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台湾)邵铭煌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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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民与抗日战争试读：
总序
步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13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20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1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第一章孙中山收复台湾的信念与实现一、孙中山收复台湾失土的志念
晚清的中国，积弱不振，外力压迫，民生疾苦。青年孙中山，悲愤国事，奋起革命，以拯民救国。1894年，中日甲午激战关头，孙中山预见清廷败绩，即前往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展开革命救国运动。次年1月，在香港成立总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之际，孙中山积极策划革命；日本接管全台时，孙中山已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由此可见，甲午战败与割台，是促使孙中山迅组革命团体、展开革命的一个动力。而两年后（1897），他便派陈少白同志二度到台湾，传播革命火种，争取到吴文秀、赵满潮、容祺年等台湾同胞支持，建立革命据点，其革命运动与台湾正式联结起来。
论及孙中山革命与台湾关系，杨心如可谓核心人物。其人生有大志，好读书，聪慧过人，过目不忘。他虽与孙中山同为翠亨村人，由于孙中山长期在外，彼此本不相识。1893年—1894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常回翠亨小住，才因志同道合，经杨鹤龄介绍，结为好友。1895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在广州发展兴中会，并酝酿发动广州武装起义。杨心如通过孙中山介绍，加入兴中会，并积极投身于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不惜变卖家产，捐作起义经费。广州起义失败后，其岳父程耀臣遭清政府逮捕，不屈而死于狱中。杨心如则脱险，潜往台湾，在大稻埕建昌街（今台北市延平区）一家经营茶叶的“良德洋行”任司账。
洋行少东吴文秀，自幼被家人送往大陆，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厦门学海书院，英文说写流利。1889年，其父受聘于大稻埕美商洋行。同年，他毕业后即进入该美商洋行服务，历时三年，升任买办，学会经商之道，遂辞职自办“良德茶行”。吴氏是一位才华志气兼具的青年，杨心如常向他讲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令他十分敬佩，慨然加入兴中会，成为分会首位会员。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台湾立足发展，杨心如与吴文秀功不可没。1900年9月下旬，孙中山偕平山周、内田良平等日本友人自神户抵台，策划惠州起义，初时就以杨家为联络点，并由杨心如负责港台之间的联络工作。孙中山停留一月余，吴文秀也陪伴左右，慷慨解囊，孙中山寻求台湾总督府支持，他也从中周旋。及起义失败，孙中山回到日本。台北分会会务，多赖他们两人维持。
经过17年艰苦奋斗，孙中山实现建立共和民国的远大理想。1912年元旦，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曾宣告中外说：“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开国典礼之后，接见来访的曾经参与“三·二九”起义的罗福星同志，正告他：“台湾一定要收复，否则对不起中国人。”在孙中山心目中，收复台湾失土乃其革命的坚定信念，也是他领导仁人志士奋斗的终极目标。孙中山体念台湾同胞深受日本殖民痛苦，直到1925年3月临终前不忘嘱咐戴季陶同志，台胞固然一时不易推翻殖民统治，但务须协助先行促成台湾自治，予台湾同胞自由，再回归祖国。关于孙中山这一段语重心长的叮嘱，戴氏后来对“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讲话时，剀切加以说明：
另有一件想加以报告的是，当总理病状极沉重时（总理逝世二十日前），我曾经到北京探望他的病。当时，总理向我谈起有关日本的若干事。其中有三项极重要的事。
总理说，备我们对于日本，有三个最低限度的主张。一是废弃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让台湾及高丽两民族实行最低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不应反对苏联的政治家，也不阻止苏联和台湾及朝鲜的接触。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由这件事，亦可看出总理虽在病中，却仍爱护关怀着台湾同志。同时，始终留意于台湾同胞的革命策略问题。
孙中山坚定收复台湾失土的信念宏愿，有生之年化为革命行动，力求实现，获得许多志士响应与支持，共同努力，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二、台湾志士追随孙中山革命
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民普遍受到压迫。有识之士不满殖民统治，深受孙中山民族大义之感召，为争取台湾人的尊严，起而投效革命行列。1910年，福建同盟会会员王兆培到台湾，在台北医学校习医，与台南籍同学翁俊明及杜聪明同学。王氏来台，除了求学，有一更重要任务，就是秘密发展同盟会革命组织。翁俊明认同革命理念，加入为会员，受委任为该会通讯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1912年—1913年，台湾会员有72人，常在台北江山楼集会，讨论会务发展及支持孙中山革命事宜。次年，同盟会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台北大稻埕闻人林薇阁，慨捐日币三千元，资助林觉民、林文等福建留日志士返国赴义；台南的许赞元和苗栗的罗福星，亲身参加起义行动。后来蒋渭水、连横、赖和等台籍精英也陆续加入同盟会，一同奋斗。他们都是反殖民统治的先驱，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进一步与台湾抗日运动结合起来。
民国成立，台湾志士颇激励，遂掀起一股抗日热潮，1913年，罗福星在苗栗的抗日与1915年余清芳、罗俊、江定等人在台南噍吧哖的抗日，最为壮烈。这两次抗日行动均得到雾峰望族、已恢复中国国籍而寓居鼓浪屿的林祖密之暗中援助。林祖密后来又加入中华革命党，变产纾难，在闽南支持孙中山维护民国的护法运动，力抗北洋军阀统治，却不幸遭军阀迫害致死。
孙中山奔走革命期间，三次亲临台湾，或逗留，或经过，惟都与革命运动有关。居留时间最长一次的是1900年9月下旬，到台北策划指挥惠州起义，11月离台，已如上述。最离奇的一次则为1913年8月上旬。第三次是1918年6月上旬，抵基隆港，原想到台北会见同志，被日本殖民当局拒绝入境，旋转赴日本。
依据史料记述，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大总统违法乱政，军事失利，旋自上海赴福建马尾，本按计划要往广东，因接受日本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宗的劝说，乃改变预定行程，搭日轮“抚顺丸”，于8月5日抵达台湾基隆，同行者有胡汉民及日友村田省藏。临行前，尽以所存六百金送给美国同志梅光培。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日本台湾总督府派员接待，安排下榻坐落御成町的“梅屋敷”料理店。“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其弟藤井悟一郎及女侍村上百惠殷勤招待，用餐时还有艺妓静子、五郎在旁服务。孙中山曾手书“博爱”及“同仁”两条幅相赠，表示感谢。孙中山留台期间，仅私会杨心如、翁俊明、蒋渭水、罗福星等少数几位同志。由同志集资一笔六万日元款项，捐给孙中山，投注革命经费。
国民党党史向来极重视孙中山革命与台湾的密切关系。不过，关于1913年孙中山第二次访台及赴日动静，日本政府全程掌控。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孙中山、胡汉民及二名随从于8月5日晨由福州抵达基隆。孙及二名随从换乘“信浓丸”直驶门司。胡汉民仍留基隆，准备乘10日淡水开出航班赴香港。日本政府的态度本就并不欢迎孙中山赴日，自不会容许他留在台湾。至于孙中山等待换轮之间，有无上岸，亦不可知。密会国民党同志之事，尤属传奇。
然而，袁世凯横行非为、迫害孙中山之举，让台湾翁俊明、杜聪明等同志不满，谋划加以霍乱菌毒害，进行报复。孙中山得知他们的计谋，嘉许其志气，但认为不妥，予以劝阻。可是翁俊明心意已决，乃化名田中，赴北京行事，惜未成功。无独有偶，那年秋天，蒋渭水也采取毒杀日本皇室及高官的计划。他听说日本皇室喜好台南麻豆文旦，台湾总督府每逢中秋都会挑选上等文旦进献。为确保品质，总督府对于生产贡品文旦的柚子树予以特别管理，采收后送须到台北，进行严格检查。当年总督府不知何故，竟派医学校的上级生担任检查工作。蒋渭水灵机一动，暗使同班要好同学，将伤寒菌注入柚子果蒂，妄图以传染致命。他们一时不察，柚子酸性却是细菌的克星，毒害计划也以含恨收场。
翁俊明与蒋渭水两人的计谋虽未得逞，然足以显示台湾志士的血性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脉相通，民族情感交融。此外，更有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欺压而毅然离开台湾，前往中国大陆从事抗日者，李友邦即为鲜明事例。他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期间，加入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曾伙同林义顺等九位同学，袭击派出所，被学校开除，乃远走上海。同年9月至广州，入学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期，不仅亲聆过孙中山总理的教诲，且受孙总理感召，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对此，陈诚于1941年有一记述，谓：“我们知道，台湾独立革命党是于民国十三年在广州成立的。那时，我们总理还在。这个革命党就是李先生感受总理革命精神而成立的，到现在已经十六个年头了。”该党宗旨是：为结合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返回祖国。李友邦在大陆为长期之奋斗，始终朝此目标迈进，坚定不移。三、台湾同胞痛悼孙中山
1924年，是孙中山从事中国国民党大改造的重要年代。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讲述三民主义，开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进行北伐革命，意在显示孙中山精诚谋国的志事。
就在那一年10月，北方政局发生剧变。直系军阀曹锟的军队与东北张作霖的奉军在关外激烈争战。直系将领冯玉祥与胡景翼等连手，乘虚挥师北京，迫使大总统曹锟下野，拥护段祺瑞出任大元帅，进而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冯玉祥、段祺瑞分别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孙中山顾念国家前途，不计局势动荡，决定北上，令胡汉民留守广州。11月10日，发表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随即启程北上，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抵达天津，再入北京。重申他不是来争地位权利，乃是特别来救国的。孙中山舟车劳顿，复受北方寒气侵逼，抵达天津时便感不适，惟仍强作精神，接见各方代表，宣传北上主张。可是就在此时，情势发生变化。
段祺瑞宣布由民国北京政府主导的善后会议的组成名单，以军人和政客占多数。与孙先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宗旨，相去甚远。段祺瑞临时政府为取得各国外交承认与支持，表示尊重所有现存条约的合法性。孙中山得悉这种交换条件，异常激动，痛斥来见的段祺瑞代表。激愤情绪加重病情。孙中山肝疾爆发，肿痛交至。几经延医治疗，未有起色，遂决定扶病入京就医。除在北京饭店发表简短书面谈话之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后转至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治疗，依然无效，终致不起，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孙中山家属与治丧人员决定遵照遗嘱，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陵墓未落成以前，灵柩暂厝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逝世，举世哀悼。海内外各地举行各种追悼纪念活动，缅怀一代伟人的功业。各方致送挽联极多，北京大学台湾学生会撰述挽联哀悼：“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表达深沉哀思。台湾同胞接获噩耗，无视日本殖民当局干涉，在各地举行追悼会。3月24日晚间，台湾文化协会主办，联合有志之士在台北开会追悼，由施至善主持。开会之际，屋外飘飘肃肃之风雨，如泣如诉。容纳3千人的会场，聚集了5千人，热诚可感。王敏川讲述孙中山的历史，施氏后述此会由来，称颂：“孙公乃东亚之伟人、汉民族之明星，其主义与人格，无论何人莫不尊敬而崇拜之。”张我军演讲孙中山的主张，谓：“孙公之死，是中国之不幸，亦是东亚黄人之不幸。”张氏本来拟好一用白话新诗写就的吊辞，因日本警察干涉阻挠，而不得朗诵。其吊辞充满悲切与深情，感人肺腑。兹摘录诗句如下：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黯淡无光了！
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日哭丧了脸了。
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
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
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
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
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
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
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
张我军不久又写“长使英雄泪满襟”，道出自己的哀痛：“呵！孙先生！你哪知道这海外的孤岛中也有一个无名的青年在涌泪痛恸！”《台湾民报》乃日据时期较能代表台民声音的报刊，1923年4月，在东京创刊，后来移回台湾发行。自孙中山死讯于3月13日传至台湾，该报即持续登载多篇报道和追悼文章。4月1日，刊载题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矣”的社论，略谓：梦吗？真吗？3月13日的电文说孙中山先生死！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哭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电报就能叫我们如此哀恸，这都为了什么？因为他是自由的化身、热血的男儿、正义的权化。他推翻清政府，引率国民，驰驱于革命而争自由。他高揭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真是替弱小民族吐了无限的抑愤！他眼中只有三民主义，只有正义，四十年间统为正义、为主义而战。这位自由正义的战士虽死，而三民主义还是活着，自由正义是永远不死的。他的热血还热腾腾的涌着，而且永远涌着！泰山顶上的钟声停了，但余响还嘹亮着。酣睡着了的人们也渐渐地醒起来了！
4月11日，该报连登两篇追悼专文。一是上海台湾学生会翁泽生的“哀悼中山先生”。当孙中山逝世噩耗传至上海，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居宅即布置祭堂，以备各界吊奠。翁泽生于3月13日便往吊祭，回到学校，有感而发，撰文悼念。他尊称孙中山是“平民的导师”、“革命的领袖”、“国民的国父”，相信“中山先生虽亡，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决不死的！”最后告诉台民：“中山先生虽死，中山主义决不死！中山先生虽亡，民众运动决不失败！”同日，该报又登“各界哀悼孙先生”一文，略述孙中山之死、遗嘱与哀吊情状。
5月11日，该报注销自称“国民党民众”孝干的“中山先生逝世”一文，痛惜说：“唉！不幸，很不幸在这紧急的奋斗关头，民众竟遽失了这个唯一的领袖”，但确信“中山虽死，中山的精神还未死”。另一篇追悼文字“青楼女子亦哭孙先生”，刊于6月11日，显得很特别。此文是转载《民国日报》的一篇报道，文末署名“厦门青楼诸女子泣具”。据云：孙中山去世后，星洲妓界开追悼会，青楼女子咸穿孝服一二月不等，备极至诚。现厦门复有署名青楼女子追悼孙中山先生者。其实，她们亦有意借此抒发对社会不平之痛，文谓：“今者鹭江女界，曾亦筹备为孙公开追悼。吁嗟，我青楼诸姐妹为家贫所致、父母所迫，沦落青楼之中，痛苦已极。日受大人老爷先生所压迫，是故不能与人类平等，不得尽国民分子参加大会，共悼孙公，真是我青楼女子之大憾事也。”
由此可见，孙中山感人之深。无怪乎日本当局不得不对台民纪念活动，采取监控措施，即使这样仍然禁止不了，台湾各地年年举行追悼，直到1929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孙中山奉安南京为止。要如1927年4月，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蒋渭水以主持人身份呼吁会众说：“孙先生临终之时，尚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早在民国元年就有身后葬于南京紫金山的心愿。当年，孙中山辞卸临时大总统后，偕胡汉民等人到紫金山打猎，见形势雄伟，即笑言：“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掊土，以安躯壳尔。”及其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葬事筹备处，推定杨铨为主任干事，孙科为家属代表，负责办理葬事。宋庆龄、孙科及葬事筹备委员会代表经实地勘察，决议以南京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为建筑陵墓地，陵园设计方案采征选方式。筹委会从中外建筑师应征的三十多件作品，选中山东青年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案。1926年1月，陵墓破土兴建，历时三年，1929年春天竣工。
国民政府成立奉安委员会，由蒋中正担任主席委员，主持一切奉安事宜；并指定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人为迎榇专员。1929年5月26日，自碧云寺移灵，6月1日正午12时安葬中山陵。孙中山灵柩奉安南京，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亦派谢春木（南光）、王钟麟由上海赶至南京，参加6月1日的奉安大典，代表致赠一对大花圈，表示悼念。并通令全岛各支部于奉安日召开追悼会，以为遥祭，但遭总督府严禁。蒋渭水亦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山先生的奉安——中国旷古的大典》专文报道。四、蒋介石继起收复台湾
孙中山有生之年未及见台湾收复。他逝世后，蒋介石继承中山遗志，领导国民革命，也以收复台湾为不渝之职志。即使在内忧外患交迫下，不断宣示收复台湾的信念。1921年10月3日，蒋氏追随孙中山在广东护法革命之际，于赴上海途中，船经台湾基隆，上岸停留十六个小时。这是他首次踏上台湾土地，想必感触良深。1931年9月，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以后，其决心日益坚定，再三宣示收复台湾的主张。1933年2月19日，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王；吾党之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
同年3月12日，他在孙中山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讲“抗日必先发扬民族精神”时，明示要收复台湾。4月，在另一次讲话中信誓旦旦地说：十年后必可“驱逐日本出境，……收回台湾”。当时东北已经沦陷、长城告急，局势相当艰难，有些将领对蒋介石此一“豪语”感到难以置信。1934年4月23日，蒋介石出席抚州北路“剿匪”总司令部扩大纪念周上讲话，期许官兵们要收回尺寸失地。他说：
父母既生我们下来，做了国家的主人，当然是要做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当然要使我们的国家由我们手里复兴起来！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台湾……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要有此志气和血性，奋发努力来达到这个目的。否则就只有做亡国奴！
蒋介石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仍在不同场合屡屡重申收复台湾的决心，足见光复台湾早已成为其坚定不移之毕生志业，更把光复台湾视同对日抗战的神圣任务。1937年7月，对日全面抗战。次年（1938）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举行第五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受推举为总裁，发表讲话，告诉与会代表：“日本自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过去甲午之战，侵占台湾和琉球；日俄战后，吞并朝鲜，侵夺旅顺和大连，就已完成了它大陆政策的初步。它就以台湾为南进根据地，想从此侵略华南和华东；而以朝鲜和旅大为北进的根据地，由此进攻满蒙和华北，要想以长蛇封豕的姿势从大陆与海洋两方面来完成他包围中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野心。”
蒋介石提醒部属说：
总理在世的时候，早就看穿了日本这个野心（即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野心），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也为本党决定下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台湾，巩固中华”，以垂示于全党同志。因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
所以，蒋氏勉励全党，“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制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及政府退至重庆，进行长期抗战，蒋介石指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将台湾人在大陆奋斗的抗日团体团结起来。1941年2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同时，另外成立“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协助政府开展对台湾内部的工作。这两个以台湾人为主体的组织，致力台湾光复的工作，发挥很大作用。
蒋介石坚定收复台湾的决心，更在接待国外贵宾时表露无遗。1942年10月，河北发生严重灾荒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特使、共和党领袖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kie）抵达重庆访问。他是抗战以来到访陪都的重量级政治领袖人物，受到中国民众热烈欢迎与盛情招待。蒋介石对这位亲善大使期望很深，在威尔基尚未到达重庆之前，便开始做将要会谈的准备。9月29日，他研究与威氏谈话要旨，自订应向威氏表明者有：（一）中美关系与同盟意见；（二）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三）取消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
10月2日，威尔基抵达重庆。蒋介石特派董显光至迪化往迎，一同飞抵陪都。“今日欢迎者，万人空巷”。威氏在重庆期间，与蒋介石进行数次详谈；5日，谈及中美、俄、同盟问题及印度问题等，日记载称：“旅顺、大连、台湾，必须归还中国，惟各军港，可允中美共同建设与使用。”威氏离开中国后，蒋介石仍在研究要与美国商讨的事项，计有九项，其中“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与“台湾与琉球，完全归还中国”，分别列在第二及第三项。可以说，自抗战以来，蒋介石对于收复台湾的任务，念兹在兹。1943年1月29日的日记自勉说：“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收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1944年元旦，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书告全国同胞：
我在二十七年曾经明白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早就有他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甲午之战，他侵占了我们的台湾和澎湖，强占了琉球，日俄战争以后，他并吞了朝鲜八道，侵夺了我们的旅顺、大连，都是要想以这些地点为根据，来完成他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征服世界的野心。我们国父针对了日寇这一个野心，为本党决定了一个革命传统的对策，就是要‘恢复失土，复兴中华’，我们这一次抗战，要消灭日寇侵略的野心，必须以解放朝鲜人民和恢复台湾失土，为我们的职志。
在蒋介石努力实践下，逐步落实孙中山收复台湾的志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日宣战，条约一律废止。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以决心和毅力，忍受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牺牲，对暴日进行坚韧英勇的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与台湾光复。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英国立即对日宣战。次日，中国政府亦正式对日本宣战，并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攸关台湾命运的《马关条约》，就此宣告失效。（二）开罗会议，确定收复失土。1943年11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赴埃及开罗，与英、美盟国领袖举行三国高峰会议，讨论主题为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败日本后之处置。其最重要一项决议，即会后发表之宣言，声明：“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坚持始达成的结果。至此，失去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为中国的一部分。开罗宣言决议的条件，次年7月《波茨坦宣言》第八款再次保证其必将获得实施。
鉴于胜利有望，次年（1944）蒋介石即命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及“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着手规划收复台湾的各项筹备工作与培训收复台湾的人才。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即按预定计划，接收台湾失土，沦陷五十一年的台湾省正式回归中国版图。（三）加倍奋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蒋介石收复台湾的目的终于实现。1946年10月下旬，他偕同夫人宋美龄亲临台湾访视，下榻草山宾馆。此行主要是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与第一届全省运动会，也到过淡水、台中、南投及基隆访视，会见台湾耄耆老士绅。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夫妇由草山行邸进入台北市区，自中山桥至中山堂广场，民众拥立道左，热烈欢呼。蒋介石深受感动。是日上午，台湾光复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堂举行，蒋介石致辞，详述“光复台湾是一件极艰难而且得之不易的重大收获”，首先表白说：“这次特别来参加庆祝大会，与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相聚一堂，共同庆祝台湾的光复，使五十年的夙志得如愿以偿，实为平生感到最愉快最光荣的一天。”继提努力实现的过程，谓：
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主要目标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那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不本着国父遗教，努力奋斗，决心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
1937年，我全国一致发动神圣壮烈的对日抗战，我们以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毅力，忍受着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牺牲，对暴日进行坚韧英勇的抗战，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我亲赴开罗与英、美领袖举行三国会议决定日本“历由中国所夺取之土地，如台湾、澎湖群岛，以及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至此我们失去了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国即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接收失土的工作，去年今日，就是台湾省正式归隶我国版图的一日。
蒋介石词毕，省参议会黄朝琴议长代表全省同胞宣读致词，宣称：“本省得到光复的今日，实由于蒋主席和夫人三年前在开罗会议中折冲樽俎，才奠定了这个新局势”、“我们敬谨誓言，以台湾一切人力、物力，贡献给祖国，使台湾人民个个成为建国有力的一员，使台湾成为建国有力的一省”。
纪念大会完成后，蒋介石夫妇相偕步出会场，到达中山堂平台，接受十万民众欢呼。他掩不住内心喜悦，向台湾同胞发表谈话说：“我们中央政府视台湾，一如离别家庭五十年的弟兄一旦归家，骨肉团圆相聚的情绪，这一番怜惜疼爱的心情，惟有身历其境的人，总能彻底的领会。”又说：“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的省份。希望我全省同胞能共同努力，加倍奋勉，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五、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4年，抗战进入第七年。日军自是年4月发动谓“一号作战”，进行最后反扑，目的是要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力挽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劣局势。中国军队历经河南、湖南两会战，抵挡不住日军之凌厉攻势，损失惨重。秋间，日军集结主力猛攻湘、桂。这个时期，即蒋介石指出的：“是本党革命最后成功的时期，亦为本党革命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当此急要关头，他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以充实战力。9月16日，他向国民参政会报告一年来的国家情势，郑重表示：“今后惟有发动知识分子入伍从军，将知识青年真正训练成为一个现代的军人，使之充当下级干部，使一个人能够抵得上以前十个人的力量，总能提高我们中国军队的素质，才能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随后，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10月11日至14日，在重庆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介石在开会式上致辞，指示：
此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关系党国前途，既如此重要，就不能再像过去的一般运动一样，空言号召，敷衍了事。我们要使这个运动能够改变社会风气，转移民众心理，使过去对于“好男不当兵”的恶习彻底扫除尽净，那就一定要有实际的表现。这就要我们一般党员团员能够以身作则，踊跃应征，从军杀敌，然后总能达到我们这个目的。否则，如果徒然召集五万十万青年，去到前线参战，而对于社会风气，民众心理一点没有影响，那就不能算是达成我们此次会议的目的。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第一期目标，在3个月内征集知识青年10万人，凡18岁以上，35岁以下，体格健壮，曾受中等教育者，均可报名参加。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郑重呼吁：“艰苦抗战已到决定胜败的最后关头，正是知识青年报效国家千载一时最难得的时机！全国知识青年皆能振臂而起，踊跃从军，发扬蹈厉，挺身卫国。”各地知识青年受到感召，踊跃响应，至11月，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达12.55万人。有从沦陷区来的青年，有来自海外的华侨，也有台湾青年。他们用满腔热血，为抗战最后胜利注入新力量。当时，复旦大学一位署名“海鸥”的台湾青年很受感动，也看到了希望，用新诗表达衷心的期盼。诗云：
台湾——这肥沃的土地，
它是祖国的老沦陷区，
是我的生长地，也是我的故乡，
它寄托着六百多万中华民族的子孙！
敌人已将它统治了整整五十年，
它已经尝尽了五十年的血腥，
受尽了被弃的苦痛！
血染透浊水溪的流水，
泪洒遍新竹州的平原。
五十年来过着没有光和热的日子。
在台湾肥沃的土地上，
谁敢说声反抗，
谁便是敌人刀尖下的羔羊！
敌人用高度的压力，
来宰割这可怜的弱肉。
没有谁曾为它悲惨的命运不平，
更没谁敢伸出援助的手！
而今，大地已燃遍了反抗的烽火，
光明已射照古罗马的城头，
台湾的解放，
也已踏上肯定的命运！
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是时候了，起来！
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台湾这被摈弃的可怜儿，
父母之邦的中华民国，
也已伸出了慈爱的手，
这已长大的成人的海疆孩子，
来吧！像多年离家的流浪者，
归返到祖国的怀抱！
这首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新诗，发乎真情，扣人心弦。写诗的台湾知识青年，也就是响应号召从军报国的一个代表。相信还有不为人知的台湾青年投笔从戎，投向战场。他们渴望祖国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归返家乡。六、台胞感谢祖国温情
总而言之，没有抗战胜利，收复失土，就不会有台湾光复的划时代成就。台湾之初，民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用热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茂生写下一首诗，表达内心激越之情。诗云：“一声和议黯云收，万里江山返帝洲；也讥天骄夸善战，那知麟凤有良筹。痛心汉土三千日，孤愤楚囚五十秋；从此南冠欣脱却，残年尽可付闲鸥。”十足为亲睹故土重光之台胞的真心写照。无疑地，他们对此一得来不易的结果，是心存感激的。
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抵达台湾视察之前半年，台湾先贤丘念台发起一项“台湾光复谢恩团”活动。丘氏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报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3月，他开始筹组“台湾光复谢恩团”，目的有二：一是要答谢中央派李文范为特使，来台宣慰；二是要感谢政府领导抗战胜利，光复台湾。不久，改称“台湾光复致敬团”，单纯以向蒋介石与政府致敬为宗旨。经数个月筹备，到了8月下旬，已筹措经费台币200万元，计划组成23人代表团前往南京，进行三项任务：“一、谒拜中山陵；二、晋谒蒋介石及中央各首长致敬，并献金抚慰抗战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战乱灾胞；三、致祭黄帝陵。”但成行之前，受到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多方为难，最后致敬团决定不设团长，仅以丘念台为顾问，团员人数减至10名，正式团员有林献堂、叶荣钟、张吉甫、李建兴、黄朝清、陈逸松、林为恭、林叔桓、钟番、姜振骧等人，均为社会名望之士。他们在8月29日启程赴大陆，先到上海，转至南京，分别拜会党政要员。9月6日，飞往西安，遥祭黄帝陵后，9月17日又回抵南京，等候“谒见”蒋介石。
时蒋介石在江西庐山避暑办公，9月26日回抵南京。30日上午10时，即在国府大厅会见致敬团代表。这是致敬团此行最重要行程，首由丘念台朗读上主席颂词，报告致敬团来意。颂词云：
翳维蒋公，命世之雄。安内攘外，抚绥亚东。阐扬三民，志希大同。
咄彼倭寇，夙逞顽凶。台澎久没，近复侵攻。抗战八载，卒复旧封。
六百万众，得脱樊笼。一祝我公，寿高福隆。再祝我公，主义成功。
三祝我公，世界从风。民族雝雝，国祚无穷。台海北来，谨致微衷。
林献堂接着献赠“国族干城”锦旗及五千万元汇票，资为抗战阵亡将士遗族及战地难民的救济金。蒋介石欣然接受，对于团员远道而来表示慰勉。是日下午5时半，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以茶会招待致敬团，并与团员诚挚谈话。席间关切战后台湾同胞生活及各代表近况。团员也都如实响应台湾当前问题。林献堂当面请蒋介石莅台巡视。蒋介石回答说：“我时时刻刻都想到台湾去，今年如没有空，就在明年春去。”接着询问林氏，目前台胞最感痛苦的是什么？林氏坦言：失业者日增及物价高涨。蒋介石告诉他，“经过一段时间，相信可以恢复安定的”。林献堂最后表示：台湾对台省建设一定努力去做，而对祖国建国复兴工作，也很愿意担负责任。如此开诚布公的对话，实属空前，丘念台认为这是致敬团进行最富有历史意味的一个致敬节目。此一节目使五十一年的悲愤遗恨，散失于一言一笑间。谈话结束，稍作小憩后，蒋介石步至官邸庭前，与全体团员合影留念。
致敬团于10月4日结束所有行程，次日返抵台北。当晚，林献堂应邀在台湾广播电台，向听众说明致敬团经过及感想，指出致敬团的目的是，“向祖国表示台胞对光复的欢喜，及对全国军民的牺牲表示感谢的意思”、“带来台胞的感谢，带回祖国温情”。第二章林祖密抗日复台壮志未酬
台湾雾峰林家，一直被公认为深具影响力的大家族，其家族史可说就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数年前，大陆中央电视台播放一部反映台湾本土历史的电视剧《沧海百年》，以雾峰林家四代人开垦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归依祖国为题材而创作。剧情最后一幕，是林朝栋、杨水萍夫妇牵着一位小孩漫步在铁道上，呈现一幅天伦之乐的情景。那个孩童就是林祖密，长大后，在民国时代，承传林家爱国主义传统，献身孙中山的革命救国运动。
关于林祖密事迹研究，两岸已经有一定成果。对林祖密的印象，不外几方面：一、出身台湾雾峰林家的望族；二、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幕后推手；三、襄助孙中山护法革命的一员健将；四、急功好义与乐善好施的慈善家。而最令人折服的，是他誓不臣服于日本异族统治，毅然放弃庞大家业，宣布脱离日籍。除这些之外，林祖密是否还有不为人知或是已知但仍值得加以深究的事迹，是本文追探的重点所在。为避免重复，希望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因此，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掌握，至为重要。林祖密史料，目前散存于公私各处。在台湾，台湾文献馆、“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两公家机构都有收藏。国民党党史馆也保存一些，数量不及公家机构，史料价值却不俗，对本研究助益甚大。由于资料尚不够完备，对于若干问题一时难以求得真相，故本文以探索出发，旨在抛砖引玉，希更有助于推进对林祖密全面性的研究。
台共先驱谢雪红回忆年少时，父亲常向她们几个孩子透露心声：“中国能出一个真主就好”。他很钦佩在福建的林季商（林祖密别号），还说：“天上有他的一颗星”。她父亲是文盲，不善于表达，简单一席话，已传达一个明白的讯息：台湾人的救星是林季商。他是台湾彰化人，即使是日据时代一位贫苦农民，对林祖密却有这般强烈印象，而将爱国情操投射到林季商身上，可见林祖密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此种印象之形成，自与林祖密暗助台湾岛内的抗日运动有密切关联。1912年—1915年，台湾接二连三发生抗日的“罗福星事件”、“张火炉事件”及“噍吧哖事件”，无不有林季商的身影。直到他离台后，雾峰林家在日本殖民统治高压下，才无人再敢言及林季商。谢雪红童年记忆予后人最有意义的启示，是台湾人不能忘记林祖密。由此也让人联想到1913年罗福星抗日失败被捕，在狱中待决时写下的藏头诗，坚持“中华民国孙逸仙救”的信念。罗福星殉难了，台湾人寄望于林祖密者，依然深切。
20世纪80年代，大陆曾经流行一首歌，名为“鼓浪屿之歌”，和缓、轻柔、悠扬的旋律，娓娓述说寓居鼓浪屿台湾同胞的乡愁。鼓浪屿是林祖密离开台湾后居住多年的地方，也是革命志士的聚会所。他们奋斗的目标，是要让台湾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枷锁，实现重回故乡的愿望。这首歌已不再流行，其中几段歌词写道：“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搯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思乡思乡啊思乡。”如今聆听起来，依旧可以感受到一股绕梁的历史沧桑。一、林祖密向孙总理的求援信
林祖密遗留下来的书信手稿，极其罕见。目前仅见的一封，是他赞襄孙中山护法革命时期，从鼓浪屿居处写给孙总理，请求协调党内纠纷。在论述此封信历史意义之前，先简略重温一下林祖密的身世与革命阅历。（一）林祖密投入革命
林祖密，谱名资铿，字季商，号式周，亦作石洲，初以字行，1913年回归中华民国国籍后，才改名祖密。祖籍福建漳州平和县五寨乡蒲坪村，1878年4月14日出生于台中雾峰。先祖林石于清，干隆间移居台湾彰化，后迁台中雾峰。祖父林文察，官至福建陆路提督。父林朝栋，光绪年间以抗击侵台法军与开拓台湾有功，钦加二品顶戴，统领全台营务。母杨水萍，曾亲率六千乡勇，前往苗栗助夫剿蕃，战绩辉煌，受册封为一品夫人。林祖密为林朝栋之第三子，家世显赫，且为爱国名门之后。丘念台形容他：“体精干，性刚果，眼奕奕有英气。擅国技，善射击。方正少嗜好，惟善游猎、习字。戎马之余，又从事实业建设。”陈肇英认为：他是个忠厚的好人，很大方；是个文人，但经常喜穿军装，佩指挥刀，精神挺抖的。林家人眼中的林祖密，则是脾气急躁，管教严格。子女对他敬畏有加，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林正干，二姨太陈氏所生，过继给林祖密四弟资锵。他小时候口齿不清，一次回到家里，望见父亲，直立不动，叫“阿──”，嘴巴僵住。林祖密忍不住，打他一个耳光。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时林朝栋率部力守台中，及见抗日无望，遂举家内渡大陆。两年后，林祖密奉父命回台治理庞大家业。居台期间，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愤慨不已，乃萌脱籍之思。1904年，父亲去世于上海，林祖密拒绝日本殖民当局高官厚禄之诱惑，即以奔父丧又迁回厦门。
回大陆两年后，林祖密以世袭骑都卫身份为清政府任命为厦门、鼓浪屿租界各国共同居留地取缔工部局议员；并以捐官方式于1908取得“后补道台”名位，曾进行拒买日货之反日活动。此时他致力经营实业，以维持家族势力。1907，漳州一带洪水为患，灾民流离失所，林祖密捐银五万两赈济。并且投下巨资，先后主持创办漳州径口垦牧公司、后港林场、梅花坑煤矿等实业，此外还费时两年，疏浚九龙江北溪河道。
早期研究林祖密事迹者，有人指出他与孙中山革命运动发生关系，是在1900年。谓是年9月，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台北，策应广东惠州起义。策划期间，孙中山曾造访林祖密的台北寓所——即今位于台北火车站东侧的国父史迹纪念馆。林答允资助革命，但考量父亲尚在世与雾峰林家主人身份，不便加入兴中会。不过，依然让孙中山用其寓所作为起义的总指挥所，前后44日。此一说法，最明显的错误，就是所谓林祖密台北寓所，其实是一家日本人开设位于御成町的“梅屋敷”旅馆，目前并无资料可以证实1900年孙中山下榻过。当年策划起义的指挥所，是设在新起町，今台北市长沙街一带。孙中山旅台一个多月，必然与兴中会同志会面，共谋起义行动，至于有无可能与林祖密接触，曾否吸收林祖密为会员，则有待深入探究。
民国初创，袁世凯当政，局势动荡，国事纷扰。林祖密毅然置在台家产于不顾，向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申请退出日籍，恢复中华民国国籍。1913年，他将雾峰林家家主地位交由顶厝族叔林朝琛（林献堂之谱名）后，随即迁居厦门鼓浪屿，日本政府因此没收林家在台山林二万多甲，又廉价收购其水田二千多甲，致其在台制樟脑及制糖作坊、糖铺五百多处之产业皆遭到废弃，所遗财产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林祖密了无悔意，说道：“大汉之民，何能因财富而受辱于倭奴。”充分表现堂堂之中华民族意识。
孙中山久闻林祖密志向不凡，在闽台颇有声望，于1915年派同志徐瑞霖造访林祖密，邀请参加讨袁革命。林祖密受到孙中山救国精神感召，慨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及袁世凯窃国称帝，全国掀起一片讨袁声浪，林祖密变卖在台田产数百甲，得银十万两捐作军饷，并召集漳、泉有志之士如张贞、叶定国、卢兴邦、陈国辉等人，于鼓浪屿寓所组织秘密机关。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鼓浪屿郑子爱洋楼底层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支部部长叶青眼、总部党代表朱震、军事指挥赵刚及张贞、许卓然和林祖密等三十多人参加，决议于1916年2月初发动厦门起义，后因内部奸细告密，袁世凯急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率舰抵厦坐镇，起义计划遂告流产。（二）林祖密挺身护法运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列强各国为培养在华势力，积极扶植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主要首领在列强利诱与支持下，区分为直系与皖系两大派系，分别以冯国璋及段祺瑞为首。在东北地区则有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南方也有桂系和滇系军阀。此外，盘踞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也是两股具有影响力的军阀。整个中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继袁世凯而起，民国北京政权实际上由皖系军阀所控制，国务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与国会。
孙中山为维护民国，1917年7月，在驻沪海军拥护下，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联合西南地方势力，扬举护法大旗。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一百二十多位议员与会，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在民元“临时约法”恢复之前，大元帅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孙中山高票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军政府下设外交、内政、财政、交通、陆军、海军六部，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
南方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以大元帅名义通电全国，否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民国北京政府，号召北伐。军政府在陆军方面主要依赖桂系力量。孙中山本来计划在海军之外再建立一支革命劲旅，作为军政府之中坚，但受到桂系阻挠，因首脑陆荣廷向视两粤为桂系地盘，不能见容他人高枕于卧榻之侧。陈炯明见机游说孙中山，希望能统率一支军队援闽，向外求发展。可是桂系不愿拨调部分军队支援，孙中山乃命胡汉民、汪兆铭商请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能够基于乡谊，拨出部分武力粤援。朱省长首肯，自警卫军40营中拨20营归孙中山改编为护法军。桂系闻悉，强烈阻挠和反对，压迫朱省长去职。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借机悉收省署新军归入督军署。孙中山对桂系行动甚表激愤，派程璧光、胡汉民、汪精卫力争，再三与陆荣廷洽商，陆始将陈炳焜调职，以莫荣新继任粤督，答允改省署亲军二十营为海军陆战队，由陈炯明统率入闽。这批实数只有四五千人的军队，就是日后援闽粤军的初基。1917年12月，援闽粤军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宣布成立，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和许崇智为副司令。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既联合又斗争，以妥协争取而来的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部队。
护法军政府立足两广、云南等省之后，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派遣陈炯明出兵福建，计划占领闽省之后，进军江浙。福建毗邻广东，又是北洋军阀一个前方基地，对军政府而言，不仅是直接威胁，且为北伐障碍。因此，军政府能否攻克福建，战略上至关紧要。1918年1月12日，援闽粤军在广州誓师，孙中山在军政府会议厅为全体粤军军官饯行致辞，期勉援闽粤军应负起再造共和的使命，建立再造共和之奇勋及世界未有之事业，为粤增无上之光荣。广州《民国日报》，1918年1月25日。是月下旬，即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开赴汕头，促力图攻闽。
正当孙中山踌躇满志之际，护法军政府发生变局。1918年5月，桂系为削减孙中山影响力，擅自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领袖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知晓其阴谋，严词痛斥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是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第一阶段的护法运动虽告中挫，但是陈炯明统率的援闽粤军继续高举护法旗号，纵马入闽，势如破竹。9月1日，陈炯明进入漳州，设立粤军总司令部。至此，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渐成规模。这是国民党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凭自己力量所建立的一处根据地，为护法运动发展保留一线生机。孙中山备感振奋，不断将重要人才派往护法区，支持革命建设。
在粤军入闽之前，孙中山已派宋渊源、张贞、林祖密等闽籍革命党人回福建，联络民军，伺机响应。未料，陈炯明入闽后，表面上打着护法旗帜，其实另怀鬼胎，肆意趁机扩充军事实力，势必与闽南军民发生争执。两岸出版的孙中山文集中，均收录孙中山于1919年7月自上海分别致林祖密与陈炯明的信函，旨在调解两位部属在福建护法运动前线的纠纷。一封是7月12日，覆告林祖密，已嘱陈炯明妥为处置。函称：
来函备悉。文自去粤来沪已及一年，沪闽远隔，使问未通，对于闽中情形，诸多隔膜。接读来书，殊深恼闷。前年足下担任闽事，来就商略，时适竞存统兵援闽，文以兵谋贵于统一，乃嘱足下与竞存接洽。今据来书所述，当即转告竞存，嘱其妥为处置。至贵部与竞存既有直接关系，一切问题亦不难协商了结也。
四天后，7月16日，孙中山复致函陈炯明，望其亦能宽大处置。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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