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大前研一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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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试读：

安倍政权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为此决定出台规模为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但我认为这绝非是精神正常者所为。虽然政府估算这个对策能提升1.3%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过，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经济对策最终会以“如意算盘打得响”而告终！

这是因为日本的失业率目前仅为3%（2016年7月为止），几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而之所以能达到充分就业，则是因为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饮食、零售、酒店、旅馆、护理、保育等多数业界，都曾遭遇严重的人手不足的困扰。而在这样的时刻，诡称是经济对策而乱撒钱，据我所知是历史上的首创。而且这种做法违反了所有的经济理论。自凯恩斯以来，所谓乱撒钱的经济对策，一般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得不增加雇佣的情况下才采用的。而日本经济无法增长的原因，则在于设备投资及个人消费没有得到改善。

设备投资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则是今后少子化、高龄化趋势将越发加速，人口越发减少，从而导致日本失去将来性。因为并不存在有将来性而不愿投资的经营者。据我的判断，如若投资者现在投资，首选并不是日本，而是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海外国家。

而个人消费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如今的日本，人人丧失了欲望不说，还对将来抱有不安。为此，即便是微涨薪金，也与消费无关，而是转向了储蓄。因此，为了刺激消费，就必须消除人们对将来的不安。

不过，如果安倍政权越是为自己做不着边际的宣传，国民就越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抱有灰心丧气的想法。诸如“让安倍经济学这台发动机最大限度地转动起来”，或是“没有瑕疵的经济对策”，以及“28万亿日元，属第二次安倍政权以来最大规模”等。这恰恰才是即使实施了安倍经济学，也无法使得景气有丝毫回升的悖论，同时也是我倡导“心理经济学”的最佳时点。 “最后有国家来照料”的安心

无论是安倍晋三首相，还是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或者还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教授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他们都信奉“20世纪经济学”：如果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GDP就会大增。

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在日本已不再有效。这只要看“马歇尔K值”（Marshall K）的推移，就能明白。所谓“马歇尔K值”就是指：对表示一国经济活动总量的GDP来说，用指标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否在一个适当程度的常数。不过，这个K值在日本则是不断上升。这也就是说，即便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对处于少子化、高龄化的日本来说，若仍用过去一样的效率，就无法被市场吸收（等于GDP无增长）。但是安倍首相和黑田总裁们则对此不能理解，他们提出了28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大量买入国债向城市增发货币量，并实施导入负利率金融政策等。这分明是人人“欲望”满满的“20世纪经济学”。如今的日本，即便向市场抛出再多的资金，都无法被“低欲望社会”所吸收。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将来的不安”。对这个现实必须要充分理解。

安倍首相认为，只要上涨工资，国民的钱就能花在消费上，因此要求企业上调薪资。但问题在于，如今口袋里有钱的并不是领薪水的上班族，而是退了休的高龄者们。这些高龄者的子女那一代，如前所述，即使工资略有所涨，但在房贷及教育经费等方面却有过多的花费。这些人由于对将来抱有非常大的不安，也就绝无可能掏钱滋润消费市场。而高龄者自身也有莫名的不安，为此也在控制消费。换言之，日本现在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在抑制欲望拼命存钱，以此想把对将来的不安降至最小化。

反观而论，如果能消解面向将来的不安，国民就会自然而然地掏钱推动消费。为此，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计划。要让持有个人金融资产1 700万亿日元的一大半高龄者，吃好喝好玩好，对于一些尚属健康的高龄者，要打造让他们继续工作的环境，或者为他们致力于义工及社会活动等创造条件。如果由于患病或受伤等原因无法参与这些活动，政府要给予国民这样的信心：“国家会照料到你们最后，因此请安心。” “改变生存方式”将成为经济政策

这并不是说想单纯地优待老人。由于超过了平均寿命，因此如果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只有干脆从容地接受死这一事实。为此，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我认为，需要制订属于自己的明确的人生计划。

这也就是说，将漫长的人生分为四个时期：“学习期”、“工作期”、“退休后享乐的夕阳期”和“迎接往生的准备期”。清晰地掌握各个不同时期的节律，制订好不同的人生计划，那么，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你就能说“我的人生是最棒的”。虽然根据人生计划必须制订相应的财政金融计划，但是许多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都是为了“一旦有事”而一味储蓄，他们并不设定使用这些储蓄的明确基准和计划。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针对只顾存储金融资产的高龄者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要他们更多地花钱，并称：“在电视上看到一位90岁的老人，还表示担心自己的未来，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活多久啊？”虽然这个发言引发热议并招致了批评，但我认为大体意向没有错。退休后还一直抱有“不安”，还维持“低欲望”的生活，这怎么能行？显然，只有改变日本人这种活法的改革，才是当前最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政策。

但是，第三次登场的安倍内阁，却提出了所谓的“劳动方式改革”，真是糊涂透顶。这种以缩短长时间劳动和上调最低薪资为目标的改革，想做一个事无巨细的微管理者，恰恰显现了安倍政权的恶习。绝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事无巨细，而是借由废除一些根本性的规则，得以诞生一种自由的学习方式、自由的劳动方式、自由的赚钱方式和自由的生存方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种投入巨额税金的经济对策，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下一代人向国家贷款会越来越多，国民也就越发显现不安的态势——我的这本拙著《低欲望社会》，论述的就是如何摆脱这种“安倍经济学的悖论”，如何才能让日本经济迅速反转掉头。这本书，在2015年出版了单行本，2016年10月又出版了经过扩充修改的文库本。

让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对基于古典经济理论的安倍经济学，大声说个“不”字。我衷心期待着，纵然只多出一名读者，也难能可贵。2016年10月大前研一前言不再以《坂上之云》为动力的日本人  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的都不准

前些日子，从长野县停车场经营者那里，听闻了颇耐人寻味的一段话。停车场投币机里投入的纸币币种，经济景气的时候，10 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居多。经济不景气的时候，1 000日元纸币或100日元硬币以及皱巴巴的纸币居多。情况不好不坏的时候，则是5 000日元纸币和500日元硬币居多。这就非常有趣了。而2016年的夏季，10 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奇少，1 000日元纸币和100日元硬币，甚至是10日元硬币和皱巴巴的纸币奇多。这是包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代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内，从未有过的现象。

虽然这只是单纯的地方城镇街坊聊天的谈资，但是比起专业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这些谈资有时更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状况。

2012年年底诞生的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借由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承诺今后10年内实现经济增长。让名义GDP增长率平均达3%，实际GDP增长率平均达2%。

虽然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1%（全年为1.6%），但在增加消费税后的2014年4—6月期间，换算成年率实质减少7.1%。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民间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在同年度7月调查中预测，调高消费税的快速实施及反弹作用，将使GDP减少4.9%。但实际的跌幅却大大超过了预期值，其结果显示了日本经济的急度减速。另外，在同年度10月调查中，经济学家们又预测7—9月期间，实际GDP以年率换算将平均上扬3.66%。但这回又大大颠覆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换算成年率的结果，则是萎缩了1.9%。接着在11—12月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在2015年1月调查中，预测经济增长将由负转正，GDP修正为增长3.4%。但其结果只增加了1.5%，虽然GDP时隔三个季度转为正增长，但与事前的预测值相比，下挫近二个百分点。

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负0.03%，是2011年遭遇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时隔三年呈现负增长。但民间调查机构在前一年所预测的平均数值，则是正增长0.9%（0.2%—1.8%）。二者还是有一个百分点的相差。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都不准呢？

一些经济报刊将其原因归结为在预测时，由于各种经济指标本身的误差等，造成分析上的技术因素。然而，这些分析并没有触及本质。

比如，经济学家们分析，2014年4—6月期间GDP大幅下挫的原因，是因为调高消费税前，消费者大量消费后的一个市场反弹的结果。但我认为其理由并不限于此。同年9月，从日本央行公布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察调查来看，显示企业景气状况的业绩状况判断指数（DI），从6月份开始调查后就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就其结果，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10月份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加以说明：“比预想的要好。业绩状况判断指数维持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他并表示“景气持续处于回稳的基调，消费也朝稳态推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零售界的两强永旺（AEON）和7&I控股公司（Seven & i Holdings），在2014年8月发表中间决算报告。报告显示两家企业的超市业务都呈萎缩状态。同年9月，四家大型百货店的营业额，除了三越伊势丹，其他三家都低于去年同期。就算偏袒而言，经济状况也最多是原地踏步，手头紧，消费低迷则是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安倍首相在秋天召开临时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仍然不忘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效果：“有效招聘倍率（理论上招聘倍率可以反映统计周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当招聘倍率大于1，说明职位供不应求；如果招聘倍率小于1，说明职位供大于求。）达到了时隔22年的最高水准。”“今年春季，许多企业将会上调薪金。”另外，安倍首相还进一步主张经济的“良好循环论”：“股价上扬与消费相连。消费有所增加，企业收益就有所提高，薪金也因此上调；而薪金上调，消费就进一步增加”。显然，想藉由“良好循环论”将安倍经济学正当化。但问题在于，日本与美国不同。日本人个人几乎不持股票。所以因股价上扬带动市场良好循环这个现象，至今没有出现。而因股价上扬薪金也上调的说法，也是首次耳闻。恐怕只有压低薪金，企业收益有所提高，股价才能上扬吧。

虽然不知道为安倍首相撰写这份施政演说讲稿的是谁，但也呈露出对日本经济构造的无知，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的出现

即便如此，安倍首相仍然在国会大选时，持续主张安倍经济学，并打出“唯有这条路”的宣传口号，选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本，许多自民党议员为了阻止被“增税派”的财务省“劫持”而主动计划大选，但从结果看则演变成了对安倍经济学投上信任票的大选。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日本经济终要步入真正的危险水域了。

为什么说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安倍首相无法理解目前日本经济直面的根本问题。而一直主导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智囊们也有责任。担任内阁官房的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浜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还有特地受邀来日本、并被引见给安倍首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因他们提出通胀目标论等误导性政策，招致经济的大混乱。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支配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不再适用21世纪的日本经济。那些大肆挥舞过去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者们，他们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低欲望社会的出现”。

因日本央行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日本一直处于异常的资金过利状态中。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以惊人的低利率就可以向银行贷款。明明所谓的资本成本如此低廉，却没有人向银行贷款。此外，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 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约为380万亿日元。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针对我提出的“低欲望社会”等话题，读者当中或许会有人认为，如今日本经济不景气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这样认为，经过“失去的20年”，在长期的通缩状态中，由于便宜的商品到处随手可得，便无需购买高价商品，这样就必然导致以低价格、最少量的物品，就可以维持生计了。不过，在日本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暂时的。

诚然，日本已经不可能重拾曾经的高度成长期或像泡沫经济时期的好景象了。但是，低欲望的形成，不单纯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在上调消费税和“安倍/黑田泡沫”下，通货紧缩也逐渐转向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也随处可见。因此，也并不全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低欲望。更进一步说，我无意指责年轻人欲望低下。年轻人无欲本身，如同本书所解析的那样，从某种层面来看，也是合理的选择。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身处这样的社会，日本企业和个人应该如何应对才是？

这种低欲望社会的出现，是人类从未经验过的现象，日本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了低欲望社会。正因为如此，全新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安倍政权所实施的，则是过去自民党十年如一日的乱撒钱政策。

虽然这只是黑色幽默，但这种行为本身就如同在被阻断的轨道线上，列车还朝着绝壁断崖超速疾驶。安倍政权也正朝着破产突飞猛进。  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

后面要详细分析，除去公共事业这一块的经济效果，我认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几乎没有带来经济浮扬效果。20世纪的经济学，可以大致分为“金融”“财政”“成长战略”这三部分。安倍经济学的特色就是对这三部分进行政策组合，并大规模实施。但是这些做法并不适用于21世纪的经济了。

说起来，如今的消费萎缩，是整个日本已经成了无消费意欲的国家所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FLAT35”。这是住宅金融支援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协作，提供的一种长期固定利率房贷。然而即便利率只有1%上下，堪称史上最低，新申请的房贷金额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连长达35年的贷款再搭配不到2%的固定利率，都乏人问津，这在世界上算日本独有的现象吧。日本人（特别是从开始懂事之时遭遇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如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不安，不想背负贷款重荷，是对利率毫无反应的国民，也即反向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国民。这样来说，是多数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衰退。因此，当下日本，即使政府再出台怎样的经济刺激方策，都无法期待消费的增长、经济的好转。

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小说《坂上之云》里，描述了一群为了让日本成为匹敌欧美列强的近代国家奋力拼搏的年轻人的故事。即便经历战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成熟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公司后，都是以能够成为公司高层主管或领导者为目标，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而且坚信这进而也直接关联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且，那时很多国民结婚生子，即便是超8%或10%的利率，也照样贷款盖房买房。如今，放眼世界，与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他们也是与当时的日本人一样，纵使利率再高，也要贷款盖房买车，为自己的梦想而拼命工作。

然而，已经迈入成熟的先进国家行列的今日日本，我认为，国民对自己应该瞄准的目标与理想——也即《坂上之云》中为了国家的奋斗精神，已经再难复现。面对从未有过的现实，我们并不是要像以前一样大肆挥霍税金煽动消费，而是藉由驱动人的心理层面活络经济的方法还有多种。低欲望社会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今后应如何加以应对——对此加以论述，就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诚如后续各章所述，今日日本的“惨状”，我在25年前付梓的著作中就有所预测，并也提出过解决方策。当时我就强调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搁置至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大前研一第一章现状分析“人口减少+低欲望社会”的冲击  如何解读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和少子化，无欲求的年轻人不断增加……毫无疑问，日本比世界各国早先一步面临这些问题。恕我孤陋寡闻，目前还没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能够给予我们令人信服的处置之术。即便是我阅读了近年成为话题的经济学名著也是如此。

比如，就拿成为世界级畅销书的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教授的《21世纪资本论》（日译本2014年由三铃书房出版）这本著作来说，作者用了15年时间，收集了二十多个国家，时间跨度为三个世纪的“所得与资产”的庞大数据，并对此加以分析归纳，最后完成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巨著。

这本书的要旨在于：长期以来由于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扩大，资产的不平等将通过世袭，跨越世代而持续下去。为了正视这个“r>g”的不平等，必须强化世界范围内的对资产而非对所得的课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等人还联名为这本书写下评价颇高的推荐文：“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是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克鲁格曼教授语），“这是一本适时且重要的书”（斯蒂格利茨教授语）。

虽然我的看法与克鲁格曼教授完全相反，但我还是赞同这是一本重要著作的说法。不过，如果硬加以评说的话，我认为该书的分析本身只不过是论述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若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哈佛大学基金等这些世界级的庞大基金的收益率来看的话，有钱人的回报平均约达10%。这也就是说，富者更富。而穷人即使把钱存入银行，现在也几无利息可生出，更何况在发达国家也不见上调薪金。照这样下去，利用资产获利的人与靠工资积蓄的人，这之间的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扩越大。《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之所以引发关注，就在于作者认真分析了庞大的数据，从而得出富者越富，穷人被置于一边越发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的结论。

回顾历史，产业革命后的英国，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扩大，爆发了激烈的工人运动，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后还用了二百年时间进行财富再分配（因而是主张取消规则限制，转向民营化的撒切尔主义，复兴了停滞的英国经济）。

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在短时间里扩大了贫富差。根据瑞士大型金融集团“信贷瑞士”汇总的《财富垄断状况》报告（图表1）来看，2014年财富垄断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俄罗斯，约达85%。中国是从2000年的49%上升到64%，成了这14年来财富垄断进展最快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国营企业民营化之际，一部分人乘机占据了财富。图表1　日本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均等的国家之一资料来源：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4 James Davies，Rodrigo Lluberas and Anthony Shorrocks “田园调布”沦为普通街区的理由

总而言之，作为全球现象的贫富差距问题，我认为皮凯蒂教授所进行的分析和观察是准确的。但是我不同意他主张的对资产实施累进课税作为解决贫富差的方策。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看看日本的情况就会明白。

从全球范围看，日本确实是财富再分配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由于推进累进课税制度，日本和英国一样，不断地将社会主义国家化。依据前面提及的信贷瑞士的报告显示，财富再分配推进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47%），第二位就是日本（49%）。在被调查的国家中，财富垄断率在50%以下的只有这两个国家。

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包含居民税在内的所得税，最高超过了80%（参见图表2）。虽然现在最高已经下降至55%，还是比江户时代的“五公五民”（一种租税征收的比例：农民收获的一半作为年贡交付于江户幕府，剩余的一半归属自己）来得高。但就其结果而言，日本成了世界上财富集中程度较低的国家。

与其他各国相比较，日本的遗产继承税偏高，其最高税率甚至超过了50%。为此，我有一位在东京田园调布拥有房地产的朋友，听信了财产继承顾问的建议，为应对遗产继承税，以贷款的方式在自己的用地上建造出租公寓。然而，不久泡沫破灭后地价下跌。这位朋友死后，遗产继承税确实变零了，但贷款额超过了继承的财产。结果造成留下债务给子女的悲剧。由于同样的事例还很多，因此即便是曾经的高级住宅区田园调布，如今也是格局变小，遂成普通的街区了。

自2015年1月1日开始，遗产继承税的最高税率上扬至55%。与此同时，基础控除额也从原本的5000万日元+（1000万日元×法定遗产继承人数），减至3000万日元+（600万日元×法定遗产继承人数）。这样一来，有更多的人被纳入了遗产继承税的课税对象范围。有了这项苛酷的税制，原本还算能获得收入和资产的人群想要获取更多收益的刺激，则荡然无存。图表2　所得税＋居民税的最高税率曾经高达88%

这就是皮凯蒂教授主张的财富再分配的一个形式。不过，为了解决拥有财富之人与未拥有财富之人之间的不平等，导入类似日本的累进课税制，向容易收取税金的富人下手，我认为这是悲伤的物语。因为在日本，纳税负担并不平等。在税制方面给予了医生或农民极大优惠。而所得税起征收入金额，单身者是114.4万日元，一对夫妇是156.6万日元，夫妇与两名小孩（大学生与中学生）是261.6万日元。从所定起征收入金额看，无需缴纳税金的人可谓众多。

在我看来，依据职业的不同而在税制方面给予优惠，或是由于收入少而免缴所得税的做法是奇怪的。因为这种做法脱离了共同负担、共享利好的民主主义原则。为了维系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这样一种制度：按照所得负担税金，享受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公共服务。如今，应该有很多日本人对“人人均贫”的现状感到郁闷。果真是这样好吗？我们要反躬自问。  违反民主主义哲学的累进课税制

如前所述，就以认真分析庞大数据这一点而言，托马斯·皮凯蒂教授的《21世纪资本论》这部著作是重要的。但是托马斯·皮凯蒂教授主张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贫富差距扩大的解决方策，其结果就是缩减了人们的欲望与渴求。而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一个没有利润动机就没有赚钱动力的社会。

而且，极端的累进课税制是违反民主主义哲学的。因为民主主义是“一人一票”。若像日本那样，收入高的人包含居民税在内最高可课税55%，收入低的人（课税最低限以下的人）则可不课税的话，会形成这种状况：明明选举投票时大家的权利是相同的，纳税义务却有如此大差。我认为，保有活力社会的一个界点是：即便是收入低的人群，也应最低缴税5%，即便是累进课税制的高收入人群，最高税率也应控制在25%左右。

问题还在于，政府和国会议员向持有组织票源的团体讨好谄媚，反复承诺对票源数居多的低收入阶层的服务。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原本高收入者应该能为社会做出更多样化贡献的，却因为自己缴纳了高额税金，已经尽了相当义务，这种意识催生了一批缺乏社会公益精神的“心胸狭窄的富裕阶层”。

不过，我认为，如果没有“越能赚钱就越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动力欲望，社会就不会发展。  日本成了人人皆贫的国家

与民主主义最为搭配的税制是“单一税制”。虽然世界上导入所得税率10%—15%的单一税制国家为数不少，但若是所得税一律以15%课税，收入200万日元的人要缴纳30万日元，收入2亿日元的人要缴纳3000万税金。在这个时点上，两者负担的税金差已达2970万日元。累进课税制则更是扩大了这个税金差。

假设把《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第一章的主题归为展开现状分析，第二章是提出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第三章的主题则是：“那么，怎样做才能让富裕阶层为社会做出贡献？怎样做才能让国民充满活力？”恰恰是在这点上，今日日本的税制，毫无作为。图表3　日本走向人人均贫

所谓21世纪的国际竞争，也即优秀人才的争夺战。在这方面，恐怕日本连参赛权都没有吧。只要一听说日本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和遗产继承的税率，想在日本居住的优秀外国人，应该是没有的。2015年遗产继承税再次调高，连日本的富裕阶层也都要相继移居海外了吧。

说起来，当今日本不景气的原因在于，明明个人金融资产达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资金达380万亿日元，但这些资金就是不流入市场。虽然安倍首相不顾调高消费税是否会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在国会大选中打出这张增税牌，但其实只要将未流动的金融资产课上1%的税金，国库就会增收20万亿日元。像日本这样发展处于停滞的发达国家，资产税是适合的税制。我对此加以提案的理由，也正是在这里。

虽然对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年年上涨薪资，所得税采取累进制是可以的。但对已经成熟、经济不再增长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不再上涨薪资，针对所得的累进课税制，只能与“赚钱欲望”的丧失相连。另一方面，正如皮凯蒂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利息和投资回报率高的发达国家，富人会将收入资产化，并用其资产衍生资产，因此对资产课税是合理的（至少在日本，由于采用累进课税制，国民并没有运用资产获利，因此我提案采用单一税制）。图表4　“M型社会”，个人储存越来越多的资产

就国民所得而言，日本在这十多年间，无论哪个阶层的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我从以前就开始分析“M型社会”，但就算处于M右侧，年收超1200万日元的高收入人群，也出现同样情况。处于M型中间的中产阶级在减少，低收入阶层大量膨胀，连平均所得都是往左偏移（参见图表4）。即便是高收入者，他们也感到赚得越多纳税越多，因此也就丧失了“变得更有钱”的强烈动力与活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沉沦于人人皆贫——今日日本无可辩驳的现实。这样果真很好吗？《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个话题的很好起点。  还是皮凯蒂对日本不够了解

2015年1月，皮凯蒂教授访问日本。并针对著作里未曾涉及的日本贫富差距问题，陈述见解。比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指出“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中”，“即使消费税上扬，也不会产生太好结果”，并提出“应该采取累进课税制，对拥有资产的高收入阶层，课以高额税金，下调无资产的年轻人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等看法。

如前所述，皮凯蒂教授的学术观点是：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因此导致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扩大。借由世袭，这种资产的不平等，跨越时代被持续了下去。要拨正这种不平等，政府的做法是必须强化对资产而不是所得的课税。由于大家都推崇“皮凯蒂理论”，就连国会开会时“贫富差”也成了争论焦点之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皮凯蒂教授对今日日本还是不够了解。

之前我曾有说过，虽然皮凯蒂教授的数据分析有洗耳恭听的价值，但很难同意他所主张的把对资产采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解决贫富差的方策。我的这一立场基本没变。这是因为在日本，资本收益率极低，所以贫富差别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日本不动产大幅升值，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时期的事了。从那以后，几呈持平状态，而很多非都市地区都在下跌。金融资产也在90年代后半，其利率徘徊在约4%—5%左右，但现在定期存款利率却低于0.2%。而高于这个利率的金融商品，不是短期的特例就是有风险类的。这也就是说，日本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不分上下，几乎为零或为负数。因此，在日本国内“资产增值”就变得难于上青天。

确实，好像也有一些数据让人产生怀疑：日本的贫富差距是否在扩大？如“相对贫困率”（所得水准低于“中间值”一半的人口比例）和“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不均的指标。用从0到1的数值来表示，越接近1，收入差距就越大）等经济指标。不过，在日本并没有出现任何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而在海外，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中国，都能看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如在这些国家的大都市，既有宫殿般的高级住宅，同时也有贫民区的广泛存在。但这样的状况在日本很少看到。城市里也并非到处都是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另一方面，如果要问日本近年来，都是哪些人成为有钱人，主要是公开募股（IPO）的企业创业者，或是从父母那里获得转让股票，以资本获利者，但均属极少数人群。如此而言，我们只要不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而是从微观经济的视点出发，观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就会明白日本的贫富差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扩大。而且我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公平，财富集中状况最为少见的国家。换句话说，日本是世界上“最为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我的思考点在于：皮凯蒂教授主张对有钱人采用累进课税制，课收高额税金的做法，完全不适合于日本。  资产课税一律采用单一制

皮凯蒂教授进而还针对日本政府不论国民收入高低上调消费税的做法提出批评，声称这样做“不会产生太好的结果”。为此，他亮出自己的提议：纠正日本贫富差的处方，就是要强化对富裕阶层在世界各地的资产课税。针对皮凯蒂教授的这一提案，安倍首相给予了否定的意见：称对全球资产强化课税，就“执行而言有非常困难的一面”。

从财务省的视点来看，当然也是这个结论。在我看来，目前财务省最想做成的一件事，就是上调消费税至10%。强化资产课税则是其次的。安倍首相的这个发言，或许也是听取了财务省的意见。

关于消费税，我与皮凯蒂教授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应该按照预定的计划提高至10%。同时我又认为，并不应该针对末端消费课征消费税，而应该针对伴随着经济活动产生的附加价值（财富创造），导入在所有流通阶段一律广征增值税（VAT/Value Add Tax）的做法。这个税率如果是10%的话，日本的附加价值总额相当于GDP的总额，也就是约500万亿日元，因此税收可达50万亿日元。

此外，皮凯蒂教授提出应该改为对资产课税的意见，我在20年前就有所提及。由于日本对资产的课税既不均等也不公平，表现出过轻的倾向，因此我赞同这个说法。不过，我反对针对资产金额采取累进课税制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会削弱人们增值资产的动力。

我的提议是：针对拥有存款、股票等流动资产和不动产等固定资产的所有人，包括遗产继承人在内，一律采用单一税率制课税。如是这样的话，就能对有钱有资产的高龄者及继承人课以较多的税金，对不太富裕的年轻人课以较少的税金。这种并不针对收入而是针对资产课税的税制，对已进入成熟发达国家行列、收入不再增加但资产总额庞大的日本而言，是最为适合的制度。在经济还在增长、收入还在增加的国家，对所得课税，针对已进入成熟发达时期，收入不再增加的国家，则改为对资产的课税，这是常识。

日本的个人及法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合计约为3000万亿日元。若以时价的1%加以课税，税收就达30万亿日元（企业为了生产和经营所拥有的资产不予课税）。增值税和资产税合计约为80万亿日元，而国家一般会计预算约为100万亿日元，若能从中削除20%，即便废除所得税、法人税、遗产继承税等其他所有的税金，也能达到收支平衡。为了减持国债，或许有必要度过一段“苦涩的黑暗期”：诸如在一定期间内资产税从1%增至1.5%，增值税上扬至15%等。

不过，皮凯蒂教授提出“用累进制强化全球资产的课税”主张，从现状看则难以实施。即使能实施，我认为只会在全球增加富人专属的避税天堂。相较之下，比如日本这样经济成熟的国家，废除遗产继承税，改对包括继承人在内的资产所有人，实施“单一的资产课税”，不仅能提升消费（即经济），也是纠正贫富差距的有效处方吧。  从危机的教训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的美国

不了解当今日本经济的，并非皮凯蒂教授一人。继《21世纪资本论》之后，被评为“最右翼”畅销书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阿迪夫·米安（Atif Mian）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阿米尔·莎菲（Amir Sufi）教授合著的《房债》（House of Debt，日译本2015年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一书。这本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该书收集了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资料并加以分析，力证借贷高额房款的购房者们，一旦房价下跌，就必定严格控制消费，使得市场经济更低迷，并且还指出中低收入阶层的借款增加，将招致经济不稳定。

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出现，两位教授提出一种叫做“SRM（责任共有型房贷）”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房价下跌时，认可借贷者还款金额的减额；当房价上升时，调升借贷者还款金额。但我认为，这正是学者们喜爱的“纸上谈兵”而已，毫无现实的指导意义。更何况《房债》这本书的背景，原本就与当今日本经济状况不符。

现在，美国的经济景气度在回升，道琼斯平均股价不断刷新史上最高值，美元汇率也一枝独秀，以企业设备投资和住房为中心的个人消费也在持续扩大。其中，受惠于汽油价格的下跌，包括大型汽车在内的销售势头看涨。2014年新车贩卖数为1652万台，超过了2007年的1615万台，恢复到了次贷危机前的水准。2015年也达到了1747万台，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持续保持良好势头。

但是，由于伴随而至的次级车贷数量激增，其他领域的次级贷款也达到高峰，市场感受了“第二次次贷危机”的恐惧。这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从上回的次级房贷危机中习得任何教训，这回才引发了次级车贷，不过转换视角来看，美国就是一个如此的“欲望过剩社会”。  年轻人不愿背负危机

问题在于，日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提供长期固定利息的房贷“FLAT35”，其利息即使为1%，贷款人数也未见增加。车贷利息是2%左右，然而2015年新车贩卖台数，与赶在调高消费税前的2014年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减少了505万台。特别是反响巨大的轻型汽车，与2014年比下跌至83.4%。

在美国，房贷和车贷利息，即便是高级贷款利息（信用等级高的消费者），也约为4%。一般而言，利息若为5%以下，贷款人就会蜂拥而至。但在日本，利息即使再怎么低，也没有人来贷款。其理由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因为日本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低欲望社会”。

当然，日本的家庭收支中也有负债的。不过，依据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平均而言，每户负债金额最多的是四十多岁的978万日元（但储蓄也高达1033万日元）。随着年龄的增加，负债金额趋递减，储蓄金额趋递增。到了70岁以后，负债金额将至96万日元，而储蓄金额则增加了2197万日元（参照图表5）。图表5　由于担心老后生活，高龄世代的储蓄额巨大

最近，由于退休后开始支付养老金的年龄有所推延，出现了无法还房贷或坐吃储蓄老本的“老后破产”现象，但是，还是有大半日本人，在其临终之际，都是无牵无挂的无负债状态。而且在日本，三十多岁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超过了50%，四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75%，五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80%，六十岁以后则达到了90%。持房率如此高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吧。

日本的持房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原因在于非都市地带，现在用500万日元左右就能买到二手的一户建房（独幢楼房），或得到父母的资助，或重新装修父母房子的人也很多。即使东京等大都市现在也是如此，继承从地方上东京打拼的第一代人所留下的房子，或是将其转手用其资金购买其他房子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不在少数。因此，像以前一样不啃老独自购房，背负3000万日元至4000万日元房贷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另外，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由于自开始有所追求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的20年”那通缩不景气的黑暗时代，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只是房贷，连结婚生子等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

在公司上班也是如此。工资基本不涨，自己想干的事又不能干，而只有责任变重的职务，令人失去干劲，这样的年轻人在增加。在我们那个年代，谁都想崭露头角，最终目标是能成为公司总经理。但这样的理想抱负，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丧失殆尽。再加之今后人口减少和超高龄化趋势越发加剧，经济规模的缩小不可避免。由于能潜在地感觉到这种危机，所以都不想背负风险。

现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膨胀至380万亿日元。而在另一方面，国家的借款（政府债务余额）则是GDP的两倍，早已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参见图表6）。概言之，日本的问题并不是房债（House of Debt）而是国债（Country of Debt）。转换视角来看，就是国家一个劲儿地使用个人和企业的储蓄。而当国债暴跌，个人储蓄将瞬间消失殆尽。可以说日本就处在这样的危险状态中。图表6　国家债务最大问题点就是对现实的危机意识偏低

在我看来，日本这种“低欲望社会”现象，恐怕是阿迪夫·米安教授们完全不能理解的。用调侃的话来说，《21世纪资本论》也好，《房债》也好，都突出描绘了日本面临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异常状态。仅此而言，这两本书是有其价值的。除非能理解这种“低欲望社会”，并对症下药（如新版序言所言，回归“坂上之云”年代积极进取、雄心勃勃的日本），否则日本经济的好转绝无可能。  媒体盛传的“稍贵”消费

安倍经济学自起航以来，市场呈现股价上扬、日元走低的局面。媒体争相报道价格稍高的商品好卖，“稍贵”消费坚挺。如据2013年8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3年4—6月决算数据表明，假发制造公司Artnature，推出20万—50万日元的高价定制假发，销售行情见涨。日本星巴克咖啡，推出中心价格为500—600日元的商品以及价格稍贵的甜食风味饮料“星冰乐”，其销路也相当不错。比人均消费不到600日元以及自助式咖啡店，价格稍贵的“咖啡店雷诺阿”，其总店银座雷诺阿也增加了许多商务客，公司净利得到大幅增加。此外，便利店7—11的“Seven premium”等价格稍贵的自有商品，麦当劳1000日元的汉堡，牛肉盖浇饭连锁店的稍贵菜单，戴森（Dyson）无风叶高级电扇等，当时媒体都作为“稍贵”商品作了报道，一时成为话题。

不过，针对这一话题，我在杂志连载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这种“稍贵”的消费现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用不了多久，就会像当时聚集人气的内脏火锅和烧酒一样，变成“稍便宜”的代名词吧。这就是有高有低，经济的不断循环。报纸和电视新闻只抓住三四个事例和现象，立马轻率地用“流行”字眼加以报道，对此我提醒各位的是，决不能随风而舞。

此外，虽然工薪族的奖金有所上涨，因春斗（每年2月至4月，日本工会组织的为提高劳动者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工资标准也有所调整，但除部分大企业之外，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并未看涨。这样一来，在购买“稍贵”商品的同时，几乎所有的消费者就会在其他方面节约，购买“稍便宜”商品或“特价”商品，以此取得支出平衡。总之，一般消费者只是在支出的“分配”上作些微调，而能消费所有“稍贵”商品的，只限于有钱人。

不过，相对而言，日本是个有钱人较少的国家。虽然东京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超过1亿日元资产人数最多的城市，但主要集中在不动产。如果一旦将资产金额拉到10亿日元或100亿日元以上水准，人数就一下顿减。相比纽约、伦敦或新加坡，就显得特别少。这也就是说，想要超过“稍贵”阶段，达到真正的高价消费倾向，是不可能的。

说起来，安倍首相表示“要让国民看到物价至少上涨2%”之后，日本央行导入了2%的物价上涨率目标（通胀率目标）。因此，较之以往，不管愿意与否，日本的物价不得不变得“稍贵”起来。而且由于日元走低，依赖进口的食材等也纷纷涨价。再加上从2014年4月开始上调消费税至8%，所有商品都自然而然地变成“稍贵”，国民生活尽显艰辛。

就在这种状况中，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年轻人持房率下滑的统计报道。根据2012年度《国土交通白皮书》的显示，从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间，30岁至39岁的持房率从53.3%降至39%，不满30岁的持房率也从17.9%降至7.5%。与此相反，不满40岁的借租民营出租公寓的比例，则从39.7%上升至59.7%（图表7为总务省的统计）。另一方面，根据总务省家庭开支调查的显示，2012年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为81.4%，较前年度增加了2.5个百分点，创下近四年来的最高纪录。总括这些数据，表明的一个问题是：40岁以上的持房率有所上升，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持房率有所下降。在我看来，这与“稍贵”消费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又显现出“低欲望社会”的另一面。图表7　未满40岁的持房率下滑 “选择不拥有”的合理理由

我曾在1990年《文艺春秋》月刊杂志上撰文警告：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不动产要跌至仅剩十分之一的价格，因此不能买房。自那以后，虽然我持续提醒国民，日本的不动产价格不会上扬。但还是有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为主的人，在不动产高价时买房，现在则陷入还款的千辛万苦之中。

为什么他们要焦急地买房呢？这固然有被住宅金融公库（现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的“宽松房贷”和养老金住宅融资（现已废除）的“阶段型房贷”（两者都属于终身雇佣、定期加薪为前提的房贷商品。即在最初5至10年间压低还款金额，在宽松期结束后追加支付所剩的部分。）哄骗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还是这批购房者认为“现在不买，以后会更贵”。这里的问题在于：年纪轻轻就背上25年至30年的房贷买房，人生一开始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负债数千万日元。

今后，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的房产价格，除东京中心地带有上涨空间之外，其他地方恐怕永远不会上涨了吧。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公寓房，房贷金额超过了出租金额。这也就是说，如果是同等条件的房屋，用房贷买房，相比每月的还贷额，可以租借到比还款额更便宜的房屋。或许有人认为买房最终能成为自己的房子，有一种安心感。但到那个时候卖出，就变得三钱不值两钱。若想置换房屋，以匹配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变得无法如愿。

至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持房率下降的原因，据国土交通省和媒体的分析，在于薪金上涨迟滞，非正规雇佣（临时工）增加等因素影响下，无法申请房贷或无力支付房贷的家庭户数在增加。不过，从结果来看，他们不选择持房而选择租房，则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对“不拥有住房”，作出了极具合理性的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拥有住房也是适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做法。这是因为一旦拥有住房，当被公司调离工作，特别是被派驻海外的时候，就会成为一大累赘，收窄了人生的选择。反过来，若是不拥有住房，其自由度就高得多。相较于持房者，若能住上租金便宜，通勤时间较短的出租房，其金钱和时间就会更充裕。这一方面提升了生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稍贵”消费或稍稍的奢侈享受，变得可能。

而“选择不拥有”，更是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到来。  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减少”

经济学者或经济学家之所以经常预测失误，是因为用宏观经济指标，已经无法预测未来。而能够正确预见未来的指标，其实只有一个：即人口统计学。

若持续照现在这个状态，可以预测的是：即使再过三四十年，日本劳动力人口（15—64岁）也不会增加，高龄化将会持续加剧。人口减少，才是日本直面的最大问题。

问题在于哪里呢？那就是，虽然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严重的人口减少，但日本政府还没有拿出一个能够改善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案。

当被预测未来会出现人口减少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推出各种对策应对，这多少有助于控制人口减少。正如后面要讲到的那样，在法国和瑞典，为了鼓励国民多生多育，政府提供丰厚的育儿津贴、减免税金等福利。或者，也有很多国家选择从海外接受移民的做法，用以支撑本国日益减少的劳动力人口。但是在日本，这些做法都没有被真正实施。

安倍在2014年10月众议院大会上，回答在野党的询问时明言：“安倍政权尚未考虑采取移民政策。”虽然针对扩大接受外劳问题，也正在推进有关议论，但应对太迟缓，而且总给人杯水车薪的感觉。

关于人口减少这个问题，目前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户籍制度。现在所谓的“未婚先孕”数占了结婚数的半数以上。由于日本有户籍的束缚，一旦怀孕后面临着是“奉子成婚”还是被迫“堕胎”的选择（其实，在日本也有堕胎数是否已超过生育数的推测）。此外，虽然也有不结婚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这个选项，但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下，难以避免的是生活贫困化。

在法国或北欧国家，早在40年前就废除了户籍制，事实婚姻被社会普遍认可。说起来，从世界范围看，还保留户籍制的只有中国、韩国和日本了。而且，户籍这个制度还对提高生育率造成了阻碍。过去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有“人口红利”这个说法。即以团块世代为中心的人口较多的家庭世代，他们的就业和纳税等，支撑了国家的财政。即使国家负债，但将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人群基数也是较大的。但是现在不要说人口红利了，由于人口增长已过峰值，加速的是人口减少，锐减的是纳税人数，偿还国家债务也就越发变得困难。

都认为国债暴跌是很严重的事，但究其原因，也是人口持续减少所致。除非设法采取措施，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否则国家借款和国债信用度的下滑，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曾在《新·大前研一报告》（1993年讲谈社出版）等著作里，就主张废除户籍制以及引进稳定的移民制度。而且我当时还与地方政府、现在的总务省等官方机构多次交涉过，但从结果看，没有任何变化。

面对人口减少这个难题，该如何应对为好？——很早之前我就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但如今的政府，绝对不想认真应对。因而，也只有靠个人和企业各自努力了。

下面，我们将从制度和数据这两面，就人口减少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团块二代没有下一代

首先请看图表8。

201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达到1亿2806万人的峰值，然后转向减少。今后的减少幅度，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预测将会急剧加速。大约到2048年，总人口数将会低于1亿，高龄者和儿童人数，将多于劳动者人口。社会要负担的人数，也将多于贡献社会的人数。

如是这样，国家的正常运作将难以维系。作为一个国家，由于必须确保警察、消防、国防等领域的人员，故企业可聘用的人才将会枯竭。反过来，如果这样的人才进入了企业，国防所需的年轻人就难以招足。虽然谁也无法预知今后的经济将如何变化，但只要看一下人口统计的数据，就会明察多少年后的变化。请参见图表9。图表8　日本总人口数的减幅，今后将会越发扩大

从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不难看出团块世代（60—64岁）人数最多，其次是团块二代，形成第二个人口高峰期。然而到了2025年又将如何？虽然随着团块世代、团块二代各自年岁的增长，形成人口峰值，但团块二代至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结婚。换言之，由于少子化、晚婚化的持续发展，可以得知20岁以下的世代，其人口数完全没有增长。就算我们多么期待，但“团块二代的下一代”还未出生，明摆着是结果。图表9　从人口统计学预测未来

更有甚者，到了2040年，85岁以上的人口数变得最多。到那时，团块二代也都超65岁，进入高龄者行列。但在另一方面，支撑绝大多数高龄者世代的人口数，则在减少。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可以说是明确地向日本发出了“警告”。但在这个关键点上，政府还没有推出任何有效的对策。

总人口的减少和高龄化的推进，将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潜在增长率的低下。同理，由于消费者人数的减少，消费与住宅的需求规模，也会趋于缩小。地区人口的减少招致地区经济疲软。在乡镇，人口数一旦跌破1万，维持行政服务就变得困难。这样一来，就会引发经济规模缩小的漩涡，国家税收也会锐减，财政风险持续提升。

国债的暴跌也开始进入倒计时。这并非盛世危言，而是必将如期而至的事。如前所述，随着今后人口的减少，足以偿还债务的人口，也变得稀少，而国债又无法永久持有而不抛售。由此故，日本的国债什么时候暴跌——是明天还是几年后？——虽然难以预测，但暴跌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动用高龄者和女性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在1999年创下6793万人记录之后，呈递减趋势（参见图表10）。而由高龄者、儿童及家庭主妇等女性构成的非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3年超过了4500万人，之后呈持续增加之势。安倍政权成长战略之一，就是要将这类高龄者和女性，作为劳动力加以“动用”。

但其实早已开始动用高龄者了。如若按原来规定60岁退休，每年会预定减少80万劳力。但现在只减少约40万劳力。单纯计算不难看出，每年有40万人，即便过了60岁还在职场继续工作。但问题在于，即便动用高龄者和女性，到2030年仍约有300万劳力缺口。到2060年，更高达1800万劳力不足（参见图表10）。这样来看，就算动用了高龄者和女性，也不足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图表10　仅仅启用高龄者及女性，也难以应付劳动力不足

这样一来，政府选项就十分有限。要想增加人口，阻止少子化进程，就应该学习法国和瑞典的做法，对产子育儿施以有力的支援，而且要在废除户籍制的基础上，认可更为自由的婚姻形态及家庭形态。如果这些都难以做到，只有走大量接受移民之路。

另外，要想阻止经济规模缩小，就必须激活人口数量明显减少的地区。不过放眼世界，用国策激活地区的成功案例几乎没有。我曾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公共政策课。在讲述“地域国家论”这个课题时，发现让地方经济成功扭转的案例一个也没有。对此，后面各章还会详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多数国家致力打拼的并不是地方，而是都市。如何让都市再生？这样来看，目前政府为振兴地方经济，推进所谓的“地方创生”政策，恐怕也难以期待多大的成果。很有可能就是两手空空，以白忙一场而告终结吧。

再者，整个国家呈现“不增长也坏不到哪里，粗茶淡饭的生活便可心满意足”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一亿全低欲望社会”。当然这也是一个选项，但这样下去国家税收会越来越少，抱有庞大国家债务的日本，终将面临国债（债务）不履行、恶性通胀的风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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