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顺庆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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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文论(31)试读：
前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提出以来，国内外的各界人士对此反响热烈。在经济、交通、通讯、商贸等行业积极建设推动的同时，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就该决策的思想内涵、文化意义展开论述。
在被视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实施关键年的2015年，四川大学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于5月召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专题研讨会，邀请了协同创新中心的合作单位——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疆喀什大学以及西北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关涉的多民族历史与文化问题，并围绕如何通过不同民族和文化类型间的“民心相通”，促进多边合作的民意基础展开论述。该会议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的主旨与功能，是学者们参与当代社会多民族凝聚与认同实践的体现。
本辑以“一带一路”为专题，正是此次会议的自然延续。其中特别聚焦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组织了“‘一带一路’与多民族文化凝聚”笔谈与“‘一带一路’的专题论述”两个栏目。参与的作者分别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学的角度，就“一带一路”进行了历史溯源、思想考古、现状分析和精神发掘，既有西方视角和本土视角的比较，又有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探讨。总之，对“一带一路”的基础研究和文化阐释，将有助于发挥学界的思想引领作用，促进国内外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
此外，本辑还延续一贯的学术取向，开辟“观念想象与文学认同”“文学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两个比较文学研究栏目。其中的论文包括中西方的文学和文论研究、口头传统研究、宗教文学研究等。
希望本辑成为2015年热闹的思想文化事件的一个冷静的总结。编者2015年9月
笔谈：“一带一路”与多民族文化凝聚
“一带一路”：开创国际国内关系新格局的重大战略
陈廷湘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后，“一带一路”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讨论。各种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成果层出不穷，笔者不拟全面阐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仅就个人理解谈一点不尽成熟的见解。一、开辟既存国际关系格局改进的新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51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宪章，成立了有史以来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成立初衷在确立各国平等和和平相处关系新体系。但是，在其后的历史演变中，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西方大国操控世界权益分配的工具（当然不是毫无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形成了由一个超级大国、多个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的格局。这一格局是国际利益分配的全方位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负面影响，从全球视角看并不公平，应该也必须加以改善。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改变既存世界格局往往伴随国际社会的巨大震荡得以实现。殖民主义时代经过西方大国长期掠夺形成的世界格局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一战后在美英法等大国的主导下建构了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标志的世界新格局。德国和日本不服，希图以武力加以改变，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纽带的新国际格局。此格局下又形成了WTO 等国际组织，试图造成各国获取经济利益的公平性。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的时代，WTO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重视，对世界经济利益的公正划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二战后维持新世界格局的国际组织受到西方大国的操控，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执行都主要体现西方大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了全人类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现有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壮大起来后，原有的世界格局就更显得不合理了。《经济日报》载文指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须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该文同时指出：
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造成了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化为资本输出国，中国的过剩产能需要在世界广大地区寻找出路，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又亟须输入中国过剩产能以发展其经济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客观地要求改变既成的具有诸多不合理性的世界格局。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今天的条件下，已不可能再通过武力较量重建世界新秩序。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开辟通过经济输出与文化交流，改变现存不合理世界格局的新途径。《人民日报》载文指出：
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蕴含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坚持不干涉地区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
另文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意思非常明确，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完全是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方式，与沿线国家建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在和平和发展的旗帜下改变既存世界格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追求“命运”的改善。不谋地区事务主导权，更不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其中不含任何对抗之意。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开创国际社会通过经济文化交流方式，不断和平改善世界格局的新局面，彻底避免通过对抗和战争重组国际关系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当今世界，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还需要维持，如日本只能有自卫队而不能有其他国家类似的军队就是这一世界格局的体现之一，需要继续维护。战后70年来，日本对既成的世界格局并不心悦诚服，而是以各种方式随时提出挑战。近年来，日本大力加强军备，扩大自卫队实力，甚至提出要通过修宪彻底改变自卫队的性质。这是对二战后新世界格局的最严重挑战。在此方面，世界人民必须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界定的世界格局，避免人类重演世界大战的悲剧。但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是在当时世界各国发展的水平之上形成的，历经70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各国国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经济活动仍然要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内运行已不具合理性。从这一角度看，现存世界格局应该加以改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共谋发展的同时，以致力重建互信共荣、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人类提供了一条逐步改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新阶段的可供选择的和平之路。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实行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梯度发展战略。2000年，国家开始制订“西部大开发”政策，2004年正式实施。当时，邓小平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做了简明的论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把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和路径讲得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无疑意义重大，但这毕竟仍然是以国家经济的内部调整来发展西部经济的方式。这一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以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首先，地区间的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东部地区能以多大力量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取决于东部地区对全国一盘棋发展的认识程度，而这一认识往往受到自身经济利益的制约，很难使整个东部地区形成一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合力。何况，大有大的难处，东部经济发展尽管相对较快，但其自身也不是完全没有困难，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任何时候都会受到多因素的制约。其次，以东部剩余经济力量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存在一个不可改变的难题，那就是不可能给西部地区造成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地缘优势。而这一优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正如媒体文章所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这一“超越”的意义十分深刻，彻底改变了中国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内陆-沿海”关系和“沿海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述几条经济走廊的开辟直接把西部地区变成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具体而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等经济走廊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过剩产能输出前沿阵地。西部地区将不再主要通过沿海地区走向国际化，而是更直接地被置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这一深刻的变化将带来西部地区经济更高速的发展，迅速形成东西部平衡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三、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
经济全球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向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所有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一个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紧密的整体之中。迄今为止，WTO 是经济全球化的权威性协调机构。该机构为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主导者是西方大国，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利益关系格局中仍然一定程度地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中国的资本输出和过剩产能输出是要“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这即是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谋求地区主导权，完全是追求与沿线国家平等互惠，共谋发展。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所倡导的“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精神必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逐步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大小国家利益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其他维度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商品、贸易、服务和各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扩展到全球范围，逐步削弱各种壁垒和障碍，形成全球统一大市场，把各国各地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造成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消费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服务全球化、组织全球化，这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后，强者恒强的规律更会导致财富加速向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集中，造成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相对更大的发展难题。能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促成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使大小国家都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平等地获得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国强国。大国强国如果能关怀并有力支持弱小国家的发展，世界经济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趋向平衡。相反，弱小国家将伴随全球化的进程而日益陷入相对更为不利的境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贯提倡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谋经济发展。这一理念需要一种具体方式加以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上述理念化为现实的具体途径。中国已经具有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相当能力，随着上述理念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为世界树立起各国相互依存依、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双赢互惠的范例，为经济全球化开出一条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正确道路。
世界经济不断趋向平衡发展有利于世界的稳定，是人类的共同福祉；各国经济发展如向相反方向演进，则随时可能导致世界发生动荡，给国际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巨大灾难。因此，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及其实际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必将越来越得到世界更多国家的认可。
作者简介：
陈廷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
喀什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为
姑丽娜尔·吾甫力2015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巴基斯坦，两国就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一系列决议和协定。新疆喀什市作为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方始点，必将直接参与这个战略的实施。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对于新疆有着多重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同时也会给新疆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本文将重点讨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背景下，喀什作为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交汇点，在历史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交融，对其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经验的加以梳理、总结，对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旨在为新疆乃至全国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战略参照，也为学术界纠正“一带一路”研究中“重理论、轻具体问题”的研究倾向提供事实依据，同时，也想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喀什培养本土专家，形成喀什地方智库提供思考。一、古老丝绸之路上的喀什
最近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把促进文化相互理解、沟通和交流的重大意义推向了范围更广的国际平台。国家将要实施的此项“一带一路”计划特别强调了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类型间的“民心相通”，希望通过跨文化的“民心相通”奠定多边合作的民意基础，互联互通，互助合作，结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古老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是一个曾经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发挥了多边合作、沟通民心、推进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作用的重要城市。
中国最西部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喀什，由于地处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不仅在历史上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喀什市于1952年建市，1984年被定为国家乙级对外开放城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新疆境内唯一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喀什自汉代始称疏勒，张骞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都以喀什为中心；唐代喀什为安西四镇之一，也是清政府总理南八城事宜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驻地。15世纪海路开通前，喀什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北道、中道的交汇点，其作为交通枢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通商的历史悠久，一直是客商云集、享誉中外的国际商埠，呈现“货如云屯，人如蜂聚”的繁荣景象，被誉为“东方开罗”。
在历史上，喀什在中亚、南亚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西亚及南亚社会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使其在历史上有“小布哈拉”之称。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喀什历史上很好地处理了宗教信仰与世俗国家的适应、融合问题，很好地处理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与伊斯兰教的融合，同时培养了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深厚文学功底和极高宗教造诣的思想家，成为当时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思想文化中心，有“小麦加”之称，其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促进世界和平提供话语权。也就是说，喀什地区的稳定、发展，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新疆地方经验”，这些经验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梳理、总结。
目前对“一带一路”的理解阐释，在经贸、交通、能源以及电商、物流等方面谈得多，对人文与文化交流、交往的阐释相对来说比较缺乏。而实际上，古代丝绸之路的价值正源自于商贸、经济的交流中推进了人文的交往，推进了文化的整合和区域整体发展。从人文交流、文化对话的角度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在“民心相通”上作具体阐释，这事实上将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二、丝绸之路上的喀什经验（一）喀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布局中的位置
喀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布局中区位优势浑然天成，它处欧亚大陆中心，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的国际商业城市，也是国家新丝绸之路南通道上极具战略意义的重要节点城市。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大通道，最后都经由新疆喀什，通向世界。（1）北通道：起于“环渤海经济圈”，自京津唐地区，经山西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和额济纳，从伊吾进入新疆，经准东、富蕴、阿勒泰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2）中通道：起于“长三角经济圈”，自上海沿第二座欧亚大陆桥横穿我国中原地区、西北诸省，由哈密进入新疆，经由乌鲁木齐、奎屯、精河，分别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直通中亚到欧洲。（3）南通道：起于我国“珠三角经济圈”，再向南，可连接印度洋沿岸的瓜达尔港，自广州经长沙、重庆、成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喀什与四川成都有着天然的联系）、格尔木，由若羌进入新疆，经和田、喀什，南下印度洋沿岸的瓜达尔港，是一条极具战略意义的新通道。喀什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的国际商业城市，也是国家新丝绸之路上的极具战略意义的南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喀什具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地理优势，其战略地位在于，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中心，是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结合点、增长极；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廊桥，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节点城市和很重要的产业园区。喀什在建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喀什的节点城市地位不可替代；其次，喀什是祖国内地向西开放的前沿，地理上与亚欧国家相近，民族相亲、文化相通、宗教相似，既是祖国内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又是联通欧亚的枢纽；最后，喀什资源丰富，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又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需要，是自足自给的经济区，自然条件优越。
最初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就是喀什。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泉州成为一座新兴城市。今天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也正是对古老路线的再阐发，其意义十分积极，体现了中国欲与世界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所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是分层次、分地域，注重文化差异和沟通，追求各自特色的发展策略。相对来说，喀什的稳定和发展，对国家能否推进向西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古老丝绸之路上的喀什经验
国家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地缘枢纽地位，在连接、传播世界四大文明，促进自身发展后，辐射带动中亚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在中亚、南亚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喀什历史上很好地处理了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适应、融合，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可以为我们当下促进世界和平提供良好经验。也就是说，喀什的稳定、发展，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奠定良好基础，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1）经济交往。喀什与中亚各国，特别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民间往来十分频繁。这些国家要从中国喀什进口大量肉制品、水泥、服装、果蔬等产品。可见喀什坚持传承了鲜活的与中亚、南亚的民间自觉自愿的交往，能够实现凝聚人心、文化互通、经济共荣，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目的。因此，关注喀什历史上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关注喀什今天与中亚、南亚国家的特殊的民间交往模式，可以给国家提供很好的“一带一路”建设经验。（2）文化艺术交流。喀什作为维吾尔文化的中心，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与中亚、南亚许多国家共享许多民间叙事长诗、民间著名诗人，有许多共同的文学话题、民俗话题，有频繁的音乐绘画艺术交流，有丰富的对话交流的历史和经验。喀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与地方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可以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友好交流提供经验，为中国与中亚、南亚伊斯兰文化的交流提供较好的范式。（3）民族通婚。目前喀什民间与中亚各国及巴基斯坦等国家民众，由经贸往来催生出为数不少的通婚、杂居情况，各族、各国人民在喀什和谐相处，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民心基础。
但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这样良好的文化交流交往氛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利用。三、由古丝绸之路上的喀什经验生发的几点思考
从喀什的经历来看，虽然古老的丝绸之路首先起源于经济、贸易交流的需要，但是文化的沟通、交流、融合才是古老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也是丝绸之路的魅力所在。从喀什本身来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给喀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需要反思历史、把握当下，重启对话机制，利用宗教、文化艺术、民俗及民间贸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曾经有过的成功经验，积极助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示范作用，主动作为，在国家战略中彰显核心区地位。从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来看，在国家层面，应该重视喀什近千年来的丝绸之路交往交流和与周边国家互惠互利的经验，积极探索在开展经贸往来的同时，做好与沿线各个民族沟通民心、交流文化的模式，确保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进，造福人民。
为此，总结喀什经验，为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人文社科研究的优势，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具体努力。（1）喀什与巴基斯坦接壤，经济贸易往来历史悠久。红其拉甫口岸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历史上就是古丝绸之路前往印度、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要道，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进出境通道，是通往南亚次大陆乃至欧洲的重要门户，也是我国与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重视喀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重视喀什对中、西亚的影响，充分发挥喀什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纲举目张”的作用，与中亚、南亚各国更好地加强联合、互利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为区域和平和稳定提供保障。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实施方面，新疆喀什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要有所作为。如何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会给喀什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当地人民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这些都是喀什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2）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喀什在处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平共处，友好交往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促进世界和平提供话语权。也就是说，喀什地区的稳定、发展，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新疆地方经验”，这些经验需要有科研团队进行研究、梳理、总结。因而，喀什大学、喀什噶尔研究院要在喀什“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中有所作为，提供智力支撑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中-巴经济走廊”战略实施与新疆本土社会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新疆本土文化传统如何得到保护？现代文化怎样健康培育和发展？经济走廊建设怎样和有益于人民结合起来？这类问题应该首先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3）从宗教、文化的内视角，探索国家打击恐怖势力的新思路，总结历史上新疆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中国化过程中国与家意志相适应、与多元文化相融合的好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包括挖掘历史文献资料，使喀什在“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伊斯兰国家互利共赢的建设中，在国家反恐工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并由此完成自身的文化转型。（4）总结梳理喀什经验，把深化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提高到事关“一带一路”战略成败关键的位置。喀什可考虑在“一带一路”总体规划下，设立“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专项基金，积极开展“细节”研究，特别是关于喀什曾经或正在进行的与中亚、南亚的民情、社会、文化、舆论等的研究，为大战略提供可参照的资料。对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专门的整理，如宣传与中西亚、南亚共享的特色民族文化节日，开展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合作项目，对喀什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互动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等。结语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工程，中国学术界要矫正过去“重理论、轻具体问题”的研究倾向，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对重要国别的问题研究等具体方面，为国家战略有效推进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其中，近千年来喀什在丝绸之路上的经验总结不可谓不是一个首先应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
姑丽娜尔·吾甫力，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13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目前任职于喀什大学，为喀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研究、新疆思想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研究。
文化人类学与“一带一路”
丁岩妍 蔡华“一带一路”的背景、目标与共识中国企业在近15年来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发展的经济活动，如海外承包工程、资源开发、劳务输出、商品贸易等等。中国企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产能、技术与资本需要寻找更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寻找更广阔的市场。这一阶段，中国海外发展的主要地区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从历史概念延伸至今日的现实世界，重新规划开拓了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新区域，陆路连通中亚、西亚直至欧洲；海路连通东南亚、印度半岛、中东及非洲。
一旦该战略合作成功，将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个以亚洲为核心、欧亚大陆为基本区域范围的超级经济贸易共同体。东亚地区经贸体一旦形成，预计经济总量将有30多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向西联合印度、中亚和西亚，这一经济体的规模将达到50多万亿美元，超过欧洲和美国两个市场总和。这一经济共同体的存在意义将超越经济本身，为国际政治奠定全新格局。“一带一路”战略以连通道路与信息为主要手段（公路、铁路、海路、卫星通信、光缆连接）促进沿路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战略发展目标，这是由亚洲广大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所决定，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产能与技术的长项。为筹集基础建设资金而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经济动力保障，同时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主导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这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开始参与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标志性事件。“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一）经济发展终极目标——金融领导权的争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对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格局所进行的深层思考和布局。一方面通过建立以亚洲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贸易体系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潜能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该战略的实施，更深度参与到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进程之中，开始学习参与制定规则，进行有效的国际治理。而伴随着这两个过程进行的是一条商品——产能——资本——货币的发展历程，最终实现以经济发展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需要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开展研究，同时也要能够跨越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产业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次战略实施所将产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也值得国际政治界密切关注与思考；最后社会科学界需要有全球视野，将现实的战略行为纳入到对全球文化历史的思考和分析之中。（二）社会科学研究的缺位
近十几年来，随着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累积，中国的国企民企已经大规模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界却缺乏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注与相关研究，具体表现在：
1．对投资国政治现状、制度背景、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缺乏深入了解；
2．缺乏对这一过程中的企业投资实践成败经验的研究与总结；
3．对现实战略缺少全球视野与历史关注。各国文化背景对投资成败的影响和制约
本文将以两个案例来简要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对海外投资活动成败所产生的影响。（一）缅甸密松水坝案例
项目酝酿期间，中方认为建设密松水坝是对缅甸十分有利的项目：首先项目不需缅方出资，同时项目建成后，水力发电可以拉动当地经济、控制洪水、创造就业等。但是中方忽视了经济之外的其他问题：未能评估水坝选择地点在当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的地位，未能重视自然与环境在当地文化信仰中的作用，对缅甸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政局判断失误；程序透明化不足以及危机公关应对方案滞后（所有的环评报告、利益分成方案以及发电定价方案都未能在第一时间面世，导致被动应对当地民众的防抗和质疑）。
这一系列被忽视的问题导致了这个在经济、金融角度很优质的项目最后以失败告终。（二）赞比亚铜矿罢工案例
中色集团在赞比亚铜矿遭遇了严重的罢工事件。中方经营者不了解赞比亚在殖民时期从英国统治者手中继承下来的成熟劳工法和劳工条例，以及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的分歧，最终导致大规模罢工。工会甚至喊出“中国企业是新殖民者”的口号。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传统的中国企业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无法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罢工愈演愈烈甚至在当地掀起反华运动。甚至该国总统出面都无法平息，最终导致中国企业蒙受巨额损失。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遇到多种多样的问题，并因此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究其原因，问题并不是出在经济层面，前期项目评估投入产出比，利润率等，都是获利的。然而，导致最终失败的问题却与对象国的文化、社会有直接关系。如果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足够的文化和社会研究和评估，那么它们将面临遭遇满盘皆输的风险。
中国的个人、企业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中国人很难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们是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支配之下生活，生活的逻辑与我们完全不同。当中国人到达海外时，怀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默认行为逻辑：其他国家和我们一样将经济利益看成支配行为的最重要逻辑。
经济利益受损的同时，将连带影响当地社会心目中的中国企业形象、国家形象、中国人形象。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它的反作用破坏力将对中国海外发展造成循环的负面影响。文化人类学研究亟待完成的工作
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向海外面临的上述困境使得企业和政府对学界具有大量的社会文化研究需求。与此需求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界相关研究非常薄弱，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亚洲、非洲国家的研究存在许多弱项，甚至盲区。很多非洲国家的国别文献只有一本两本书，并且是60年代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国别史。研究者们甚至只能从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去了解陌生的国度。
对异文化社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专长。对应于“一带一路”战略需求，文化人类学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一）翻译专著
为了迅速弥补对发展中国家基本现状的认识，社会科学界急需集中力量翻译一批国外经典的研究著作。16世纪开始，西方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关注东方以及非洲的社会文化，在几个世纪里积累了大量丰富细致的研究资料与学术专著，内容包括：国别史、文化人类学专著、经济学研究等等。这些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历史资料与扎实的研究成果，应该尽快为我所用。这其中应当优先重视对该战略涉及国家的人类学研究著作的译介工作。从短期效益来讲，可以为中国企业经济活动提供对象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风险评估，避免企业投资可能遇到的基本风险。并且，从长远来看，这些资料将为我们展开全球社会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材料。（二）赴对象国进行田野工作
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研究长于从共时性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状进行长时段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人类学家可以在实地研究，中国与当地国人发生经济关系时行为背后的文化变量，帮助中国企业调整策略以适应当地文化和经济生态。
作者简介：
丁岩妍，中国传媒大学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中心讲师。
蔡华，北京大学中国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玉石之路黄河段刍议
叶舒宪一、丝绸之路小传统与玉石之路大传统哲学家有关“熟知非真知”的告诫，对于认识“丝绸之路”之类被现代西方人命名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益的。某种命名一旦通过语言的约定俗成作用流行开来，就会在人云亦云的语境作用下形成世俗的成见。超越世俗观点而洞察事物真相的可能性，也就随之相应地逐渐变小。后人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和很长的时间，去为流行的名号正名。
自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来，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使这个新名词演化出一门大学问。相关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经汗牛充栋。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希霍芬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所谓西域是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李希霍芬为什么要以公元前114年为丝绸之路开端之年呢？因为中国史书记载的这一年是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也就是说中国官方主动向西交通欧亚各国的尝试。由此有了汉文叙事中正式的中西交通相关记录。我们近年来倡导改造人类学的原有概念，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将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也就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的重要战略资源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史“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之所以由西方人加以命名，理由就在于形象学所说的“异国想象”。西方人在历史上很久以前就知道丝绸这种美丽而华贵的衣料来自遥远的东方之邦中国。从中国向外运送丝绸的商道也一直若隐若现的在历史上延续至今，李希霍芬称之为丝绸之路只不过在学术上将西方人古老的常识变为一个专业术语而已。我们翻阅中世纪阿拉伯航海商人的东方旅行记，就不难看出，对东方丝绸之国的乌托邦式想象，很早以前就在西亚-欧洲地区形成了。如9世纪阿拉伯作家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就把中国写成典型的丝绸之国：
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王公穿上等丝绸，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财力而衣着不同。冬季，人们穿两条裤子，有时三条、四条、五条，按其财力甚至穿得更多……夏季，他们只穿一件丝绸衬衣，或某种类似的衣服。
若按照中国本土文献的记录，丝绸只是达官贵人的奢侈品，远不是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孟子所描绘的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有“老者衣帛食肉”的景象，这是将穿丝绸的富贵者特权与敬老文化理念相结合起来的说法。相比之下，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无论少长和贵贱一律穿丝绸衣服，这样的情况在古代其实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由此看，西方人把西方通往中国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虽然不能说是出于想象和虚构，却毕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称呼，其中不乏乌托邦化的理念投射成分。如今，借助于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视角，可以将此种西方人的乌托邦化的神话化观念剥离出来。
法国学者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序言开篇说：“在那些古典作家们所憧憬的遥远国土中，‘黄金之国’和‘丝绸之国’似乎是他们特别钟情的对象。诗人们的隐喻和学者们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这些近乎神话般的地区的准确资料却极为罕见，文献学家们至今一致认为这些神话地区就是恒河两岸的印度和中国。”
和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不同，中国人则自古艳羡的是来自西域的新疆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的眼光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在中国人眼中，西去之路不是什么丝绸之路，而是美玉之路。这里的差异是外来文化视角和本土文化视角的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价值的殖民化进程，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来视角、外来理论和外来观念。丝绸之路说就这样日渐兴旺和流行起来，最终压倒和淹没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在本土文化重新获得文化自觉意识的今日，需要用解殖民化的批判对这些外来的文化价值给予重估和再权衡。其结果，无非是重新发现“玉石之路”，或曰“玉石-丝绸之路”。二、玉教：玉石神话信仰驱动华夏文明起源
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对玉石之路的学术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刚刚开始，从四千年之久的玉石之路发展演变为两千年的丝绸之路，这期间的全过程，值得做多学科的深入探讨。因为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的，都不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传播贸易通道才具备这样的意义。而这样的文化传播通道，是考古学这门不依赖文献知识的新学科问世之前，人们无从知晓的。就此而言，玉石之路的研究更加具有明确的学科更新和知识创新之引领意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生，都有一个直接的文化驱动力，那就是在玉石神话信仰支配下展开跨地区的开采运输玉石资源的活动。此类资源再调配活动打破史前部落社会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带来广泛的国际贸易，这正是城邦与青铜时代到来的前提。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文明发生背后的重要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我们可以简称为“玉教”。因为除了玉石本身的颜色引发的天之联想以外，在每一种史前玉器的形制之中，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也皆是如此。玉教具有巨大的传播力，从8000年前开始，用了大约4000年时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其大致的传播路线图，是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可概括为第一波“北玉南传”；第二波“东玉西传”。在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的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中原地区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伴随着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在此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玉教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的重要西部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其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始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我们将此一过程称之为“西玉东输”。自此以后，遥远的新疆就成为中原华夏王权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供应地。相比之下，史前地方玉的地位相形见绌，经过儒家君子观“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以《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最高统治者的西域资源诉求看，玉石是中原文明最渴望得到的外来战略物资，对于建构中原王权意识形态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所以他从中原出发的第一站不是向西进入甘肃，而是向东、向北去往山西雁门关和黄河河套地区。对大传统的玉教信仰和相关神话观念缺乏认识，就无法理解周穆王绕道黄河而去西域的支配性要素，那就是华夏先民关于“河出昆仑”和“玉出昆仑”的神话地理想象。
周穆王去河套地区为的是用玉器祭祀黄河。这种宗教行为背后的动机仍然是神话信仰方面的。文本叙事说：“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劳用束帛加璧。”这里提到两种重要物质，一是束帛，二是玉璧。二者的结合正可以体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核心价值理念。具体地看，束帛即丝绸是用来包装玉礼器的。穆王祭献给黄河的正是西周王朝专业生产的玉璧。如果要追问西周生产的大量玉礼器的原料产地，那就是自甘青到新疆的祁连山与昆仑山地区。三、研究与开发展望：玉石之路东段三条路径
从史前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伴随着重要的兵器和礼器革命。从玉石戈到青铜戈的演变过程，看华夏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发生意义，可以揭示西北游牧文化元素对中原文明建构的影响，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玉石之路东段的三条道路：北道即黄河道，中道即泾河道，南道即渭河道。由这三条路径的存在及其文化传播作用，可以论说以陕北石峁文化及甘肃平凉地区方国卢方等为代表的西北玉兵器文化对中原王权玉礼器体系形成的贡献。
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2009—2012）“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于2012年5月完成结项，中期成果发表 A&HCI 刊物和CSSCI刊物论文25篇，所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中华文明发生的特殊奥秘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由来。可拓展的后续研究课题是：“玉石神话：玉器时代意识形态与玉石之路——文献与田野考古的双重视野研究”。希望能够联合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的玉文化研究专家力量，拟在上海交大新启动的项目是“玉石之路与中华文明探源”。一期子项目“玉石之路黄河段的田野调研”。其基本宗旨是：国家文科最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创新性延伸，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西部大开发国策，通过跨学科协作攻关，结合科学与人文、实证与阐释，探寻中国文化模式的特殊性，确认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原型。
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最核心的信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仑。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玉石之路与黄河上游河道的神话性重合，值得做深入研究。从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玉器到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
启动一项覆盖豫晋陕甘宁青新七省区的玉石之路调研项目，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难题中的关键攻坚点。项目包含神话研究、历史研究、人文地理研究、考古研究、地质学、矿物学、交通史和经济史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等，形成多学科的交叉领域，能够有效促进学科知识的互动与创新，阐明华夏国家三代王权用玉资源的由来，解释为什么万里以外的和田玉能够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所一致推崇的意识形态符号。
这样的研究有其社会效益和品牌开发价值：“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其深厚历史文化蕴涵，可探讨和可持久开发的文化附加值极高。其媒体推广效应和商业品牌价值，初步估算应以百亿计。以西方的希腊神话“黄金时代”为原型的贵金属黄金，如今已经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通用的金融衍生品；以中国的美玉神话为原型的昆仑山和田玉，目前虽然其单位价格已经远远超过黄金（目前顶级羊脂白玉的市场价格在每克一万元到数万元之间），但是其流通效应还仅限于在中国一地，美玉作为金融衍生品的保值增值功能，尚有待于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向全球市场拓展，其发展空间有多大，可想而知。
作者简介：
叶舒宪，湖北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丝绸之路的精神之维
杨煦生一随着中央政府关于“一带一路”的重大决策的出台，有关“丝路”的各种言说，一时占据了官方和民间各方的视野，成为各方，尤其是学界的热议话题。（根据未经证实的传闻，单单西安一地，新增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有关“一带一路”的机构逾百，可见这种热度之一斑。）
在所有关于丝路的言说之中，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议题自然而然地占据核心。这确实是丝路话题的题中历来必有之义——丝绸之路作为一道连接“中国”与“天下”、连接亚洲和欧洲甚至东北非的地理大通道，不管是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帝国，还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都理所当然地该享有这样的关注。
任何地理通道、特别是跨区域跨文化的通道的开辟，都一定隐藏着强烈的驱动力——不管这种驱动力是关乎政治合法性或政治空间的开拓、关乎经济利益、还是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对大汉帝国而言，面对虎视眈眈的匈奴，大汉王庭及臣民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为远交近攻计，于是有了张骞被称为“凿空之旅”的伟大而成功的历险。一般而言，丝路总首先被作为“商路”来理解。对丝路西端的“大秦”——罗马帝国而言，奢华成性的罗马贵族社会对来自远方的丝绸的需求，毫无疑义也是丝路成为欧亚通衢的巨大推力：与黄金等价的丝绸不但满足着罗马贵族肌肤和视觉审美的细腻感受，更满足着他们的在公共场所并不细腻的社会尊荣感和自我确认感。于是乎，商旅前赴后继，驼铃便坚定地穿越了欧亚大陆上无尽的崇山峻岭、冰山隘口、荒漠戈壁。政治的（忧社稷、安天下）、经济的（通有无、逐厚利）各项动因交相作用，最终完成了这场世界史上卓绝的凿空和穿越。对地中海世界而言，汉帝国不再是希罗多德时代的那个“北风之外”的遥远迷离的传说；对于汉帝国的人们而言，“黑海西头望大秦”（王国维早年诗句），作为西王母昆仑山再也不是古代先民天下想象中的“西极”或大地的尽头，今天我们称之为欧罗巴的那片地域，也并非那样的遥不可及。
这里，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信念，恶——首先是神学意义上的恶，而不是法律意义上或者伦理学意义上的恶——作为历史的动力，确实是一种洞见（这种信念为诸多哲学家以不同方式阐释过，黑格尔式的恶的历史哲学意义的阐释，以恩格斯为著）。在丝路问题上，大概郑和可能是一个例外。海上丝路上，郑和船队风帆蔽日，数十年间七下西洋，这出横亘了太平洋印度洋水域的海天大戏，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一个绵延千古的大谜——其真实动因的问题，迄今依然扑朔迷离……二
但是，丝路这一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确切地说，丝路话题所必然关涉的精神之维——则似乎还远远没有展开。我的一点初步的思考，主要围绕着有关丝路的精神维度，在这里先简单梳理一些基本的要点。
首先，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天下意识的民族的自我证成之路。古代中国先民和古代希腊人是两个最早拥有成熟的天下意识的民族。“天下”（普天之下）与Ökumene（普世，即环地中海的文化世界。西方学术版图上的普世神学等学科，今天还使用着古代希腊人所贡献的并传承下来的这个概念）是欧亚大陆两端这两个文化民族在轴心时代便已经拥有的观念。人类生而隶属于大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任何一个民族天然地拥有一定程度的地理中心主义，这是再自然不过、无法非议也无须非议的事情，就像一个人类个体天然地具备某种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样。同理，正如一个人类个体的成熟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历程（通过语言、教育、礼仪和其他文化活动、实践活动参与并融入社会共同体）一样，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超越那种天然的地理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历程，更是一个艰难的醒觉过程和实践过程。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先民和古希腊先民的天下和Ökumene观念的自觉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事件——尽管这一切似乎是平平淡淡、自自然然发生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轴心时代，这一切都并不是假借外力甚至外来冲击和压迫而发生，而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生发出来的洞见。
从天下意识的产生，到具备天下意识的民族的自我证成，这其中还有更为艰难的历程。非常笼统地说，古代希腊民族的证成，是通过亚历山大东征，通过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弥散和融合，特别是通过罗马帝国的扩张、希伯来文化的融入和基督教的诞生，以及后来由东方世界保存的经典回归所导发的文艺复兴等漫长的历史事件达成的。而中华民族的自我证成之路，就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而言，是通过丝绸之路（陆上和海上）达成的。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品格，二者都不是那种主动传教的文明（希腊文化的主动传播，主要得益于两希文明相遇之后基督教文化中那种必须“把福音带到地极”的强烈且主动的使命感）。中国文明不但不是一个传教的文明，更是一个有两千年取经史的文明。这其中，过分早熟的原儒文化，无疑提供了极为根本的思想基因。孔老夫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的质朴自信，“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的自我诫命，无疑是这种非传教文明的预先安顿的精神注脚。所以，中华文明的作为“天下”文明的自我证成过程，恰恰不是以思想文化的主动传播作为前提的（当年，取经的玄奘似乎循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翻译过梵文《道德经》，然于今无迹可寻）。通过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欧亚大陆绝大部分的宗教接踵而至来到中国，并且落地生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沿袭的正也是中国文明的取经传统，是丝路上发生的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学习和转化。这里似乎没有太多文化强迫症的踪迹可寻——而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漫长历程之中，中华民族的自我证成，在不期然而然之中发生。
其次，丝绸之路绝不仅仅是一道商旅往来之路和民族迁徙之路，它更是一条文化融合、族群共存的精神之路。这一层面之思还有待开启，其意义如何估计也可能都不会太小。
就陆上丝路而言，关于作为“丝路前史”的“玉石之路”的论说在今天该如何展开，还有待田野考古的进展和文化人类学的演绎。但是，仅远早于汉武时代逾千年的安阳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的数以百计的精美的新疆青玉和白玉，便足以坐实西汉之前的“丝路前史”的存在。汲冢竹简中以周穆王为男一号的《穆天子传》是不是信史虽然还有待落实，但它显然不是纯粹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这似乎也是已经不争的事情。玉石之路存在的事实，向今天的人文学术彰显着一个有关先民信仰体系的大问题，这是一个起码需要从信仰体系、政治合法性来源、审美维度等多维角度同时解答阐释的问题。这不啻是对丝路的精神之维的逼问。
单单汉武时代张骞“凿空之旅”之后的丝路，便无疑已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大奇迹之路。除了地理大通道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必然功用之外，丝路更是欧亚大陆及北非的地中海地区各大文化、族群和宗教相遇、相融、共生、共存的大舞台。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条地理通道的世界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可以与丝绸之路媲美。丝路的这种世界史意义，诚然建立于它历史的悠远、地域的广阔，生息于沿线的种群的繁杂和这些种群各自文化背景的殊异、各种历史悲喜剧的壮观跌宕这些因素之上，而更奠基于它的精神之维上——欧亚大陆上的各大宗教，几乎都在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拥有自己的信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艺术遗迹。丝路沿线的所有社会组织、生产水平、生活方式、精神背景、宗教信仰如此殊异的民族和人群，如何相遇、如何相处、如何共存，这一个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一直自然而然的问题，恰是今天世界人文思想界在涉及文化对话时的一个重大话题。
我们不妨作一下这样的比较：就地理通道和地理发现的世界史意义而言，大概没有出于大航海引发的美洲大陆的发现之右者。然而，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后，接踵而来的，则是印第安土著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所遭受的大规模屠戮和被胁迫的宗教皈依，以及后来全面展开的殖民和贩奴运动。数百年之后，北美的新教社会和南美的拉丁化的天主教社会，毫无疑义主导了这片大陆精神生活的主流。原住民的精神生活模式，几乎只成为文化人类学家的一个小小的专门对象领域。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几个年头中，欧洲举行的有关美洲大陆发现500周年（1993）和利玛窦入华400周年（1992）的各类纪念活动、研讨活动甚多，但是，这些活动的基调却大大不同——在有关地理大发现的会议，基调往往是对殖民主义的谴责、控诉和反思，以及对冷战结束之后的新的世界格局的警醒。而有关利玛窦入华的会议，基调则往往是一种对本来堪称成绩斐然而后来中断失落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抱憾和反省，以及对中欧之间未来的文化关系、这种关系对未来人类精神生活可能发生的积极影响的积极展望。我参加过当时举办于德国的一些研讨会，感慨良多。在一次会议上，一个阿根廷的女学者对我直言：“你们中国人跟我们的感受肯定是很不一样的，想象一下，在今天的阿根廷版图上，当年大约就有600万印第安土著被屠戮。”是的，历史的确如此。发生于500年前美洲大陆上的惨烈历史，并未发生于中国土地上，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阶段，中欧之间尚是两大平等的文明实体。这是两个已经自我证成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谓的中西之间的冲突，文化意义上，应该始于礼仪之争，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全面意义的碰撞，则是19世纪之后的才全面登台的悲怆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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