西方文化渗透的层次问题。许先生认为，文化分为表层、中层和底层文化。“一是表层文化(又称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最易感知的文化，是围绕衣食住行所体现的去取好恶。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但‘去取好恶’赋予在上面就是文化。比如，我选这种衣服，他选那种衣服，是对衣服的“取舍好恶”，就是物质文化。二是中层文化(又称为制度文化)，中层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等。三是底层文化(又称为哲学文化)，底层文化就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也有人说包括价值观，其实它是伦理观、人生观、审美观的综合。”

具体到西方文化渗透，它也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表层文化，主要指西方的娱乐文化、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时尚服饰、麦当劳、可口可乐、牛仔裤等，代表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符号的东西。二是中层文化，主要指西方的宗教、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法律法规等制度层面的文化。三是底层文化，主要指西方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等。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表层的西方文化渗透不会产生大的危害，不会伤筋动骨，但中层和底层的西方文化渗透却危害无穷，而中层和底层的文化又常常通过表层文化这一载体悄无言细无声地进行渗透，这部分内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着重论述。图为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剧照。用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和中国功夫这些元素，编织着美式“励志”故事，渗透着美国的价值观念。图片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第二节 西方文化渗透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可以发现，文化主要是社会存在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其核心是民族以至国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文化的最深层面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等。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锐利武器来分析文化传播时不难发现，在美国所借助的文化华丽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的是其价值观和信仰。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正是看中了文化的这一特质，对我国大肆进行文化渗透，与我争夺人的精神家园和信仰空间，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纵观西方文化渗透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冷战初期是西方文化渗透的尝试阶段

把这一时期界定为西方文化渗透的尝试，原因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他们决定要把社会主义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当初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采取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手段，以达到其目的。如苏联刚成立的，德国驻外间谍机构就派人到格鲁吉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励当地民众闹“独立”，但未得逞。1932-1943年间，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被英国情治部门招募，领导这一策反行动的人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儿子拉多尔夫，由他亲自担任迈斯基的“接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祸水东引”，对法西斯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企图“借刀杀人”，借法西斯势力根除所谓的“社会主义瘟疫”。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西方的所有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遭到严重挫折。二战后，苏联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时西方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军事干预手段，转而采取“和平演变”策略。

二战后，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曾在一次名为“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讲中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这个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一时期，美国把文化渗透作为“和平演变”的手段之一，为实现反共产主义目标做了充分准备。

1945年，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明确提出了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手段和任务。他讲到：战争即将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概念的价值观念。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出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背叛行为崇拜等，总之，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悄无声息地、积极地但又持续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直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胜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仇恨、种族和族群的撕裂，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当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意识觉察到我们的意图时，我们要采取措施，使这些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要找到诽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式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6年6月，美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福斯特·杜勒斯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我们是唯一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完好无损的大国，应当由我们来领导世界，恢复作为行为准则的原则”，他认为，“共产主义信仰和体制，与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有天壤之别。其政治信条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政治形式是极权主义，经济活动是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对美国形成“全面的、全球性的挑战，还对基督教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挑战”。要想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泛滥”，必须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其中很重要的策略就是：使用文化宣传战、心理战、政治战、思想辩论等诸多和平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到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享有充分自由和民主、充满欢乐和希望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以少数人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的集权、封闭的生活方式。美国有义务、有责任“支持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以维护其自由权利，这个“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0年7月10日，美国对文化“宣传”下的定义是：“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思想和行为。”“宣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和脑，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最终改变人的理想信念，彻底从精神上对人进行“洗脑”，以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用美国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的话讲：就是“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美国对外宣传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渗透。为达到此目的，美国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名义、载体、方式和途径。通俗地讲，就是用“看不见的手”伸到它应该伸到的地方，进行暗中操作。

1952年，美国政府成立了国际新闻署，其每年的经费均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其中大部分经费用于对国外文化传播，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文化渗透特点。如英国《国务新人》杂志的女编辑桑德斯经过数年研究后，写成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职能不仅是搜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实际上还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目的是有计划地运用文化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美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把这种“文化包装”下的隐蔽性宣传和心理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见，美国中情局很早就担负起美国对外文化的宣传和传播任务，并且做得相当隐蔽。

这一时期，为了让整个世界都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美国首先要把自己装扮成文明、自由、民主和正义的化身，然后，才能让文化底蕴深厚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接受这个经济的暴发户但几乎没有自己文化底蕴的山姆大叔，并为实现第二个目标——反共铺平道路。中情局的人员在两方面做得非常老道：一是树立全球的美国正面形象；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共产主义的文化冷战和渗透。二、冷战后期是西方文化渗透的全面实施阶段

虽然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就制定了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影响的办法推动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战略，但真正实施奏效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之际，开始全面实施以经济、文化为主的“和平演变”。

一方面，美国中情局通过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举办各种活动(艺术节、资助杂志书籍的出版、文化展览、演出、电影节等)进行文化渗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每年的出口额为600多亿美元，甚至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的纯利润就达18亿美元。美国借助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大潮，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大战中，已悄悄地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实施文化渗透，已经产生严重的后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渗透着美元、微软、好莱坞电影、NBA、牛仔裤。全球化几乎变成了以美国为标准的“单维度的进步秩序”，美国几乎病态地成为唯一的参考坐标，与世界接轨也主要是以美国为取向。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到了像美国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所讲的：“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如美军太平洋舰队举行的军事演习，我们有些传媒只根据美军的新闻稿或美联社的消息来报道，顺着美国的思路渲染夸大美军舰队的实力，而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我们的一些媒体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采取一种“直译”的方式来照搬美国的新闻，成了美国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传播的工具，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对我国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丁刚不无忧虑地说：“中国某些媒体就这样被人家(美国)当枪使了，可自己还沉浸在所谓的国际眼光中洋洋得意。”分析国内一些媒体之所以会成为别人的“扬声器”或“传声筒”，我们不否认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或许由于缺少驻外记者或没有能力派驻记者，不能直接从国外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在美国文化强势和话语霸权面前，缺乏分析和辨别能力，没有自己的立场，常常不自觉地被别人利用。三、后冷战时期是西方文化渗透的重点实施阶段

后冷战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加大了对我国文化渗透的力度。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始终没变，仍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但在策略上却做了重大调整，更多地使用“软战略”、“巧实力”。

一是利用目前中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继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并对外逐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肆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故意渲染夸大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曲折，激化国内矛盾，消解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心，分化民众对中共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是在经济、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打压中国。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战略家评估认为：中国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在重大现实利益问题上企图操控中国，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次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来抑制中国产品进口，对数种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以履行国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提出向中国某些商品征收“碳关税”，极力在经济和国际贸易中打压中国。打着自由和公平贸易旗号的美国，一旦发现对自己不利时，立即动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如美国谷歌公司以退出中国市场相要挟，试图博取政治效应和商业利益双赢。

三是在文化领域大肆渗透。美国情报部门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后青年及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所谓“意识形态真空”、“信仰危机”，一方面，他们大力推动在中国各大学建立传播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机构，提供大量的图书资料，并且有计划地每年在我国党政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有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谍报人员，以期“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另一方面，他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和各种理论观点的同时，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

第三节 全球化与西方文化渗透

我们前面对什么是文化、文化与文明、文化交流与文化渗透进行了层层辨析，通过辨析，可以看到文化不仅具有多元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而且还具有阶级性、扩张性和变动性。这些特性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作用，文化才能成为一种霸权在全球肆意扩张呢？要搞明白这些疑问，我们还得先从全球化阶段说起，因为全球化的作用使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得以迅速传播，使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成为了可能，也因为全球化的广泛影响，我们单独列出一节来论述。一、全球化的历史形成和发展

全球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无论是在官方文件、政治宣言中，还是在民间学术交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全球化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研究全球化的先驱——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全球化可能不是特别吸引人或特别精妙的词汇，但在世纪之末，任何想要理解人类前途的人都不能忽略它。最近几年来，我到世界各地游学演讲，发现没有一个国家不在热烈地讨论全球化。这个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正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明证。每一个商业大亨都在谈论它，每一个政治家的演讲如果没有这个词就显得不完整和意犹未尽。”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感知到全球化，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下面这段话也是对全球化比较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

以上描述说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准备阶段(1492-1820)，航海大发现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技术、植物、动物和疾病的传播，促进了全球贸易迅速发展，贸易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幅提高，为全球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起步阶段(1820-1914)，由于航海技术的大发展，把各大洲联系了起来，世界贸易开始兴盛，出现了移民潮。中衰阶段(1914-1950)，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使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减退。第二次兴起(1945-1989)，二战后，全球化浪潮发生了积极的转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让位于国际主义，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并不彻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全球化的新浪潮(1989年至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远距离通讯成本的降低，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移民的大量涌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张玉国教授在他的《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一书中提到，全球化表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对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某种静态的结构和状态。它是在跨越边境，无距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过程中，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各种关系和相互依赖组成的网络潜力巨大，超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国际化的趋势同时也带来了恐惧、抵制、行动和反行动网络：全球化就像一张网络，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关系等要素都编织进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把相距遥远的不同地点连接起来，社会关系变得无距离和无边界，发生在远处的事情可以对本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使“蝴蝶效应”变为可能，使文化在全球迅速传播成为可能。相互联系：它是伴随网络而产生的。网络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如电脑病毒在互联网上的蔓延，股票和石油期货市场的波动，都会对全球产生振荡，这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结果。二、全球化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上述特点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国家传统权力的削弱、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和文化力量在国家权力中作用的提高。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只是衣食住行的物质，还包括(体)育(音)乐的文化价值和观念，在全球化的运作下，都成为统一的商品，渗透了我的24小时，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一百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我应该敞开大门让它全部进来，还是只露出一条保守的缝。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所谓‘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它已经从大门、窗子、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全面侵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到生活里头，成为你呼吸的世界，渗透到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所谓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

可见，如果没有全球化，文化渗透就缺少了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经济全球流动的形式，而且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和力量对比。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本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动，许多国家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原先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为标准确定自己的国际身份和国家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标准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国家权力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土地、人口、军队和武器、工业生产力等支撑国家权力的力量逐渐下降，媒体、信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力量不断上升。三、全球化的实质是一种“西方化”和“美国化”过程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冲破了各种社会的藩篱，强化了人类进步中“同”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人类进步中“异”的一面也日益显露出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二者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权的压制和销蚀。1.从文化传统上讲，西方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从这种传统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政治强权和文化霸权的思想根源

这种传统最初源于犹太教文化，犹太教突出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信仰和主观体验方面，并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保持和发扬，从而演变成后来的基督教精神，即自认为基督教是唯一能够体现神的意旨的宗教，它的使命是要感化天下所有非基督教徒。基督教文化中这种“教士”心态和“救世主精神”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中，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有责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传输给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民主、美好、幸福的生活。2.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减弱，在经济因素地位上升的同时，文化因素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美国把对外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实现其霸权主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单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正是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对他国内政横加干涉。3.从现实基础上讲，经济(或物质)上的优势则是赋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文化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图为全球化的麦当劳。麦当劳是大型的连锁快餐集团，在世界上拥有约三万间分店，主要售卖汉堡包、薯条、炸鸡、汽水、沙拉等。麦当劳餐厅遍布全世界六大洲百余个国家，在很多国家，麦当劳代表着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常常借助发达的传媒工具在世界到处传播，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信息革命的推广，电子媒介、国际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西方传媒更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每一个国家。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之所以强烈地吸引着其他文化，正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财富的源泉。西方世俗消费主义正是凭借这种吸引力猛烈地冲击着非西方世界，构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主权的侵蚀与同化；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控制，也激起了第三世界国家捍卫自己文化主权的决心。甚至连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文化霸权也戒备有加，如当德国的某一家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而可能被英国报业集团收购时，德国总理便亲自出面斡旋，为的是不让外资进入本国文化的领域。报纸塑造舆论、传播价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经。“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认为的那样，抗拒西方文化霸权将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政治冲突的长期内容。”四、美国借全球化对华文化渗透的目标不会变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王在邦研究员指出，美国称霸全球的手法很多，主要有政治颠覆、经济制裁、武力干涉和文化渗透。美国采取对海外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美国的政治哲学家汉斯·摩尔根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讲道：“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他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者的心灵，那么，A国就能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它的优势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施加经济压力；因为 A国能够使B国服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优越的文化或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进行劝说和诱导，实现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美国人对摩尔根的话深信不疑，并付诸实施。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总统里根也说：“美国之音”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青年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用我们所需要的方法来思考问题。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就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许多人认为，全球化的真正核心问题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无语，从而使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食品、服装和电影取而代之。”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标准化”和“美国化”。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主题围绕着美国的文化、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宣扬基督教信仰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企图在思想上影响中国年轻人的理想信念，动摇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并没有改变，仍然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但策略上做出重大调整，更多地使用以文化为主的“软战略”。

第四节 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发生碰撞和冲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事实上，文化的冲突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已存在。各种文化存在的前提是，它有着与他者相区别的“质”即内在规定性(特征)，特征就是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意味着存在冲突，只不过是这种碰撞和冲突不是非此即彼绝对排斥，而是一个通过碰撞和冲突达到相互吸收融合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文化冲突和融合汇聚而成的“历史合力”，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形式。

历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昭示，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常常可以相互转化。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正视挑战，又要抓住机遇，善于化挑战为机遇。一、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很难划分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呈现出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特点。大体说来，我国文化安全主要面临三大挑战，即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极端主义文化和各种不健康文化的腐蚀及民族分裂主义文化造成的文化分裂。由于本书主要论述西方文化渗透所带来的危害，所以，这里我们主要分析文化霸权主义扩张所造成的现实危害。1.西方文化渗透会带来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所谓认同危机就是学来学去，都是英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的，可是你学完了，又不是美国人。”如我们的生活方式日渐西化，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日在中国越来越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气氛逐渐淡化，甚至是冷清。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美国的大片、摇滚、麦当劳、肯德基、NBA充斥大街小巷，很多家长以子女在美国为荣，这样的民族怎能与美国对抗，他们很可能早从骨子里丧失了民族意识和抵抗意志。在美伊战争中，伊拉克的军队和政府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消失，不只是军事失败的原因，更有其民族文化日益颓废，导致在战争面前民族凝聚力、军队战斗力丧失的结果，这是没有做好文化渗透防范，导致国破家亡的鲜活例证。相反，弱小的犹太民族能历经多年的世界大离散重新聚集到一起，靠的就是不灭的犹太文化。所以，文化决定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乃民族之根、立国之本，一点不为过。2.西方文化渗透会掠夺我国的文化资源图为各式各样的圣诞饰品铺天盖地地摆满了街头的每个礼品店，让人挑花了眼。如今，过洋节已成为都市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商机。图片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从理论上讲，文化资源(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结晶的总和，这些遗产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实行资源共享，但实际上这种共享是不平衡的。美国是一个文化资源稀缺的国家，率先提出“全球开放式”文化资源战略，这不仅消除了美国发展文化产业所需文化资源缺乏的危机，而且使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暴露在国家文化巨头的掠夺与竞争的压力面前，然后美国再将这些文化产品注入“美国精神”，销往世界各国。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上的支配性力量衍生出的文化霸权主义对弱势国家的文化资源造成掠夺性攫取。再加上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一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这样，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而且还使整个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变异，文化资源的内核被替换，最终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反而成了培养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培养基”。如后面我们在论述文化渗透的现实危害时，谈到了“台独”的基础就是先造“文化台独”舆论，迷惑台湾民众，进而支持“台独”势力上台，其现实危害绝不容小视。图为迪斯尼版动画《花木兰》，在全球狂卷3亿美元，使花木兰成为西方观众最熟知的东方女性形象，在花木兰代父从军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中注入了美国的价值观。图片来源：搜狐网www.sohu.com3.西方文化渗透会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

最初，美国在制定和平演变战略时，把占领对方的市场包括文化市场作为首要战略，提出要影响一国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首先进入该国的主流文化市场，取得市场的主导权，左右其舆论导向。因此，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文化市场的准入问题就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美国认为，庞大的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不仅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是美国输出其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演变中国的绝佳战场。从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市场的潜力有多大，2003年中国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仅占GDP的3.1%，以动漫为例，中国每年对动漫产品需求约22万小时，但现在只能提供1万小时，中国人均动画片拥有量仅为0.0012秒，而日本的人均拥有量是300-480秒，中国青少年每月对动漫游戏及其衍生品需求的80%以上都是国外产品。在《2008年世界经济创意报告》和2009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版权贸易的比例约为1∶5，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严重赤字，本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这些不仅说明中国的文化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还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市场的占有率很低。如果不注意保护，随着中国入世保护期的结束，我国的文化市场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自己家门口失去市场的主导权。二、面临的机遇

全球化虽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但是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日渐强盛的综合国力和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为抵御文化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应该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加快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1.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取之不尽的源泉

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唯独中华文明历尽沧桑却能传承不绝，延续至今，其生命力令人惊叹。“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起，便绝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为中介，华夏民族及以后的汉族与周边民族继续交往、融合，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历数千年，方构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中华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社会整合力和团结统一的特质，它使我们的国家虽历经磨难而不亡，饱经沧桑而不衰。它像一条坚韧的纽带将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了我们民族融合的黏合剂，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等方面作用力的大小对综合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2.持续发展的经济为我们抵御文化渗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不仅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发展就失去了物质支撑，当然，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提高自身的反渗透能力打下了物质基础。目前中国已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大国(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出国旅游人数世界第二大国、贸易总额世界第三大国。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中华文化逐步走出国门，被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人数越来越多，有资料显示，目前大约有4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落户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有128所，全世界的孔子学院正以每4天诞生1所的速度增加。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强，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能力也会大大增强。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在亚洲，除了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外，孔子学院甚至在阿富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黎巴嫩等国家均有设立。孔子学院在美国就设立有65所，孔子课堂更达350个，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2006年，中国派出300名志愿者教师，每人补贴1.3万美元。2004年至2009年间，国家汉办派出近8000名志愿者教师，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中的68个国家。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投入金额单2009年就达1.45亿美元。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数据来源：国家汉办3.以“和谐”为核心的执政理念对人类未来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将为解决一些世界性难题作出独特贡献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价值指引，从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方面，构建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为我们拓展国际发展环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进而扩大到对外交往中，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提出了“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原则，在各国反响很大，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个国家“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在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软实力竞争的时代，在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胡总书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智慧，肯定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强求整齐划一，承认差异存在，认同多元共存和相互依存。这种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更容易被别的国家认同和接受，更能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对于化解世界各种危机、促进国际合作、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病”给中华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方文明之所以自进入近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就是因为西方文明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提供了价值指引和经验启发。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工业文明所呈现出的弊端和困境越来越多，西方的后工业文明已经不能解决现实中的世界难题。面对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世界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华文明将会给出有意义的启迪。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就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在消除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改善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等世界性问题时，中国传统文化更显现出重大的整合价值，中华文明能够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阅兵。建国60周年大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虽然，全球化时代文化间将充满着冲突与激荡，但是东西方文化只要充分交流，主动融合，共同创新，就能共同担负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中国文化也只有与其他文化碰撞冲突，自觉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积极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营养，才不会落伍于时代潮流，才不能被历史的“列车”所抛弃，也才能更好地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其实，越具民族性也就越具世界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章 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内容

从前面对西方文化渗透的界定可以看出，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代表底层文化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是潜在的；代表中层文化的西方国家制度、政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等的影响最直接，现实危害也最大。西方国家主要向我国渗透的是底层文化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中层文化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这里主要论述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民主制度、西方选举文化和西方人权标准。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的发展大致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阶段，一个是新自由主义阶段。

所谓古典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以前的自由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市场是自动均衡的，供给本身产生需求，供需总是平衡的，不可能产生经济危机。其主要特征是：对经济发展的自由放任，经济活动要完全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主调节，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最好是不干预。造成的后果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角逐，出现了资本主义大萧条，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的对策是：实施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教义的前提下，扩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分。凯恩斯认为，市场不是自动均衡和稳定的，必须要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上的反周期调节，才能够使微观的市场机制顺利发挥作用，而调节的主要手法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将“看不见的手”置于“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之下，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神话，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经济自主权，因而遭到像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后逐步走向停滞和衰退，形成了西方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对抗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其主要政策是：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从重点刺激需求转为刺激供给等。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做的调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二、新自由主义对他国的危害

我们应该先从过去深受其害的国家和地区说起。1.拉美地区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带来的问题多。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导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2.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1990年8月，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计划用500天的时间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其基本依据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其根本目的是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从而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实现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市场自由化。俄罗斯自1992年1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摧毁了原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为重要的地位。1991年7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实施《私有化法》，该法规定国营企业可变成租赁或股份制企业，可招标出售。苏联在没有充分考虑基本国情和经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情况下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不但没有革除积弊，反而大伤元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1991年6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非常露骨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市场经济和俄罗斯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自决。”3.新自由主义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

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年份年增长率超过8％，但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而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并且波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便于发达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西方文化和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将大量财富运回本国。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新自由主义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实践的恶果，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借鉴，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为当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将大批留学生派往西方之际，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如日中天之时，20世纪80年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教导。回国后，他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逐渐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进而影响了公共舆论。其中一些人还登堂入室，以经济学家之名向中央宣讲新自由主义观点，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

近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等人就竭力向中国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曾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与俄罗斯私有化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是“突变式私有化”，而中国是“渐进式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一直将市场完美化、极端化，只见市场经济的好处，不见市场经济的弊端。结果，极少数的领导干部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失去理论和实践上的防范，不是驾驭了市场经济，而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渐渐地偏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从共产主义信仰转换成新自由主义信仰，傍外资、傍大款，权钱勾结，掠夺国家财富，使执政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反而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段进步后，又走了一段弯路，几乎走向了“市场万能论”的极端，使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乃至军事安全都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警惕的一个动向是，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即使美国自己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贸易自由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完全敞开大门、不设防呢？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要做到：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切实维护、保持社会的稳定。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存在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很多潜在的不利影响：(1)在经济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皈依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张扬“私有制优越论”，主张迅速、全面实现私有化，这对中国人民的公有制信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不加控制，任凭私有制经济理论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必然危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2)在政治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攻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政治上与西方接轨，主张政治多元化，鼓吹“告别革命”，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宣扬腐败有利论，这一切都将危及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3)在文化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爱国主义精神，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主张消解主导意识，实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其实质就是要为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自由泛滥提供有利的文化氛围，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告诉我们，这将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从而最终引起社会的动乱。

总之，不警惕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已经和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就会付诸东流，这是毫无疑问的。届时“拉美化”现象将在中国重演，经济非但不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相反有可能陷入危机不断的困难境地。与此同时，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政局动荡，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正因为此，为了确保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维护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日益美好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旗帜鲜明地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自觉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

第二节 西方民主制度

上一节主要是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来论述，这一节主要论述西方民主制度对中国政治的危害。这里我们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害，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逐步走向完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此我们要积极吸取，为我所用。

但是，西方国家常常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全民民主”、“永恒民主”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它们常常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其民主制度的“实验品”，结果导致社会动荡、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政治和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化现象。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资本统治精心设计的，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政治模式。一、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在考察民主的历史起源时发现，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一词，但在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的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即使在过去的西方，民主也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和低俗、暴民、胡闹、无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变成褒义词在西方也不过是100多年前的事情。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更是近几十年的事，完全是西方的政治谋略，是西方在冷战时期打压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工具。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碰巧都搞西式民主，并民主地决定反对西方，说不定西方会改口说民主不是普世价值，民主是一个坏的东西。所以，他得出结论：西方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民主根本就不是一种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而已。

退一步讲，假设民主是普世价值之一，但西方普世价值的形成也是伴随着西方的不断对外扩张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普世价值也体现了西方的扩张性、侵略性。西方普世价值最早可追溯到罗马人发明的“万民法”，因为在当时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罗马人发现被占领国家或地区的各族人民只遵守当地的习惯法(换言之，法律最初都是当地的习惯法，没有通用法)，而当地习惯法又和罗马的法律很不一样，给罗马人的统治带来诸多困难，管理起来非常不便，于是罗马人产生了建立通用法律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万民法”。可以说这是西方最早的“普世观念”。

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兴盛，西方普世价值观进一步完善起来。以前的宗教都是特殊宗教，只管自己的民族，只保佑自己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但与犹太教又有一个根本区别，犹太教认为上帝只关照犹太人，不包括其他人。但基督教认为上帝不只属于犹太人，而属于世界上所有信徒。这样普世价值便出现了，上帝成了普世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现代西方人又在其中加入新的内容，主要是与“个体”有关的内容。这样，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主的普世价值观形成了。二、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

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目的，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段话无情地揭开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揭穿了西方媒体鼓吹“民主是超阶级、超国界、超民族的”谎言，民主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特点：(1)个人主义。消除“天然的”封建束缚所需要的个性解放，使得资产阶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然要崇尚个人主义。(2)利己主义。以金钱为尺度衡量一切的“拜金主义”，对现金、财富无休止的追求，必然使人们产生“冷冰冰”的利己主义。(3)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代替了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资产阶级必然要求用自由竞争来取代封建特权等级制。(4)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外市场以推销其工业产品，另一方面又要从国外取得廉价原材料，这就必然要求用自由贸易代替贸易壁垒，但是，一旦自己国内经济受到冲击时，又要实行贸易保护，如现在美国借口贸易逆差问题对中国实施保护性贸易政策。(5)进取精神。激烈的竞争和对个人奋斗成功的向往，必然激起人们的敬业、冒险和进取精神。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讲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西方各国却都在其宪法中宣布人人平等、人民主权原则，把西方民主粉饰成“全民民主”、“普世民主”，这必然使其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三、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

概括地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有以下三个方面。1.民主虚伪

从选举制度来看，西方国家的选举都是金钱操纵的选举，西方发达国家的总统、总理、州长等都只有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才能参加选举，其实际上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西方的新闻自由来看，实际上西方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的、虚伪的，是在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特别是统治阶级利益前提下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大多被政府和财团所控制，要为他们服务，必要的时候也要为他们说谎话；媒体的监督报道一旦真正击中当权者痛处，新闻媒体或相关记者、编辑就有被“清理出局”的危险。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虽然都标榜自己讲人权，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远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好。美国号称是“自由者的乐土”，但被剥夺自由的人数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司法领域的种族歧视司空见惯。根据美国司法部2004年11月公布的报告，有色人种占美国在押囚犯人数的70%以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援引大量例证，指出在“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政治权利和自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儿童权利”以及“侵犯别国人权”六个方面，美国都存在人权问题。西方国家经常标榜自己的民主，指责其他国家缺少民主，实际上是把“民主”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2.权力失衡

英国的内阁制、法国的半总统制，事实上已经背离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平衡制约的理想蓝图，是一种行政权占优势，甚至支配和控制立法权的体制。这种以行政权为主导的权力失衡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比如，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只有经过国会宣战后，总统才能下令对外战争。但实际情况却是，自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总统派军队到国外作战150多次，而经由国会宣战后，再由总统下令开战的仅有5次。

鉴于美国国会的宣战权屡屡被总统所践踏，1973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战争权力法》，再次明确规定，总统必须与国会协商并经国会宣战后，才能下令对外战争。然而，1983年10月里根下令美军入侵格林纳达，1986年4月里根下令美军空袭利比亚，依然是未经国会宣战而进行的战争。再比如，美国总统还享有立法否决权。他除了运用一般否决权外，还可在国会休会十天前，接到国会送交其签署的法案有意搁置不签，也不退回，让这项法案到期自行作废。这种具有绝对否决性质的否决方式已经被历届美国总统使用了700次以上。可见，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美国政治学家称其拥有“帝王般”的权力。3.相互掣肘

1995年11月，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因民主党的总统和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在1996年度财政预算法案上，长期达不成一致意见，被迫几次关门。2004年6月3日，在日本东京的参议院内，执政的自民党议员与在野的各反对党议员因关于养老金的议案意见相左而争执不下，乱作一团。2005年3月30日下午，俄罗斯杜马发生群殴事件，等等。这些政府官员之间相互打架，实质是各个不同的政治权力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这种争权夺利常常表现为相互拆台、相互打骂，常常使一些重大问题议而难决，决而不果，形成了严重内耗。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在总结8年的总统生涯时，曾这样认为，“三权分立的制约和平衡是功过参半。由于权力分散，所以没有力量。由于权力太多，所以行动不够敏捷。由于程序太复杂，所以运转不灵，效率不高。”

2011年10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无奈地指责“那些国会议员宁愿看到对手输，而不是国家赢”，因为美国国会围绕调整国债上限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降。随后美国的《外交杂志》罕见地评出世界上“最糟糕议会——民主也不一定是好东西”。文中称，许多美国议员甘愿冒让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只是为了满足其个人虚荣心及自我目的，以至于议会丧失了基本功能。曾经数次当选美民主党参议员的贝赫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解决财政赤字、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究其原因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们把妥协视为背叛或道德上的屈服，不会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眼前的政治利益”。日本学者清宫四郎对三权分立作了这样的评价：三权分立“不是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而是消极地防止滥用权力的理论”。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政府管理职责越来越重的背景下，如何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是当代西方民主面临的一大难题。四、完全照搬别国民主模式不可能成功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有效的、富有生机的。一些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的做法并不成功，当代国际政治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启迪耐人寻味。

苏东剧变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说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行不通的。原苏共领导人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推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所谓“根本改革”，其实质就是全盘西化。其结果不但没有带来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国家解体。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使此后的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也面临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纷纷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和多元化，其结果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连续发生军事政变，使人民遭受摧残，国民经济崩溃，社会发生倒退。苏东剧变后，又有一些国家转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结果陷入混乱不堪、进退维谷的境地，人民生活更加贫穷。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取得“倒萨”成功后，强行推销“大中东计划”，试图把美国民主制度从外部移植到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从源头上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眼下的伊拉克恰似一个无底洞，吞噬着美国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迄今已有数千名美军士兵在伊丧生。伊境内的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此起彼伏，政治重建充满变数，能否如美所愿成为“样板”纯属未定之数，而伊拉克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巨大、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外国大兵刺刀下的民主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美国在支持别国的“民主革命”时搞双重标准，选举结果符合自己利益和心愿时就承认，不符合就鼓动推翻选举结果，直到选出自己能够接受的领导人，这样的做法也让人怀疑：支持民主是假，培植自己的附庸国才是真。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民主之路

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由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

一是从以往的民主发展经验看，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曾以极大的热情盲目地移植英国政治模式；20世纪中期，我们又“一边倒”地搬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经过这两次左右摇摆后，时至20世纪末，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以生动翔实的事实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和它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二是从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看，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模仿和移植其他文明，在其生成中，甚至也很少受其他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天然混成的有机结构，是自足自得、和谐圆满的文化体系。

三是从历史维度来看，到近代，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经历过被重新塑造的历史。世界上一些走西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很低，不能支撑本民族的现代政治发展，也就是说，缺少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所以，它们容易直接移植西方政治模式。而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在非西方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在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早熟的。类似西方国家到中世纪末才发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在中国很早就部分地接近于完成。比如建立民族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通过建立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建立国家系统的财政税收体系，使国家权力制度化，这些因素和内容在中国秦汉时代即已存在或接近完成。国家的世俗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和其他一些地区那样顽强而悠久的神权政治传统。在两千多年中，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虽然在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属于世俗政治。所以，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是“移植”西方政治文化，而中国只能是在本土政治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政治文化。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所以，当代世界各国在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下普遍发生的政治变迁，在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由西方中世纪末形成的民族主义浪潮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一个又一个多民族帝国纷纷解体，先后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又如印巴分立、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内战、非洲的部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是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相对来说能够和平共处，多民族国家表现出了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内聚力和向心性。同样，困扰着各国政府的宗教纷争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政治麻烦。中国一般有各教派和平共处及与政府合作的悠久传统。有史以来，纯粹的宗教分歧和冲突没有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但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它们大多都被西方式的民主潮流所冲垮。只是在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上，以及深层的政治文化上，民族的特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和公民文化的构想却可能成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现代公民文化只有通过在传统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能另起炉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可能融入当代公民文化中，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高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可能在对权威实行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尊重和服从等等。传统文化的要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可能使中国建立和谐的而非冲突的民主。

总之，为了建设现代中国式的民主，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潮流，同时也需要分析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文化政治发展战略。

第三节 西方选举制度

说到西方选举，给人第一印象就是，电视广告铺天盖地的地毯式“轰炸”，候选人赶场子拜票就像“空中飞人”，群情激昂的竞选集会，标语、口号满天飞的政党大会，唇枪舌剑的电视辩论会……为了胜选，候选人必须迎合民意，说了的将来不一定要做，要做的现在不一定要说。那么，选举到底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前面的章节已经对西方民主制度作了介绍，这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代表西方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及对中国的影响。一、西方选举制度的弊端“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参与政治的主要检验标准始终是选举”。“对领导人和人民双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选举是整个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最后界线。对政治活动家来说，选票就是决定成败的因素。”可见，选举在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晴雨表，最能代表和反映其民主特质和政治本质。西方选举文化的弊端主要有：金钱选举、代表大财团利益和民主原则的自相矛盾。1.金钱选举

在有些国家也叫“政治献金”，这是西方选举文化显著特征之一。在美国，政府虽然标榜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民主，人人都有机会当选总统。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要搞政治，没有钱根本无法涉足。无论是竞选参议员、众议员，还是要竞选总统、州长，都必须以金钱开路，这在美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根本不是什么秘密。1860年，美国共和党为使林肯当选总统只花了10万美元的竞选费用，而在100年后的1960年，同一数额只够支持半小时的全国电视网的费用。1931年，美国有位专栏作家写道：政治已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连输都要花费很多钱。2000年、2004年的总统竞选耗资均在30亿美元上下。近几年来，美国参议院平均每届选举中都有20多位当选参议员花费在400万美元以上，30多位平均花费300万美元。不仅竞选总统代价惊人，即使竞选国会议员也费用高昂。

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显示，乔恩·科尔津在2000年度的国会选举中，以6200万美元的代价为自己赢得了联邦参议员的职位，一举打破了1994年由迈克尔·赫芬顿创造的3000万美元的纪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望尘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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