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实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鼓角声去试读：
作者简介
殷实1963年10月19日出生于甘肃酒泉，现居北京。多年从事文学期刊、图书编辑工作。现为《解放军文艺》杂志副编审。业余写作诗歌及文学评论，曾出版诗集《妥协之举》《零度以下的炉火》、文学评论集《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等。
童子军和廉颇：为了告别的聚会？
提要：在所谓“正面强攻”的军旅小说类型中，一直存在着文学姿态拘谨刻板，也就是文学与生活关系僵化的问题。文学回应社会变革、现实土壤滋润文学，二者相得益彰的良好关系仍有待重建。中青年一代军旅作家需要摆脱写作中的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以现代思维应对开放的世界，并通过对军人内在世界的细致把握和对有意味的形式的高超构造，来抵制现实的平庸、心灵的腐败，最终完成文学在美育、德化、思想解放、社会良知的表达等方面的独特贡献。
可能是对军人和军队作家的一种特别礼遇，2014年8月号《人民文学》，以两百多页篇幅推出了军旅文学作品专辑。军队作家中的老、中、青几代人齐上阵，尤以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为主打，各自的题材、写作风格也都尽显多样化追求，从刊物目录的名单阵容看下来，目前仍坚持写作且多少有一点影响的军队作家，差不多都在其中。如果说这是一次军旅文学写作骨干力量的聚会的话，应该大致没错，入选作家无疑有一定代表性。《人民文学》杂志的预期是：“力图能够大致代表目前军队青年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当然达到了，我们看到的正是“基本面貌”。不过问题在于，这样的“基本面貌”又是否让我们有理由乐观呢？我看未必。读完全部作品，斟酌不同年龄段作家们的生命态度、文学经验和美学特质，将这样的一次集中展示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中加以比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相对于过往军队作家、军旅文学曾经的声势浩大及队伍齐整，这样的一次聚会无疑也有点冷清。
我们今天讨论军旅作家和军旅文学，如果仍将其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来看待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文学创造的高难就在于表现上的个性化，在于特殊的审美体验，如果一群人都在写相近的题材，艺术追求也大同小异，那一定非常无趣。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某些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然，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军旅文学创作，又总是被作为一种只有总体特征的集体力量而看待的，读者或批评家们多半都会假定，这些穿军装的写作者有近似的思想情感和共同的审美诉求，并且也在心照不宣地完成着某项使命和目标高度一致的艰巨任务。如此的话，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所幸个体的作家们并不一定都这样认为，他们的创作面目也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局面，或许只有那些“入戏”太深，被卷入某种教条无法自拔的人，才会循此思路摆弄自己吧？
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我们就会有路径进入当代军旅文学的写作实际。
军队作家，代有才人，但影响力渐衰、光环不在，是今天的现实。以《人民文学》的这个专辑为例，即便如此集中力量来凸显其存在，在读者中间，在常态的社会阅读中毫无反应，也属预料中事，因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寂寥落寞，乃至边缘化，是更大的现实。不过，具体来看作品的话，整体上的苍白羸弱，缺乏思想的穿透力、情绪的感染力，以及艺术形式的老套、语言的平庸等等，仍然与具体的创作者及其文本有关。个人创造力的匮乏，思想的僵化，情感的枯竭，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时代，对于天才们的事业而言尤其如此。因而，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和这个写作群体，就需要审慎评估。
魏远峰的《拂晓》、王甜的《毕业式》，都是对所谓“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人生活进行正面反映的小说，刘克中的《谁是我的敌人》虽更侧重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层面，其主旨也不脱对英雄情结、硬汉气质之类的痴迷，所以可以被视为同一类写作。其实就连这三部作品的结尾也都高度近似：主人公以最大的坚毅出色地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面”的意思是，你必须按照某种古典模式大致准确地复写现实生活，还可能要去选择所谓典型人物之类——哪怕是反派的典型，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作品要“忠实于生活”。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极为困难的，既难在一个有头有尾、有主题完成的封闭系统的建立上，更难在对所谓现实生活本身的界定问题上，所以最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拂晓》的此类特征最为明显：一个“目光高远、野心勃勃”“有战略眼光”的优秀指挥员差一点被埋没，因其锋芒毕露的才华与性格不见容于庸俗的现实，也因为军队的选人用人同样存在某些众所周知的弊端。此人被“发配”军分区后仍理想不灭，罔顾现实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于废旧仓库中成功研制出三维电子地图系统，最终军区副司令慧眼识英才，将其调配到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位置，人尽其才。
我们来看，在魏远峰营构出的这个封闭的系统内，都有哪些要素？主人公昰罡，烈士之子，精通《孙子》，也熟知克劳塞维茨，即便被贬官边远之地，也能以爱国主义的历史基因与自己的热血精神相勾兑（拜谒驻地大清抗法英雄冯勇毅将军墓），不甘在军分区得过且过，醉死于太平盛世。围绕昰罡这样一个当代优秀军人的典型，军旅生活的一般面貌基本上呈现出来了，从贴近实战的训练、演习场景，到美军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事件、日本社会的右翼化倾向及钓鱼岛危机等周边事态引发的应激思考，甚至军中腐败案（登陆作战综合训练场建设款项被用来改造营区大门、调理风水）、军人成分、兵员结构和部队管理的方方面面也都描绘得相当逼真。然而读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部写实功底不错，叙述方法娴熟，信息量也颇为丰富的作品，却存在着“硬写”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姿态的拘谨刻板，以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僵化的问题。小说在描摹军营、确认“现实”的方法层面，可谓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审美愉悦，充其量只是完成了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军营现状的纪实文学。问题出在哪里？我想，恐怕是出在作家的先入为主，出在“镜子”和“灵魂工程师”一类的抱负上了。魏远峰和早年的朱苏进十分相似，对何谓“理想军人”有自己的定见，所以就要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塑造他所认为的军人形象，这样的文学形象与现实的某种错位或疏离，是此类作品实现审美超越，甚至达成现实批判的关节所在，用一句从前的话说就是让文学“高于生活”。这个“封闭系统”的最大弊端是，在文学接受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学理想和目标是被给定的，艺术体验中的未知、神秘、不确定性以及命运感和超验精神，都荡然无存。
王甜的《毕业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硬写”。和魏远峰的路线不同，她在追求让自己的文学更像生活，也就是让自己笔下的军人更有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这就造成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困惑：这些被添加了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的军人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写作的使命又是什么？可以解释的是，让军校学员——优秀军人的胚胎——心碎的人性堕落和破败事实，也有助于其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更加从容淡定，这样的努力会破除从朱苏进直到最近的魏远峰以来，军旅作家们一直都在进行的“拔高”工作，让文学大约“等于”生活。两相比较，这或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然而，一个需要留意的事实是，在当代，在文学和一切精神活动的“后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解构，主体的死亡，经典的失效，理想主义的溃败等等。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让我们在对世俗生活世界更加宽容，对人的“解放”吁求更多的同时，也容易稀释近现代思想启蒙所带来的诸多意义和价值。所以文学对“人”的降格处理，也须审慎行事，不能简单追随潮流。王甜《毕业式》需要继续完成的步骤是，当军人再被还原为基本的社会人，军营生活也不再被刻意包裹以后，这样的人或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进一步，如此执着的军旅文学写作使命何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近年来的许多所谓突破，呈现出的都不外乎这类“转换”，比如对英雄性格的重构，对泛和平主义或反战思想的抄袭，对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渲染等等，凡此种种，其实都是拘泥于技术层面而非文学境界的更新。更有甚者，如刘克中《谁是我的敌人》中的“转换”，则朝向了娱乐化方向：军营里的高仿真演练，被赋予电视节目中“荒野求生”式的色彩，少林武功，T形台模特，善解人意的女心理医生，再加上几乎不可战胜却又对主人公构成致命诱惑的对手之类。
上述作品，以及与之近似的大部分中青年军旅作家的写作，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谈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某些“左翼”文学，也就是具有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严肃目的”的一类作家时，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比喻：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意指这类作家与作品特有的沉闷枯燥，以及隐蔽的说教等等。奥威尔所举的例子是，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都是由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所写，他们并没有“假装自己了解战争”，因而看起来像是战争的受害者所写，书中有从社会底层和三等车厢发出的声音，而很多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书，特别是充斥着自由、和平、正义之类政治理念的书，看起来都像是宣传家写的。道理非常清楚，不管“左”还是“右”，过于清晰的理念的魔咒，都会加害于文学，“正统的卫道士写不出好小说，对自己的非正统诚惶诚恐的人，也写不出好小说。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小说”本文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时更名为《军旅文学如何应对开放的现代世界？》。
不管是偶得，还是苦心经营所得，读到卢一萍的短篇小说《哈巴克达坂》时，我意识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文本出现了。可能这位作者钟情于冰山与军人的题材多年，终于悟到了一些真谛。作品逼真的写实，隐约的荒诞感，人物灵魂的纯净无染，还包括语言的干净到位，基本上解决了前述作家和作品中普遍的文学姿态的拘谨，也就是“硬写”的问题。作品中的凌五斗活似好莱坞电影中大名鼎鼎的“阿甘”，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印证中国人生活世界中“世故”的对立面，即“天真”。那么，究竟天真到什么程度为好呢？那就是听命于内在自我的指使，不忽略良知的挣扎。当卢一萍如此这般处理自己笔下的角色时，他反而轻易触及大部分军旅作家总是无法触及的深刻现实。小说中，死心眼、一根筋的凌五斗立志愚公移山，要把被雪崩压埋的五个通信兵的遗体挖出来。在普遍逢场作戏、普遍得过且过、普遍麻木冷漠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完全不同，严守着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爱与忠诚，这只是文学题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凌五斗还遇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名字被冒用的情况，当一个并非由自己所发出、不代表自己意愿，并且让他觉得“比我的声音还像我的声音”的声音，被用来填补某个巨大谎言中的漏洞时，凌五斗发觉自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了类似卡夫卡小说中所出现的致命的异化景观：形形色色以人类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会构成冰冷的高墙和可怕迷宫，使脆弱的个体永陷困境，无路可循。这就是这篇小说反讽意义所在。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为了某个庄重的、象征性的、也是“必然”原由，牺牲几个具体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着。文学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向我们提示人的处境，让人的意识觉醒，而非召唤对人类体制的反抗之类。当某些被神圣化了的仪式顺理成章地完成，其“重大”意义也被毫不动摇地确立时，具体的牺牲者该如何安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中坚决抗命的凌五斗，并不是一个差劲的军人，而是对集体性谎言、对意义空落后巨大虚无感的醒目标注。
关于军人，有一句话说，是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野蛮其体魄”的过程中会不会失之于野，在“文明其精神”的过程中又会不会失之于文？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般人可以忽略，但以军人为描绘刻画对象的作家绝不可掉以轻心。小说结尾时，凌五斗的恸哭告诉我们，除了冰山一样的意志世界，还有永远都不会失去温度的感情世界，还有自然的人性世界。他的热泪预示着和解而不是与体制力量的对抗，看上去不会有太大改变的那个“现实”，也拥抱了这个似乎不合时宜的孤独角色，作品因此摆脱了西方现代小说模仿者几乎都会采用的“绝望”模式。
和卢一萍一样获得了自由和洒脱姿态的是王凯。与许多军队作者所谓的正面接触不同，王凯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都是迂回战术，也就是说，他几乎不怎么在意生活世界的“宏大”逻辑，只专注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精微探索，这实际上是军旅文学实现真正进步的重要关节。而前述“硬写”的作家们的弊端，就在于常常要比照现实、模仿生活，要用文学样式再现苦乐悲喜都与“客观”事实相差无几的外在图像，就像一个绘画者的表现能力始终停留于像还是不像的地步一样。我们与其说文学要承载某种社会现实，还不如说文学最好能触摸该社会的精神现实，或探察该社会中人的精神处境才对。在这个意义上，王凯的写作当可被视为是一种入门的标志。
在短篇小说《对白》中，王凯继续聚焦于连队主官一类的小人物，聚焦于他们在日常俗务中的心理困扰、精神压力。他很会抽丝剥茧，引导读者进入问题的核心，在人性事实、职业伦理、风俗习惯等交织的情势下，对微观的现实一探究竟。不过，我们认真阅读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所谓的“微观现实”，并非不重要的现实。举例来说，作为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的管理一般由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实施领导，构成该委员会的“支委”是单数，可以在形成意见时票决。连队指导员冯勋要为被撤换的司务长选择继任者，“老马”是较为合适的候选人。问题是，副连长、徐排长和老马是同乡，且两人一致推荐老马，这就带来了隐忧：“老马一旦当了司务长，按照惯例就会增补为支委。连里目前是五人支委，冯勋和连长，加上副连长、徐排长和司务长。这样一来，三个关系密切的老乡占了支委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开会要想按冯勋和连长的意图形成决议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类伤脑筋的事，正是人情社会中的典型困局，在军营中也不例外。
王凯的小说方式，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在别的军旅作家那里常常会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选择的艰难。因为他不是参照一般的现实逻辑（世俗方法），也不是处理得与实际上可能发生的相仿，而是将个体置于独立审度、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的地位，这就既关乎个人道德，也关乎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认知、认同，哪怕是像军队这样的特殊组织结构。在以往的军旅人物形象中，这是极为少见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选择者实际上要在自我价值、个人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权衡。这样的写作，体现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说，在文学对人的定义中，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承认个人价值、重视自我实现这样一些全新的社会伦理。事实上，在《对白》中读者也会看到，除了连长冯勋的自我意识和责权衡量之外，那个一直被误解的“老马”，同样是一个能够独立审度和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他并没有因为被误解、落选司务长一职而患得患失，在关键的时刻撂挑子，他明白自己无论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自然人，都还有责任和义务，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去践行之。
我想，王凯小说的根本意义，可能在于抵制心灵的腐败。日常生活，包括在军队生活中，打斗、演练、排兵布阵的气势，震耳欲聋的轰鸣，甚至真正战争的惨烈牺牲等等，在今天实际上都不再有任何的传奇性，或所谓职业的光荣。也就是说，一种可以从外部来观察、透视的生活，即便是披上了一层迷彩的生活，作为文学内容基本上是靠不住的。这是现代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写作，若无法触及现代人格、现代心灵的建构，也就无法抵近现代生活的本质——生命的内省、修炼、自我实现、每一时刻的觉醒，还有对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思量，还有作为群体之一部分的命运感、家园感等等。这样的本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拯救和提升，也表现为纯粹的勇气、理智与独立判断，而不是哄骗意义上的“征服”和“震撼”。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处理这样的命题时，往往都会遵照“现实”的逻辑，接受“现世”的规定性，放弃对心灵世界深入探索。某些情况下，则是把世故经验、厉害关系的算计，把毫无诗意的心术谋略当成了精神内容。
如此来看的话，歌兑的《荣军院》无疑也具有上述现代思维特点。这个短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对知识的处理，也就是对纯粹专业内容——医学心理学或军事医学心理学——的文学介入。这需要想象力，需要知识训练，需要在专业领域的长期浸淫。就阅读而言，歌兑的介入可以说是深入而得当的，因为一个在朝鲜战场被俘后曾经被作为生理实验对象，做过脑梗塞手术，且已经患上了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的中国老兵，和另一个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但思维活跃、心理强大，甚至灵魂也很健全的前比利时皇家步兵营情报官，并不容易刻画。而他们的宿敌关系，以及他们在一家欧洲荣军院“偶遇”后的心理对峙、人格较量，更不是可以简单敷衍了事的。小说文本的背后，是作者的专业背景，不排除作家还做过一些特别的功课。以现代心理学术语而论，“施虐”、“受虐”、“自我”、“本我”、“前意识”和“无意识”，可能还有虐恋、变态心理学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小说中都出现了，而且被嵌入到一个关于民族心和爱国力量的文学主题当中。作者自设难度，这样一次写作的挑战性不言而喻——真正文学创造的乐趣正在于此。事实上，欧洲小镇列日的荣军院未必可信，两个东西方老兵之间的素质比拼或相关道义评判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篇作品的文学完成，是作者驾驭特殊题材的雄心。军队作者中，这样的写作目前并不多见。《荣军院》的示范意义在于，作家的修养可能不仅仅是所谓文化、人文意义上的，还应该包括对各种知识系统的深入了解，对专业人员心灵建构的关注，对专业领域纷呈万象的把握等等，因为世界并不是掩人耳目的“故事”或“文学性”可以涵盖的，无论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还是文学的接受者，现代人的教育基础、感知方式也绝非孩童那么简单。一言以蔽之，伟大的文学，必得呈现精微的世界感受，必得参与对人类智力活动的积极培育，相对于既有世相的陈腐乏味，必得提供启迪性灵的奥秘与惊奇。对军队作家而言当然也是如此。起源于救亡宣传和民族解放叙事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向来看重思想的正反、善恶的判断，还有民族立场、爱国精神的弘扬等，但也往往疏于对事实的收集、对史料甄别、对战场环境和武器装备的知性处理，更不用说对战争中人的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前沿性研究了。这一状况除造成历史认知的单一化之外，更造成了文学表现上的粗糙简陋。所以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相对于英雄情怀、铁血精神或民族主义之类，相对于躯体的壮烈毁灭、死亡的悲惨黑暗、是非的明了判断、社会理想的空洞渺远这样一些惯见的东西，该种类的文学中理应存在着一个军事或战争的物理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军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军事科学分支。只营造天才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对死亡的无所畏惧之类，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卢一萍、王凯、歌兑的小说写作，已经显示出了某些有可能超越前辈军旅作家的迹象，这与今天开放、多元的文化影响有关，和中国文学整体上的进步有关，更和他们个人的旨趣密切相关。而且就他们本身来看，也是各不相同的，有多样化的追求，有迥异的叙述腔调和文学表情，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但与此同时，中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中也存在令人不安的分化现象。比如写军事演习，就是照搬某系模式化的作战理念，转述一些训练思想，让文学人物穿上军装，制造“突出重围”的拙劣剧情，千篇一律。又如在社会转型中，我们看到一种从传播、接受到市场的链条式作业，可以成功地把某些文学作品推销给大众，有的作家甚至因此在域外声名鹊起，摘得奖项之类。但如果认真观察的话，这类作家及其作品的所谓卖点，往往并非什么高级的文学形态，或对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有何贡献，而是更注重对当下生活或社会历史事件惊世骇俗的评价，个别情况下，则是在文学及其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价值差异性之间走钢丝。这种不真诚的写作制造出的“阅读陷阱”，往往误导和愚弄读者，只适合媒体话语、资讯消费而无关艺术审美，“耸人听闻”“国际声望”是其一大特点。
恕我在此直言，近年来一直都勤奋写作的裴指海，似乎受到了后类写作的不良影响。他的不止一篇作品都循此路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烈士》。一个天性有点卑劣、猥琐的人物最终成了舍己救人的烈士，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为了个人的小小野心而处心积虑，不惜践踏一个天真少女的青春。小说只是交代，从某一天起，他悔过了，开始想要偿还自己的良心债务，但上天不给他机会，他牺牲了。这个生硬的叙述圈套，让作品中的女性受害者大受感动，流泪哭泣，但很难说能不能感动作品之外的什么人。一个出身卑微的士兵，提干前撒谎、欺骗、不敢承担责任，提干后临危不惧，顾念旧情，前后判若天壤，我们无法获知他的转变缘何而起，动力又在哪里。而正是在他提干前后，曾经的清纯少女不幸落入风尘，小说的悲剧性元素中似乎因此也渗入了社会批判的色彩，军人的悲恸和悲壮则被放大了，但这是不能成立的，传奇不等于臆造，小说也大不同于提线木偶。我们看到，裴指海在“讲故事”方面已是驾轻就熟，不管是所谓的历史故事还是现实中的故事，只不过这种熟练看上去还是有点机械，基本上是在为写作而写作。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已经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的人，再来看这篇《革命烈士》的话，会做何感想，还能读下去吗？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期名家云集的军旅文学作品专号中，已经挤进了几个更加出色的晚辈后生。虽说在文学地位不断下降，市场的腐化作用无所不在的现实中，他们也前景难料，恐怕只能自求多福。看完他们的作品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与之前好几个年龄段的人都不同，其中甚至包括了对王凯、卢一萍、歌兑这样试图自我超越的人的超越。这种不同是骨子里的：文学的基因不同，个人的生长条件不同，审美旨趣和诉求不同，世界观也大不相同。他们写得无拘无束不管不顾却又天真无邪，全然没有前述作家的“专业”姿态、“职业”标识，尤其不存在所谓“正面表现”的可怕负担。《垄堆与长夜》的作者董夏青青，以一种天才般的敏锐，将笔触深入到群山堆积的帕米尔高原。边境地带破败死寂的县城、枯燥乏味的军营、胡说八道的司机，还有酒鬼商贩老头儿童等等，如同幻象浮现又像是高度的写实。我唯一可以想到的是印象派绘画里那种富有魔力光：源于画家们完全是主观性的视觉方法和色彩技术，在以近乎丑陋的面目弃绝古典式的干净优雅时，却又明白无误地给我们指示了光的另外一些本质：虚幻、玄妙、虚无，或者是斑斓、驳杂、灼目，可能还要加上同样重要的时间因素。我们须退后一些，离画布远一点，才能辨认出隐藏在杂乱颜料中的物象，继而是物象的阴沉魂魄。这样来说吧，《垄堆与长夜》的小说成就，不仅在于当代汉语文学语言的一次更新，更在于世界观的成熟——这种成熟甚至未必是作者个人原因，而是与当今世界在技术力量辅助下的再次“除魅”有关：在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世界里，作者所捕捉到的边疆地带的生机和寂灭，一如北京、上海或纽约那些高层钢铁结构建筑物中凄凉的生存游戏，是完全平行的主题，未见得哪个更加重要，哪个又在世界的中心。有时候，可能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些僵尸形象，比所有四平八稳的童话杜撰者的匠心营造更加前卫和时尚，也更加脚踏实地。另外的情况下，小说中那些被高原的荒凉色调和强烈紫外光涂抹得面目难辨的人，从风骨和气度方面看，从人性的温度来看，无论如何也是优于一般类型小说、市井小说或脂粉小说中的低幼品类的。我认为，董夏青青独异的小说禀赋，在当下中国文学中也不多见，奇怪《人民文学》为何不把这样的作品放在首要位置？
从文本来说，《垄堆与长夜》是属于那种能引起极大阅读快感的作品。作者看似采用了开放的小说结构，也就是没有什么结构，但实际上是以绵密的叙述、精致的点染和一开始就确定的悲凉音调在逐步往前推进。一个以电视综艺节目为启智材料的塔吉克小学生，一首令人捧腹的打油诗《探子》，接下来是一个庸人的死——请注意，不是什么献身边关的模范人物，一群继续活着的庸人，背对其骨灰盒在酒席上戏说他生前的种种，然后是月色照临之前的潦草葬礼。读者会注意到，作品中悲剧性氛围的强化，与时间要素密切相关：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图景，以不易觉察的速度旋转呈现。那些如蚁的人类，气味强烈而又形迹模糊，最终消散于无限绵延的时空中，帕米尔的垄堆与长夜，尽显宇宙的神秘、冰冷与浑沌。现代小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时空，也就是文本相对于变动不居的世界而言所具有的某种开放性。若以此指标而论，则那些还在手舞足蹈地讲故事以图教育读者，又或娱乐读者的小说，都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而且隐含着对现时代正常人智力的轻视。相对而言，《登陆艇搁浅之夜》的作者王昆，也是具备了上述才具的作者之一。凶险的大海，水手们通常都会有的漂泊不定感、无助感，当然也有小小的勇敢之心。小说空间被压缩到了一艘航程难料的登陆艇上，我们看到的是动荡、不安、莫测，是必然的搁浅。我们说到现代小说，或者说要转达现代感受，并非只是强调艺术的进步之类，更重要的恐怕是破除传统艺术那些早已不重要的边界，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去囊括但并不企图“包容”世界，要对文明的普遍现实有所认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体系内进行单一价值的判断。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说，则现代小说对人类经验的转述中，本身还应该包含对陈腐艺术观念的批判与否弃。
翻阅《人民文学》这一期军旅文学专号的散文单元，一个较为明显的感觉是，廉颇老矣！军队中的老一辈作家大部已作解甲归田状，在他们漫无边际的掌故闲谈中体味着文字的乐趣，甚至又拾起了半文半白的一套。这些散文老练、老到，甚至老奸巨猾——因为从不触碰社会问题和现实矛盾，一如大部分的中国古代文人，在天道、王道、人道的秩序变迁中中庸地拣选，斩获一爿生存空间，汲取缓慢增长的“功名”的甘露。记得不久以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列数对自己有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书单，很多人都应该注意到了，尤其是作家。如果以那些对近现代以来人类精神历程影响深刻，对当代人类的灵魂塑造作用巨大的文学为标杆来看的话，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包括军队中现在已经鬓发斑白的一代，似乎根本无意进入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大师在同等年龄时早已经进入的那个世界。我们既看不到对浪漫与进步的诉求，也看不到智者的炉火纯青，更看不到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性判断，至于由网络等媒介呈现出的纷繁生命图景，他们甚至都懒得去看上一眼。那些有关个人经历的见闻记忆，有关人之常情的私语絮叨，大多无关痛痒。他们是要从作家“职位”上退休了吗？还是打算告别文学？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状况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从国家的治理层面，对文化、文学的作用有到位的认识，有很高的标准——以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高峰为参照，但一个国家文学创造的现实反倒与之相去甚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作家真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或可这样来看：本应对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创造，可能的话对治国理政者也要有所催化启发的时代文学，却似乎处在一种被动的、接受号令的地步，甚至还要由政治领导人来勾勒出一个世界文学的大致版图和标高。就好比某个负责工业的政府部长在视察时告诉企业，应该掌握某些必要的核心技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样。另一方面，这也与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常常会指责中国所谓思想“控制”、文化“审查”的情形完全相反——不是哪个作家写出了惊世骇俗之作，显得大逆不道，而是相对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目、经济体量，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民族文学的国际地位、文化影响力下降到了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很多时候是作为反证而存在，以至于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宏观指导中，出现了希望中国文学与那些不朽的世界文学经典比肩的委婉提示。用一种报纸上的语言来说，就是与今天政治文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包括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化艺术，在美育、德化、思想解放、社会良知的表达等方面，贡献几乎等于零，与即便是百年前的那些各国文学大师相比，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们的思维也还是严重滞后的。
事实上，无论童子军还是廉颇，在市场的强大扭曲作用下，军旅文学的命运可以说都吉凶难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文学回应社会变革、现实土壤滋润文学，二者相得益彰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此我想提请写作者们注意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与社会良性关系建立的重要性。不是单调的“镜子”，也不是粗暴的“灵魂工程师”，而是歌以咏志，是自由和自然的表达，最起码是还原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质朴。如果按照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写作只是灌输特别的思想，或者写作只是制造特殊商品，艺术只不过是文人自娱，则其消亡亦不足惜。
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精神文明，显然还在不断形塑的过程中。发展的悖论，环境危机，贫富差别，异化劳动，技术至上主义，文明的异同，国际地缘政治和战略博弈中的人类命运，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威胁，以及信仰时代结束后孤魂野鬼般的性灵生命的皈依方向……如果我们留心去阅读的话（即便是通过汉语译本），后冷战时期所有这些在域外文学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现代性焦虑”，都很少见诸于包括军旅作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们笔下。同样，作为文化资源丰沛、人文价值厚重的历史遗产继承者，那些可以用来矫正机器文明的冷酷机械的天人思想，可以用来平复工商社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魔咒的诗教精神，以及公天下的政治理念，道法自然的艺术宗旨，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中国文学生态整体上的萎缩、脆弱实属不可思议。再进一步说，作为受到器重和体制力量支持的主流作家，即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理念，视界开阔一点，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潮流、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起伏和路线波折，特别是百年来这些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对社会人伦的决定性影响，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支配性作用，也包括对这整个文明发展的深刻影响，就文学的回应来说，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所谓高度，所谓高峰，不外乎作家的一种人类视野：他的骄傲、他的忧惧、他的悲喜感情，都系于共同体命运，而不是永远地充当挥舞小旗的童子军，或自甘于廉颇式的老将心态，功败垂成。
这才是文学，特别是军旅文学在今天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的根本原因吧？
文学原创与文化自信
记得数年前，《军营文化天地》杂志曾经出过一册“人民军队的文化基因”专题，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寻找或者是确立“文化基因”的做法，看似有过于理性和人为设计的成分，但其意义其实是多方面的：由远古、地域或民族等条件沿袭而来的相对恒定的文化，当然有一定的自发性，但近现代生活中，从日常习惯到制度安排，乃至价值理想的确立，理性和人为设计的痕迹处处可见。从观念到方法，不同群体间相互引入、照搬和模仿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当下的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文化”内容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样的情况下，从自身的历史，从自我发展的进程出发，寻找和确立支撑群体信念的“文化基因”，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十分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在所谓全球化威势下最常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的自我埋没，是模仿照搬，还包括对文化侵略的默认。
但我在此并不是要讨论文化问题，而是想借用文化基因的概念，探寻军旅文学中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今天在许多场合，我们都能听到对军旅文学的抱怨和批评，被称之为“母体”的文学创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想，除了思想、艺术的单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文化精神的涣散或者说迷失。从中国历史文化的驳杂纷繁中，我们当然也可以归类出这样那样的军旅文学传统，不过，对于近百年来始终处在坎坷波折中的民族现代化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回归文化的“自我”，重拾文化的自信。
什么是我们文化的那个“自我”？看百年来的民族振兴之路，仁人志士们奋发图强，都是求它山之石，借域外真理，甚或要进行“换血”手术。作为救亡和解放的决绝之路，这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不过，与线性历史观念同时进入中华文明世界的，既包括了科学、民主、人道主义这样的价值理想，也制造了以“先进”抑或“落后”判定文化优劣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某种以物质、技术层面的优越性为“标准”的评判机制，而这样的思维定势或评判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前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却悠久深厚的中华民族来说，当然隐含着巨大的悖谬。那就是，我们总要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鞭笞自身、剥夺自身，我们文明中最有价值魅力的东西——从智慧、思想、审美到日常生活方式，都可能遭到无情的贬抑，到头来，我们的所谓“现代性”，就会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负担，我们作为群体信念的文化精神，也差不多是分裂的。这不是说又要食古、复古，穿唐装汉服之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理性的清明和坚定。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文化中很多宝贵的积淀：那些圣明的人学，那些道法自然的宇宙观，那些活泼而又悲凉的诗意，对来自域外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如今可能是唯市场、唯资本主义，正可以构成微妙的反拨与纠正。我们古老的传统，或可经由一种现代的启蒙改造而转化出生机，在新的历史时空继续绽放异彩。经济一体化和正在被重构的现代国际政治图景，所显示出的都是兼容、共存、命运攸关这样的主题，而不是什么没完没了的你超我赶，比赛“先进”，更不是精神上的长久奴化和一边倒。
另外一方面，对文化“自我”的辨识，或者说重拾文化自信，又必须与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也就是要在现代语境中确立我们的文化信念、振奋我们的文化精神。我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事实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不可忽略的就是中国革命这一决定性因素。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外强侵略和内部阶级剥削、利益集团倾轧的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中，中国革命的壮烈实践可以说史无前例。这场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权易帜和制度变迁，还有意义深远的对文化与文明意涵的重要修正：它以近现代人类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创建——社会主义理想为指导，在苦难的东方大陆上尝试一种最终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更是与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紧密关联的。而当作为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重要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诉求相结合的时候，更是产生了一种批判的、完全有可能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危机和怪圈的文明新特质。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特别是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其优越性正在逐步显现。
如果我们确信要走自己的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那么百年来牺牲巨大的图强奋斗，曲折坎坷的民族复兴努力，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既有正确思想路径可循，也有珍贵的文化创造可引以为傲。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启蒙、开放、包容，消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涤荡自身的落后文化毒素，历史馈赠于我们的“文化基因”活跃而丰沛。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个体的创作者那里，这样的历史内涵，这样的历史精神主线，似乎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明、文化发展的要素来把握和看待，从而发育生长出文学和艺术的全新枝叶。当代中国军旅作家们，在体会我们民族正经历的现代化阵痛，在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关注人的灵魂塑造、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是现代意识匮乏、思想固陋粗浅，既无文化的“自我”，更不存在文化的自信，原创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免低下，甚至全然没有。
军旅文学批评问题
在此我主要想谈谈军旅文学的批评问题。
今天的军旅文学有正常的批评吗？没有。再进一步，有批评吗？也没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丧失了有效的观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和理解，当然也就丧失了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受情况及社会反响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解体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所谓的“十七年”时期文学，即便“文革”中的文学，更不用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的文学，都是有批评、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的。今天的批评活动之不健康、不正常，已经到了有违常识的地步，这是军旅文学的悲哀，是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批评家们的悲哀。
表面上看，商业影响、市场运作方式，畅销书营销策略等外部环境因素，的确让批评者们似乎除了捧场，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就再无事可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评论文章的文本，看到的其实远不只是对“宣传”的顺从，对商业价值的挖掘之类，而是批评标准的混乱，批评方法的随心所欲，是文学信念与价值观的暧昧。总体看，无论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这一点是最致命的。没有艺术标准，没有价值判断，没有科学方法，没有美学理想、生命理想和社会理想，当然就不可能对同时代的创作实践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就不可能对作家们的写作有什么补益。批评的不正常、不在场，严重贬低了文学的尊严，以至于今天的作家也都习惯于把评论者视为吹捧者、崇拜者，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讨论者、对话者。批评家们的失职、失察，让许多作家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或习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的成功，作品就算彻底完成了。现在，仅有的可能对作者施加影响的恐怕就是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了，但我们知道，编辑又有办刊或出版的特别追求，甚至是功利目的，多半只取其侧重，或推广其所长，不可能对作家或作品负全责。
没有批评的文学将会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是无法想象的。
我一直记得一位西方艺术批评家的话：“批评是一种补救方法。”面对目前产量够多但质量方面良莠不齐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怎样评判，能不能准确辨析和确认其艺术优劣，严格区分其价值趣味的高低，当然有赖批评的担当。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严明，立场的坚定，这些都必不可少。具体一点，军旅文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军旅作家的艺术品格、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都非需要准确的理论说明和精微的批评阐释不可。否则，军旅文学的自生自灭，或进一步的边缘化、彻底淘汰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军旅文学批评“补救”功能的瘫痪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重建也不是没有方法和路径。简单而言，从文本（包括形式）批评，到社会学批评，从对一般的美学问题的检讨，到对时代思想道德状况的探察，批评家们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几乎可以说都是现成的，也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我们并不需要发明特别的机制或语言。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以了。在今天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审美经验问题、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乃至作家的趣味、价值诉求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进行理性探讨的，也是可以进行交锋辩难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比如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表达中的歧见或论争等等，其实也是可以从学理、学术层面开展的。
再就是因文学标准丧失而导致的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恶化问题。批评声音的微弱，批评阵地的失守，已经在现实的层面，或者说美育层面出现了问题：一般的军队读者，包括部分受过一定教育的行管、政治教育工作者，也都认为，文学不外乎工具，是为了配合阶段性的所谓的“中心工作”而存在的，是廉价而直接的歌功颂德。正如有一位作者所言，很多人，甚至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都认为文学刊物不过是“宣传阵地”。这样的退步是极其荒谬的。“载道”“双为”方针也罢，“寓教于乐”“喜闻乐见”也罢，之前文学的社会功效从来没有被简化到如此地步。这说明，文学批评在文学规律的说明、美育功能的倡导这些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且不论文学审美的非功利性之类话题，文学的诸种功能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审美，是通过美感经验塑造人的心灵样式，是通过对崇高感情——例如献身精神、悲剧意识、死亡经验、自然奇观和历史世界等——的透彻体悟，转达超越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这就是美育的达成。而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审美活动，都并未离开过对艺术进行研究、对文学作品意蕴进行发掘这些古老的传统。借助理论与批评活动而展开的军旅文学审美，在分析、鉴赏、评价，包括谴责的过程中，既可以实现对文学与现实关系裂缝的弥补，也就是提高文学创作本身的地位，亦可捍卫文学价值的相对独立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批评现状，与目前军旅文学批评家队伍的涣散不无关系。我们今天已经在出版这样那样的军队“文学史”“艺术史”了，在为一种发展中的、水准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盖棺论定。许多粗糙不堪的作品，在艺术与社会、审美理想与生命智慧，在语言、想象、文本和寓言结构的生成等诸多关系都尚属含混夹生状态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经典”的格位。这种急切追求成就感而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病征，正需要从思想理论、文化哲学高度加以矫正，但我们现在甚至没有什么有影响力、有美学建树与贡献的理论和批评大家，这是十分遗憾的。
军旅小说与人本思想
现在，我们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能听到以人为本这样的说法。这个本属于哲学层面、带有浓厚形而上色彩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突然如此醒目地出现，甚至广泛见诸于各项政策政令、社论文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人本思想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肇始，是构成现代人类文明内涵的核心因素之一。我们知道，人本起初是意味着人自神本或是神权中的脱出，是从外部开始的解放。有了如此重大的乾坤颠倒，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个人和个人主义。然而，人本还有其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伦理意识的时刻苏醒，和对道德生命建构的永久渴求，这一点甚至比“人本”概念本身的出现还要早上千年——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世界里就已经洋溢着这样的渴望和热忱了。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者，也就是建立在内省、德性、良知、判断之上的内在意识的充分发育，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而外在束缚或困境的纾解，或许是第二位的。
事实上，讨论目前军旅小说的处境，正好有一个合适的观察角度，那就是尝试从人本立场切入。在此，我想以两位军队青年作家的两部中篇为例，和大家探讨小说中的“人本”问题，这两人都是专业作家，三十来岁，在军内有一定影响。
裴指海的《战争简史》是一个战争亲历者在垂暮之年的回忆，小说述及主人公自己早年曾将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但向往革命队伍的青年带往血火之路。青年在战争中三次舍身救自己脱险，并在朝鲜战场上立有奇功，但在后来的内部肃整和政治运动中屡遭不公，命运每况愈下，最终自缢身亡。作者处理这一题材时，在战场氛围、历史背景方面都很下功夫，但离奇的是，叙述者一方面声言自己是该青年正直笃诚于革命的见证者，并坦承自己在某次运动时为了自保，曾揭发青年“对地主阶级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坚称，自己对自己的一生并没有任何感到后悔的地方。关键就在这一点：没有后悔，没有罪感，没有自我审判，也就是说良知是不存在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是这样？
卢一萍的《索狼荒原》——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组织”出面的捆绑婚姻故事，此作的深意在于揭示人性之复杂：苦心经营的婚姻无爱，非对称（政治）地位的情侣之间却有电光石火般的生命悸动，最终的悲剧性后果则几近不可收拾，作品也是不了了之。这部作品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荒谬年代的惨无人道”，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一些好的纪实作品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起了北岛的诗……
两位作者的出发点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生之路的晦暗曲折，但问题明显都在于生命主题中伦理意识的缺失——即便环境残酷、情势不容，没有自我慎察而一味申诉“历史的苦难”是不会准确的，至少是不够中肯的。伦理意识的缺失与文学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主体性阙如，就无从呈现人性的优劣，就不可能产生判断，所以一切的生死变乱，一切的命运悲欢，就只好归咎于战乱，归咎于“世道”了。这对于文学的“人学”任务来说，当然是未完成的。裴指海的“不后悔”和卢一萍的“不清楚”，皆缘于作品中伦理意识的缺失，这样的缺失直接导致的是文学作品人性观察中的盲目，而作品中的这种盲目所暴露出的，正是创作者自身人本思想的匮乏。
二〇〇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有句惊世骇俗的话，在我看来很好地回答了文学中人本立场的深刻含义所在，它的大意是说：即使是在集中营里，人也会有感到幸福的时刻。这句话让那些始终沉湎于声讨纳粹暴行的人猛一听有些无所适从，但这正是小说家在以其独特方式观照人类境遇和人类信心时所能够找到的具体方案：假如种族灭绝行为不曾被制止，一个进入毒气室以前的犹太男孩还会以何种方式面对这个值得眷恋的世界？历史的公正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往往要到过去了无数的时间以后，这样，作家如果不是简单复现历史或记录现实，那就很有必要确认自己“人本”的价值基准，也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战争中、军旅生活中的伦理秩序及其反讽和背谬的表现形式，其实正好提供了文学可以作为的丰富材料与巨大空间，当前的中国军旅小说写作在这方面理当大有可为。
星辰寥落的文学天空
中国文学界有一种奇怪的分类方式：八〇后，九〇后，翻回去又是七〇后、六〇后，等等，这除了说明我们在命名方面缺乏想象力之外，还说明一个问题：现时代的文学，不能以文学本身的成就、信念和价值追求来概括其特点，只能以写作者的出生年代来区划。若也沿用此法，观察军队的作家及其写作，我们就不得不把几代人混为一谈，因为看来看去，每一个年龄区段中也就那么三两个人在从事文学写作；看来看去，即便存在“代差”，他们的文学旨趣与追求也大体相似，未见有什么质的不同。当然，就一切艺术最终的美学呈现而言，这也许并不重要；然而就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精神气质、艺术修炼和生命境界来说，则不能不说多少有点让人扫兴。因为创作活动可能最终都会落实、固化为文本，任由解读评说，但创作者们本身的理想抱负，以及他们醉心并努力寄寓于文本的独特情怀，才是文学补益于这个世界的具体例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赞成把创作者与作品分开来看的观点，也绝不相信一个背德者或是缺乏崇高使命感的人，竟会写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读物来。
还是言归正传，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军旅文学“生态”究竟如何？说实话，我有足够的理由不乐观。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品，没有哪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可以追踪描述的艺术现象，也没有对社会历史现实，包括军队和军人生活现实的生动撰述写照。今天军旅文学的读者们如果抬头看看，面对的必定是一个星辰寥落的无趣的天空。我曾经以为，当一个作家、一种文学写作，不再刻意凸显军旅特色，也不再迷恋冲杀格斗、血腥暴力、铁腕奇功之类时，就是军旅文学摆脱幼稚进入成熟和自觉之时。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一大批军队作家，就是由于太过拘泥于诸如武器、军装、出身、英雄情结、尚武理念等标签的琐碎，而与同时期中国文学的成就在艺术上相形见绌的。今天看来，新千年、新作家，以及更加开放多元的全球化氛围，并未见孕育出什么有创造性的精神文化价值，也少见在技艺层面、文本层面的卓越建树，甚至连经常见诸于政令文件中的“以人为本”这样的理念，作家们都少有领会。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军旅文学写作，对现实的“摹仿”之笨拙，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之肤浅，对生命奥妙、宇宙情怀的觉悟之低下，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大部分写作，都停留在影视剧一般的消遣娱乐层面，没有什么艺术理想、生命情操，没有对社会历史的实质性认知。看上去，不管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军旅作家们的面孔都相差无几，他们的语言、叙述腔调、故事营构，也都大体雷同。最让人惊讶的莫过于，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对中国革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表达时，其“历史记忆”竟然都惊人的相似——大部分所谓“长篇历史小说”都是缺乏历史想象力而受制于单一史料的；对于现时代的文化与政治、风俗与感情、法律与道德，更是完全缺乏洞察和透视能力，除了被动地、表象地“反映”，别无他法。这除了说明作家们在挑战文学难度方面缺少勇气外，也说明了他们在自我的心性养成、情感培育、人格塑造、知识储备方面都是极度荒芜的，那些急功近利的“作品”，当然只能高度同质化、类型化。
新千年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世俗化。这个“世俗化”并不含有贬义：放下一些高高在上的空洞信条，包括政治教条，融入众声喧哗，实现艺术民主，囊括不同的价值诉求，其实是一个新起点，或者说原点。只是从文学实践来看，这个应该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却并未导致艺术的丰富与成熟，也没有导致文学发生发展的自然状态，反而造成了众多作家在价值理想、终极关怀方面的迷失。除把文学写作活动自动降格为市场与商业社会中的一般经济活动，放弃精神创造之主动性者不论外，也还有为数不少的写作者自以为是在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我为什么说这样的写作同样不够成熟和自觉，甚至在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上是不自然的呢？原因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学看上去并没有以悲悯之怀来包容世俗，也缺乏从世俗中寻求飞跃的救赎冲动，而是回到了以世俗的价值为价值，以现实所呈现出的粗陋样貌为蓝本的原始状态。明清时代，除《红楼梦》之外的大部分话本、章回小说无非此路，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所昭示于我们的社会介入、个人自省和现实批判等现代人文精神，却未见有什么赓续继承。很显然，今天的写作者们在文学艺术的启蒙阶段出了问题：文学之与人、与人道情怀、生命意识的基本联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灵魂和精神事务，文学的形而上价值，写作者的自我超越之维，均被否弃了，用一句中国语汇，即是对“道”的追求阙如。写作、发表作品，受制于实用性，受制于唯我所是，略为宽泛一点，受制于落后的民族性或褊狭的民族主义之类。
军旅文学曾经的“荣耀”，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如今的后继者们似乎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相对于一大批如今已鬓发斑白也“将星”璀璨的功成名就者，晚辈们任重而道远，他们必得接受缓慢而谦卑的生长过程，必得从前人轻而易举攻城略地之处绕行。但他们也是最有希望进入真正的艺术创造世界的特别“选民”，因为无论社会政治新路，还是历史文化传统，今天都到了一个可以优裕从容地加以观照的时刻，艺术不再被简化为实现个人或社会目标的工具，艺术不再为权力、货币所累的条件已经出现，艺术家实现自己梦想所有前提均已具备。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希望和勇气，是诚实而艰苦的劳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